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驹先生最后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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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驹于2017年7月31日去世，享年86岁。他在生命最后关头写给挚友『千字留言』，痛揭当局隐瞒篡改历史、军史。他在信中写到：共产党的宗旨本应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党，讲真活，办实事，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篡改党史军史是对国家民族的巨大危害，我曾渴望领导人中有良知者会向国人作出深刻的忏悔，可叹的是----由期望、失望变成绝望。”刘家驹留言如下：我的大限己至，离世之前，留下些心里话向您（你们）诀别，祝愿你们幸福长寿。

我是1949年12月在重庆参军的。12军的军政大学，以及所属各师的干校，各团的随校，军师团的医疔机构和文工团队等，先后在重庆地区招收大中院校学生入伍有9600多人(我们这批励志报国的学生，在朝鲜战场上伤亡有600多人，其余的人大多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言论右倾遭到清洗，最后留存在军队的仅有55人)。

我进入35师干校后，学习社会发展史，参加征粮剿匪。1951年，12军投入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我从文化教员改行到师属山炮营三连任见习副排长、排长、指挥排长。战争结束，回国后担任副连长，训练队副队长。1957年，师政治部借调我参加12军部队史写作，并为老干部代写回忆录。

我是高中肄业的文化程度，担当写史真让我难为。这是组织做出的安排，必须遵从。我努力阅读军史史料，学习范文，请教学者，在摸索中提起了笔。当时，全军各个部队都在组织写军史进行光荣传统教育，总政治部的指示告诫：下笔不得暴露我军的阴暗面，每篇文章都要紧紧把握住人民军队的“光荣、伟大、正确”这一宗旨。

从1957---1959的两年间，我在这一规范下，为师团干部代笔写出进军四川的《抢渡乌江》，解放重庆的《山城拂晓》，成都战役阻止胡宗南10万残军西窜的《不让敌人逃往康藏》。我还记下《大破铜鼓寨》，《巧袭观音庙》等一组我军征粮剿匪的故事。

关于朝鲜战争，我记录整理了《司号员到指挥员》、《在医疗战线上》、《上甘岭的一支车队》和战斗英雄胡修道的小传等篇，编入《光荣的道路》下发部队。1964年，我参与写《郭兴福和他的战士们》后，《解放军文艺》社收编了我。

我到编辑部当了散文组副组长。散文组要编发大量的革命战争回忆录，对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方方面面稿件中的史实查询，我走访老革命，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其中有不少血腥的、丑恶的史实。比如: 苏区莫须有清除“社会党”、“AB团”，滥杀自己人近10万；长征流窜中为求生存一路的打砸抢；四渡赤水是碰壁川军之后的大逃窜；抗日的平型关一役，自己伤亡两千八，杀敌只八百三；百团大战，只出动三万一千人，打了几个小仗，还夸大了敌人的伤亡；解放战争，在东北制造了令人心冷齿寒的死城、鬼城、血城；朝鲜战争是我军为金日成火中取栗，伤亡近百万……为凸现我党我军的光辉，大量的“阴暗面”史实被涂上“金”或被掩盖。我问过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我们是一支胜利了的军队，为什么就不能向世人说出些史实的负面?” 陈回答了一句话:“暴露我军的短处就是给反动派帮大忙。”

我进入《解放军文艺》社正是文革时期，得“天”独“厚”，总政图书室管理员专为我开放禁书。我阅读了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仲马父子等人的巨著，他们批判现实的丑恶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大量的负面史料我都记录在案。

1990年代初，我从《解放军文艺》退下来，走进《炎黄春秋》担任副总编辑。这里是从意识形态营垒冲杀出来的一帮老革命搭起的自由民主平台，他们敢把党史中不敢示人的秘闻和自己苦难的政治经历捅向当今社会。一篇篇震撼心灵的文章，引发我的共鸣。老革命谆谆教诲我摒除党文化偏见，远离立场观点，用刘知几“不掩恶”、“不虚美”的史德审视我军这支“王者之师”。

2003年，我从《炎黄春秋》退下来，打开尘封已久的笔记，捡选些记忆深刻的人和事，审视它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写成些独立短小的篇章。

我记叙的战争有：

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为攻取加里山，我所在的35师是用三千战士前仆后继的血肉之躯堆上山的。我是掩埋组长，面对自己战友横尸异国山野，血在心底流淌出《血路，血本，血酬》。

越南人忘恩负义，我们自卫反击的惩罚手段很丑恶，我写下《红军师洗劫越南城》，讲述该师把一座秀美的同禄县掠夺一空。

抗日战争结束，太行山下日伪的“土围子”还在顽抗，我军打开后，把俘获的众多的匪徒（包括匪首家属）当靶子。《杀土顽， 壮胆气》所记录的，就是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人类大屠杀。

记叙的政治事件有：

国民党退出大陆前，四川的田赋己征收到1958年，我军入川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出现粮荒，邓小平按中央指令在四川强征30亿斤粮。军队出动《武装夺粮》， 把两百万老百姓逼上了梁山。

关于“西安事变”。我走访了“西安事变”的当事人，揭露了我党支持少壮派杀害东北军军长王以哲“二·二事件”的丑闻。

全军树立的“南京路上好八连”之所以“好”，是在上海滩繁华闹市进行的封闭式管理，才保持了“一尘不染”。 我1975年深入“好八连”探访，发现他们如同蹲在大上海的一座小监狱。

1958年全国大放农业“卫星”。我参观了江西波阳三庙前公社的“水稻亩产13万斤”的现场，愤怒的公社社员向我们揭发: 丰收的“成果”是几百付粮担绕着村转圈秤出的。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流连忘返，武汉造反派“百万雄师”冲击了毛的安乐窝，邱会作给我讲述了《惊破毛泽东的霓裳羽衣曲》。

党指挥枪用于战争，也要枪杆子为政治斗争服务。文革兴起，280万解放军投入“三支两军”，《文革鼙鼓动江淮》，是记叙我12军进入安徽“支左”，军人无处不在建立的军政权，却是反宪政的无产阶级专政。

云南个旧县沙甸回族乡，在文革中清除四旧时，汉族造反派侮辱了可兰经，还给回族的谈判代表用猪首扣在头上游街示众。回族人以不共戴天仇的义愤持枪反抗，遭到“支左”的14军无情镇压，杀死1600多人，杀伤近千人。我这把一惨案记为《沙甸人的恩仇》。

记叙的军史“秘闻”、各类人物以及“林彪事件”的有：

人对性的渴求是常情，我在《军人，女人，性，糖衣炮弹》中，记叙了我军从将军到士兵在严格纪律约束下仍是性乱难止的见闻。

《军商，我的能见度》是写我军缩减军费，让军队走向市场，不惜恶劣手段与民争利的乱象。

罗瑞卿是我军人人敬畏的锄奸、镇反能手，残酷的政治斗争发展到文革时反把他整得跳楼。他之所以四面树敌，是他握持生杀予夺的大权， 性格孤傲，身兼党政军要职后威风八面。《我见闻的大将罗瑞卿》，就是揭示他的霸气。

关于“严凤英之死”。黄梅戏之花严凤英，文革中被列入“牛鬼蛇神”，她已知自己无法在专政下生存，临死前还向社会表白:“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她的死，我算半个见证人，我记下她不为公众所知的死因细节。

我还铭记些愤世的小人物，如《抠八》中我的战友常仁，他家世代贫农，欢天喜地迎来了解放，让他无法承受的是得到的翻身生活，比当初的贫农还贫困。公社化时，连他祖上留下的一棵树也要充公。他抗争，军队容不下他的“阶级异己”，打发他回乡重扛锄头。

芦花，一个烟台的农村妇女，我的远亲，丈夫仅因和邻居口角就被关死在派出所。芦花进京告状无果，回到家披麻戴孝向市委申冤，得不到回应，她愤懑难平，只身在烟台市的车站码头大街散发“还我丈夫”的传单。这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刚直的妇女，最终得到40万抚恤金。

1986年春，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聘我撰写《林彪传》。几年间，我采访林办工作人员和林的老部下近百人，仅记下了二十多篇杂记，足以证明林彪无“反革命”罪，林彪反党集团不存在，《571工程纪要》是一篇有先见之明声讨独裁者的檄文。

《雪白血红》是我军作者张正隆记叙林彪在东北战场指挥才能的一部优秀纪实文学著作，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后，引起杨尚昆、王震等人的愤怒，指责该书是给蒋介石评功摆好、为林彪翻案的坏书，作者、编辑遭到关押。我记述了这一无法无天的恶行:《〈雪白血红〉蒙难记》。

我采访记录的《毛家湾轶事》，反映了多名受访者十多年间在林办生活工作的秘闻。叙说了帅府家庭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的生存和生活。

《小舰队的兴亡》，记叙了林立果进入空军后的成长、以及从崇敬毛到反毛的前因后果。文章同时述及周宇驰、于新野用博浪沙大铁椎一击般的胆识，敢向毛泽东头上动土的壮举。

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官方劫收了《炎黄春秋》，我身心已严重危弱，仍写出《炎黄春秋的历史和她的“虚无主义”》抗争。

我们党本应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党，讲真活，办实事，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篡改党史军史是对国家民族的巨大危害，我曾渴望领导人中有良知者会向国人作出深刻的忏悔，可叹的是----由期望、失望变成绝望。

我留下约70余篇文字暂时还不能发表的文稿，它反映了我一生經历和见闻的历史暗角。我的信念是——历史的乱象还会返璞归真的，也望你们能从中领悟到我的心声。

我匆匆走过八十五年，自信无愧此生。我的文字，任由历史和后人评说。古人云：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我相信历史。

我相信未来。


刘家驹  绝笔
1931·10·21—201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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