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丙义口述：我和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

reading · 发表于 2022-12-18 00:04:41

我和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

林丙义口述潘君祥撰稿

世纪 2016年2期

林丙义/口述潘君祥/撰稿
陈绛/口述郭志坤/撰稿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揭开了“文革”的序幕。196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至虹口中学当历史教师后，一直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里。1965年下半年，在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后期，我得病了，回校养病。我看了姚文元的文章以后，总感到文章写得太“左”，太武断。在文章里，他以历史上的问题影射现实的单干风，毫无道理。

文汇报周国荣上门约稿
11月中旬，文汇报记者周国荣来到虹口中学开座谈会。座谈会就在教工宿舍里进行，参加会议的就3个人，周国荣一个，我一个，郭君素一个。周国荣后来是参与文汇报社夺权的三个造反派头头之一，是“文革”时的风云人物。周国荣说：“欢迎诸位发表（与姚文元）不同的意见”，“可以与姚文元商榷”，“展开学术讨论”。在周国荣的引导下，我们就展开了议论。我是带了报纸来的，就一边看着姚文元的文章，一边就一条一条进行评论。大家议论到的主要问题有：对“清官”的评价，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海瑞罢官》中描述的“退田”、“平冤狱”与“单干风”、“翻案风”能不能比拟等。

过了几天后，周国荣又来了，就要我和郭君素写文章。郭君素不肯写，于是周国荣就鼓励我写，我就表示“试试看”。我当时虽然口头答应了，但是顾虑还是比较大的。这里一个原因是“反右”斗争给我留下的印象。1957年的反右斗争，我在家乡福州读书的时候就看到一些老师被打成右派。进入复旦历史系学习以后，当时反右的形势已经明朗化，我也没有发表什么言论，但对于“祸从口出”却有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大批判运动的影响。当时文艺界批判《李慧娘》《早春二月》等，哲学界批判“合二而一”，史学界批判“资产阶级史观”等，我感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剧烈。姚文元是大批判中的著名“左派”，写文章与他商榷要慎重考虑。

由于我思想有顾虑，有点举棋不定，我就找到了虹口中学的党支部副书记董业建谈，他是1960年全国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出席过全国群英会，在我们学校青年教师中颇有威信。他又住在学校里，找他也比较方便。我把周国荣约稿的情况详细地对他说了。他认为这是学术问题，百花齐放的，表示：“那就写吧，按照周国荣的要求写。”我又找了复旦的老同学沙健谈，他也说可以写，支持我写文章。当时，我和沙健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社会上大批判的对象都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这些中学教师还够不上批判对象。

沙健生于1931年，比我大6岁，阅历丰富。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小时候沙健随父迁居福建，曾在福州实验小学读书，我小时候也在这所小学读书，可以说先后同过学。沙健于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1月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1954年因患肺结核病回国治疗，1956年复员，1957年以调干生的身份考取复旦历史系，成为我们的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我们都分配到虹口区中学任教，他在红旗中学，我在虹口中学。1964年开始沙健因旧病复发，在家休养。他家在吴淞路，离虹口中学很近，步行只要10分钟，所以我课余时段，常到他家聊天。《海瑞罢官》讨论开始时，我们都很关心，在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时，我和他观点比较一致。在我的文章初稿大体成文后，请他提意见，他还在文句上做些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我初稿有句话，大意是明朝江南地区那些中小地主、富农和自耕农，土地被富豪乡官侵占以后……“他们大多数已经进入贫雇农的阶级队伍”。沙健把“已经进入”改为“逐渐进入”。这个改动对以后我和伍丁（姚文元）的争论起了作用。由于沙健支持我写文章，后来又支持我撰文反驳伍丁，“文革”时受到牵连，被红旗中学“揪”出批斗，此为后话。

在开始写的时候，我还打电话问周国荣：“主要写什么？”周国荣的回答是“写(与姚文元)不同意见”。当时我手头没有《海瑞罢官》的剧本，周国荣又马上送来了剧本。于是，我就在养病期间一头扎进虹口中学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动笔写文章。文章写好了我还在犹豫，但是周国荣每天打电话到虹口中学来找我，一是询问我文章写作的进度；二是催我交稿。我想了想以后，认为发就发吧！于是，在11月的月底，我文章成稿后，又抄了一遍，留下了底稿。直到第二天的傍晚，我才打电话通知周国荣。当天夜里，周国荣就派人骑了摩托车专门赶来虹口中学把稿子拿走了。过两天，我的文稿就全文刊发了，一字都没有改。

12月3日，《文汇报》以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④”发表我的文章《海瑞与〈海瑞罢官〉》，并加上很长的“编者按”。编者按说：“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我看了以后以为我是根据“双百”方针来参加讨论，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就放心了不少。

《文汇报》为什么急于要发表我的文章呢？后来我才听说，姚文元的文章见报后，张春桥亲自坐镇报社，打着“百家争鸣”的旗号，目的是“引蛇出洞”。这个问题是张春桥在抓，说当时议论的人多，但是公开来商榷的人很少，所以他派人到处去约稿。我的稿子是比较全面地反驳姚文元的文章的，是张春桥亲自签发，并加有编者按语，说这是双百方针、学术讨论等等。

我虽然不了解姚文元文章的背景，但思想顾虑是一直有的。所以在《海瑞与〈海瑞罢官〉》的文章里，也对吴晗做了原则上的批评，但文章主要是针对姚文元提出商榷。我的主要观点是：一、不同意姚文元把海瑞说得一无是处，认为海瑞“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实行了一些减轻对人民剥削的措施，并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事情”；二、不同意姚文元把封建社会清官、贪官、好官、坏官不加区别地对待；三、认为《海瑞罢官》中“退田”、“平冤狱”与现实中的“单干风”、“翻案风”，“两者性质不同，历史条件也不同，很难比拟”；四、不同意姚文元对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秀品质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主张对其要继承，文章还引用鲁迅的一句话：“好像吃牛肉一样，绝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

同时，我还从历史的角度，就《海瑞罢官》中“投献”、“退田”这两个问题，提出与姚文元商榷。所谓“投献”，是指明代江南地区一些中小地主、富农、自耕农为逃避赋役，被迫将土地寄献给有权势的乡官地主；“退田”是指海瑞要这些乡官地主将土地退还原主。姚文元认为：“投献”是没有贫雇农、“退田”也与贫雇农无干，因为“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并以此说明海瑞要乡官退田，“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

我认为姚文元的这种说法，“史证不足，推论方法也还值得商榷”。我在文章中提出：“当这些中小地主、富农和自耕农的土地被富豪乡官侵占之后，由于生产资料被剥夺，他们的经济地位下降了，经济地位决定了政治态度，对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封建社会划分阶级成分的一个重要尺度，这些‘献’去土地的人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中小地主、富农或自耕农了，他们中多数已经逐渐进入贫雇农的阶级队伍”（这个观点，后来被概括为“进入论”）。接着，我又引证了《海忠介公传》《华亭县志》等资料，加以说明。

在这里，我所以介绍当时我与姚文元在“投献”、“退田”问题上的相互对立的观点，是因为这个问题后来成为我与他争论的一个焦点。

姚文元化名伍丁给我扣帽子
《海瑞与〈海瑞罢官〉》发表以后，虹口中学不少教师表示支持，包括郭君素在内。有个政治教师叫陈文潜，当时已经调离虹口中学，还打电话来表示祝贺。我的一个学生奚学瑶，在北大读书，写信给我，说在报上看到我的文章，表示祝贺和支持。

12月15日，姚文元以“劲松”为笔名，发表了《欢迎“破门而出”》一文，开始对我点名批评，主要是批判我提出的“很难比拟”的观点。我虽然不知“劲松”是谁，但是这篇文章在许多报刊上转载，我感到“有来头”，心中不免恐慌，就写信给文汇报社，违心地承认“很难比拟”是“错”的，但是仍然坚持文章的其他一些观点。后来，《文汇报》又陆续发表一些文章，对我进行围攻。

1966年3月22日，姚文元又以“伍丁”的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为谁化装？》的文章，对我进行攻击。“伍丁”先引用我的《海瑞与〈海瑞罢官〉》中的一段话（即前面所讲的 “进入论”），然后污蔑说：“林丙义同志借讨论‘投献’而发明‘一个划分阶级成分的尺度’”。照这个“尺度”（即“对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封建社会划分阶级成分的一个重要尺度”）,世界上一切剥削阶级只要一失去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一夜之间就可以立刻“进入”劳动人民的“阶级队伍”，……据说，这就叫做“经济地位决定了政治态度”。“如果照这个‘尺度’去分析今天的‘地主富农’，那么……农民同地主变成了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了。”接着 “伍丁”断言：“只从目前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而不从政治立场去分析剥削者的成分，这是一种替失去生产资料的剥削者打掩护的观点。”最后，“伍丁”给我扣上了一个大帽子，说我是为今天“失去生产资料的剥削者”打掩护，为他们化装。看了“伍丁”的文章之后，我虽然不知道“伍丁”是谁，但我认为这篇文章通篇都是错的，而且他给我扣的大帽子，逼得我无路可走，只好背水一战。当时我就打电话给周国荣，表示不同意“伍丁”的观点，准备写文章反驳。

1968年4月，上海虹口中学红卫兵编印的《打倒林丙义》（所谓批判文集），指出林丙义的罪行是“把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指伍丁同志”

我认为：用土地占有关系作为封建社会划分阶级成分的一个重要尺度，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在封建社会由于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动，而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动，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至于“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更是直接引用《毛选》的有关文章。而“伍丁”对我的诬陷，更是完全不顾事实，所以我心中不服。不久，周国荣到虹口中学找我，我拿出《毛选》，翻出其中有关论述，指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是根据毛泽东著作写的。周国荣表示将我的意见向上级汇报。以后，我又打电话给周国荣，周国荣说可以写文章进行讨论。

我又找沙健商量，沙健支持我写文章反驳“伍丁”。在3月底到4月初，我写了一篇《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以下简称《论经济地位》）的文章，4月中旬，文稿送交文汇报社。我认为自己是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但是稿子投出后，一直石沉大海。

《论经济地位》全文约8000多字，这篇文章大量引用《毛选》《列宁全集》《资本论》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时尚未批判刘少奇）等著作的观点，还引用了土改时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文件。当时我认为自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问题，因此文章旗帜鲜明，理直气壮。

我的反驳文章送文汇报社后不了了之
但文章送文汇报社后，却不见回音。我曾几次打电话给周国荣，查询《论经济地位》一文的下落，周国荣回复说：文章已转到政治学术部（理论学术部）。我又打电话给报社政治学术部，政治学术部的答复是：“正在看稿”，“文章已在处理中”等，敷衍过去。我这时的想法是：伍丁《为谁化装？》一文，实质上是对毛泽东提出的“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这一论断的攻击。《文汇报》只发表伍丁的文章，而不发表我的反驳文章《论经济地位》，这是不公平的！于是，我对伍丁的身份产生了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打电话给周国荣，询问：“伍丁同志是谁？”回答是：“不晓得。”我曾想过是否文汇报社想包庇伍丁，但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伍丁”就是姚文元。

此事一直拖到1966年下半年“文革”正式爆发，我和沙健在谈起此事时，沙健猜想伍丁可能是“旧市委”搞宣传工作的干部，所以报社要包庇他。在沙健的支持下，我写了《这是为什么？》大字报。大字报提出：“1966年3月22日，《文汇报》发表伍丁同志的《为谁化装？》一文，表面上是针对我的《海瑞与〈海瑞罢官〉》一文，实质上却是对‘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这一论断进行歪曲、攻击，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既然是大是大非问题，既然《文汇报》已经把伍丁同志的《为谁化装？》刊登出来，那么问题就必须通过辩论、说理，把问题搞清楚。”

接着大字报列举了《文汇报》“包庇伍丁”的种种事实，然后提出“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我和伍丁同志的分歧，是不是原则的分歧？是不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歪曲、修改毛泽东思想的分歧？（二）大是大非的问题要不要摆出来？（三）假如伍丁是原则的错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为其辩护？为什么文汇报政治学术部采取敷衍态度？（假如是我的错误，完全由我负责）”。

大字报落款时间是1966年8月，当时沙健建议把这张大字报贴到文汇报社门口，以引起社会重视。而我却不想再惹是生非，所以犹豫不决，最后大字报还是没有贴出。但后来原稿被红卫兵拿去，成为我一大“罪状”。

以上是“文革”前我参加《海瑞罢官》讨论的经历。

“文革”以后，叶永烈写出了《姚文元传》，据该书的附录，姚文元从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到“文革”结束，一共发表20篇文章，除去了在某些会议的讲话、贺词外，剩下的文章是18篇，其中就有两篇是针对我的文章的，可见他已经把我的文章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根据有关资料分析，在姚文元上述文章中，只有三篇是用“伍丁”笔名写的：一篇是《奇妙的逻辑——录以待考》，发表于1966年3月21日《文汇报》，棍子从上海打到北京，挨棍子的包括齐思和、周谷城、周予同等，都是著名的学者；第二篇是《为谁化装？》发表于3月22日《文汇报》，通篇对准我林丙义；第三篇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发表于4月25日《文汇报》，矛头指向华东师大著名教授李平心，据说此文逼得李平心开煤气自杀（或说成为李平心自杀的原因之一）。这就使我进一步思索这个问题：伍丁的文章主要是对准当时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只有《为谁化装？》例外，对准了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其原因只能这样解释，我的文章切中了姚文元的要处，已经引起姚文元的高度重视，因而给了我“特殊待遇”。

“文革”以后，我从虹口中学一些教师处听到一件事：当我写的《海瑞与〈海瑞罢官〉》见报了以后，张春桥把这篇文章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以后说：“这篇文章很毒”，接着他又问张春桥：“林丙义何许人也？”张春桥答：“中学教师。”毛泽东说：“中学教师算了。”对于这件事的真实性，我开始是有所怀疑。后来我又想：就凭虹口中学的红卫兵和教工造反派，不会有人那么大胆敢伪造“最高指示”，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于是我就有几分相信了。以后又看到一些涉及我“文革”经历的文章，多有相似的说法，例如，1995年11月5日《上海教育学院院报》刊载署名玉明的文章，题为《风雨鲜花人生曲》，其中有这样的文句：“而当年毛泽东曾认为《海瑞与〈海瑞罢官〉》很毒……”；2012年6月20日《中国文革史料网》发表曾是虹口中学毕业生，后为作家的奚学瑶文章，题为《青春非常之旅——我的“文革”印迹》，其中讲到我的“文革”遭遇时说：“据说毛泽东看过他的文章（指《海瑞与〈海瑞罢官〉》），对此文有很毒的评语，因此他……成为上海最晚被平反的几个‘文革’受难者之一。”还有很多口头传说，这里就不谈了。我曾经想寻找这件事的真凭实据，而有人对我说：要查清这件事，只有查看张春桥留下的日记等档案资料，这在现在是办不到的。所以我在这里只是“录以待考”。我想将来总有一天“文革”档案解密，到那时候也许会真相大白。

（口述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撰稿者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

陈绛/口述郭志坤/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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