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查看: 371|回复: 0

安立志:鲁迅的神化和扭曲

[复制链接]

1391

主题

4421

帖子

1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17156
发表于 2022-12-18 07:09: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B2 u0 X$ Z7 X: k: f
粉丝心路:鲁迅的神化和扭曲
安立志

( P4 @$ {  p0 U- n% j

9 k# h" M0 x/ D9 c4 @" D
1972年冬天,我高中尚未毕业就穿上军装走进军营。此时,由于副统帅的出逃,“浩劫”已是强弩之末。文化市场更加萧条,新华书店的柜台上,文学图书萧条冷落,政治理论类居多,但除了马恩列斯,中国人的著作,有资格成系列发行的,大概只有《毛选》和《鲁迅全集》了。不久书店里又开始大量发行鲁迅作品的单行本。1973年夏季,我随部队到吉林市西北松花江边的孤店子从事军农生产——种水稻。一次,在附近的二台子机场有幸买到了鲁迅的《而已集》、《准风月谈》和一本《鲁迅论写作》的小册子。这几本书伴我度过18年的军旅生涯。

; q1 @9 U: i" T7 [) a
' f& D8 L; n  R5 X+ w
其实,对于鲁迅作品的学习,在我参军之前就开始了。“浩劫”初期以“封资修”名义废除语文教材,到逐步推出临时课本和新编课本,大约经过两年。语文课本的最大变化,是大量编入领袖诗词与鲁迅作品。《孔乙己》、《故乡》、《祝福》、《文学与出汗》等,在中学都是学过的。学生时代最后一个学期,为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我也曾模仿鲁迅杂文的语气,照猫画虎,乱写一气。在部队期间,我一直从事保密与干部工作,与文字无缘,也很少动笔,直到1980年代末,才开始学写杂文,也正是鲁迅杂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结果。从中学到参军,从读鲁迅到写杂文,屈指算来,将近半个世纪,也算是鲁迅的“资深粉丝”了。
' t( \3 }# x  O9 b

4 f) q/ {# |3 T1 X* n% M/ |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鲁迅为什么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我比同龄人知道的略微早一些。1968年上半年,我刚上初中,目不识丁的父亲为了鼓励我好好读书,卖了一袋小麦,给我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那还是运动初期,革命小将口中的“红宝书”只是《语录》,拥有一套《毛选》等于拥有一座金山。崭新的新书,烫金的书名,大红的塑料封皮,散发着新书的香气,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我向母亲要了一块花布,作为包袱皮,非常珍重地把《毛选》包得整整齐齐。背着四卷新书上学书包太沉,只好每天带一卷。过了不多久,我就把雄文四卷通读了一遍。14岁的年龄,初中的文化,对这四卷经典与圣书,我是硬着头皮读下来的,这过程,不是磕磕绊绊,而是囫囵半片。且不说许多内容似懂非懂,许多生字还要查字典(字典还是我舅舅送我的,那是一本没有封皮、前后脱落、纸张发黄的《四角号码字典》),碰到熟悉的语录就划线作出标记。正是因为通读了这四卷,我才朦朦胧胧地了解了一点官方轨道里的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这得益于对这四卷书囫囵吞枣般的阅读与书中详尽的注解。一个农村中学生,当时能够通读四卷,算是极少的个案,当然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套用今天的网络用语,那是绝对的“毛粉”,在学校里也算一件新闻。的确,校区曾经来学校了解我的情况,我也曾在同学们面前“讲用”。

. r- Q& i7 I+ |$ @

+ B# T; ~# V, P( p8 Q! ~5 m
《毛选》第二卷里,有对鲁迅最权威、最尊崇的评价。《新民主主义论》是这样说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1968年时的最高领袖,已是“大救星”和“红太阳”,那是“最高指示”“传达不过夜”的时期。试想在当时,有谁能够被最高领袖敕封三个“伟大”、一个“空前”、七个之“最”的谥号(也有人将此概括为“三家”、七“最”)?我当时并不知道,在这之前,也就是在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他已经受过一次敕封“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页10)“圣人”,而且是“第一等”!可谓登峰造极。这两次评价,虽然都在建政前夕,由于政治领袖一言九鼎的推崇,1960年代的中国,鲁迅作为五四知识分子的一员,竟然高居九天之上,巍然端坐在祥云缭绕的政治和文化神坛。对于一个缺乏社会阅历和辨别能力的中学生,也就很自然地敬仰之、膜拜之,不知不觉就成了鲁迅的粉丝。当时,在我抬头仰望的政治光谱中,实际存在着两颗星辰、两道光环、两座偶像。这两颗星辰、两道光环、两座偶像,即使都是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仍然存在大和小、质与量的区别,档次显然是不一样的。

7 k& m0 j7 `2 G# }
20世纪中叶,中国政权更替之际,五四文人大多健在,独独鲁迅受到新的政治力量的格外尊崇,其实是有着深厚的政治与文化原因的。许多年后我肤浅地思索过这一问题,二者之间是因为存在诸多相同或相似的基因所致:一是哲学思想相近。鲁迅信奉尼采哲学,推崇“超人”、“天才”,“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53),坚持“任个人而排众数”(同上书,页47),主张“一导众从”(同上书,页54),不惜“用庸众为牺牲”(同上书,页53)。这与建政后盛行的“个人崇拜”、“运动群众”在哲学上具有共通性。二是政治理念相同。鲁迅追慕苏俄式的阶级专政体制,大力为苏俄制度进行宣传和辩护,反对英美式的民主宪政体制。作为苏俄扶持建立与发展的政党,建政后对苏俄“一边倒”,这在政治上极易取得共识。三是思维方式类似。鲁迅的思维方式带有鲜明的左翼色彩,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目的证明手段正确,革命不要思想自由等(参看拙文《鲁迅、徐志摩,谁在误读苏俄?》),与建政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十分接近。四是政治风格趋同。鲁迅始终与斗争相伴,终生论敌无数,信奉“以牙还牙”,一个也不宽恕。这与后来的“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动辄“斗他一万年”,存在着风格的一致性。五是斗争矛头一致。鲁迅除在早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更多地是反对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即使在日本侵华时期,他的笔锋也主要批评国民党政权“体制内”的文化人。以推翻国民党统治,武装夺取政权为宗旨的政党,很自然地反映鲁迅视为盟友或侧翼。

, `3 \" C+ }- d
  y4 s- o5 G1 f; X. G
鲁迅与其弟周作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作家,甚至在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眼里,周作人的创作,甚至超过其兄长(陈独秀的原话是:“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启明先生。”(参看拙作《身后是非,谁与评说?》)政权更替之后,兄弟二人的政治际遇,天差地别。苟活的周作人,仍然对其兄备受尊崇的地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1962年5月16日,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原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钟叔河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856)周作人的境遇当然有其自身的问题,而鲁迅的神化,就不能以个人因素来解释了。尽管当局把鲁迅放到巍峨的神殿之上,但领袖并不希望人们效仿鲁迅式的写作。在那篇著名《讲话》中,就对“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从中可以读出名与实的不同况味。肯定的是已经逝世的鲁迅此人及其生前作品,否定(或并未肯定)的是鲁迅的创作风格及其批判精神,而且加了许多限制词。由此可见,对于鲁迅其实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生前在评论孔夫子时说:“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夫子到死了以后,……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鲁迅全集》第6卷,页326-327)从鲁迅对孔夫子的评论里似乎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影子。鲁迅又说,“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同上书,页328)由于前述的种种原因,鲁迅被安放在高不可攀的神坛,他也是被当作工具使用的,是打鬼的钟馗,还是敲门的砖块,其实他是身不由己的。这也正是周作人说是“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恐九原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原因。

' i* s* P& m& W2 Z5 ]

. i' Q5 t* Q( X0 k
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曾经记下这样一个细节,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大胆地问道“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么样?”毛泽东思考了片刻,十分认真地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页371)的确,在1957年的那个夏季,深通韬略的领袖,一条“引蛇出洞”的“阳谋”妙计,一网打尽了信以为真的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诱导下,失去警惕的杂文家们,创造了鲁迅去世之后、新政建基以来第一次杂文创作的小阳春。《人民日报》老编辑袁鹰写道:“谁也不曾想到,风云突变,狂飙骤降,明明是香花却在一夜之间被诬为‘毒草’,许多杂文作者都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纷纷落马,从此被列入异类,流徙江湖20余年,杂文销声敛迹。”(《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第8版,《杂文沧桑》)不知是计,忘乎所以的徐懋庸,驰骋报端,纵横笔锋,得意于短暂的创作丰产期,很快沦为右派,惨遭整肃;以《况钟的笔》名噪一时的巴人(王任叔),在饱受凌辱摧残、妻离子散之后,又被撤职降级,最终精神失常,死于非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倘若鲁迅在世,同样在劫难逃。可见,他的神圣地位并不怎么牢靠。领袖当时的回答,说者语惊四座,闻者战栗惊魂,道出的毕竟是实情。不过,“封神榜”上的鲁迅,当然不会再“关进牢里”;“要是他还活着”,毕竟只是历史的假设。
8 u3 Y& N/ j3 t+ y( y
鲁迅的形象是复杂的,仅仅戴上一个“纸糊之冠”是不够的,使用起来并不顺手,因此必须对其形象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政治需要。那个《讲话》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毛选》第3卷,页877)当时的人们,谁也没有意识到,对鲁迅的诗句进行诠释,本身就是改造鲁迅的一条重要举措。

! ]! m' L" M% u; M) _9 }
这两句诗出于鲁迅的《自嘲》。1932年10月12日的鲁迅日记对这首《自嘲》有详细交待“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鲁迅全集》第16卷,页330)鲁迅在诗中说的“孺子”,指其幼子周海婴,当时海婴刚满3岁。鲁迅在这之前不久对“千夫”与“孺子”就曾有所揭示。1931年2月4日,他给友人写信说:“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鲁迅全集》第12卷,页255)说明鲁迅对“千夫”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同年4月15日他在信中谈及海婴时说,“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同上书,页262)这里的“孺子牛”,显然是面对孩子的自况。
, K8 u) C( i; J. Y  ~" y* [
; |* |% l3 m, \+ Z7 H/ |" n9 C( G
1938年,许广平就谈到过鲁迅对海婴的爱子之情“海婴出世了,先生(鲁迅)十分欢喜他,每逢朋友到就抱给他们看。生后十六天,就照相给他母亲寄去。夜里,十二时以前,照管海婴是我负责,十二时后,先生每天必从书房兼客室的客堂间跑到楼上来,抱着海婴在房里一面走一面唱催眠歌,或陪着弄玩具给他看,至二时才睡。……有时叹一口气,说:‘唉!没有法子,自己养的。’这句话不是懊悔,是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心情的。”(《许广平文集》第2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5—156页)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体现的也是父子情深,甚至当时说的话,与他信里用语也是一致的。许广平作为鲁迅的生活伴侣,作为孩子的亲生母亲,当然最知情。应当指出的是,许广平写下的这些话,是在《讲话》之前。
! p' N3 Z# q* L8 A/ m$ F
鲁迅在日记中这样谈论这首诗的创作过程,“偷得半联,凑成一律”,哪个“半联”是鲁迅“偷得”呢?据鲁迅之弟周作人考证,清人洪亮吉的《北江诗话》卷一((《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页112))有这样的记述:“同里钱秀才季重,……有三子,溺爱过甚,不令就塾,饭后即引与嬉戏,惟恐不当其意。尝记其柱帖云,酒酣或化庄生蝶,饭后甘为孺子牛,真狂士也。”(《北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21)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有五字来自这“柱帖”诗的下联。而这则诗话,本义说的也是父亲对孩子的“溺爱过甚”。
# M' f0 _- }# M1 w2 |
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先生回忆说:“现在谈鲁迅诗歌,要实事求是,不能离开原意去拔高。像‘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主席解释得太高了。这是一首自嘲诗,这两句诗鲁迅对许广平解释过,‘千夫’是指一切人,反对的也好,赞成的也好,我都不管,我横着站,冷对这一切;‘孺子’是指海婴,是说我俯首做海婴的牛。我看这样的解释,才符合原意,如照目前流行的那么解释,后面‘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两句又怎么理解呢?”(2005年《上海鲁迅研究》第4期)

* y; H. y! y8 a2 P
虽然有人多方考证,“千夫指”指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舆论氛围,“千夫”是鲁迅曾经批判的“众数”、“庸众”,并非毛泽东定义的“敌人”;“孺子牛”体现的是鲁迅对幼子的深深父爱,并未扩展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但是,建政之后,特别是“浩劫”时期,与《讲话》时的氛围已完全不同,此时的领袖,出口已是“最高指示”,且“一句顶一万句”,领袖对鲁迅诗意的解释,一锤定音,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就是许广平也不行。“横眉冷对千夫指”是对“敌人”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对“人民”的。这样的鲁迅形象才是新政权所需要的。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形象与雷锋很相似,《雷锋日记》中也有“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顺理成章。

- H- T4 a. k9 X8 [  `
改造鲁迅形象,不仅是领袖的要求,也是群众的呼声。鲁迅之孙周令飞回忆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鲁迅的像,请祖母提意见,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说,‘我很喜欢您的雕塑,不过鲁迅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太凶了一点?’这个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许大姐,我也想雕塑一个您心目中的鲁迅,但是群众不答应。’我祖母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没再说什么。”(2010年33期《南方人物周刊》,《谁把鲁迅弄得面目全非》)改造后的鲁迅,标准化了、完美化了,一面对敌人,体现其狠、其凶;一面对人民,体现其亲、其敬。如此以来,鲁迅精神就有了可学性、可用性,此时的鲁迅也就嬗变为具有实际效用的权力工具或斗争工具。毕竟,文学偶像的内涵是要由政治偶像来定义、来决定的。
) d" C0 J% U2 d. ?3 O4 Q9 z" p" h

; L3 A( I( {$ w5 K$ r
偶像的作用,是要发挥楷模和引导作用。风向不同了、时代不同了,偶像的内涵也不能一成不变。比如雷锋,前天是助人为乐的典型,今天是艰苦朴素的典型,明天又是思想解放的典型。在狂飙骤起的“浩劫”初期,再次开始了重塑鲁迅形象的过程。1966年,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政坛新秀姚文元代表峰层发表重要讲话——《纪念鲁迅 革命到底》,他指出,鲁迅“这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仰,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坚决执行,表现了鲁迅晚年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永远引起我们深深的崇敬。”(1966年第14期《红旗》杂志)
4 s7 h& l0 `! ~2 t; N
许广平是鲁迅的亲人,她在这次大会上也发表了讲话。这篇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讲话可谓惊世骇俗,“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他把自己的革命活动,叫作听取‘将令’的行动,把自己的革命文学叫作‘遵命文学’。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革命人民的命令,是无产阶级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许广平激动地叙述道,“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地热爱。……鲁迅和毛主席虽然住在天南地北,但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同上)在这次大会上,已经神化的鲁迅,再次发生了蝶变,自此,他从“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一跃而成为“党的一名小兵”,他同雷锋一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当时,无人敢于质疑这是对鲁迅形象的扭曲。如同关云长专用青龙偃月刀,鲁迅的“武器”也不会轻易改变,仍是他那“投枪”“匕首”式的杂文。然而,他所面对的敌人已经变化了,是“三家村”,还是“走资派”?就要与时俱进了。

$ B& i& o7 C/ l  P  L; u
同为偶像,有些像宇宙的星系,政治偶像如同恒星(比如红太阳),文学偶像如同行星,二者的地位与分量是完全不同的。行星是隶属于恒星的,在恒星的光照下,围绕恒星而运行。前者可以称作“红太阳”,后者再怎么神化,再多的“最”,也不能称作任何一类“恒星”。“文革”狂飙突起时,胡适在台湾的坟墓已经长满青草。如果胡适泉下有知,看到今天这一场景,回忆鲁迅当年指责他充当国民党当局“维持治安”的“皂隶”、“奴才”和“帮忙文人”的历史,即便他再有“容忍”的胸襟,恐怕也很难忘怀。
# \" A& j9 @9 k' |% y+ U0 e! F
许广平激情地讲道“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地热爱。”“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全国燃起了文化革命的燎原烈火,震动了整个世界。鲁迅要是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见这一切,该是多么兴奋啊!1966年第14期《红旗》杂志)鲁迅生前对于苏俄政权的赞美与辩护,在其身后引起了许多争论与非议;许广平代替已故的鲁迅表达对“文革”的赞美与拥护,这同样让鲁迅形象受到连累。前者是鲁迅的自主选择,后者是许广平的越俎代庖。但在苏俄性质已经盖棺论定,十年浩劫已有“历史决议”的今天,这两件史料无论如何都不会给鲁迅增添光辉。
9 i0 k9 P) m5 [4 a! s8 f3 b
虽然郭沫若与鲁迅曾经发生口舌是非,甚至被鲁迅骂为“才子+流氓”,但郭沫若在大会上的表现很识时务,他在以《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为题的讲话中别有新意,“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1966年《红旗》杂志第14期)鲁迅生前,梁实秋曾指责鲁迅拿苏俄的卢布,现在来看,梁实秋显然是错的,鲁迅不但没拿苏俄卢布,没有“入超”,甚至还要给中共党组织上缴党费,却有“出超”。此时仍然在台湾的梁实秋,显然是无法理解的。

5 J: K8 ^/ L5 i
悲剧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鲁迅在神坛上光芒四射之时,自然形成了一条界限和标准,凡是鲁迅批评过的都是敌人,凡是鲁迅肯定过的都是朋友。运动初期,历史上曾与鲁迅发生龃龉的周扬等“四条汉子”惨遭迫害,而且这场浩劫本身就是以杂文家祭刀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作者们不是锒铛入狱,就是家破人亡。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小学尚未毕业的我,也曾在防震棚(当时邢台地震不久,教室也是防震棚式)里在同学们面前宣读批判“三家村”的作文。
+ T1 W) b2 B4 F9 E. D+ V& h
0 j3 D2 g) i8 m+ W" Z) L0 i" P
更为典型的是徐懋庸的命运。1957年,他由于误判了“双百”方针,仍以鲁迅风格创作杂文,终于落入右派法网。十年浩劫,他在劫难逃,备受折磨。谁知刚刚脱离浩劫的虎口,新华社1976年12月23日的一条电讯,又让他跌进了狼窝。这则电讯报道了最新发现的鲁迅信件,其中因有鲁迅批评徐懋庸的信件,记者不明所以,竟将徐懋庸与周扬、张春桥混为一谈,这让自以为劫后重生的徐懋庸再遭打击,两个半月之后徐懋庸含冤去世。(《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2期,陈漱渝文《敌乎,友乎?余惟自问——徐懋庸临终前后琐忆》)如此看来,偶像的神坛阴影,偶像的光环之下,并不都是极乐世界。
7 s6 j6 s2 Z0 ~' Y9 a
我的杂文写作起步于1987年底。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政通人和的年代,人们从冰封的十年迎来了杂文的春天。许多报刊增设杂文栏目,许多机构组织征文活动,我这个杂文创作的后知后觉者,总算搭上了杂文春天的末班车。不过,最初的写作,带有明显的模仿性质,从用语到语法,总能看出鲁迅的影子。不多久,就因一场风波写不下去了。沉寂了几年,直至邓小平南巡之后,杂文才又卸下了姓“社”姓“资”的枷锁。大概在九十年代的上半叶,媒体上又出现了“新基调”与“鲁迅风”的争议。
/ U; G2 N( O- |+ E" V6 P9 v
囿于当时的视野,我对这样的争论并未留意。在一次杂文会议上,才从一些与会者的发言中听出了一些味道。发言者把杂文按照时代分期,区分为“鲁迅式杂文”与“新时代杂文”,这两类杂文的“基调”似乎是对立的。说什么“鲁迅式杂文”的基调是被压迫者的心声,立场是官民对立的,其使命是暴露黑暗;“新时代杂文”的基调是国家主人的心声,立场是官民一致的,其使命是歌颂光明。后者就是“新基调”,并且要求大家自觉克服“鲁迅式杂文的积习”。我当时只是一个杂文初学者,只是好奇地看了讨论双方的一些文章,我本人并未介入这样的讨论。
" n' M  I0 ]! ?; R+ X" M; F% X
“新基调杂文”的发明者要“克服鲁迅式杂文的积习”,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对已经神化了的鲁迅“祛魅”,只不过强调杂文必须成为时代与政治工具的性质。大家都知道,鲁迅实质上是个文化战士,他的创作本质就是批判与斗争。批判和战斗才是鲁迅精神的实质。“新基调杂文”之所以要“去鲁”,谈鲁迅就要谈杂文,谈杂文就要谈批判,而以此为特质的鲁迅杂文,已经不能适应他们认为主要应当用心歌颂的时代与社会。因此,必须“克服鲁迅式杂文的积习”。从根本上说,他们要“去”的正是作为鲁迅精神特质的斗争与批判(在这里不讨论鲁迅当年的批判是否全部正确的),其所担心的是鲁迅斗争与批判的被误用。其实,这些人并不排除一切批判与斗争,比如,反对他们一味赞美与歌颂的,必须进行斗争;质疑其赞美和歌颂对象的,则必须批判。这似乎体现了他们一贯的自信——任何时候他们总是正确的。
斯人已逝,神耶人耶?伟大作家,得其所哉!

1 [4 k& u4 k; H1 j
http://anlizhi.blog.caixin.com/archives/232747
  |: F7 d; H  j
* v( s) Q5 }' Z% \/ b' {* ~; S' \) i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GMT+8, 2024-3-29 19:04 , Processed in 0.098946 second(s), 19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0, Tencent Cloud.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