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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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周扬的“两面派谈起”

　　 “文革”期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出版物上，刊登有大量的文艺批判文章。今天看来，有点“学术含量”，还值得一读的，是1967年初由姚文元署名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所以说“署名”，是因为大约自1965年11月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的文章，包括《评“三家村”》等，应该都是上海的一个写作班子支持下的产物。“文革”期间，中宣部被毛泽东点名为“阎王殿”，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虽然周扬从未当过这个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部长，却是实权人物;所以，对“阎王殿”的批判，他自然是矛头所向。

　　 如果不太介意文章中种种政治恶名和暴力性语言的话，那么，提供的资料线索，某些分析，还是能从中受到启发。至少是可以见识这个时期文艺界冲突争斗的线索、方式、依据。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在政治斗争中，“道德”审查显然占据重要位置。读过之后，你可能对“正确路线”与周扬为代表的“反动路线”之间的分歧不甚了了，但对诸如“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掩盖真相”，“顺风转向”等等的道德劣迹的描述，却印象深刻。可能作者也意识到，“两面派”这样的“道德”指控，比另外的理论分析更有力量。这里有点奇怪的是，周扬是因为“政治”问题落难的，但“罪名”却使用了“两面派”这样的“道德”词语。

　　 这种道德指控，其实不始自“文革”，从50年代或更早的时间里就存在。只要翻检“当代”文艺批判资料，就可以频繁碰到诸如“虚伪”、“露出原形”、“暴露真面目”、“剥去伪装”、“揭开骗局”等等的语词;以至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当代批评家存在普遍性的人格问题。50年代批判胡适、胡风，“虚伪”，“露出原形”就是常见的批判用语。1957年陈涌成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学得了胡风的诡辩术”，善变，“声东击西，口是心非”;说他1955年批判胡风，可1956年却是胡风的共鸣者(指他写了《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在反右运动中秦兆阳的罪名，也是“不老实”，“公开一套，暗里一套”。说他用真名字写论文、小说，“口口声声讲社会主义”，用笔名(何直，鉴余)写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小说(《沉默》)，却反对社会主义精神;以编者(1956年他在《人民文学》主笔政)的身份修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加强了小说的消极因素，又以批评家的身份批评王蒙，指责的正是他所修改的地方。他的“不老实”的另一证明，也是1955年写文章批判胡风，可刚过一年，又宣扬了曾被他批评过的胡风的文艺思想。 在1950年代，对冯雪峰、徐懋庸、黄药眠、钟惦棐、萧乾等的批判，也都突出他们的“伪装革命”、“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见风转向的“两面派”形象。1958《文艺报》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等的“再批判”，编者按语(毛泽东修改、撰写)也特别在他们道德问题上做文章，称他们40年代初在延安写的“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后来“文革”期间对邓拓、吴晗的攻击，也如出一辙。

　　 这种关注、论述方式，相信与那个时期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以及文学的道德承担的信仰有关。不少作家，批评家，都有掌握“客观真理”，并为捍卫这一“真理”而奋斗的激情。不管是坚守的秉持还是一时的幻觉，至少从表面，姿态看，都愿意成为在实现理想之途勉力分辨真伪的道德主义者。在涉及与辨明“真相”和“真理”的道德问题上，他们的言辞、表情常常峻烈凌厉。他们也明白如何能打动读者(听众)的心。因而，当年人们在这样的真诚、凛然的言语面前，要对被谴责的对象不鄙薄，不愤怒，大概不太可能：

　　 ……她只记得自己是一个女人，根本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左翼作家，更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冯达养病时丁对他的照顾是很好的，据说在他的床前经常都有鲜花。同志们大概都看过伏契克这出戏……当那个革命者在监狱中看见那个过去的爱人现在的叛徒时，她给了他一个多么响亮的耳光。我还记得，丁玲同志曾经写过信给吴雪同志称赞他扮演的伏契克，我不知道丁玲同志看到这个场面，她心里有什么感想。丁玲今天还口口声声说她是有25年党龄的党员，难道她在南京与叛徒特务同居的三年，也能算是共产党员吗?

　　 于是，你会容易认同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个“极其虚伪，极其狡诈，又极其阴狠的两面派的典型”：“因为她曾经对党不忠诚，而且后来隐瞒这种不忠诚，因此，她就可以继续不忠诚，而且迫不得已要继续不忠诚，因为她只好用后来的很多不忠诚来掩盖过去的不忠诚。”这种“真相”揭露和道德审查所产生的冲击力，在批判运动中常常起到“杀手锏”的效果，这已经为众多的事实所证明。例子之一是，1957年6月至9月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最“轰动”的事件，莫过于对丁玲的“不忠诚”的揭发，对陈企霞与柳溪“隐私”关系的揭发，以及对冯雪峰1936年在上海“勾结胡风，蒙蔽鲁迅，分裂左翼文艺界”的揭发。8月14日事先精密准备的揭发冯雪峰的长篇发言，成为这次长达三个多月的会议的“最震动会场”(冯雪峰语)的“爆炸事件”(许广平语)。因为曾是鲁迅、许广平的“老朋友”，却“蒙蔽、欺骗”鲁迅，这一事实让会场上的许广平十分激动，“哭泣着”站起来当面痛斥冯雪峰“是一个大骗子”。不过，到了1966年周扬、夏衍等沦落为“文艺黑线头目”之后，许广平的关于“欺骗鲁迅，损害鲁迅”的愤怒，便转投到周扬，夏衍他们的身上。

　　 道德作为权力工具作为一种道德尺度，真实、真诚等自然不是无足轻重;无论是从个体品格，还是从维系社会关系上看，都是如此。但在回顾“当代”文艺史时，我们见到的一个事实是，那些义正词严的道德指控者，他们使用的却也常是不那么“诚实”，甚至可以说也是“两面派”的手法。譬如，丁玲的历史问题明明已有结论，却在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坐实她的叛变自首的罪名，施以“不忠诚”的道德谴责。在对丁玲的批判中，还采用了以作家思想言行来解释她所写的作品人物，又以对人物的阐释反过来构造作家形象的循环互证。因为说丁玲是个人主义者、变节分子和反党分子，便说她笔下的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陆萍(《在医院中》)是极端个人主义、变节和反党，接着又将这些人物与其创造者画上等号，来进一步落实先定的丁玲的罪名，得出“丁玲、莎菲、陆萍其实是一个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三个不同名字”的结论。这种分析方法，不说不道德的话，也可以说有点不厚道。

　　 又譬如，周扬等明明没有看原稿，却说已经到鲁迅博物馆看过，信誓旦旦说鲁迅答徐懋庸信是冯雪峰所写，鲁迅只改了四个字，用来证明冯雪峰的蒙蔽鲁迅，分裂左翼文艺界。明明对冯雪峰的批判，从一开始就是精心策划的，秘密召开过多次会议，商讨批判内容、步骤、方法，特别是布置夏衍做有重磅炸弹效果的发言，组织30年代左翼文学界人士表态呼应等。可是在和冯雪峰谈话时，却说“斗争丁玲，不斗争你，群众是不服的”;说“批判胡风时，没有批判你，党外党内都有人有意见”;本来准备做总结了，“但中央认为还没有斗争透”——总之，斗争冯雪峰似乎是迫不得已，非他们的所愿。待过了若干年，1966年周扬等成为批判对象的时候，新崛起的批判者(江青、姚文元)采用的，也是断章取义，任意编排，引申发挥的方法。当然，“文革”过后，当年“真理化身”的姚文元，也获得了两面派，“披上革命外衣”的评语。指控者与受辱者位置的互换，是当代史的“奇观”。当受辱者被推向“不老实”，“两面派”的审判台的时候，指控者自然获得了道德优势，一旦他们的权力地位失去，站立于“道德制高点”上的就是另一批人。这种道德“恶名”，原由周扬等加诸丁玲、冯雪峰，不久就落到周扬他们自身。而当初道义凛然的姚文元，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历史的吊诡，也许可以用“悲喜剧”来描述，但用一个俗语可能更为恰当：剃人头者头也被人剃。

　　 这样说，并不是说历史是一笔糊涂账，人和事没有正误、美丑、善恶之分;那些锁定在“历史链条”上的“零件”(参与者)，在不同时期被冠以“两面派”名目的各式人等，他们的思想品格没有贵贱、美丑之别。而是说，“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不仅牵涉个人的修养品行，它如何被有效地当作一种权力工具使用，是更重要的关注点。

　　 文学批评家特里林在《诚与真》一书中，讨论了“真诚”的起源所涉及的社会环境问题。他指出，“真诚”的问题只有在个人的“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之后才会出现。因而，“一旦研究真诚问题，我们就要涉及公共意见甚至政治考虑”。在“真诚”的评价标准上，他说至少涉及这样的问题：进行评价的人是否真诚;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这些，都与社会环境，社会体制紧密相关。从上面引述的事例可以看到，在“当代”，当道德评价要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的时候，办法之一是尽量掩盖道德的社会环境因素，将道德问题孤立化，与社会体制分离，将之看作是对个人品格的审查和追问，并以此建构道德绝对主义的评价趋向。

　　 1957年，徐中玉在《文艺报》中说到“当代”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当教条主义还很吃香的时候，他的文章里不仅充满了教条，也积极支持过各色各样的别人的教条主义;当粗暴批评还被当作“原则性强”来看的时候，他不但写过许多粗暴之至的文章，并且也曾实际鼓励了这种敌我不分的风气。……接着情况变了，教条主义终于被揭露为马列主义的大敌，敌我不分的粗暴批评终于被斥为严重的错误，人们大概就会这样想，这种人现在总应该检查一下，坦白那么几句了吧，然而不然，他却又在大写其痛骂教条主义和粗暴批评的文章了。真所谓摇身一变，仿佛他过去什么文章，什么话，什么事都不曾写过说过做过一样。

　　 没有原则的转向、摇摆，见机行事，自然是遭人嫌弃的表现。但是，这种现象如果普遍产生，却不能仅从个体素质上得到解释。费孝通在他有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就委婉地指出，知识分子对于“百家争鸣”的号召所表现的矛盾，犹豫，摇摆，重要原因是对权力可能深藏的谋略，预设的圈套担心。他关注了某种与道德相关的心理现象与行为的社会根源。换句话说，不少“不真诚”的，或“两面派”的道德现象，不论是强者基于对地位权力的觊觎争夺，还是弱者迫于压力，为保护自己而选择心口不一，都存在着应该深入考察“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和“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的空间。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的生活经验看，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有时个人连“置身事外”的“边缘化”也不能自由选择，在这样的时候追究“真诚”，是有点过分。1955年，中国作协内部秘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时候，不得不参加会议的陈翔鹤就有这样的无奈感叹：

　　 (陈翔鹤)在某一次谈心中，他凄然有感地对我说：“你不是很喜欢嵇康么?嵇康说得好：‘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你本来并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不想介入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无原则纠纷里面，也不想干预什么国家大事，只想一辈子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找一门学问或者文艺下一点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谤议沸腾’，‘频遭怨憎’。”

　　 这种无奈，在他后来写的短篇《陶渊明写“挽歌”》(1962)中，也可以真切感受到。就是说，在一个“言论的强迫统一”的社会里，“优秀的人注定只能沉默，大多数人则学会讲两种语言：一种在他们自己的四壁里的本来的语言，以及一种不是本来的，在公共领域里所说的语言”。不追问社会情境、制度，只严苛地纠缠个人道德，只能说是轻重不分。从这里可以提出的问题有，为什么“道德”拥有“超凡权力”的规范性力量?为什么具有“终极评价”的地位?谁有资格、权力做出评价?审查者在指控他人的道德问题时，是否便证明他的“道德纯正”，而可以使用任何(包括“非道德”)的手段?后面这个问题，涉及解析“目的”和“手段”那恼人的关系。50年代斯大林事件之后，美国作家法斯特宣布脱离共产党，中国文艺界对他展开批判。巴金在他的文章谈到这个问题。“目的”的崇高自然可以抵消在手段上的“不道德”，不过，从“当代”文艺史看，当年标榜的正义、崇高目的(捍卫“正确文艺路线”;还原“历史真相”等等)，许多都未能经得起检验。退一步说，即使承认目的的崇高性，这样的忧虑也不能完全消弭：“以太过无情手段促进的人性理想，有变成其相反物的危险;自由，变成以自由为名而行压迫;平等，变成以维护平等为名而久居不去的新寡头体制; 公道，变成要打破一切不妥协，人类爱则变成怨恨所有反对以残暴手段达成人类爱之人。”

　　 也是在1957年，施蛰存在《才与德》的文章中说，“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20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 这看起来像是“士”对“君主”谏言的现代版本，目的当在争取“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不过，里面似乎也透露了对“当代”“道德主义”趋向的警惕;这种“道德主义”是在承担推进“一体化”思想政治体制的功能，是在促使这样的现象产生：一边是绝对的纯洁正义，另一边则完全是欺骗和邪恶——端看谁掌握着权力而进行这种二元的道德分配。


　　 “真诚”上的迷思

　　 与“伪装”、“两面派”相对立的，是真实、真诚的道德操守。“真诚”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意味着人的内心与外表的一致，言和行的统一，另一则是指情感、态度、观念“一贯”的坚守。言行，表里的一致，时间前后上的一致，在传统的道德生活中，已经成为不需论证的准则。这涉及作为“整体”的人的统一性问题;无疑是值得崇敬，也是需要维护;它也是有良知的个人回顾自身而感到心安的保证。

　　 不过，是否可以将人的思想，情感，主张的摇摆，更易，不问情况地当作应该受到指责的道德问题来对待?“始终”、“一贯”如何如何，是否是值得钦羡的品质，那是要看具体情况才能判断的。而表里，前后的矛盾、更易、不一致是否就需要非议，也不能离开具体条件。抛开严重的政治问题不论，仅从学术上而言，也是如此。一位学者说，有的人以为五十岁时写的东西，应该和二三十岁时写的保持一致，“我尊重这样的观点，但……我觉得这种观点令人压抑”;二三十岁的那个年轻人虽然为我喜欢，“他是我的好友，但我们是不同的”。“一贯”不变的“自我”是可能的吗?

　　 秦兆阳、周扬、何其芳等在五六十年代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观点、主张，的确有许多变化，有的还前后矛盾。姚文元文章中列举的事实，许多并非捏造。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是很复杂的。有压力下的权宜，有权力、地位的考虑，其中有的就可以称为“机会主义”的东西。但是，也有不少是面对复杂问题时的摇摆，和对问题深入探求时的“挣扎”。这一点，在“泛政治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总是轻易归到道德问题然后给予政治裁决，少有人耐心体察其中的苦衷。倒是那些不以先导立场去看待事物的学者，能够有体谅的理解。还在周扬、何其芳等受到姚文元的“两面派”指控的当时，日本共产党员的左翼批评家丸山升便写了文章，为周扬、何其芳辩护。他批评了将复杂的，有着多重层面的问题当作政治，道德问题处理的这种粗暴。针对何其芳1962年《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文章中的表现的矛盾，观点中存在的裂痕，丸山升认为，“我并不把这当成了隐藏真实想法的修辞，或者外表伪装和真实想法的矛盾的产物”，“在我看来，是作为文艺界一名指导者的何其芳所直面的问题的困难和沉重，让他步履蹒跚的”。他指出，这个沉重的难题，根源于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双重性格和不均等性”：一方面，是巨大而厚重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广大人口的文盲和文化落后的状况。丸山升说，不是将这一问题认真研究，探求解决的方向、理论，而是确立某种“先导”主张，把另一侧放置在敌对的位置上，这只是改变了力量对比，而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

　　 秦兆阳的“不老实”，周扬的“两面派”，自然与地位、权力等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有着为探求事物真相而出现的犹豫、矛盾和分裂。像他们面对的那些问题，如文学与政治，作家主体性与“党性”，歌颂的现实主义与批判的现实主义，人性论与阶级论，政策制定、执行者与文学爱好者，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处理这些问题，不大可能坚持某种一成不变的“始终”和“一贯”。“当代”批评家在这样的环境中遇到的难题，他们做出的复杂反应，是需要离开简单的道德判断然后才能理解的。

　　 桑塔格在《乔治·卢卡奇的文学批评》这篇文章中，谈到卢卡奇在匈牙利的处境，说他具有一种“能使自己在个人和政治两方面幸存下来的巨大才能——这就是说，对众多不同的人意味着众多东西的那种才能”，其中之一是那种被称为“内部放逐”的东西，这“明显地见于他对所要撰述的主题的选择”。桑塔格说，卢卡奇最全神贯注的作家是歌德、巴尔扎克、司各特和托尔斯泰，“由于他的年纪以及他所拥有的共产主义文化准则出现前形成的一种感受力”，他能够“通过从现代(从精神上)移民出去而保护自己。唯一得到他无保留的赞许的现代作家，是那些基本上延续着19世纪小说传统的作家——曼、高尔斯华绥、高尔基以及罗歇·马丁·杜伽尔”。这种“在个人和政治”两方面保护自己的表现，在当代中国批评家中也普遍存在，也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态。不同的是，在50-70年代，我们这里可以容许“内部”放逐、移民的空间相较而言更加窄小，而限制、减缩可供“边缘性移民”空间的办法，就是使用这种道德评价的手段。

　　 人们不正是通过正视自己内在的矛盾分裂，通过激化或协调“自我”与环境之间的龃龉，在“抵抗”中取得情感上和认知上的深化吗?因此，特里林的《诚与真》在谈及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时说，

　　 每个欧洲人都知道，维特的衣着是深蓝色的外套，黄色的马甲和靴子，许多人都模仿这种装扮。歌德痛苦地说，维特就是穿着这套衣服自杀的。最终甚至到他失败的时候，维特仍坚定不移地保持一个真实的、单一的自我形象。毁灭他的恰恰是这种固执。他是一个分裂的意识，却顽固地执着于单纯的，诚实的灵魂。

　　 将这种“整体性”的“一贯”绝对化，从个人说，可能是为了维护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从社会体制上，着眼的却是达到排斥“异端”，不承认“选择”的合理性目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对“老实”、“真诚”的绝对化强调，就有可能成为可疑的道德棍棒。而不少作家、批评家，也转而对自己身上的分裂、矛盾，或者不愿承认，或者意识到了，也怀着不安、羞愧的罪感加以掩盖。他们想努力维护一个让他心安的无裂痕的“自我”。但是，“自我”如果拒绝(事实上也不大可能)这种变化和分裂，就是强调对“外部”的，和内化于“内部”的权力的服从。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看，倒是分裂、变易、不统一，有可能摆脱各种有形无形的制约，承认在变化中选择的合理。这样，也就意味着发现、创造的活力，意味着对抗的可能，包括抵抗内在的“顺从”。


　　 并非多余的话

　　 写到这里，还有两点意思需要补充，相信它们不是多余的话。

　　 诗人牛汉有题为《为冯雪峰辩诬》的文章，说到1957年底冯雪峰撰写《鲁迅全集》第6卷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鲁迅这篇文章对30年代的周扬、夏衍等“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描述，显然让周扬等长久不安，如鲠在喉;这在50年代对确立他们“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肯定造成尴尬。因此，借着冯雪峰的被打倒，便以威胁利诱手段，要他“承担责任”撰写这篇文章的注释，为周扬他们“洗冤辩白”。冯雪峰难以抗拒，便起草了初稿。周扬他们对这个初稿并不满意，1957年11月的某天，在林默涵办公室，对注释作了改写。由周扬口述，林默涵当场修改，周扬又改了一次。稿子送出后，林默涵还给当时《鲁迅全集》编辑室负责人王士菁两次去信，称“鲁迅答徐懋庸文，经与周扬、荃麟同志商量，作了一些修改，请再斟酌”。这些情况，在1966年“文革”发生之后已陆续披露。

　　 因此，读到牛汉文章里下面的这段文字，顿时让人失语。牛汉写道：80年代初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冯雪峰学术研讨会上，

　　 ……几个发言者对冯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辱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林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

　　 由是，要补充的第一点是，虽说不应将“道德”问题与社会环境剥离，但也不应将一切推到外部环境，认为个人无需担责。也不必做什么忏悔吧，至少是有那么一点不安和愧疚，那怕是沉默静思也好。一个浅显的道理是，所处的境遇也许相似，但人与人之间确有不同。我们也不应该将这种高下的差异轻易抹平。

　　 补充的另一点意思，如今，我们也产生了一种类乎特里林在70年代做《诚与真》演讲时的感叹：

　　 “真诚”一词昔日所有的尊荣如今已消失殆尽。我们今天听到这个词时，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古怪感觉。如果我们说真诚，我们可能会不太自在或含讥带讽。

　　 这究竟是一种普遍性的精神衰退，还是意味着时代发展取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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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