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光华：逆境中的真知灼见——极左批判刘节先生述实

reading · 发表于 2023-1-31 07:15:24

数一数那些年批判刘节先生的文章

作者：洪光华
来源：山东大学《国学茶座》2016年第3期

著名历史学家刘节，字子植，号青松，1901年8月8日出生于浙江温州，1977年7月21日逝于广州。刘节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从1946年至其逝世，一直是中山大学教授。

一、济南会议掀起了对刘节批判的高潮

济南的这次会议，开始还属于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学术讨论会，后来却因为几年后成为“文革”中重要笔杆子的关锋、林聿时的策划、搅局，变成了“大黑会”。时年27岁的曲阜师院历史系青年讲教师骆承烈，当时被借调到会议秘书组帮忙，他把一些细节记录了下来：1962年11月,在山东济南召开了一次纪念孔子的会议——“山东省第二次孔子讨论会”。那次会议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孔子讨论会，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如吕振羽、冯友兰、周予同、于省吾、赵纪彬、杨荣国、吴泽、蔡尚思、束世澄、唐兰、刘节、金景芳、高亨、高赞非等人参会并相继发言。

开会的当天晚上，从北京来了关锋、林聿时。关锋原来是山东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处长，现在从中央来，自诩为中央领导。山东省的领导因为和他很熟，对他接待的规格不特别高，看来他有点不满。其实这事不大，他主要是带着任务来的，任务就是以极左的姿态对大会打棍子。当天晚上，他找到当年在山东惠民师范一起工作、一贯极左的曲阜师院李××、赵××，他们把所有会议论文都要到手，从里面寻章摘句地找“黑材料”、“反动观点”、“黑话”。四个人连夜写了两篇文章，第二天上午命令大会主持人改变议程，安排他们四人的两个发言。两个人发言时间虽然不长，观点却很明确。他们的观点说:一个人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家是没有的。孔子的哲学、政治、伦理学说不能当作超阶级的、永恒的，无批判地加以继承，把孔子现代化。”意思是说许多专家都不该把孔子思想说作永恒的、超阶级的，不该进行现代化解释，那些试图“古为今用”，把孔子思想作现代解释的，都是“含沙射影”、“右派言论”、“借古人之口攻击社会主义”等等。两根棍子一打，全场强烈震动。我坐在一旁看见有的学者吓得面如土色，有的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一笑置之，有的为这种批判忿忿不平。但会上谁也没有再发言反驳的机会，大量学者在后悔不该来参加此会的情绪下悻悻然离去。[1]

刘节是首当其冲被会议批判的对象，骆承烈回忆说：

当时遭到批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山大学刘节教授论“仁”的文章和《伟大的松柏精神》一文。他们批判刘节教授，说他借口孔子的“仁”反对社会主义，说共产党光讲阶级斗争，不讲仁。他提倡“仁”就是想复辟，巧妙地利用历史来进行反党活动。一顶顶的大帽子扣到老教授头上，其实都是借题发挥，无道理地对老学者无情打击。[2]

骆承烈这里所说的“刘节教授论‘仁’的文章”，就是刘节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3期发表的《孔子的“唯仁论”》。

而在《孔子的“唯仁论”》之前,刘节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1期发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在刘节的“唯仁论”被批判时，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同时受到批判。再往前看，1961年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杨荣国就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初学集》中，收录了《批判刘节的〈中国史学史讲稿〉》一文。而1950年代，在中山大学内部对刘节的批判已是常态，如在1958年《中山大学学报》总第262期上，就有整版批判刘节的内容：《批判刘节教授的唯心主义学术观点》、《浅谈刘节教授的“有先验的善的人性”》等。

这场“孔子哲学思想讨论”，后来基本上演变成了对刘节的专题批判，1963—1964年，公开发表批判刘节的文章就超过40篇。如吴宏福的《对刘节“天人合一”说的异议》、杨园的《学术界对于刘节的“唯仁论”和唯心史观的批评》、施荫民、黄春生《历史研究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与刘节商榷》、魏俊超的《刘节的“抽象继承法”批判》等等。济南会议之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了《孔子哲学思想讨论集》，于1963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刘节的《孔子的唯仁论》编列在了其《附录：孔子哲学思想论文索引》中，供学者论难。

刊登这些文章的，是全国性的大报和学术期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天津日报》；广东的《学术研究》《中山大学学报》，山东（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北京（中科院）的《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国内哲学动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上海的《学术月刊》、湖北的《武汉大学学报》《江汉学报》，河南（河南大学）的《史学月刊》、天津：《历史教学》，江苏：《南京大学学报》，安徽：《合肥师范学院学报》，《吉林师大学报》等。

被批判的，除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和《孔子的“唯仁论”》，还有刘节反驳对他的批判而继续发表在《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第2期的《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和40《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以及他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

数一数这些批判文章的篇目有：

表一：全国报刊点名批判刘节的部分文章篇目

1.吴宏福：《对刘节“天人合一”说的异议》（《学术研究》1962年第5期）

2.丘志诚、李新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与刘节商榷》（《学术研究》1963年3期》

3.殷同思：《批判刘节错误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论——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次座谈会》（《光明日报》1963年8月20日）

4.杨园：《学术界对于刘节的“唯仁论”和唯心史观的批评》（《哲学研究》1963年5期）

5.杨荣国：《刘节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剖析与探原》（《学术研究》1963年5期）

6.杜式文：《刘节错误的历史观批判》（《学术研究》1963年5期）

7.《在广东历史界关于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的座谈会上刘节的历史观点受到了进一步批判》（《学术研究》1963年5期）

8.高亨庸：《是抽象继承，还是批判继承－我们和刘节的分歧》（《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3期）

9.编辑部：《历史系举行学术讨论会批判刘节错误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3期）

10.编辑部：《学术界进一步批判刘节在历史研究中反对运用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误观点》（《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3期）

11.李：《李锦全撰文与刘节商榷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3期）

12.施荫民、黄春生：《历史研究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与刘节商榷》（《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3期）

13.编辑部：《刘节认为阶级斗争的理论不能用来解释历史－介绍关锋、杨荣国等对这一错误观点的批判》（《国内哲学动态1963年3期》）

14.家义：《历史系举行座谈会批判刘节的唯心主义史观》（《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3、4期合刊）

15.编辑部：《广东史学界学术座谈会展开激烈争论，进一步批判刘节错误历史观点》（《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4期，原载《羊城晚报》1963年10月31日第一版）

16.编辑部：《金应熙发表文章评论刘节以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4期）

17.李：《杨荣国著文剖析刘节历史观的哲学基础》（《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4期）

18.胡守为：《一个被重新提出来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评刘节的历史观》（《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4期）

19.姜伯勤：《道德论唯心史观的破产——评刘节在曹操评价中的“天人合一”幻想》（《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4期）

20.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座谈会纪要：《批判刘节错误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论》（光明日报1963年8月20日）

21.周武：《学术界继续批评刘节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教学与研究》1963年5期）

22.陈玉森：《程朱理学还是马克思主义？——评刘节的超阶级的人性论（《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5期）

23.刘元彦：《评刘节的“惟仁论”与“天人合一”说》（《哲学研究》1964年1期）

24.吉敦谕：《学术界对刘节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批判》（《历史教学》1964年1期；文末附《关于批判刘节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部分文章目录》）

25.李锦全、陈华：《评刘节的天人合一史观》（《学术研究》1964年1期）

26.黎滨：《刘节人性论的实质》（《学术研究》1964年第4、5期合刊）

27.杜式文：《刘节的历史研究是为谁服务的？》（《学术研究》1964年第6期）

28.张其光：《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的歪曲？－评刘节的所谓“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及精义”》（《学术研究》1964年6期）

29.朱杰勤：《评刘节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史学月刊》1964年8期）

30.魏俊超：《刘节的“抽象继承法”批判》（《学术研究》1965年1期）

31.徐仑：《刘节的天人合一说》（《学术月刊》1965年3期）

而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辑了皇皇181页的批判刘节专集——《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批判》，于1964年出版，其中收录杨荣国《刘节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剖析与探源》等十篇批判文章：

表二：批判刘节专集《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批判》文章篇目

1.杨荣国：《刘节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剖析与探源》

2.金应熙：《评刘节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

3.胡守为：《一个被重新提出来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评刘节的历史观》

4.陈玉森：《程朱理学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评刘节的超阶级的人性论》

5.施荫民、黄春生：《历史研究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与刘节商榷》

6.李锦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问题——兼与刘节商榷》

7.夏书章：《阶级与道德——兼评刘节〈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

8.姜伯勤：《道德论唯心史观的破产——评刘节在曹操评价中的“天人合一”幻想》

9.吴文辉：《艺术与阶级——驳刘节的人性论的艺术观》

10.潘允中：《从词和概念的关系看“抽象继承论”的错误》

当然，还有一些批判刘节的文章，题目并没有写上刘节的名字。发表在人民大学主办的《教学与研究》1963年5期上的周武的文章——《学术界继续批评刘节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一文中写道：

刘节在一年多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反复说明了他对中国思想史和史学史上许多问题的观点。最近他在广州《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发表的《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更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本刊上期报导了张玉楼《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一文对刘节的观点的批判。最近,北京、广州、武汉、上海等地的学术刊物和报纸，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和座谈会记录,对刘节的错误观点,继续进行了严肃的批评①。

他在此注释中，列举了一系列批判刘节的文章题目：

①钟师宁《阶级分析是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哲学研究》1963年3期》）；丘志诚、李新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与刘节商榷》、陈玉森《研究历史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金应熙《评刘节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学术研究》1963年第3、4期）；庞朴《也谈古为今用中的简单化》、郑欣《坚持在历史研究中坚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文史哲》1963年第3、4期）；张玉楼《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人民日报》1963年6月18日）；谷方《阶级斗争理论与历史的真实》、陈庸《阶级斗争理论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武器》（《江汉学报》1963年6、7期）；林杰《历史研究中超阶级观点的实质是什么？》、车载《关于孔墨思想的阶级性问题》（均载《新建设》1963年第7期）；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次座谈会纪要《批判刘节错误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论》（光明日报1963年8月20日）。此外，蔡尚思：《历史研究不能离开阶级分析》（《文汇报》1963年6月13日），以及北京史学会一次座谈会纪要《阶级观点、历史主义及论史结合问题》（光明日报1963年7月31日）中的部分发言，也都批判了刘节的观点。（此段清样漏掉）

可见，钟师宁、丘志诚、李新华、陈玉森、庞朴、郑欣、张玉楼、谷方、陈庸、林杰、车载、蔡尚思等人的文章或发言，虽然内容是批判刘节的观点，但是题目并没有直接列出刘节的名字。

二、被批判的刘节观点

光明日报1963年7月31日发表文章《阶级观点、历史主义及论史结合问题》，报导了北京史学会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座谈会批判刘节的情况：

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座谈会上,发言的同志也指出,刘节的这种言论,等于说封建社会不是一个存在着等级的阶级社会,而是一个受孔子“唯仁论”思想熏陶的具有“人类伟大感情”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发言的同志还进一步揭露了“唯仁论”的实质,指出:在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时代,还在宣扬仁的“伟大处”,鼓吹什么“人类的感情”，期望如果真正体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句活的精神,就会在“无形中减少许多敌人”,这种“理论”实质上无非是一种要求取消阶级斗争和泯灭敌我界限的“超阶级”的政治论。

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座谈会上，有些同志指出,刘节的《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这个题目出得好,它从反面教育了一切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工作者,使我们更加懂得了不反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就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反对资产阶极的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只有真正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才能使历史科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锐利武器。[3]

1963年10月5日广东史学会举行座谈会，“进一步批判刘节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核心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和错误的方法论。”[4]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杨荣国、历史系副主任金应熙、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朱杰勤、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唐陶华等二十余人。《羊城晚报》1963年10月31日第一版刊载的报导说：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一年多以来,先后在《学术研究》杂志发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孔子的“唯仁论”》《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等四篇文章,系统地说明了他的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论,从而比较全面地暴露了他长期所坚持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全国有关的主要学术刊物和部分报纸,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座淡会记录,对刘节的错误历史观点进行严肃的批判。

该新闻报导了刘节在会上毫不示弱，继续为自己的观点争辩，而“会上发言者都不同意刘节的观点”：

对于刘节的这些文章,许多同志举出大量事实,说明他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和错误的。但是刘节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这些意见,接着,他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一文里,更集中、更明确地提出了一套“理论”。他认为用阶级观点研究孔、墨思想,是“把我们这时代的问题不恰当地摆在他俩身上”,是“肯定古代的思想家也有这样明确的认识”,是“机械地利用起来”的,是歪曲了“历史真相”,是拒绝继承“优良传统”,等等。他由此断言：用阶级斗争理论研究历史,是“教条”的、“机械”的、“成为问题”的。[5]

天津《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发表署名吉敦谕的文章——《学术界对刘节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批判》，文后附录了之前批判刘节的26篇文章的题目和出处。此文对批判刘节作了阶段性总结：

刘节从1962年到1963年初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就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以及历史研究如何为当前政治服务等各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许多同志发表文章和谈话,就刘节提出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对其历史观和方法论作了分析和批判。

从去年年初截止到十月,学术界的同志们又陆续发表了近三十篇文章,批驳了刘节的文章中的错误观点和所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但是在去年十月五日广东历史学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刘节的多次发言,却避而不谈学术界对他的观点所作的公正的批判,反而补充和发挥了自己旧有的见解,认为他的“天人合一”说,“也有些唯物史观的成分”,说他的“人性论”是“使社会成为人类理性的体现”，“可以帮助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和发展”；说他的超阶级思想可以和阶级观点“同时存在,并行不悖”，“比如资产阶级……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也会忘本,会蜕化变质”；还说许多人反对他的“抽象继承法”，但它却在“事实上存在”着,“不谈继承则已，谈继承多半是抽象的继承”，“这是好的办法”。对于这些错误的言论,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同志又进一步作了分析和批判。

就是说，刘节被批判的观点，主要为四个方面：（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唯心主义）；（二）“人性论”；（三）“超阶级论”；（四）“抽象继承法”。为了方便对照阅读和理解，笔者将1963年10月广东史学会批判刘节的座谈会上，刘节与批判者的观点列表展示于下[6]：

在1963年，多间大学历史系以及广东史学会、北京史学会、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专题座谈会批判刘节，规格之高令人咋舌。而正因为当年官方对刘节如此重视，说明了刘节的观点一定有其代表性，但在当时却又是不合时宜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了解刘节的观点，我们来看一看他对孔子学说的阐发，以及他提出的研究应该怎样为现代文明服务的观点，在今天是否对我们仍有学习借鉴之处呢？

三、刘节对“唯仁论”等论点的阐释

当年被批判的刘节的《孔子的唯仁论》，到底说的什么？笔者在此扼要地介绍一下：

（一）“仁”的含义是什么？

刘节说，孔子学说之所以能够“一以贯之”，道理就在这“仁”字上。“仁字从二从人会意，有两个以上的人才有所谓仁，因此有人说，仁是孔子的处世哲学，唯仁论主要是为学教人一方面的事。”

刘节认为“仁”包括了“忠”、“恕”两个方面。“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刘节说：“据我的看法：‘忠’，就是能‘克己’；‘恕’，然后能‘复礼’。所以颜渊问‘仁’，孔子告诉他：‘克己复礼为仁’。”刘节对“克己复礼”这句话有很好的诠释：“有人把好好的东西糟蹋掉，说孔子所复的礼是奴隶社会的制度，又说：仁有先验论的性质，似乎是超现实的伦理范畴。所以‘克己复礼’是反动的。不知道‘克己’就是‘忠’，最能忠于自己的人必须克服主观缺陷，使之合于客观真理，这真我才能够实现。孔门既然告诉我们‘当务之为急’，自然要结合当时的实际来说的”。就是说，“克己”是忠于自己，并且克服自己的主观缺陷，这有什么不好？所以刘节说：“‘礼’是各种社会共行之秩序，其出发点在推己及人，岂止封建社会中才有的呢？凡能善体客观事物者，是复礼的精意所在了。有推理能力，又能独立不惧者，才可以处世有为。”

说到“恕”，刘节说：“‘仁’与‘恕’有连带关系，仁恕，才能够不蔽；不蔽，才有‘忠’；忠于己者，然后能忠于人。孔子教人为学处世，首先是养成推理能力；推己及人谓之‘恕’”。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刘节总结说：“孔门弟子是能了解唯仁论的中心思想的，没有不深体‘忠’、‘恕’二字的精义的。”

孔子的学说，不但封建社会中有用，在现代，在将来，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因此刘节说：“孔子对于自己，对于别人都很认真，这种处世哲学虽然是就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行为讲，即用之于现代，你说有什么害处呢？孔子的处世哲学其根本出发点是‘仁’。……孔子的时代是宗法社会，对于家族，非常之重视；当时的国家，事实上是从许多家族作单位组织起来的；爱家就是爱国，与后代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不同，与我们现代社会主义时代更加不同，但不能说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社会不需要‘仁’。当然在我们时代谈仁，其内容比古代要丰富而又切实得多。”

刘节还说到：“《论语》中说到仁的地方重要的凡数十处之多，而含义很少相同的。我们现在人就从这几十条名言中融会贯通，觉得孔子对于仁之一义发挥得非常丰富深刻，而且平易近情。”孔子所说的“仁”，不同的背景下，会有不同的含义，学习者应该综合起来考虑，才能理解“仁”的丰富含义。

（二）对“仁”的学习和坚持

刘节说：“学可以补思之不足，思也可以扩充学所不至。孔子有几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光是靠经验，会出乱子，这就是学而不思则罔的解释。不根据事实或前人的经验去胡思乱想，那就有遭遇重重困难，逃不出现实的重围，这就是思而不学则殆的解释。”

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就是说，单有向善的心是不够的，“仁”是需要学习的，需要以知识为基础去理解事理。刘节解释孔子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时，阐述了道德与学习的关系：“仁是众德之厚，有了仁以后，才可以及其他，进而论学。”追求仁德是学习的目标，而目标正确，学习、治学才有意义。知识并不等同于道德，明德且要敬德，即对道德概念不但要理解，而且是真心实意地去接受和遵从，道德才成其为道德。知识、教育、教化，是“他律”，通过学习和实践，化为“自律”，成为了个体的道德教养，才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知及之，仁能守之。”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学习，辩善恶。如此，才会有自信自己的坚持是正确的。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刘节认为这就是坚守“仁”的关键。“仁”要以刚毅来坚守。而保持自信平和的心态，才可能坚持真理，不会自己乱了方寸。

（三）“仁”需要身体力行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刘节认为这说的是，“由内向外是儒学的一贯精神，其方法却又是由近及远，一步一步的推求。克己之后，才可以复礼；其入手方法是从视、听、言、动上着眼。内心立定了，才可以向外求，这便是求仁的次第。”就是说，“为仁”，关键是自己有此意愿、决心和恒心。只要真正去实行了，就没有做不到的。因此刘节说：“这同禅宗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差不多了。有人说：孔子的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是反动的。我说也不一定，说孔子是唯心主义，我有一部分同意；说他是反动的，我不同意。”孔子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刘节认为，“切问近思”正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精神，决非主观唯心主义者所能做到的。人类的感情，在一转念之间便可以为善的，只要自己有诚意。这正是“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意思所在。

孔子说：“力行近乎仁”。刘节解释说：“用‘力行’二字作仁字的注脚，才知道‘仁能守之’一句话的本质在那里了。孔子所说的‘仁’，实在有点象近代心理学所谓‘情操’，但比‘情操’二字的内容丰富得多。在二千几百年以前的人所谈的教育学，能从人类的行为心理上作深刻的分析，说出其中三昧来，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仁的伟大处：小可以为学，中可以交友，大可以治国；到处应用，都可以做到，‘微妙圆通，深不可测’的境界，但是这境界是从实际事件中锻炼出来的。”就是说，“仁”不是空洞的说辞，要身体力行才能实现“仁”，要“从实际事件中锻炼出来”。

四、刘节其他重要观点解读

而在1963年10月广东史学会批判的座谈会所批判刘节的“天人合一”、“人性论”、“超阶级论”、“抽象继承”的观点，笔者再简单介绍如下：

其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刘节不承认他的“天人合一”观点是唯心主义，他认为使“自然法则”和“人为法则”这两个法则统一而不矛盾，就是天人合一。这当然与当时“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中说：“人的觉醒可以从主观到客观，也可以从客观到主观，这与《中庸》上所说的‘自明诚’和‘自诚明’的两条途径是一致的。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后，使人能够明确认识自己在宇宙间的地位和意义，这是由人的觉醒到了真正建立人本主义的时代。”毫无疑问，正确认识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和意义，人类与环境、与大自然维持一种共生共容的亲善关系，才会有益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其二，人与人的关系。刘节认为，“人性论就是要使人类社会合于理性，使社会成为人类理性的体现”。他认为人与人应该和善相处，而使人类社会合于理性。这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的观点：“历史家应该有远大的眼光，为人类谋幸福。目的是使后来的人类确比现在的人类天性逐渐的纯厚起来。历史既然有指导人类行为的责任，就应该给人类一种理想的境界，不要来提倡一种自私自利的冲动。换一句话来说，历史是培养人类的生机肥料，而不是鼓动人类杀机的工具。”[7]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到，刘节为什么不认同阶级斗争的理论。

其三，阶级观点。会议批判刘节认为“过去的哲学家就是不讲阶级观点,是超阶级的”。所谓“超阶级”，在当时当然是吓死人的大帽子。在批判刘节的文章中，批判他反对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研究历史、研究古人的，占了很大的比例。刘节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中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历史发展的规律，但这种规律一直到了近代，才被科学的历史家——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孔子、墨子时代有孔子、墨子时代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我们这时代的问题不恰当地摆在他们身上。足见讲历史必须恰如其分地把事实说出来，才算是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才算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精义。”

其四，抽象继承法。刘节并没命名什么“抽象继承法”，他只讲过“抽象名词”、“抽象意义”、“抽象定律”等等。他用牛顿的“万有引力”这些直观的定律作比，来解释其“抽象”的意思。他认为，由于时代等各种因素所限，发现定律的人只发现了其中一部分的意义，而后人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找到或引申出符合其定义的新的归纳，新的含义。刘节说，“仁”、“义”、“礼”、“智”，这些古代的抽象名词自有其本意，而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这些古词又被丰富了内涵，这是完全合理、正常的，所谓古为今用。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刘节一直是被全国批判的典型。今天看，批判他的观点，都被拨乱反正了。而他的论述，证明都是逆境中的真知灼见。孔子说：“力行近乎仁”。对儒家文明的学习和继承，绝不是泛泛而谈、空洞无物的所谓“理论”研究。身体力行，才是尊崇孔学的灵魂。所以刘节认为为学与做人是相一致的，他说：“决不能把为学同做人分成两段，此所谓一本之学。”[8]然而，“拨乱反正”后，刘节的学说和他的高风亮节，并没有被学界充分认识和重视。相对于当年全国批判的高规格，今天的寂寂无闻似乎很不相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文化现象，似乎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吧？

注释：

[1]骆承烈：《集体跪孔事件——1962年孔子讨论会被诬“大黑会”》，载上海：《世纪》2007年第3期。

[2]骆承烈：《集体跪孔事件——1962年孔子讨论会被诬“大黑会”》。

[3]周武：《学术界继续批评刘节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载北京：《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5期。

[4]参见《广东史学会学术座鼓会展开热烈争论——进一步批判刘节错误历史观点》，载广州：《羊城晚报》1963年10月31日第一版。

[5]参见《广东史学会学术座鼓会展开热烈争论——进一步批判刘节错误历史观点》。

[6]摘引自《广东史学会学术座谈会展开热烈争论——进一步批判刘节错误历史观点》。

[7]刘节1939年2月27日日记。见《刘节日记》，河南：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8]刘节：《我之信条三则》/《刘节文集》页356-357，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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