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回顾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陈翔鹤的两首生命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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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陈翔鹤的两首生命绝唱

来源：北京晚报 2020-12-08

作者：汪兆骞


一九六一年末，《人民文学》发表了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使沉寂萧条的历史小说创作热闹起来，仅一年多时间便有近四十篇历史小说冒出文坛。因此陈翔鹤写的《陶渊明写〈挽歌〉》被视为当时历史小说的“先驱”。历史小说历来被称为“象征性”的叙述，是“借古人的酒杯，浇作家自己胸中的块垒”。当然，它不是将历史事件直接对应到现实政治，恰恰相反，它一直保持对政治的疏离，更多是一种文化象征，比如《陶渊明写〈挽歌〉》，更多地是对知识者精神内面的一种探索。而之后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被戏曰：“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李自成成为无产阶级领袖。”读者和评论界对陈翔鹤作品热烈赞誉，而对《李自成》的谨慎和冷漠，除了与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及审美相关，怕也与作者的文化人格评价分不开。文学之外的东西，永远左右不了文学。



陈翔鹤和妻子王迪若

陈白尘推崇陈翔鹤道：“一般作家是用纸和笔写作的，革命作家是用血和肉写作的，翔鹤是用他整个生命来写作的，所以我称他为真正的作家。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是的，陈翔鹤先生是用生命索琴奏曲，奏响千古绝唱《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

“浅草”与“沉钟”

陈翔鹤比沈从文大一岁，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两人相识在北京。沈从文先生在《忆翔鹤》一文中写道，沈从文于一九二二年孤身从湘西凤凰来到北京半工半读，生活清苦，为了生计，一九二五年来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做了一个小职员，住在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别的职员因为上下极不方便，多不乐意搬到那个宿舍去。我算是第一个搬进去的活人。翔鹤从我的信中知道这个新住处奇特环境后，不久就充满兴趣，骑了毛驴到颐和园，换了一匹小毛驴，上香山来寻幽访胜，成了我住处的客人了。在那简陋宿舍中，和我同过了三天不易忘却的日子……”

陈翔鹤是重庆人，二十年代就到北京和上海参与组织文学社团浅草社和沉钟社，社员有林如稷、陈炜谟、赵景深、冯至、冯文炳等，多为四川籍。鲁迅认为：“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影响，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鲁迅对“沉钟社”评价也很高：“沉钟社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这么高度评价一个文学社团，是极为少见的。

作为浅草社和沉钟社的主力，陈翔鹤曾写出《悼——》《不安定的灵魂》，收入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其小说中，大多是一些忧郁悲观而又苦苦挣扎的知识青年，这些人物都带有陈翔鹤自身的投影。一九三八年，陈翔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三年调到北京，任中国作协理事、古典文学部副部长，后又调到社科院，再到《光明日报·副刊》任《文学遗产》专栏主编、《文学研究季刊》主编。

陈翔鹤刚调到北京，又与沈从文谋面，白云苍狗，已过三十个年头，二人想起香山往事，感慨良多。陈翔鹤还清晰地记得，沈从文在一棵古松前，抱了一面琵琶，为他弹过《梵王宫》曲子。或许因为沈从文初学，他当面笑曰：“弹得真蹩脚，听来不成个腔调，远不如陶潜挥‘无弦琴’有意思……”两位书生纯真率直的风谊平生，让我们看到他们文化灵魂的干净。更有趣的是，沈从文先生很早就远离了文学，《梵王宫》也未成曲调，但陈翔鹤却以生命索琴奏曲，为陶潜弹起千古绝唱《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

为陶渊明“翻案”

作家创作小说，总要有动因。陈翔鹤写《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缘于学术界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陶渊明讨论”，而且主阵地就在陈翔鹤主持的《光明日报·副刊》的《文学遗产》栏目。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陶渊明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分歧。李长之专著《陶渊明传论》，用血统论证明陶渊明受祖先影响，不忠于晋王朝，鄙视农民，“反映了没落的士族意识”，其诗“保留了没落的情调”。而阎简弼在其《读陶渊明传论》一文中，批驳了李长之对陶渊明的指责和否定是“无中生有”，而基本肯定陶渊明是倾向人民的，与社会动乱中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讨论中，多数专家都肯定陶渊明的积极一面，认为他“躬耕自资”，每日到田垄侍弄桑麻禾黍，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与农民却有深厚情感，这在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盛行的晋代，殊为难得。讨论结果为陶渊明正了名。到了“反右”斗争之后，“左”的东西抬头，关于陶渊明的评价又重新分成对立两派。在特殊语境中，大多数学者，包括茅盾在《夜读偶记》一书中，对评价陶渊明都小心翼翼。一九六一年，由陈翔鹤主编的《文学遗产》将持续两年之久的“陶渊明讨论”结集出版为《陶渊明讨论集》，勇敢地为被冤枉的陶渊明翻了案，恢复其历史真相，陈翔鹤功莫大焉。

陈翔鹤作为学者，对古典文学造诣极深，其子陈开第说：“父亲对庄子、屈原、韩非、贾谊、司马迁、曹植、阮籍、李商隐……都做过一些研究，准备以后休假时，即以他们的事迹为题材创作小说。”关于写历史小说的事，陈翔鹤曾与老友沙汀、张天翼、陈白尘、冯至等人谈过，他们都极为支持。

对陶渊明，陈翔鹤原本想写文章参加讨论，但考虑自己主持《文学遗产》，多有不便，于是便将他对陶渊明的认知和崇敬，化成感性的文学形象，参与理性的学理讨论。一九六一年，完成了《陶渊明讨论集》后，他利用休假期间写了一篇为陶渊明“还原真相”的小说《陶渊明写〈挽歌〉》。

该小说写东晋诗人陶渊明从出仕到归隐的纷纷扰扰的政治经历和人生命运，晚年又逢晋宋易代的变迁，泰然对待荣辱生死，“托体同山阿”，回归田园自然。小说着重刻画了暮年诗人清贫自在、安详豁达的精神境界，让我们看到古代知识分子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洁灵魂。

以生命索琴奏曲



南朝竹林七贤画像砖，最左抚琴者为嵇康。

一九六二年，陈翔鹤又在《人民文学》第十期发表了另一历史小说《广陵散》，再次引起寂寥的文坛一阵热闹。《广陵散》叙述建安文学之后的两个有代表性的人物阮籍、嵇康及嵇康被杀的经历。嵇康一生崇尚老庄，恬静寡欲，好服饰美酒音乐，求长生不老；另一面放任自然，尚奇任侠，刚肠嫉恶，锋芒毕露，与当权的司马氏集团对抗，揭露其专权残暴。其诗歌也峻急刚烈，继承了“建安文学”的风骨。因“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牢骚话，嵇康受司马师集团钟会构陷，与吕安一起无辜被杀，演绎了一出文人死于非命的悲剧。

在该小说的“附记”中，陈翔鹤写道：“像嵇康、吕安这样的人，如果生在今世，我们不难想象，是要在作家协会或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中才能找到他们，然而他们就是在最高封建统治阶级曹氏和司马氏两家内部斗争中白白作了牺牲。”

但过了没多久，这两部表现中国传统士人愤世嫉俗、不与权贵同流、富有争议进步精神的历史小说，便遭到无情地批判，认为《陶渊明写〈挽歌〉》宣传消极颓废思想；《广陵散》联系“附记”，乃是借古人攻击现实的毒草。

“文革”期间，陈翔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九六九年春，他在被押去批斗的路上，突然倒下，发病身亡。就在陈翔鹤被隔离审查时，他对子女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是我的思想，我没法承认。我相信二十年后，他们都不会那样看我。”

陈翔鹤曾对老友杨晦说：“我总觉得我人比文章好些，内心又比本人好些。”

我们权且将他这句话，视为陈翔鹤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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