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茗：毛泽东对红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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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红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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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红学研究史上，能够对一代学人产生深远影响、改变研究局面和走向者，只有两个人：胡适和毛泽东。不过两人的影响方式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以学术自身的魅力影响了1949年前三十年间的红学研究，后者则更多的依靠政治力量居于1949年后近三十年的主流地位，虽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精彩别致、富有魅力的见解。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使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点滴评论跨越学术领域，成为一种具有信仰色彩的公众经典和权威话语，对此间红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大量红学著述都是基于毛泽东的这些言论而展开话题的，不管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无疑，探讨1949年后三十年间的红学研究，首先要对毛泽东的文学观及其有关《红楼梦》的见解有着比较充分的了解，尽管毛泽东一生都没有写过专门论述《红楼梦》的著作或文章，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并不是一个红学家。探讨毛泽东红学观的文章近年来屡见报端，其中不乏一些精彩的论述，但也有不少缺乏历史依据的溢美之词，这里本着公正、客观的原则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审视，就教于大方之家。

毛泽东平生好学，学养深厚，这是学界所公认的。尽管毛氏一生一直以激进的反传统形象出现，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仍然是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古代小说即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毛氏思想潜在的文化背景，它不仅表现为毛氏撰文时的随手引用、聊天时的惯常话题，而且还影响着毛氏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整体印象，甚至是其思考行为方式。

总的来看，毛泽东本人十分喜欢阅读古代小说，对古代小说特别是那几部家喻户晓的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都非常熟悉，其中的人物、情节可以在谈话撰文时随手拈来，灵活运用。在这些小说中，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是最高的，比如1938年他在与贺龙、徐海东两位军事将领谈话时曾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1]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谈到中国的状况时，他更是指出，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2]。对《红楼梦》一书评价之高，可以说超过此前任何一位研究者。此前人们对《红楼梦》的最高评价也不过是“小说中无上上品”[3]、“小说家第一品”[4]、“小说中之最佳本”[5]，或“言情道俗者，则以《红楼梦》为最”[6]，或“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绝大著作”[7]，或“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长，然后《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寥寥”[8]之类。这些评价无论是以本国小说还是以其他国家小说为参照，还都是局限于文学领域来谈。而毛泽东则不然，他是将《红楼梦》视作代表整个民族文化精华的经典，将是否阅读《红楼梦》作为一个普通国民的基本素养，这种高度无疑是空前的、与众不同的。

据毛泽东本人讲，他至少读过五遍《红楼梦》[9]。在其藏书中，包括木刻本、石印本、影印本及各种平装本在内，共有20多种版本的《红楼梦》，其中两种还作过圈画。据说他还作过不少《红楼梦》批注，可惜这些批注至今还没有正式公开发表过[10]。此外，他还多次劝党内高级干部及身边工作人员阅读这部“难得的好书”[11]。

对《红楼梦》一书，毛泽东没有作过系统完整的评述，大多为即兴发挥式的只言片语，而且皆是在非学术氛围的场合所讲，由于讲话场合和听众对象的不同，表述方式和遣词用语也会有所不同，加之现在所看到的毛氏的评红言论也并非当时完全准确的真实记录。不过将这些言论放在一起来看，其思路和观点还是比较一致、具有延续性的，大体上体现了毛泽东对《红楼梦》一书的基本见解，其中颇有一些堪称慧心独具的新看法。大体上可以将其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是其社会历史的切入角度。尽管毛氏本人对《红楼梦》一书十分熟悉，但他毕竟不是专业研究人员，加上其政治家的特殊身份，因此，他在阅读《红楼梦》时虽然也注重艺术层面的个人感受，但更多的则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切入，挖掘作品中的社会历史蕴涵，而不会像专业研究者那样将其局限在文学和学术的领域。1961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他曾明确地说：“对《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12]1964年，在与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他再次强调，自己是把《红楼梦》“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13]。1938年。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做“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时说：“《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4]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他曾以《红楼梦》为例，论证“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15]。显然，毛氏更多的是将《红楼梦》当成一部了解中国社会的通俗历史教科书，正如他本人所讲的，“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16]。

一是其社会批评的眼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切入，自然就会特别关注作品中的社会文化含量及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如1934年，他与贺子珍谈论《红楼梦》时，指出该书“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里写了两派的斗争”[17]。1951年，在与周世钊谈话时，他又把《红楼梦》看做是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衰亡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充分肯定贾宝玉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性格[18]。1963年，在杭州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说：“《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19]此外，他还特别喜欢《红楼梦》中林黛玉所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话，并多次引用[20]。

角度和眼光不同，对作品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同，比如他一反前人的看法，将第四回当做全书的总纲，指出“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21]。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切入阅读《红楼梦》，早在世纪之初的小说界革命时期就已有人这样做过，但着眼于作品不同阶层人物的冲突和斗争来解读《红楼梦》，这是毛泽东的首创。这种阅读视角与当时毛泽东的哲学、政治思想是一致的，是前者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运用，他本人曾明确指出：“《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人。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22]这一见解所包含的阅读视角和研究方法对1949年后近三十年的红学研究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成为其间红学研究的主要模式。

一是对实际阅读效果的关注。上述独特的切入角度和观照眼光决定了毛泽东更加注重作品的教育功能，采取较为实用的态度。1951年，他在与周世钊谈话时曾指出，贾宝玉吃饭穿衣都要丫环服侍，不能料理自己。林黛玉多愁善感，哭哭啼啼，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对现代青年来说，不足为训[23]。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创作动机和旨趣也有自己独到的理解，1958年10月5日，他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曾指出：“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24]显然，他注意到了曹雪芹对古代发愤著书传统的继承。在另一个场合，他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25]。既充分肯定《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同时又点出作者的局限所在。

此外，他还注意到《金瓶梅》和《红楼梦》间的传承、异同关系，指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26]，“《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西游记》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27]。

他还曾谈到《红楼梦》的语言，认为“作者的语言写得很好，可以学习他的语言，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28]。这个见解与大多研究者基本相同。

同时还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红学研究的现状还是比较关注和熟悉的。他读过建国初出版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还作了不少圈画[29]。1962年4月，在看完吴世昌的两篇红学文章后，他特意让人找到吴氏的全文来读[30]。因为对研究状况比较关注，对红学研究自然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认为“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　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31]。

如果仅从学理上来讲，毛泽东的红学见解还是很有特色的，颇有一些他人见不到、想不到之处。《红楼梦》的阅读和欣赏从来都是开放的和多元的，允许各种角度的解读。他发现了作品中不同阶级、地位人物间的冲突和斗争，这虽非曹雪芹创作的本意所在，却也是作品客观表现的事实，自有其道理在。他将《红楼梦》当做一部通俗历史教科书来读，注意其对社会现实的参考借鉴价值，持实用主义的立场和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可以实现该书的多元价值。平心而论，这种视角也称不上“一个高明的视角”[32]，因为很多人皆能见及此处，而且从晚清小说界革命时期到当下为止，一直都有人在这样做，有不少此类性质的论著面世。毛泽东的这一阅读视角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显然与他的政治地位和巨大影响力有关。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是位对整个社会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未能将仅属个人的阅读意见与整个国家的文化政策进行严格的区分，对红学的特殊喜爱、对红学研究状况的格外关注不仅没有促进红学自身的良性发展，反而构成了对红学研究的严重干扰和阻碍。加之1949年后学术研究被纳入政府行政控制的范围，借助强大舆论宣传工具的造势，最终形成了个人意见成为官方立场和意志的不正常现象，整个红学研究就只剩下了一种声音，成为一言堂，尽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喊过多次，但从未真正落实到实处。这样，有着合理成分的阶级斗争说被无限放大，代替其他诸种角度的观照，其荒谬性也就十分清晰地显露出来。这种局面也未必是毛氏本人所愿意见到的，但当局者迷，它所带来的教训也是非常沉重和深刻的。

再者，毛氏谈《红楼梦》往往是只言片语，即兴之谈，具有一定的含糊性，这就给大量的红学文章以发挥的空间，不过在当时思想高度统一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这些发挥是有限度的，出现观点、用语雷同的现象也是必然，其中不乏牵强附会处。种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形成了1954年的批判俞平伯和70年代中全国范围内的评红运动，构成了学术史上的奇观和闹剧，其结果也是可以想象的，红学研究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品格，成为诠释官方学术文化政策的一种学术工具。

[1]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第6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本文所引毛泽东谈《红楼梦》语大多引用该书，间采他书。比较遗憾的是该书虽然搜罗毛泽东文艺美学活动言论较为完备，但不注明出处，不便于更进一步的复检。

[2]转引自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第15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杨恩寿《词余丛话》。

[4]赵之谦《章安杂说》。

[5]觚庵《觚庵漫笔》，《小说林》第一卷（1907、1908年）。

[6]邱炜萲《菽园赘谈》。

[7]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载《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8]吴宓《红楼梦新谈》，载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9]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第22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0]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第320—321页相关介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19]分别参见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第227、39、212、227、60、204、253、39、139、22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0]一次是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次是1957年11月13日在莫斯科对留学生的讲话，见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第160、17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1]—[28][30]分别参见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第227、228、139、186、228—229、212、218、231、21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9]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第322页、第324-3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1][32]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1、229页，三联书店1986


https://www.hongloumengs.cn/hongloumeng/11/hongloumeng162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