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申我的文革经历（1966-1969 应为吉林师范大学）

Gowest · 发表于 2023-8-4 15:09:37

我的文革经历——在白色恐怖的50天

我的文革经历　　

—— 在白色恐怖的50天　　

昨天下午，我读了牧川的《史上最牛篡改：看《南方周末》如何歪曲历史》一文后，又读了附件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

请看他下面的一段文字：　　

“文革一开始，我和叔祖母就干了一些蠢事。我们想把父亲的许多旧信处理掉。于是我们就在楼后面焚烧。正焚烧之间，恰巧有一队红卫兵走过。立即过来询问并把火浇灭，把未烧完的信件拿走。于是这便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　　

此文虽不足百字，但却露了大马脚——文革一开始就有红卫兵，真乃天下奇闻也！　　

文革开始的50多天里，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猖狂肆虐的时候，人称“白色恐怖50天”，而红卫兵则是这50天之后才诞生的。这个历史事实是当年人所共知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是走资派无情地迫害了你的“宝贝”爹爹，扰乱了你温馨家庭平静。这笔帐该算在谁的头上十分清楚。季承当年已是科级干部了，对此他心里也是十分明白的。而如今，像他爹一样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

气愤之余，老汉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要用所知道的事实还原历史，以正视听。因而，在此说一下我在文革中“白色恐怖50天”里的经历。　　

1966年6——7月间，我当时正值大二期末，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我也是热血青年，加上受《五四》运动和《一·二九》的影响，十分想革命，但又不知怎样革命、革谁的命。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燕山夜话》等活动外，整天无所事事，在苦闷彷徨中度过······。
   突然有一天，我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这次运动和五七年反右一样，要抓右派，而且规模比57年还要大。（上小学时，对反右就十分反感，所以，对此不以为然）并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在第二天市里组织的夹道欢迎朝鲜崔庸键委员长的欢迎仪式上监视我的一位同学，防止他往车队里撇石头，告洋状。虽然我内心十分不解，没把同学想的那么坏，觉得他只是心直口快，爱争论而已，但我还是执行了任务，当了一回不光彩的“小特务”，然而，我的那位同学根本没有什么异常行为，和我们一样规规矩矩地迎接外宾。
（  后来这位同学成了造反派，追查整他们的“黑材料”。“白色恐怖50天”殃及了好多无辜同学，这就是文革中xx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过之一。）　　

从此，校园越来越不平静了，开始批斗老师。我看不出老师有什么问题，没参加过批斗会，听说还给老师抹了黑脸、戴了高帽。其中就有一位俄语老师，罪名是穿着时髦，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久前，她还指导我如何游泳，我是很同情她的。　　

也许是因为我参加运动不积极，还是有其他原因。一天，班长和支部书记又找我谈话，让我写批判老师的大字报。我说：“我没看出老师有什么错误观点和言论，写什么呀。”他们授意我假批也得写，在运动中有所表现。第二天，当我去贴连自己都不知所云的大字报时，只见往日空荡荡的楼道里，贴满了批判老师的大字报。我贴完大字报，回过头来，看见被我“批判”李老师站在我的身后表情凝重地阅读着。面对尴尬窘境，我愧疚地匆匆走开······。　　

一天，学校组织看受批判影片《桃花扇》。看完不到两个小时，宿舍楼门前就就贴出《徐谦大赞桃花扇》的大字报，并勒令徐谦老师搬出学生宿舍。（这位老师夫妇刚从内蒙一所大学调到我校，临时住在学生宿舍）第二天，又贴出第二张大字报，题目是《徐迁不行。必须速迁》。下午只见老两口悻悻地“搬家，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帮忙，叫人好不心酸。　　

后来，在去食堂的路上，又见到王教授的小楼门上，贴出了一幅对联。　　

上联是：洞小妖风大；　　

下联是：池浅王八多。　　

此后，大字报逐步升级了。班长和支部书记牵头写了一张以《秋冬两季的xxx》为题的大字报，表面上是批判老师，实质是把矛头对准了同学。学生对学生、学生对老师自相撕杀的混乱局面越演越烈。　　

以上，就是我在文革“白色恐怖50天”里，亲身经历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学生斗学生，挑动学生斗老师，转移运动大方向，保护走资派的真实情况。过了这50天之后，才知道确实整了一些同学的“黑材料”，准备把他们打成右派。（其中可能就有被我“监视”过的同学。好在我实事求是，没有落井下石，所以我心安理得。现在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1966年8月5日　，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我校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在全校范围内，出现了造反派追查“黑材料”和保皇派消毁“黑材料”的风波。也知道了我的班长和支部书记的幕后操纵者，是省市委派下来的“联络员”（旅行工作组的职责）而指挥省市委的则是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6年8月下旬，我校和其他院校一样，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8月末，我们戴上红卫兵袖标，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2008年9月，在参加50周年校庆的酒桌上，我们的导员老师深情地说：“文革初期，我为啥对你们捂着按着的？就怕你们被打成右派，毕业不分配工作。这样，你们的书不是白念了吗，父母的心不是白操了吗······。”一席话说得我们昏花老眼湿润了，有的女同学已在偷偷地擦泪，······热烈的场面顿时凝重下来。　　

这无声的沉默，就是过了四十多年后，已是满头白发的师生们，共同迸发出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强有力的批判和声讨！　　

事实胜于雄辩。为了还历史于清白，愿把我知道的事情继续告诉网友和子孙后代。　　

　2010-12-4　　　

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1/01/192016.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3-8-4 15:10:23

我的文革经历　　

——红卫兵的崛起　　

　1966年8月1日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　　

同一天，毛泽东给反对工作组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这信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了。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　　

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了我校，引起了热烈议论。8月下旬，以对一张大字报的态度为分水岭，成立了两派红卫兵组织。　　

这张大字报是写给校党委书记的，题目是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师生成立了造反大军组织，而没签名的师生成立了红卫兵纵队。　　

由于当时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缺乏认识，没造党委书记的反，加入了红卫兵纵队，成了他的“保皇派”。面对这对立的两大派，我认为，尽管有分歧，但我们仍然是同学而不是敌人，早晚要合起来。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了些认识。不但党委书记，就连我的班长支部书记，也都是这条路线的执行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文革初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受打击、压制的师生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是有功的。　　

但是，不解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从上往下灌下来的。是省市委派下来的工作组或联络员，操纵基层组织做坏事。他们本应主动承担责任，做好两派组织思想工作，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然而，恰恰相反，突然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掀起了一场“丢车保帅”的“罢官”风潮。实际上，这仍然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延续，继续制造混乱，激化内部矛盾，搅文化大革命的局。　　

在这场“罢官”风潮中，全市所有大、专院校的党委书记，统统被罢官，而且罪名统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9月初的一个晚上，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会上省委书记处书记宣布对党委书记的罢官决定。我们的党委书记很倔强，当场蹦起来，大叫：“我不是三反分子！”。省委书记处书记，恶狠狠地说他是大跳“老虎神”，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等。把责任统统推给了基层领导干部，而他们俨然成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和捍卫者。　　

省委的错误做法，激起红卫兵纵队师生们的强烈不满。于是冲出校门，走向社会，造省委的反。　　

大约是第三天，红卫兵纵队全体成员到省委静坐表示抗议。并揭露其在文革初期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今又倒打一耙，推卸责任，抓替罪羊，玩弄“金蝉脱壳”保护自己的阴谋。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省委秘书长。在辩论中，他有时被问得张口结舌，有时狡辩抵赖，很是狼狈。我们虽然都很气愤，但是，始终坚持说理斗争，不搞人身攻击，更不无理取闹，所以气氛并不十分紧张。而且这位秘书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自由得很。

我们静坐到第四天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身材瘦小、直脖硬梗、神气十足，派头很大，对我们这些红卫兵不屑一顾地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我们都惊愕地看着他，暗想他是何许人也，如此傲慢？后来才知道，他是省委副书记。他的到来，如同夜猫子进宅一样，带来了厄运。第六天，我们无功而返。

可见，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是很大的，斗争是复杂、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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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3-8-4 15:11:23

Gowest 发表于 2023-8-4 15:10& |- Y9 I0 i4 b9 p: J& ^
我的文革经历　　

我的文革经历——派性升级

派性的实质，是走资派的惯用伎俩，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翻版；是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挑起纷争甚至内战的反间计；也就是把群众运动变成了运动群众，达到两败俱伤，保护自己的目的。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手段。

首先，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运动初期的五十多天里，通过各级组织，派工作组、联络员，操控基层组织和群众，镇压革命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接着，七月末八月初，他们曝露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走资派，虽然相继靠边了，但是，他们的地方的代理人，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迷惑、收买、招安运动初期造反派“领袖”人物，操控群众组织，变成了他们的保皇派。借他人之手，扼杀觉悟后矛头指向他们的造反派，挑起派性不断升级，顽固对抗文化大革命。

我大串联返校时正是十二月中旬，校园的气氛开始有些紧张，派性逐步升级。

先是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三五成群的外校学生到我校辩论。一天晚上，在教学楼的一缕大厅里，七八个男生把我班的一位女生围起来“辩论”，实际是围攻。我怕她吃亏，便在不远处度来度去，以防不测。而那位女同学毫无惧色，一字一板地沉着应对。大约过半个小时，对方理屈词穷，不欢而散。

没过几天，又传来消息说当天晚上，有更大规模联合行动，要把我们红卫兵组织消灭掉。于是我们集中在二楼的一个大厅里，女同学主动承担起守门任务，把男生保护起来。晚7时许，他们（都是外校学生）果然来了，把门砸开后，便与女同学们撕扯起来。她们坚守阵地，顽强抵抗，寸步不让，终于守住了大厅。事后我们发现，在前排的女同学的棉衣都被撕破了，其中一位的两只袖子全被撕掉，棉袄变成了棉马甲。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精神，使我们这些热血男儿都面带愧色。

然而，他们并没有善罢甘休，一天晚上，又纠集大队人马闯进校园。

当时，因胯骨肌肉摔伤，躺在床上养病。在他们没来之前，同学们要抬着我转移到安全地方。我执意不肯，说：“他们是不会对病人下手的，你们放心地走吧”。八点多种，楼道里开始骚动起来，传来了一阵阵砸门声。不一会，联络站的门被踢开，进来两个眼戴墨镜，手戴白手套，拎着半米多长木棍的人。一看他们的打扮，就知道是某大学赫赫有名的马队成员。他们在房间里巡视一遍，又向我扫了两眼，便扬长而去。至于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全然不知了。

由于接连受到冲击骚扰，校园里已无安全可谈了。所以我们转移到客车厂，开展“学工”活动。

我被安排在车工车间。只见厂房高大、宽敞、明亮，一排排车床，安放得非常整齐。带我们的师傅都是生产骨干。我的师傅姓徐，三十五六岁，身材高大，憨厚朴实。在他的指导下，没过几天，我便可以独立操作了，心里特别高兴。当我每天保质保量地完成生产任务时，一种成就感犹然而生。从此，我每天上班时，都带一些材料、简报交给师傅，他坐在一边默默阅读，我在车床前，兴致勃勃地工作着。

我们学生与工人，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67年的元旦之夜，工人师傅们为我们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联欢晚会。其中一位酷像“帅克”的师傅表演的儿歌《小皮球》，逗得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但是，好景不长，被走资派操纵的群众组织，穷追不舍到工厂，继续对我们袭击。结果被愤怒的工人、家属、以及儿童们赶走。事后，几个男孩，兴冲冲跑来，告诉我们，乘混乱之机，把他们的汽车轮胎都放了气。此刻，他们个个都像小兵张嘎，形象陡然高大起来。

在众人的帮助下，我们虽然又躲过一劫，但更大规模的风暴也在蕴育之中，随后我们就大难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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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3-8-4 15:12:04

Gowest 发表于 2023-8-4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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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经历——大串联见闻

全国性的大串联，是从8月下旬开始的。目的是为了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使运动平衡发展。

那时，只要带上一张红卫兵组织开的介绍信，就可以免费乘车、船走遍全国。而且，各地、各单位、学校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负责安排来本地串联的红卫兵的食宿和来访接待工作。住宿是免费的，吃饭凭学生证记账。冬季，穿得单薄的，还可以凭学生证借到一件军大衣御寒。

从9月下旬，我做了两个月的来访接待工作。主要是介绍本校、本地文革的开展情况，同时也听取对方的情况介绍。这确实是个互相学习的机会，对开阔视野，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很有好处。

比如，我接待的北京和西北的红卫兵们，对我讲述了“白色恐怖50天”里，工作组不但在学生中抓右派，列“黑名单”，整“黑材料”；还抓“反动学生”、抓“鱿鱼”等等。对革命左派进行凶残地围剿镇压，甚至逼死人命。残酷的现实，使我们更加认清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本质。

当然，有时也发生不同观点的碰撞，但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以理服人。接受不同观点，也可以取长补短，充实自己。所以，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我学到了不少从书本里学不到的东西。

11月末的一天，一位同学来找我，说省委书记被他的保皇派抢走，送到了东北局隐藏了起来，我俩急匆匆地搭上了开往沈阳的列车······。

提起这位省委书记，还得回头说起。9月上旬，冲出校园，走向社会，造省委反的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联合起来，成立了联合总部。其中，师大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南开大学等红卫兵共同从敌伪档案中查出“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问题，这个省委书记就是其中之一。

当我们到东北局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但是，大院里依然有的三五成群的人议论着什么，有的在地砖上写大字块。我们找了好大一会，也没找着自己组织的人员。可也不能白来一趟，也在地砖上写了几条打倒某某之类的大字块。

之后，我的同学连夜返回学校，我便踏上大串联之旅。

当夜被安排在据说是全国最大的味精厂。只见几座高大的厂房灯火通明，高耸的烟筒冒着浓烟，引风机的马达嗡嗡作响，排气口喷出团团白雾。可见夜班的工人师傅们正在紧张忙碌的工作，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影响生产。（影响工业生产也仅仅是67年末短短几个月，而且是走资派操纵群众组织挑起大规模武斗引起的，此是后话。）

一位三十岁左右，身材高挑干部模样的大姐，把我们安排在一座闲置的厂房住宿。虽然已是寒冬，但室内温度很高，足有二十四五度。临时搭建的地铺上铺着厚厚的榻榻米和棉毯，每人还有一条棉毯做被子用。

大约十分钟后，那位大姐又带来一队约二十多名红小兵。他们不过十二三岁，每人还用一米多长的小竹扁担，挑着简单的行李，呼扇呼扇地走来，飒是好看。听口音就知道，他们是南方的娃娃。大姐就像保姆一样对他们格外关照，一切安排妥当后，才放心地离去。

大姐走后，他们立刻释放出孩子的天性，互相嬉戏打闹起来。我们这些大红卫兵被这热闹的气氛感染，也互相说说笑笑，高大空旷的厂房顿时充满了欢乐······。

回忆文革时这个场面，再看看如今“和谐”社会，如果有哪家父母，敢把不成年的孩子放出来走南闯北，都将成为人贩子手下的猎物！

第二天，吃过早饭，踏上了开往大连的列车。在车上结识了两位红卫兵朋友。其中一位是南京化校的中专生，他个头不高，短短的卷发下，是一张白净的圆脸，穿一身蓝棉服，显得很精神，而且热情健谈还带点顽皮，很讨人喜欢。另一位是朝阳的高中生，他瘦高个，一张微黑的长卦脸，浓眉大眼，身穿军大衣，沉默寡言，显得少年老成，是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我们三人组成了临时串联小团队。

来到大连这座美丽清洁的海滨城市，到几所院校收集一些材料、简报之后，自然要领略一番自然风光。我们分别去了“老虎滩”和“星海公园”，在络绎不绝的游客中，有两三成是红卫兵，其他都是普通市民百姓，每个人都是悠闲自得神情，看不出任何对文革的恐惧。

当天晚上，大连接待站为我们备足了路上吃的食品，乘一艘货轮赶赴上海。80%的人都晕船，吐得一塌糊涂，就像得了一场大病。过了30多个小时才慢慢缓过来，也适应了海浪的颠簸。这时正是日出的时候，我们纷纷踏上甲板，欣赏海上日出美景时。意外发现十几位新疆男女青年，他们也是大串联的红卫兵，是师范院校的学生，格外引人注目。

在轮船服务员大姐的倡议和主持下，开始了海上联欢活动。新疆学生个个能歌善舞，所以十分踊跃积极，接连不断地演唱优美动听的民族歌曲，跳活泼欢快的民族舞蹈。其中一位滑稽的新疆小伙子，随意用甲板上的一条长板凳做道具，骑在上面，跳起了骏马奔驰的舞蹈，他的同学为其伴唱伴舞。精彩的表演，吸引服务员大姐和一些汉族同学也即兴跳起来，把活动推向高潮，博得阵阵热烈掌声。这歌声、掌声、欢笑声，打破了茫茫大海的寂静；同时这声音，也证明了文革并没有摧残传统文化，更不是只唱样板戏！

傍晚，到了上海港。上岸后没走多远，只见五六个孩子，追赶一个青年女子，叫嚷着“三包一尖”。原来女青年穿的是吊腿紧身裤，如同现在的体型裤。她面带羞愧地跑掉了。看来文革初期（白色恐怖50天）破“四旧”的流毒，在孩子身上尚未肃清。

次日，我们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和虹口公园鲁迅墓。因朝阳的高中生，执意要返校闹革命，我们在外滩合影留念，为他送行。他小小年纪，却有如此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至今我仍佩服不已。

上海货全国驰名，所以当日下午，我俩来到一家大百货商店。只见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熙熙攘攘，秩序井然。我花一块二毛钱买了一对精致的相框，满意而去。过了二十年，1986年，我和同伴姜波等到桂林健康疗养后，又来到上海这家商店。一进门，看到高高的木架子上坐着一个人，似乎在瞭望着什么，还不停地提醒顾客，看好钱包，严防扒窃······。嗨！说什么好呢？这道风景线与20年前比，真有“特色”。

12月9日　我们离开上海，一路北上。从列车窗口望去，不断出现男人赤脚踏着水车，浇灌绿油油的禾苗和妇女们在田间劳作的身影；在苏州，园林依然那样别致典雅，小桥流水船上人家炉灶的炊烟依然袅袅；在南京，雨花台前人们依然深情凭吊先烈，玄武湖上的游船依然穿梭往来；在天津，深夜里卖“牛杂碎”的吆喝声依然此起彼伏。

一路走来，看到的是，正常的生产生活并没有受到破坏，革命生产两不误，人心向上，社会平安。如果说动乱，东北局的大院和各级党政机关大院确实有些乱，红卫兵出出进进，打乱了往日的平静；走资派们在风雨飘摇中挣扎、顽抗，乃至后来操纵群众组织，挑起武斗，血腥围剿镇压革命派，制造了大规模的动乱，把水搅混，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1/01/193002.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3-8-4 15:20:49

Gowest 发表于 2023-8-4 15:12( M8 T! X) J1 N V. Y+ }
我的文革经历——大串联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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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经历　　

去年年末，已经在《乌有之乡》陆续发表了【我的文革经历】中的在白色恐怖50天里、红卫兵的崛起、大串联见闻、派性升级等四部分，今将后十一个部分补齐，这样便完整记录了我的文革全部经历。这十一个部分是：　　

                     野火烧不尽　　

                     从“ 逍遥” 到 “复课”　　

                     “柳暗花明”　　

                     享受农家乐后上“梁山” 　　

                     学府里的花环　　

                     迎接新曙光　　

                     金秋十月　　

                     调查洪老师　　

                     工人夸奖“当权派”　　

                     以实际行动迎“九大”　　

                     “老九” 不臭　　

以下是正文。　　

                                          野火烧不尽　　

1967年1月，在对方的强大攻势下，我们红卫兵组织终于被摧毁了，只有师大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十分艰难地继续与走资派们斗争着······。　　

我们回到学校，受到“俘虏”一样的待遇，勒令我们写“投降书”、“请罪书”。在压力面前，一些同学违心地投降、请罪了。他们无奈之举的内心世界，是何滋味是可想而知的。我什么书都没写，默默地对抗着。　　

此后，由外系的同学给我们办学习班，俨然我们成了被改造对象。但是，还比“投降”、“请罪”时轻松了许多，成为在同一个校园里的“下等人”。这种滋味，也是血性男儿难以忍受的。　　

好在上帝又给我们一次去工厂的机会，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呼吸到了清新空气。　　

我来到一家纺织厂。虽然挡车工是女人的活计，但我们也学会了全部工序，可以熟练操作了。工余时间，我就给他们刻钢板，油印材料。后来又来一些中学生男女红卫兵一起活动，他们的到来，使这里更充填了青春活力。相处时间长了，纺织女工们，把我们当成弟弟、妹妹，有说有笑，她们开朗大方的性格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是无法阻挡的。在走资派们得意之时，出乎他们预料的是，被他们操纵的群众组织内部分化出一支反戈一击的革命力量，矛头直指省市走资派。为了把这股革命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向重新崛起造反派发起了攻击。　　

四月初，咋暖还寒的时节。一天凌晨两三点钟，突然紧急集合，跑步开赴市日报社执行任务。我们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也得屈从前往。到达目的地后，只见其他院校的学生已经里三层外三层的把报社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只能站在外围观阵，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分离出来向走资派反戈一击的造反组织，受到这家报纸的无端攻击和指责，所以他们占领了报社，我们来的目的是夺回报社。原来这是一场占领与反占领的争夺战。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虽然反占领成功了。但是，只见被驱赶出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坚定的步伐，手挽着手，愤怒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　　

看到此情此景，我心里特别高兴，暗中为他们叫好——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往后的日子里，这股觉醒了的革命左派队伍，在几所理工科院校迅猛发展壮大，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洪流，向走资派发起了更加猛烈的冲击。而走资派则把他们视为洪水猛兽和眼中钉肉中刺，继续变本加厉的挑动派性并逐步使之升级为武斗。　　

由于我校控制得较严，面对这支新生的革命左派，我们只能是道义上的支持，至于别的什么具体行动，则无从谈起了。这时，一言堂的校园内平静如水，而社会上新的两派斗争则愈演愈烈了。五月末，有的院校已发生了小规模的武斗。被走资派运动了的群众，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从“逍遥”到“复课”　　

1967年5月下旬，传出一些院校开始出现零星打人现象，而且我与同学在一所学校的马路上，目睹了一场小型群殴。为了躲避武斗，6月初，我回到家乡当了“逍遥派”。　　

过了半个月后，便在当地红卫兵张贴的简报上，看到了省城发生的“6·15”和另一起较大规模的武斗事件。不过家乡还是比较平静的。有时也到县委、县政府大院看看大字报，或者和儿时的小伙伴、同学聊聊文革的事，但我绝不参与当地的任何活动。　　

到了初秋时节，我戴上草帽，扛起鐥刀到野外去打柴禾。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蓝天白云绿野之间，时而有成群的牛羊走过。这美丽的草原景色，使人心旷神怡，不由得发出“牧童牛背笛声远，自在不如打柴郎”的感慨。　　

7月末，在收音机里听到我校复课闹革命的消息。28号，我兴冲冲地搭上了返校的列车。29号中午，刚进学校大门，只见从南边角门过来一帮头戴钢盔，肩扛扎抢的同学，大声嚷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放假闹革命”。此刻，我惊愕不已，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觉得校园很不安全，于是，直奔师大，投奔中学时的同学。一路上，行人寥寥无几，大马路上横着一条拖拉机履带，还有一些砖头瓦块······。　　

见到师大同学，心里安稳了许多。　　

他们责备我说：“方才，打工大的战斗刚刚结束，这个时候你回来干啥”。　　

我说：“广播电台说已经复课闹革命了，我以为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谁料想又起烽烟······”。　　

他们都笑了，说：“复课是假，招兵买马是真；电台、报纸已经成了他们的‘喉舌’与‘传单’······干脆咱们一起回家吧。”　　

经他们一说，我才恍然大悟。不过不想马上跟他们回去，想再观察几天。和他们一起吃过午饭，我便回到学校。　　

校园里，往常成群结队的同学，如今变得稀稀落落。宿舍楼已经关闭，我们不分系别、不分年级的住在几个大教室里。变化更大的是吃饭不花钱，天天都吃红烧肉，叫做“战时共产主义”，为的是把人拢住，与大肆宣传“复课闹革命”是相辅相成的。再一个变化是，不时地看见出出入入的军人，他们就是省军区派来的驻校“支左”军宣队。　　

晚饭后，群众组织的小头目，给我一顶柳条帽、一杆扎抢，吩咐和另一位同学今晚站岗放哨。我不情愿的服从着，而且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人品很好，从情面上我也不能拒绝他。另一位也是同班同学，我们是一派的。他返校较早，对目前形势和学校情况比较了解和熟悉。他带我到二楼一个教室，打开房门一看，堆满了饼干和汽水。我们用柳条帽蒯了些饼干，拿了两瓶汽水，作为夜宵。　　

今夜,学校对面这条最繁华的马路上，看不到行人和车辆，死一般的寂静无声。他弄来一辆自行车，我俩轮番骑着在马路上兜圈。盛夏时节，凉风扑来好不惬意。　　

当再次论到我时，骑出不到500米，只听文科楼方向有一女生高声断喝：“什么人”！我调转车头一路狂奔，随之砖头瓦块纷纷向我袭来······。　　

同伴看到我惊慌的样子，差异地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发生了什么事”？，我气喘吁吁地说：“我误闯‘穆柯寨’，惹怒‘穆桂英’，滚木礌石一并袭来，若不是这‘风火轮’，吾命休矣”。话毕，我俩哈哈大笑。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一个“寂静”、“恐慌”而又“诙谐”的“7·29”之夜。　　

尔后一个偶然间，遇见了我的高中校友，比我低一个年级，是个学品兼优的好学生。他身材魁梧，憨厚朴实，就是固执得很。到他的宿舍后，向我讲述了“7,29”打工大的情况，并表现得很勇敢，对一名工大学生紧追不舍，一扎抢刺向他的腿肚子······。我对他好言相劝说：“不管是那个学校的，那一派的，咱们都是学生，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你扎他他痛苦，他扎你你痛苦。”由于派性作怪，这话他根本听不进去。我就换了话题问：“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他说：“一直没回去。”我劝他应该回家看看父母同时躲避一下武斗。他不快地说：“我们哥们多，我不怕死。”他知道我是独生子，故意用这话堵我的嘴。我耐着性子说：“哥们再多，也不能去做无谓牺牲，你不怕死，但会给爹妈亲人带来痛苦。”他把语气缓和下来说；“我们家已经搬到黑龙江了······。”我说：“不管搬到哪都是你的家，还是回去看看吧。”　　

岂料。他根本没听我的劝告，后来（67年的冬天）我在家乡的红卫兵小报上看到他给学校刨煤时，因煤堆塌方而遇难。当时我真为他惋惜悲痛了一阵子，至今他的魁梧朴实的形象仍挥之不去。　　

一天中午，小头目又给我一件像围裙一样的“铁铠甲”，让我再带上扎抢和柳条帽，坐上汽车去拉粮食。我不解的问：“拉粮还用带武器吗？”他说：“怕‘公社’的人袭击抢劫”。过一会，我看汽车上有半车人，心想：“这么多人，粮食往哪装？其中必有文章。”我丢下“武装”，回到寝室睡午觉。　　

一觉醒来，打开房门，一股强烈的汽油味扑鼻而来，原来三个’“支左”的军人在隔壁房间，用汽水瓶子自造“燃烧弹”。前几天，我还见到他们拎着土蓝子在校园内检砖头备战。心想，怪不得有的同学管他们叫“黄皮子”。　　

吃晚饭时，在空旷的餐厅里，只有三五个同学用晚餐。我们猜测拉粮车一定遇到了麻烦。到晚上九点多钟，仍不见去拉粮的同学们的踪影，这时我真为他们捏了一把汗。过了后半夜，一阵喧哗声和脚步声把我惊醒，只见他们身背长枪，手拎短枪，腰与子弹袋间还别着手榴弹。我惊讶地问：“你们不是去拉粮吗？”他们哈哈大笑说：“什么拉粮，是去‘抢枪’！”他们虽然从中午折腾到半夜，但礽兴奋得毫无睡意，爱不释手的玩弄起心爱的枪支······。青年学子就是这样天真可爱，同时也最易被利用。　　

大约是“抢枪”的第三天深夜，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广播里传出“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心里觉得可笑，但是这个土地雷的爆炸，彻底打破了我的复课梦。　　

                                          “柳暗花明”　　

看来武斗是不可避免了，我想马上回家继续当“逍遥派”。碰巧遇见了同班同，我向他简单讲述了学校发生的事情。他说：“你跟我到省人委经济大批判联络站工作吧，那里安全”。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高高兴兴地和他来到省人委大院。先看了些材料，主要是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学。此时，联络站已经是个空架子，同学成了光杆司令，我是他唯一的干将，整天无所事事。这里还有卷烟厂群众组织的几位男女工人，此外就很少看到其他人出入，大院空荡荡的，显得很安静。我们舒舒服服地过了几天平安日子之后，也觉得寂寞无聊。　　

一天深夜，噼噼啪啪的枪声把我们惊醒，我俩对视着惊奇地感到莫名其妙。我心里苦不堪言：在这安全之所的上空，却响起文革以来第一阵枪声（这是1967年的八月十几日），难道这里将发生一场激烈的枪战吗？。　　

枪声从连发，变成了单发，时断时续，似乎发自同一个方向，不像双方交火。我把提着的心放了下来说：“没事，咱俩上去看看”。于是我们趁着月光悄悄地爬上四楼楼顶，只见几个中学生兴致勃勃地端着手枪朝着市医院方向练射击。我们的心更平静了，上前与他们攀谈，得知每逢夜深人静时，这里就是全市的“抢枪”据点、大本营；他们还说，枪，不是抢的是发的。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我们觉得这也不是久留之地。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在街头看大字报时，又意外的遇见了在本市当兵的小学同学。他说，现在我在省委支左，住在省委一号招待所，那是林彪住过的地方，绝对安全。于是我便享受了一次高干待遇。一日三餐外，白天到街头看大字报，晚上与同学回忆童年趣事，也交流对时局的看法。　　

　8月17日　，我在大字报上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林彪说要打一场比解放战争还大的战争。回去对同学说，看来武斗是不可避免了，我还得回家。他说，现在形势已经很紧张了，回去躲躲吧，今晚我送你到车站，有军人陪你一起走会安全些，否则有危险。在他的护送下，我平安地上了火车顺利到家。十分庆幸的是我走的及时，第二天就不通车了。　　

我的同乡同学们7·29之后就陆陆续续回来了，我们整天聚在一起打扑克，遛大街，或者到农村同学家吃香瓜，啃苞米。过着轻松愉快的日子，我们把这种生活叫做“自己解放自己”。但是，美好生活也有过腻的时候，其他同学合伙托坯卖钱，我又扛起鐥刀奔赴美丽的大草原。路上巧遇我的高一班主任老师，我们边走边聊。他说建平公社新成立一所中学，他去走马上任当校长。我问：“文革前全县只有五所中学，现在有多少？”他说：“现在每个公社都有一所中学，每个大队都有小学”可见文革中虽然乱些，但并没有停止教育发展的脚步。　　

而后，不断传来武斗的消息，其中站前旅行社（师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地）被打得最惨，整个一栋楼成为废墟、空壳。　　

                                    享受农家乐后上“梁山”　　

武斗结束了，可一下度过了难熬的寂寞岁月，于1968年正月初六我和师大学生登上返校的列车。我俩不是一派，观点各异，但我们同学之间从来都不谈政治，所以感情依然如故。车厢里空荡荡的，成了我们二人世界。摆上鱼肉佳肴和白干老酒便开怀畅饮，好不惬意。　　

次日清晨到达省城，只见站前国际旅行社一片狼藉。回到学校，与去年相比却平静了许多。虽然观点不一样，只是埋藏在心里，道也无事相安。然而，派性仍然很严重，斗、批、改无法进行。我们依然无所事事，继续“逍遥”。时而也听到一些他们武斗的“赫赫战功”，其中一位风云人，文革前是班干部，校射击队的成员。原先我们是一个派的，后来他投降了，并积极参加武斗，攻打站前旅行社时，连中数发而成为带罪立功的功臣。但在我们眼里他是个为走资派卖命的无耻叛徒，枪杀造反派的刽子手。　　

冬去春来，转眼来到了端午节。五月初四那天上午，我和另一位随同家住农村的同学来到他的家乡。　　

他一家八口，有父母、兄嫂、弟弟、侄儿、侄女。三间草房，三百多平方米的院落里种满了各种蔬菜，豆角和黄瓜已经上架，几棵果树也已坐果；院内还有一口水井，食用浇园都很方便。院落的西北角有猪圈、鸡架鸭架等；靠西墙有高高一垛苞米桔和高高一垛苞米茬子，都码放得有棱有角，十分整齐。从未见到过这样农家小院，别有一番情趣。　　

中午时分，大哥手里拎着十多斤猪肉，笑呵呵地和我们打招呼说：“过节了，生产队杀了两口大肥猪，社员们都知道咱家来了贵客，多分了几斤，让咱好好的过节庆贺”。我俩微笑点头表示感谢。尔后大爷、弟弟也都从田间回来了，见过礼之后，便洗脸洗脚。我想，难怪庭院弄得这么整洁，原来他们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大娘和大嫂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农家午餐，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把酒话桑麻”田园诗般陶醉酣畅的感觉。　　

第二天便是端午节。吃完荷包蛋，我们扛着锄头去铲他家的自留地。路上我们採了些艾蒿夹在耳朵上，以驱虫避邪。　　

社员们都放假了，空旷的田野里，除了绿油油的禾苗，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劳作的身影。在我们边铲地边说笑间，突然发现东北另外一个村子方向有五六个头戴高帽的人，低着头急匆匆地走过来，这的确与节日气氛不太协调。除此之外这里平静的视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一个上午我们就铲完了他家的自留地，下午同学带着我们看望了几位儿时的朋友。蜿蜒的农村小路，但很干净；家家的院落也很整洁；草房苫得规矩平整，窗户宽大明亮；门框上插着艾蒿柳条等节日特有的装饰。他的朋友都热情的用茶水招待我们，其中一位，准备结婚用的新苫的草房尚未完工，墙壁已经粉刷完毕，只差安装门窗。没想到当年流行歌曲；“新苫的房，雪白的墙，中间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心向党······”在这里得到完美的见证。　　

初七，我们返程回校。走了二十多里乡路后，穿越了九台县城，除了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上一些标语口号外，其他依然平静如常。火车站里的旅客也不多，看到一个穿着脏兮兮的背心短裤光脚丫的男孩，侧身躺在长条椅子上睡的正香，手里视乎还攥着什么东西，旁边坐着一位年过古稀的高个老头。　　

当我们在站里站外转了一圈，不过十分鈡的功夫，回到候车室的时候，只见那个孩子哇哇大哭。经过一番询问，知道他是辽宁人，十三岁，没爹没妈寄居在姑姑家里，因姑姑对她不好才离家出走，讨饭度日。他说：“我讨要积攒了一块九毛钱，想买双塑料凉鞋穿。睡觉的时候手里攥着的钱，被那个老头用砖头换走了”他边说边抽泣着。　　

孩子的一番倾诉，说的我心里酸酸的，我兜里仅有一张十元“大票”还是我这个学期的开销（零花钱，我们都享受免费教育）。但我还是想帮他一把，于是我对两位同学说：“咱们到商店逛逛”。到了商店，我花几毛钱买了一筒“白玉”牙膏，回到车站，拿出两块钱对孩子说：“小弟弟，你买双鞋穿吧”，我的同学也把钱塞在孩子手中，其他旅客也都围拢过来，纷纷一边往他手里塞钱，一边骂那个老东西不是人；孩子眼泪旺旺地看着大家不说话······。　　

这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和人民群众是如何对待弱者的。如今四十三年过去了，那个流浪儿也已经56岁。他和当时的围观者中有的或许成为富翁，或者都成了弱势群体。从个体到群体，这就是“特别是”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一。　　

回到学校没过几天，学校群众组织搞了一次示威游行。长长的师生队伍后面，还有身穿白大褂的炊事员，手里拎着铁勺子、水舀子之类的炊具，共同喊着“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我们远远看着觉得滑稽可笑，后来才知道，是他们不与另一派群众组织《红野》兵团搞联合，银行对其实行了资金冻结。　　

第二天，一位同学通知我们复课。我们盼望的一天终于来了，都提前来到教室，但是等了半个小时，也不见老师的身影。这时同系低一年的学生开门大喊我的那位农村同学的名字，让他去接长途电话，他便急匆匆的离开教室······。　　

过了好大一会，不见他回来，我心里疑惑地说：“咱们刚从他家回来，怎么还打长途电话？是不是出事啦！”话音刚落，咣当一声，教室门大开，只见一位女同学满脸红涨，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们，接电话的同学被骗挨打了，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当我缓过神来，连声问道：“他在那？他在那？”，“他被抬到寝室啦”，她有气无力地说。　　

我们愤怒地冲出教室，直奔宿舍，呼啦啦来了这么多同学，这个魁梧汉子的眼角流下了泪水······。　　

我抑制着悲愤，冷静地思索着：“看来西山不可久留，必须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征得另三位同学的同意，决定“上梁山”。　　

                                       学府里的花环　　

遵照上午四人的决定，由我到地院与《红野》联系具体转移事宜。吃过午饭，走出校园，欲直奔地院。但发现一位同学视乎在对我实施跟踪，碰巧来了6路汽车，我便上车，想甩掉尾巴。可他也上了汽车，我们都装作谁也没看见谁的样子，快到五商店时，我依然平静地坐在那里，他放松了警惕，下车了。　　

我一直坐到火车站，换乘了开往地院方向的3路电车。也是快到五商店时，从车窗看见洪老师，（体育老师，体操健将）我赶忙下车，简单地把学校发生的情况和我们的打算向她汇报之后，她果断地说：“我用自行车驮你上地院”，我说：“我比你有劲，还是我驮你吧”，她把车子给我，我们急速驶去。到了地院，又见到了两位老师，我们商定当日晚12点开始行动。具体方案是：以烟头火亮为信号，墙外吉普车接迎。　　

回校我们做了详细安排后，一切照常，不漏一点蛛丝马迹。不同的是，被打的同学不能下床，由我们把晚饭给他打回来。晚上我们还是睡在各自的寝室里，夜间十一点半带着打好都行李到106寝室集合。　　

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不声不响地进行着。十一点五十五分，打开北面窗户，注视着对面近两米的墙头，室内静极了，我们的心激烈地跳动着。突然墙头火亮闪动，我们迅速把行李传递到窗外、墙外，之后，把伤员从窗口抬出来，又高高举起送到墙外接迎者手中，而后我们翻墙而过，只见吉普车拉着伤员和行李已疾驰而去。我们三人与来接迎的三位同学，借着月光穿越儿童公园超近路一路小跑低声说笑着来到地质学院。　　

第二天，我们来到地质宫前，只见右面几十米长一大片白色花环，近前一看足有几十座坟墓，埋着被杀害的青年学子。此情此景我们无不伤感。　　

据说，前文提到的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是操纵武斗镇压造反派的黑手。当两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时候，他上吊畏罪自杀了。他在阴曹地府万万没想到“特别是”以后，还有出头之日。　　

这校园里的白色花环早已逝去，但花环对走资派的控诉，却永远牢记在人民心中。　　

                                             迎接新曙光　　

大约是1968年的8月份，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很快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强大威力。于是我们《红野》战斗队全部成员悉数返校。　　

我们学校的工宣队，是东光无线电厂的工人。一位三十多岁姓金的鲜族女工和一位年龄相仿的男工人负责我们贸易经济系12、13两个班的具体工作。他们老成稳重，很快赢得了两派多数同学的信任。原班长官复原职和另一派的同学（相当于副班长吧）配合一道工作。除个别同学思想不通有些隔阂外，我们又相处的其乐融融，共同参加学校的斗、批、改。　　

一天晚饭后，副班长对我说；“明天学校开批判会，工宣队长让我发言，求你帮我写一篇批判稿呗”。一听此言，我哈哈大笑，他也笑了。我大声说：“你道会擎现成的，什么时候要，等着吧！”。接着我连夜写完稿子，他双手合十，躬身答谢。　　

我们原来是势不两立的两派，如今我俩又如此“珠联璧合”，说明“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同学之间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　　

不过，两年多形成的派性绝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全消除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过一些不协调的音符。比如，在教学楼、宿舍楼的楼道，食堂的地面都出现了用粉笔写的“64·12班资本主义复辟了”的标语。一个小小的班级竟能复辟资本主义，岂不荒唐，当时只能作为笑谈而已；谁料想，十年后居然在中国大地成为现实，真可谓“荒唐演大荒”。而我们多数人包括自己，又如“文革”初期稀里糊涂地再当一把那个死不改悔走资派的应声虫，有的至今尚不觉醒。倒也佩服我的这位同学的“先见之明”。　　

那时，尽管出现一些小波折，大方向迅速向好的方面转化，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实现了“三结合”，相继成立了省市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生的红色政权，结束了无政府状态，一切都开始健康有序地进行着。我们纠结的心，也都放松下来。　　

                                                金秋十月　　

1968年的国庆节，又恢复了“文革”前的惯例，全市人民在地质宫广场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同学们又穿起整齐的校服，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庆祝活动。　　

金秋十月，正是农村开镰收割的季节。国庆节后的不几天，在工宣队的带领下，我们63、64、级的大部分学生到齐家公社参加秋收劳动。（少数骨干和65级的学生在校搞运动）　　

我们都分散的住在社员家里，房东对我们热情周到，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炕烧得热热乎乎，睡得很舒服。　　

一个班级设立一个伙食点。虽然不如在学校每周能吃一顿红烧肉、一顿肉包子，但是大娘、大婶们用新鲜的大米、高粱米和在一起做出的豆饭香甜可口，白菜炖豆腐也是有滋有味。　　

因为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没间断过劳动棵，从春种到秋收的农活基本都会干，只是不熟练而已。可俗话说“农活粗如大缸细如牛毛”，对于一些细节知识我们就知之甚少了。比如，为什么要起大早去割黄豆?在实际劳动中，经过社员的讲解才知道，早晨有露水，收割时不炸角，不糟蹋粮食这个道理。还学会了打谷偠子、捆高粱这些比较复杂的农活。同时，在劳动中，互相帮助，进一步加深了同学友谊，通过与社员近距离接触，增强了与劳动人民的感情。　　

不仅在劳动中得到锻炼，还宣传毛泽东思想，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能写善画的两位同学在生产队的房山墙画上毛主席的肖像，写上毛主席语录，在正面墙写上大字标语。每天晚上，我们男女同学边歌边舞，唱的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和“不献青稞酒，不献酥油茶，心中的歌儿献给金珠玛······”。青年男女社员们也排练了《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贫下中农心向党》等小合唱与我们一起联欢。往日寂静的农村成了欢乐的海洋。　　

秋收结束即将返校的时候，我们还要学习老八路的光荣传统，给社员扫院子、挑水。要求做到：“水满缸、庭院净、街道光”。　　

扫除结束后，我和几位女同学一组，给社员家挑水。我对她们说：“我嘴笨，不会说话，我挑水，你们上前打招呼”。可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本来走路就慢，加上说说笑笑就更慢了，我挑着一担水怎么也慢不下来，呼扇呼扇地走在前面。到了一家门前，只见一位妇女低头弯腰给猪添食，我脱口而出：“大娘啊，我们给你家送水来了”，妇女猛一抬头，诧异地看着我，只听后面的女同学哄堂大笑，我连说：“对不起，误会误会······”。这个喂猪的农村少妇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回校后，这段插曲成了她们经常拿我打趣的笑料。　　

                                             调查洪老师　　

我们从农村回来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一天，副班长让我和一位工宣队员到洪老师家乡调查她是否是朝修特务。　　

开始我大吃一惊，莫名其妙；平静下来细想，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心情也就放松下来。第二天，我和那位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工人踏上东去的列车。这位工人是河南籍的复员兵，瘦高个略有些驼背，长挂脸大眼睛，不善言谈，很老成。　　

到了吉林市，我们在江边的一个招待所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欣赏了雾凇美景，并合影留念，接着又踏上开往洪老师家乡岔路河镇的列车，下午便到达了目的地。　　

我是在平原长大的，一下火车看到这里山水稻田感到格外新鲜，且被这里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所迷恋。同行的工人师傅也感慨地说：“北国风光真美”。我心中暗想，也只有这样的风水宝地，才能养育出身材秀美的体操健将。　　

我们到公社递上介绍信说明来意后，按照公社秘书指引的路径，找到了洪老师所在的大队。大队干部介绍了几家她的老邻居，我们便分别进行走访调查，乡亲们对她都是赞不绝口并为她而骄傲，他们还分别在证实材料上或签字或画押。　　

调查取证的最后一位对象是生产队长，在去他家的路上，工人师傅说：“看来没啥问题”，我说：“知底么如老乡亲，我看也没问题”。我们边走边聊，到队长家时正赶上吃晚饭，新打的稻米用鲜族特有的铜锅煮的米饭，满屋都飘散着诱人的香味。队长热情地让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宛然谢绝后，说明来意。队长更是对她赞美有加，爽快地在材料上签字。　　

次日，分别到大队、公社在材料上盖了公章，工人师傅收藏好，顺利返程。到此完成了我的使命，由那位诚实的工人师傅汇报交差。　　

回来后，我和同学们谈起此事，据知情的同学说，是体育教研室个别人对她的栽赃陷害。心中为她庆幸事情发生在现在，若是在运动初期摊上此事，也难逃戴高帽、抹黑脸的厄运；现在只是停职审查，参加劳动而已。　　

过了几天，我从寝室到教学楼的路上，远远看到洪老师放下活计，眼巴巴的望着我，马上意识到，她已知道我去了她的老家。我简单地和她交换了一下眼神，也不知她是否会意。　　

若干年后直至今日，我经常自责，为什么当初我不上前与她说个明白？为什么不用明显的肢体语言向她表达清楚！虽然洪老师很快就解放了，我一直感到很愧疚。　　

                                             工人夸讲“当权派”　　

1968年12月，我们接受了四个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毕业教育之后，公布了我们的毕业去向——到军垦农场锻炼一年，然后二次分配，有特殊情况的予以照顾。我把我是独生子，父亲年迈多病的情况向工宣队金师傅说了，顺利的得到特殊照顾，分配的离我家乡较近的一座小城的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小工厂。　　

我是1968年12月末报到，回家过完元旦1969年元月二号正式上班。可能是因为厂领导不在，没给我安排具体工作。心想，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就主动找点活吧。车、钳、铆、锻、焊我都伸不上手，于是就帮助“拔丝工”捞钢筋。没过多长时间，会计大姐给我送来一副手套，下午，保管员老师父又给我送来一套工作服。每天穿着工作服上班下班也觉得挺神气。　　

“拔丝工”师父姓张，四十多岁，高大魁梧，听口音还是关里老乡，唠嗑的话题自然也就多起来。他时不时的向我夸讲厂革委会主任是个大好人，我虽然没见过主任，但已经给我留下一个好形象。  　　

我们这个厂子，每半月开一次工资，（月初一次，月末一次）开资的时候，唯独我开全月的。我不解地问会计大姐，大姐解释说：“你去年年末报到就有半个月工资了，加上今年的正好一个月，这是国家的规定”。第一次领工资，而且多得了钱的感觉真好。　　

开资的当天下午，终于见到了主任。从装束上看，他简直是个地道农民，穿着一身青色家做的便服棉袄、棉裤，有的针脚眼儿还隐约露点棉丝，头戴狗皮帽子，唯独脸色白净些，但脸型却也像陈永贵，唯独没有那么多皱纹，也不失为东北大汉。他大高个，五十来岁，说话开门见山，直来直去的。他说：“咱厂最好的工种是电工和渗碳，你喜欢什么就选一个吧”。我不知道“渗碳”是干什么的，不加思索地选择了电工，因为我当过物理科代表，还安装过矿石收音机和半导体收音机。他说：“好，电工许师傅是个大工匠，技术很高，你跟他会学到很多东西，明天你就到电工室找他吧”。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简单的结束了，第二天，我来到电工室，室内一老一小，我们互相握手做了自我介绍，我便成了许师傅的“二徒弟”。我的目光不时地盯着身穿略显肥大的工作服，腰间别着三大件如同中学生稚嫩模样的小电工。师傅看出了我的心思，便把他支走，然后对我说：“小崔今年才18岁，16岁那年，他爸爸有病去世了，他身下还有弟弟妹妹，为了照顾他家生活，厂子从工业局请示了指标，把妈妈和他都招工了。我兴奋地说：“好！这样一家人有救了”。许师傅平静地说：“不是一家，还有好几家，比如，陈师傅，他是电焊工，在挪动电焊机时，正赶上雷电袭击身亡，他老伴也被招工了”。此刻，我恍然大悟，怪不得张师傅夸主任，原来他为工人办了好事，功德无量。　　

过了一段时间，和工人们混熟了，听到关于主任的故事越来越多——　　

他是柳条编织工人出身，中共党员。“一化三改”时，在他的带领下，把几家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作坊（其中有“柳罐印子”、“洋铁铺”、奅大马勺的铁匠炉、还有编铁丝笊篱的）组成了联合生产合作社，生产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设备不断更新，培养了技术骨干，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汽车标准件。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生活也不断改善，生老病死有保障。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文革初期，他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在他头戴“乌纱帽”游街示众时候，看见一个十五、六的大孩打八、九岁的小孩；他一下子从示众的队伍中蹿出去，照那个大孩子屁股就是一脚，吼道：“哪有大孩打小孩的！真他妈没出息”！从此，自身难保的“当权派”抱打不平的佳话传遍小城。　　

在武斗的时候，厂子也一度停产了，靠边站的他仍然坚持默默地守候在机器旁不停地工作着。　　

在当权派“亮相”的时候，他诚恳地检讨了文革初期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在实行“三结合”成立厂革命委员会的时候，群众一致拥护他当选为革委会主任。　　

从此，他的威信更高了，带领职工热火朝天搞生产。　　

这就是经过“浩劫”后，新生的“当权派”。　　

                                       以实际行动迎“九大”　　

在许师傅的指导下，我不但能独立值夜班了，还学会了电机下线技术。此外，厂子还交给我一个任务——用毛笔抄写大批判文章，张贴在宣传板上和出一期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九大”胜利召开为内容的黑板报。我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并和广大工人一起，加班加点地工作。车间里马达轰鸣，电锤铿锵，一派繁忙景象。厂技术攻关小组，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开展了用小机器加工大部件的成果向“九大”献礼活动，并获得成功。　　

为了搞好“九大”的庆祝活动，我厂的技术总管大工匠王师傅，用被粉碎成黄豆大小的生铁颗粒与火药掺在一起制成一种“摇花”。“九大”前夕的一个夜晚，进行效果实验，他把拳头粗的一根长长木杆直立起来，木杆的顶端栓着一根近两米的铁链，铁链下端是一个浑身是孔的铁葫芦。当他把木杆摇晃起来的时候，只见绚烂的火花喷涌而出，形成了一个耀眼的花环，顿时人们鼓掌欢呼起来，工厂院内充满一片欢乐的气氛。　　

　1969年4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当夜，我手擎灯笼和工人们一起参加了游行庆祝活动。各路游行队伍和秧歌队、花鼓队、高跷队从四面八方涌向小城中心，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礼花四溅。地上的灯笼、“摇花”与天上的繁星、明月交相辉映······。　　

这个不眠的夜晚，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从1966年5月16日算起1000多个日日夜夜，我陆陆续续地经历了文革全过程，我是见证者。　　

                                             “ 老九” 不臭　　

“九大”召开，文革结束，我的文章本应该到此为止。但是，走资派及其犬儒们，（如季羡林父子之流）把三年文革硬说成是“十年动乱”，并说知识分子如何受歧视、受迫害等等。所以，我不得不写下去。　　

在工厂，经过一年的再教育，我在思想上、技术上都有很大提高。为了照顾家，我调到农场机耕队当电工，兼管农机配件。春耕大忙时，我还当摇犁手参加夜间作业，并学会了开拖拉机。农场麦收结束后，也曾开着拖拉机，拉着“康拜因”帮助社队收小麦。利用在工厂学到的技术，修复一台电动机；仿制一台接头机（接电机用的漆包线或纱包线）经自己看书专研修复一台电焊机。并利用业余时间给职工修理钟表、收音机等，很受群众欢迎。　　

为了更好地为农场及周围社队服务，我积极向领导建议成立电器修理部。一天，机耕队的领导对我说，你的成立修理部的想法，我向场党委书记汇报了，他让你写个计划。一听此言，喜出望外，连夜写完计划呈上。很快，机耕队领导通知我，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心想，修理部的事指定大功告成，便兴冲冲的去找党委书记······。出乎意料的是，修理部告吹，他让我到场部机关当秘书，当时被我婉言谢绝了，坚持要搞电器修理。第二天，书记又找我谈话，我还是没同意。第三天，还找我谈话。这时我心里犯了嘀咕，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我算老几？再固执下去，就是不识抬举了，于是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　　

任秘书职务期间，到六站（相当一个大队）搞了农机利用情况调查；到二站总结勤俭建站经验；到一站蹲点搞评分计酬落实按劳分配试点；秋收结束后，到兴修水利工地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冬季农闲季节，组织文艺宣传队，在场内外巡回演出。演出的节目有：反映历史题材的《五首民歌联唱》；（翻身道情，大生产等）反映农村题材的二人转《小老板》；为了配合“勤俭办场”活动，我编写了独幕话剧《一副车套》；当然也有耳熟能详、人人会唱的样板戏选段。走资派及其犬儒们所谓只有八个样板戏的说辞纯属放屁！生产停滞不前更是胡说八道。　　

大约是1973年，县财政局在我场四站搞“清产核资”试点，场部派一名机关干部到四站蹲点协助开展这项工作，并总结经验材料上报财政局。稿件退回后，场领导让我帮助修改。为了弄清情况，我到四站走访调查，对稿件进行了充实和修改，再次上报。过几天，场领导告诉我，材料已通过，并决定上报省财政局，让我到县城与黄局长联系对材料做进一步修改，并共同到省城汇报。　　

次日，我来到财政局，见到了黄局长，她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听语音是广东人，据场领导介绍，她还是县革委会王副主任的夫人，是46年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她把我领到机关宿舍安排了住处，使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大约十分钟后，她给我端来一盆热乎乎的洗脸水，随后又从兜里掏出县委机关食堂的餐券，当时我真有受宠若惊之感。　　

感慨之余，我细细品味毛主席关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教导，回顾这几年个人生历程，认识到：与工农兵相结合求真务实的老九不臭。　　

不幸的是，这位可亲可敬的黄局长出差时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当时我已在县委办公室当秘书，人们对她的不幸遇难都很悲痛。三十六年后的今天，再次向她表示悼念。　　

那个所谓动乱年代，不仅我本人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就连我身边的被改造对象也活得有体面、有尊严。　　

年近花甲的包敬芝，是平台靶场的很有名望的工人工程师，在文革中被定为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遣送到农场改造。我们几乎是同时进场的，而且都在机耕队工作，又是邻居。觉得他的一家除了生活、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工资收入降低了（原工资一百多，现只发45元生活费）之外，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歧视，而且从领导到群众都对他高看一眼。首先在住房上，我家老少三代八口住东头三间，他家五口住西头三间，一般人家都住两间，我们同属特殊照顾。其二，其子女就业、入学上一视同仁。老人家六个姑娘，前三个都在部队，老四是一站农工，老五上初中，老六上小学。第三，在人格上，从上到下人们都尊称他“包师傅”，当时场里大量打机井，发生掉钻头事故时，场领导亲自请他研制打捞工具。　　

“九·一三”事件后，老人家经常到我家倾诉他的冤屈并要进京上访，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包大爷，是不是‘特务’，您老心里最清楚，进京上访讨回公道，不但我支持您，场领导也会支持您”。不久，老人家被平反昭雪，而且当了县兵工厂厂长。　　

我亲眼见的包敬芝老人家的这段经历。也是对季羡林《牛棚杂记》的有力揭露。季羡林到农村，是走“五·七”道路，人称“五七”战士，与包敬芝被遣送改造有天壤之别。如果他真的蹲牛棚、受虐待了，则恰恰说明他又酸又臭又没人味，所以才不受贫下中农的待见，他只配做大小走资派的一条丧家犬。　　

                                    　2011-6-16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1/06/2344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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