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丁：青年从当前文艺论争中可以学到什么？ 1964.8

reading · 发表于 2022-12-2 00:03:28

园丁
中国青年 1964年23期

最近一个时期，在文艺战线上，环绕着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问题、邵荃麟同志的“写中间人物”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与此同时，报刊上还对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以及小说《三家巷》、《苦斗》等文艺作品的错误倾向展开了批判。

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辩论。这场论战涉及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是最核心的问题却是一个，这就是：我们的文艺作品，究竟应当反映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歌颂什么样的人物、宣扬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为哪一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文艺阵地上，是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还是站在相反的方面，替资产阶级的文艺争夺地盘，或者，让无产阶级文艺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的文艺？这是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之争，是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大论战。它和哲学、历史等领域中的论战一样，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这场论战和我们广大青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文艺作品拥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其中为数最多的是青年。在文艺作品中歌颂什么人物，宣扬哪个阶级的思想，就势必直接影响到广大青年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人物作为学习榜样，接受哪个阶级思想，沿着什么方向前进的问题。因之，广大青年不仅要积极关心这场论战，认清它的性质和意义，辨明大是大非；而且，通过这场论战来学习怎样正确对待文艺作品、如何认识文艺作品的作用，如何善于识别香花和毒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等问题，从而自觉地接受革命文艺作品的教育，促进我们青年的革命化。

在今天只有充分反映无产阶级伟大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的文艺作品，才是真正反映了时代精神

文艺作品应当充分反映时代精神。但是，什么是时代精神呢？时代精神不是一种超阶级的东西，不同的阶级对它有不同的说法。在我们看来，时代精神就是代表时代发展趋向、推动历史前进的那种精神，也就是革命阶级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那种革命精神。历史上，从社会分成了阶级以来，总是新兴的革命阶级由小变大，战胜和消灭了腐朽的反动的阶级，由此构成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推动了历史前进。今天，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因此，代表我们这一时代精神的，就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我们判断革命文艺的标准，就看它是否体现了这种精神，是否从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推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站在历史浪潮前头的革命阶级的革命精神。

这本来是很清楚的道理。但是，有一位周谷城先

生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时代精神不应当只是革命阶级的革命精神，在革命精神之外，还应当有“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否则，就是“以偏概全，为逻辑所不许”。那么，在他的心目中，究竟什么是时代精神呢？他说，时代精神只能是由各个“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汇合起来的“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统一整体”。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包罗农民与地主或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不同阶级思想的“大杂烩”，才是时代精神。附和他这种论调的，还有金为民等人。

有这种各个不同阶级思想“汇合”起来的统一的时代精神吗？这无论在过去和现在的现实生活中都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十分荒谬的。怎么能说，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斗争精神，竟能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汇合”成为统一的时代精神呢？又怎么能说，雷锋同志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和所谓西方世界“垮掉了的一代”的颓废没落的阿飞精神“汇合”为一体，构成为统一的时代精神呢？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

周谷城等人的这种错误观点，对我们青年是十分有害的。他们标榜的不同阶级思想“汇合”一起而形成时代精神的主张，实质上就是抹煞阶级对立和斗争，宣扬阶级调和，矛盾融合；也就是企图在文艺理论上，以阶级调和与矛盾融合的“合二而一”，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分为二。在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正需要我们青年加强阶级斗争观念，学会运用阶级分析观点来对待一切文艺作品，分析一切文艺作品的时候，周谷城等人却搬出了这一套和毛泽东文艺思想针锋相对的理论，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青年们的警惕。

周谷城主张文艺作品要体现这种各阶级思想“汇合”的时代精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为文艺作品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争取合法地位，就是提倡一种阶级调和论和矛盾融合论。如果按照他所说的不同阶级的思想永远不可分离地“汇合”、“杂凑”在一起，既没有斗争，也永远不能转化，那么，体现在文艺作品中，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就可以同时并存，用不着去反映无产阶级思想怎样战胜资产阶级思想了。而结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影片《北国江南》不就是生动的证明吗？在影片里支部书记吴大成与以所谓富裕中农董子章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始终没有展开过真正的交锋，董子章的资产阶级思想始终没有得到改造。这不是宣扬阶级调和、矛盾融合，又是什么呢？这难道是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吗？拿这种文艺作品来教育我们青年，又会把青年引向何处呢？

今天，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时代，但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艺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必须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我们青年要阅读的文艺作品，正是这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革命文艺作品。对于那些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体现什么资产阶级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精神的文艺作品，诸如《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等，必须予以抵制，进行严肃的批判；而对于作为指导这种文艺创作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文艺理论，更必须提高警惕，坚决反对。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今天，只有反映无产阶级伟大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的作品，才是真正反映了时代精神的作品。像《红岩》《创业史》《李双双》……就是这样的作品。我们青年欢迎这样的作品，并且衷心渴望在文艺作品中塑造出像雷锋、欧阳海、周明山、董加耕……这样一些先进人物的形象，充分体现出我们这一时代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以使我们青年通过这些作品，受到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和鼓舞，使我们青年，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能够更加坚定地走革命化的道路。是否反映了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就是我们判断革命文艺作品的一个标准，也是从与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辩论中得出的一个结论。

只有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品，才是人民和青年所需要的

革命的文艺，作为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必须大力塑造我们这一时代体现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正面典型，这也是文艺创作表现时代精神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时代精神主要是从文艺作品的正面典型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在我们这一时代，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从工农兵群众中涌现了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他们是时代的主人，他们的精神、思想、品质正是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在文艺作品中把他们作为正面典型塑造出来，就最能教育和鼓舞广

大读者，发挥无产阶级的精神原子弹的作用，从而推动历史前进。我们青年从革命文艺作品中接受教育，最主要的也就是向作品中作为英雄人物的正面典型来学习。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以及雷锋、欧阳海，早就教育了广大青年一代，他们的名字深深铭记在青年的心里，永远鞭策着青年们不断前进。特别是雷锋的出现，他的英雄事迹立刻到处被人传诵，千千万万青年投入学习雷锋的运动，雷锋式的青年到处涌现，使我国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达到了新的更高的境界。从广大劳动人民和青年的需要来看，从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方向来看，都要求文艺作品突出表现工农兵英雄人物，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角，让这些正面典型占据文艺作品的主导地位。因此，把创造工农兵正面的英雄形象，作为革命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这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

但是，以邵荃麟同志为代表的一些人却反对这样的主张。他们找出种种借口，贬低写英雄人物的重要性，而把“写中间人物”作为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来倡导。他们认为，文艺创作要反映社会矛盾，而“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因此要集中笔力“写中间人物”；他们还认为，“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应当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

什么样的人是“中间人物”呢？按照邵荃麟等同志的解释，范围似乎十分广泛，但实质上无非是指劳动人民中，特别是农民中动摇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是先进人物与落后人物之间的人，是不革命但又并非反革命的人物，是“自私自利”、“灵魂卑琐”、“无利不起早，见利盼鸡啼”的一些人物。总之，是所谓一群“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

很明显，在我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绝不是这样的什么“芸芸众生”；特别是在我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坚决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跟着党走，因而成为党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对象，更不是这样的什么“芸芸众生”。那么，这种动摇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充满了旧的“精神负担”和“阴暗心理”的“中间人物”，只能是属于反动阶级或者受反动阶级影响很深的人，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着的必然是资产阶级思想，而绝不会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他们的思想、品质，他们的精神状态，绝不可能代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时代精神，在他们身上也绝不会集中表现出当代的时代精神——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他们对这种人物如此感到兴趣，无非是企图暴露我们社会的所谓“阴暗面”，往工农兵群众脸上抹黑。而把这种人物大量反映在文艺作品里面，只能是对我们这一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极大的歪曲。根据这种暴露人民，暴露社会“阴暗面”的主张写出来的作品，也必然只能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用这种“中间人物”来教育和影响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究竟把广大读者要引向何处去呢？

文艺作品当然是要反映社会矛盾的，反映矛盾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矛盾朝着革命的方面转化。在当代就要反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反映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目的是为了“兴无灭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比如，在《李双双》里，反映了李双双和喜旺的矛盾，是要促进李双双身上的集体主义思想的成长，加速喜旺身上自私自利思想的灭亡。在《年青的一代》里，反映了林坚、萧继业与林育生的矛盾，那是要发扬“为千百万人的幸福而斗争”的共产主义思想，加速“为个人幸福而奋斗”的个人主义思想的灭亡。同样，在《创业史》《槐树庄》中，着力反映了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的矛盾，也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加速资本主义力量的灭亡。这样，在文艺作品中，就不能不着重描写新事物如何战胜旧事物、社会主义力量如何战胜资本主义力量、无产阶级思想如何战胜资产阶级思想。总之，这就不能不着重描写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不着重描写站在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矛盾、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

如果一味强调写“中间人物”，排除了新旧事物的斗争，排除了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的斗争，不去大力描写站在矛盾主要方面的英雄人物，又怎么能表现出矛盾朝着有利于革命方面的转化呢？试想：假若在《创业史》中，没有塑造出代表社会主义力量的梁生宝，在《李双双》中没有塑造出具有集体主义思想的李双双，在《槐树庄》、《年青的一代》中，也没有塑造出闪烁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郭大娘、林坚、萧继业这样一些正面典型，又怎能促使梁三老汉、喜旺、李满仓、林育生等这样一些“中间人物”得到改造和转变？如果在我们社会主义的革命文艺中，充满了朝着自发的资本主义道路和个人主义泥

坑滑下去的人物形象，而正面的英雄人物却不突出，不占据作品中的主导地位，那么，这对于青年读者究竟会起着什么样的教育作用？影片《北国江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整个影片一二十个人物，都是所谓“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找不出一个代表社会主义力量的英雄人物。因而它虽然也企图表现出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的“矛盾”，然而正像广大观众所批判的，人们在影片里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丝毫也看不出社会主义力量的坚决反击乃至胜利。影片表面上好象解决了矛盾，实质上矛盾根本没有得到解决；表面上好像写了“阶级斗争”，实质上却宣扬了阶级调和。这样一部“写中间人物”的文艺标本不仅对广大观众没有教育意义，相反，只会起着有害的作用。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要反映社会矛盾，就要集中笔力“写中间人物”的说法，绝对不是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促进矛盾的革命转化，恰恰相反，正是从阶级调和的观点出发，努力保持旧事物（资本主义力量、资产阶级思想）免于灭亡。

主张用“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的目的，说穿了，无非是企图用充满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物来腐蚀青年读者。他们打算用“中间人物”来代替英雄人物，用“中间人物”的精神面貌，来改造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这就显然不是能否教育“中间人物”、促进现实生活中的“中间人物”向先进转化的问题，而是排斥了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和青年，使无产阶级文艺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文艺，从而占领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的问题。

在与邵荃麟等同志的“写中间人物”问题的大辩论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文艺作品中歌颂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还是竭力鼓吹“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不仅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尖锐的反映，也是我们在阅读和欣赏文艺作品时区分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的又一个标尺。我们应该提高自己的识别能力，用正确的标尺来鉴别文艺作品，从而决定取舍，表示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抵制。在今天，只有塑造了真正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品，才是我们所需要和欢迎的。我们应该热爱像《红岩》、《董存瑞》这样洋溢着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的作品，并且自觉地向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学习。我们应该抵制像《三家巷》、《苦斗》和《早春二月》那样歪曲了时代精神的作品，并且注意批判其中的错误倾向，从而自觉地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促进自己的革命化。

青年要阅读的是革命文艺作品，青年阅读文艺作品，是为了振奋革命精神鼓舞革命斗志从事革命斗争

文艺战线上的这场论战，对我们广大青年来说，的确是一堂阶级斗争的极为重要的课程，是一堂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课程。那么，我们青年究竟从这场论战中学到些什么呢？

首先，它使我们进一步明确和端正了阅读、欣赏文艺作品的目的和态度。从这场文艺大辩论中我们进一步懂得了：一切文学艺术，从来都不是业余课余单纯寻找娱乐的消遣品，而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教育人民和青年的武器。我们阅读文艺作品的目的，就是从文艺作品中接受革命的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从而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也就是说，阅读文艺作品就是为了促进自己的革命化，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采取单纯消遣的态度去阅读文艺作品，不仅达不到这个目的，而且往往分辨不出作品的好坏，读了有毒的书也茫然不觉。有的青年在阅读文艺作品时往往把很大的兴趣倾注在那些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或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作品上，而且还认为这种作品“好玩”、“有味儿”。他们不懂得，任何文学作品都以一定的阶级思想来影响读者。你说你主观上是为了“消遣”，实际在客观上你已经受到作品的思想影响。不是有不少青年看到批判《北国江南》、《三家巷》、《苦斗》就大吃一惊，奇怪自己当时没有看出问题吗？这除了识别能力和思想水平的限制外，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抱着单纯“消遣”态度去欣赏，不肯用鼻子多嗅一嗅，开动脑筋多想一想。没有正确的读书目的，一味追求“消遣”，就是阅读革命的文艺作品也不能很好地吸收革命的思想感情，甚至还会把书中的原意理解错了。其实，有些青年沉溺在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古典文艺作品里面不忍释卷，已经不完全是为了“消遣”，而是对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与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发生了深深的共鸣。也就是说，他们虽然生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却偏偏要往后看，硬要从旧社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中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他们不了解，前一代青年中有些人曾经受过这类文学作品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消极的颓废的思想影响，中毒很深，以至于就在他们参加革命之后，仍然成为他们思想改造和前进途中的拖累，必须不断地加以批判和清算。那么，今天，当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大武器作为指导思想的时候，我们这一代青年，就没有任何理由再重蹈他们曾经走过的弯路，而必须端正自己的阅读目的和态度，学习用正确的思想武器来分析、批判这类作品。当然，对于广大青年来说，在选择文艺作品时，首先应该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作品作为自己的良师益友。而阅读这种革命文艺作品的目的，也是为了振奋革命精神，鼓舞革命斗志，有助于把自己锻炼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坚强的革命接班人。

其次，它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文艺领域阶级斗争新的特点，提高了我们识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文艺作品是以生动的形象来感染人的，它所宣扬的究竟是哪个阶级的思想感情总是蕴藏在具体的形象之中，有时不是那么容易识别出来的。而在无产级阶专政的我国，公开地反对社会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标榜文艺要为资本主义服务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会马上遭到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于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就采取了更为隐蔽更为巧妙的方式来反对社会主义，使我们在阅读文艺作品时不知不觉中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他们或者千方百计地为资产阶级的文艺争取合法地位，排挤社会主义的文艺；或者改头换面，把资产阶级的文艺加以伪装，当作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来鱼目混珠。明明在宣扬阶级调和，却偏要喊上几句“阶级斗争”的口号；本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却要把他装扮成“追求进步”、“关怀人间不幸”的“救世主”。这样一来，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的特点。何者是香花，何者是毒草？也就更不那么容易一下子为人们所识别。但是，通过这场文艺论战，却使我们青年懂得了明辨是非的必要。我们应该坚决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对任何文艺作品都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判断。在我们阅读文艺小说或看戏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完全有必要用鼻子嗅一嗅，开动脑筋想一想：这部作品是否反映了我们这一时代的时代精神？作品歌颂的是什么样的人物？宣扬了哪个阶级的思想感情？总之，要思考思考，究竟它是鼓舞斗志、振奋人们革命精神的作品；还是涣散斗志，腐蚀人们的心灵，引导人们不革命乃至反对革命的作品？从而最后鉴别出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

最后，这场论战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要善于识别香花和毒草，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文艺腐蚀的能力，首先必须加强自己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很难设想，一个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人，会一眼识破《北国江南》在宣扬阶级调和。也很难保证，一个思想感情不大健康的人，能够不对《早春二月》发生某种程度的共鸣。因此，只有加强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努力促使自己革命化，使自己从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抵制资产阶级文艺的侵蚀。

目前，文艺战线上的这场论战还正在深入开展，它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进行思想改造的一个课堂。我们青年要积极关心这场论战，从其中吸取值得学习的东西，更好地促进自己思想上的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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