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冬：李俊民，一个出版人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路径

reading · 发表于 2022-12-18 00:01:51

中外书摘 2016年7期

生活在太平盛世是一种幸福，但非常时期的经历也是弥足珍贵的。尽管那段记忆是痛苦的，令人不堪回首，但它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我们共同的昨天。

张春桥的“钓鱼”行动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全文发表，批判京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说他借古讽今，借海瑞的“退田”“平冤狱”，与1961年社会上的“单干风”“翻案风”相呼应，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姚文发表后，各大报纸陆续转载，号召大家展开自由讨论。

父亲李俊民时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简称“中华上编”）副主任兼总编辑，专门从事古籍出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前，《文汇报》将清样拿给父亲征求意见，父亲说：“最后一部分最好删去。”父亲本着对历史、对今人及对作者本人负责的态度，用红笔勾出姚的文章最后一部分中对吴晗上纲上线的那一段，写上了“学术问题应与政治分开”的意见。

不久，《解放军报》也转载了姚文，编者按语很尖锐，讲《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来自军方的声音让人们有种不同寻常的感觉。

临近年底时，父亲接到文汇报社通知，要他去参加“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会”，讨论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那天是1965年12月31日，只见父亲回来时一脸沮丧，连声道：“老天亡我。”说是他正准备发言时，忽然平地一阵冷风，将他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吹走了，他只好脱稿发言，跟着其他老先生一起讨论“清官好还是贪官好”。比较起来，这个议题虽然荒谬，但总要比“借古讽今”好说些。

来自高校的教授说，有学生提出“贪官比清官好”，于是大家展开讨论。大多数人都用“说不清楚”“还可以讨论”“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等模棱两可的说法，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予同干脆提出另一个议题：“在蒋匪帮时代，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父亲实在不能苟同“贪官比清官好”的说法，特别是这种说法出自青年学生之口，那是要影响下一代的大问题。他忍不住脱口而出：“清官和贪官有区别，历史人物的好坏还是要有区别的。”但想起会议主题就是要批判清官海瑞，父亲又进一步说明：“贪官实际上是糟粕，不在话下，而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影响也大，这种影响并不好，所以越是精华越要批判。”

第二天，《文汇报》的清样就送来了。父亲的目光停留在这段话上，犹豫了半天，最后一咬牙：“我既然说过的话，就不用再修改了。”就这样，开会前说好是“不登报、不算账”的内部讨论，会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公开发表了。后来，父亲的那段话被断章取义地冠以“清官精华论”而横加批判。座谈会上随便一句话，就被上升到什么“论”，这真是理论的悲哀！

早在1959年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就对如何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提出了“愈是精华，愈要批判”的口号，父亲发言中所说的“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只不过是将“清官”归到“精华”一类罢了。开座谈会的时候，陆定一还没有出问题，还是文化界的最高领导，谁能想到他一夜之间就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了呢？其实，父亲讲的这句话也没错，如果清官不是精华，难道贪官是精华？正像座谈会上蒋星煜所说“清官不光是指经济上的清，还有清正（有正义）、清廉（不贪污）、清明（不糊涂）等涵义，清官的对称包括酷吏、贪官、糊涂官”。至于说“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封建社会的清官维护的是皇帝老子的天下，莫说是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20世纪60年代，即使拿到现在来说，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落后影响，恐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应该进行有批判的继承。

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大多是各个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来自出版系统的只有父亲和他单位的两位同事。“文革”后，主持那次座谈会的《文汇报》原总编辑陈虞孙告诉父亲，是张春桥点名叫他参加座谈会的。

这些与《海瑞罢官》浑不搭界，但又不愿跟着姚文元“指鹿为马”的老知识分子，只因张春桥选中了他们，便被传去参加这个所谓的“内部讨论”座谈会，莫名其妙地掉进了政治陷阱。

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前，张春桥已经召开过两个座谈会“征求修改意见”。11月5日的参会对象是党内专家，11月7日是党外专家，父亲参加了其中一次座谈会。到会的专家们异口同声地反对姚文元的生拉硬扯、无限上纲，提了好多意见。毕竟“修改意见”不能发表出来作为“整人”的依据，所以，在姚文见报后，张春桥指令《文汇报》开辟“讨论”专版，登门向诸多知名人士约稿，可是回应寥寥。眼看一个半月都过去了，史学界、文学界里的绝大多数权威人士还是不写文章。张春桥又生一计，发出指令，再召开一次座谈会，“请他们来”！为了让鱼儿们上钩，张春桥刻意营造一个“畅所欲言”的氛围，自己不出面，授意《文汇报》编辑部的人做好记录，然后整理成文，白纸黑字地登在报纸上。

父亲以前参加过类似的座谈会：“反右”前夕参加过一次，结果到会的两个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反右倾”之前又参加过一次，叫做“神仙会”，畅所欲言，结果会后遭到了批评。所以，父亲对“先放后收”的政治运动程序并不陌生。但是父亲不能同意全盘否定历史上的“清官”，对生拉硬扯地将历史人物与现实政治挂钩，更是坚决不能接受，这是捍卫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原则问题面前，父亲是决不肯做一个懦夫的。

第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项会议议程是听取上海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张春桥介绍批判《海瑞罢官》的经过。张春桥在会上说：姚文发表前请一些上海的史学名家提意见，他们最反对的是“最后一部分”，那是讲的政治问题。他们把姚文元叫做棍子，一向是打人的。这时有点思想准备了，看来文章出来后会有大战……

张春桥在发言中故作玄虚，明明是他再三动员大家参加学术讨论，到了中央他却讲成是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而自己是如何顶着压力进行艰苦的斗争。他的发言为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评估提供了“依据”，也为自己进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当副组长积累到一笔政治资本。

1966年6月，继姚文元等人进一步对北京“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以及党中央对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前北京市委的改组，上海以更大的声势抛出了一群“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6月10日，市长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宣读了张春桥负责起草的《讲话》，点名批判了一批“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其中点到了我父亲的名字：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也是共产党员，他一贯对党进行恶毒攻击，放出了大量的封建主义毒草。我们要问：这又是为了什么？……

大会之后，《解放日报》每过几天就刊登一整版大文章，公开点名批判了上海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的贺绿汀、周信芳、李俊民、瞿白音、李平心、周予同、周谷城、王西彦等八人，大多冠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称呼。父亲的“帽子”与其他人不一样，报纸上用最大最粗的字体印出来的标题是：李俊民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人们第一次看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种政治帽子。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外，对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没有提高到“反革命”的高度。认识父亲的人们都被震惊了，他们原以为搞文化革命嘛，总要树几个反面典型，批判一阵，本人再检讨一下，就过关了。李俊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在1929年失去组织关系，但依然自觉地参加革命活动，直至抗战爆发后重新入党，是一个历史清白、言行谨慎的人。这次响应上边的号召参加学术讨论，就算讲错了一句话，也不能算政治错误。他们绝对想不到李俊民会给打成“反革命”。“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一场什么运动啊？后来，这种政治帽子从上海推广到全国，作为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别称，大家也就见多不怪了。

1966年6月2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批判李俊民的大块文章，作者署名“闻华、葛岷”，是“文化革命”的谐音，这样的笔名一般都是写作班子的别称。

文章的上半部分是批判父亲反对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闻华、葛岷在文章中批判父亲在《文汇报》座谈会上所讲的“清官是精华”，他们也知道直接批判“清官”要被世人耻笑，便挖空心思从周予同在那个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找出一句“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以此批判父亲“把吴晗说成‘精华，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都说成是‘精华”。

文中有一个例子，讲父亲指使单位里的一个青年编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翻遍二十四史，写了几万字关于“清官”来历的考证，来证明“清官”的称号来自民间，也就是说，“清官”是人民对爱民好官的称呼。6月26日《解放日报》上有这位青年单独写的揭发文章，说他没有按父亲要求写《清官考》，而是写了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他将文章拿给父亲看，不料父亲看了以后，翻出毛主席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读给他听：“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接着，父亲又说：“这些话，你还不够资格，还有一段话更适合你，一时找不出来了。”这说明父亲引用的语录是针对姚文元的。

文章的下半部分是对父亲1962年为《儿童时代》杂志所写《杜甫回家》一文的批判。文章将《杜甫回家》与《海瑞罢官》相提并论，甚至将《海瑞上疏》《海瑞罢官》《杜甫回家》说成是一“骂”、一“罢”、一“复”（复辟）的“反革命进军三部曲”。凡是父亲写到杜甫批评皇帝的，便是影射伟大领袖；凡是写到杜甫想念皇帝的，便是要蒋介石“反攻大陆”。文章说父亲对“安史之乱”中老百姓困苦生活的描写，是影射“三年自然灾害”：“什么‘没得什么鲜的肥的，在杜诗中连半点影子都没有”。于是，《杜甫回家》这篇小文章成为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罪证。

闻华、葛岷的批判文章见报后，父亲这个默默无闻的出版人一下子成了路人皆知的“反革命”，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工农兵革命群众的“来稿”，愤怒声讨李俊民“为蒋介石招魂”，但到底是哪个皇帝代表着蒋介石，谁也搞不清楚。

我们全家都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让父母难受的，是每天孙女小岑上幼儿园，一出门就被马路上的孩子们追着扔土块，连护送小岑的邬阿姨也被骂作“反革命的狗腿子”……

父亲从来没有经受过这么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之所以让人难以忍受，是因为自己一直追随、对之抱有满腔忠诚的党认为自己是反党分子；自己真心挚爱、为之贡献毕生精力的人民以为自己是人民的公敌。父亲一向倡导有人情味的领导作风，将单位里的同事都当作自家人一般，但一夜之间，同事们便像躲避瘟疫似的，没有人敢和他说话，更没有人能够帮助他。

父亲绝对不能接受写《杜甫回家》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说法，在批斗会上，他急得双脚跺地，大呼“冤枉”。他想解释，想申诉，但是没有人接受他的解释与申诉，因为他已经是属于“敌我矛盾”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找到单位里的党支部书记戚铭渠，倾诉道：“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啊，我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话音未落，已是抱头痛哭。哭声惊动了单位。那时，单位每天都要按人头统计所写大字报的数量，人们挖空心思地找材料写大字报，此时正好有了题材，于是，“鸣冤叫屈”啦，“凶恶反扑”啦，大字报铺天盖地，三四个月就累计达到一千多张，经验总结登上了《文汇报》。父亲被公开点名之后，单位的另外两位领导戚铭渠、陈向平也未能幸免，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华上编”的“三家村”。

张春桥为何揪住父亲不放

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单位，掌握了领导权。“中华上编”几位青年编辑向进驻本单位的工宣队提出“解放”父亲的建议，说父亲“对鲁迅先生的感情是深厚的”。工人同志是质朴的，在他们看来，父亲的问题根本就扯不上敌我矛盾，他们就像办自己的事一样张罗着“解放”李俊民。有人提醒他们，李是张春桥、姚文元点名的，但他们不予理会，而是派出外调人员找粟裕将军核实父亲的党员身份。

那时社会上到处抓“假党员”，原来的组织档案都不算数了，所以要重新核实父亲的党员身份。负责外调的两位同志去了北京，原想通过粟裕的秘书问一问，已经是很满足了，没想到粟裕将军亲自出来与他们见面。他们以为将军指挥千军万马，必是英武神威，但看到的却是一位十分朴素、态度温和的老人。粟裕明确地对他们说，1941年2月，是他和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两人作为李俊民入党介绍人，发展李重新入党的。那时，父亲已被任命为新四军外围联抗部队副司令。

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永远是人民群众心中的丰碑，工宣队的师傅们认定将军发展的党员不是坏人。他们的意见是：父亲历史清白，不是“假党员”，是旧市委抛出来“丢车保帅”的。于是，经出版局工、军宣团批准，宣布“解放”父亲，并通知各子女的单位。

宣布“解放”，恢复组织生活，使父亲沉浸在喜悦中，决心进一步加强思想改造，继续为党做工作。不料，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他的组织生活忽然又被停止了，又开始对他进行批斗。父亲不理解，问单位领导：“我没有犯新的错误，表现积极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领导搪塞说“上级还没有批准”。事后，父亲才知道张春桥到上海，听到出版系统“解放”了父亲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刘金（小说《战斗的青春》责任编辑），大发雷霆，说刘金和李俊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点的名，怎么把他们“解放”了？一位工宣队师傅还悄悄地告诉父亲：“说你是江青点的名呢。”

江青在1968年2月天津会议上点过刘金的名，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其实，张春桥将父亲的名字排在刘金的后边，是用了一个障眼法，目的就是让人们以为父亲也是被江青点的名。因为坊间流传父亲是张春桥在济南时的中学老师，学生整老师，总是不太光彩。后来，父亲的组织生活一会儿停止，一会儿恢复，父亲称之为“三起三落”。“张春桥为何揪住自己不放”，这个问题始终缠绕在父亲心头。1974年底，市革会组织组对父亲做组织结论，仍然是因为《杜甫回家》，给予父亲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父亲沉浸在悲愤之中。

一天，“文革”开始后搬进来的邻居们都出门了，家中就剩下我与父亲两人，父亲悄悄地对我说起他对张春桥的怀疑——1965年，张春桥在上海陪同江青观看华东地区现代戏曲优秀剧目汇演，并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有一天会后，张春桥留住父亲，要父亲为出版系统一位领导同志在济南求学期间的政治表现写份证明材料。父亲20世纪30年代在济南省立高级中学任教，与学校中共地下组织联系密切，党支部经常在父亲家开会，每次都由我母亲替他们望风。另外有两个学生也经常来串门，一个叫马吉峰，还有一个就是张春桥提到的那位。两人与父亲很亲近，陪我大哥（那时大约一两岁）玩耍，给父亲讲文艺圈子里的趣闻。但党支部却怀疑这两人与蓝衣社有关系，让我父亲提高警惕。面对张春桥的要求，父亲觉得应该对党负责，便借口自己并不了解，婉言拒绝了——我听完父亲的叙述，忍不住心惊肉跳，说了一句：“狐狸尾巴露出来了。”1967年至1968年间，上海已经发生过两次“炮打张春桥”，人们怀疑张春桥是叛徒，但却拿不出证据。凡参与“炮打”的学生都挨了整，关的关、流放的流放；如果父亲的话传出去，那还不得送了命？

1976年5月，“天安门事件”之后，上海的报纸天天散布紧张空气，说是要抓从北京来的长胡子的“黑手”。这时我家来了一位贵客，他的名字叫田海山。1931年，父亲离开北平，至山东聊城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与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田海山（唐书春）来往甚密，田海山后来被校方开除，父亲亦被辞退。尽管两人相处只有短短的一个学期，但他们之间的革命友情与信任却历久弥坚。田海山长期从事党的组织人事工作，“文革”前是中共山东省委党校负责人。这次他从济南到北京，又从北京转道上海，是专程来看望父亲的。到上海后，他并不去住旅馆，而是与我父亲挤在一个房间里（我家只剩下一个房间），日日促膝长谈。父亲终于忍不住向他询问张春桥的历史情况，结果，他们两人的怀疑是一致的。

1976年10月，“春风一夜绿江南”，“四人帮”垮台了，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接管了上海，父亲揭露张春桥历史问题的大字报挂进了市府大厅。不久，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7]10号文）正式下发，其中有马吉峰1968年6月27日在押期间的亲笔供词，交代他与张春桥等人参加的文艺团体“华蒂社”是由复兴社组织的。另有张春桥填写的履历表影印件，表明张春桥隐瞒了这段历史。我现在才知道，张春桥要我父亲证明的那位同志早在1964年已患重病，丧失了工作能力。张春桥只不过是借他人之名，刺探父亲是否了解他自己的底细罢了。

1978年2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对父亲复查结论予以批复，同意撤销市革会1974年12月所作的对他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决定。父亲赋诗云：“冬云开处听惊雷，暖上心头双泪垂。一蛰十年悲伏枥，讵知大地又春回！”

父亲以73岁高龄就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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