商昌宝 ：小人物见证大历史：不同凡响的南开大学"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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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昌宝 ：小人物见证大历史：不同凡响的南开大学“文革”
发表于 2020 年 06 月 09 日 由 舟巷
作为自传体或纪实性小说的《文革中的大学生》，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文学技巧、语言方面的形式呈现，相反从技术上来说，小说需要提高的地方很多，比如叙事者与作者之间在小说中交叉出现，作者常常忍不住代替叙事者发表议论等，都属于文学创作中的大忌。但如果从文史互证的角度看，小说通过“菁”这个主人公的亲身经历，确实提供了一些鲜活的大历史的细节。

之所以在意这些细节，是因为面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共产极权的红色风暴，史家们以往更看重“造反派”与“保皇派”这些置身于斗争旋涡中的当事人，而常常忽视作为边缘者的“散兵游勇”所见所闻所思。其实，作为个体感受中的大历史，“散兵游勇”有其不了解内情的劣势，但同时也有优势，那就是在观察与感受上的相对客观与中立。

一、鲁迅被拿来当挡箭牌

小说交代，“菁”在1965年考上NK（南开）大学之前，就是一个“出身不好”的女孩，她本人对于政治运动的兴致不大，中学时没写过入团申请书，所以进入大学后就成了全班仅有的几个不是团员中的一个。当团组织派人出面找她谈心时，她在婉拒中举例说：“不入团，一样可以为社会主义作贡献嘛。鲁迅是非党人士，可是对党的事业贡献很大。毛主席都说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呢”。

这样的托词或借口，自然是有说服力的，因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阐释为“三家、九最、一方向”：“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开篇提到两支军队，其中“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这句话在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时删去了。

实实在在的也是最有历史现场感的是，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会标中，唯一能够与毛泽东照片并列的就是鲁迅。由此可见，已故多年的鲁迅已经被捧上神坛，这是所有文化艺术界人士都知道的，包括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在内的所谓官方宣传、文艺部门后来也都是这么宣传鼓动的。

作为1960年代的大学本科生，自然从小深受这种教育和宣传。不过已然成为“螺丝钉”和“齿轮”的他们，大概从来没有思考过，鲁迅与毛泽东的思想一致吗？如果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所以面对“菁”以鲁迅的非党身份为借口，即便是老练的团干部、思想政治辅导员，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其实，关于鲁迅与毛泽东思想是否兼容的问题，不止是南开大学的青年老师和学生们没有思考，就是自认为鲁迅学生的左翼文艺理论家胡风，从1937年阅读毛泽东的《鲁迅论》开始也没能搞清楚，所以先是反对旧的民族风格和民间形式，后来又提出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直到1949年后被周扬等文艺界领导批判，他都没有搞清楚自己如此热爱伟大领袖毛泽东，只是在文艺这一个问题上坚持了鲁迅的启蒙思想，甚至还写什么“万言书”妄图与周扬一争文艺理论高下，直至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仍然不自知；那个自称是鲁迅“义子”的萧军，从1940年跑去延安，就开始大打鲁迅的牌，创办“鲁迅研究会”，每逢纪念日必演讲，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言说：“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结果遭到胡乔木当场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自以为是的萧军会后还坚持鲁迅后期的思想是“发展”不是胡乔木所说的“转变”，几次去找毛泽东继续理论，结果最后在整风高潮时期被撵出延安，直至1949年后被完全边缘化。

小说虽然没有交代“菁”是否真的读懂鲁迅以及是否意识到鲁迅被有选择地利用，但在情急之下能够找到如此有力度的借口，足可见她平时有所思考。这个思考首先得益于她的母亲的教诲。小说中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她母亲的思想情况，但当“菁”去北京被伟大领袖接见后偷跑回家，她母亲跟她说过这样的话儿：“日子真比当年抗战时的兵荒马乱还难哪。那时逃难，还预先有警报，还知道往哪里逃，还有人群相伴；现在不知什么时候就有人冲进来，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能在那个时期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菁”的母亲还保有基本的判断能力。这种言传身教无疑让“菁”在那火红的年代能够做到不完全盲从，即便是在1960年代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四清”运动中，也还可以寻求到一份暂时的安静。

当然这份安静还需要两个前提，其一是自觉选择边缘，或者说公开承认自己思想“落后”甚至“顽固”；其二是持守做人的底线。也正是因为有两个前提，所以当主人公“菁”被强行分配写自己老师的大字报时，面对同组队员添加上的“他妈的”、“孝子贤孙”、“狗崽子”等粗鄙词汇，她为此而不安和羞愧。当读过小说《简•爱》的她看到批判大会上，教授带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一个个地在台上接受批判，不由得想到：“这不和《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描写的痞子斗地主的场面一样吗？”“批判就批判吧，为什么要戴高帽，挂牌子，泼墨水，这样尽力侮辱他们呢？”所有这些疑问，在今天正常人看来，都会做出直接的价值判断，但在从小接受共产党阶级斗争和仇恨教育的主人公“菁”那里，虽然她不可能用极权主义的残暴、独裁政党肆意侵犯人权以及卢梭式的直接民主容易导致暴民政治等修辞去形容，但因为其边缘身份和做人的底线，使她能够发出这些疑问。而这种疑问，在当年就是弥足珍贵的。

二、南开大学与大跃进后遗症

小说接着写道，主人公“菁”入学不久后，就发现化学系留美的老教授，每次上课总是笑眯眯地点名班级唯一一名党员学生回答问题，回答对了就大力表扬，回答不对时就殷切地鼓励。“菁”还注意到，那些来自贫下中农的学生仍感觉到课业压力太大，完全学不会，比如“翠”等。为了安慰这些同学，辅导员给出的理由是：“那些功课好的同学都是城里来的，他们家庭环境好，有单独的房间读书，有书桌，有台灯，不用下田干活，不用做家务，条件好，当然学会好啦。你们贫下中农的子女，要为贫下中农争气呀！”仅有这样的理由和煽动并不能解决成绩提高的切实问题，于是积极上进的学委就出面找“菁”等三个非团员学业却很好的同学，为成绩不好的贫下中农同学补课。这样一个充满善意的举动，却遭到“翠”的“交流会没有贯彻阶级路线”的质疑和批判。为了让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考试过关，学院出台政策，在考试前专门组织老师进行考前辅导，并禁止出身好的同学参加。

从“菁”的这一见闻和遭遇可知，大陆中国因为政治运动导致大学生不再像民国时期那样通过正式考试选拔人才，而是主要靠政治觉悟、家庭出身，所以后来有所谓“老三届”的专有名词，即1966、1967、1968届初高中学生，他们因为赶上“文革”爆发，所以没能正常学习毕业，造成在校学生挤压，于是六届学生同时在1968年被安排毕业，然后响应毛泽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几乎一刀切地都被送到农村。1970年开始，这批人就成为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主力，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甚至一部人还参加了1977、1978级的高考。因为这样的“原罪”，高校学术圈里习惯上看不起“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真才实学，是靠出身上大学的，受此牵连，“老三届”也常常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通过小说可知，事实上1965级大学本科生，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所谓“工农兵学员”早就是大学里的重要风景，而并非是始自1970年。当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诞生于大跃进时期。据《光明日报》1958年9月30日的报道：为了响应扫盲放卫星的号召，南开大学当时一方面在党委领导下，号召四千多名师生掀起群众性的大搞科学研究、大办工厂的高潮，一年就提出二千多个科研专案，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尖端科学的，不少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南开师生还为此提出了“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的战狼式口号。成绩方面，从11日至25日，共完成研究工作一百六十五项，其中理科各系试制成功属于全国第一次生产的产品三十多种，达到国际水平的十九种，世界独创的二种；另一方面招收了大量工农兵学员。

科研卫星可以随便放，反正那个时期各个大学、政府机构、作协等都这么做，也没有人去较真追求责任，但是学生入学后，马上就遭遇学业困境，因为南开大学再沦落，毕竟也与《人民日报》1958年7月8日、8月11日报道的“宁夏已普及中小学教育，一个月办起大专院校十一所”；“山西老羊工宁华堂作为教授到山西农学院登台讲课，而且计划编写一本《新养羊学》”等不太一样。尤其是物理、化学等理工科专业，需要基本的数学运算，这些工农兵完全不具备这些知识和能力。于是，在1961年所谓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政下，在南开大学时任副校长娄平的指导下，劝退了这批所谓第一代工农兵大学生。这也是娄平在“文革”开始之初，作为资产阶级治校被再次批判的直接原因。

三、北京“文革”与南开“文革”

小说写道，主人公“菁”考试后不久，学校开始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运动。作为中学时就不喜欢历史的她，始终也搞不清楚中共党史中那些路线斗争、代表人物，现在，她首先不知道“三家村”的成员都是谁？当然也就不明白为何要批判他们了。她凭借常识地自问：“北京市委不是从属党中央的一部分吗？怎么会有问题了？”不管她有多少疑问，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就超乎她想象地到来了。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布后，“菁”不明白其中说的“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指谁？南开大学的这个代表人物是谁？她只是接到学校正式通知：取消暑假所有学生必须一律留校参加由工作组领导的运动。之后她看到一个解放军战士作为工作组进驻了男生宿舍，不过因为“斗争经验不足”而造成了一个小小的尴尬，算是一段短命的插曲。第二天运动改为由班委会领导，辅导员竟然都不在其中？就在“菁”疑惑之际，一直在家养病的党委副书记娄平被拎出来，罪名是资产阶级治校。

从小说的这一叙事顺序和内容看，不仅不谙世事的主人公“菁”充满了疑问，就是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和行政干部们，一开始也没有看懂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斗争目标，所以才出现了党委书记臧伯平依据以往运动惯性指示宣传部副部长邢馥德拟定了所谓“何娄黑帮”名单，将以副校长何锡麟、娄平为首，包含郑天挺、吴大任、滕维藻、李何林等一百多人列为斗争对象的奇怪现象。

今天回头来看，南开大学之所以在“文革”开始时出现了与北京不协调、不同步的问题，实在是那场运动太诡异、太超出包括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臧伯平在内的政治机器们的想象了，因为此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以“四清”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9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1954年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运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含洗澡运动、忠诚老实运动）、“三反”和“五反”运动，以及1949年就开始的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等，都是在党委一把手领导之下开展的。党委和党委一把手书记从来都是正确的代表，从来也都是整人的领导者，谁会想到《五一六通知》中所写的：“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等，竟然是将整人的矛头对准了正在台上的党委领导们呢？

这种惯性与落差在当年确实不容易很快被理解，就像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红卫兵组织与“工总”之间血拼而后发起带有“逼宫”性质的“7.20事件”一样，但是如果有一种基本理解能力和常情思维，就能看懂《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当权派”、“赫鲁晓夫”怎么可能是已经被打倒的娄平们呢？

别说当年的人，就是当下的学者们，能有几人会想到，所谓的当权派，具体就是1962年年初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各省、市、县的地方领导。这话从何说起呢？其实，人们一直不清楚七千人大会为何会召开？为何原定10天的会改成了27天，甚至连中国人最看重的除夕、大年初一都没让代表们回家。过往人们习惯上认为七千人大会是为总结大跃进、大饥荒经验教训而召开，事实上却是毛泽东与他的同僚们“鼓足干劲，统一思想”，继续坚持“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再来一次“小跃进”，主要是如何落实1962年征购粮食820亿斤（1961年是7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的目标，因为各省、市、县地方党委都表示完成这个指标有难度，所以才把他们都叫到北京开动员大会。

为何刚刚结束大饥荒，刚刚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一年，就又增加征购任务呢？这是因为毛泽东等认为既然已经停办公共食堂，降低了工农业的“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三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人民公社核算到村，还精简了一千万城市人口回到农村，意思就是大跃进的错误已经改正了，但为克服饥荒几乎挪用光了战备的粮食，外汇储备也耗费得差不多了，这在极权主义统治者们那里是十分严重的问题，需要迅速解决。还有一点，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认为，大跃进和大饥荒期间，中央权力下放到地方，造成了分散主义，现在问题解决了，权力需要重新集中。

正是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才有七千人的动员大会。可是会议一召开，地方官员们就针对刘少奇的报告提出意见，说农业上不但没有分散主义，反而是主观主义、瞎指挥，农村现在问题严重不能再搞高征购。尤其是县、地级领导意见很大，甚至直接质疑、否定“三面红旗”，连直接反对毛泽东的意见都出现在会议简报中。因为意见过大，迫使毛泽东、刘少奇不得不延长会议，并在最后结束会议时将征购降低到800亿斤。

在地方抵制之外，刘少奇本人因为在会上提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面红旗还要经过考验”，甚至违背毛泽东的“一个手指头和九个手指头”的缺点和成绩论，改为“三个手指头和七个手指头”，“夸大”了大跃进的失误，也增加中央的责任。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还发言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会后，毛泽东南方度假去了，刘少奇和陈云还召开了关于经济工作的二月会议，也叫西楼会议，会上再次提及要认真清算大饥荒造成的错误。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周恩来随后修改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了工农业和工业内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同期，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征得伍修权等部党委的同意，联名递交了给中央的建议信，认为困难时期不宜四处树敌，尤其应该保持跟苏联的关系，防止分裂，对外援助应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刘少奇、邓小平予以认可。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这时期针对解决农村问题先后两次提出了“黄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论，支持包产到户。再加之，副主席陈云、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赞同搞“三自一包”（“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及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刘少奇不但予以支持、推广，还当面跟毛泽东争辩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所有这些言行，都被看作是对伟大领袖的挑战，借用江青在“文革”中说的话就是毛泽东“心里憋着一肚子气”，毛泽东将其总结为“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三合一少”（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从这时开始，自感大权旁落和社会主义道路和路线被篡改的伟大领袖夫妇，就开始酝酿如何整治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于是，接下来的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开始推动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名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然后就是1966年的批判“三家村”和吴晗、彭真等北京市委，接着就是《五一六通知》。

即便是《五一六通知》晦涩了一些，到6月1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再到8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目标非常明确地指向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刘少奇这个“赫鲁晓夫”在内的一切“当权派”了。

不过这都是事后分析，当年的实际情形是，当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完红卫兵后，南开大学的一部分学生才意识到，娄平已经是死老虎，不是当权派，教授专家和普通工人也不是运动对象，斗争的矛头要对准党委书记臧伯平。据“菁”的记述，率先掀起批判臧伯平的是一位出身于“中央高干家庭”的女同学，这一点在同是南开校友的张若牧的自传《浮生履影》（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中得到证实，她们成立了名为“卫东战斗队”的红卫兵组织，积极开展搜集臧伯平罪证的活动。

但是，此前在党委领导下率先造反的那部分青年学生一时转不过弯来，例如以“翠”为代表的那一派，她们发起了一个签名声援臧伯平的运动，这便是南开大学的所谓“保皇派”。双方都在毛泽东的“大搞社会调查”的指示下，在校园内外展开了剑拔弩张地大辩论和搜寻历史资料作为罪证的活动。

四、南开红卫兵与刘少奇被打倒

在双方遍翻档案、旧报纸搜寻历史罪证的“社会调查”过程中，小说写道：“卫东红卫兵”率先发现了臧伯平在民国时期写过脱党声明，于是“保皇派”分崩瓦解，新的“八一八”红卫兵成立了。“八一八”成立后继续进行“社会调查”，并且在“无意中发现了许多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曾在狱中填写过自白书，发表在国民党的报刊上”。因为这些自首者都是在时任地下党领导人刘少奇的授意下写悔改书从而被释放出狱的，所以不久后“大叛徒这顶帽子就被死死地扣在了刘少奇的头上。他的头衔最后被定为‘叛徒，工贼，内奸’”。

作者叙述的这段历史往事，应该在史实上有些出入。因为南开大学在“文革”最初阶段炮制的“何娄黑帮”历史反革命分子名单中，也包括原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高仰云的妻子李琛。高仰云虽然已经于大约两年前改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但此时正在南开家中休养。据“八一八”红卫兵当年创办的《新南开》描绘：得知妻子被整后，高仰云公开宣称：“李琛不是反革命，这是政治陷害！”“搞李琛是给我高仰云脸上抹黑”。《新南开》报的记者接着描述说：“一时间，冷落的高家大院成了闹市。休养在家的高仰云成了南开园里的忙人，接待来访、座谈、游说、讲演、‘扎根串联’”。

在原任书记和现任书记发生激烈冲突之时，作为对立面的“卫东”与“八一八”之间，自然也就分歧更剧烈，双方都想通过历史问题攻陷对方堡垒，社会调查的工作也就越深入，于是已经被打倒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杨献珍率先进入视野，“八一八”通过批斗得知他和高仰云在1936年一起坐过监狱、写过“反共启事”的悔过书。《新南开》报的记者为此渲染道：“八一八”红卫兵“每天只吃一顿饭，喝几口冷水，啃几口冷馒头”，奋战了三天三夜，终于从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14日的《华北日报》上，找到了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高仰云等总共9批、61人的“反共启事”。

于是在11月1日，“八一八”红卫兵起草给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现已查明，他们是一伙叛徒”，“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并且特别质问道：（1）刘少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交代过这个问题没有？（2）这个问题党内有过结论没有？如果有，是谁做的？我们认为必须重新评价这个问题。（3）不管如何，我们认为他们都是叛徒，必须彻底揭发、坚决打倒！至于什么时候往外打，请中央指示。报告最后写道：“此事关系重大，刻不容缓，望速回示。”随报告附上了高仰云的“反共启事”。

在此期间，为了办好这一“惊天大案”，他们还给老校友周恩来写信说：“根据占有材料看来，这伙叛徒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根子很硬，涉及面很广，危害甚大。因此，我们建议党中央立刻成立专案组搞这个问题，我们协助党中央坚决把这伙叛徒铲除净尽！”

之后，“八一八”红卫兵不等中央文革指示，分头奔赴西北、东北去斗争那些“自首者”。事后，中央文革多次表态说过：“南大八一八抓叛徒是革命行为，我们完全支持他们”。1967年“一月风暴”后，康生在中央组织部煽动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留守南开校园的红卫兵，在11月9日贴出《看，高仰云反党反革命的叛徒嘴脸》和《告全国人民书》的大字报，在一番血雨腥风的批斗后，终于迫使其在1968年投湖自杀。

基于以上叙述和已有的公开材料来看，作者在小说中有可能搞混了这一历史过程。不过作为结果，即刘少奇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确实与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之间有密切关系，倒是与历史合拍的。

五、南开大学红卫兵与“伍豪事件

小说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问题，就是“卫东”红卫兵的头头中，除了出身于“中央高干家庭”的女同学外（另外还有粮食部司局级干部周伯萍之子周轩进、于泽光，此二人，小说作者未交待），化学系一个名叫“忠”的学生也位列其中。尽管这两个人在小说中没有交代具体姓名，但对南开那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女同学叫周少华，父亲是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这在当年是众所周知的。“忠”的情况相对复杂一点，根据小说后面写到，1970年新年不久后，被看管了两年的“忠躺在被子里，用刮胡子的剃刀，将肚子划破，将肠子拉出，一段段割断了，最后因大量出血而死去”。根据这一情节，参考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的文章《南开大学文革往事》所记：“张国忠，化学系学生，卫东红卫兵的二把手，被隔离审查，割断肠子而死。”可知，小说中的“忠”就是张国忠。

张国忠为何如此绝望地自戕？其背后的历史值得一说。

就在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挖掘出高仰云以及“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被中央文革多次点名表扬时，作为对立面的“卫东”头领，周少华和张国忠等明显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大辩论甚至武力冲突之外，他们也努力翻查材料。皇天不负有心人，1967年5月初，他们终于在旧报纸中发现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作为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显然知道伍豪就是老校友周恩来昔日的化名，于是5月12日她致信文革小组的戚本禹，报告此事。5月13日，周少华与张国忠被戚本禹、关锋接见，递上材料。对此，江青曾在一封信中说：“5月12日夜，收到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给中央文革来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要求同我面谈。”5月17日，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信中附上了这个启事。

尽管这一次“伍豪事件”还有另外的版本，如李文卿在《文革中的许世友》一书写道：1968年5月4日，许世友携带南京造反派清查档案时发现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后，火速赶到北京。这一说法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得到证实：“江青把杨成武和我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是现在你们不能看，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启事’”。根据文革时期的翻档案、旧报纸以及各种交代材料等政治运动看，两种叙事应该都成立。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说，南开“卫东”红卫兵在先。

在刘少奇以及“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已经被定罪为叛徒的情况下，置身于政治旋涡中的周恩来很是紧张。据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三十多年的赵炜回忆，此事发生后，“邓大姐让我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邓大姐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让（赵）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我们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报纸太多了，堆在一起有我两个人高，而且因为是竖版，找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难”。经过几天的繁忙，工作人员终于在1932年2月20和22日的《申报》上找到“伍豪启事”的声明和否定声明。然后一面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一面于5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周恩来还迅速制定了1931年至1932年的《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之后又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在6月28日发出，其中第一点特别强调：“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尽管周恩来有惊无险地度过这一难关，但心中的怒火和愤懑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在随后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作为此事重要参与人的张国忠被看管起来，一直到1970年血腥地自杀。现在没有证据表明是周恩来亲自下令报复张国忠，但是相信天津或南开大学革委会中的大小领导们，不会放过这个为总理、为杰出校友报仇雪恨的机会。

至于“卫东”红卫兵的另一头头周少华，因为父亲位居高位能够得以全身而退。1972年8月3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约周荣鑫、周少华妇女谈了话，之后要周少华就此事经过写了《汇报我和张国忠通过戚本禹向中央报告国民党反动派报纸捏造总理黑材料的经过》，算是一个背书，也算此事告一段落。

同是当事人，二人却因为家庭背景不同结局也是如此天壤之别，不知道那些动辄就说1960年代很平等的“左派”人士对此还有什么高论！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实行共产极权统治的一个历史污点，此前学术界已取得很多研究成果，比如严家其、高皋的《文化大革命史》，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金春明、席宣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与动乱》，还有前几年杨继绳影响很大的皇皇巨著《天翻地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至于单篇文章，海内外更是不计胜数。作为小说的《文革中的大学生》，自然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文本，但是在补充和丰富历史现场与细节方面，尤其是涉及南开大学“文革”及与刘少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伍豪事件”等大历史环节上，是有其明显的文史互证价值的，这也是本文得以诞生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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