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韵公：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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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韵公


作者简介：尹韵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原文出处：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 年 08 期


内容提要：内参工作及其机制是我党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既是整个新闻传播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我国领导层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利器、重要平台和重要渠道。它在我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乃至外交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甚至巨大作用，因而它是我国60余年来所有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先看二则史实：
      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在阅读了刊登在新华社主办的《内部参考》上一条“关于广东水灾”的材料后，给当时主管全国新闻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等写下了如下批语：“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1]1978年4月15日，邓小平在阅读了新华社主办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反映福建省三明地区负责人阻挠为遭受“四人帮”迫害的赵大中平反一事后，作出批示：“如反映属实，地市委有关人员是不干净的，为什么省委不抓住这样典型事件，对地市委加以清查和整顿呢！”[2]
      暂且不讨论毛泽东、邓小平的批示内容如何。本文拟要探讨和弄清的问题是：《内部参考》和《国内动态清样》究竟是怎样的信息传播载体？它们二者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新华社创办的《内部参考》和《国内动态清样》的目的何在？除新华社外，中国其它新闻单位和党政机关创办过类似这样的信息传播载体没有？如果有的话，这种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以下简称“内参机制”)究竟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和作用？中国为何创办独具特色的内参机制？中国为何需要内参机制？如此等等。
      由以上二则史实的引用和诸多问题的提出，可以看出本文的最终价值取向在于：作为中国新闻传媒体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参机制，作为中国新闻传媒体制中最能代表中国新闻宣传高超智慧的内参机制，作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新闻品牌的内参机制，通过揭示它的生产和成长历程，阐述它的地位和能量。本文将掀开它神秘面纱，客观而真实地把其本来面目生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历史起点。
      那末，内部参考(以下简称“内参”)起于何时呢？从目前的材料看，内参始于我党创建的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开幕当天宣告成立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即新华社前身。红中社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充当“喉舌”，对外发布我党、我军和苏区的新闻报道；二是充任“耳目”，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其它电台播发的消息，编成参考材料，以《无线电材料》作为刊名，专供小范围的苏区中央局和红军高级领导决策参考。这大概就是内参最早的雏形吧。
      后来《无线电材料》还先后以《无线电日讯》、《每日电讯》等刊名油印内部发表，每期四、五十份不等。红军到达陕北的几年后，此内参又改名为《今日新闻》。1940年3月10日，该刊由油印改为铅印，印刷质量上实现了空前飞跃。1942年12月1日，由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合编的《今日新闻》再次改名为《参考消息》第一号在延安创刊。从此，《参考消息》再无更名，一直沿用至今。此时的《参考消息》已模样大变，每期发行量扩大到400份以上，每期字数大约在4000字左右，成为一份涉及国内国际包括敌我双方各种信息的综合性参考刊物，但仍然属于仅限中共高层领导范围的秘密级读物。[3]
      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除了《参考消息》这样主要以搜集国外通讯社发布消息为主的内参外，另外一种主要以反映根据地民意和舆情为主的内参也诞生了。曾为新华社知名记者的冯森龄，年轻时当过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记者。冯森龄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曾多次向《解放日报》和中共西北局高层领导反映边区有的县评选劳模弄虚作假和有的地区执行中央政策不力的情况。他写的这些内参，均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坚定支持和有力响应。[4]
      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范围的不断扩大，我党的各种任务越来越繁多，亦越来越艰巨。因此，我党中央需要掌握的信息需求势必也越来越强烈。1948年6月5日，我党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转各新华分社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新华社应供给多种资料的指示》，这一指示说：“为了帮助中央了解各地情况，各新华总分社和分社除了供给各种准备发表的新闻稿以外，并须担负供给各种参考资料的任务。此种资料，包括各解放区所发的地方性的文件(如条例、命令、指示信、社论等或其摘要)，各解放区的某些不公开发表的重要情况，及其他中央指定调查、收集的资料而为机密电台和陆上交通所不能担负者。”并明确要求：“各总分社和分社应有专人担任此项任务，其名单应报告总社。”[5]从现在来看，这个中共中央指示是我党在解放前发布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关于内参工作的中央文件。在我党新闻传播史上，特别是在我党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史上，这份中央文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1949年9月22日，以《内部参考》为刊名的内部读物正式创刊。这就意味着，在我党新闻传媒体制中，内参传播及其机制已经初步创成。
      综上所述，我党在解放前建立的内参系列，主要有两个品种，一为《参考消息》，一为《内部参考》；虽然同为耳目作用，但一是以国际新闻为主，一是以反映国内情况为主。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解放以后这两大品种逐渐发展成为了庞大的《参考消息》家族(以下简称“参考”家族)和《内部参考》家族(以下简称“内参”家族)。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由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变为掌握政权、建设国家的执政党。由于角色、地位和使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必然地，我党的新闻传播工作及其内参机制也随之相应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时主管全国新闻工作的胡乔木对内参工作抓得很紧，曾在短时间内连续三次向新华社提出改进意见。为此，新华社于1953年1月6日向各总分社、分社、记者组发出了《贯彻乔木同志对〈内部参考〉报道意见的通知》，其中强调：能够公开报道的尽量公开报道；对各种工作中缺点、偏差等不应只是消极地揭发，而应积极地追查纠正，我们不仅要向中央提供工作中的不良情况，而且要负责地帮助中央追查并及时提供改进的情况；不能公开报道的要讲明原因，或报请总社定夺。[6]
      随后，新华社向中央高层和中央各部门发送“《内部参考》征求意见表”。毛泽东收到后，于1953年1月16日写下重要批语：“我认为此种内部参考资料甚为有益。凡重要者，应发到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的负责同志，引起他们的注意。各大区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种《内部参考》，收集和刊印本区本省本市的内部参考资料。”[7]毛泽东不但十分赞赏新华社办的《内部参考》，而且还主张各省市都要办本地的《内部参考》。又过了半个月，毛泽东于当年2月2日又给新华社写信，说：“一月三十日《内部参考》载《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一稿，很有用处，请将此稿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阅看，作为参考。并请会知各省市新华分社照河北分社的办法，从各省市方面采访此类消息刊入《内部参考》。”[8]毫无疑问，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这些批示极大地推动了内部参考的信息传播工作，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从事内部参考工作的记者编辑。
      1953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新华社记者采写内部参考资料的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发布的第一个关于内参工作及其机制建立的文件。在内参工作及其机制(“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的略写)建立史上，它是第二个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件。但就文件反映的思想深度和操作程度而言，它的重要性、显赫性和历史意义又超过了建国前的第一个文件。它标示着，我党的内参工作及其机制从此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这份文件中，中央明确规定了新华社记者采写参考资料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党的政策方针在各地贯彻执行中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那些对领导机关有参考价值的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偏向、错误和缺点的情况；
      2、各阶层人民当前的政治思想情况，各阶层人民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意见，各阶层人民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对于领导机关的意见；
      3、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问题；
      4、工作中一些尚不成熟、带试验性的不宜公开报道的工作经验；
      5、各地自然灾害的详细情况和反革命分子活动情况；
      6、其他不宜于公开发表的重要情况。”
      这份文件还明确要求新华社记者在采写参考资料中应注意的问题：
      “1、写参考资料内容必须注意确实，力求客观全面，反对粗枝大叶，道听途说，并防止片面夸大。要注意说明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和存在的，现在的情况如何，并要说明资料的本源及其可靠性，以便领导机关对这些问题有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
      2、记者写参考资料时，只负责客观真实地反映情况，不要对所反映的问题作出结论，也不要向有关方面提出处理的要求。记者不得参预当地的争论，不得干预当地的工作。”
      考虑到记者反映问题时，很可能与问题所在地的党组织发生不同意见，因此，这份文件强调指出：
      “新华社的各地记者必须在总社领导下同时在各级党委监督下进行工作。必须注意防止任何不尊重党委意见的现象发生。当然，尊重党委意见，并不是说记者在某些问题上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不应当把他们见到的工作的缺点向中央反映。为了工作的便利，兹规定：新华社记者反映地委以下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的资料，可直接发给新华社总社；反映省市一级工作中的问题的资料，要送给省市委负责人阅后发给新华社总社；如省市委对资料提出不同意见而记者认为仍应向中央反映时，应将省市委意见一并报告新华社总社。”[9]
      应当说，这份历史性文件是很有穿透力的。它为我党的内参工作及其机制奠定了基调和框架，几十年来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正如毛泽东当年说过的，中央给记者的任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记者反映情况就是执行自己的职责，不论是省市委喜欢的不喜欢的，他都要反映。中央怎样判断，这是中央的事。[10]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华社记者采写内部参考资料的规定》的文件精神，新华社专门召开会议，对改进内部资料的采写和编辑工作进行了讨论，既总结了经验，又分析了不足，还提出了措施，形成了新华社内第二份关于内参工作的文件——《对加强〈内部参考〉采写和编辑工作的意见》(1953年9月)。这份文件特别指出：“中央规定采写资料的范围的六项中，应以第一项为主要的。因此经常反映的资料应该是：党的政策方针在各地贯彻执行中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那些对领导机关有参考价值的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偏向、错误和缺点的情况。”“编辑《内部参考》的目的，主要是供给中央负责同志参考，使他们能及时地了解到党的各项政策在具体执行中所发生的新的重要问题。”又指出：“作公开报道是记者的主要任务，把在采写公开报道中所了解的不便公开报道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写成资料也是记者的任务，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11]从这份文件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我党内参工作逐渐开始成熟起来了。
      除毛泽东外，中共其他高层领导人也是非常重视内参工作的。1956年5月28日，新华社编委会向中央作了4个半小时的工作汇报后，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其间，刘少奇说：“事情是真实的，但如果公开报道了，对敌人有利，对我不利，那么，就不能公开报道，可写成内部参考资料。内部参考资料，国内记者要写，国外记者也要写。《内部参考》应该成为一种有权威的刊物。”[12]6月19日，刘少奇似乎意犹未尽，再次召集胡乔木、吴冷西等人谈新华社工作。刘少奇又强调指出：“新华社要认真办好《内部参考》和《参考消息》。要当作一回事来办。内部参考可以有两种，一种是给党内少数领导同志看的，一种是给中级干部看的。可以叫做党内参考。对于如何办《内部参考》，你们要做专门讨论。”[13]作为仅次于毛泽东党内地位的第二把手刘少奇显然是非常看重内参工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二次发出重要指示，不但要求新华社要办好内参《内部参考》，而且还要使《内部参考》成为一种有权威的刊物。刘少奇对《内部参考》寄予了深切的厚望。
      正如任何一款新车即使定型以后也仍然需要一段磨合期，才能正常行驶一样，内参工作及其机制虽然在党中央的有力支持和督促下渐入佳境，但在运行过程中，也仍然发生偏差，暴露出一些还可改进的问题。1957年12月25日，新华社编委会提交了《关于改进〈内部参考〉工作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改进意见：一是强调只要是对中央负责同志有参考价值的一些国内外重要资料，即应有选择地加以刊载；二是选择稿件时，国际方面的要从严，国内方面的要从宽，对反映兄弟党内部关系的要从严，对反映一般国际问题和兄弟国家内部一般情况的要从宽；三是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和通讯社制造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纯属污蔑的谣言和对我国及兄弟国家党和政府领袖私生活的污蔑，均不宜在“内参”发表。[14]
      中央书记处收到新华社编委会提交的报告后，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于1958年2月24日上午，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内部参考》工作。邓小平认为：《内部参考》主要是供中央负责同志看的，具有大字报性质，它登出的东西，算数也不算数；它反映的问题，可信也可不信。彭真认为：以后凡不宜刊内参而又有重大参考价值的稿件应打清样送中央；凡省市委对《内部参考》上反映的情况有意见的，应坚决更正；针对有的记者因怕出问题不敢写内参的情况，彭真认为应鼓励记者写，但记者要认真负责。胡乔木认为：《内部参考》是内部的，但《内部参考》登出的东西就不是内部的问题了，因此记者必须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采写内部资料；党内部组织问题特别是省市委内部组织问题不必在《内部参考》上发表；《内部参考》要强调保密工作的重要性，要严格执行清退制度，每月销毁一次。以上三位中央领导同志一致要求新华社认真把《内部参考》办好。根据这次会议情况，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央权威的《中央书记处对改进〈内部参考〉工作的意见》。[15]这份中央书记处发布的文件指出：
      “以后凡不宜在《内部参考》上刊登而有参考价值的稿子，除打清样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外，还应分送给中央宣传部、中央联络部、外交部。”这就表明，《内部参考》在内容上要进一步细化，或者说内参家族将会诞生一个新的成员。
      “《内部参考》虽然是供少数领导同志参考的，但记者采写内部资料时，应认真负责，力求客观、公正。”这就是说，记者采写内参时，要像采写公开报道那样，严格遵循新闻真实性原则，客观公正地反映情况。
      “中央书记处决定加上批语转新华社关于加强《内部参考》工作的报告，使省市委了解《内部参考》的性质，并要他们指导和协助记者完成采写内部资料的工作。”这就意味着，内参工作已不仅仅是新华社的行为，而且还是党中央的行为，是国家的行为。
      总之，从中央书记处的这份文件可以看出，我党对内参工作及其机制的认识以及规律性的把握，显得更加成熟、更加老到、更加深刻、更加系统。历史表明，中央书记处的这份文件促使我党的内参工作及其机制建设，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为内参工作的健康开展，提供了坚强而有力的保证和支持。
      新华社积极而坚决地贯彻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加强《内部参考》工作的文件精神，他们认为：虽然《内部参考》“基本上起到了中央的耳目作用，”但是，也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缺点，如有的稿件质量不高，思想性、政策性不强；有时反映的情况和问题不及时，往往落在实际工作的后面；有时还滥竽充数，登载了一些对中央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东西；一些稿件分不清问题的主流和支流，有片面、夸大的缺点；等等。为此，新华社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办刊方向和编辑方针，重新调整内参的采写范围。在《内部参考》改版十天后，新华社于1959年3月11日再次向中央书记处提交了《关于〈内部参考〉工作情况及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实际上是对一年前中央书记处文件的积极回应。它在三个方面有较大突破：
      其一，在办刊方向上，提出了要把《内部参考》办成像胡乔木所主张的“敏锐地反映各方面动向的综合性内部刊物”的清醒判断。
      其二，在编辑方针上，提出了要坚决执行“宜上不宜下、宜粗不宜细、宜快不宜迟”和“全面、客观、准确”的明确思路。
      其三，在刊物内容上，重新调整了内参的采写范围，包括：“1、实际工作和群众运动中刚刚冒头的新问题、萌芽状态的重要情况，以及能反映风向的一些重要资料；2、各地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针中发生的一些偏差和问题；3、各阶层群众对党的新政策、新方针以及对重大政治文件的反映；4、重要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但还不成熟的工作经验；5、重要的敌情、疫情、天灾、人祸；6、重要的不便公开报道的学术思想争论；7、重要的不宜公开报道的创造发明，技术改革，重大的资源发现等等；8、重要的带有政策性的典型调查材料，重大问题的背景材料；9、关于国际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和情况，西方国家通讯社、报刊的造谣、诬蔑和挑拨等。”[16]
      内参内容的采写由过去的六个方面，扩大为现在的九个方面，且限制性门槛也较过去有所降低，如天灾的反映等。由此看出，经过十年以上时间的反复和磨合，在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胡乔木等中央高层领导的有力督促和精心指导下，再加上新华社的积极配合，不断改错、不断校正、不断努力和不断上进，内参工作及其机制自此已基本成熟、基本合格、基本成型、基本走上正轨了。虽然以后还会出现变化，但也只是小修小改而已，大的原则、方向和框架已基本确立，不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了。
      如前已述，我党创造的内参已从最初的单体，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品牌效应的系列产品，具体分为两大家族，即“参考”家族和“内参”家族。

      一、先看“参考”家族

      1949年9月，中央批准《参考消息》由赠阅改为订阅，当月发行量由1964份增加到2947份。1953年3月1日，根据中宣部批准的关于改进《参考消息》的方案，新华社将《参考消息》一分为二：一是继续以《参考消息》为名印出，二是以《参考资料》为名印出；前者篇幅少而简，后者篇幅多而杂。《参考资料》就是党内著名的“大参考”，每日分上午版和下午版。当时这两种内部刊物均属秘密级别，发行量很小，《参考消息》也就2千余份，但传阅的人数却很多。根据新华社1955年1月21日给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参考消息》发行范围一事的报告，可以看出当时的受众面很窄，中央和地方至少是副省部级干部才可阅读。有意思的是，它还规定：这份党内刊物，“各兄弟国家驻中国的大使、公使”也可订阅。
      1956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倡议扩大《参考消息》订阅范围。随后，中央办公厅于1956年12月18日正式发文《中共中央关于扩大〈参考消息〉订阅范围的通知》，决定订阅范围由“高级的党内外领导干部”扩大到党的县委委员以上、机关副科长以上、部队团委委员以上、高校讲师以上、中学校长以上等等，发行量将达到40万份。[17]1957年3月1日，《参考消息》以全新面目出现，由刊物型改为报纸型，每天一期，4开4版，两万字左右。从此，《参考消息》变身为日报，而《参考资料》则继续保持刊物型，也没有扩大订阅范围。
      对《参考消息》扩大订阅范围的目的，毛泽东曾经有这样一段著名论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同志们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18]毛泽东曾在多个场合幽默地说：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国主义出钱办报纸，替帝国主义无条件地办报纸”，“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作义务宣传”。[19]1957年5月17日，毛泽东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时说：“《参考消息》要总结一下，可再扩大，变成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20]
      1964年，毛泽东指示：《参考消息》发行量要增加到100万份。1970年7月5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新华社决定将《参考消息》的订阅范围扩大到机关全体干部、部队、工厂和农村基层党支部和知识青年。“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向外国政要介绍《参考消息》，并将一份原报送给法国总统蓬皮杜，周恩来说：“现在世界上有一种最好的报纸，就是我们的《参考消息》。”[21]
      1985年1月2日，经中宣部同意，《参考消息》取消了报头下的“内部刊物，注意保存”8个字；1998年1月1日，《参考消息》又取消了自1988年1月2日报头下的“内部发行”4个字。就这样，《参考消息》逐渐褪去了内参色彩，脱离了内参范畴，庄重地完成了自身的内参使命，从而成为了一张真正意义的报纸。现在，《参考消息》仍然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日均发行400万份。[22]《参考消息》有两个内容完全一样的版本，一个是发行量多的4开版，另一个是发行量少的对开版；后者字体大，便于老年人阅读。《参考资料》依然保留着内参性质，继续作为一个品种而存在。

      二、再说“内参”家族

      内参家族人丁兴旺，相当庞大。由于毛泽东的倡导，不但新华社首先办起了内参，而且其他中央纸媒、省级纸媒等也创办了自家的内参，并且中央和国家的一些机关也创办了自家的内参。简要分述如下：
      1.新华社内参
      新华社内参样式和品种之多，在中国是少有的。据我所知，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国内动态清样(附页)》，属绝密级别，专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或相当级别干部审阅，其内容一般为反映重大和特殊事件及其动态，不定期印出。②《国内动态清样》，属绝密级别，专供省部级或相当级别干部审阅，其内容主要为反映重要事件、重要动态、重要反馈、重要建议、重要判断等等，每天印出。以上两种内参是我国内参系列中层级最高、权威最高的内部刊物，其印制也很有特点，通常是单张印刷，一事一议，篇幅很少超过三千字，文风朴实，文字简洁，文章干净。③《内部参考》，属机密级别，近似刊物，有目录，有专栏，其内容主要为反映社会各种问题、各种动态、各种典型以及专题调研等等。以往新华社办了《内部参考》、《国际内参》、《经济决策参考》三种机密级内部刊物，自2006年起，新华社将这三种内参整合为一，统为《内部参考》。这种刊物，一般中央和地方的司局级单位均可订阅。④《内参选编》，属内部刊物，一般县团级干部、乡镇科级干部和部队营级干部均可订阅，其内容反映的情况相当广泛，许多是即将公开的报道。
      2.中央纸媒内参和省级纸媒内参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纸质媒体均按中央意图创办了自家内参，如人民日报的《群众来信摘编》和《情况汇编》、《情况汇编·特刊》，光明日报的《情况反映》等等。人民日报的内参曾享有很高声誉，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主要负责内参选编的人民日报群工部，每天收到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就有几大麻袋，近百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
      省级纸质媒体创办的内参也可例举一二，如上海《解放日报》的《情况简报》，河南日报的《内部参考》等等。有的地市报也创办了自家的内参，如郑州的《大河报》、湖南湘潭的《湘潭日报》等等。
      隶属中央机关的中央纸媒也创办了自家内参，如隶属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就有《青年来信摘编》，隶属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时报》就有《金融内参》，等等。
      3.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内参
      根据《邓小平年谱(1995-1997)》(上)查询，获悉已知中央和国家机关创办的内参有以下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室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来信摘要》，中央军委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信访摘报》，财政部办公厅办公室编印的《信访摘报》，石油工业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事情况反映》，教育部办公厅编印的《人民来信来访摘报》，等等。
      按照逻辑推理，可以肯定地说，中央和省市以及地市纸媒的内参，远远不止上面列举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内参，也同样远远不止上面列举的。没有列举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各级纸媒，决不等于他们没有创办自家内参。实际上的内参品种，在中央和省市纸媒、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内部，均广泛地存在着，表现出活跃的生命力。
      深知内参成长历程的胡乔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他是这样写的：
      “中国领导层获得信息的途径很广泛，信息渠道是多种多样。主要有：
      中央党政各部门和地方党政机关经常的情况报告和工作建议，以及党政机关建立的全国范围的信息网络，是日常性的主要的信息来源。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每天都要用相当时间阅读这些信息。
      中国重要专门机构和咨询、研究系统的信息，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统计、信息、咨询和研究等部门定期或随时提供的数据材料和分析报告，既有充分的事实又有分析和建议，受到领导人重视。
      专家、著名的活动家的个人研究成果和群众来信来访所提供的信息，也是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了解情况的重要渠道。我国信访部门每年约收到人民来信五、六十万件，其中相当多数是反映改革、建设情况和提出意见、建议。领导人经常阅读其中的重要信件，并交由有关部门研办。
      中国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等新闻单位每天都要传播大量的信息，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这当然是领导及时了解信息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胡乔木文集》第二卷，270页)
      以上胡乔木提到四种途径的信息来源，实际上许多正是以内参形态表达和报送领导层的。
      此外，还要说明的是，我国的内参工作及其机制受到党纪国法的保护。例如，中共中央于2004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新闻媒体要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内部反映，就是指内部参考。
      我党创造内参机制的最终目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治国理政。经验和实践证明：内参机制确实是全面了解下情，充分搜集信息，有效管理国家，提高执政能力的最佳渠道和最好帮手。
      作为执政党，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必须全盘掌握情况，切实保证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而要做到这一点，一般来说，有两条路径可走：一条是依赖党的组织系统和政府的组织系统，一层一层地按照程序传输信息；另一条是依靠各级媒体，另辟路线，直达天听。虽然我们一直都是坚持两条路都走，但利用更多的还是媒体的内参。一方面，媒体内参的时效性更快捷、更迅速，由于没有部门利益的瓜葛，反映情况也更容易客观准确，另一方面，中央高层通过来自两条路径上报的信息，可以更好地比较和辨识，有助于正确地判断，进而英明地抉择，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健康、有序地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
      内参采写的主要承担者是记者。记者被要求采写内参，是我国媒体的特性赋予记者的职责。正是在这一点上，凸显出了我国记者与其他国家记者的重大区别。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我国媒体不仅是消息发布工具和宣传教化工具，而且还是信息传播工具，又是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工具。由此展开，我国媒体的记者职责不仅要报道新闻，而且还要调查研究；不仅要充当喉舌，而且还要当好耳目，二者缺一不可。从传播学的观点看，我国记者不仅要从事大众传播工作，而且还要从事组织传播工作，即一方面记者要及时地向中央和上级部门反映基层情况，以便中央和上级部门有针对性制定方针和政策，另一方面，记者还要迅捷地将方针和政策的实施情况反馈上去，以便中央和上级部门了解情况，哪些是正确的应该坚持，哪些是错误的必须改正，哪些是不完善的需要改进，等等。所以，掌握内参采写的本领，是我国记者必备的专业技能和职业要求。
      早在延安时期，我党根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新闻理念。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23]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实际上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传媒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我们的媒体和记者都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群众是媒体的真正主角，既要报道群众生活，表现群众风采，又要反映群众呼声，申诉群众要求。不可否认，群众意见肯定是良莠不齐，目珠混杂，肯定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再加上建国时期，我国积贫积弱，人口众多且文盲率极高，因袭负担之沉重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能成为轻视、忽视和小视群众意见的理由和借口。群众意见中的确有不少不适宜公开报道，但我们完全可以走内参渠道，以认真对待群众意见的真诚态度，切实反映群众诉求。通过内参渠道表达群众意愿，也是真正实践群众办报路线的一种表现。只有这样做，才能从又一个侧面有力地巩固执政基础，凝聚执政资源，也才能牢实地维护好、发展好、保护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和根本利益。
      毛泽东曾经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24]能够每天吸引毛泽东眼球的读物必定很少，它说明，这两种内参确实办得不错，同时，它更说明毛泽东极其重视内参，已成为他每天不可离身的治国理政需要。周恩来对内参报道也高度重视，他曾经对一位新华社记者说：“看到不对的东西，要敢于向上报告。”[25]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内参工作的重视，丝毫不亚于毛、周时代。据有人回忆：胡耀邦从1979年到1985年的6年多时间内，共批阅人民群众来信2000多封。[26]其中，有相当部分就是通过内参渠道送达的。正是在胡耀邦的有力推动下，新华社于1984年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华社内参工作会议，从而为新时期的整个内参工作及其机制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非常关心、非常支持内参工作，他们曾对新华社说：在内部刊物上多反映一些困难和问题，对领导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使领导干部更好地了解全面情况，头脑也会更清醒一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2005年3月24日听取新华社党组汇报工作时，指出：长期以来，新华社内参报道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央的智囊团和思想库。[27]
      历届中央高层领导对内参的高度重视和极为关注，强力地展示出内参报送的“通天”效应。尽管内参的受众范围有限，传播范围有限，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内参的功能与作用的极大发挥，具有很强的爆发力。关于内参的功能和作用，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抓住苗头，凸显关注。
      能否抓住苗头性问题，这对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来说，既是一个领导能力问题，也是一个领导艺术问题。1982年10月2日，邓小平看到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反映一件事，说江苏省计委一位负责人主张我国应创自己节能道路，并提出若干建议。对此，邓小平作出批示：“紫阳、万里、依林、宋平同志阅，这些意见很值得重视。”[28]又如，1977年8月19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内参《来信摘要》刊登了北京市基本建设指挥部一位干部来信，反映北京市十一大代表产生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完全走形式的情况，邓小平阅后，作出批示：“此类反映极多，值得注意。”并将此期内参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吴德、倪志福等其他中央高层领导人。[29]
      第二，发现问题，抓小促大。
      这是内参报送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形态。高层领导通过内参发现问题后，往往不仅是就事论事，而且还从小看大，以小思大，抓小促大，紧紧抓住一个不起眼的或普通的小问题，推动和促进了一个行业或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工作改观和作风改进。1982年3月15日，胡耀邦在看到《丁玲、姚雪垠等二十位知名人士要求解决住地的挂号邮件和包裹的投递问题》的内参后，作出批示：“请邮电部门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坚决克服那种不为群众办邮电和不方便群众通信的官僚主义作风。新中国的邮政不但应该而且完全可能比旧中国时代办得好。”[30]
      1983年，新华社记者毕无畏到陕西采访时，曾经写过一篇内参《陕西富平县邮递员张平乐三年来私自毁弃信件电报一万多件》，记者通过这起建国三十年来我国邮电系统中前所未有的大案，建议邮电部门应当狠抓规章制度、培训考核和道德法纪教育等等。同年2月3日，胡耀邦看到这篇内容后，当即批示：“此件转邮电部党组。请党组讨论一次。你们是不是同某些部门一样：长期对下面不搞工作检查督促？不发现问题、处理问题？不抓本系统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不抓这些，怎么能开创什么新局面？”[31]在胡耀邦的直接督促下，邮电部党组迅速行动起来了：一是发出了《关于贯彻耀邦同志批示，切实提高通信质量的通知》，把批示直接传达到全体邮电职工，发动全行业查问题，找原因，堵漏洞，订措施，抓整改。二是组织工作组开赴全国各地调研，推动落实。通过大检查，邮电行业的工作作风大改观，服务质量大提高，行业利润1983年比1982年增长30.8%，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在人民来信来访中，申告通信质量问题的由大检查前占30%下降到占20%，查处结案率由50%提高到85%。[32]
      第三，查实具体，推动整体。
      这也是内参报送中一种常规效应。无论是记者采写还是群众来信中反映的人和事，往往都是单个的和具体的，而高层领导则往往是通过单个的和具体的，放眼全局的和整体的，站在全国的角度上指导工作。
      陕西富县有个叫李武强的青年知识分子，1982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怀着一腔热情回到祖国。没想到的是，当时有关部门以“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分配原则，将李武强调回出国前的工作单位——富县广播站。一个学“机器人”设计制造的留洋博士，居然整天干的是爬杆架线，修理舌簧喇叭。李武强为使学有所用，曾三赴西安，两进北京，写下几十份上诉材料，跑了近半年，希望安排适当工作，但投诉无门，并且还遭到单位批评，说他“不安心工作”。1983年秋天，《延安日报》记者杨捷知道这个情况后，经过一番调研，写了一篇题为《一位获博士学位的留法学生回国一年半后还未分配工作》的内参稿。1983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刊载了这篇内参。[33]同年11月16日，邓小平看到此文，作出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34]由于高层领导的干预，不但当事者本人改善了境况，更重要的是，此事还推动了全局性和整体性的工作。同年12月20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组织、宣传、统战部门在1984年上半年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再进行一次认真检查，边检查边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对待知识分子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
      第四，敏锐判断，重大抉择。
      高层领导日理万机，思虑千种，有的重大抉择常常是在不经意地阅读内参过程中，突然触发灵感，依赖敏锐的判断来完成的，正所谓必然寓于偶然之中。
      197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名古屋市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当时中美高层已开始秘密接触，所以毛泽东对这次中国乒乓球队参赛格外关注，每天关注赛场内外情况。当他在6日这天从“大参考”上获知庄则栋同美国队球员科恩接触之事后，毅然作出重大抉择：邀请美国队访华。毛泽东的敏锐能力高人一筹，他把一个“无意”行为迅即转化为中美开始公开接触的正式国家行为。对这一点，连基辛格、尼克松也不得不佩服。封闭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大门就是这样打开了。据有人统计，仅在1978年到1981年的短短3年间，新华社就有180多篇内参转化为中央决策。
      第五，惩治贪腐，扬善求真。
      所有内参提供的信息中，有不少部分是反映丑恶行为的，如涉及有贪污的，也有腐败的；有违法的，也有乱纪的；有举报贪腐线索的，也有投诉欺诈行为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曾在新华社一份内参上批示，批评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并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查实本地有无类似情况。如有典型案例，请各地通报，坚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35]
      再举一例：新华社记者曾在内参上反映江苏沭阳县沂涛乡干部乱收费、乱罚款，导致干群矛盾尖锐化的情况，江泽民于1991年6月15日阅后批示：“此事应派专人去查问。如确有此情况，令人发指。封建时代的宰相范仲淹还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在群众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时，如此吃喝挥霍，必须严肃处理。”[36]根据江泽民批示，中共江苏省委专门派出调查组，认真查处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以上归纳的五个方面，只是内参功能与作用比较突出的特点而已。其实，内参批示有时还折射出高层领导的思考重心、性格兴趣和知识厚重以及高层领导之间的不同看法和争执等等。有不少内参批示后面，都有一个精彩故事。以上例举，不过是长天彩虹的小小片段，挂一漏万罢了。
      至此，我国内参工作及其机制的论述已基本完成。虽然在网络语境下，内参工作及其机制已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新的挑战，譬如如何在海量信息化的社会中淘出有价值的信息等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我国的内参工作及其机制是我党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丰硕成果。它在中国的环境下诞生，中国国情的养料滋育它成长壮大，具有很强的适应症。它的独特性，正是由于它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比拟性。
      我国的内参工作及其机制是整个新闻传播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我国领导层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利器、重要平台和重要渠道。它在我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乃至外交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甚至巨大作用，因而它是我国60余年来所有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毫无疑问，运用内参进行治国理政，也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