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等：土改和右派：关于当代历史的写作

reading

土改和右派：关于当代历史的写作
黄勇等

粤海风 2014年3期


题记：当代文学中的“当代历史”写作，既蔚为大观、五彩斑斓，又鱼龙混杂、良莠难分。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表现上，大致沿袭一条先正统而后颠覆、先小说而后多文体的衍变路径，映射出文学与历史、记忆、法学或现实语境等的纠缠。为探讨上述关系及其启示与拓展，2013年10月14日，广州青年学者张均、赵静蓉、马莎、卢建红、黄勇等齐聚中山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以“土改”与“右派”题材写作为中心展开了讨论。

黄勇（暨南大学中文系讲师）：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当代文学中的‘当代历史写作”，这个题目比较大，需要以具体的历史事件为切入点，我们选取了“土改”和“右派”这两种题材写作。这里我先做一个“绪言”作为导引。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依次进行讨论：“土改”和“反右”题材写作的界限和范畴、文学跟历史的离合关系、文学与记忆、相关学科的启示和发展。

首先是对“当代历史”进行界定。这里的“当代历史”特指规模及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如“土改”、“大跃进”、“文革”、知青“上山下乡”、朝鲜战争等。此外，这些历史事件具有政治禁忌性，存在较大争议。以“土改”和“反右”为例，至今我们官方的基本态度不是否定的，但我们都知道“土改”运动中存在过一些过激的地方和过度的暴力行为。“反右”也存在“扩大化”的问题，所有这些争议都程度不一地体现在文学作品、回忆录、档案中。

其次是这些历史事件具有很明显的“创伤性”，对受害者来讲是沉痛的创伤记忆。如“右派”是“反右”运动中对特定人群的一种称谓，原本是一个政治学的范畴，但在当代中国，它包含更多的历史意味，在政治上代表了一种歧视或贬损。今天的讨论，之所以不用与“土改”对等的“反右”，而选用了“右派”一词，主要因为“反右”运动只是给了他们“右派”的身份，而他们的故事，是在戴上“右派”的帽子、以“右派”的身份生活之后，这才是“反右”写作表现的主要内容。

“土改”写作紧贴着现实中进行的“土改”运动，早期土改写作出现于国共内战时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时解放区的重要作家如赵树理、丁玲、孙犁等，都写过土改题材的作品。而在1950到1970年代，大陆缺乏有影响的土改作品。1950年代初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两部有明显美国背景的作品在香港出版。1980年代中前期张炜的《古船》出版，开启了大陆土改小说正视并反思土改暴力和过火的先河，1990年代起，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尤凤伟的《衣钵》等作品里，土改的历史都占据重要篇幅。

至于“右派”写作，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19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里。1990年代以后，“右派”写作变成一种“老年写作”，进行“右派”写作的作家大多摆脱了伤痕文学的限制，并在文体上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除了一般的小说和诗歌以外，还出现了回忆录、自传、日记、叙事散文、档案等。2000年起，一批没有亲历“反右”运动的40后和50后作家，进行了“非亲历性”的写作，如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和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对于“右派”的艺术表现有了较大突破。

两种题材的写作，除了表现内容和时间上的不同步，大致上都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官方认可的主流模式，强调土改与反右运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非官方写作模式出现得较晚，往往反其道而行，更多站在受害者一方。如1940年代的土改主流写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模式的最初典范，对195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影响巨大。1980年代后的土改小说，多数可以归入“新历史小说”的范畴。1970年代末期的“右派”写作，作为“伤痕文学”的主潮，总体上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1990年代以后的右派写作，则有意识地与之前的写作模式拉开距离。

接下来进入座谈的部分，第一个问题是“土改”和“右派”题材写作的界限和范畴，特别是“右派”写作，从伤痕文学时期以小说为主，到1990年代之后的多种文体并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带有明显“老年记忆”特征的新文体涌现较多。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就绕不开这样的问题：把这些回忆录、自传等文体写作，纳入当代文学研究的讨论里面，究竟可不可行？在这里想跟几位老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一

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老师这个题目很新鲜，特别有讨论的空间。我们每个人对当代中国有很多感慨，跟“土改”、“反右”这两大历史关节（包括“文革”）都有很大关系。不过这两个历史事件还可以略作区分。“反右”基本上是当代中国的一个败笔，对国家现代化和个人生活都带来很大的伤害，这一点几乎无需讨论或者说没有什么辩护的余地。但“土改”就相对复杂一些，因为从历史的眼光看和从个人的眼光看，认识差异就比较大。受过冲击的情感和利益都遭受巨大伤害的地主阶级，以及与之有着利益关联和情感认同的知识阶层，一般都认为土改存在严重问题，但用大历史眼光看，土改运动恐怕也是历史大势所趋，是解决人口、资源矛盾的一种可行性方案。它的合理性与复杂性，跟“反右”就不太一样。也因此，土改文学写作可展开的空间应该更大些。

黄勇：我觉得张老师的描述比较准确。1990年代以来的“反右”写作主体，多由一些当过右派的老年人组成，他们原先不是作家，也缺乏文学创作的经验。只是在“老之将至”时，觉得自己有责任将这段历史写下来，可是多数人创作出来的文字，在文学性上有所欠缺。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又不得不面对它们。于是就出现了在“当代文学”的概念里，能否涵盖非作家的自传、回忆录、传记、日记、档案材料等“文体”的“写作”这样一个难题。

赵静蓉（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这个地方我想补充一下。按照现在国际的传记理论来看，回忆录、传记、档案应该是可以称之为文学的。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讲，整个百年本来就是一个创伤性的事件，经历还是不经历，亲历还是道听途说，在现在的传记或是回忆录的理论当中，本来就已经把这一类的基于记忆事实的题材都划归为是可虚构性的，是可虚构、可进行文学想象和文学创作的。尽管它有一个界线，但是这个界线本身也是非常含糊的。

张均：这个可以做技术上的处理，我们现在上课或者是做研究所谈论的文学对象，一般要经受一种文学或美学的分析，过了这个门槛我们才认为它是文学。此外的一些文学性、艺术性不高的材料，可以专门划分一类作为附论来研究，像日记、档案等，我们讨论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不包括这些。

马莎（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刚刚张老师提到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作家，我的专业是古代文学，我想从自身专业的角度来谈一些看法。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来讲，文跟史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明确，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学科跟历史学科，其实是借用了西方理论之后才得以明确区分的，比如说以审美为诉求的是文学，以纪实为诉求的是历史。当代文学中的纪实文字本身涉及重要历史事件，而这些历史事件又缺乏相关史料的承载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所研究的文学，其范围的界线应该是要适当地放宽一些。这样的话，当代文学的价值就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审美的领域，也能够体现在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而且我们现在的研究也是给后人做一个比较宝贵的保存。我是这样理解的。像我们现在研究古代文学，也在不断地整理古代笔记之类的文献史料，也要依靠这些东西去研究文学本身。这在当代就相当于我们刚刚说的作家回忆录、自传、日记等等。至于这些材料水平的高低当然就视乎个人的诉求和能力了。

张均：马老师讲得挺有道理。她刚提到史料的问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土改”还是“反右”，现存史料还是很多。“反右”史料现在能看到的不多，土改则比较丰富。我自己看过一些档案材料，包括当时土改运动中开会讲话、工作队问题报告等等。这其中，真实性问题最为突出，材料看多了就会发现我们的文学作品非常不真实，譬如，小说《暴风骤雨》中写到的事情很多都经不起推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农民的描写存在一套“成规”，农民就“应该”是很贫穷、很正直、很勇敢的，最后还往往牺牲。但是档案中呈现出来的农民很大程度并非如此。土改一开始，农民是不肯参加的。农民的真正想法是，一帮共产党突然跑到我们的村子来说要分地给我们，分地之后过几天你们就离开了，那地主起来报复我们怎么办？因此农民是满心顾忌、不愿意的。共产党工作队很焦虑，最后找了农村中的流氓来帮忙土改。这类细节在作品中没有记载。另外，从档案史料还可以看到农民其实往往很狡猾，比如他们把地主斗得半死不活、分了地之后，他们就会想，共产党未见得一定能打赢国民党，于是他们斗地主斗到一半，就不想继续下去了，不想把地主也把自己弄到绝境——如果那样，万一国民党打赢了，自己也混不下去。所以他们私下找地主商量，说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做个样子给工作队看，我们假装批你，你也假装接受，等共产党走了我们再说。后来很多工作队就发现了农村积极分子与地主之间的这种“交易”，很是着急，觉得工作队作为“外乡人”被本地人给利用了，于是就搞暴力批斗会，默许和强制农民搞暴力批斗，让农民没有周旋余地。土改活动至此才演化成了暴力的活动。这些共产党、农民、地主三方博弈的史实在作品中也没有记载。

黄勇：秦晖写过一篇《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1]的文章，里面对土改运动中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及为什么要搞流血土改做了比较到位的阐述。

张均：是的，如果农民手上不沾血的话，他总想跟地主搞好关系。沾了血之后，他就没了选择，只能跟着共产党走。而共产党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手段“拉拢”农民，直接原因就国共战争一开始，共产党眼看打不过，极需笼络力量。

马莎：您说的这种接近历史真实的细节在作品中没有反映？应该在周立波写的这类主流作品中没有反映，但在其他的一些作品，像张爱玲的小说里面，应该还是有所涉及吧？

张均：在共产党这条线的作品中基本上没有反映，有反映的后来也都被作为自然主义批判了。但在国民党这条线的反映的就比较多了，不同立场的写作反映的程度也不一样。

二

黄勇：张老师刚才提前进入到了我们准备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乎“文学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关键一环，也即“真实性”的问题。陈思和比较过土改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关系：“历史学者推断土改运动的是非功过， 而文学创作则直逼人性， 这就是艺术真实比历史真实更加长久的道理。”[2]那么，我们在研究历史题材写作的时候，到底应持什么样的衡量标准？作为书写“历史”的作品，要求不能脱离历史真实的基础。如果我们把土改小说分为两种模式的话，这两种模式几乎是对立的，一种是官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土改小说，另一种是反共背景下或者19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到底哪一种真实？也许我们可以说：两种都真实，两种也都不真实。因为全国范围内的土改是一个很复杂的运动，各地土地占有情况都不一样，加上各个时期的斗争政策也频繁变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段里看到的土改情形，很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觉得真实性的问题是难有定论的，需要具体的情况分析。

张均：我们做文学研究跟单纯的阅读确实不太一样。单纯的阅读我们会通过对照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来判断小说写得真不真实，按照这个标准，所有的革命小说都可以颠覆，甚至张爱玲的土改小说也有可以颠覆的地方。但作为文学思考者，我们更应考虑的是：他（她）为什么要写这样的真实，而不写那样的真实？一场土改运动，发生的事情千千万万，不同立场的作家选择呈现的面相也是不一样的。

黄勇：对，周立波就明确说过，他的党员身份是第一位的。至于张爱玲当时写这两部小说，因为拿了“美国课题”的资助，所以必须按照所谓的“课题指南”来写。我曾以“宏观真实”和“微观真实”来区别对待分析真实性的问题，当然这种区分也有其缺点。如果我们参照美国学者黄宗智提出的“客观性真实”和“建构性真实”[3]的划分，那么，历史学一般是解释所谓的客观性真实，而文学解决的是“建构性”（或“表达性”）的真实。只是我们有没有必要在真实性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的纠结？

卢建红（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我觉得真实性的问题没办法得出一个结论，但是要不断地去追问，因为它是无法绕开的。比如自传，可以同时作为历史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但还是有区别的。《自传契约》这本书提到自传的写作和阅读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契约关系，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是知道自己的作品是作为纪实还是文学形象来阅读的。另外，自传是一个建构自我的叙事，也就是说它是文学性的。所以真实性的问题也要从作者和读者两方面来分析。像周立波肯定觉得自己写作的内容是真实的，而且是更高意义上的真实，服务于一个更高的更伟大的目标。而张爱玲后来对自己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作品并不满意。所以我从作者这方面说可能不仅是“真实”的问题，也是“真诚与否”的问题。真实性的问题还跟读者有关。最近我看香港作家寒三碧先生写的《狂飙时代三部曲》，其中一部写的就是土改的故事。我发现有关评论基本上都把小说看成是中国现代历史“真相”的揭示，好像以前的“真相”被遮蔽了，现在真相终于出来了。论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是一部小说，有虚构性的成分在内。

赵静蓉：我觉得对我们做文学研究的人来讲，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就是这样被文学化或者说被小说化了的历史，这是我们唯一的途径。即使我们知道这个历史材料不充分，现在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地方志、工作队工作的档案等等，一方面我们很难看到全部，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表现方式肯定也是很艺术化的。所以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小说家不懂历史，但历史学家不会写小说。我们了解的往往只是我们能看到的而且被允许看到的东西，历史学家从他专业的角度觉得我们不够真实，但实际上真实本身就是不可复原的。过去的历史都过去了，死了的人都死了，我们活着的人只能从叙述的文本中来企图复原所谓的历史。

马莎：我觉得赵老师提出的实际是一个传播跟接受的问题，这些一般人是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机会看到的，传播和接受的面非常有限。一般人历史观念形成的途径，小说算是比较好的了，更多的恐怕是电视剧。所以说文学叙述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到人们对历史的认知。

卢建红：中国大陆的很多读者都是把文学（包括影视剧）当作历史来看的，包括戏说历史的古装剧、抗战剧等等。

赵静蓉：这个问题是讲不清楚的。

马莎：就像我们去看再往前的历史，我们研究清代人或者明代人的生活，第一联想到的可能还是《红楼梦》之类古典文学名著。

张均：历史真实性这个问题是没有结论的，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结论。我觉得真实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真实，不同人站在不同立场上，他（她）的真实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高下。事实上，我既喜欢看《暴风骤雨》，也喜欢看《古船》，这两个小说立场截然相反。《暴风骤雨》有它的真实观。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它写人物，农民一定是好的、正面的，地主一定是坏的负面形象，后殖民研究者敏米将这两类形象称为“正面假象”和“负面假象”。其实作者自己也知道这类人物含有虚假/虚构成分，但他们能建构出弱势者“自己的历史”。这种历史作为“弱者的武器”，可以鼓动农民起来斗争，无疑有其自身非常重要的正义价值。像周立波本身出自地主家庭，他看到的被斗倒的人都是跟自己出身很相似的人，丁玲也是如此。他们对真实的追求都基于弱者的抗争，他们当然知道这种真实是打引号的，但他们毫不怀疑它的价值。而反过来也大致相仿。张爱玲的《赤地之恋》有共产党文学有意回避了的真实，但也有对现实真实的回避，像土改给多数农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尊严与幸福，张爱玲是不讲的。她笔下的农民完全像贪婪的野兽，显然不符合很多农民的精神事实。其中原因当然比较复杂，可能跟美国人赋予她的真实观是有关的。我觉得这两种对立的“真实”的背后其实难有高下，都是相对的意识形态的真实，只不过今天读者更容易接受张爱玲一些，那是因为我们在漫长岁月里厌倦了共产党的真实。这些评判都有其具体历史语境。此外我觉得对于真实的界定，除意识形态标准以外，还有人性标准。像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看后不觉得是革命小说，也不觉得是反革命小说，而是人性的作品。我们中国作家就很难写出人性，不管是拥共还是反共，对生命理解的层次都不太高，缺乏灵魂的撞击与震撼。

黄勇：补充一下，我觉得这种质疑官方主流态度的产生，除了当时的运动确实有些过火之外，还因为土改运动对农民而言，是一个虚幻的、短暂的运动有关。因为迟至1952年把地分下去之后，1953年起就在“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逐步收归“集体所有”了。我们的作家花了很大力气去表现农民分得土地之后的那种欣喜若狂，但这种对土地的拥有其实是非常短暂甚至虚幻的。

张均：可能毛泽东从来就没想过真正地把地分给农民，只不过是因为打仗的需要，要靠分地来收买人心。但有些学者说是“骗局”，还是稍微过激了一些。毛主要的思想还是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比较富庶的国家，同时中国的穷苦农民不再受到官商欺压，他认为公有制的土地政策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私有制绝不可能，在他土改只是个权宜之策。

马莎：虽然我们今天是在文学的领域里面来讨论历史真实这个问题，但历史层面的真实是我们研究和讨论问题不可忽略的一个基本前提。刚刚张老师说到我们现在相对于共产党主流的小说，可能更加容易接受张爱玲的小说，这一点撇开意识层面的原因来看，可能还因为张爱玲小说里面反映的东西跟我们从其他叙述渠道获得的信息要更加接近。

张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比如说现在我们听说黄世仁对喜儿的欺负这种事情会觉得很不可信，也有人考证说黄世仁是个虚构人物。这跟我们听腻了这种故事有很大关系，但你要说哪个在自然意义上真实性更高，我觉得彼此彼此。我常说，如果你不相信过去的黄世仁，你放眼看一下今天的镇委书记、村委书记之类。今天官员能做多坏，当年的地主就能做多坏，只不过我们今天隔得远了，不再感同身受罢了。在比较理想的“绅治”状态下，农民和地主之间存在某种道义关系，农民为地主劳动，地主对农民负有保护等义务，但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的“劣绅化”的异化，“乡里空间”已经毁坏。土改中很多暴力过火的行为与这个背景是有关的。我们看着觉得很难接受，多半是因为缺乏背景参考、孤立地看待暴力的结果。我曾经看过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他说当年他在土改的时候，看到一个农村老太太直接将地主的耳朵撕下来了。如果是张爱玲的小说，她就只会写到这个地方，好像中国农民完全不是人。但究其实，中国农民大多数是比较善良甚至“驯良”的。李新后来的调查也显示，那个被撕掉耳朵继而被活剐了的地主在当地无恶不作，比如他曾经强奸那个老太太的儿媳和女儿，由于嫌女儿不配合，还把她的生殖器挖了出来。那些割他肉的农民多是受害者的亲人。黄世仁这样的虚构故事当时在解放军中能引起很多士兵痛哭流泪，显然是因为他们联想起现实生活中的经历。所以，黄世仁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概率应该是比较高的。当然善良儒雅的乡绅地主肯定也有。故真实与否，也与读者能在多大概率上联想起自己的生活有关。

卢建红：这可能也跟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有关。《白毛女》中对立的结构非常鲜明，容易激起人的情绪。说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作为一个写历史题材的文学家，他的写作首先要受到历史真实的约束，也就是说“艺术真实”的体现要受到“历史真实”的约束。像张爱玲写土改小说，她自己对土改的了解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