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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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考略

吴敏  南方文坛 2018年4期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不仅是由群星闪烁的作家作品组成，同时还包括了文学观念和思想的回旋推进、文艺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显在的明文规定的体制和潜在的“不成文的规矩”、文学报刊书籍的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此外，接连不断的文化大运动，也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冲击、摇晃、左右着文学的演变轨迹，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历史中那些内耗性、创伤性、破坏性的大运动。阅读和梳理这些文化运动的史实，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实际上已成为相当困难的事情。一方面，文化运动材料的阅读和理解本身让现在的不少读者恍若隔世、味同嚼蜡，另一方面，残留的史实和亲历者的回忆，又可能让这些运动的枝枝蔓蔓、大问题和小细节发生变形，留下的是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困惑和雾锁重林般的空隙。绕道而行或跳跃飞过或者闭眼睛，当然不是不可以，然而，在分析一些具体文学现象时，这些运动的影子又不时地梦魇式地跳出来，干扰并刺激着读者的视线。

1950年代中后期针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大批文化人的反右运动就是这样一个绕不过的历史现象，影响着这一时期以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代作家的命运以及现代文学历史的研究。《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被视为文艺界反右运动的理论总结，是周扬继《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1942）、《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1951）、《我们必须战斗》（1954）等文章之后，批判调子高、涉及面宽的一篇文章。本文试图以此为焦点，简要梳理这个文本的成型以及与文本相关的一些史实，用以透视文艺界反右运动所纠集的多方面关系。

一、文本的生成：集体之作

发表于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和3月31日出版的第5期《文艺报》上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是周扬根据1957年9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的讲话改写而来。从周扬的口头讲话到正式发表，中间经历了五个多月，文本也进行了很大的变动。

1957年9月16—17两日举行的批判丁玲、陈企霞会议，规模很大，参加者有一千三百五十多人。9月27日的《人民日报》以《文艺界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获得巨大胜利》为题报道了相关消息，同时登载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的长篇讲话稿，《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正是周扬这次讲话的修改稿①。其中，“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大帽子，不单是周扬讲话的基本定调，同时也是陆定一等人讲话的前提性观点，而此前一个多月的8月7日《人民日报》上已经使用“丁陈反党集团”的大标题了。

周扬的“讲话”修改成《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经过了多人之手，包含了很多人的声音，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声音。

周扬将自己的讲话稿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送给毛泽东，1957年10月31日，毛泽东与周扬谈话；周扬修改后于11月20日又送给毛泽东审阅。11月24日，毛泽东回信说，稿子应印发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毛泽东又特别补充说：“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②1958年2月16日，毛泽东再次与周扬谈话。周扬改完后，毛泽东于2月24日和27日又作了两次修改，加写了一些段落，第二天即2月28日，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毛泽东写的批语和修改的六段文字，现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就是说，从周扬1957年9月16日的讲话到1958年2月28日文章发表期间，毛泽东至少跟周扬面谈了两次，给周扬的书信和书面修改至少有三次，而周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修改也至少有三次。读者现在可以看到的毛泽东具体修改的文字虽然只有七百字左右，但他与周扬多次交谈的用意和观点应该渗透于整篇文稿，他同时还是这篇文章的最终定稿者。可以说，毛泽东是这篇文章的灵魂人物，是没有署名的核心作者之一。

周扬的文稿发表时，标题从《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改成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同时还特别标注“和文艺界的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之后写成。”那么，周扬与哪些“文艺界的同志”交换过意见呢？邵荃麟说：“在57年冬天一个下雪的早上，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和我……带了很多材料到了西山八大处作协休养所去集体讨论修改。头一天上午由周扬讲了一个轮廓，内容很多，中心意思是这篇文章……由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三个人分头写初稿，然后由周扬综合修改。……搬到万寿山饭店，在那里改了很多天。”③所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里还应该有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和邵荃麟的声音。

周扬、毛泽东、林默涵等都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有据可查的作者，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应该存在一些“隐含作者”，有些段落与同时期发表的文章有较为明显的相似性。譬如，《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第一段：

在全国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文艺界揭露和批判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及其他右派分子，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是大非之争，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之争。这场斗争，是当前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

而在此之前的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第一段是：

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文学艺术界揭发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江丰、钟惦棐等人的反党活动。这是一场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必将在文艺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外，发表在195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上的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事业》的第一段是：

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我国当前文艺战线上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按它的实质说来，就是文艺工作中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就是無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已有一段漫长的历史，而在最近时期，特别是近一年来表现得特别激烈。从目前全国范围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它已明显地构成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以及党和全国劳动人民向资产阶级右派坚决反击的一个部分。它是文艺战线上一个你死我活的斗争。

大致可以说，《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第一段是《人民日报》社论和钱俊瑞文章第一段的组合、拼贴和综合，“反党集团”“资产阶级右派”和“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文艺战线上大是大非之争”这些结论性、定论性的观点和两两对立的表述方式，相似度很高，钱俊瑞文章第一段的用词更为猛烈。

另外，《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有些细节文字和材料引用也与当时的文章类似。譬如：

右派分子妄想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这时，正像李又然形容的，丁玲的眼睛都因为高兴而发亮了④。冯雪峰的情绪也从来没有这样兴奋，他说“洪水冲到了大门口”。他鼓动一切对党、对人民政权心怀不满的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用“狂风暴雨”式的“大民主”来反对党和国家的领导。连一向不大过问世事的陈涌也说：“大变动的前夜到来了。”

而钱俊瑞《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事业》里有这样的文字：

……加上去年的某些国际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使他们更加冲昏头脑。于是陈企霞就估计：“匈牙利事件后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了；冯雪峰就认为“人类没有希望”，“洪水快要冲破我们的大门”，而且号召人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了。这个反党集团的一个颇为剽悍的骑士陈涌，竟然喊出“大变动的前夜到了”！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还摘取了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上的长篇文章《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中的大段内容。至于其中一些具体观点与同时期文章的相似之处，就更多了，譬如陆定一1957年6月1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邵荃麟的《文艺上两条路线的大斗争》、刘白羽的《丁玲不止一次向党进攻》、许广平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活动》、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上的《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何其芳的《冯雪峰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等，《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与这些文章的内容和措辞，有很多重合的部分。这些“高度相似性”，显然与周扬等人当时“带了很多材料”去西山八大处讨论修改的情形相关，但同时也可以说，《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实际上可以视为一种集体写作，从政界最高领导阶层的毛泽东、邓小平等，到文艺界最高领导阶层的周扬、钱俊瑞、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张光年等，都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甚至很难斩钉截铁地作出“周扬是这篇文章的核心人物”或“核心作者”之类的断语，因为周扬必须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指示进行构思、撰写和修改，而诸如《人民日报》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一类的文章对于文艺界右派问题定调、定性类的文句，都应该出自最高政治领导阶层⑤。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里，已经将“右派”与“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等表述直接联系起来了。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运用了比喻、比拟、反语、反讽、排比等修辞手法和挖苦、嘲笑的口气，在庄重的言辞表述和谐趣的修辞方式中将丁玲等人推向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对立面”，譬如，“因为他们力争鸣放，发了狂了，恨不得一口气吃掉共产党。他们完全不讲道理了。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宪法，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右派即反动派高兴的是共产党眼看垮台，资本主义可以复辟了。革命派高兴的是牛鬼蛇神大队出笼，有机会灭掉它们了。”——这些是毛泽东加写的句子。⑥

二、周扬的讲话文本与反右运动

以及1957年前后的丁玲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点了二十多个人的名字进行批评，而重点批判的是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尤其是丁玲和冯雪峰。在1957年前后文艺界反右运动的过程中，周扬对丁玲和冯雪峰的态度、认识和判断是跳跃性的，是翻云覆雨的，這种跳跃性与当时整个反右运动情势的起落、突变状况直接相关。

1957年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其核心之一是清理、清除、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思想依附问题。这个问题，在1920年代中后期革命文学倡导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到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已经非常突出。毛泽东将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纳入整个社会、国家政治的格局中进行思考，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系列文化批判运动，诸如《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文艺报》的批判、胡适思想的批判、胡风思想的批判等，最主要的批判名目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以及从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问题”所延伸出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1957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一方面讲述团结争取，另一方面又强调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等人开会，严厉批评《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会议时间持续了四小时三十五分钟。毛泽东说：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⑦

但是，这种重心偏于“松”“放”“不能紧”“不能收”的政策在一个月后的1957年5月中旬很快就转移了，因为形势发生了突变，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发生了突变。按照中国作协秘书长张僖当时的感受来说，1957年上半年，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全党开门整风，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一再动员“大鸣大放”，《人民日报》发表葛佩琦言论还没什么动静，到章乃器、罗隆基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谈“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等问题的时候，“事情才起了变化”；《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全国形势立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本来是号召群众向党提意见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向党“进攻”的右派“反击战”；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各地的反右斗争逐步升级，“大鸣大放”变成了大揭发大批判。⑧

《事情正在起变化》是毛泽东写于1957年5月15日的文章，作为党内文件6月12日印发至全党干部，是1957年由整风转向反右派运动的一个标志。毛泽东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审定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l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这天晚上九时半，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整风“反右”问题。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修改讨论后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6月29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7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部署下一步整风运动。

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1957年5—7月政治形势和中央行动策略的突变。而在7月2日，又爆出了一桩突发性事件。这天晚上十時至十二时，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听取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通报苏共中央全会的情况，得知《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阴谋集团的决议》，凌晨，刘少奇打电话告诉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前一年即1956年10月匈牙利所爆发的大规模社会动乱事件，毛泽东等曾多次提及，这一次苏共中央宣布马林科夫等为“反党集团”的决议更进一步刺激了中共对于右派问题的看法。于是，对反右运动的性质、方式、右派分子的人数、各个领域里的右派等，都大大地增加了砝码。7月4日，邓小平作关于整风反右问题的报告说：这次反右斗争比以往任何一次政治思想改造运动都深刻得多，是一场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7月8日，邓小平谈下一阶段整风反右运动时说：一方面对右派要狠，来不得温情主义；另一方面必须充分揭露事实，坚持说理原则，防止简单粗暴的方法⑩。8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1112月3日、4日、5日、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对民主党派、高等学校、文艺界和出版界的右派分子处理问题。

政界对于整风运动和右派问题看法的突变和定性，由“放”改为了“收”，由“松”转成了“压”，这些做法直接影响了中宣部、作协党组对于丁陈问题的定性批判和情感态度，直接导致了丁陈事件的根本性扭转。

周扬与丁玲之间的恩怨纠葛时间长，原因比较复杂，而1957年两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丁玲被打成右派的情形，直接起源于1955年的“丁陈反党集团”事件。关于1955到1957年丁陈事件的来龙去脉，徐庆全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李向东和王增如的《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以及《丁玲年谱长编》等著作，综合了多种材料，有较为全面、翔实的材料展示和细密的事件分析。简单说起来，大体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检查《文艺报》问题、揭露胡风集团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1955年6月，作协党组成员康濯向作协党组副书记兼作协肃反运动“五人小组”组长刘白羽反映丁玲和陈企霞的问题，刘白羽和作协党总支书记阮章竞共同署名写材料给中宣部；7月25日，中宣部部长兼中央肃反领导“十人小组”组长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不仅谈到丁玲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极严重”以及丁玲与胡风集团的关系，同时还说冯雪峰“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关系极不正常”。当然，康濯的信、刘白羽和阮章竞的材料、陆定一的报告，身为作协党组书记兼中央肃反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周扬不可能不知晓。由“匿名信”事件而查出陈企霞的问题后，8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开始集中批判丁玲、陈企霞。9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第十五次会议，周扬和刘白羽发言，将丁玲、陈企霞冠名为“反党的联盟”“反党集团”，同时说罗烽、舒群、白朗“有不正常的小集团关系”。周扬组织起草、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央，被批准。这是1955年的基本情况。由于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和“双百”方针的实施，1956年6月，由另一位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负责重新审查丁陈问题。丁玲写《重大事实的辩正》《辩正材料的补充》以及对周扬的意见等材料。中宣部写《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基本否定了1955年报告的主要观点。1956年底，周扬召开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检讨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1957年1—4月，在周扬主持下，作协党组写《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等，认为丁陈“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1957年4月，周扬特地到《文艺报》编辑部，要主编张光年找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写稿，说“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团结”。5月17日整风动员大会上，新上任的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根据周扬的指示，说1955年对丁陈“斗争过火”，宣布“丁陈反党集团”的帽子应该去掉。6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纠正“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错案，会议气氛激烈，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周扬和刘白羽身上，周扬在会上也说自己“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很不应该”。但是，6月8日以后，情况发生了突转，按照张光年的说法，“后来反右派，斗丁陈，是完全出乎他（周扬）的意料之外的”1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审定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同时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关于作协党组1957年6月的会议以及在此前后周扬态度的急剧转变，包括陆定一、邵荃麟、刘白羽等人态度和观点的突转，洪子诚《材料和注释：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利用邵荃麟、张光年、冯雪峰“文革”时期所写的材料，并参照郭小川日记，对当时的一些争论、观点分歧和事情演变脉络进行了相当翔实细密的史实梳理。还有些回忆材料叙述周扬对于丁陈问题有时“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有时又“很巧妙，很策略，令人困惑”的情形13，“在胡风、丁玲问题上，周扬摇摆得厉害，真是东倒西歪、左顾右盼。……周扬的发言，那真是上纲上线、咄咄逼人。”14周扬那时多次对张光年说他们是“在夹缝中斗争”。15但相关的回忆录和研究还较少关注和仔细梳理周扬等人的突转、有时强硬有时模糊、时左时右的态度与更高领导阶层的放/收、讲理/狠、争取中间派/打击极右派等“谋略”之间的关系；对丁陈事件与陆定一和邓小平的指示之间的关系，还关注不足。

丁陈事件的突转与陆定一的指示有着直接关系。郭小川1957年6月8日和14日的日记记录了陆定一的说法：

（6月8日）到白羽处，陆部长找白羽谈了话，陆说要有韧性的战斗，人家越叫你下去，越不下去！他认为周扬没有宗派主义，人们太不注意这是一场战斗，文艺方向的斗争，他认为，丁陈斗争要继续，不要怕乱。

（6月14日）三时，到白羽处，上午他同荃麟一起见了陆定一同志，定一同志坚持地认为丁、陈是歪风的代表，主张展开一个斗争，坚决把文艺界整顿一下。五时，荃麟走了，因为丁玲找他，白羽又同我谈了好一阵荃麟的缺点，他似乎认为荃麟有些折衷，态度不鲜明，说到这时，我也有此感觉。……今天很兴奋，对丁、陈问题的处理有个眉目了，我一定迎接这场暴风雨。我把丁、陈看成党内的右派。我一定准备意见去迎击他们。16

从郭小川日记的语气和事情关系来推测，1957年6月8日这一次大概是陆定一向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布置继续斗争丁陈的工作任务，并说明这是一场“文艺方向的斗争”；6月14日这一次，或许是因为邵荃麟和刘白羽、陆定一交流时，邵荃麟对丁玲问题有所犹疑，所以，“定一同志坚持地认为丁、陈是歪风的代表”，“坚决把文艺界整顿一下”，这一次交谈也使得正在执笔写丁陈事件报告的作协党组秘书长郭小川把丁陈“看成是党内的右派”。郭小川的日记还记录了陆定一6月16日、17日对于“右的潮流十分猖獗”和丁陈问题的说法。在此之前的1955年7月，署名向中央写《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的正是陆定一，1956年和1957年年初准備给丁陈平反，陆定一也完全知晓。那么，1957年6月8日以后，陆定一“坚持地认为丁、陈是歪风的代表”，使得郭小川“把丁陈看成党内右派”，难道是受他的下级、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影响和左右吗？应该说不是，至少不直接是，也不主要是。

陆定一态度的转变，应该说，与中共中央对于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对于知识分子政策、对于右派问题态度的转变直接相关。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认为最近“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后，接连数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陆定一都参加了，并与毛泽东就整风问题多次往来，譬如1957年5月16日晚，陆定一参加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的分析整风鸣放问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李维汉、吴冷西，属于最高政治等级的会议；5月17日，陆定一向毛泽东汇报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通电话的情况；6月6日毛泽东阅读陆定一报送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6月10日，陆定一参加毛泽东主持的讨论整风反右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7。1957年5月中旬到6月初毛泽东主持的这几次最高政治领导级别讨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会议，周扬都没有参加，也没有“资格”去参加。同时，6月8日以后，丁陈问题如何处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讨论，而是由陆定一直接向中央书记处请示18。所以，陆定一对于丁陈是“歪风”、是“右派”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央最高政治领导集团对于右派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陆定一的看法，很显然地会直接影响到周扬的态度，因而周扬在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再次说到丁陈问题时，相对于此前的观点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19，“评价和口吻都改变了”20。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陆定一受周扬看法的影响而抛出丁陈呢？譬如说，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时提到多个领域里的右派，包括“文学艺术界的右派”，5月16日晚陆定一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得知“转向”的谋略后，下来跟周扬商量文艺界右派问题，周扬提出丁陈是右派而陆定一同意，并实施“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阳谋”21，陆定一向刘白羽、邵荃麟等作协党组成员布置工作任务时强调“丁陈是歪风的代表”“坚决整顿文艺界”，——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这当然是一种推测，推测的目的是想要分析周扬在1957年丁陈被判为右派问题上的作用力。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在没有进一步的材料证实之前，还很难推测这种可能性的程度。但是，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大，都不能说周扬是1957年丁陈被打成右派的罪魁祸首。换言之，丁玲被判为右派，绝不单单是某一个人的“权力”。

除了陆定一对于丁陈问题的具体指示，本文在这里还想再引用《郭小川日记》里的几条记录，来说明来自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对于文艺界整风运动的介入、指导和要求。

（1957年）7月3日：周扬传达了一下小平同志的意见，他认为现在对右派勇气不够，方法不够。时间要延长，斗争要坚决展开。要各单位排排队，作出计划来。7月4日：荃麟传达了小平的报告。一起商谈了一下方针和步骤。7月5日：今天的扩大的党组会，讨论《文艺报》社论和反右倾斗争。……荃麟传达了昨天小平同志的报告。7月13日：白羽简单地说了一下昨晚小平同志召集的会议上的情形，小平同志非常强调说理、驳倒右派，斗争要狠。7月16日：开整风领导小组会议……先汇报情况，然后由荃麟传达小平的报告。7月26日：……中央书记处又批评了文艺界搞得太慢。8月2日：据说，定一同志请示小平同志，他主张后天就登报。8月10日：昨天晚上，总理和小平同志召集文艺界同志谈了反右派斗争问题，认为斗争已展开，很多大鳖鱼浮上来了。……最后决定紧接着就展开对雪峰的斗争。现在是要扫清外围，然后进一步揭露丁玲及其小集团。8月15日：内外各单位参加大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默涵再一次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意见。10月12日：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风的报告，讲了七个问题，突出的印象是右派分子原则上一律开除党籍。10月16日：讨论对丁、陈集团的处理问题，周扬同志走了半小时（到小平同志处），回来后由他主持讨论到十二时。22

郭小川1957年日记里记录的邓小平关于“对右派勇气不够、方法不够”、“各单位排队”、“强调说理，驳倒右派，斗争要狠”、“文艺界搞得太慢”等指导和批评，以及周恩来、邓小平与文艺界人士商谈冯雪峰和丁陈的右派问题，都可以看出丁陈冯问题是完全处于中央反右工作的脉络之中。1957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向周扬等人讲述整风反右问题时说：“右派趁共产党整风，从统一战线内部发起一场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大家必须认清矛盾的性质，坚决予以反击……极右分子是同我们坚决作对的，所以毛主席说：不得温情主义，否则就是阶级立场不稳。”23彭真、邓小平等人的这些看法，还有陆定一对于丁陈问题的态度和观点，显然是在贯彻毛泽东对于右派问题的指示，与《事情正在起变化》等一系列反右指示的基本观点相同步，相一致。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里，肯定会带有周扬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的个人色彩和个人私情，从而将丁陈和反右事件进行变形和扭曲，但总体的大观点和大判断，与同时期政界对于右派的基本观点和判断，诸如“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其实大同小异，这就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里的一些核心观点为什么会与同时期的社论和其他文章非常相似的根本原因。

因此，《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不仅是一份集体之作，同时，1957年前后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也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集体行为。

三、“大辩论”的余波

关于1957年前后的反右运动，有现代历史的研究学者从国际环境、最高领导者的思想认识、思维惯性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作了分析24。具体到文艺领域里，在“斗争要狠”“不得温情主义”“搞得太慢”追求“战果”的指示和群众运动中，几乎所有寻常的话语和事件都发生了形变，几乎所有原来所预设的正面意义都发生了扭曲。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把这样集体性的文艺界反右运动的矛头聚集在周扬个人身上呢？在1957年的那场运动中，周扬是公报私仇、清除异己、宗派主义、权欲膨胀、争夺权位分配、亦步亦趋、媚上压下、仗势欺人、人性阴暗、性格缺陷……吗？

这样的问题，当然很难简单作答。黎辛说：“周扬由于陆定一的全力支持，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发言权与决策权是超乎寻常的大的。……在延安时期，文艺界中有谁比丁玲与艾青更被毛泽东主席重视呢？又有谁赶得上冯雪峰受张闻天与周恩来的信任呢？周扬划他们为右派没商量，周扬主持文艺战线划右派的会议，说一句‘划吧！‘应该划几个字，就决定文化艺术界全部大右派的命运，根本没说过‘请示上面，这个战线会在中宣部教育楼小會议室开，我是参加人之一。”黎辛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在反右斗争中，被批斗的人都是周扬与他身边的人提出来的，没有一个是毛泽东提出来的。”25黎辛是运动的亲历者和受害者，他的文字是认识历史的宝贵材料，但亲历者有时也会受个人见闻和情绪的限制。这一段文字就存在着可以商榷的问题：既然丁玲、冯雪峰是毛泽东、周恩来最为信任的文艺人，那么，周扬完全不“请示上面”而对之重重挞伐，岂不是对最高领导者的公然冒犯？多年的“为官者”周扬焉能不谙此道？所以，黎辛的这段文字，对反右运动中的周扬与陆定一、与邓小平、与彭真以及中央书记处、与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的工作关系，对文艺界的反右与当时整个反右运动的关系，对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等问题，可能还估计不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周扬确实又是文艺界反右运动最重要的执行者、指挥者、组织者、决断者、批判者，其报告和文章几乎纠集了当时“文艺界最主要的矛盾”，他与中宣部和作协的同事一起，直接面对和处理了绝大部分的具体事务，众多文艺人及其家人的命运在“划”与“不划”的言谈中被轻而易举地“秒定”。在缺乏权力监督和权力限制的体制中，在保住个人乌纱帽、稳定个人权位的心理、追求轰动的“战绩”、服从领导的党性，以及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自视为名正言顺的思想逻辑中，在群众运动惯性力量的支配下，周扬确确实实在这一时期、在反右运动中迷失了个人的灵魂和良知，加深了人格的扭曲和变异。

复出后的周扬对1957年前后文艺界反右运动进行了反省。1979年11月1日，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的主题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中讲到了反右问题，不点名地对“我们一些担任文艺领导工作的人”进行了自我批评。或许是因为小组讨论时有人认为周扬报告“说得太轻松”，而11月8日丁玲在大会发言时又说及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因而，11月11日，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闭幕式发言时再次说及丁陈事件。他这次不是作报告，而是自始至终地讲了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在场的作代会简报组组长束沛德记录了周扬的讲话要点，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文学翻译者屠岸也做了记录：

两件事我说一下。一、丁陈反党集团；二、丁玲右派问题。……我有没有责任、错误？有。……我在这里向丁玲同志、陈企霞同志，表示道歉（全场鼓掌）。我对不起他们。……但我说一下，没有小报告，一切都是在中央领导下搞的，但我不推诿。我们有责任，因为反映情况就不准确。……我一样，有责任。写了报告，这报告就不对。没有造谣，但看法不对，有左倾情绪。有左倾情绪就不可能看得正确。到1956年，作协已经感到反党集团不能成立，邵荃麟同志就提过了，但反右来了。绝大多数都搞错了，把丁玲划成右派。我写了一篇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这文章还要在我的文集中收进去。加了一点说明，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面貌。……

我不仅要向丁、陈道歉，还要向更多的同志道歉，包括冯雪峰、陈涌、秦兆阳、罗烽、白朗……我在这里再向这些同志认真诚恳地道歉。……把思想问题当做政治问题来搞，是个严重的问题，今后绝不能再这样搞。26

但是陈明说：“丁玲一直到死，都没有听到周扬说一句道歉的话。”27

周扬多次说及要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收入自己的“文集”，“谈起保留历史原貌的编辑方针，并且具体地谈到《大辩论》这样的文章都要原样收录，另加附记。”28周扬说，他不认为自己的东西有学术价值，但作为半个世纪的影响，是个客观存在，可以给后人了解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发展留下一点研究资料，因此“文集”的整理要忠实地反映历史，尽管此文“点名批判的人太多了”，他心情沉重，但他仍然明确地表示要选入“文集”。由于1983年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所引发的风波，文艺界有的领导同志担心“翻腾旧账”“不利于团结”29。“文集”编辑组组长马良春和周扬秘书露菲到医院直接向周扬说明这篇文章最好不要选入“文集”，周扬还是觉得应该入选，认为这样做实事求是，同时提供了对反右运动再认识的机会，但在病榻上的他最终服从了编辑组的意见，文章没有入选《周扬文集》。30

从30年代到60年代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周扬在诸多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处于关节和关键的位置。说及1957年前后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很多人跳在脑海里的印象或词汇可能就是“整人的周扬”“文艺沙皇的周扬”“权欲的周扬”“仕途的周扬”“决定文化人生死大权的周扬”等。如果将文艺界的反右运动视为某个“个体”操纵的结果，将浮在表层、立于明处的“个体”周扬当作历史的替罪羊，将一场大运动归结为某种阴暗人格的谴责，则不仅是对历史的简化，而且是对这一段文学历史的轻侮。当然，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应该从具体的“个体”开始，应该透过个案的深细研究去透析时代的灵魂或幽灵，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去触摸浑然的历史景象，但很多年过去了，如果我们的思路和视线仍然主要盘旋于某一个“个体”，而不是众多的“个体”以及众多“个体”之间的交流碰撞所构成的历史场域和社会力量，那么，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就可能是止步不前的。

【注释】

①1957年8月18日出版的第20期《文艺报》以《文艺界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为题，刊登了周扬、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在7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纪要，其中的一些内容也融入了后来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文章。

②毛泽东：《对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656-6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③洪子诚：《材料和注释：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

④《李又然是反党丑类的帮凶》里有这样的文字：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国际上出现的一股反共浪潮，给了他们很大鼓舞；李又然说：“时机到了。”又说：“丁玲的眼睛都充满了快乐。”（《人民日报》1957年9月4日）

⑤毛泽东曾写信提示主管文艺界反右问题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看这篇社论（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2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另外，新文艺出版社以《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为题，收录了报纸期刊上有关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文章148篇，于1957年11月出版。可见，这篇社论具有“纲领性”的地位。

⑥毛泽东：《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的批语和修改》，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93—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4卷，1629-16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⑧张僖：《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87-8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⑨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469-4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⑩杨胜群、闫建琪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1377-14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117逄先知、馮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194、158-1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12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张光年谈周扬》，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13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载《百年潮》1997年第3期。

14秦川：《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2期。

15李辉：《与张光年谈周扬》，收入《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69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16《郭小川全集》第9卷，116-1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8李之琏：《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

19黎辛：《关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反右派斗争及其它——〈黄秋耘访谈录〉读后》，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183页。

20参见王增如、李向东编：《丁玲年谱长编》（上），389—39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1涂光群：《中国“作协”反右扫描》，收入《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12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不过，决定将丁陈定为右派和毛泽东1958年1月修改《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的编者按语，主要依据的是丁陈的“历史问题”，而不是1957年春天鸣放整风中的言论。参看陈晋：《文人毛泽东》，440-4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2《郭小川全集》第9卷（日记1957—1958），112—20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1955—1959》第3卷，2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4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4-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5黎辛：《关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反右派斗争及其它——〈黄秋耘访谈录〉读后》，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26屠岸：《屠岸诗文集》第8卷，179—1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束沛德：《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159-160页，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

27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195页，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另可参见李美皆《周扬与丁玲之间的道歉、忏悔与检讨问题》，载《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28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载《百年潮》1997年第3期。另可参见韦君宜：《记周扬》，见《韦君宜文集》第2卷，3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29郝怀明：《了犹未了的〈周扬文集〉》，载《百年潮》2004年第4期。

30露菲：《文坛风雨路——回忆周扬同志片断》，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吴敏，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周扬与中国现代文艺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BZW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