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湖南报》反右：出版湘军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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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南报》反右：出版湘军是这样炼成的
2015-05-14 徐天

中国新闻周刊 2015年12期


上世纪80年代中，“出版湘军”异军突起。

湖南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索丛书》《诗苑译林丛书》《走向世界丛书》《丑陋的中国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等，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突破禁区，轰动一时。

这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湘军，其领军人物——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李冰封、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朱正、岳麓书社总编辑钟叔河等人，有一个共同经历：都曾是《新湖南报》的右派。

1957年的《新湖南报》反右，同样堪称“异军突起”。

全报社（包括编委会直接领导的《湖南农民报》，含行政、发行人员在内）145人，54人被打成右派。用其创刊者李锐的话说：“这个数字，比徐铸成主持的《文匯报》和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两个报社划的右派加起来还要多！”

根据《湖南省志》的记载，《新湖南报》反右，其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

《新湖南报》创刊

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15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创刊。李锐任社长，朱九思任副社长兼总编辑。

编辑队伍，主要来自李锐和朱九思的老部下、中共冀察热辽分局机关报《群众日报》的班底。

当年21岁的李冰封，在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就读期间参加了革命，之后进《群众日报》工作。这次也跟随李锐、朱九思南下长沙，任《新湖南报》副刊编辑。

南下队伍路过河南、湖北时，一些青年学生自愿加入，也进入了报社工作。到达长沙后，十几位地下党领导的新闻工作者也调入报社，进入编辑队伍。

另外一个来源，是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

报纸创刊之初，李锐和朱九思创办了一个新闻干部训练班。经过地下党推荐，招收了一批政治进步、文化教养较好的青年，共140多人。

不满18岁的中学生钟叔河和朱正都报名参加了这个训练班。入学需要通过考试。考试的题目钟叔河至今记得，叫《人民拥护人民币》。

不久，钟叔河收到通知，说他的想法和文笔都不错，可以直接进入《新湖南报》工作。朱正则在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先去了别的新闻单位，1952年才进入《新湖南报》。

钟叔河去《新湖南报》报到那天，李锐不在，朱九思见了他，并让他即刻跟着老记者下乡，投入采访一线。

采访结束后，老记者和钟叔河各写了一篇稿子，寄回了单位。之后的事情，就是其他知情人告诉他的了。

李锐晚上看大样时，对老记者这篇通讯稿不太满意。旁边有人说：“同样题目的稿子，倒还有一篇，是不是用它顶上？”看了钟叔河的稿子后，他立刻拍板用这篇。

那时，李锐对稿子的意见会用红笔批在大样上，贴在黑板上。他就这篇文章批了很长的一段话，大意是，用稿子不要看作者，老同志的文章未必都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从此，钟叔河对李锐有了一种知己之感。

李冰封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时，报社有一种民主、平等的氛围。报纸每天出版后都评报，编辑记者们可以实名也可以匿名，可以表扬也可以批评，写完贴在黑板上，供大家讨论。

一年多后，李锐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他调离湖南，到北京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工程局局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遭批判，先后下放、入狱，1978年平反，1980年代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1953年，朱九思也调离《新湖南报》，到武汉的华中工学院担任领导工作。文革后，他担任校长的华中工学院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在全国高教界开风气之先。

“党外右派小集团”
1957年年中，反右开始。

7月8日，报社编辑、解放前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的唐荫荪被认为是“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首先被揪出。

不久后，钟叔河和妻子朱纯也被牵连进去，被打成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外右派小集团”的成员。

85岁的钟叔河，如今住在湖南新闻出版局的宿舍里。他住20楼，大门上写着“念楼”二字，和“廿”（20之意）同音。大客厅已被改造成大书房，堆满了各种书籍。他回忆，这个“小集团”的来由，与《民主报》的问题有关。

民盟湖南省委机关报《民主报》是在长沙解放两天后创刊的，比《新湖南报》还早六天。民盟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杨伯峻为社长，秘书长杜迈之为总主笔。1950年下半年，该报因经费困难停刊。

1957年5月中旬，湖南省政协会议召开，唐荫荪和朱纯都是上会记者。唐荫荪解放后加入了共青团，不再参加民盟的活动，但对民盟的几个老人都熟悉。他听说民盟的几位政协委员准备在会上提出恢复《民主报》的建议，便告诉了朱纯。



1979年，改正后的原《新湖南报》右派钟叔河、朱正、张志浩在长沙烈士公园讨论业务。图/受访者提供

朱纯从《民主报》创刊时就在那里工作，停刊后调到《新湖南报》。对于老东家，她依然很有感情。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钟叔河和另外两名编辑郑昌壬、李长恭，大家都对复刊一事很感兴趣，都表示如果复刊愿意过去。五个人还不避他人地讨论，如果真的复刊，可以邀请哪些人加盟。

事实上，他们对《民主报》复刊的信心，其来有自。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一些场合批评《人民日报》办得不好，是“死人办报”。他说，自己只看《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最后才看、甚至根本不看《人民日报》。

4月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湖南视察。报社派两名记者去访问了他，谭震林谈到办报时说：“毛主席有个想法，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报，一个是党外的报纸，唱一唱对台戏。”

5月底，湖南省政协会议闭幕，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答复民盟，要“集中力量办好《新湖南报》，不必恢复《民主报》了”。唐荫荪等得知后，书生空谈也就消失了。

反右开始后，五人很快被揪了出来，罪名是“与民盟右派集团共同策划创办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48条”

被打成右派后，钟叔河平时的言谈，都被作为罪状揭发出来。

1955年，由批胡风运动发展而来的肃反运动中，钟叔河因为说过胡风是思想问题，没有反共的政治问题，一度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最后定案为“思想落后小集团”。

钟叔河在总编室工作，负责编辑内部刊物和情况简报。在单调、压抑的日子里，他想方设法地找书看，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包括郁达夫、胡适甚至周作人的。

看的书多了，他有时也说说自己的看法。“我并不喜欢主动和别人交流，但别人来问我，也不会隐藏自己的想法。”

反右期间，他被揭发出了几百条“反动言论”。“我说我的话的本意不是这样的。上面就说，那你把你自己的本意写出来。如果这些话我只跟一个人单独讲过，我可以不承认。但是我跟很多人讲过，我不承认也不行。我就一条一条地改，最后改出了48条。”

反右办公室将之编印成小册子，名为《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在这48条中，他谈民主和专政：“民主总是越多越好，专政总是越少越好。”“民主的基础是个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也谈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没有矛盾的。”

报社反右办公室副主任孟树德找他谈话。孟树德告诉他，他的家庭没大问题，个人历史也没大问题，甚至能做事，是个可用之人。但是，“你错就错在有思想”。钟叔河用湖南口音学起了这句话。

“他说：反胡风，你说胡风是思想问题。胡风当然是思想问题，但思想问题不解决，就会成政治问题，成反革命。你看看你这48条，这样的人谁敢用？告诉你吧，就是我们不来反右，你也是右派分子。”

说到这里，钟叔河笑了起来：“说我错就错在有思想，这句话我认。那48条，我到现在也认账。我觉得我的想法并没有错，现在看来也没有错。”

他被打成右派后，开了数次批判会。“做右派是很苦的，不是肉体上的苦，没人打过我们。最大的苦，是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一点儿安全感。原来认识的人都不理你，当面碰见你也不打招呼。所以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别人不先打招呼，我也不打，省得自讨没趣。”

从十七层地狱到十八层
在肃反中和钟叔河一起被打成“思想落后小集团”的，还有朱正。

从新闻干部训练班毕业后，朱正先在《郴州群众报》工作，之后去了《湖南工人报》，1952年，进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有一回，副台长去香港购买无线电电子元件，顺便买了一些手表等物，送给恋人。他听说了这件事，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批评这种出公差办私事的举动。他把信给同事看，最后7个人签了名。

信被《人民日报》转到了中共湖南省委，朱正因此被批为“反领导”，调到《新湖南报》“控制使用”。“所以我到报社后的处境和其他人不是很平等。我完全是低着头做人，低调工作。”朱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1955年肃反时，因为这段历史，他顺理成章成了肃反对象。从此，他跟“小集团同伙”钟叔河的交往倒真的多起来了。他常给钟叔河编辑的内刊投稿，钟叔河欣赏他的见识和观点，彼此相投。

从1955年到1956年的肃反运动中，朱正一天24小时都被专人看管，写检查交代，最终以撤职并降一级工资结案。

心有余悸的他，对政治空气开始有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他感到，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气氛似乎变得宽松了很多。1957年4月，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自己也感到了这种早春天气。

先是《文汇报》复刊了，并连载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其中，《巨大的疯狂》一章是写苏联的肃反运动的，同他自己的经历大同小异。

同事的脸色也有所改变。有一位做工会工作的同事好心提醒他，可以去申请困难补助，他婉谢了。他说，他的《鲁迅传略》就要出版了，会有一笔稿费，没去必要申请了。

4月底，中共开门整风，党外干部自愿参加。

朱正不是党员，他想准备功课报考大学，就要求不参加运动。有同事奉上头的旨意来劝他参加，他说，只对自己当年被列为肃反对象有意见。几个月后，这成了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罪状。

实际上，唐荫荪第一个被揪出时，朱正已有了预感。“我觉得可能会反到我了。”9月14日，报社贴出了大字报《朱正大翻肃反案》。

他认为，他是直接从肃反对象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他回忆，报社内还有七八人也是这种情况。不过钟叔河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报社里有想法的人不多，朱正就是其中之一。真的按标准来划右派，他也跑不了。”

从开除团籍，到肃反，到反右，朱正戏称自己是“老运动员”。“别人划右派，是从得意的巅峰坠入谷底，我不一样。如果有十八层地狱的话，我是从十七层地狱去到十八层。”

“党内右派集团”

反右开始时，李冰封已作为处级干部，调到湖南省委办公厅政法文教组工作。9月初，办公厅主任忽然通知他，说报社要求他回去参加反右运动。“我听到通知，就知道要搞我了。”

1955年，接替朱九思主管报社的邓钧洪回家休养，新总编辑官健平和副秘书长孟树德走马上任。官健平对新闻行业知之不多，孟树德则是老报人。新领导的办报思想和编辑部的多数人不合，产生了许多摩擦。

1956年，按照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周惠的指示，《新湖南报》连续刊发了多篇报道省内农业的大稿子，并时常发在头版头条。有时，连新华社发的国内要闻都挤到了二版甚至三版上。3月，农业合作化高潮期间，报纸连续发了9篇幾千字乃至一万字以上的农业报道。有的编辑认为稿件有压缩的必要，但总编辑不同意。最后，头版的近一半篇幅刊登了鸡毛、废品等几百个品种的收购价格表。

这些举措，引起了副总编辑苏辛涛和编辑部大多数人员的反对，内部掀起了办报方针大讨论。前任总编辑邓钧洪被请回报社作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编委会内部也多次开会讨论，与会者的观点被写进《争论集》，公布于众。

苏辛涛等多数编委主张，不能只有“天线”，而且要有“地线”。报纸宣传固然要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中心，但同时也抓好一般社会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报道。当时报社主要领导则认为，不需要有“地线”，有“天线”即可。

8月17日，省委专门开会讨论《新湖南报》的办报方针问题。会上，周惠和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发生了意见分歧。周小舟最后说，会上的所有发言可传达到报社编委会。传达时必须强调，所有的意见都不是省委的结论。

之后，关于这次会议的传达也载入了《争论集》。

1956年下半年，李冰封从中央党校新闻班学习毕业后，回到报社。此时的报社，编委会基本已无法正常开会。作为12个编委之一，李冰封支持苏辛涛等人的意见，提出：不谈往事，只看未来。之后，纷争逐渐减弱。

1957年9月，李冰封被调回报社参加反右运动时，墙上已贴着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发的文章“搞人道主义”。

运动中，12名编委里，除了官健平和孟树德，以及分管印刷、发行和人事、政治工作的2名编委，包括副总编辑苏辛涛在内所有编委，以及多数骨干编辑、记者，共30人左右，统统被打成“党内右派集团”，在家休养的邓钧洪也未能幸免。“与省委唱对台戏”，是罪名之一。

至于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态度，邓钧洪后来曾说：“对于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周小舟虽然已有察觉，并持保留态度，但大局已成，他也无能为力。”

9月，李冰封被开了两次批斗会，心情抑郁。一天在食堂吃完晚饭，最先被揪出来的唐荫荪紧跟着他走了出来，轻轻说：“你气色不大好。要放宽心些。晚上我们一起喝酒去。”

当晚，他们悄悄去了一家小酒家，每人要了二两“泸州大曲”，又要了一碟花生米和几个小菜，边喝边谈。

两人酒逢知己，同病相怜，从童年和初恋聊起，谈到如何走上追求进步的道路。两人交换了对报社当前形势的看法，都认为，把要保护珍稀动物娃娃鱼、建议合理开采菊花石、动物园要注意不让豹子出笼以免伤害游人等，都当做“资产阶级办报观点”加以批判，简直是个笑话。最后，他们约定：“话就讲到这里为止，不要扩散了。”

他们喝酒聊天的习惯，一直持续到第二年4月为止。

半个多世纪后，87岁的李冰封仍然記得“小酒店里昏黄的灯光和荫荪兄酒酣耳热后困惑的表情”。

入狱10年

1958年4月26日，报社宣布了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据邓钧洪回忆，54名右派中，12人被送劳动教养，11人被监督劳动，其余的31人则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撤职降级。

李冰封保留了公职，每月只发给生活费15元，监督劳动。从1958年起，到洞庭湖边的南县乡下挑土。1960年，他摘了右派帽子，作为摘帽右派在南县教语文，每月工资32元，一教就是近20年。

那些年，他不能当班主任，不可以教高中。“那时候浑浑噩噩的，不知道怎么办，过一天算一天。就想着要过下去。”

钟叔河和朱正均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中央有关右派处理决定的文件里还有一项规定，报社领导没有宣布：“本人不愿接受处分者，允许申请回家自谋生活，由其家庭和当地居民委员会在政治上加以监督。”钟叔河听说后，就绕过报社，给省委统战部写报告，要求夫妇二人都回家自谋职业。报告得到批准，他们留在了长沙。他靠拉板车为生，妻子朱纯改作绘图、裱糊等工作。

他一天要拉板车跑很多地方，只赚几毛钱。每天回家后，全身酸痛，但一两个星期后就不痛了。两三个月后，反而不拉就不舒服，小腿胀。

拉板车外的时间，他全用来看书。他用父亲的借书证借出了大量名著，一本接一本地看。有时攒下点钱，就去旧书店里淘书。

朱正离开了长沙。当时湖南省成立了一个“新生工程队”，省直机关和长沙市高等院校的右派分子集中在那里，他是其中之一。株洲市修铁路，需要大量劳动力，与这支工程队签了合同。他在那里干了4年。

1962年底，他回到长沙，成为社会上的闲散劳动力，以挖土为生。

文革期间，派出所责成居委会负责监管他这个“老运动员”。每周有一天，要去指定的地点读书读报。

1970年“一打三反”期间，朱正和钟叔河都被判刑，朱正被判了3年，钟叔河10年，被发配到株洲的洣江茶场劳动。在茶场，两人常有碰面的机会。碰上了，就聊些“敏感话题”，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之类的。

三年后，朱正刑满释放。1979年，钟叔河出狱。

回到长沙那天，朱正、朱纯在火车站口接他。这一年，他48岁。从1957年开除公职算起，22年的青春皆成蹉跎。

湘军崛起

1979年，《新湖南报》54名右派的问题全部获得改正。

新上任的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一心想在国内出版业打响，遂找到了李冰封。他恢复了原来的行政级别，在出版局编辑部任副主任，对外则称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李冰封向胡真推荐了《新湖南报》的老同事。一直从事鲁迅研究的朱正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因他而设的鲁迅研究编辑室工作，之后出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1986年，朱正拍板出版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全国订单滚滚而来，一次就印刷36万册。此书刚刚出版就被查处，他本人也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免去了总编辑的职务。直到2004年，这本书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新译本，重新出版。

经李冰封推荐，《新湖南报》当年的编委、同划右派的柏原也调来出版局，筹办湖南科技出版社。柏原被划右派后送劳动教养，释放后回长沙，以挑土、拖板车、到车站为人送行李谋生，吃尽了苦头。他担任湖南科技出版社社长后，组织出版了《科学探索》《论三峡工程》《第一推动丛书》《爱因斯坦文集》等，在科学界、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

1983年，湖南省机构改革，柏原出任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负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晚年回忆起这一段日子时，他写道：“能够帮助成千上万与自己同样遭遇的知识分子解除冤抑，是我晚年最大的欣慰，也是对被糟蹋了22年生命的有意义的补偿。”

经朱正推荐，钟叔河也进入了湖南人民出版社。80年代初，他编辑了著名的“走向世界丛书”，在出版界一炮打响。

1985年，钟叔河出任岳麓书社总编辑，编印出版了周作人的《知堂书话》。早在被打成右派时，他就与周作人取得了联系，之后保持了十余年的往来。这是1949年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书。随后，该书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等书一同挨批。2009年，他终于编成《周作人散文全集》，共14卷，600多万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唐荫荪也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在译文室工作。他参加了《诗苑译林》的选题规划和编辑，并翻译了《鲁滨逊漂流记》和《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主持《诗苑译林》的杨德豫是英诗汉译的名家，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后改正。

至于李冰封自己，在1983年湖南省机构改革时，出任了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上述几种“禁书”的出版，均在他任期内。为此，他曾受到留党察看、降职降薪的处分。

晚年，他出版了回忆录《华胥梦醒集》。华胥国，是中国古代神话里的乌托邦。他说，自1957年起，他经历多年折磨和煎熬，终于从乌托邦的“酣梦、怪梦和噩梦”中惊醒，但早年追求民主、科学、法治的圣洁理想，依然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