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奇特而悲剧的翻译家孙大雨

Gowest · 发表于 2023-3-1 02:46:56

冉云飞

早年曾迷莎士比亚戏剧，英文不好的我，不足以领会莎翁原著的精微，于是着力搜求国中能看得到的莎士比亚汉译本，来体会其间的妙处与差别。在朱生豪、梁实秋、方平等人之外，最让我注意的是孙大雨。一来他像尝试自己新诗创作一样，竭力与众不同地用音组来翻译莎翁的作品，以期能细达毫芒地展现出莎翁的曼妙来。二是他的人生经历让我特别有兴致想了解他，这源于我搜集整理并编辑《反右史料知见录长编》文献目录，得知他是一位极有名的右派，并在我编辑的史料中罗列了几篇彼时报纸上对他的批评揭发文章，由此总是期望有机会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最近研读黄健、雷水莲的《孙大雨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看到他们花了不少篇幅谈及1949年后孙大雨的生活，并且对他诸般遭遇做了比较深入的发掘，在常常回避现实痛楚的传记写作中是难得一见的。在这方面，作者花了不少功夫，有点对史料“竭泽而渔”的精神。不仅采纳了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周策纵《我和孙大雨先生认识的经过》、严祖佑《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孙近仁、孙佳始《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黄昌勇《孙大雨传略》、右派难友李梧龄《泣血年华》、叶永烈《沉重的1957》等历史及回忆录性文献，而且像我所搜罗的彼时批评孙大雨的报章文章，这样发表在网络上的资料他们也注意到了，还补充了我未曾寓目的1957年19期《新华》半月刊刊载的《孙大雨面红耳赤丑态毕露》（p.188）。

如果孙大雨只是像一般右派那样有着曲折的苦难经历，只是最终活着看到自己被“平反”，从而完成一种苦尽甘来的“大团圆似叙事”，那么对我这样见此种史料与听说此种故事比较多的人来说，并不觉得稀奇，吸引力不大。那到底是什么因由吸引我来写这篇文章呢？希望下面的言说是个令你也觉得有意思的角度与回答。

一

孙大雨出生于1905年，五四运动时正在读中学，这一代人所受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我所翻读喻天舒《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杨剑龙《“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与《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等书来看，侧重点各不同，但所涉作家无非是那几个比较出名的基督徒作家如冰心、许地山、林语堂、老舍等——至于他们有没有教会生活，及后来有人甚至否认自己是基督徒，那是另题，暂不讨论——间或涉及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等人作品中关涉基督教的一鳞半爪，自然没有人提到孙大雨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新月派诗人群体，无论早期的国家主义者与后来的民族主义者闻一多，或是自由主义者如徐志摩、梁实秋等，还是自由而偏左派的孙大雨（他与朱湘、饶孟侃、杨子惠被诗界称为“清华四子”）等人，都是一群沐浴欧风美雨的留学生。这些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泛化意义上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也相当有可能，但从经历与创作上看，可以直接肯定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人，孙大雨是最为明确的一位。

十三岁以前的孙大雨因父亲作为顶梁柱在家庭里的支撑，专门请私塾老师来家中教他读《论语》《孟子》《大学》等传统典籍，且在九岁时亦开始学英语，孙大雨都学得不错。可惜十三岁时父亲病故，家中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但其母想到儿子学习不错，在十四时将孙大雨送到收费相当低廉的上海青年会附属小学读书，接着上初中，直到1922年在青年会的教会学校完成高中学业，考入清华学堂为止。

上海青年会中学由上海青年会1901年创办，老师多聘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一些知名人士也到此授过课，如曾虚白、邹韬奋、洪深等。（p.13）青年会受自由神学影响，把益人看得比荣神更重要，所以思想新派到与社会上的新思潮，并无太大的分别。孙大雨在学校创办的《学生呼》杂志上撰写鼓吹进化论的言论，同时他还将相似的言论写成一封信寄给校长，校长看了大约觉得有挑衅的意味，自然生气，准备开除他。“但孙大雨并不畏惧，而是给校长又写了一封信，声言若因批评学校而开除学生，就要在报纸上写文章与校长进行公开辩论。慑于‘五四’新文化、新思潮蓬勃发展的形势，校方只好派副校长赶到孙家，收回了开除通知，并请孙母阻止孙大雨在报上写文章。”（p.18）因作者没有公布资料来源，不能说此事必有，也许是事后追忆所致。但揣度当时系非基运动爆发前夕，教会学校有这样的风气，亦属情理之中。

到了清华学堂，孙大雨就更是如鱼得水，由于经常读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莎士比亚、弥尔顿、雪莱等人的诗歌，使得他此前即有诗作发表——1920年5月15日曾有20行短诗《海船》刊载于《少年中国》第一卷11期上——的诗情更加勃发旺盛。在他这个时期刊发出来的诗作中，有一首1922年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的小诗《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水呀！你是何等清洁可爱，
你是至公无私的救主！
你能洗涤一切尘垢污泥，
能救人于危急——渴极。
江河大海是你的形体，
荒山深谷有你的踪迹，
冰霜雨雪是你的变相。
不信贫的，富的；贱的，贵的；弱的，强的；
小的，大的；你都一样待遇，
没有一些儿分别。
总之，你是普遍公平……

《孙大雨评传》的作者说，“全诗始终透露出对公平、平等意识的渴望和赞美”（p.25），他们仿佛一点都没有看出这有基督教文化的因子与影响。把水比作神自然是泛神论的影响，因作为受造物的水等一切事物，不可能给出作者所说的这些东西，也没有这一系列的特性，这只不过是人文主义意义上对水是生命之源的现象性表达。但从这话语外在包裹来看，应是从基督教而来无疑，是对造物主非位格性模仿表达无疑。我没读过《孙大雨诗文集》，不知他的其他诗文里，是否还有像《水》这样的小诗，倘若有，那是值得做个案分析的。

二

孙大雨算是五四文化之子，复以欧风美雨的熏沐，其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自然是比他的许多同胞高出不少。但以人本为中心的自由追求，很容易滑向人就是最高目的乃至以上帝自况而不自知。如此境况下，对人性幽暗的深入洞察，对无知之幕与人之致命致负的认识，无疑有不能洞达的死穴，即人追求自由最终带来的是无所不在的奴役，孙大雨后半生遭遇无疑应作如是观。

1947年春，孙大雨经清华同班同学彭文应的引荐，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大教联”是由曾留学美国、德国的法学家张志让牵头，并接受周恩来指示，于1946年夏天成立的一个共产党外围组织，被共产党视为打败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参加的教授们由地下共产党员李正文、曹未风等人来直接领导，孙大雨是其中很积极的参加者，其主要活动当然是反对国民党，支持学运，还被选为干事，曾任代理干事会主席。但这一切在1949年5月上海甫一易手后的几天，就出现了让孙大雨不痛快的结果，代理干事会主席不用说，不能代理了，就是干事也被拿掉。后来为了照顾他的情绪与统战的需要，把他增补为“后补干事”。这事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孙大雨似乎“不识时务”，以致此事直接成了他后半生苦难遭遇的导火绳。

孙大雨性情固执，对一些事情很较真，他认为“大教联”在上海易手后的改选，是有预谋的、非法的、过河拆桥的，因此与后来成为他直接领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等人有了化解不开的冲突。于是他不停写信与告状，甚至发展到用以牙还牙的办法——别人说他是反革命，他也到处说那些认为他是反革命的人是反革命——去“鸡蛋碰石头”，或许他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中国少有的著名“上访户”，不停上访的结局是成了著名的右派，反革命分子，坐牢两次达数年之久，身心遭受重创。

1949年8月5日至9月15日孙大雨先后两次给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与副总理董必武写信，谓“大教联”的改选是被“小集团”操纵了，还竭力陈述自己参与地下斗争的事迹，并附上他参加斗争所草拟的有关声明文件资料共二十余件。孙大雨当然不知道这样的改选，不是什么“小集团”的操纵，而是官方“革命斗争”的需要，即必须把“大教联”这样有一定行动能力的组织，严格把控在自己人手上，以便应对政权才到手的复杂局面，哪能再由孙大雨这样的“民主人士”当代理干事会主席呢？给你增补为“后补干事”，你就应该知足了。你可以说孙大雨是诗人，看不懂“革命形势”，但他在美国习政治学的清华同学彭文应、王造时也未能看懂，这说明“革命形势”高妙到一个地步，是英美政治学和自由左派洞也穿不了的，因为政治学不等于政治术也。

1952年2月，在思想改造与三反五反中，查究一件造谣污蔑案件时，孙大雨被打击了五个月，同时被裭夺了曾经再三要求担任的外文系系主任职务，这使得他与李正文的冲突进一步恶化。1953年许广平作为政协华东视察组领导人到上海视察时，就组织包括孙大雨在内的教授座谈，对孙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同时高教部副部长曾昭抡到上海调查，并由上海市委党校工作部部长兼高教局局长陈其五主持，召开了与“大教联”改选一事有关的十八名当事人参加的会议。会后华东局统战部还转发了《关于孙大雨问题的座谈情况》，说孙大雨等人和李正文之间是误会，他们是一条心，只是改选时“对孙大雨照顾不够是一个缺点”。官方当然要坚持李正文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李才是真正的自己人，但又要照顾一下孙大雨等著名知识人的情绪，于是来了个“和稀泥”的折衷做法。但孙大雨并不买账，他认为曾昭抡、陈其五的劝解是“糊涂官断糊涂事，原被告各打四十大板了事”（p.153）。

不服的孙大雨自然不依不饶地状告下去，1954年他公开批评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在思想改造中对他打击报复，并且重提“大教联” 旧事。同时1955年2月他写信给上海市长陈毅状告李正文等人搞“小集团”，是“反革命集团”，在随后的约谈中，陈毅、柯庆施、陈其五都批评孙大雨钻牛角尖，陈毅说到激动处，批评孙大雨说没有那么多反革命，反而说孙反党反政府，使得孙意气难平。1955年肃反运动如火如荼时，孙大雨花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罗列了六十多名“反革命”，并说这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因为他觉得这些人参与了对他及一些民主人士的迫害。同年10月还写了准备上诉的长达八万多字的申诉书，有股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气概。

1956年，借到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民盟大会之机，孙大雨把自己所写的八万余言上诉材料，以及自己认定的上海“反革命集团”检举材料，交与民盟领导如罗隆基及一些朋友看，大家都觉得他这样做欠妥。一些被检举的所谓反革命在他们看来并非事实，但孙大雨固执己见。同年12月在上海市政协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孙大雨作了《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的长篇发言，再次指控上海党内有“反革命分子”。在接下来召开的上海市二届第一次人代会小组发言上，孙大雨作了与上述相同的发言，直接把上海高教局局长陈其五、前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复旦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杨西光、上海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风、著名作家靳以、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等说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p.170）。

反右初起时，复旦大学党委邀请孙大雨发言，他还是痛斥此前的“反革命集团”，1957年6月8日《解放日报》以非常醒目的标题刊出他的发言，题为《孙大雨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控陈其五杨西光章靳以等都是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p.174）。孙的结局自然是被毛泽东钦点而打成极右派，蒋丽萍、林伟平所写的《本是同根生》一文里写到谈家桢、苏步青等人因批评动物学家张孟闻，而连带批评孙大雨。而文艺界的巴金、周而复、柯灵、靳以、郭绍虞等联合发言，痛批孙大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pp.186—187）。1958年6月4日《文汇报》头版有孙大雨被判刑六年的消息，同一天该报第六版却有郭绍虞的一首诗《歌颂总路线》：“多呀多！百花齐放开朵朵。/快呀快！脑筋一动窍门开。/好呀好！工作先进称英豪。/省呀省！节约那计一星星。/跃进更跃进，/比先进也比干劲。/歌唱吧！/歌唱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算是同校同事，反右后不同命运在同一天报纸上的交集。

三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被整，便默然无声，并不反抗；或者说即便反抗，也并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孙大雨却独辟应对彼时困境之蹊径，不过要让人理解他这样的行为也并不容易。难友严祖佑在《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一文里说，有次他问孙大雨为何要状告李正文等人为“反革命”时，“我发问后，孙大雨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似乎认为我的提问是多余的，然后不假思索地回答：从50年代初民主改革开始，接连几年他们一直说我反动、反共。反动、反共，当然就是反革命。他们可以说我是反革命，我为什么不可以说他们是反革命。再说我明明不是反革命，他们却说我是反革命，这就说明他们是反革命。孙大雨又说，换一种说法，我们这叫作对骂。俗话说，相打无好拳，相骂无好话，怎么说得上诬告呢？打个比方，两个人骂架，有人骂了娘，骂娘当然是不文明的，但总不能说，骂娘的就是企图强奸吧”（转引自《孙大雨评传》p.158）。

上文“50年代初民主改革”一说，要么是孙大雨误说，要么是严祖佑误记，因为此说是共产党上个世纪50年代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才有的术语，应该是“50年代初思想改造（或三反五反）”才准确。从孙大雨的回击来看，既有法理困境也有伦理困扰，但孙的回应并非完全无法解释。孙大雨上大学以前受教于教会学校，若是他片面地理解教义，《圣经》中也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说法，拿来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自然会走样。但他几乎不受教会生活与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他认同进化论，也不认同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否则他绝不会身上充斥着不少道德自义，导致细大不捐的事，必争输赢，乃至到了不乏睚眦必报的地步。从上以的回应来看，或许他状告一批人集合成“反革命集团”，在他看来属于法律上的“正当防卫”。不过，这表明孙大雨对具体与他冲突的人不信任，对法律（当时连法律条文尚不健全）也丧失了一定信心，倒是相信越级上访的人治，这说明了他的天真与无奈。天真就是从“大教联”改选的失宠，到后来的争宠——按具体情形来看，共产党一直对他还算客气与隐忍，在反右以前让其当过复旦大学外文系系主任，当上海市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等——与那些奔赴延安的人比老资格，将一系列人举报成“反革命集团”，打击面太大，树敌过多，从而为他后来的第一次被判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官方看来，孙大雨长年累月地写控告信，不听劝阻，令人头疼与厌烦。但得找一个“拿得出手”的罪名，必让那些被其控告者来反戈一击。在反右以前那些被他控告的人，大多至少表面上还在隐忍，到了有机会挟反右之风雷回击的时候，那当然是“天助”他们，故集体起诉孙大雨诬告他们。1958年6月2日上海法院判处孙大雨六年徒刑，并在6月4日号的《文汇报》上以“伸张正义维护国家法纪上海法院判处孙大雨徒刑六年”的标题，于该报头版右下角刊出。这篇近千字的新闻区为六段，中间四段陈述法院判决的事实，开头一段是“一再捏造事实，诬告诽谤我党、政机关负责人及教育界人士为反革命分子的孙大雨，前天被判处徒刑六年”，最后一段为“这个判决宣布以后，出席旁听的复旦大学师生及其他旁听群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拥护这个公正的判决”。

判决新闻中间四段大体描述孙大雨状告的细节，黄健、雷水莲比较详尽的《孙大雨评传》里没有涉猎——不知孙大雨的女婿孙近仁、女儿孙佳始所写《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一书是否写有，因没有读过，不敢断定。但鉴于黄、雷二人引用二孙本的内容不少，未涉及此，我初步断定二孙本也没有提到这个判决新闻的细节——为使孙大雨遭难被判决的诸多细节，让人有所了解，对此内容多说几句。判决中说1952年复旦展开三反五反运动，孙大雨即开始说李正文是“CC公馆派”留在复旦的头子，在思想改造中说当时正领导思想改造的李正文为文化系统特务与地主恶霸分子，“并污蔑善意帮助他进行思想检查的杨岂深、李振麟、全增嘏等人为反革命‘CC公馆派’分子”。所谓“CC公馆派”是指国民党大佬陈立夫、陈果夫二人为中心的派系，这样的罪名在彼时可谓罪大恶极。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后，孙大雨写了八万多字的控告书，“向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关负责人，诬告上海市高教局局长陈其五、复旦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杨西光、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等人为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在文教单位的重要分子；诬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上海市高教局处长曹未风、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等人为特务分子；诬告复旦大学教授全增嘏、副教授杨岂深等为反革命‘CC公馆派’分子等共达五十余人”。反右时孙大雨除继续指控上面一些人为反革命外，还指司法部部长史良、上海市副市长兼新闻日报社社长金仲华为反革命分子，并指《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里有反革命集团。

被孙大雨指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大约很多与他是有过节的。除有些人说孙是反革命分子外，新闻透露出来的信息中，其间过节可以大致分析出来。比如所谓善意帮助他进行思想检查的杨岂深、全增嘏、李振麟等人，或许只是提意见与建议，但凡是对历次运动有体会或者是有研究的人来说，知道这“善意帮助”并不好受。像陈垣那样公开写信劝胡适回来的“善意”算是文明的了，但1949年的善意帮助检查，恐怕就没有这样和风细雨了。至于张志让被指为反革命，显然与他曾是“大教联”创始人，又在高院副院长重要位置不帮孙说话，甚至说了不利于孙的话，不能伸张法律正义（史良被孙指为反革命或为同样理由）有关。为何张志让与史良没有位列共同起诉孙大雨诽谤罪的大名单中，大约是因他们在高院与司法部领导位置，于法理来讲，还是要有所回避。当然也许是他们觉得自己位高权重，不必在意他的污蔑，没必要起诉他。而《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被指有反革命集团，其中金仲华也被指反革命，或者在孙大雨看来两家报社有偏袒性或者不实报道。

大约是孙大雨这个案子影响不小，只给出个一千字的判决新闻，难免使人觉得整他的嫌疑太过明显。于是1958年8月7日《文汇报》与《解放日报》以醒目的标题刊载十六人起诉孙大雨诽谤罪的全文控诉状。控告事由“为控诉孙大雨诬蔑诽谤、蓄意陷害好人，请依法侦查，提起公诉”、“被控诉人孙大雨，自解放以来，处心积虑，多次捏造事实，一再肆意诬指公开诽旁控诉人等为反革命，企图陷害成罪。最近以来，孙大雨更假借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名，变本加厉，又大肆公开诽谤，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忍无可忍。为此特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控诉”。提出诽谤指控的十六人，除了少部分如职工代表等是官方有意安排外，大约都被孙大雨诬告过，相当有来头。如陈其五（上海市高教局局长）、杨西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正文（高教部副司长）、苏步青（复旦大学副校长）、章靳以（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漆琪生（复旦大学教授）、全增嘏（复旦大学教授）、曹未风（上海高教局副处长）、杨岂深（复旦大学副教授）、李振麟（复旦大学教授）、徐燕谋（复旦大学教授）、程雨民（复旦大学讲师）、谢受康（复旦大学学生处副处长）、龙文佩（复旦大学助教）、雷兰（《解放日报》职工代表）、鲁平（《解放日报》职工代表）。（见叶永烈《反右派史末》一书，转引自《孙大雨评传》pp.192—193）

其实孙大雨对他的朋友与同学是有很深感情的，如对落难的清华同学彭文应，对曾经的狱友严祖佑都有关照。但他为人直到容不得沙子，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这往往也是道德自义者容易做的事，因为不明白每个人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同时这样的性格，也难免犯下《圣经》中所说的，只见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的事。鉴于他曾经就读教会中小学，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自然也不理解宽容的真义，自己并不是真理在握的审判者，就更有理由为他的人生叹息。一个“大教联”选举事件，就奠定了孙大雨人生后半生的悲剧基调——黄昌勇的《孙大雨传略》、孙近仁、孙佳始的《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里都有相当剀切的分析——说明他的固执有时到了狭隘的地步。但这并不是要为那些整他的人与制度辩护，不说别的，单就平等与公义来讲，不认识至高者，哪能得到真正的公平正义呢？

孙大雨于文革中再度遭受牢狱之灾，那几乎是他此前命运的逻辑顺延，关于此点，《孙大雨评传》已写得相当充分。孙大雨一生的遭际，有时代洪流的裹挟自我，个人无法阻挡的原因，但也有他自身的独特性——从家庭角度来看，孙大雨父亲早逝，母亲独自将他养大，既受宠又聪明，难免滋长了他的骄傲与好胜乃至好斗，这也是促成他后半生悲剧的性格原因——这样的独特性，在我所了解的文化人中是相当少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对右派群体算是花了不少精力去了解并加以研究，但很少发现像他这样的“奋起反击”而遭难的，此种“特殊性”也令人不胜唏嘘。好在他足够高寿，晚年总算过了十几年相对平安的日子，完成了一些自己想做的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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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奇特而悲剧的翻译家孙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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