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与缅共的一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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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与缅共的一组资料


从革命者到毒贩——


1.        昂山将军与缅共成立

　　一

　　当今世界最为著名鸦片产地的“金三角”，位于缅、老、泰三国的交界处。这里不仅出产上好的大烟，同时由于当年三国的共产党和其它政治组织常在此出没，鸦片与政治交织在了一起。演出了一幕幕影响至今的闹剧。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这些共产党组织中的部分成员不仅成为了经济上的暴发户，同时也成为有悖于人类文明的犯罪分子。在具体的运作中，以“组织”的形式和动用武装力量进行集团性贩运，成为当时萨尔温江流域的一大景观。这支武装贩运烟土的队伍，不亚于60年代的罗星汉马队，也不亚于70年代坤沙的走私武装。

　　缅甸共产党于1989年3月由于内讧分裂成为缅甸北部的4支民族武装，一直割据至今。在他们的土地上，是今天“金三角”鸦片85％的产地。

　　了解缅共那段已经尘封的历史，对于研究“金三角”、进行今日的反毒斗争均是极为重要的。

　　缅甸共产党曾经是“金三角”的主宰。
　　90年代初的早春，流淌了几千年的澜沧江－湄公河，在其上游的中国境内，终于有了通航运输的港口。无论是从中国的思茅港还是景洪港出发，24小时一定能经缅甸抵达老挝的会晒和泰国的昌盛。天然的水道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将流域中上游的四国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这是过去人们无法想象的现实。
　　曾几何时，流域四国有过互相敌对，互相侵扰的历史。直到近代，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也成为“冷战”时期相互间磨擦的动因与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

　　“冷战”“两大阵营”的较量在东南亚地区仍然尖锐的存在着，它是当时全球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与反映。

　　东南亚共产党曾经有过历史上的辉煌。中南半岛上出现过印度尼西来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文莱共产党、缅甸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老挝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等等。

　　这些共产党的历史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几乎均采取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行为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理想。

　　近50年过去了，这些已经成为了历史。笔者曾站在缅共总书记住过的铁皮房前驻足凝思，它们何以走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究竟它们的结局是本身的原因还是客观的因素？

　　1989年缅甸共产党分裂瓦解之后，笔者曾数次进入到原缅共人民军的根据地，会见了原缅共不同级别、层次的领导人，不仅了解了缅甸共产党及人民军的过去，也看到了从缅共独立出来的各种武装力量的今天。既看到了缅甸共产党历史上的成就与辉煌，又探究了今天几乎整个萨尔温江东岸罂粟花越开越盛的、深刻的历史与现状的原由。许多人认为，缅共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话题，不愿去更多地触动它。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正视这一段历史，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需要的。同时，作为“金三角”中曾经的最大一支政治势力，不加以叙述，无论如何演绎“金三角”都是不完全、不完满的。正是处于这样的意愿和想法，笔者写下了以下的文字。

　　一、缅甸共产党的曲折历史与军队的创立
　　1935年8月，英国议会批准《1935年缅甸政府组织法》，规定从1937年4月1日起，缅甸与印度分治，成为英国直接的殖民地，由英王任命总督，进行直接统治。

　　依据《1935年缅甸政府组织法》的有关条款，1936年在缅甸国内进行了殖民议会的选举。各种政党与社会团体开始闹哄哄地争夺议席。

　　曾经具有进步意义的“佛教青年会”，早在1916年就对“外国人进寺庙必须脱鞋子”这一敏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与看法”，激起了具有深厚宗教情感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情绪。1917年，“青年会”进一步提出进行“政治改革”的主张。后由于斗争的需要，1920年9月，“佛教青年会”正式改名为“缅甸人民团体总会”，成为缅甸近代史上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爱国组织。但是，这个组织的实权是掌握在部分资产阶级政客手中。终于，1927年，“总会”产生了分裂。

　　“总会”的部分领导人吴巴佩、吴布等人，在殖民议会中当选为“议员”，走上了英国政府所谓“移交类”的“部长”岗位。在1936年的殖民议会选举中，“总会”又加入到这一闹剧之中。最后，政客巴莫当上了殖民地缅甸首任总理的“宝座”。

　　巴莫于1937年4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总会”这时已经成为历史。由于“总会”在1927年时，其性质已经改变，缅甸僧侣阶层的作用开始降低。于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就诞生了新的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领导力量。“我缅人协会”于1930年成立。由于其成员均在自已的名字前冠以“德钦”（意即“主人”），故又被称为“德钦党”，表示要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

　　“协会”在三十年代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争取缅甸尽早摆脱殖民统治。他们提出了“缅甸是我们的国家，缅语是我们的语言，让我们尊重自已的国家，尊重自已的语言”等极为朴素的口号。

　　1936年，后来在50年代末期成为缅甸政府总理的吴努与民族英雄昂山，在仰光大学的学潮中，被校方开除，他们也加入了“我缅人协会”。

　　1937年，仰光大学学生会领导人德钦登佩进入“协会”的领导层，“协会”的领导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当时的领导人是：昂山、吴努、德钦丹东、德钦梭、德钦巴欣等人，他们中间，许多人当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后来缅甸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当时的孙中山思想及近代革命运动对“协会”成员的影响极为深刻。在“协会”成员创办的“红龙书社”中，有埃德加斯诺的名作《红星照耀的中国》的缅文译本。“协会”领导人之一德钦登佩敏，于1943年1月从印度来到重庆，4月，会见了周恩来，7月会见了宋庆龄。他于1943年8月回国后，专门给印度共产党和缅甸共产党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他还带回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英译本。他翻译的毛泽东论中国抗日游击战争一书，对于后来缅甸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9年8月19日，缅甸共产党正式成立。昂山被选为总书记。党的领导人还有德钦巴欣、德钦梭、德钦巴丁。

　　缅甸共产党的成立，当时有二个重要的因素。一是马列主义在缅甸的传播，部分年青的大学生接受了这一先进的思想；二是“我缅人协会”受印度“国大党”的影响很大。1938年后，每年“协会”均要派人参加“国大党”的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印度共产党也积极的影响了“协会”中的部分成员，在三十年代中期，印共就在仰光携助“协会”成立了“印度移民小组”和“缅甸人小组”。就是这两个小组的合并，产生了缅甸共产党。

　　缅甸共产党成立伊始，领导人的分工就作了明确地划分。德钦梭负责群众工作，德钦巴丁负责秘密工作和组织工作，德钦巴欣负责沉重工作。这些人，当时就具有了双重的身份。既是“我缅人协会”负责人，又是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1940年春天，“协会”与缅共发表了《宣言》，较全面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号召全缅独立，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同年4月，在全缅工会总部用中、缅、印三种文字，印发了1万份《五一宣言》，指出“社会主义的幽灵在缅甸到处可见”，号召缅甸工人为“自由、和平和面包”而斗争。这实际上是，缅甸共产党当时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后提出的许多主张。

　　这一时期，是缅甸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辉煌阶段。它不仅建立了自已的组织，提出了政治主张和纲领，同时发动了群众，掀起了全民性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运动。尽管面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镇压，这批年青的知识分子仍无所畏惧，表现出了高风亮节的情*。

　　缅甸共产党从一开始，内部就充满了矛盾与斗争。在成立不久，年青的知识分子领导层在思想认识上就分为了两派。一派是以昂山为首的主张学习中国共产党所走得争取独立的斗争方式，向往延安。觉温等人是昂山忠实的追随者；一派是以负责学生工作的德钦巴欣为首的亲苏派，主张应该争取到苏联的援助，支持者是德钦梭等人。不过，当时两派在坚信共产主义上是一致的。所以，有了昂山的延安之行。

　　1940年8月，昂山带着缅甸共产党的介绍信到中国。从水路抵达厦门时，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软禁。昂山当时权衡再三，感到利用日本人逐驱英国人不失为一良策。于是，便从厦门前往日本。1941年3月，昂山秘密潜回缅甸，召集当时的“人民革命党”领导人觉迎、巴瑞等开会，商量“联日反英”事宜。10日后，就有了缅甸历史有名的“三十志士赴日本”的记载。事实上，昂山此时也已经脱离了缅甸共产党。

　　1941年，日本入侵缅甸，新的殖民统治不仅更加疯狂的对缅甸资源进行了毁灭性的掠夺，同时，对人民也施以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缅甸独立军15000人被解散，组成了3000人的国民军，由昂山任司令。但实际大权掌握在日本“顾问团”手中。1943年8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导演了“缅甸独立”的闹剧。巴莫担任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昂山为国防部长，吴努为外交部长。

　　由德钦梭与德钦丹东领导的缅甸共产党，于1943年初，在下缅甸的缅因德达耶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德钦梭做政治报告，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活动。德钦梭被选为总书记。

　　1944年8月，德钦梭秘密到达仰光，与昂山等会谈，由双方发起成立一个团结抗日的组织。1944年8月到9月，各派抗日力量领导人在吴努家中举行了会议，决定成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昂山任最高领导人，德钦丹东任总书记，德钦梭任政治领导人，奈温也量重要领导人之一。发表了《逐驱日本法西斯》的“声明”。

　　至1945年5月，“同盟”已发展成为缅甸最强大的政治组织，成员达20万人，掌握武装力量1万余人。
　　“二战”后，英国重新回到缅甸，由于昂山与英国人的密切关系，“同盟”内部在对待一系列与英人合作与独立形式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缅甸共产党对于昂山的“中间路线”进行了强烈的抨击。1946年10月10日，由于共产党批评昂山镇压罢工，“同盟”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把缅甸共产党排除出了“同盟”。

　　1947年2月9日至12日，昂山与掸、克钦、果敢等族的代表及英国政府的代表，在班弄签署了历史性的《班弄协议》，承认民族平等，强调了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

　　同年7月19日上年10时，昂山在他的办公室里遇刺身亡。终年32岁。

　　同年10月7日，英缅双方签定《英缅条约》，英国政府承认“缅甸联邦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条约》于1947年11月上旬、1948年1月1日，分别被英国、缅甸临时议会通过。

　　由于缅甸共产党与吴努在《条约》的独立条件上发生重大分歧，1947年11月，吴努与缅共关于团结的谈判破裂。

　　1948年1月4日，缅甸宣告独立。

　　与此同时，缅甸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斗争，进一步加剧，终于出现了“红旗共产党”与“白旗共产党”两种力量的存在。

　　德钦梭是“红旗党”的代表。他在二战后，秘密赴苏联学习“经验”。回后，在缅甸中部地区组织了武装。

　　德钦丹东主张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的唯一选择。德钦丹东举得是“白旗”，被称之为“白旗共产党”。

　　“白派”先后在缅甸南部的勃固山区建立了武装力量。与新成立的仰光政府展开了武装斗争。50年代，武装力量日益扩大，给缅甸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二、“红旗共产党”与“白旗共产党”

　　“红旗派”在缅甸独立螅?战ニグ堋Ｎ渥傲α吭谡???拇蚧飨虏欢系叵魅酰?疃?赜蛟??耸刂撩逵”呔骋淮?５?牵?匀幻挥刑油咽О艿亩蛟恕?br>
　　曾经是缅甸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德钦梭，在其内部分裂后，实际上已经不得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主张，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缅甸从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这是当时缅甸全国千万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理念与追求，是一次宏扬民族精神，增进团结，共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阶段。应该说，这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尽管缅甸共产党与“反法西斯自由同盟”在这一历史时期，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但是，应该看到，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甸为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团体，是当时缅甸政治社会中的主体。他顺应民族独立的潮流，领导人民进行了不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使缅甸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最终走向独立。

　　1948年初，新生的缅甸政权刚刚建立。新生政权由于在与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赢得了较高的政治声誉。人民群众也同时希望“自已的政府”有所作为，治理好国家。

　　在这一百废待兴的时代，缅甸共产党的声音，应该说是越来越弱小。从群众基础的角度，已经远远不能与当时刚诞生的政权相提并论。所以，当缅共已发展成为执政当局对立的政治实体时，就只有一个选择，走入地下，建立自已的势力范围。伺机重新夺取政权。

　　“红旗派”的武装并没有因为其“红旗”的称谓而壮大，反之，力量越来越小。尤其是领导人德钦梭，本人的长处在缅甸文学创作。曾经他就是一个著名的缅甸作家。随着时光的推移，作家更加有了更多创作的欲望。革命对于他们来说，是乎是彻底失望了。“红旗”勉强坚持到了1972年，便烟消云散了。

　　德钦梭于1972年被政府逮捕。宣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由于德钦梭本人向当局说明需要书写缅甸历史的缘故，1980年被当局提前释放。

　　缅甸共产党“白旗派”，较之“红旗派”要好得多。其领导人德钦丹东领导的地下武装，50年代以勃固为根据地，在克耶邦、克伦邦发展了自已的势力和地盘。

　　缅甸政府自吴奈温上台后，开始对一切反政府武装采取了高压打击手段。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首当其冲。

　　50年代后期，在政府军的打击下，“白旗派”也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队伍四散，部分武装力量聚集到了缅中边境一线。

　　原缅共武装中的克钦族部队，以及部分缅族部队，由于不抵缅甸政府军的军事打击，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退入到了中国境内。被中国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做了安置。其中，克钦族大多安置在了贵州，而缅族，大多安排在了四川省。这一批缅共武装力量，由于中国的接受，得以保存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住了近十余年的时间，与中国女人结婚生子。后来成为70年代缅共人民军的中坚，许多人成为缅共的高级领导人。

　　1968年，重新占据缅甸北部大片土地为根据地的缅甸共产党，大致上均是原来的“白旗派”成员。由于“红旗派”退出历史舞台，“白旗派”也再没有人沿用这一称谓。70年代，缅甸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又进入到一个高潮期。

缅甸近代史上，共产党的出现，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不仅仅是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产物，同时，也是整个亚洲及东南亚地区，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为摆脱殖民主义统治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的使然。它曾经是先进的力量与政治精英们的代表和集中体现。尽管，缅甸共产党中的“红旗派”与“白旗派”，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退出或一度退出了缅甸的政治舞台。但是，需要指出得是，他们中的领导者，许多人本身就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战士。他们率领并与缅甸人民一道，为争取自已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贡献了他们的才华与智慧。应该说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是缅甸历史的推动者、创造者。当然，他们的历史局限也决定了他们最后的命运。根本上，没有找到缅甸式的革命道路。反而，教条、宗派集团主义将他们推向了失败。

从革命者到毒贩——参加缅甸革命的中国知青


1968年缅共首先攻占的果敢地区，1972年时，已经完全成为了“解放区”根据地。果敢县的建制成为了70年代缅共统治区的一个缩影。我们重点用一些描述。

　　果敢当时行政上分4级领导，县、区、乡、村。设置了县长、区长、乡长和村长。1968至1972年，彭家声兼任县长。县里有行政机构三大块，政治、政法、财政。政治部负责宣传、组织工作；政法部负责司法之责，在实施法律行为上，可以判处死刑及终身监禁；财政部是税收机关，设有税务处。武装力量上，有一个500余人的县大队，维护本地安全。

　　除此而外，还有党委系统。1973年，缅族干部余建出任果敢县委书记。1975年，余建调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后，四川人黄文兰任县委书记。这个嫁给了缅族人为妻的女子，一直至缅共于1989年瓦解，她都是果敢县委书记。在果敢地区，她赢得了人民的拥戴。她的丈夫缅族人苏莫，在1972年的勃固反围剿中牺牲。果敢县中，杨茂良曾任副县长，杨茂安任财政部长。

　　在缅共统治的贵概县、棒赛县、北佤县、勐固等县，大体与果敢县的建制一样。目前，在佤邦联合党任总书记的赵尼来，就是缅共后补中央委员、北佤县县长。

　　在缅共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五”军区，后又组建了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

　　东北军区主要负责缅甸腊戍以北的“解放区”，有二个正规旅，兵力总数在5000人左右。司令员赵明，副司令员彭家声，参谋长余建，财政部长刘国玺，内务处长杨茂安。1旅长魏超仁，2旅长彭家富，副参谋长蒋志明；

　　中部军区根据地在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一带，主要辖区是邦桑以南的区域。中部军区司令是李自如，副司令是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下辖5旅、12旅等武装，兵力在4000人左右。中部军区以佤族为主，是当时缅共中一支较为能吃苦能作战的部队。

　　八一五军区，当时的辖区一直沿湄公河至缅老边境。缅甸景栋以北的广大地区，均是他们的根据地。八一五下辖768旅和683旅，768旅的旅长是宰弄板。司令员林明贤。

　　101军区辖区在“史迪威公路”的北线靠近中国的一段，属于克钦邦。部队成员以克钦族为主，司令员丁英，克钦族。这个军区一度是缅共人民军在克钦独立军辖区内的唯一的根据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另外在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驻有中央警卫旅，旅政委是罗常保。

　　用简洁的笔墨描绘一下原缅共部队的情况，对于我们了解目前缅甸北部四支独立的割据武装力量，是非常有帮助的。随着我们叙述的深入，你就会发现，以上四大块缅共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割据势力的雏形。

　　1968年至1970年，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上海、北京、四川、昆明的“老三届”们，在中缅边境地区的乡镇、山寨“扎下了根”。尽管，很快他们发现自已仿佛被人愚弄了，从一个红色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许多人当时都认为是一种个人的悲剧。但是，近30年后的今天，再来回味这段历史，应该说，一种现代的文明，当时已经进入到云南边远山区还处于原始自然经济状态的地区。这股清新的空气，对于目前云南边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性作用。

　　这种作用当时并没有人看到。“知识青年”生活中所具有了，更多得是苦闷、寂寞、悲观和彷徨。

　　云南境外，缅共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在七十年代的云南边疆，兵团战士与后来“农场工人”的户口，是最低一级。这种户口还不如农村户口。因为，农村户口还有“农转非”的可能，然而，兵团与“农场”户口，意为着一辈子在这里“扎根”，没有一点希望。

　　于是，从1970年底至1971年，数百名抱着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的国界。在“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肉体出卖维持生计。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中国知青在缅甸的浪漫岁月

    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已经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用历史客观的态度看问题，在整个70年代，缅甸国内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就是缅甸共产党与人民军。至1975年与缅政府军处于对峙胶着状态时，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并且，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的正义事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应该客观地承认，在整个70年代，对于缅甸共产党的援助，是中国对中南半岛其它国家“共产主义事业”支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革”极“左”路线的必然产物。

　　云南与缅甸接壤的德宏、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等地，建有为支援缅共的机构与基地。“105”、“106”、“108”、“326”等等代号单位，当时都是与缅甸共产党及人民军有关。在云南潞西的遮放公社，这里曾是“知青”们云集的地方。为了便利与境外勐固的缅共东北军区与北方分局联系，专门修建了一条从这里至中国边境芒海口岸的公路，全长39公里。我芒海口岸，因为与缅共的往来，变得知名度大增，现在已是远近小有名气的边贸口岸。在与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相连的中国孟连县，更是“外事”繁忙，有时缅共的广播电台，干脆就架设在了中国境内。缅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进入中国境内更是如同“回家”一般，受到了好客的中国人热情款待。原昆明军区首长小车班的师傅，至今仍说得出德钦巴登顶坐过的车辆，以及他的“谦逊”。德钦巴登顶在缅北作战时的小车司机，虽早已回国，但至今还念及过去的事。

　　对于中国与缅共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国支援缅共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政府军在与缅共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70年代中期。中国与缅甸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缅甸共产党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

　　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共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

　　由此，缅共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60年代末期重新发展起来的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实际上，与原来意义上的缅甸共产党已经有了许多的不同。这不仅仅是他们分别所处的历史时期与环境不同，也还有许许多多政治上、民族上、经济上的因素。

　　历史上的缅共，政治目标是以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为己任，在整个四十年代顺应了当时整个世界的历史潮流。在缅甸国内，民族矛盾相对弱化，而反帝反殖民统治成为广大群众的一致。共产党与其它政治社团，正是顺应了这股洪流，率领人民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与斗争。因而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与拥戴。70年代的缅甸共产党，尽管追求为实现共产主义、全人类解放的政治目标，但其照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而不顾缅甸国家的实际情况，有些极“左”的作法，较之当时的中国是有之过而无不及。“缅共之声广播电台”，开播必念“毛主席语录”，大讲“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这样的定式，一直延续至80年代初期。而此时，中国国内的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改变。这些大量极“左”的理论思想与实际作法，掩盖了缅共中央内部深层次的矛盾冲突，在诸如“农村武装包围城市”、“深入发动群众，进行阶级分析”、“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上，长期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至1976年，中央政治局开会，多时是围绕着“理论与主义”的争论而进行。


缅共代表团到中国学习革命经验，中国领导人与缅共客人谈笑风生


　　人民军装备的来自中国的先进武器


   更有甚者，在某些局部地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也被照样的运用了下来。在果敢地区，1973年，就搞过“破四旧、立四新，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一时间人心惶惶，四方不得安宁。

　　缅甸的国情与中国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农民历史上的反叛，多时是因食不裹肚而“逼上梁山”。缅甸不是这样，其富庶的土地使缅甸在近代就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四大粮仓”之一。缅甸的耕地大多是采取轮种法，许多土地四年才得以耕种一次。北部山区的缺粮与经济不发达问题，主要是因民族矛盾冲突而造成的，不是土地和资源的因素造成的。因此，缅共革命的理论基础就成为了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饥饿”的农民跟着你去革命？然而，缅共中央仍然坚持其“三大路线”，认为缅甸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种不顾本国情况，严重脱离实际的作法，导致了总体战略与路线的错误，因而失去重要的存在与发展之根本。

　　缅共根据地的北部山区，是传统的掸族与克钦族的“领地”。本身以缅族为主体的缅甸共产党，在别人的“寨子”里打天下，主人怎会容纳于你？更何况，后期缅共内部的民族矛盾问题已经发展的不可收拾。“大缅族主义”已经出现，压制排挤其它民族包括汉族干部的事件时有发生，部分作战有功之臣如彭家声兄弟等人，长期被“冷处理”一边。彭家声当了“寓公”，彭家富去做“生意”。缅共的中级以上的干部，3/4是缅族。而处于基层作战的部队，又大多是佤族、克钦族还有汉族。在中央政治局里，几乎是清一色的缅族，其它少数民族干部被排挤，受到了歧视。到后来，宗派已使得人们纷纷打算另谋出路。

　　经济上长期对中国的严重依靠，使得缅共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财政收入功能。长时间的打仗，军费与根据地的巨大开支越来越成为了问题。尤其是在被“断奶”之后，更是乱了章法，终于做起了鸦片生意。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许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后期缅共中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无心去实现什么主义。由腐败最终走向了崩溃。

　　宗派与小集团的政治斗争，是中南半岛许多共产党组织走向终结的重要因素。泰共、马共均如此。缅共也没有突破这体制上的系绊。

　　终于，缅甸政府军抓住了被他们自已认为是最为有利的时机，再一次向缅共武装发起了围剿的攻势。

　　中国的毛泽东逝世仅两个月的时间，缅甸政府判断中国，由于毛泽东的故去必然将对过去的“国际主义义务”作出一些调整和改变。缅甸政府通过不同的渠道，转达了他们自已处理“内部事务”的意愿。这时的中国，与缅共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现。


　　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受到热烈欢迎


前面提及的缅北“水镜湾”之战，中国政府已经不允许携带枪械的缅共军事人员入境，处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伤员与缅甸难民，被做了妥善的安置。打共产党与国民党残军从来是输多赢少的缅甸政府军，这回总算打了一个胜仗。

　　从70年代开始就与缅共人民军作战的缅军99师，曾在1971年滚弄战役中损失惨重。但其主力，仍然在缅北地区坚持作战，这回，99师不仅挽回了脸面，而且还有一大批军官作为骨干提拔到其它兵种与仰光总部。丹瑞将军就是第99师提拔上去的。

　　缅军夺回的棒赛口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史迪威公路”南线与滇缅战略公路的交汇点，地理位置重要。缅军将这一次胜利，看成了战略性的一次胜利，其实际意义就更加深远。这是在缅甸与中国接壤的2千余公里的国境线上，继木姐口岸之后的又一重要的国家级口岸。扩大了与中国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便利了双方的各种合作。

　　缅共北方分局与东北军区，历来将棒赛视为战略要地。在中央与人民群众中也有“小延安”之称。此次将其丢掉，缅共中许多人痛心疾首。当时，笔者在中国一侧坐上观，过来的“难民”对我们说，在1977年1月3日，缅共正式决定放弃棒赛后，在棒赛的小学*场开了最后一个群众大会。“县委书记”说了一大堆鼓动士气的话语。最后，他满怀深情地说：“毛主席当年撤离延安的时侯，说过一句名言，‘乡亲们，我们还会回来的。’今天，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也还会回来的。”二十年过去了，笔者除了在回想起这段话语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外，历史已证明，当年这位“县委书记”的话是不可能再实现了。目前，双边的经贸繁荣已经代替了过去的荒凉，缅共时期的历史陈迹大多也不复存在。

　　1995年，开放后的棒赛，中国游人如织。笔者有意不与行人同路，想去找一下当年棒赛县委的旧址，那里还有过去的踪影？

　　退守到勐固的缅共北方分局和东北军区，开始总结这次失败的原因。许多人感到了一种惶恐，仿佛预感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般。缅共中央也召开了相关的高级会议，德钦巴登顶总书记在会议上严肃地批评了北方分局的“保守”，指出放弃棒赛，等于将标志着缅共新时代到来的象征，轻而易举地抹杀了。他的意见得到了副总书记德钦佩丁的赞同。北方分局与东北军区的赵明、余建等人纷纷“自我批评”。可是，缅共高层领导集团，也心中有数，凭借目前的实力，重新夺回棒赛，已经是不大现实了。


缅共领导机构和军区领导人图


此次会议之后，东北军区打了一些袭击哨所之类的小仗。这些“战果”，被缅共广播电台吹得神乎其神，认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缅共为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积极贡献。”极“左”之风，依然很盛。

　　然而，毕竟如昨日黄花。这些极为“认真”的作法，它更多地成为茶余饭后的一种笑料。本身已经失去任何意义。

　　缅甸独立后，国内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缅甸共产党终于走到了自已的尽头。它再也没能把握住任何有利的时机，“向钱看”如蛆虫般地腐朽着原以健康的肌体。

　　缅北的老百姓，对人民军的看法也越来越多。一般在他们的农忙季节，缅政府军有时还下田帮助收割。除了打仗派夫派车，平时对于百姓，还算友善。而在老百姓口中的人民军，确从末有过什么“爱民”的举止，倒是课税时，人民军从来没有忘记。


　　话题终于又要回到“金三角”上来了。美丽无比的罂粟花，在缅共后期已经盛开。正因为有了缅共人民军这段鸦片贸易的历史，4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地理“金三角”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缅甸北部的掸邦地区，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注目的鸦片产区。“金三角”鸦片经济圈因此而更加广大，同时，它赋予了传统的鸦片贸易与鸦片商道以更加丰富的意义。

了解今天的“金三角”，不要忘却缅共的这段鸦片贸易史。

从革命者到毒贩——五、缅共与鸦片贸易　




开始是一种所谓的集体行为，后来是少数个人和集团打着“集体”的旗号进行谋利活动，最后根本无法收拾。早在中国“顾问组”正式撤出之后，缅共领导层感到这是一个“预兆”，开始考虑今后经费的来源问题。然而，在地下资源十分丰富，地上条件极为恶劣的缅北，一下着实还找不到生财之道。除了继续游说中国而外，尚无更好的法子。缅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多次，有人提出利用鸦片贸易解决经费来源，均被德钦巴登顶主席否决。

　　4个军区与近10个县委、县政府的各种开支，都的中央解决，当时每年需要上亿缅元的经费。税收仅为支出的1/10。战士们过着极为艰苦的日子，在部分克钦族的部队里，有时仅能吃上盐水泡饭。在这般情形下，在缅共中央“创收”口号的鼓励下，各军区纷纷各显神通，开始自筹经费。

　　东北军区的司令员林天调往缅共中央后，赵明继任司令。这些听起来仿佛是中国人的名字，实际上都是缅族人，由于他们有一段长期在中国居住的经历，所以都有了一个中国的名字。赵明任司令后，权利进一步收紧。功勋赫赫的彭家声副司令，很快被晒在一旁，其弟彭家富的2旅旅长的职位很快由他人取代。

　　鸦片在许多非常的时期，在缅北地区被称之为“特货”，一般不直接称呼大烟生意。中国“顾问组”回国后，东北军区首先成立了“特货贸易小组”。

　　其正式运作的时间是1976年5月1日，所以，后来东北军区干脆不称其为什么“贸易小组”，而称其为“5.1组”。“5.1组”直接由东北军区财政部长吴觉敏主管，由财政部副部长刘某某具体负责。

　　“5.1组”成立之初，属于内部的秘密机构，只有高层小范围知道。由于这在缅共内部是一个“创造”，所以当时东北军区规定“5.1组”，只准许课收鸦片税，而不准收购鸦片。尽管有这些所谓的规定，但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鸦片的收购也在此时开始了。

　　缅北掸邦的烟农们，又有了出路。播种的时节，可以从“5.1组”的“公司”中贷款，收获时，可以交钱，也可以交鸦片。一时间，缅北果敢地区、贵概、勐固和棒赛地区的鸦片几乎被东北军区所垄断。

　　这个“小组”，当时每年给东北军区提供近千万缅元的收入，成为其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于是，1978年，东北军区决定干脆将“5.1组”由暗转明，公开进行征收鸦片与课税的活动。采取了统购统销的方式进行。

　　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鉴于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以及解放区的稳定，内部规定不准向中国贩运鸦片，也不准在“解放区”做“特货”交易。于是，权力扩大的“5.1组”将大量鸦片提炼成“黄砒”，由自己掌控，利用秘密渠道向泰缅边境输送。

　　笔者曾经寻问过缅共的有关人士，为什么要将鸦片加工成“黄砒”的缘由。这位极了解情况的人士问答说，加工成“黄砒”主要处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黄砒”体积较之鸦片要小得多，便于运输。“黄砒”不能食用，达到不毒害解放区人民的要求，老百姓即使得到了“黄砒”也没有用。因为他既不能吸食，又没有能力加工成海洛因。如果一次性将鸦片加工成海洛因，那将毒害“人民”，后果不堪设想；二是从“黄砒”的利润上考虑，因为交给泰缅边境毒品集团“黄砒”，其利润远比鸦片获利要高得多。如果自已有能力，可以在泰缅边境直接加工成海洛因出售。在当时，泰国通道是走私海洛因的主要渠道，那里卖得起“好价”。

　　正因为是如此的原因，“5.1组”干脆鼓励烟农们“以烟代税”，收购后，送到被军队严密控制的“加工厂”加工。一时间，加工厂云集东北军区各地。而这些“生产活动”，又是在名正言顺的“为公”的幌子下进行的。

　　东北军区因此而“先富”了起来。其它军区与单位，当时已经或明或暗的知道东北军区的“生财之道”，也在蠢蠢欲动，跃跃欲试。

　　缅甸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东北军区的财政来源，在其它军区拟各自为阵之前，于1980年8月29日，将东北军区财政部、“5.1组”及其成员统统收归中央直属。这个机构的代号就是“8.19”。“8.19”的总负责人是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主要成员是吴觉敏、吴觉男（赵华）、苏康成、张德文和杨德茂。张与杨均是果敢人。

　　“8.19”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缅共进行鸦片贸易与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时，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其各种经费的重要来源。

　　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几乎并没有出现过精制毒品海洛因。边疆乡镇中少数50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因此，走私入境的毒品，就是大烟土。由于鸦片膏的气味很大，查缉工作相对较为容易。再则，抽大烟相对比较麻烦，所以不太受年青人的睛睐。

　　“8.19”出现之后，整个缅共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黄砒”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首先在中国畹町对面的棒赛，“8.19”的“黄砒”加工厂建成，他们请来了“老道的师傅”进行技术指导。“黄砒”就这样生产出来。

　　当时，提炼1公斤“黄砒”大约需要7.5公斤鸦片，一个“黄砒”加工厂最高日单产量达到15－20公斤“黄砒”。

　　“5.1组”收购的鸦片，在当时是极为便宜的。这个小组，年均收大烟在7.5－8吨左右。每公斤鸦片的收购价格为13个“老列”，“老列”为缅共“解放区”的货币，1“老列”约合中国六十年代的10元人民币。1公斤大烟，收购价仅130元人民币左右。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8.19”成立之后，缅共每年鸦片收购量大增，年均达到45－50吨。加工1公斤的“黄砒”，在泰缅边境可高价买到3600－5500元人民币1公斤，可以谋纯利1000－120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由此可以轻易地推算出缅共武装一年在鸦片贸易上所得到的利润。这其中，还不包括个人的部分。

　　在巨大红利的刺激下，各地的“黄砒”加工厂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这样的厂子也由原来的3－5个猛增至80余个。在贵概、勐固、果敢、景北、北佤、南佤、姐兰等地，几乎所有派驻有部队的地方，都设立了加工厂。

　　在人民军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8.19”就意为的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通过各种关系，企图挤进“8.19”“特货”贸易。部分手中有权的各级干部，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

　　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中高级干部，或多或少地均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有的是自已设厂加工谋利，有的入股分红。在“8.19”机构中的成员，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许多在加工“公家”的鸦片的同时，也在加工自已的鸦片。“公家”“个人”已经是一笔糊涂帐。“8.19”成立不久，缅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东的内弟陈奂生加入其中。权倾一时，后发展到用“公家”的钱做自已的“买卖”，获利从不上交。陈的所作所为在人民军中引起极大不满。1986年，陈回国省亲，缅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令其结清了帐目再走。但在德钦佩丁副主席的特批下，陈被允许离开。当时，这完全是其姐夫高东的面子。陈省亲后，一去不复返。知情人透露，陈带走了一笔数额巨大的钱财。

　　这样的权力交易，最终变得无法收拾。据外国有关机构透露，至缅共瓦解的1989年，除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极个别高级领导人未卷入鸦片交易外，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缅共武装的经费，这时已变得越来越少，而一些个人的腰包，畸形地膨胀了起来。

　　“8.19”从1980年成立至1985年，仿佛还是一个相对“奉公守法”的机构，组织也相对严密。这主要是指二个方面：一是在鸦片的加工上，基本上是生产“既便于运输，又不能吸食”的“黄砒”；二是垄断性的“组织”，毒品几乎全部走泰缅边境，对中国暂时还没有构成危害。

　　当时，缅共“黄砒”的生产及走私方式大致是这样的。中央的“8.19”在各军区有一些分支机构，这样的机构大多由各级“财政部”负责，“党”或“军队”的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和控制这个组织。各种军区的作法不一，有的是成立了“特货”贸易公司，如东北军区；有的是向各基层部队分派了任务，如“八一五”。这些机构无非是收购鸦片与加工“黄砒”的具体部门。这些下属部门，大多只有收购鸦片的任务，确没有出售“黄砒”的权力。加工出来的“黄砒”，一般由特别运输分队武装押送往“8.19”指定的几个秘密的集合点。由专人清点入库。运往泰缅边境的事宜，由另一批人员负责，他们与收购鸦片、加工“黄砒”分成了两条线，各不相扰。

　　“8.19”内部建立了财政收入的账目，记得甚为详细。诸如人员工资、加工成本、批发的价格、每一批货物的利润等等。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尽在一本帐中。“8.19”权倾一时的时期,每次大宗的“特货”运输和交易，必派要员亲自督办。这样给予了“8.19”成员极大的谋利的机会。后来，干脆许多中央领导的亲属均成为了“8.19”成员，个个腰包里装满了钱。

　　最为辛苦的大约要数那些佤、克钦、拉祜族的战士了，过去仅仅是行军打仗，只要肩负干粮、武器弹药就可以了，现在反而还多了一样“黄砒”，少则1、2公斤，多则3、5公斤。人多示众，也倒解决了骡马不足的困难。

　　1980年底至1981年初，缅共人民军新成立68师，准备开辟泰缅边境根据地。苦于经费无着，人马一直不能远征。最后，缅共中央决定，由“8.19”拨出一批鸦片和“黄砒”交给68师官兵，由其自主到泰缅边境处理，解决经费的来源问题。

　　于是，在古老的缅北鸦片商道上，又多了一支缅甸共产党的鸦片武装。他们不时口中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支强大的武装运输队伍，路上没有任何人敢阻拦。倒是泰缅边境的岩小石部，很快与缅共搭成协议，包销了部分“黄砒”。一开始还算“正规”的队伍，到80年代中期，就已经大乱了阵脚。“公家”的“特货”是越来越少，个人的夹带是越来越来多。其中脱颖而出了一批暴富者，车炬就是其中一个。


缅共中央政治局成员


缅共控制区内（金三角）到处都在种植罂粟


   1976年，秋天的炎热天气并没有阻挡住云南德宏武装警察支队战士们的步伐。在龙陵县的国境线上，潜伏着警惕的军人。他们得到可靠的消息，一批被称为“黄砒”的毒品可能要进入我境。

　　当时的中缅边境一线，除了传统的鸦片走私入境外，还没有发现其它各类的毒品。“黄砒”到底是什么东西，当时还真让人纳闷。

　　这一年，也正好是中国边防武装警察部队正式大规模组建与完善的一年。查缉毒品对于年青的官兵来说，仿佛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目标终于出现了。

　　几十匹骡马，一个班人员的武装押送。真枪实弹，虎视眈眈。来者个个穿着没有军衔的军服，满脸疲惫。在他们身上，携带着五六式冲锋枪、六二式轻机枪。

　　随着命令的下达，战士们如利剑般地出击了。

　　数分钟过后，这伙不法之徒，只有束手就擒。

　　经过审问，原来这些“黄砒”，是缅共人民军的“特货”，奉命准备借道中国前往“南部”地区，贩卖谋利。

　　这里的“南部”，自然是指的泰缅边境一线。

　　这是中国武装边防人员破获的第一起缅共人民军参与鸦片贸易的案件。实际上，这也预示着一种不祥之兆。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缅共部分单位已经开始选择了这一见效快的“传统贸易”。

　　应该说，缅甸共产党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组织较为严密及中国的影响，对于鸦片贸易，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措施。中央发文明令禁止进行各种与鸦片有关的交易。更不准各级干部与官兵参与，如有发现，从重处罚。这些规定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对于老百姓的传统种植，缅共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适当放宽。下面是鸦片传统产地－果敢在缅共控制时期的状况。笔者将有关资料引用如下：

　　彭家声任县长时期，果敢正处在动乱阶段，许多民众被迫移至江西（萨尔温江以西）居住。彭家声深知民间疾苦，在“解放战争”胜利后，不搞“斗争”、“镇压”，用和平方式分配土地，准许鸦片照常种植，民心安定。

　　财政方面：初期只象征性地收些粮米，以后逐年增多。鸦片则由公家统购，禁止私人交易；另在老街设立税务处，由唐朝文任处长。东北军区也在老街成立贸易公司，杨茂安主持工作。70年代中，每年上交利润数百万缅元，成为缅共中央重要的财政来源。另一处由东北军区财政部副部长兼贵概县财政部长刘国玺负责，每年上缴军区税额十分可观。

　　以上史料清楚的记载着缅共东北军区允许老百姓进行传统鸦片种植的情况，同时，它还向我们披露了缅共当时的“政府行为”。然而，由于史料作者的局限，所以不可能了解到更多、更加祥实的材料，实际上的缅甸共产党武装，从7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介入到毒品的交易之中。

从革命者到毒贩——6、云南知青车炬在缅共的发迹史与缅共的分裂

车炬是云南文山人，早年父母离异，车炬随母返回昆明生活。1968年“上山下乡”，时由昆明赴边疆“再教育”，不久，于1970年出境参加了缅甸共产党。由于吃苦耐劳，打仗勇敢不怕死，很快被提拔为人民军第6旅的政委。1978年始，这个旅担任了向泰缅边境武装运输“特货”的任务。车炬开始尚能认真完成“党交办的事情”，后来就慢慢发生了改变。

　　第6旅驻防区是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楠卡河以南的地区，第6旅当时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达了泰缅边境地区。很自然，运送与交易“特货”的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在了第6旅的身上。车炬办事精明干练，得到中央的好评。久而久之，车炬成了缅共中炙手可热的人物，谁都要有求于他。

　　1985年，岩小石正与坤沙部在泰缅边境大打出手，车炬派员支援岩小石部，攻下了坤沙在泰缅边境景帕布山一线的据点，夺得了不少地盘。车炬在泰缅边境的势力由此更加巩固。据知情人透露，1985年－1989年缅共瓦解，车炬与岩小石部个人的“特货”交易收入高达3亿泰铢，约合1200万美元。

　　1986年以前，缅共尽管加工生产毒品，但基本限制在“黄砒”的加工与贸易上，走私的方向也是泰国和老挝。1986年4月后，缅共有了海洛因加工厂。这个厂就是车炬开设的。当时，这个厂的地点在楠漠。车炬从泰国请来了技术人员，开始从事海洛因的加工。

　　于是，中国云南的边境村寨，有了年青的海洛因瘾君子。两年后的1988年，紧邻缅北的云南德宏自治州，有包括鸦片、海洛因吸食者在内的瘾君子，已经高达1.8万余人，这其中，90％为“四号客”。中国被缅共的海洛因所毒害了。10年后的今天，中国2千多个县市，几乎已经没有不被海洛因侵蚀的净土。中央政府公布的瘾君子为52万，显然，这只是冰山一角。

　　车炬的命运也是悲惨的，不久，他成为了佤联军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1989年后，车炬升任由原缅共中部军区演变而成的“佤联军”第420师的师长，并分管本师的财政。420师仍然驻防泰缅边境。后由于420师出现了许多“分离”的异常动向与车炬手中权力一天天坐大，佤邦领导层终于下决心对其动手。车炬于1990年被叫到总部邦康开会，期间，佤邦中央警卫团团长尼东奉命逮捕了车炬。后关押在北佤县中央警卫团的地牢之中，不久车炬死于地牢。车炬死后，420师改编，一部与525师组建为佤联军“南部军区”，代号171，故又称为“171军区”。由魏学龙、魏学刚先后出任司令员。

　　车炬的发迹，只是当时缅共中一个小小的缩影。
　　实际上，早在“5.1”机构出台之前，当时的缅共东北军区就有人冒天下之大不讳，以权谋私，以鸦片谋利。

　　彭家声1968年加入缅共人民军后，东北军区曾在一次果敢地区的打击政府军的行动中，缴获了果敢产大烟土150公斤。这批鸦片被长期锁扣在东北军区军需物质仓库内。仓库保管员是一个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转入缅甸共产党的青年。他的缅甸名字叫昂奈。

　　昂奈自从当上保管员后，还算尽职尽责，一丝不苟。1976年初，缅共武装控制的果敢、北佤、南佤、景北四个县的县长、县委书记们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讨论“财政问题”，彭家声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县长和县委书记们纷纷声言自已辖区的财政紧张，提出要征收大烟税。当时的主张是“收钱不收烟”。由于问题在当时较为敏感，会上没有形成什么文字性的决议，但是，各个县长、县委书记们彼此心知肚明，已经各有一个打算。昂奈作为少数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昂奈得知这一信息后，感到仿佛是一次天赐良机。他苦思冥想了三个晚上，最终决定向军需仓库里的150公斤大烟下手。

　　很快，昂奈秘密联系了买主。在一个漆黑的晚上，雇了几个平时要好的小兄弟，一溜烟儿，将保存了数年之久的150公斤鸦片出手。大把的钱瞬间到手，昂奈心中感到无限的满足。

　　彭家声副司令得知此事后大怒，命令将其禁闭。最后，由于是友党同志，还是不了了之。

　　昂奈倒卖大烟之事很快过去了，但它留给后人的确实太多，昂奈开创了缅甸共产党进行鸦片走私贸易的先河。他的所作，无情地打碎了缅甸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高尚追求，也说明了缅甸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成员的复杂与素质参差不齐。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欧巨变，前苏联蕴育着解体。“冷战”很快结束了。整个世界东西方两大对立的阵营，由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解体而不复存在。“对抗”变成了“对话”，紧张变得缓和。经济的因素在国际事务之中，占有了更多的份额。“和平与发展”，成为整个世界发展的主旋律。

　　1978年后的中国，更是以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惊人之举，迅速在世界东方崛起。改革开放深入人心，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已经被中国人看作是唯一的积极选择。即使在东欧苏联巨变之时，邓小平仍稳坐“钓鱼船”，及时发出了“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具有远见卓识的指示。

　　中国，与过去确实不一样了。

　　与中国一江之隔的缅甸，看到了这种变化，双边的边境贸易得以迅速发展。缅甸共产党也同时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政府对于自己建设的关注程度已经完全超过了对缅共的兴趣。缅甸的革命道路，只有坚持自力更生，争取外援是不大可能了。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油然而生。许多缅共老同志在反复称颂毛泽东伟大功绩的同时，也在私下议论中国改革开放的所作所为。人心是进一步地涣散了。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纪律松驰造成了更多的无法控制的事件发生。在缅共最高领导层，曾出现过50公斤海洛因的巨额贸易款被几个人私分的事件。查来查去，根本没有头绪。1986年以后，整个缅共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最为严重的是，缅共中央已经无法控制不向中国境内贩毒。萨尔温江东岸地区，成为当今“金三角”罂粟种植的核心区域。

　　果敢人彭家声，真的“无事可做”了。他回到了老家景北县的贺岛，只带了十几个卫士，开始了自已仿佛淡泊的生活。东北军区数次通知他去开会，彭家声均以各种理由推辞。最后干脆托辞“有病”而请了长假。

　　“有病”的彭家声，在暗地里一刻也未休闲下来。1987年，在彭家声的授意下，其弟彭家富在果敢地区成立了“果敢军事指挥部”，打出了另一块牌子。由于彭家富早已解甲归田，缅共中央真也奈何他不得。有了这块“牌子”，彭家声在果敢的势力不断扩大，一场独立易帜的活动在紧锣密鼓的酝酿之中。可是，缅共中央还在搞所为的路线斗争，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浑然不觉。

　　1988年，缅甸进入多事之秋。从夏天开始，仰光学潮似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到了秋天，局面几乎无法收拾，最终导致了吴奈温等人的下台。9月18日，军人苏貌以强硬的手段控制住了政权。为了接受奈温时期“缅甸式社会主义道路”失败的教训，丹瑞采取了搞活经济与缓解民族矛盾的措施。决定施行多党议会制和对外开放。颁布了《外国投资法》，放宽了对私人经济的限制。缅甸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截止到1989年2月，登记注册的政党就有233个。缅甸军人政权的调整，更加削弱了缅甸共产党的政治与群众基础。为解决由来已久的民族冲突，军事情报局局长钦纽将军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主管与反政府武装“对话与勾通”。罗星汉再次出马了。

　　他转达了缅甸政府要彭家声部将缅共一网打尽的计划，彭家声当时并不同意。他思前想后考虑了很多。从内心讲，彭家声经过中国与缅甸共产党的多年培养，是怀有一定的感情的，尤其对中国，他的记忆犹新，许多往事刻骨难忘。特别是对于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彭家声有着非同一般人的体会。因此，他拒绝了缅政府的计划，而自已制定了一个脱离缅共，尽量避免流血冲突的行动方案。对于这个方案，罗星汉与彭家声兄弟在1989年3月初进行了最后的敲定。彭氏兄弟由中国返回果敢，待机行事。罗星汉则星夜赶赴仰光，向吴奈温将军作了汇报。

　　彭氏兄弟长期称病经商，在缅共中造成一定的影响。缅共中央也想杀一敬百，治一治当时已经无法扭转的风气。

　　1989年3月10日，邦桑总部通知果敢县委书记黄文兰速去开会。这一动向引起了彭家声、彭家富的高度警觉。二人商易之后，感到缅共中央将对其下手。于是，决定举旗易帜，从已经无法再革命下去的缅共中独立出来。

　　同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彭家声的队伍迅速**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共东北军区1旅的4个营全部加入彭部。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彭家声将1、2旅编为893师，约3500人。彭家声同时发表了《告果敢人民同胞书》等文件，谴责了缅共领导层的“大缅族主义”与“宗派利益集团”。彭家声的行动很快取得了成功。3月16日，彭部已经控制了原缅共东北军区80％的领地。对于部分不愿意归顺的士兵，彭部还发放了少量路费，争得了一些民心。

　　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是缅甸反动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当时，缅共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
革命者到毒贩——7、缅甸共产党的最后岁月（大结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当时任缅共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中国思茅地区西盟县与缅甸困马一带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当时任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二人率中部军区第5、12旅全体官兵“起义”。17日，鲍、赵二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动用第5、12旅的全部兵力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包括杨光、林天等人。鲍、赵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 失魂落魄的缅共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尽管暂被接纳，但101军区司令丁英在内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声称“暂时不能接受中央领导”。


　　101军区是缅共中最晚组建的一个军区，成员基本上的克钦族。这个军区实际上只是相当于人民军中的一个旅级单位。下辖3个营和一个教导大队，有正规兵力600人，总部设在中国腾冲境外的板瓦。司令丁英与副司令泽龙，原来均是克钦独立军的连长。1969年先后率部投奔缅共，为此，缅共专门成立了克钦族的武装，并于七十年代初期，成立了克钦族的101军区，由丁英和泽龙担任领导。缅北另一支反政府武装克钦独立军对于丁英的“叛逃”，曾于1969年判处丁英死刑。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仇恨逐渐消除。1988年，克钦独立委员会撤消了这一判决。同时按民族习俗做“摆”示好，向丁英赠送了银刀、筒帕等物。1989年6月底，双方决定加强联合，克钦军抽调2个营的兵力到101组成了机动部队，并同意在通讯、情报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共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

　　101的泽龙等人与3个营的营长，一同向丁英司令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其做出最终的选择，或脱离缅共，或自已跟缅共少数领导人一起离开板瓦。面对来自内部的巨大压力，丁英权衡再三，看到缅共大势已去，又回想起数年来在缅共中被歧视的往事，选择了与泽龙等人一起脱离缅甸共产党。

　　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戊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笔者不明言，大概读者已经知晓。

　　101军区与德钦巴登顶离去的同时，正式向外宣布与缅共决裂。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丁英任司令兼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泽龙副之。
　　1989年的秋天，是一个值得人们记住的时间。

　　缅甸共产党经过50年的努力，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纵观其半个世纪的发展轨迹，耐人寻思，令人回味。它由一支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演变成为一支缅甸国内最大的反政府武装，还是这批人，还是相同的政治理念，为什么会落得一个这样的结局。尤其是最后20年的革命武装斗争，究竟还是不是缅甸共产党，究竟还是不是人民的军队，究竟还是不是一批所谓的马列主义者与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志士仁人。看起来是一种偶然，实则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必然。

　　不过，缅共的存在，给予“金三角”了以更加丰富的内涵。它的一切，使得今天的人们在看待整个“金三角”的过去与今天的同时，会得到更加多一点的启示。

　　由于有了缅共，“金三角”变得更加精彩了。

　　由于有了缅共，“金三角”的今天变得更加令人注目。变得更加充满魅力。

　　由于有了缅共，被西方传媒炒作的很热的罗星汉、坤沙等人，实际上，有了相形见绌的意义。

　　这，也就是当今世界瞩目的“金三角”的内幕所在，这也是“金三角”地区，政治的、民族的、经济的角斗中，鸦片为什么会扮演最为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

　　时值今日，由缅共时期开辟的地下鸦片运输通道，至今还在被使用着。从英国人利用这一商道开始，前后已经有了150余年的时间。它究竟还能存在多久呢？

　　紧邻缅北的中国，近年来提出了反毒、肃毒最坚决的口号，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认真回顾一下过去才不久的历史，可能我们从中也将得出一些必要的思考，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金三角”里的一切，远远未到了了结的时候。从缅共独立出来的各支武装力量，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它们有不同的政治理念追求，采取了不同的发展繁荣本地经济的方式。

　　昔日辉煌的缅共人民军，经历了这场变故之后，以一种新的政治实体出现在了缅北边境一线。它由北向南呈一字排开，全部在离中国国境线不到3公里的地方，分别设立了自己的总部。它们已经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与武装，而是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追求民族存在空间的政治要求。它们奋斗目标的实质，使它们成为缅甸地方民族主义的政党，以及地方民族主义武装。

　　彭家声是最早脱离缅共的一支地方势力。这支武装一开始就提出了“停止内战，实现民族自治，建设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平等的缅甸联邦共和国”的主张，虽然，彭家声声明不与缅共为敌。但在1989年5月17日，新成立的同盟军拟定了《关于对缅共的态度及有关规定》，撤消了军内原缅共的组织，停止了党、团活动，同时，向所属部队及其辖区内群众发布通告，不准与缅共来往。

　　与此同时，彭部最先得到缅甸政府的褒奖与热情款待。苏貌将军亲临缅北贵概，与彭家声晤面。在罗星汉的斡旋下，1989年5月下旬，彭家声飞赴仰光，与缅甸政府就和解的有关事宜谈判。双方经过多次磋商，在停止武装对抗，民族自治、经济政策以及军队的保留问题取得了进展。达成了协议。

　　《协议》中，缅甸政府承认“民族民主同盟军”，同意彭家声对其边区实施“治权”；允许彭部在经济发展的形式上采取灵活的方式，并给予优惠条件筹集军费。政府还许诺在今后的适当时机，对于果敢地区的卫生、教育、通讯等基础设施予以投入。在双方的协议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双方在军事人员的往来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彭家声部编入缅甸边防警察系列，在编人员按月分发薪饷，授予军衔。政府给予彭家声的边防警察编制为1200人。武装装备由自己解决。着装原则上自已设计，但要报经国防部批准和备案。协议中同时规定，彭家声部军事人员进入缅政府军控制的地区，要事先请示仰光批准；政府人员进入彭家声的地盘，也要“打招呼”。这样，实际上在萨尔温江东岸的彭家声部，利用这次有利的时机，又将缅政府军阻在的江西，这就意为着，东岸与中国接壤的大片地区，还是在彭家声的手中，政府仍然是形式上的一个政府。

　　尽管，彭家声与缅甸政府和解，但在根本的利益问题上，还是让步很少。而缅甸政府，陶醉在缅共瓦解的欣喜之中，对彭家声网开一面。不久，又批准彭家声部为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政府”，正式承认其为缅甸特殊的“地方政府”。

　　彭家声在果敢人心中，仍然将其看作华人的“坐把”。对此，彭家声也是心中有数。因为他深知，牺牲了果敢人的利益，交出了枪杆子，就等于将果敢半壁华人的天下拱手让给政府军。一但失去了民心，彭部将无立足之地。

　　原缅共中部军区的“佤联军”，确没有彭家声的好运。缅甸政府先后于5、6月与佤邦的谈判中，一边在景栋、贵概等地集结了15个快速营，对佤邦构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在两次谈判中达成的初步协议，7月，缅政府单方宣布作废。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佤邦毕竟还是有一批受到共产党影响十分深刻的领导人。佤邦“联合党”总书记赵尼来，司令鲍友祥，在原缅共中部军区司令李自如的协助下，于1989年6月提出了与彭家声部、林明贤部、丁英部、克钦独立军部的“建立和平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吁。赵尼来在党代会上提出，“不让一寸土地，不交一支枪”的方针，表现出了极为强硬的立场。

　　佤邦的方针政策，很快奏效。

　　缅甸政府也同时了解到，佤联军的实力在缅共时期，就是一支较为能作战的部队，再加上李自如等指挥员。如今，活跃在泰缅边境地区的佤族反政府武装岩小石、魏学龙部约800人，加入到了佤联军之中，被编为第525师。

　　双方谈判重新开始。

　　在协议中，佤承认缅甸政府的领导，负有开发边疆，维护边境地区稳定的义务。政府给予彭家声部的政策，同时也在佤邦施用。边防警察部队为1500余人。辖区被定为“掸邦第三特区政府”，鲍友祥与赵尼来为地方的首脑。

　　在政府的承诺下取得相对合法地位的佤邦，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发展壮大起来。果不其然，经过仅仅不到2年的时间，佤邦已经发展成为缅北地区最大的一支武装，它的实力令缅甸政府不敢小看。由此双方各有所图的利益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后话。

　　“八一五”林明贤部的“掸邦东部同盟军”，由于地盘与实力均是最小，所以砝码不是很重。但该部仍然提出了自已的政治主张。

　　首先，于1989年6月11日发表声明，希望全面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在缅甸建立一个多党制的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林明贤手下的一批“知青”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充分运用了中国人的智慧与缅政府周旋，结果反而占了不少便宜。

　　弱小的林部在与缅政府的数次谈判中，终于达成了“双方维持现状，互不侵犯”的协议。缅政府将其建为“掸邦第四特区政府”，任命了行政长官。同时，答应投资修建公路，给予援建4所学校，1所医院，按月供应4000包大米，100万缅币等。林部则放弃了靠近泰缅“金三角”地区的勐棒，由政府统一安排成旅游景点。

　　101丁英部是最后与缅政府和解的一支原缅共武装。但由于丁英本人是缅甸正宗的克钦族，所以受到缅甸政府格外看重。丁英先后被任命为缅甸“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克钦邦的政府成员。

　　丁英部独立后，马上与中国开展了积极的边境贸易。由于其辖区就紧邻著名的玉、宝石产地，丁英部在走私珠宝玉石方面，占到了许多便宜。更为可贵是克钦邦的柚木资源，也成为其生财的重要来源之一。


　　当年的云南某村会计，后来的缅共军阀头目


    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总部设在了与中国西盟县仅一江之隔的困马小兰寨。联合军下辖214、417、418、420、525师、2个独立团和中央警卫团。兵力1.5万人。

　　鲍、赵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共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和“地方行政管理委员会”。“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原“八一五”的683、768旅被改编为369、911师，兵力3000余人。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原东北军区副参谋长蒋志明出任同盟军秘书长，原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出任参谋长。林部控制的地域与中国的西双版纳接壤，面积4952平方公里。


　　当年支援世界革命的热血知青，后来的大毒枭掸帮军总司令林明贤


    当本世纪最后一个10年来临的时候，原缅共的这四支武装，已经完成了战略的转移。它们不仅初步站稳的脚跟，在政府中取得了相对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同时还保持了自己的武装。它们仍如原缅共时期一样，立足在中缅边境一带。事实上，应当承认，过去缅共武装控制的85％的边境一线，现在仍在这几支割据的武装手中。

不过，最为重要得是，双方的定位已经改变。四支武装作为缅甸政府批准承认的“地方政府”，具有了更多的合法性，中国重视与缅甸政府的关系，对于它们，在中缅友好的大前提下，积极发展经贸与合作关系。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效。对于各支武装势力的现状以后将作进一步的描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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