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清 ：作为历史化的“阿基米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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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亚清，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杭州 310023

原文出处：浙江社会科学 2021 年 12 期

内容提要：当代文学历史化潮流持续推进，史料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因与时代文化科技的复杂勾连，当代文学史料形态趋于多样化。在更具当代性的文字、声音、影像与数字符号连锁的景象中，本文梳理并重点考察了三类主要的史料谱系及存在问题，并从宏观层面探讨当代文学史料通过“科层化”与整体性的建构、微观考察与宏观视野的结合及新的研治规范的探索与确立，来提升自身的质地与品格，以强化历史化的基础支撑，促进学科的稳定感。


      一、史料是历史化的“基点”

      在当代文学历史化背景下，文学史及学科建设包含理论、主体、基础三个层次，而基础层面的史料可谓是支撑性的“阿基米德点”，“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角度讲，文学史料不仅仅是研究的一种工具或手段，它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主体之一，成为我们研究和叙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重要方式。”①史料决定了当代文学独特的历史演化和叙述方式，赋予后者与古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学不同的类型与风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②因此，史料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基点”。
      历史化的治学理念要求突破文本的“自说白话”，以史料为基础，使阐释合乎历史逻辑，这是当代文学研究新的面向。经验表明，文本评价如单纯依赖理论阐释或个性化批评，会导致过度解读或角度偏颇，甚至个人经验的本质化；而将它置于史料编织的“共时性结构”中观照，以史料的“稳定”辐射批评“新异”的品质，可以改变当代文学研究惯有的评论化、主观化的路径方法，达到卓越学识与深刻洞察力的“共赢”。如《人生》《平凡的世界》中高加林及孙家兄弟的爱情，都有“官二代”女性钟情农家子弟的情节，似有悖于路遥一直批判的权力崇拜。对此矛盾心态的审视，总觉缺乏历史现场与在场的实证。近来程光炜等陆续发现的路遥失恋于知青林虹的私人性史料(有些材料来自微信朋友圈)，可为他因阶层隔阂而生的情感渴求，及创伤性记忆之于价值观或爱情观的生成与矛盾提供依据，“每一条史料的发掘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故事，这也是一部历史，充满血和泪，联结着人的活的生命。”③基于路、林与知青朋友表述内容和心态的差异，程光炜结合当年普遍的社会心理，通过不同“声音”的对证，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单方面说法及研究的偏颇，有助于探究小说细微的心理轨迹。可见，史料的组织甄别及独到关照，可打开文本批评的空间，使后者不再凌空高蹈，而是有扎实的作家个体的生活经验、历史认知、文化素养的支撑，以韦伯倡导的“价值中立”，推动研究更近历史真实和更具学术“底气”。
      同时，史料是当代文学学术谱系中的基础工程，对它的重视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夯实“地基”的必然，藉此弥补当代文学史因批评主导而致的研究与史料分离的状态，促进学科的历史化，“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④经过多年的沉淀，当代文学史的脉络逐渐清晰，学科也趋于独立，但远不及古代文学学科成熟，“毋容置疑，当代文学是一个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年轻学科，也是一个争议较多、各种意见纷呈的学科。”⑤年轻学科要消除“焦虑”，关键要以史料为“家底”，建构起自我的批评经验与学术话语，推进学科的自足与自主。文学史中的沈从文，为人为文是远离政治的典范，陈思和将《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主要基于当代“潜在写作”开端的定位。《教程》在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思路中的专章分析，及作家恐惧与委屈心态的描述，正是结合时代语境和作家遭际的史料，作出的理性判断与阐释。再看，文中还有不少“蜻蜓点水”式的表述及潜台词。如人生困厄时率先想到的丁玲为何“还像是极熟悉”？为何用“表面上”三字来描述贤伉俪的家庭生活？念及翠翠又基于何种心态？这些追问很难从文内找到答案，如能结合三四十年代的基础史料和新时期以来的回溯性材料，在内外篇的逻辑关联中，把握作家因事业家庭的内外交困引发的复杂凌乱的心绪及由来，见出他与以往文学史描述不同的对政治若即若离并有着得失心的一面。所以“能否”与“如何”进入文学史，仅靠观点更新或“强制阐释”行之不远，整合新旧史料并作合理的评判，才能在历史的本源生态中坐实文学本体世界的丰富与复杂，这是当代文学史和学科历史化的基础保障。
      虽然史料的建设更多为“她人做嫁衣”，有明显的“补缺”性质，但确立它在学科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实现史料、批评、理论的三位一体，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必经之路。

      二、史料谱系及问题阐释

      在明确了史料作为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基点”之后，有必要对其谱系进行分类考察，以充分把握基础面及存在问题。针对现代文学“一切皆史料”的观念，洪子诚用“难以划出边界”⑥来描述当代文学史料的可发掘性和丰富度，但这并非说“漫无边际”，而是面对边界暧昧的史料现状，持开放包容的姿态。所以，可将以往公开出版的纸质史料为主的制式，扩张至未公开出版的纸质史料，及更具当代性的文字、声音、影像与数字符号连锁的景象，并作以下的盘点与分类：1.实物史料如故居、展览馆等；2.纸质史料；3.声像及数字化史料；4.口述史料。基于后三类代表着基本的和可拓展的史料板块，对此作以点带面的阐释，以把握对象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为历史化展开丰富的史料图景与清晰的历史脉络。
      (一)传统纸质史料的拓展。当代文学依赖发达的印刷和出版发行体系，纸质史料是可触摸、可掌控、成就最高的一类史料，其中公开出版的纸质史料一度占据了当代文学史料90%的容量，与文学体制的同构使其长期居于文学史描述的中心；而未公开出版的纸质史料也以不同的层次与肌理，成为史料谱系中的新问题。
      公开出版的纸质史料中，版本、选本是主体。选本一般以版本为基础，选本也是一种版本。当代文学版本类型清晰，有初(原)版本、再版本(修订本、删节版)等。图书馆保存了大量的纸质版本，即便遭遇毁坏或被收缴，但千万的发行量及现代售卖体系，一般不会出现古代文学的“孤本”或“绝本”。当下，网络图书馆提供的馆藏情况、版本信息及书籍电子版，线上销售与珍稀本交易，都是这类史料强大的补充。当代文学版本学，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廖立对《雷雨》五个版本形成的清晰轨迹及简单评价，但直到新世纪，版本学才日趋自觉并有不俗的成果，如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徐勇《选本编撰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等。发掘版本在批评标准形成、文学共识凝聚、文学史观念更新中的基础作用，有利于建构当代文学史的坐标，标识出历史化主要的价值取向。
      当代文学版本相对完善，但“版本问题仍(确)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⑦，特别是基本的意识亟待加强。当代文学不同版本类型的演进，既有外在政治体制、市场机制及媒介手段的约束，也有作家打磨艺术的自觉追求。如陈忠实修改《白鹿原》，有对参选“茅盾文学奖”的“适当妥协”，也有艺术完善的主动出击，学界对其不同版本的叙事逻辑和表达效果的探究，体现出较强的版本意识。而相比《白鹿原》等少数经典文本受到的关注，整体情况并不理想。朱航满《文学的眼光》对王尧“散文卷”中选录的陈丹青《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演讲》，指出是流传颇广的《笑谈大先生》的改头换面，是遭遇腰截的残篇；“既非最初发表的版本，也应不是作者认定的定本或全本”⑧，违背了大系出版说明中的准则。版本意识欠缺导致的统指或互串会造成研究的差异，进而影响文学史书写。由此，及时捋顺版本信息，并发挥经典作品版本学的辐射效应，推进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文本历史化评价的基础工作。
      此外，也有必要将那些为文学体制所限，可能带有异质性的未公开出版的纸质史料，如手稿、皮书、内刊等作为单独的问题，给予重点关注，以拓展原有的史料体系。以形态独特、稀缺性及问题最突出的手稿为样本，探讨类型史料的问题，当有典型性。作为原生态的文本，手稿可提供文本发生的起源变动及故事分层，即法国学者的“谱系校勘学”或“文本生成学”⑨。赵俊贤利用《保卫延安》充足的手稿资料，从文本创建的差异性中，解析了战地日记演变为长篇小说、记者成长为作家的过程，“这次阅读手稿，对我修改《论杜》专著帮了忙，充实了有关内容。”⑩原始文学档案中的片段固化，对于透视作家原初的情感思路和创作心理，折射时代与思维变迁的轨迹，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其它如老舍“戏改”剧目提纲的手稿；沈从文《边城》剧本大量的修改痕迹；《丁玲回忆录》手稿中陈明检查的“笔迹”，都印证了拉马丁手迹是人的思想面貌的说法，强化了研究的历史现场感。
      虽然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当代作家手稿数量和类型最多，包括文稿、日记、信札、读书笔记、会议笔记等6万多件，但也只是一小部分，搜研困难重重。1.认识不到位或有误区。梁斌《烽烟图》的手稿虽失而复得，但当年被迫上缴后想重写，他“常常是怅然失神，无所适从。”(11)如果说梁斌的苦恼实为外因所致，那么编辑或作家对手稿的随意态度，有相当的普遍性。80年代莫言将《苍蝇·门牙》投给《解放军文艺》，杂志社搬家时手稿当废纸处理了；陈忠实完成《白鹿原》后无手稿的概念，复印一份纯属偶然。名家如此，其他手稿的情况更糟糕。虽然，抢救流落民间，征集为当事者或亲属保管的手稿资料渐成共识，但以假充真、以讹传讹的人为障碍，正使本来单纯的问题趋于复杂。2.研究的局促。手稿因“唯一性”而主收藏，是可望不可即的史料，何谈仔细的阅读与研究，“只有为了做一些特别精确的检查或调查研究时才能使用原件”(12)。80年代初，北图还允许陈子善“谨慎”地查阅诗稿原件，后来就难有此“殊遇”了。现代复(影)印技术的发展，适当解决了上述矛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增补了《白鹿原》创作手记并附有手稿图片，可谓手稿本成功出版的案例。但出版社因销量与效益的考虑，操作很谨慎，陈忠实坦言也有过担忧。所以一般在出版本中收录少许手稿的影印页，已是不错的购书“福利”。由此原始资料缺乏是手稿研究的普遍问题，再加可依据的理论与方法匮乏，除了档案角度的收集、整理和保管的探讨，学理的研究并不多见。而随着电脑的普及，本源意义的手稿渐行渐远是不争的事实，当下有学者欲确立电子稿本为手稿，这又是史料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手稿面临的误区或局促，在未公开出版的纸质史料的搜研中普遍存在，这些问题的重视与解决，能从一个侧面开拓史料的基础层次及历史化的内涵。
      (二)声像及数字化史料的更新。随着当代文学叙事模式的日渐成熟，新技术的影响凸显，声像、网络等现代传媒介入文学的建构，并崛起为新兴的文学形态。这些有着当代标签的史料，在文学生产链条中渐成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韩寒、郭敬明等转型为导演，就提示了文学叙事形式与受众趣味的影视化趋势。其中数字化史料是更新的重要源头和集大成者，也有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引领史料向漫画、游戏等领域扩张，所以展开阐释尤为必要。
      数字化史料刷新了文学的生态图景。传统的、现代的、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聚集到网络空间中，构成了热闹的“亚文学”场域。技术与文学的一体两面，会改变“文”的定义乃至文学史的构成。所以，在数字媒介大包大揽的时代，很难罔顾技术去单纯讨论史料问题。同时，网络在保存、检索、传播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了史料最大的“集散地”。中国知网、超星读秀、读秀学术乃至百度均可快速搜索或模糊或精确的资料(视付费情况权限不同)，大数据的共享解决了海量数据的搜索与统计，当代文学历史化必须要面对与适应史料数字化的趋向。
      就目前而言，数字化的冲击，使史料的收集渠道与分析方法变得难以把握。如此，史料研治工作何为？又将如何为？返回到研究及历史化的现场，起码有三个问题值得讨论：第一，史料的无序化所致的工作的繁复。历史化的前提是作品的收集整理，网络文学体量惊人、形态复杂、质量参差，及时的鉴识尤为迫切。特别是单文本字数动辄百万，再经复制、粘贴、删除等电脑技术的染指，易致史料的不稳定状态和阅读的消极心态。如口碑极好的《琅琊榜》有网文版、纸质版、影视剧(本)版，后三者相对确定，网文版则眼花缭乱。首发于起点中文网的小说被频繁转载或盗版，更由于修改大多是“覆盖式”的，即便有痕迹可寻也是乱象环生，会消耗不少时间与精力。另外，网络的低门槛使不少文献史料寄身博客、微博、公众号等，鉴别及分析阐释都非轻松的任务。新世纪以来有学者及时跟进了这一领域，欧阳友权主持的《网络文学文献数据库建设》，北京大学团队在史料搜研上的可喜成就，堪为示范。但显然有待更多的投入，才能应对史料数字化时代纷繁的局面。
      第二，写作的常识或尊严遭遇史无前例的挑战。早期网络文学如“橄榄树”“新语丝”等强调开放共享，如今它已演变成利益最大化的媒介，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张扬，加深了史料的扑朔迷离。历史化包含事件、现象、作者、文本等，网文追求“娱乐至死”，网民的阅读趣味决定了写作的经济效益和文学的商业化程度，创作新见与个性被贬值。写手们或蛰伏于电脑前或屈居作家村，绞尽脑汁追求一夜成名的荣耀，本来重灵感的作家渐成日产N字数的码字机器。这直接导致不少作品立足随意玄想、无端编造，甚至抄袭复制屡见不鲜，资本逐利下的模仿雷同与机械化生产，正使网络文学走向逐利与粗制滥造的歧途；“量的膨胀”与“质的萎缩”，使史料工作极易迷失于巨大的场域中。另外，如过江之鲫的写手很多昙花一现，并普遍采用猫腻、江南等网名，历史化依凭的常规的外篇资料模糊或残缺，再加上伪史料的充斥、个人数据与隐私的强调，都增加了史料的工作量与难度，将研究拖入尴尬的局面，这些都需要理性的对待。
      第三，学者评价与读者评价的关系问题。严格讲，这已超出“史料本体”的范畴，但“历史化的过程，是文学研究者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学接受者累积共识的过程。”(13)一般讲，文学评价以学者这一特殊“读者”为主体，一般读者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文学借网络走向大众，使“少数精英作者的特权，被广大普通读者削平了”(14)，本雅明描述机械复制带给艺术变化的名言，更适用网络文学的现状。在作者与读者的共情中，跳出传统学者的立场，保证描述和评价的平衡，成为颇新颖而纠结的话题。因为网民的影响不容轻视。金宇澄《繁花》在“弄堂网”的码字，就根据论坛上网友的追更意见，过滤掉一些深刻的内容，以吸引更多阅读。对此，唐诺指出“社交网络制造了绝对平等的假象”，呼吁“重新审视文学的专业性”(15)。但在无限开放的网络时代坚持精英立场，会否导致史料工作的故步自封？如果考虑读者的因素，用多大尺度？北大网络文学研究论坛的年度选文，尝试解决上述问题，在考量主要文学网站榜单和粉丝圈口碑的基础上，筛选具有较高文学性与经典性指向的佳作。网民还介入了学者的研究。杨义《读书的启示》在《光明日报》论坛上的摘要，引发“网络的讨论与朋友的注意，对我如何为文章起一个简明而合适的题目，给予不少的启示”(16)，这是学者依据网友建议优化研究的有趣个案。只是初步的尝试还无法为两种评价的平衡提供范式，未来两者的互渗交融越趋频繁，对新的批评话语和研究体系的诉求，会迫使学界全面考量话语权“让渡”及标准的问题。
      (三)口述史料的补充。口耳相传是史料流传的一种方式，于当代文学则意义特殊。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也不乏亲历者的叙述，却已然是过去时态，不可能或很难有姚从吾所说的“同时人的记载”，“如果每个人都能回忆一点儿，想一点儿，说一点儿，那么搁到一块儿，我们的后代就能看见不少。”(17)当代口述史料能持续补充历史细节或参与者的情感心态，它提供的参照对证，能丰富史料基础的描述维度与历史化的思考向度。
      口述史料与纸质史料相比，在质量上会打折扣。宗璞《野葫芦引》主要依靠口述记录，抢救了小说的情节与构思。写完《南渡记》的作家因身体原因，《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等基本靠口授，编辑杨柳感慨实在太艰难；又因特殊的写作方式，有学者指出《北归记》“有的句子相当口语化，有些不协调”“有些用语太过平常”“还有多处情节和细节的逻辑无法自洽，不太让人信服”(18)；茅盾谈及《我走过的道路》也表示了类似的遗憾。前辈作家的经历提示着与时间赛跑、及时唤醒“沉睡的文学矿藏”的重要性。曾撰写《巴金传》的徐开垒辞世前，上海普陀区图书馆拍摄的访谈录是其最后的影像，弥补了未能亲笔书写的缺憾，为当代文学留下了生动的第一手资料。
      更为纠结的是，各种叙述因主客观因素而歧义丛生的现象，在口述史料中尤为突出。原始场景与事后描述，各种回忆与记叙，都会存在不一致或龃龉。事后回忆属于选择性与建构性的次生史料，个体对社会生活或历史事件的回忆，只能是有限的环节，留下的史料往往是片段的、零碎的、片面的，可信度亦因记忆错讹或立场问题而打折扣。洪子诚重读《大事记》和当年自己的批判文章及讲课笔记，感慨没有文字记录或不重读，对“当年的情景的想象将是另一种面貌”。同时，张光年90年代初的访谈中，关于周扬1956年底到《文艺报》编辑部鼓励鸣放的时间的说法，洪子诚认为“可能有误”。萧乾和张光年回忆1957年《文艺报》相关工作时，说法也不同。因为萧对张“怨恨颇深”，有些说法“缺乏根据”。张对有些事实“说的含糊其辞，有的也不合情理，有推脱应负责任之嫌。”(19)可见口述史料的可靠与否都源于“同时人”还在，不同人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一人对同一人事的多次回忆，都会有事实或评价的出入甚至矛盾。即便多次证实也可能遭遇“反水”。陈徒手的《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几次采访和“请示”陈明，按理已相当谨慎。但《南方周末》发表后，时隔半年，陈明在同一报纸上发文称“没有将我所提供的实情与他掌握的材料相印证”(20)，而私下他又坦言是“扛不住老同志的压力”(21)。陈明的“出尔反尔”明显源于人事压力，好在双方能解释和理解，没有引发进一步的“官司”。所以，口述史料身处各种关系的牵制，其取舍偏重会陷入“自掘坟墓”(钱钟书语)的矛盾，它对史料基础的补充，需要作更多细密的对证。
      当然，类型学的划分是在相对意义上进行的，因此必须注意对象整体和局部、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当代文学史料谱系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复杂的依存与交融。如各种史料的网络电子版；口述史料会以纸质、录音录像或电子数字化的方式保存；网文所经历的纸媒转化或影视改编，这些都非载体形态的简单改变，而是包含着媒介变迁及文本再生产的过程。各谱系史料纵横交错的特性及面临的问题，会使当代文学史料的基础脉络更为复杂，从而影响历史化的基本深度。

      三、强化史料基础支撑的方法

      综上所述，史料形态的多样化与多元化，能改变当代文学简单平面的原始景观与研究框架。但它的基础品质并非不证自明，而是需要不断的强化和提升。所以，除了上述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之外，以下将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史料研治中“科层化”与整体性建构，兼顾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及确立新的治学规范，以加强史料对历史化的基础支撑。
      首先，各形态史料的“科层化”建构，促进其整体性的利用，以加固历史化的基础。韦伯的科层理论是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主张有序、高效的组织模式。引申到当代文学史料，旨在建立谱系内部和彼此间的分层、分块、多维、多向的格局，以兼顾复杂性与整体性，“大约官府的记载失之于讳，私人的记载失之于诬”，所以“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呢。”(22)长期以来根据理论删削材料的偏颇，洪子诚2018年暑期在北大出版社的培训课中，谈及当年在作协接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的检讨书，就表达了围绕观点整理材料所致的误区。如大连会议的记录很详细，阅读时如能避免“厚此薄彼”，后绪研究会有更多可能性。因为与这些封存至今的史料的“亲密接触”，很难重现。因此，“科层化”的格局有利于确立整体的观念，避免史料的“分离”与“两伤”。同时，史料价值是相对的，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科层化”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在选择上会有所侧重。如口述史料因背后的“时间逻辑”，有限性与可能性是显在的。对于历史真实而言，有差异的记忆意味着大量的爬梳对证。但如考察时代的复杂性，它也能提供思想情感轨迹的“症候性”文本及“无意的证据”，窥见各种理念的逻辑缠绕，甚至从语言的情感色彩感受时代冲突的展开方式与理论依据，“问题是能不能把这些转化成为一种洞见的优势，而不是成为固执、褊狭的屏障。”(23)由此，在史料“科层化”建构的同时，要警惕它可能带来的基本面的僵化，以免影响历史化评价的动态平衡。
      那么，如何保障“科层化”中的整体性建构？这需要历史意识的观照。在史料轨迹线索的梳理和历史规律的总结中，把控某一时段文学的全局，使史料的聚合不会因缺乏问题性而沦于“知识化”的境地。基于经验的总结，“十七年”文学的史料研治渐显出“科层化”与整体性的意识。如张均对红色经典的本事研究，从纸质文本拓展至电影、歌剧等，并始终围绕“历史与人”展开叙事学、文化学的阐释。具体到《白毛女》歌剧版、电影版、芭蕾舞剧版的本事探微，以网络版“老梁故事汇”中的“黄大善人说”为起点，解析了传统故事升级为“阶级寓言”的叙事逻辑。将文本、口头传说等核心史料，与回忆访谈、农村调查的内部资料，西方记者的中国农村印象记等边缘史料多维整合，指出“善人说”有现实依据，但据此断定黄世仁的形象违背“真相”，只能是“刻意制造出来的‘新传说’”(24)。问题是白毛仙姑也属虚构，为何就被认可？这里有历史诉求与文学真实的问题。张均将史料化繁为简，凝聚出时代文化的生产方式与意义结构：白毛女故事在范文本中的重构，突出的是农民在历史变动中“弱者的正义”，契合了现代革命是“弱者的武器”的表白。所以，当代文学的叙事形塑并非是随心所欲或非此即彼的言说，而是在现代诉求与历史规律间寻求顺理成章的关系。这样说，不想重蹈“观念先行”的老路，而是随着各谱系史料的被收编，所致的对原有空间的挤压和文学史的“加减法”，迫使我们关注那些相对确定的文学性和历史意义被“缩水”或否定后，史料的多层聚合能否承担还原文学经典图景的重任？对史料历史性的把握，是为文学史新的结构平衡寻求坚实的基础，使历史化不至因史料的“此消彼长”而陷入另一种偏颇。
      其次，多形态史料的微观考察，只有结合宏观的社会语境，才能提升内在的基础品格与质地。黄子平对伤痕文学情调的感悟，是与“五四”浪漫主义思潮的历史青春期的情绪联结，“文学中的美感意识”“实际上就是对世界的一种比较深层的理解。它与一个时代的哲学、直观的经验、心理氛围，都有联系”(25)。潘凯雄对80年代美感意识对社会学批评的“矫枉过正”有过反思，他的“更理性、更冷静、更科学”的“平和”，其实是一种历史化的姿态，“观察一个点、一个阶段的文学现象，我们也不应该简单地切断历史。”(26)所以，史料的考察很难撇开社会主义的文化语境，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经验构成的历史现场与文化逻辑，既限制也成就了当代文学的独特性，“从内心上讲，我很厌烦这个问题，有时候会觉得离我想象中的‘文学’很远。但是，当代文学的很多事情，你忽略了这个因素，又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27)且不说当代诸多文艺事件是政治运动的引子，90年代文学市场化与边缘化，也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话语的转向密不可分。即便是貌似无拘束的网络文学的阐释，同样无法撇开具体语境。2018年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镇魂》的上下架，就能感受到体制对大众文学的干预及影响。这并非倡导“政治全能”的思路，而是强调史料在与“他者”的动态调适与化约中，打破自我封闭的状态，提升基础的视野与格局，“文学史家能对这种复杂性进行充分的分析，比如不仅把那一时期的文学当做‘创作’，而且当作内部充满矛盾或紧张的文学话语的‘生产过程’来分析，分析这一过程中宏观与微观的权力关系所构成的条件，分析各种权利和各种文学话语间的复杂关联，分析变革中的制度性实践和话语生产的互动关系，等等。”(28)
      最后，多形态史料的研治，需要新的知识结构与作业规范，这是史料实现基础作用和历史化作为学科叙事规范的保障。即便是数字化时代的研究格局，古代文学的版本、校勘、考证、辩伪、辑佚等，现代文学的借书、访书(人)，甄选底本等还是研治必备的基本功。即便是网络文学，传统方法也有用武之地。罗先海在当代“网-纸互联”的背景下，对《繁花》网络初稿本与各纸质版本异文增删的汇校，正是运用了校勘的古典方法。但是，当代文学知识体系、研究问题的不同，数量、体量、介质所致的史料形态的差异，提醒我们需要更新知识系统与观念立场，传统的治学门径不仅要“活学活用”，还要与时俱进，“1980年代教给我们的那些感应和理解文学的思路，许多已经不够用了，必须要发展新的思路。”(29)其实，金宏宇整合传统版本学与现代文本批评，张均“考”“释”并举的本事批评，虽“存在对象与方法层面的客观局限”(30)，但都有对传统治学方法的升级改造。而新媒体的利用，更能代表新规范的探索。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名家音像资料片”项目，专题的历史资源库，在线发布与到馆阅览的服务，都有赖于新技术对史料搜集的支撑。而能体现史料研治新思路的如吴秀明和史婷婷的《批评与史料交融及其实践的主要路径》，依据统计学的原则与方法，以《文学评论》等九家主流文学刊物近10年闻刊发的有关文章为对象，探讨了史料与批评交融实践的两条路径，这是将原有的学术史脉络与大数据结合的路数。这些团体或个人摸索的方法，可通过知识结构的扩容或调整，推广为史料工作可遵循的方法、规范与路径，以专业知识的基本功和素养，实事求是的述学态度与严谨扎实的学术功底，保障史料这一基础工作的扎实推进。
      尤为迫切的是网络交学的蓬勃发展，以福柯式的“逼挤正统”和“颠覆冲动”，使原有的批评方法与研究范式“捉襟见肘”。如余秀华的“横空出世”是技术操作文学的“神话”，溢出了学术规范的应对范畴。正是基于网文的复杂性及“经典”危机，邵燕君提出尝试建立能与世界前沿学者对话、与作者及粉丝对话的评价体系。因为逻各斯中心热衷的总体性的叙事规范，已无法适用题材旁枝侧逸、技巧纷乱复杂的网文，“如果‘宏大叙事’已经解体，再期望以‘史诗化’的方式建构‘宏大叙事’是否已是刻舟求剑？”(31)网络文学与精英文学在经典标准上的隔阂，更因它的发展缺乏“历史的距离感”，还难以形成有通约性的评判标准，“文学经典化最重要的是‘历史化’，时间是决定文学经典最后的尺度。”(32)而适应文学大众化的发展，放下身段追求评价体系的更新换代和适合网文的批评尺度，是促进其健康发展的关捩。亨利·詹金斯将自我作为粉丝的欣赏趣味，与“我”的学术身份与文化品位综合，来完成相对经典化，即“动态经典”的考察与预选，再经历时间的“淘洗”，沉淀为“恒态经典”(33)。这一评价体系的尝试，当能为史料工作知识规范与作业技巧的更新提供启示。
      总之，当代文学历史化目标的达成，需要以稳定的史料文献系统的建构作为逻辑起点。身处信息泛滥、思想激荡的时代，各谱系史料在共享跨领域的“知识空间”时，其当代特质的确定和认知，须回归文学本体的多层面相，正视历史的可信实证与人文特性，以保证它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如此才能在历史哲学的多向度阐释中，标识出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质与特质，从基础层面消除学科身份“未名”“未明”所致的不稳定感。

      ①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②傅斯年：《傅斯年谈教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
      ③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⑤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⑥参见王贺《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其问题——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访谈》，《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
      ⑦朱金顺：《辑佚·版本·“全集不全”——读“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论文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⑧朱航满：《文学的眼光——对三部文学选本的微观察》，《黄河》2015年第5期。
      ⑨冯铁、周维东：《文学是一个过程——瑞士汉学家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访谈》，载毛迅、李怡主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16》，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295页。
      ⑩赵俊贤：《读〈保卫延安〉手稿劄记》，《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2期。
      (11)杨建民：《梁斌手稿离奇的失而复得》，《文史精华》2011年第11期。
      (12)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文本发生学》，汪秀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13)王尧：《作为文学史研究过程的“历史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14)参见王炎《网络技术重构人文知识》，《读书》2020第1期。
      (15)唐诺2019年8月16日在上海朵云书院的演讲，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416766.html。
      (16)杨义：《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演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页。
      (17)李如茹：《这就是我的妈妈(代后记)》，《李玉茹谈戏说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389页。
      (18)郭晓斌：《了不起的宗璞，有缺憾的〈北归记〉》，《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3期。
      (19)参见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132、137、138页。
      (20)陈明：《也说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南方周末》2000年3月24日。
      (21)参见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46页。
      (22)蔡元培：《〈明清史料档案甲集〉序》，《蔡元培史学论集》，高平叔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246页。
      (23)(27)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2、205页。
      (24)均：《〈白毛女〉本事演变探微》，《暨南学报》2020年第6期。
      (25)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缘起》，《读书》1985年第10期。
      (26)潘凯雄：《回望80年代文学批评》，《上海文学》2014年第1期。
      (28)李陀、李静：《漫谈“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29)王晓明：《是推开门窗的时候了》，《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
      (30)张均：《转换与运用：本事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31)邵燕君：《“宏大叙事”解体后如何进行“宏大的叙事”？——近年长篇创作的“史诗化”追求及其困境》，《南方文坛》2006年第6期。
      (32)孟繁华、张学东：《重读经典与重返传统的意义——与孟繁华先生对谈》，《朔方》2009年第11期。
      (33)史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马瑞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