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仁：关于“时代精神”问题的几点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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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代精神”问题的几点浅见            

曾繁仁   


最近，欣喜地看到学术界对于一度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时代精神”问题重新展开了讨论，并读到了周谷城与金为民等同志的文章。（1）这实在是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的新气象之一。因此，自己也不揣浅陋，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参加这一讨论。   

一、重新讨论“时代精神”问题的必要性   

“时代精神”问题的再讨论，不是偶然的、没有意义的，而是必然的、十分重要的。   

首先，“时代精神”问题本身是文艺创作和评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到题材、典型与批判地继承文艺遗产等一系列文艺的根本问题。从题材方面说，就是题材的选择与表现时代精神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才能表现时代精神的问题。从典型方面说，则是典型共性与时代精神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共性只有表现时代精神才具典型意义的问题。从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说，涉及到分析评价文艺遗产的标准问题，亦即什么样的遗产才表现了时代精神而应该肯定的问题。当然，还涉及到其它的一些问题。由此可知，“时代精神”问题本身就非常重要，实有从理论上深入进行探讨的必要。   

其次，关于“时代精神”问题的再讨论对于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澄清理论是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早在一九六二年， 周谷城 先生针对当时文艺界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倾向，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2），谈到了“时代精神”的问题。此后，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中，姚文元抡起极“左”的理论棍子对周谷城等同志的意见胡砍乱批。一九六六年初，江青与林彪勾结炮制的《纪要》中正式将 周谷城 先生的观点定名为“时代精神汇合”论，作为所谓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黑八论”之一。从此，在“时代精神”问题上就充斥着各种极“左”的理论。除了“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的亲自鼓吹，有些受其影响的文章和书籍也曾大量散布过这种理论。例如，有一本流行极广的小册子就曾声言：“‘时代精神汇合’论的要害，就是妄图反对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并宣称：“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关键在于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当前特别要注意表现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等等。（3）即使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文艺界对于“时代精神”问题在看法上也不尽一致。某些在文艺界有一定影响的同志就曾继续对 周谷城 先生的观点表示过否定的意见。有的同志肯定了过去对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批判”（4）。有的同志则更明确地表示：“‘时代精神汇合’论——这是一种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合二而一’论的变形。”（5）直到最近，仍有人认为“时代精神汇合’论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6）。凡此种种，都说明文艺界对于“时代精神”问题的看法分歧颇大。这样，围绕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能够使我们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更准确、更深入地肃清极“左”理论的余毒，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分清理论是非。         

至于我个人，首先对 于周谷城 先生等在极“左”理论的强大压力下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至为钦佩。并且，通过十多年的耳闻目睹，也确实痛感到姚文元等人在“时代精神”问题上的形而上学的极“左”理论的危害之深。但出于学术上的探讨或请教，我也认为 周谷城 先生等关于“时代精神”的意见中，一方面是不乏真知灼见，但同时也不够全面、完善和准确。为此，我打算从两个方面具体地谈谈自己关于“时代精神”问题的看法。   



二、什么是“时代精神”   

什么是“时代精神”?   周谷城 先生认为“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金为民同志认为是一定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力量。”（7）当然，还有姚文元所断言的“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是历史变革中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的、革命的阶级、阶层的思想、情感、理想在文艺作品中的集中表现。”（8）这样，关于“时代精神”的概念就有了“各种思想的汇合”、“一定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精神”、“革命阶级的精神”等三种不同的解释。   

在这三种解释中，姚文元的解释是貌似革命实质极“左”的、荒谬的，而周、金二位的解释也不全面。我则认为，就文艺创作的范畴来说，“时代精神”应指文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进步的思想倾向，它是能够对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思想意识。“时代精神”当然主要体现于革命阶级的思想，但决不只有革命阶级的思想才能体现时代精神，而是一切能对社会发展起到某种推动作用的阶级、阶层和个人的思想都应包括在时代精神的范围之内。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由文艺的社会作用决定的。因为，文艺作为一种认识形式，人们创作文艺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而只有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进步的阶级、阶层和个人的思想，才能正确地帮助人们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此，我们总是将文艺作品的进步的思想倾向称之为体现了“时代精神”。这一观点，马恩早在一八五九年给拉萨尔的信中就曾谈到。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的剧本《冯·济金根》的概念化倾向时指出：“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很明显，马克思是否定席勒的概念化倾向的，但同时也认为他的作品表现了“时代精神”。而席勒作为德国狂飚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激荡于他的作品之中的则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同时，马思还深刻地批判了拉萨尔将济金根这样的没落骑土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表者。马克思认为，济金根的复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恩格斯则认为，济金根的悲剧在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9）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象济金根这样的没落阶级的思想不能代表时代精神。因为他们是垂死的、同历史的必然要求相对立的。由此可见，所谓“时代精神”就应该或多或少地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而这一点，只有进步的阶级、阶层和个人的思想才能做到。周恩来同志在谈到“时代精神”问题时，曾以曹禺同志的《雷雨》、《日出》为例，认为“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因而是具有时代精神的。（10）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 周谷城 先生关于“时代精神”是“各种思想汇合”和金为民同志关于“时代精神”是“一定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精神”的看法，尽管在打破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理论中有其战斗的意义，并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文艺现象的复杂性和历史具体性，但却忽视了从文艺的作用的角度来进一步考虑“时代精神”的问题。因而，他们的意见也是不够全面的。   

至于姚文元关于“时代精神”即革命阶级精神的解释，表面看似乎“革命”的出奇，但细细一推敲，实在是荒谬绝伦。   

首先，从理论上看，这种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上面我们已经说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认为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指对于社会发展能够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思想。而所谓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就是指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作用。而能起到这种作用的，除了主要是革命阶级的思想之外，还有其它一些阶级、阶层和个人的思想。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指出，“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11）由此可知，革命阶级的思想只是“时代精神”的主要部分，并非是唯一的部分；作为次要部分的，还有其它进步的阶级、阶层和个人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精神”确实不是纯净单一的，而是各种进步的阶级、阶层和个人的思想的“汇合”。这就说 明周 先生的“汇合论”并非毫无道理。但姚文元却一方面别有用心地将革命阶级的思想是“时代精神”的主要部分说成是唯一部分，从而在实际上歪曲了列宁的原意。另一方面，姚文元又将“时代精神”是“各种思想的汇合”不加分析地攻击为“阶级调和”。我们尽管不同意 周谷城 先生将反动阶级的思想也包括在时代精神的范围之内的观点，但却认为，“时代精神”是各种进步的阶级、阶层和个人的思想的“汇合”。这决不是什么“阶级调和”，而是“有联合又有斗争”。所谓“联合”，是指各种进步思想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上有其一致性。因此，在封建社会中，许多剥削阶级、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作家的作品同样能拥有许多劳动人民的观众和读者。而所谓“斗争”，就是各种进步思想常常因思想体系不同而要发生矛盾。   

其次，从文艺的实际情况看，“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的精神的观点也是不符合文艺史的实际的。我们先来看看革命时期的情形。这属于旧的制度腐朽，新的制度逐步诞生的时期。此时，除了革命阶级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之外，还有一些作为革命阶级同盟军的阶级和阶层也在不同的程度上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因而，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的文艺作品也就在不同的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精神”，而应给予肯定。例如，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就生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托尔斯泰所代表的并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地反映了千千万万宗法制农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但由于宗法制农民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在特定的俄国社会中有着较强的改变旧的沙俄制度的愿望，因而，它们是可以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的。所以，托尔斯泰的作品就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时代精神”而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伟大的导师列宁不仅将托尔斯泰的作品称作“俄国革命的镜子”，而且明确指出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12）。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平常时期的情形。这时，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阶级尚未诞生，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条件尚未成熟。这是一种社会制度缓慢发展的时期，是十分漫长的。这时，虽然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来推动。因此，劳动人民的反抗与斗争的思想就反映了时代精神。但是，在这时，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是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的。因此，表现了这一社会阶层的政治要求的文艺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了“时代精神”，而应给予肯定。例如，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要求适当地减轻压迫与剥削，有限制地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使之安居乐业，以便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这些主张有利于调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一定的程度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是进步的。象杜甫、白居易、王安石、苏轼、李伯元等著名作家就在自己的作品中程度不同地表现了这一思想。外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类似的情形。这些作家在文学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他们的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的许多人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极高评价。难道还能说他们的作品没有反映“时代精神”而给予否定吗?最后，还有处于民族矛盾尖锐时期爱国的剥削阶级作家及其作品。这时，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而占据主导地位。抗敌救国成了时代的迫切要求。只有保卫祖国，才能使人民免遭涂炭，生产力免受破坏。因此，只要是反映出爱国主义的思想，即便是出自剥削阶级作家之手的作品也是具有“时代精神”的，而应给予肯定。例如，对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文天祥等就应这样评价。难道还因这些作家是剥削阶级而抹杀他们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作吗?!

总之，我们认为，“时代精神”不能事先主观限定，而应根据时代特点进行具体的分析；它也决非只是革命阶级的思想，而有其更宽泛的内容；同时，它也不能兼收并蓄一切阶级的思想，而是反映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各个进步的阶级、阶层和个人的思想的一种有联合又有斗争的“汇合”。   

三、怎样表现“时代精神”   

除了在什么是“时代精神”问题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在怎样表现时代精神的问题上也是有分歧的。以姚文元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极“左”理论在这一方面表现得也非常突出。他们公然断言，只有革命阶级才“必然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13）由此得出只有描写革命阶级才能表现时代精神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进一步地将对“时代精神”的表现同所谓写英雄人物的“根本任务”和“写与走资派的斗争”联系了起来。有的同志尽管不同意上述观点而认为描写一切阶级、阶层的人物都可表现“时代精神”，但却认为这些人物本身就能表现时代精神。例如，有的同志就认为“ 鲁迅 先生的《阿Q正传》，那里面的阿Q精神，难道不是辛亥革命时期时代精神最科学的体现吗?”   

我们认为，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以作品中人物的思想代替了整个作品的倾向，以某一个别事物代替了典型环境。这就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必然堵塞文艺事业发展的广阔道路。现在我们来正面地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们认为，“时代精神”作为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是通过作家对于客观描写对象(主要是人物)的主观评价流露出来，而不是客观描写对象自身所包含的客观意义。这应该属于常识范围的问题。因为，一切文艺作品都决不是纯客观的摹写，而是作家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之下对于客观社会生活的选择、提炼、加工、描写。所以，一部文艺作品的倾向不是表现于写什么，而是主要表现于怎样写。也就是说，作品的倾向并不表现于客观描写对象，而是主要表现于作家通过具体描写对客观对象所流露出来的爱憎褒贬、歌颂暴露的主观评价。因此，只要作家站在进步的立场之上，就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各个阶级的各种人物，而都能表现出“时代精神”。有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着重描写革命阶级，通过对于他们的歌颂表现出“时代精神”。例如，梁斌在《红旗谱》中所写的朱老忠、柳青在《创业史》中所写的梁生宝等等。同时，作家也可以落后阶层、剥削阶级、乃至反动阶级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通过对于他们的不同程度的批判来表现“时代精神”。例如，鲁迅在其名著《阿Q正传》中就为我们塑造了落后农民阿Q的典型形象。在这个阿Q身上，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这种精神胜利法本身是一种消极因素，当然不能象某些同志所认为的那样可以体现出“时代精神”。但是，鲁迅通过阿Q的悲剧一生的形象描写，给予这种精神胜利法以空前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正是通过这种揭露和批判，表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如果按照只有描写革命阶级才能表现“时代精神”的理论，象鲁迅的《阿Q正传》这样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品岂不是也没有表现“时代精神”而应否定?这显然是极其荒唐的！相反，如果作家的立场是反动的，那么，即便是以革命阶级为描写对象，也只能进行歪曲而不会表现出“时代精神”。例如，“四人帮”一伙炮制的《反击》、《春苗》等作品，其主要描写对象江涛、田春苗尽管都挂着工人和贫下中农的牌号，但由于作者的反动立场所决定，使得这些人物都是名副其实的野心家和闹派人物。这种作品所表现的只是反动的精神，而决不是什么“时代精神”。   

其次，“时代精神”不能通过孤立的个别事物表现，而只能通过典型环境表现。姚文元等人的“只有描写革命阶级才能表现时代精神”的看法恰恰就违背了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孤立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 周谷城 先生当时对于姚文元的批判是十分尖锐而深刻的。 周 先生正确地指出，“统一整体”中的各个部分“不是彼此分立，各不相犯，而是互相联系着，互相依靠着，互相斗争着，互相制约着。”（14）   周 先生所说的“联系、依靠、斗争、制约”在文艺作品中就表现为人物之间的关系，亦即社会环境。但 周 先生没有进一步看到不是一切的环境都能体现“时代精神”，而只有典型环境才能体现“时代精神”。而所谓典型环境也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这里所说的“共性”即是“时代精神”，也就是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思想，而“个性”则是指作品中的具体环境。这就是说，所谓典型环境就是通过作品中的具体环境表现出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思想。这样，就能表现出时代精神。只要这样做了，即便在具体环境中不是以革命阶级作为主要人物，也可表现出“时代精神”。例如，茅盾的《子夜》，其主要笔墨就不是写的无产阶级，而是写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吴荪甫、赵伯韬。但作者却通过作品中特定而具体的环境描写，正确地揭示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地位和社会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必然趋势。因而，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时代精神”。相反，如果不能通过具体环境表现出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思想，即便在具体环境中所写的主要人物是无产阶级，但这种具体环境也不具典型意义，因而也就不能表现出“时代精神”。例如，众所周知的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伦敦东头的工人，但由于没有表现出工人阶级反抗斗争的历史必然趋势而不具典型意义，当然也就不能表现出“时代精神”，并因而受到了恩格斯的批评。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哈克奈斯通过伦敦东头的具体环境的描写正确地表现出整个工人阶级的觉醒对这个特殊角落的影响，不是也会具有典型意义而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时代精神”吗?

总之，姚文元等人认为“只有描写革命阶级才能表现时代精神”的荒谬观点对于文艺创作的危害是极大的。它完全否定了作家深入生活和改造世界现的必要，因为，依照这种观点，只要描写革命阶级就可表现“时代精神”，那里还需要深入生活和改造世界观呢?其结果就使文艺创作完全从抽象的政治概念出发，或者使作品变成图解式的“时代精神”的号筒，或者更为严重的是使作品变成狂热宣传反革命思想的工具。同时，这种理论对于文艺作品所描写的具体环境也必然是一个很大的限制，使得作家只能描写以革命阶级为主角的具体环境，从而使文艺创作的题材变得越来越狭窄。   


注释：   

（1）见《南京师范学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周谷城《时代精神的解释》和金为民《对时代精神问题的几点再认识》。  

（2）《新建设》，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  

（3）引自《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代表性论点批判》，辽宁大学中文系编，人民出版社，1976。  

（4）《必须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 《人民日报》。  

（5）《驳文艺黑线专政论》，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七日 《人民日报》。  

（6）《文艺报》评论员文章：《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7）均引自《南京师范学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周、金二文。  

（8）姚文元：《略论时代精神问题》，《光明日报》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  

（9）以上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马恩改拉萨尔信。  

（10）《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113页。  

（11）《列宁全集》，第廿十一卷，第123-12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79页。  

（13）《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解放日报》， 1964       年       8       月       1       日 。  

（14）引自 1963年11月7日《光明日报》文章《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论丛》，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