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典型知识分子吴晗的人生轨迹看文人人格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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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典型知识分子吴晗的人生轨迹看文人人格沦丧

　　“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胫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引自吴晗《朱元璋传》

　　1.
　　吴晗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历史系的才子，和钱钟书、曹禺并列的清华三才子，师从胡适，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学生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西南联大老师学友事迹甚详，似乎惟独对于吴晗不大满意。书中记录了吴晗的三件往事：一是为了当“二房东”赚大钱，吴晗把租住自家房子的何兆武姐姐赶了出去；二是“跑警报”的时候，校长梅贻琦不慌不忙，拿着手杖，踱着方步，朝防空洞走去，而吴晗一听到警报，总是慌慌张张、跌跌撞撞，脸色都白了，学者风度尽失；三是开学第一次考试，吴晗就弄得何兆武他们全班同学都不及格，似乎是要给大家一个“下马威”。而且，根据何兆武的回忆，吴晗“精英意识”十足，时常当众埋怨：自己身为教授，回家居然要亲自打水。当然，这些仅仅是学生对老师的小小怨愤，再正常不过。
　　当时清华历史系群英毕集，比如胡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张荫麟、蒋廷黼，日后同样成为史学大家的吴晗，人生的轨迹与他们最终发生了深刻的差异，而那时他不过是芸芸众人中不起眼的一个。抗战爆发，他与北大清华一起流亡昆明，先是在昆明大学，后在西南联大任教，那是艰难的年代，大家的日子都过得艰难。
　　但是一个机会让他一炮蹿红了，如同玛丽莲梦露主演了《如何嫁给百万富翁》一般。那就是他的历史新作《朱元璋传》。如果从传统的历史学学术角度看，《朱元璋传》并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时势造英雄，政治化的含沙射影让《朱元璋》名声大作。那是在1943年，国统区生活的艰难，对抗战对政治的不满，通过戏说历史发泄出来。
　　当然，最直接的原因，写书是为了赚钱养家，他自己说“在叙永分校来回路费弄得倾家荡产之后，家乡沦陷了。老母弱妹衣物荡然，无以为生。加以物价天天在涨，实在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了。”刚好林同济从重庆来到昆明，约吴晗写《由僧钵到皇权》一书，讲定稿酬一万元，分三期付款，第一期可以预支三千元。”
　　吴晗把反元的红巾军叫作红军，起义军的首领朱元璋称为红军大帅。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对革命成功后当上皇帝的朱元璋的批判，处处影射当时的国府领袖蒋介石，描写朱元璋从小流氓到大元帅，由投身革命捞一把到后来出卖革命，走的是和蒋介石一样的道路。他用很文革的语言，将之定性为“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没把他怎样，但在当时国家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某党理所当然地发现了这样一部“进步”历史作品的价值，于是吴晗成了典型的进步知识青年，被加以大力栽培，抗战后回到北平就成了地下组织在北平文化界的头面人物，1948离开北平去了西柏坡，彻底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
　　但是《朱元璋传》还是存在它致命的弱点，有了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伟大领袖从阶级斗争角度亲自对吴晗加以指点。吴晗《朱元璋传》手稿的封底有几行钢笔草书，字迹潦草，大意是：第一，彭（莹玉）的下落是消极的、道家的，称赞不当。第二，国家机器由军队、法庭、特务机构等组成，而不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第三，朱元璋由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不是由个人的人性物欲决定的，团体利益决定个人利益。其右是吴晗对此的说明，用毛笔书写："下面这一启扎记是1948年12月间毛主席的当面指示，地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主席的住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主席指示的话很多，当时所记的仅仅是对于这一稿子的主要的话。吴晗追记。1954年4月1日"
　　通过伟大领袖的指点，通过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以及深入的阶级斗争分析，从那时起到吴晗临死前，《朱元璋传》四易其稿，其间的变化我们可以寻找出清晰的脉络。彭和尚不再消隐而是被皇帝杀害了（因为伟大领袖不允许这样的革命家有逃避行为），领袖还说了“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的那么坏。”于是用来影射蒋介石的朱皇帝，果然就变得不那么坏了，废除丞相权力皇帝个人独裁专制的话也不那么说了。最重大的变化，莫过于对文字狱的批判，从原来的慷慨激昂到最后迹近于无。
　　除了吴晗本身思想认识的提高，更重要的，我们应该看到时势的改变。原本是民间的进步力量，用来批判专制统治的，但是后来，原来的革命者要成为执政者了，都是农民暴力革命的领袖，感情上有共通之处，骂朱和尚这个农民领袖太多，说他没当皇帝一套当了皇帝一套，老毛总觉得如芒在背。很多借历史批判的话就不可再说，否则就近似于打自己耳光了。于是《朱元璋传》从最初的戏说骂街作品，完成了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分析的理论蜕变，从头到尾实践着文化为政治服务的理念。　

　　2.
　　抗战结束，回到北平，进步青年吴晗已经是某党地下组织在北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内战初起，他们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文化领域在思想舆论上占据制高点，将笔当作锋利的匕首，配合硝烟战场上的暴力革命。
　　1948年8月10日，朱自清离开了人世，他是被饿死的。在他弥留之际，他对服侍在旁的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
　　这件事，绝对是吴晗的功劳。美援面粉来自于美国1948年4月通过了《援华法案》，1948年7月，美国面粉等救济物来到了中国。为了防止中国政府将售价定得太高而达不到救济的目的，美国还特别规定援华物资在中国的出价不能由中国政府一方决定，所以，美援的面粉都是以很低的价格出售的。既然价格低，就不可能人人都能买到，高校教师就成为这些特殊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持有“配购证”，可以买到价格低廉的面粉。
　　但是面对美国的援助，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运动，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反美扶日”运动，抵制美援面粉成为运动的重要内容。当时北平文化界由吴晗等人发起，号召高校师生不食这“嗟来之食”。吴晗挨家挨户去动员，很多人根本就不让吴晗进家门，有的人说家里有孩子，不能参加他的这个活动。最后参加签字的人大约有一百多人。
　　此时的朱自清一身贫病，他有胃病吃不得粗粮，但除了美国面粉是细粮白面，当时的市场上大多是粗粮，即使有细粮价格也高得惊人。朱自清夫妇有七八个孩子，靠他一人的收入很难维持，不得以朱自清还只能熬夜刻字赚点外快。
　　朱自清是个老好人，很少介入政治，他教的学生，有民主青年同盟的跟三青团的打架，并且都告状到老师这里，他两边和稀泥，还偷偷对左派青年说，你让一点免得吃亏。政治运动他不参加，但老先生有着迂腐的爱国节气，对于激情后辈心怀爱护，吴晗上门来动员，他很爽快地说，我签我签，并且当场把配给证交给了吴晗。
　　就这样，进步的革命青年未曾饿肚，但是不革命的迂腐老年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当然，这也为朱老先生挣来了死后的荣光。“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第1499页），就这样，老先生成为未来新政权爱国主义最好的教材，反复被后人歌颂。而成就朱自清饿死大业的吴晗，很快就离开北平投奔他的光明世界去了。

　　3.
　　如吴晗这般的文化代表，不仅仅在革命时期积极地为党鞍前马后，积极投身政治斗争，并且在革命成功以后，依旧积极改造自己头脑中的旧世界，努力以阶级斗争马列理论武装自己，新政权一建立他就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成了首都的文化界主管。在首都建设以及历次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运动中，他都表现得很先进。
　　北京拆旧建新，梁思成哭城墙哭牌楼，找的就是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吴晗，他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但是吴市长坚决站在党的方针政策一边，即使总理出于某种考虑，尽量保护下了一些文物古迹，而吴市长却对拆迁工程非常的积极踊跃。
　　当时梁思成夫人林徽因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据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在《林徽因集》的序中回忆：“林徽因则冲动地指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陈从周回忆，49岁的林徽因当时肺病已很严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吴市长这么积极，因为伟大领袖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以后从这个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领袖的指示当然不止这一句话，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同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又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今天，伟大的理想实现了，真的看齐了，尽管看不到那么多烟囱，但弥漫的沙尘暴总可以慰聊水晶棺里的领袖了。
　　反右开始了，据黄裳回忆，吴晗1948年在香港见过罗隆基，就是那个永世不得摘帽的“大右派”，罗给了他一封信，让他转交香港民盟负责人，其中有坚持民盟独立自主，不受中共领导的意见。当时，吴晗没有转交，把信藏了起来。1957年，反右批斗所谓“章罗联盟”时，吴晗拿出此信，这一揭发给罗最沉重的打击。在批罗大会上，吴晗代表民盟左派第一个发言。他登台便骂，骂罗隆基是“撒谎大家”，骂他“从腐朽的英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一套撒谎学和诡辩术，无耻到极点”。接着，用大量篇幅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老底，说他“早在20年前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企图联合反共了。”
　　即使是亲兄弟吴春曦、妻妹袁熙之都被打成右派。吴市长也绝不会怀疑到反右派扩大化的问题上去，他只能愧疚他平时对他的亲人帮助不够。也更坚定了他自己紧跟领袖不断进步的决心。很多年以后，一些老学者在美国时大家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钟书忽然对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访问历史》之何兆武）。

　　4.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59年，针对当时基层干部的隐产虚报现象，毛泽东提出了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历来紧跟毛主席并且屡尝甜头的明史“专家”吴晗受领袖秘书胡乔木指点，才思喷涌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历史剧《海瑞罢官》等作品，再次很好的充当了伟大领袖的马前卒。却不知，这次他为自己挖好了坟墓。
　　六年以后，他再也跟不上伟大领袖的步伐，另一位更加跟紧步伐的文人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是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没等惊谔的吴晗醒过神来，市长彭真倒了，他与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倒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开始了。
　　1966年3月17日，伟大领袖点了吴晗、翦伯赞的名，说他们是反共，是国民党。他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吴晗的后二十年》）。领袖的一席话，彻底宣判了吴晗的政治死刑。
　　后面的结局众所周知，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后来党说他在监狱里“始终坚持刚正不阿的气节”。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疯了，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主演《海瑞罢官》戏的马连良也惨死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中。
　　1943年的吴晗曾经这样描写朱元璋的文字狱：“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胫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26年后，他吴晗死前在狱中高喊：“为什么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你们不让人说真话，你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这时候的吴晗究竟明白了多少？自从他加入这一革命队伍，成为一只凶狠的鹰犬之后，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骨气，其实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从《朱元璋传》起家，被漫骂的蒋公对他一笑了之，感觉有三分影射的毛让他认真修改，可即使修改了，领导文革的国母却对书中朱皇帝下令后宫不得干政恨之入骨。只可惜，再也没有机会给吴晗修改第五稿的机会了。更重要的是，鹰犬奴才终究是工具，终究要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随意舍弃的。
　　天作孽尤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这时他能够想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恶吗？能够想起朱自清吗？能想起林徽音和罗隆基吗？他会感谢将自己改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伟大领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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