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围绕工厂、农村文革进行的斗争

reading · 发表于 2022-11-8 21:13:18

编者按：我们知道，《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那么，到底要不要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呢？后来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偶然事件的引发，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要求呢？郭建波同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梳理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揭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

　　目录

　　1、文革进行的时间在发生变化。

　　（1）文革时间是党内外力量在斗争中确定下来的。

　　（2）文革时间在运动中不断延长。

　　（3）文革时间延长原因的进一步分析。

　　2、文革范围在斗争中有序扩大。

　　（1）文革首先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搞起。

　　（2）严格限制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

　　（3）对军队文革作出严格限定。

　　（4）文革对某些行业、地区及一些人行为的严格限制。

　　（5）文革范围逐步扩大。

　　3、安亭事件是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导火线。

　　（1）上海的文革运动。

　　（2）安亭事件的起因及其发展概况。

　　（3）围绕安亭事件展开的斗争。

　　（4）安亭事件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

　　4、《解放日报》事件进一步将上海文革推向前进。

　　（1）《解放日报》事件的起因。

　　（2）围绕《解放日报》事件进行的斗争。

　　（3）斗争反映出什么？

　　5、工人文革中的逆流——经济主义歪风的兴起。

　　（1）乱象频生。

　　（2）经济主义歪风的兴起及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

　　（3）经济，还是政治？

　　6、党内高层围绕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进行的斗争。

　　（1）工交座谈会上围绕工厂文革进行的斗争。

　　（2）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围绕工厂文革进行的斗争。

　　（3）“工业十条”（草案）的内容及其意义。

　　（4）“农村十条”（草案）的内容及其意义。

　　（5）对党内高层在工厂、农村文革斗争的评析。

　　7、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必然与偶然。

　　（1）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

　　（2）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偶然性。

　　（3）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

　　（4）文革飓风席卷华夏。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是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的。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工厂、农村是按照以前的安排继续进行“四清”还是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阶级基础、国家主人的工农群众要不要参加文革，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这不仅关系到文革是否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也是关系到能否取得实质性成效的重大选择。

　　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多长时间呢？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考虑的呢？以后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运动时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文革进行的时间在发生变化。

　　从“五一六通知”下发到一九六七年元旦，文革时间随着运动的发展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运动形势的发展才出现的。

　　（1）文革时间是党内外力量在斗争中确定下来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对于文革时间也只是作了大概的估计，没有也不可能对此作出精确的界定。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多长时间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党内外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达到之前，运动尚未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是难以结束的。

　　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一般来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力量会大于资产阶级力量，否则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就难以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两个阶级的力量对比悬殊，那么斗争的时间就会短一些；如果两个阶级的力量对比相差不大，那么斗争的时间就会长一些，更为激烈一些。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阅章士钊书信的时候，在信中文化大革命是“一开一阖速战速决”一句旁批示：“不可能这样快”。[1]从这里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迅速结束的。这说明党内外两股势力的斗争还是比较激烈的，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才能够分出胜负。文革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更为激烈。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道：“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

　　这种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曾经一度使毛泽东对文革发展的前景充满忧虑，后来他在接见兄弟党代表团的时候还谈到了当时的这种心境。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3]

　　从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胜负的估计中可以看到，当时面临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这种严峻性反映到双方斗争的力量对比上，就是斗争的双方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实力上的差别，而是呈现出胶着状态。正是因为这种状况的存在，才让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流露出忧虑的情绪，对于运动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状况及其斗争的激烈程度。

　　文革时间的延长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当时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文革所要达到的目的所决定的。斗争的激烈程度与双方的力量对比成反比，双方力量对比差别越小，斗争激烈程度就越大，反之亦然。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双方进行的斗争是激烈的，这种斗争的激烈程度反映出双方力量的对比差别并不大。这不仅引发了毛泽东对于文革发展前景的担忧，也是导致文革时间延长的决定性因素。

　　（2）文革时间在运动中不断延长。

　　从文革发动到一九六七年元旦这段时间内，文革时间延长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党中央最初是计划用半年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时，他说：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4]同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工作组时，又说：“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5]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了，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进行了全国大串连。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原先计划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显然不够了，这样就不得不将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予以延长。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康平铸、胡痴谈话。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他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6]

　　一般来说，各个具体单位的文革时间是在全国文革时间的背景下进行的。全国文革时间在不断发生变化，各个具体单位的文革时间也在及时做出调整。

　　一九六六年八月，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在内部宣布：中央国家机关的运动到十月中旬告一段落。[7]

　　同年八月三十一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全军军以上机关原拟从九月份起，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开展文化大革命。鉴于不少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为了使军队能够担负起保卫国防和保卫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决定各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等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暂缓进行，待地方文化大革命稍稳定以后，再继续进行。毛泽东批示：“照办。”[8]

　　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的报告中提出，各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于十一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9]

　　各个单位的文革是全国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进行文革的时间是在全国文革时间的范围内进行的。全国文革时间的长短是由各个具体单位的文革时间决定的，同时各个具体单位的文革时间又对全国文革时间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在中央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但是他所代表的那一条路线还存在于各级领导干部中间，仍然在发挥着作用，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又一次谈到了文革时间的延长问题。十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10]

　　从中可以看到，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预计文革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就是十个月，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实际上是说文革可能要搞一年以上的时间了。至于具体需要多长时间，不是依靠主观的意愿而是由当时形势的发展以及不同政治力量的对比和斗争所决定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文革时间从预计搞到一九六七年元旦（半年）延长到春节，再延长到十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文革时间是在运动发展中不断延长的。这种延长不是取决于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于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以及政治力量斗争的状况所决定的。

　　（3）文革时间延长原因的进一步分析。

　　前文我们已经从形势发展以及双方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上，对文革时间延长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下面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问题。

　　从文革时间的变化上来看，预计搞半年文革到延长至春节，再到搞十个月乃至更长一点的时间，文革进行的时间是在不断延长的。这种延长是在文革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为实现文革目的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的时候，就出现了工作组问题。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到七月底，党内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最终以撤销工作组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在中央得到了解决。

　　以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佩戴红卫兵袖章接见北京和各地来京师生为标志，全国兴起了红卫兵运动，而后进行了大串连，将文革星火撒向全国各地。这既推动了文革的进程，又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延长了文革时间。

　　这个时候虽然刘少奇、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但是他们代表的那一条路线仍然存在于各级领导干部中间。这些领导干部中的多数人不是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而是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抗衡、抵制的态度，严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召开长达二十天的民主生活会——中央工作会议，就是为了首先打通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再通过他们做好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解决领导干部中实际存在的路线问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于文革的态度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的。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也就进一步延长了。

　　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时间延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取决于领导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党内外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其斗争状况决定的。这种斗争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上表现了出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出现于党内高层，也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言行中表现了出来。工作组问题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一再延长，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运动遇到了重重阻力的缘故。这种阻力既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表现在社会上两派红卫兵的斗争上。从党内两条路线与社会上两派红卫兵关系的剖析中可以发现，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既阻碍了文革的发展，又是文革前进的动力，是动力与阻力的统一。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冲破重重阻力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当然，经过复杂、曲折、激烈的斗争，虽然文化大革命最终被推向前进，但是却延长了文革时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断延长的。

　　2、文革范围在斗争中有序扩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并不是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抓住重点，首先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而后逐步扩大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作出了处理，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文化大革命先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搞起，严格限制军队文革的范围，再进一步扩大到工厂、农村。文革的范围是在斗争中不断得到扩大的。

　　（1）文革首先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搞起。

　　“十六条”对于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如下部署和规定：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11]

　　从“十六条”中可以看到，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文件并没有对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作出硬性规定，而是采取了灵活处置的方式。这个时候工厂、农村虽然可以按照“四清”运动的部署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必须与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才行。至于以社教为主还是以文革为主，由各地、各部门党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这样就对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一个弹性规定。工厂、农村不是不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处于慎重考虑，没有对工厂、农村进行文革的时间和范围作出明确规定而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要在城乡（工厂、农村）进行的。当时为了稳妥起见，先是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而后再进一步扩大到工厂和农村的。这说明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当时并没有全面铺开，而是先在局部进行，以后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才逐步扩大的。

　　（2）严格限制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

　　“五一六通知”决定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鉴于工厂、农村是进行工农业生产的主要阵地，其形势的稳定对于全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任务的完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采取了慎重态度。“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对于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措施，主张按照“二十三条”的要求以“四清”的方式来进行运动。这种安排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刘少奇、邓小平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报送毛泽东审阅，同时还写了一封他们联合署名的给毛泽东的信件。

　　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好，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完不成。在京同志讨论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教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交、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

　　刘少奇、邓小平送审的通知草稿指出，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各地原来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抓革命、保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

　　七月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少奇、小平同志：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12]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十六条”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作出了弹性规定，要求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但是各地、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掌握。[13]这说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与以前相比虽然有所调整，但是并没有发生原则性变化。即便如此，我们从中不难觉察出文件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上比以前更迫切了。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的情况下，由于工厂、农村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工农业生产以及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的正常运行，因而对工厂、农村进行的文化革命仍然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不仅在文件中作出了弹性的规定，也制定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

　　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铁路、列车秩序的通知》。通知指出，全国铁路各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结合四清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各铁路管理机关，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必须指定必要的人员，组成专门的领导班子，切实负责管好各项运输生产工作。铁路分局和分局以下单位，可暂缓开展文化革命运动，已经开展的单位，应当讲清道理，说服群众，暂时停止进行，集中全力保证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

　　铁路工厂的文化革命运动，也应当分期分批地进行。凡是生产任务很重、暂时不宜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单位，应当说服群众，适当推迟进行。不论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单位或推迟进行的单位，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完成机车、车辆的制造和修理任务，并保证完成冬运防寒的准备工作。铁路工厂分批分期地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具体部署，由铁道部党委与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商定。[14]

　　在如何处理革命和生产的问题上，“十六条”中明确指出：“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15]

　　为了进一步处理好工厂、农村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九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加强领导，广大工人、社员和科技人员及其他劳动者应当紧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革命和生产。[16]

　　九月八日周恩来、陶铸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稿报送毛泽东审阅。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搞。周、陶附信说：此件已在今（八）日上午碰头会上谈过，并作了文字修改，现送上，请予审批。九月十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可即发，不要讨论了。”这个规定于本日发出。[17]

　　我们看到，文件明确规定县以下各级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四清”部署结合进行，进入农忙季节以后“四清”运动也可以停下来，着力进行收秋，还要求红卫兵、学生不要到农村进行串连。这表明文件对当时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严格限制。这种限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在对农村的文化革命作出了限制的同时，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工厂文化革命的通知，对工厂的文化革命和生产工作进行了部署。

　　九月九日李富春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阅。通知要求：把《人民日报》九月七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写成大字报，在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张贴，并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讨论。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单位串连，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研设计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抓生产、抓业务。九月十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可即发。”这个通知于本日发出。[18]

　　这个通知提出要将《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贯彻到机关、企事业单位中，要求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这些单位串连，还要在党委领导下，建立两套班子，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这是为了维护工厂生产秩序，为完成生产任务所采取的行动。这表明对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采取了严格限制措施的。通知是在毛泽东签发后才下发到各地执行的。

　　这个时候《人民日报》为了将中央关于在工厂、农村如何进行文化革命的精神宣传到各地，让全国人民知道，以便使文化革命能够按照中央的要求来进行，于是就撰写了《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的社论稿。社论指出：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应当按原来的“四清”运动部署结合进行。农村在秋收大忙的时候，可以把运动暂时停一下。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必要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连，干预那里的部署。九月十五日晨零时陶铸将这个社论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照发。”这篇社论于本日发表。[19]

　　这个社论实际上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的精神起草的，要求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要按照“四清”运动的部署进行，严格限制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到工厂、农村进行串连。这个社论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后发表的。这表明毛泽东是同意这样做的。

　　同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再一次重申了这些要求。他说：“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需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会前，十五日晨二时陶铸将周恩来的讲话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20]

　　为了将这一要求贯彻到底，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陶铸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圈阅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这个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机构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21]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当时确定文革的重点是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因而对在工厂、农村进行的文化革命采取了慎重态度，没有将文革在工厂、农村强力推行，只是作出了弹性规定，要求按照“四清”运动的部署结合文化革命来进行运动。尽管如此，其中的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的。

　　不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还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人民日报》发表的《抓革命，促生产》、《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乃至于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都是要求必须保证工厂、农村的生产正常进行，按照“四清”运动的部署结合文革来开展运动，严格限制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到工厂、农村进行串连。这些文件、社论和讲话都是在毛泽东批示后下发或发表的。这说明当时在严格限制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和这些中央领导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3）对军队文革作出严格限定。

　　不论“五一六通知”还是“十六条”，都要求在军队里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革命，军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因而在军队里进行文革必须非常慎重，谨慎从事，防止因为行动不当给军队乃至于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严重损害，影响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对军队文革的范围作出了严格限制，只在军以上机关、军队院校和文化单位进行文革，军以下作战部队则是进行正面教育，以保持军队的基本稳定，为整个文革的进行提供有力保障。

　　既然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为文革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么在文革的具体实践中就要处理好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的关系，在一一定时期内，军队文革要服从、服务于地方文革的发展要求。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呈送了军队文革计划调整的报告。报告提出：全军军以上机关原拟从九月份起，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开展文化大革命，鉴于不少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有些省市领导班子向部队告急，要求军区派人帮助，这时如部队各级同时进行大烧大整领导机关，一旦地方有事，则部队无人控制。为了使军队能够担负起保卫国防和保卫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决定各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军、省军区、警务区等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暂缓进行，待地方文化大革命稍稳定以后，再继续进行。九月一日下午，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22]在毛泽东批示后，军队文革暂缓进行，部队整装待命，随时准备策应、支持地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十月三十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向林彪提交了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的报告。报告提出：一、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军队干部回去后要认真传达、学习这次会议的精神。二、各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于十一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三、军的机关暂按师以下部队的做法，进行正面教育。四、省军区可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五、军队院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六、军以下部队目前仍然要保持秩序稳定，加强正面教育。十月三十一日（或十一月初），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退林彪。”[23]这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总政治部根据会议精神结合当时形势发展需要，对军队文革作出的部署、安排。

　　这两个报告都是经过毛泽东批示后下发部队的，既有相似的内容，又有各自具体的规定。八月三十一日晚的报告虽然对军队文革作出了安排，但是鉴于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同时进行可能会造成顾此失彼的后果，为了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建议推迟军队文革。十月三十日的报告则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后新的形势下，总政治部就下一步如何进行军队文革作出的计划。这两个报告在军队文革的范围上大体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十月三十日报告为了确保军级领导机关的稳定性，主张军级领导机关也与师以下作战部队一样，进行正面教育。这样就进一步锁定了文革的范围，只在军以上领导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进行文革了。

　　从中我们看到，军队是要进行文革的，但是从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出发，军队文革的进行又是非常慎重的。这种慎重表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军队文革的范围作出了严格限制，文革只在军以上领导机关和军队院校、文艺单位进行，在军以下作战部队则是进行正面教育。同时，根据全国文革的发展情况对军队文革的时间及时作出了调整和安排。这样既保证了全军文革的进行，又保持了作战部队的稳定性，一旦发生重大事变，可以随时将部队拉出去，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保驾护航。那种将军队文革过程中出现的一时混乱，看作不要保持军队稳定进而反对进行军队文革的言论，是没有现实依据的。[24]

　　（4）文革对某些行业、地区及一些人行为的严格限制。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的革命，而是由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并不是放手不管，任由群众运动自发发展，而是密切关注着运动的发展态势，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使运动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于要害、尖端的科研部门及有研究任务的大专院校势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这些部门担负着国家和军队的重要科研任务，如果一旦遭到冲击不仅会严重影响科研任务的完成，还会给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造成严重损失，因而就要对这些部门予以特殊保护。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陈伯达就向毛泽东呈送了关于中央文革小组部署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自然科学、技术各单位都要举起文化大革命这个纲，但应该作适当的分工部署，特别是各种要害、尖端的科研部门，必须继续进行，不得中断，保证如期完成任务，并保证高质量。八月十五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可以这样做。”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陈伯达的请示报告发到县团级和相当于县团级的科技工交单位，以及有研究任务的大专院校。[25]

　　不仅如此，对于重要的绝密工厂和设计单位以及医院，为保密、安全和维护工作秩序的需要，也对正在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作出了严格限制，医院仍然按照“四清”运动的部署进行。

　　九月二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不准外人进入二机部所属绝密工厂和研究设计单位的通知稿报送毛泽东，这个通知经毛泽东圈阅后于本日发出。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转发华东局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得到医院进行串连，医院文化革命按“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建议的批语报送毛泽东。此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于本日发出。[26]

　　前文我们谈到当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遭到运动冲击的时候，周恩来拟定了一个名单，经过毛泽东批准后对其中重要的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采取了保护措施，对新疆少数民族领导人赛福鼎也是这样。鉴于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又处在国防前线，因而对于新疆的革命运动采取了若干限制措施，为了保持边疆的稳定，劝阻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要到新疆串连，在边境地区进行文化大革命不要采取直接罢官的方式等等。

　　九月四日，周恩来将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告西北局的两份电报稿报送毛泽东审阅。电报分别指出：“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决定对赛福鼎采取保护方针。王恩茂同志正确执行了中央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北京学生们解释新疆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地区，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是加强维汉民族的团结，防止苏修和少数民族主义者的挑拨利用。”“为了保障边境安全，不使苏修有机可乘，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此事望你们严格把握。”九月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这两个电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分别于当日下发。[27]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群众组织当然是允许的，但是对于一些行业要不要成立群众组织、成立什么样的群众组织，并不是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也是存在一些限制的。红卫兵是由大中学校青少年学生成立的群众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但是并非任何单位都可以成立红卫兵，工厂、农村、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就不宜成立红卫兵组织。

　　九月中下旬，毛泽东阅林彪九月十七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稿，批示：“照办。”中央的批语和总参、总政的报告于九月二十五日发出。[28]再如，十一月八日由极少数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成立后，离开文化大革命的主旨，提出了脱离国情承受能力的要求，刮起了一阵经济主义的歪风，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宣布取缔了全红总等组织。[29]

　　复员退伍军人也不宜单独成立由他们这个群体参加的红卫兵或群众组织，而是要参加本单位的运动，和本单位的群众一起进行文化革命。这是因为复员退伍军人已经退出了现役，成为他们所在单位的成员，这个时候他们参加所在单位的运动，就是要在文化革命中解决本单位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表达他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一个由他们这个群体组成的群众组织不仅会影响他们所在单位的运动，还会进一步影响到军队的稳定，并对整个文化革命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因而是不宜成立这样一个单独由他们这个群体组成的群众组织的。

　　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同意南京军区党委十二月一日的紧急请示报告，批示中共中央军委转发全国照办。报告指出：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兵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二、不准冲击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三、所有复员、转业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协助解放军加强备战，保卫文化大革命。[30]

　　我们还注意到，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形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以西纠、东纠、海纠乃至后来的联动面目出现的老红卫兵，打着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公然违反“十六条”，挑起武斗，私设公堂，炮轰中央文革小组，六冲公安部，打压造反派红卫兵，迫害知识分子，将主要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转移斗争方向，严重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制止这些破坏文革的错误行为。

　　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八日《重要通告》。通告指出：“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毛泽东曾指示陈伯达约王力、关锋到北京各地去看看，哪里有私设公堂等情况，要立即放人，不许这样搞。[31]

　　不仅如此，由于这些行动严重背离了文革的方针政策，还冲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公安部，已经成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股逆流。在这种情况下，公安部对他们采取了专政措施，抓捕了联动分子，解散了联动机构，给这些打着文革旗帜却反文革的敌对力量以毁灭性打击。

　　这个时候也有地方群众冲击公安部门的事情发生，由于公安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负有维护社会治安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如果任由地方群众冲击公安部门的话，就会造成连锁反应，致使地方文化大革命失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有力保护，进而影响到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因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十一月二十五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华东局浙江省委发电报，指出：温州市少数群众占领公安局，对维护治安、进行对敌斗争和保卫文化大革命，都极为不利，希望立即退出。其他地方如发生类似问题，请照此办理。[32]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并非不受控制地任其自由发展的，而是处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严密监控之下。根据事态发展的情况，意外出现的事件，他们及时对一些行业、地区、群体及其行动作出批示，制止错误行为，防范化解矛盾，引导文革沿着既定的轨道发展。这是在文革发展要求下采取的有力措施，也是为了保证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必要行动。

　　（5）文革范围逐步扩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革首先是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的。军队文革在军以上领导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进行，军以下作战部队则是坚持正面教育。虽然“十六条”对于工厂、农村的文革作出了弹性规定，但是从“五一六通知”下发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经过毛泽东批准后，一直处于严格限制的状态。这种限制并非不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从慎重出发，暂缓进行而已。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及时进行了处理，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制定适宜的方针政策，纠正错误，改正缺点，使文革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从中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下子在各地全面辅开，而是首先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的。即使军队文革也并非在全军上下全面展开，而是只在军以上领导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进行，军以下作战部队则是进行正面教育。在军队文革和地方文革的时间安排上出现冲突的时候，也是军队文革让位于地方文革，将两者进行文革的时间错开，为文革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个时候不论是工厂还是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处于被限制的状态，这从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文件、《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反映出来。

　　从文革首先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严格限制军队文革的范围，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错开时间进行，以及暂不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是极为慎重的，也是进行了周密部署的。先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军队文革在划定范围后稳步推行，再进一步将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由此看来，文革并不是一下子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开，而是首先在局部进行，再进一步扩大范围的。

　　文化大革命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不同领域的具体情况不同，因而在这些领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要制定相应的具体措施。文革是在循序渐进中不断扩大范围的，先在特定领域进行，而后进一步扩大到工厂、农村。这表明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轰而起，而是有序进行并扩大范围的。

　　3、安亭事件是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导火线。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虽然“十六条”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弹性规定，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出于慎重考虑，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还是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这并不是说不要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着眼于文革形势的发展，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再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革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在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这样以安亭事件为契机，引发了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那么，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究竟如何呢？这就要从上海的文革运动说起。

　　（1）上海的文革运动。

　　在红卫兵大串连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的红卫兵到上海串连，和上海的红卫兵一起来推动文革运动。据上海市统计，到九月六日，上海共接待串连学生28600人，其中北京红卫兵10700人。

　　对于到上海串连的红卫兵，上海市委领导人当时是抱着欢迎态度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希望以此来减少红卫兵运动对于市委的冲击。八月三十日下午，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欢迎北京红卫兵大会，北京红卫兵约三千人参加了大会。会上，北京红卫兵批评上海市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还提出上海市委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把上海市委欢迎北京红卫兵的大会变成了批评上海市委的大会。上海市委与北京红卫兵之间的矛盾逐渐形成。三十一日，北京红卫兵四五十人，打碎上海市委机关大门玻璃，冲进市委机关院内，双方发生了争执，矛盾趋于激化。九月四日，北京红卫兵在冲击上海市委机关时，与前来保卫上海市委的万余名工人、学生发生冲突。这些工人、学生到底是自发来的，还是上海市委动员来的，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资料。不过，从逻辑上判断，市委动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九月五日下午，北京红卫兵召开了声讨上海市委的大会。在北京红卫兵的带动下，上海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也开始指向各级党委，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愈来愈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冲击各区委机关即达二百多起，参加者七千多人。[33]

　　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矛盾的形成及进一步走向激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对于文革的态度。这个情况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在文革中的态度表示不满了，认为魏文伯、曹荻秋等人不能再继续领导上海的文革运动了，动员正在休养的陈丕显站出来主持工作。为此，江青、张春桥、叶群代表林彪都找陈丕显谈过话，但是陈丕显却以生病为由表示了拒绝。[34]这反映出陈丕显对于文革的态度，中央文革小组对于陈丕显也就由希望变为失望了。

　　尽管陈丕显等人对待文革是这样的态度，但是上海的文革形势还是在向前发展。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北京红卫兵的支持下，上海开始出现全市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影响较大的有：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以及从中分离出的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中学跨区红卫兵组织在全市有影响的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东北）、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西南）、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委员会（简称红反会）等。[35]后来，为了保持北京与上海两地之间的联系，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又在上海设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驻沪联络站等，加强了与上海红卫兵及其运动的密切联系。[36]

　　北京红卫兵与上海红卫兵的联合行动，对于上海的文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城市，处于长江的入海口，东部沿海的中间地带，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通过“四清”揭露了工厂里面存在的不少问题，启发了工人阶级的觉悟，锻炼了他们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为进行文革作了重要准备。“十六条”虽然对于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弹性规定，但是文件依然明确规定即使按照“四清”运动的部署来展开运动，也要结合文革或者将文革的精神渗透其中，表现出了鲜明的文革倾向。[37]

　　从前文中可以看到，当着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发生矛盾的时候，有一些工人就组织起来保卫上海市委，与红卫兵进行对抗，表现出鲜明的保守倾向。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进一步激发了工厂的造反行动。这个时候的工人队伍也逐渐出现了分化，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红卫兵则是与工人队伍中的造反派联合起来，与上海市委、保守派红卫兵和工人进行斗争。这样造反派红卫兵与工人队伍中的造反派相结合进一步推动了上海的文革运动。安亭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2）安亭事件的起因及其发展概况。

　　安亭，是京沪线上上海以北嘉定县境内的一个小站。本来并不出名，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发生的安亭事件却使它名扬天下。那么，安亭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还是从当时上海的工人运动说起。本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是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的。这些措施是在毛泽东批准后实施的。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上海市委领导人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陈丕显拒绝出来主持上海市的文革工作就是一个例证。这个时候上海的工人开始行动起来，红卫兵则到工人中间进行串连，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于是上海造反派工人在红卫兵帮助下要成立一个群众组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下午，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和上海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上海红革会、上海中学红卫兵红反会等召集上海十几家工厂的工人造反派开会。三司驻沪联络站的包炮、姜涛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共三十余人。[38]他们是国棉十七厂、上海玻璃机械厂、八二二厂、国棉三十一厂、合成纤维研究所、良工阀门厂、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修理厂、上海五一电机厂、上钢三厂等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谢鹏飞、叶昌明、岑麒麟、陈阿大、潘国平、王洪文、黄金海等人。[39]这些人是当时上海工人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

　　在会议上，王洪文在发言中谈了他在“四清”运动期间遭受过的打击。他说：“我在‘四清’运动中贴过一张大字报，揭发党委包庇反革命，被他们打成右派、反党分子，所以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是比较深的，因为我是受压的。”会上有人提出建立一个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名称叫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人补充说，要加上“革命”二字，以免别人误解。王洪文则提出在司令部前面还要加一个“总”字。于是，新成立的工人造反组织叫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造反派推举负责人时，由于王洪文务过农、当过兵、入党早、做过工，是厂里保卫科干部，平时表现也不错，在“四清”运动中又受压，因而被推举为工总司的负责人。[40]

　　会议在讨论的基础上，决定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计划于十一月九日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成立。会议推选出王洪文（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干事）、潘国平（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蒋周法（上海铁路机械厂）、徐美英（上海七四一服装厂）、叶昌明（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工）、范佐栋（上海保暖瓶二厂）、陈阿大（上海良工阀门厂钳工）等七人组成成立大会的主席团，由王洪文负责。北京红卫兵帮助起草了成立宣言，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上海炮司为工总司提供了活动场地。为召开成立大会，借会场、布置会场、发海报等筹备工作，都是由上海的各红卫兵组织帮助完成的。

　　这次会议要取得合法地位，还是要得到上海市委的同意和支持，因而工总司的代表到上海市委要求主持市委工作的市长曹荻秋接见，并提出三项要求：一、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下午大会，听取工人的控诉，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交通工具。[41]

　　由于工总司要求八日下午两点前答复，况且成立工人造反组织，意味着文革要扩展到工厂里面去，突破了以前政策措施的限制，因而在如何答复工总司代表要求的问题上，上海市委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件事，并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打电话请示怎么办。陶铸在电话中明确答复：“不得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市委根据中央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和陶铸的电话答复，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不参加工总司九日的成立大会；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由于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正在养病，因而就由曹荻秋主持上海市委会议做出了这个决定。白天开完会后，晚上曹荻秋、魏文伯到陈丕显休养的西效宾馆汇报工作。陈丕显听了他们的汇报以后表示，坚决支持市委的决定，坚决支持曹荻秋、魏文伯的工作。曹荻秋这个时候说了一些对工总司蔑视性的话，他说道：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我们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42]

　　十一月九日下午，上万人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大会计划开两个小时，但由于拥护上海市委的工人的冲击，会议刚开了半个小时就被冲散了。[43]当时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竟然发生了两次保守派工人冲击大会主席台的严重事件。这些保守派工人到底是自发的，还是上海市委动员而来的，发人深思。由于上海市委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大会筹委会要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参加九日的成立大会，“听工人的控诉”，曹荻秋也没有参加。[44]即使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工总司筹委会也还在打电话到市委，希望曹荻秋能够参加会议，但是仍然被曹荻秋拒绝了。几千名工总司成员从文化广场走到市委大楼前请愿，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他们的条件，仍然遭到拒绝。[45]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虽然没有接见他们，却通知他们到上海展览馆电影院集中。在电影院，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却没有参加接见活动，而是由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根据市委的“三不”方针，反复宣传中央的有关精神和规定。上海市委的态度，被工总司的领导人视为“压制革命造反”、“资反路线对工人的迫害”。[46]

　　从中可以看到，工总司的成立大会遭到了冲击，市委主要负责人既不支持他们的活动，也不出面参加成立大会、听取他们的申诉。在这些要求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他们才提出要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

　　十日凌晨，数千名工总司成员冲进上海北站，潘国平率一千多人登上了上海进京的红卫兵列车。列车于上午五时发车（到达南京后，奉命停开）。王洪文率另一部分人强行登上了开往郑州的六十五次客车，说他们要去北京向党中央控告上海市委打击镇压工人造反派。上午七时火车开出。车到安亭，上海铁路局根据上海市委的命令下令停车，八时十七分将列车依靠在上海市效嘉定县的安亭车站的岔道上。上万名由上海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的对立面群众与工总司发生了冲突。[47]中午十二时左右，王洪文等率众卧轨拦车，造成沪宁全线中断三十一小时又三十四分钟。[48]这就是安亭事件形成的概况。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安亭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上海工人开始登上了文革舞台。在工人参加文革的初期，红卫兵起着重要作用，从召开会议、起草宣言、提供场地等方面对工人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体现了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发展态势。这个时候的红卫兵在串连中确实起到了宣传、组织、启蒙的作用，对上海工人运动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造反派工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希望获得市委主要领导人的同意和支持。由于中央对于在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一直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因而上海市委领导人曹荻秋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他向中央请示处理方针，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更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中央没有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文革是否要在工厂进行，关系到下一步文革在全国的发展和行动。他们的谨慎态度是应该肯定的。即便如此，他和其他市委领导人这个时候还是可以采取适宜的措施，平息造反派工人的情绪，制止保守派工人的行为，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在一定范围内将这个事件予以解决，而不致于导致矛盾的激化，造成卧轨拦车的事情发生。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能够这样做。

　　造反派工人的形成并登上文革舞台，遭到了保守派工人的抗衡和反对。此前，保守派工人在保卫上海市委，抗衡红卫兵的冲击中就显示出作用。在工总司召开的成立大会上，保守派工人又是赶到会场冲击主席台，致使成立大会都开不下去了。工总司成员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到上海市委去请愿的，但是却没有得到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接见。上海市委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对于两派工人的不同态度则是显而易见的。

　　本来工总司成员到上海市委大楼请愿，就给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这个时候如果上海市委领导人采取适宜的措施，还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却不露面，而是让市总工会主席张祺到电影院广场来接待工人。工总司成员是在没有得到圆满答复的情况下，才冲破阻隔强行登车北上到北京上访的。这个时候上海市委又下令让正在运行的列车停车，以此来拦截工总司成员到北京反映情况。这样最终导致矛盾激化，工总司成员在王洪文的带领下，做出了卧轨拦车的激进行动。

　　从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上海市委领导人在四个环节上发生了过错：一是不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听取他们的控诉；二是没有阻止保守派工人冲击工总司会场；三是在工总司成员到市委请愿时虚于应付；四是工总司成员强行登车后，采取强制措施让列车停止运行。正是这一系列的过错，才最终酿成了安亭事件。即便当时他们坚持“三不”方针，如果采取适宜的措施，平息业已激化的事态，在讲明情况以后，本来像这样的激进行动还是有可能加以避免的。从这里来说，上海市委对于安亭事件的发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至于工总司的成立以及工人登上文革舞台，是符合文革发展潮流的。工总司在成立过程中得到了红卫兵的帮助，但是却遭到了上海市委的打压。这里固然有中央对于工厂文革的限制措施在起作用，但是上海市委也是难辞其咎的。因为此前上海市委对于文革就表现出消极、抵制、抗衡的态度。不仅如此，工总司还遭到了保守派工人的抗衡与反对。成立工总司时由于得不到上海市委的支持，他们制作袖章的布匹是从国营布店里面强行借来的。后来张春桥向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时，毛泽东笑着说：“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么。”[49]市委领导对他们采取“三不”主义，成立大会不仅不去参加，在保守派工人冲击下连成立大会都开不成，到市委请愿又得不到答复，上京反映情况又被强令制止。他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才采取了卧轨拦车的激进行动。激进的行动固然不足取，但是对他们采取这样的激进行动还是要从整个文革发展的大局上来考虑，他们这样做是在无奈情况下的不得已选择。

　　安亭事件的发生，将上海的文革推向了一个转折点。这个时候不论是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还是华东局、上海市委，以及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不能不置身于其中。是压制还是以此为契机展开工厂的文革运动，就成为文革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选择。

　　（3）围绕安亭事件展开的斗争。

　　安亭事件发生后，工总司成员卧轨拦车造成了南北交通大动脉——沪宁线的中断，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这个事件，就成为摆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和华东局、上海市委面前的迫切而又紧要的任务。这是因为如何处理这个事件直接关系到文革的下一步走向。

　　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根据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确定的方针，亲赴安亭处理这个事件。他以文革思想为指导，在调查研究以后，突破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权，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支持了工总司的造反行动。这样围绕安亭事件在中央、中央文革与华东局、上海市委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具体说来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和华东局、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与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代表副组长张春桥之间展开的。斗争最终以毛泽东一锤定音、肯定张春桥的做法而告结束。

　　① 安亭事件发生后的反映。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工总司要求上海市委领导人曹荻秋出席十一月九日召开的成立大会，曹荻秋主持召开上海市委紧急会议的同时，还向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请示应该怎么办，在得到陶铸的指示并经会议研究以后，决定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致使矛盾不断激化，最终酿成了安亭事件。这个时候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意见是一致的，仍然对开展工厂文革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也是这个态度。[50]

　　这一判断还可以从当时的文献资料上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十一月十日清晨，《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由陶铸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圈阅后发表的。社论指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这个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机构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51]从社论中可以看到，中央在开展工厂文革上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还是主张对工厂、农村文革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的。

　　安亭事件发生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上海发出两个电报：第一，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朝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张春桥回沪说服工人。第二，致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指出：“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又说：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即日回沪处理此事。

　　张春桥离京前，陈伯达把致上海工人电的原稿给了他，陶铸指示：中央不同意工人成立全国、全市性的群众组织，决不能承认工总司和肯定他们的行动。十一月十一日晚，张春桥乘飞机赶到上海，即去安亭。[52]

　　从中我们看到，不论是周恩来、陶铸还是陈伯达，这个时候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不承认工总司，不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对工人提出了批评，要求他们立即回厂复工。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就是依据这个方针，从北京飞赴上海来处理安亭事件的。

　　上海市委下令停车安亭后，上万名保守派工人也从上海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阻止工总司的行动，与工总司发生了冲突。[53]看来，保守派工人是在密切关注着工总司的一举一动的，九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他们冲击了工总司的会场，致使工总司连成立大会都开不下去了，最后在无奈的情况下才到上海市委请愿的。这次工总司上京告状被阻安亭后，保守派工人又乘车赶到安亭，阻止工总司的行动。他们的所作所为到底是自作主张，还是受人指使？与上海市委究竟有没有联系？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资料，但是从保守派的属性以及他们与上海市委的关系上来进行分析，从逻辑上来进行判断，两者之间的联系应该是存在的。当然，这还需要史料上的进一步印证。

　　安亭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对这个事件的处理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立即向中央报告情况，决定坚持不承认工总司；[54]另一方面为了缓和与工总司的矛盾，平息工人的情绪，又派出大批干部，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带队赶往安亭，向造反队员做好宣传工作，劝说他们返厂生产。市委还组织人送去一万五千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等御寒物资，动员安亭车站的职工为他们烧水作饭。[55]从这里可以看出，上海市委既不承认工总司的存在，也对他们卧轨拦车的行动采取了否定态度，同时又从道义上对北上请愿的工人提供了生活用品。他们这样做，说到底还是为了缓和与工人的矛盾，打消工人北上的念头，为将工人劝回上海这个目标服务的。

　　我们注意到，王洪文带领工总司工人是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左右开始拦车的，铁路被阻拦了三十一小时又三十四分钟，[56]按此计算十一月十一日晚七时半以后沪宁线就通车了。陈丕显说，从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时十二分起，沪宁线这条南北交通大动脉被迫中断三十一小时又三十四分钟。按此计算，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四时四十六分钟以后沪宁线就通车了。张春桥是十一月十一日晚十时才乘空军飞机到达上海的，[57]不管是十一日下午四时还是晚七时沪宁线通车，都表明张春桥在到达上海的时候沪宁线已经贯通。尽管如此，矛盾却没有解决，当时恢复通车不过是在安亭的工人得知中央已经关注此事，为了能够解决问题从大局出发才取消了卧轨拦车的行动。他们这个时候还是要到北京去上访告状的。如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矛盾随时都有可能被再次激化。张春桥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到达上海的。

　　② 张春桥飞赴安亭，将多数请愿工人劝回上海。

　　由于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同时又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在上海也有较高的声望，因而中央文革小组才派出张春桥作为代表亲赴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也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性，当时华东局、上海市委与工总司已经处于对峙状态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意见又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让工人放弃北上请愿的行动，将他们劝回上海，使紧张的事态缓和下来，则是能否完成这次任务的关键。

　　张春桥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当时张春桥仍然担任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而华东局、上海市委又与工总司处于严重对峙状态，况且离京前张春桥已经清楚地知道了上海市委解决问题的方针，这个方针又是得到了陶铸、陈伯达的支持和同意，张春桥这个时候到上海就是要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来解决安亭事件。如果下飞机后他先到上海与市委领导碰头，再到安亭工人中去，就会让工人发生误解，认为他不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而是站在上海市委一边压制他们，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正是因为这样，张春桥才没有到上海市委而是与接他的曹荻秋在机场交谈几句以后，就带着秘书何秀文直接到安亭去了。[58]这也就不难理解张春桥在曹荻秋等人建议他先到市委与市委领导成员见面与谈话时，为什么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了。由于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工人的密切联系，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张春桥在机场还与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通了话，要他们派人协助解决安亭事件。[59]

　　这个时候张春桥还是按照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行动的。虽然铁路已经通车，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让工人能够回到上海，就成为摆在他面前的迫切任务。到达安亭后，张春桥先找工总司的头头谈话，做通他们的工作后，再进一步做好工人的工作。在安亭一家仪表机械厂的食堂里，张春桥召集王洪文、潘国平、周谷声、包炮等工人和红卫兵代表谈话。[60]张春桥认真听取了他们的申诉，了解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谈话中既批评了他们的盲目行为，又表示要解决好他们的问题，还向他们提出了建议和要求。张春桥对王洪文他们说：“你们拦阻列车，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引起上上下下不满，使你们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这样干，是要杀头的。”又说：“这次我来上海，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不解决问题不回北京。”他建议王洪文先把队伍带回上海，然后再解决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等人在仔细权衡利弊之后听从了张春桥的建议，同意率队回上海。[61]

　　在做通了工总司负责人的工作以后，然后再进一步做好工人的工作。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点，张春桥在王洪文等人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要王洪文、潘国平召集队伍，向人们宣布回上海解决问题。在安亭的工人集合在煤炭堆站之前，张春桥穿了军装，登上一辆卡车，直接面对群众说道，毛主席让我来看望你们，接下来讲了半个小时的全国形势，然后话锋一转，说大家在这里影响交通，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劝大家回上海解决问题，就这样对工人做了一番思想工作。

　　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工人站出来批评张春桥不支持工人运动，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相信群众。接着红卫兵包炮跳上车，介绍了这个事件的经过。随后谢鹏飞和下面工厂的代表一个接着一个上去控诉。张春桥在车上倾听了工人群众的发言后说：听了同志们的控诉，了解了你们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不能像你们那样一起掉眼泪，我受中央的委托是来解决问题的，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一起回上海去，有事在上海解决。

　　那时天气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停，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张春桥立在车上与大家一起淋雨，不打伞，他在车上拿出陈伯达的电报稿和亲笔的原稿，说明这是中央的意见。[62]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回上海，王洪文则在一旁帮着做工人的工作，进行解释和说明。[63]面对当时群情激昂的工人，张春桥陷入了沉思。他意识到工人已经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中，在工人已经起来参加文革的情况下，对于他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压制还是肯定工人的造反行动，就这样鲜明地摆在了张春桥的面前。于是，张春桥在认真思考以后，果断表示：“第一，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第二，我和你们一起干革命；第三，不解决问题，我不回北京。”[64]

　　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听不进张春桥的意见。这个时候在安亭的请愿工人队伍中也出现了分歧。有的造反派工人见王洪文改变了态度，就爬上卡车抢过话筒说了些表示抗议和不满的话，甚至有的人还骂骂咧咧。工人队伍中原已存在的自发、散漫、个人主义这个时候也表现了出来。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王洪文带着大部分造反队员返回上海。耿金章不服气，率领一千余人继续步行北上。

　　下午四点多，张春桥也返回上海。上海市委为了缓和矛盾，稳定局势，发了专门的文件，要求各单位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对他们“不要指责，不要扣帽子”。[65]

　　③ 第一个“五条”签署，张春桥与华东局、上海市委的矛盾走向激化。

　　安亭事件中的大部分工人虽然回到了上海，但是上海市委并没有肯定工总司，也没有对这次事件做出定性。回到上海的工总司成员及其负责人，也在迫切要求对他们这个组织及其行动做出定论，因而没有返回工厂，而是集中在市文化广场，在黄金海等人的带领下，要求张春桥接见他们。十一月十三日晨，市委写作班子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将他们的要求转告张春桥。张春桥接受了这个要求。

　　上海市委获悉后，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张春桥也参加了。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各种要求逐一进行了设想和研究，得出一致意见：

　　决不能承认由一小撮社会渣滓控制的全市性跨行业的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

　　决不能承认这些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截第十四次列车是革命行动。[66]

　　从中可以看到，会议既不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也不承认到北京上访和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不仅如此，还说工总司领导人是“一小撮社会渣滓”，把工总司视为“一小撮社会渣滓”所控制的群众组织。

　　会议认为工总司是由社会渣滓控制的群众组织，到底符合不符合事实真相呢？工总司领导人里面究竟有没有社会渣滓呢？

　　我们不清楚上海市委常委会作出这个判断的事实依据。即便后来否定文革、进行清查的时候，也没有搞出这方面的过硬材料来对此加以印证和说明。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尚未发现这方面的有力证据。退一步说，即便他们中间有的人是社会渣滓，那么在工总司领导人中究竟占多大比例呢？到底是工总司领导人中的个别人或少数人，还是整个工总司的群体有问题呢？难道能够把个别人或少数人存在的问题看作整个工总司领导人的行为吗？这种以偏盖全的说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当时工总司主要负责人王洪文就是共产党员、厂保卫科干部，当时口碑还不错，难道他是社会渣滓吗？如果联系到上海市委对于工总司的成立及北上请愿的一贯态度来进行分析，他们作出这样的判断也就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了。这样说不过是为他们否定工总司及其行动提供借口罢了。唯其如此，也就把他们反对工总司的态度鲜明地亮了出来。

　　张春桥参加了上海市委常委会，并没有随众附合大家的意见，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张春桥本来就意识到进行工厂文革的必要性，[67]

　　这次又亲赴安亭，实地了解了具体情况，于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当时中央对于工厂文革还有着比较严格的限制，但是在上海工人已经起来进行文革的情况下，张春桥认为应该因势利导而不是压制上海工人的造反运动。这样就与出席上海市委常委会的绝大多数常委的意见出现了不合。在上海市委常委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出现一边倒的情况下，张春桥是不便于当场表示反对意见的，于是就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没有在会议上表态。

　　张春桥在常委会上没有表态，进一步加深了上海市委会议主持人曹荻秋的疑问。因为张春桥此时身份特殊，他不仅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还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处理安亭事件的，能否取得他的支持和同意，对市委决定的执行至关重要。鉴于张春桥当时的特殊身份，上海市委是难以像以前那样按照组织程序来约束他的，于是曹荻秋就将上海市委做出的决定向中央请示，在得到中央批准以后再以中央名义要求张春桥执行上海市委的决定。因此在会议进行当中，他就给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书记陶铸打电话，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并请中央指示。在获得了陶铸的肯定后，曹荻秋一边听电话，一边作了记录，又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只好在电话中表示，要按陶铸指示和市委意见办。[68]

　　出席完市委常委会议以后，张春桥就要到文化广场与工人谈判了。这个时候的张春桥面临着陶铸和上海市委的双重压力，同时又有中央暂时不在工厂开展文革的要求，在上海工人已经起来参加文革的情况下，是机械地执行上级决定还是顺应文革形势的发展，肯定上海工人的文革运动，迫切需要张春桥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张春桥清楚地知道，虽然把工人劝回了上海，但是关键还是要对工人提出的问题作出正面回应。如果他们提出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事态不仅平息不下去，还有可能进一步走向激化。

　　但是，究竟应该怎样解决工人提出的问题呢？市委常委会业已对工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预判，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代表中央也已经表明了处理意见，当时中央和上海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个意见又是难以得到工人认同的。当初造反的工人们是在诉求没有得到合理回应的情况下，才到北京反映情况的。这个时候如果执行中央和上海市委的决定，就要压制上海工人的造反运动，而进行工厂文革由工人起来造反又是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这样是同意工人的诉求还是压制工人的造反运动，就要求张春桥必须马上对此作出抉择。

　　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从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一点开始，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工人座谈，他说自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座谈中，他坦率地谈到了自己对于工厂文革的看法。他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应该创造好的经验。”“工人同志要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革命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69]

　　在谈到了陈伯达的电报时说道，陈伯达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他说自己这次到上海，到安亭车站，接触了大量造反工人，亲自听了他们的控诉，看了安亭车站现场，才了解了全面的情况。他表示回北京后，一定向陈伯达说明他所看到的情况，相信他们对此会有一致看法。鉴于当时张春桥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就存在不同意见，在事态紧急的情况下一时也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又来不及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请示，这样在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潘国平等人的要求下，[70]下午三点半，张春桥当机立断签字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这五项要求是：

　　（1）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2）承认十一月九日成立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3）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为了提醒工人不要脱离生产闹革命，防止情绪化行事，张春桥在第二条下面加了个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71]

　　签完名后，张春桥又登台对台下的造反队员讲了话。他说：“我完全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你们是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啦！”[72]

　　会后，张春桥回到住所，将五条协议电话告诉陈伯达，取得了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73]

　　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五项要求的事迅速传到上海市委，曹荻秋、魏文伯当天晚上就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在西效宾馆养病的陈丕显。他们议论后对张春桥的行为十分气愤。陈丕显当场就又给陈伯达打了电话。在电话中他把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先向陈伯达作了简要汇报，特别提到了张春桥未经上海市委同意就签字答应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接着，他非常生气地质问陈伯达：“为什么中央文革原来说不承认这样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现在怎么又突然转为承认了呢？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反而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承担呢？”面对陈丕显的质问，陈伯达也不好在电话中说什么，只好顺水推舟地讲：“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

　　在这种情况下，陈丕显感到只有他们市委班子内部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能渡过难关。他们商量，不管外面压力有多大，他们内部也要统一，要顶住。[74]十一月十四日，在曹荻秋主持的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不同意张春桥签字，当面批评了张春桥的作法。[75]这样张春桥与上海市委之间的裂痕又进一步加深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张春桥与华东局、上海市委的矛盾并不是这个时候才产生了。早在一九五三年张春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张春桥为了发挥报纸对党政机构的监督、舆论作用，就在报纸上点名批评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领导陈时夫、华东局工业部的领导，还准备进一步点名批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这引起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陈毅、谭震林和陈丕显的不满，他们以未经请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为名予以制止，致使张春桥利用报纸进行监督批评的设想化为泡影。

　　不仅如此，陈毅、谭震林和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于当年三月五日召集《解放日报》正副总编和全体编委到华东局开会，陈毅、谭震林作了重要讲话，对有关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陈毅讲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要对搞乱我们阵线的人有所警惕！”此后不久，经华东局批准，上海市委免去了张春桥在《解放日报》的所有职务，并报中央组织部同意，拟将张春桥调离上海。一九五四年，柯庆施来到上海，才推翻了经陈毅、谭震林批准将张春桥调离上海的决定。[76]

　　这表明张春桥此前是与华东局、上海市委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这种矛盾虽然是工作上的分歧，但是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党政干部要不要置于社会舆论的监督之下。张春桥利用掌管报纸的有利条件对党政领导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进行批评和监督的时候，却遭到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排挤与打击，甚至还要把他调离上海。陈毅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就是他们打击、排斥张春桥的自我表白。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张春桥是在华东局、上海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情况下才没有被调离上海的。

　　既然如此，这次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在未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与工总司签署了五项协议，无形中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华东局、上海市委之间的矛盾。当时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中央书记处常委书记陶铸的意见是一致的，张春桥答应上海造反工人提出的五项要求并不是来自于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对他的授权，而是他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经过慎重思考才作出的决断。

　　其实，张春桥并不讳言这个问题。十一月十六日，他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工人时说：“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事后从文化广场回到住处，我才给陈伯达打电话……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了他。这样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77]

　　是什么原因导致张春桥在形势紧急的情况下，突破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权，在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与工总司签署了五项协议呢？

　　其实，张春桥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偶然的。这来自于他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深刻理解，以及必须对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洞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在同北航红旗代表谈话时就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78]他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工人座谈时讲的话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说明。[79]从突破中央授权到果断作出决定，反映出张春桥不仅对于文革理论的认识高人一筹，而且还具有在事态紧急情况下的决断能力。张春桥清醒地认识到，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要实现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愿望，就必须发挥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当时对工厂、农村文革虽然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不过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处于慎重考虑，为了文革平稳发展才作出的暂时规定而已。

　　可是，文革形势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安亭事件表明上海的工人已经行动起来，参加到文革的运动中了。这个时候是保护他们的革命热情、引导他们朝着文革发展的正确道路上前进还是压制他们的造反行动，就要求张春桥必须立即对此作出抉择。张春桥认为既然文革要在工厂进行，现在上海的工人已经行动起来了，那么就要因势利导，支持工人的造反行动。由于事态紧急，张春桥也来不及取得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而他与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意见又不一致，一时也难以说服他们支持自己的行动，于是才当机立断承认了工人提出的五项要求。虽然在组织程序上并不完备，但是在文革发展的要求上则是必然的选择。张春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付诸于实际行动的。

　　④ 毛泽东一锤定音，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

　　由于张春桥的行动与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和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意见不一致，作出决定的时候也没有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事后虽然取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追认，但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而能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或认可，就成为张春桥与工总司签署的五项协议是否有效乃至于其政治生命的决定性因素了。张春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事后，他对王洪文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沪语，意即脑袋）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80]他还说：“这一段时间内，虽然时间不长，……对我来说，也会成为永远忘记不了的事情。”[81]

　　文革的形势发展非常迅速，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异常激烈，弄不好会危及自身，张春桥有这样的担心是自然的。不过，张春桥作出这样的决定也不是盲目的，而是缘于他对文革理论的深刻把握和对于文革形势发展的敏锐判断，以及为了文革发展甘冒个人风险的勇气和魄力。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将安亭事件的详细情况及张春桥的处理结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82]这次会议肯定了制造安亭事件的上海工总司的言论和做法。[83]其实，在这次会议上，针对张春桥没有经过批准就答应了工总司的要求，毛泽东还说了这样的话：可以先斩后奏。先有工人组织这个事实，再有工人组织这个概念。[84]

　　这样张春桥先斩后奏与工总司签署的五项协议最终获得了中央的认可和支持，显示了张春桥对于文革发展态势及其变化的预见和精准把握，这无疑进一步提高了张春桥在文革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

　　⑤ 第二个“五条”签署，从安亭徒步北上的请愿工人回到上海，安亭事件得以解决，张春桥与华东局、上海市委的矛盾难以调和。

　　张春桥的作法首先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而后又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说明他的行动是符合文革发展方向的。这个时候在安亭事件中不听劝阻仍然坚持带领工人徙步北上的工总司负责人耿金章已经到达苏州。十一月十五日晚，张春桥和交大红卫兵与韩哲一和曹荻秋到达苏州，解决工总司负责人耿金章及其带领的工人回沪的问题。

　　张春桥与耿金章等人进行谈话。这些造反派不顾大局，意气行事，是在安亭不听劝阻的情况下徒步北上的，给上海工人的文革运动造成了负面影响，也为上海市委领导人提供了把柄，张春桥批评了他们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最后勉励他们说：“陈丕显、曹荻秋说你们是社会渣滓，我说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争气啊！”经过座谈，张春桥同意了耿金章等人提出的又一个五项要求。[85]

　　当时工人队伍集中在苏州铁路中学，韩哲一顺利签了字。[86]在让曹荻秋签字时，曹荻秋表示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张春桥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签字！”在这种情况下曹荻秋才表示：“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最后也在协定上签了字。耿金章率领的二兵团于十八日返回上海。[87]

　　十一月十五日当晚，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三个上海市委领导人就碰了个头，对张春桥与耿金章率令的二兵团签署的另一个“五条”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陈丕显打电话给陶铸，曹荻秋打电话给陈伯达，向他们反映情况和陈述上海市委的意见。陶铸在电话中明确指出：“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然而同样是这件事，却迅速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88]

　　我们现在不清楚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三个上海市委负责人，是否知道毛泽东十四日在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已经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这样做不过是在向陶铸控告张春桥，表达他们对于张春桥作法的不满；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仍然这样做，显然具有对抗中央和毛泽东文革部署的性质。这里令人生疑的是，陶铸竟然在听完陈丕显的电话汇报后，仍然否定了张春桥提出的五项要求。从常理分析，以陶铸当时在中央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不论是作为中央常委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都是会参加十四日会议的，即使他因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不会不清楚毛泽东对于张春桥作法的肯定态度。如果这段史料无误的话，那么陶铸的说法表明他此时不仅与毛泽东在文革发展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还以实际行动抗衡毛泽东对于文革的部署了。

　　在签署了两个“五项”要求，将安亭事件处理完毕以后，由于江青要文艺座谈会的稿子，张春桥急着赶回北京。临行前，张春桥特地赶到西郊宾馆，向正在这里养病的陈丕显汇报情况。张春桥向陈丕显反映了市委常委会上他遭受围攻的情况，还讲对于群众运动要慢慢来。[89]希望他的做法能够得到陈丕显的理解和支持。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在张春桥签署了两个“五条”，支持上海工人的造反运动，陈丕显先后两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控告张春桥的情况下，又怎么会同情张春桥在市委常委会上遭受的围攻，听得进他的解释和说明呢？

　　在大势面前，上海市委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并将双“五条”印成市委文件下发到基层的。[90]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张春桥是与上海工总司签署两个“五条”的方式解决安亭事件的。他答应上海造反派工人的要求，签署两个“五条”，并不是在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协商好了以后才付诸于实施的，而是在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指引下，从上海工人已经采取行动参加文革的现实出发，立足于文革发展的大局和要求，在调查研究以后，经过认真思考才作出的大胆决定。这个决定事后获得了毛泽东和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追认。由此可以反映出张春桥对于文革发展的远见卓识，以及在紧要关头独当一面的能力和魄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的不少人随着文革的发展不断被从中央文革小组除名，而张春桥一直工作到中央文革小组完成使命后，还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了。

　　（4）安亭事件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

　　从“十六条”中可以看到，当时文革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91]从前文的研究中不难看出，安亭事件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工厂、农村的文革一直是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的。安亭事件的爆发及其处理结果表明，党中央在工厂、农村暂不进行文革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下一步就要考虑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了。这在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召开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肯定了上海工总司的言论和做法，毛泽东要陈伯达起草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上反映了出来。[92]

　　安亭事件是由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及其强行乘车北上请愿引发的。在北京红卫兵的帮助下，上海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工总司。围绕是否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华东局、上海市委与上海工总司、红卫兵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与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态度是一致的。因为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就意味着承认了工总司的合法性；承认了工总司的合法性，又意味着工人可以串连，正大光明地开展造反活动了。这实际上就表明可以在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则是，是否可以在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样是否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就成为要不要在工厂、农村开展文革以及文革政策是否会出现重大变化的关节点。

　　而后发生的工总司成员到上海市委请愿要求市委主要领导人接见遭拒绝、强行登车到北京上访告状却被停车于安亭乃至于发生卧轨拦车这样的激进事件，都是他们在是否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上分歧和矛盾的继续，实质上仍然是文化大革命是否要发展的工厂、农村这一严重分歧的进一步发展。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就是在这样的分歧和矛盾下，前往上海去处理安亭事件的。经过实地调查和对形势的分析以后，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支持上海工人的造反运动了。这样就与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意见出现了严重分歧和矛盾。在这种分歧和矛盾面前，毛泽东认真听取了双方的汇报，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表明可以进行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了。

　　上海市委对此是极不满意的。这种不满不仅表现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打电话的情况反映上，也表现在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上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围攻上。当时陈丕显因病休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主持上海市委日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认为曹荻秋主持下的上海文化革命存在不少问题，因而在十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江青、张春桥等人先后做陈丕显的工作，希望他能够站出来主持上海市委工作，搞好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为全国的文化革命带个好头。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陈丕显却以生病为由拒绝了。[93]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快。这次上海市委、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安亭事件上出现的严重分歧和矛盾，不过是陈丕显及其领导下的上海市委与中央文革小组分歧和矛盾的进一步发展罢了。

　　其实，安亭事件的发生，上海市委是存在严重责任的。这里固然有中央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有着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这个背景，但是卧轨拦车这种激进事件的出现，则是与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不能正确对待工人的造反运动，也没有采取适宜的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反而处处压制工人的造反运动存在密切关系。这在他们既不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也拒绝亲自出面接见工总司领导人，又下令停车于安亭上表现了出来。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行动，最终才酿成了卧轨拦车这样激进事件的出现。如果再联系到他们从文化革命开始后的一贯作法来进行分析，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也就清晰地表现出来了。

　　当然，我们并不否定上海市委这个时候主要领导人也采取过一些缓和矛盾的做法。比如，工总司成员到上海市委请愿时，他们让市总工会主席张祺在电影院接待他们，在安亭事件爆发时，又为滞留安亭的工人送去了生活用品，以及要求各单位不要歧视回厂工人。但是这些作法充其量不过是在坚持其既定方针的前提下，为了平息事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而已，并没有改变他们在工厂文化大革命上的基本态度。

　　工总司的成立及其进行的系列活动，以及上海市委随即展开的阻止行动，到底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非曲直如何，说到底还是要以是不是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为判断依据。如果要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那么工总司的行动就是正确的；如果不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那么上海市委的行动就是正确的。因而这个事件的实质就是要不要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当时工总司的成立及其行动，不过是在党中央文革路线指导下，在北京红卫兵的帮助下，先知先觉，主动作为，突破了在工厂、农村暂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走在了前头而已。从上海市委对待工总司的系列行动来进行分析，就不难理解后来为什么会在上海发生一月风暴那样的夺权行动了。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工总司的成立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虽然中央对于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着比较严格的限制，但是随着红卫兵运动和全国大串连的迅速发展，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成立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十月十二日，西安地区工矿企业系统最大的造反组织西安地区工矿企业联合会（简称工联）成立。十月十九日，第十三冶金建筑工程公司工人杨承效和太原钢铁公司郭忠耀等六人发起组织了山西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十月下旬，在成都成立了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十一月初，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简称杭丝联）翁森鹤等赴北京告状，并在北京成立了红色造反兵团。十一月二十三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人大队抢占省总工会机关，挂出济南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牌子。翌日，改称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并于十二月十七日召开大会，宣布山工联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山东革命工人总指挥部也正式成立。[94]

　　这些工人造反组织是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背景下自发形成的，是工人中的造反派主动参加文革的重要表现，预示着文化大革命有向工矿企业发展的趋势。上海工总司不过是这个时期各地成立的形形色色造反组织中的一个。但是由于工总司处于上海这个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城市，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又是冲破上海市委的重重阻挠以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甚至还采取了卧轨拦车这样的激进行动来表示对于上海市委的抗议，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党中央，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因而声名鹊起，成为闻名全国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从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来看，工总司的成立以及安亭事件的发生则是当时造反派工人参加文革的最有代表性的事件，由此拉开了工矿企业文革的序幕。

　　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一直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的，安亭事件引发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最终以毛泽东肯定、支持张春桥的做法而告结束，随后中央起草了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样以安亭事件为标志，从以前对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转变为可以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了。因而我们认为安亭事件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了一个导火线的作用。

　　4、《解放日报》事件进一步将上海文革推向前进。

　　围绕安亭事件进行的斗争，最终以毛泽东一锤定音、肯定张春桥的作法予以解决，陈丕显担任第一书记的上海市委在这场斗争中处于下风。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时候发生的上海《解放日报》事件又将上海市委推到了风头浪尖之上，围绕《解放日报》事件双方再次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文革就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上海《解放日报》事件的发生呢？

　　（1）《解放日报》事件的起因。

　　上海工总司是在红卫兵的帮助下成立的。从工总司的成立到安亭事件，上海市委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两个“五条”并下发文件执行的。这种态度引起了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的不满。为了表达这种不满，进一步推动上海的文革运动，十一月二十五日，红革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曹荻秋等市委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到上海串连的北京红卫兵领袖聂元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称：“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并带头呼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等口号。会后，红革会要求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大会消息，遭到拒绝。[95]

　　当时，红革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了一份报纸——《红卫战报》。[96]《红卫战报》第九期是报道这次大会的特刊，并刊有题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十一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红革会先后派代表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和《解放日报》社，要求将这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以便扩大影响。《解放日报》社请示上海市委后，又一次拒绝了红革会的要求。于是，红革会四百多人于十一月三十日凌晨占领报社，强行阻止《解放日报》发行。[97]由于《解放日报》社拒绝发行《红卫战报》，红卫兵占领报社后声称：“不把《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就不准旧《解放日报》发行！”[98]《解放日报》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2）围绕《解放日报》事件进行的斗争。

　　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以后，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引起了迥然不同的反应。他们的行动首先得到了《解放日报》社和《文汇报》社造反组织的积极响应。这个时候由保守派工人组成的赤卫队员以及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和市民聚集在《解放日报》社周围游行示威，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并同红革会展开辩论，要求他们尽快撤出报社。十二月二日，大批工总司成员进驻报社，支持红革会，与报社外边的赤卫队员及群众进行对峙，双方频频发生冲突。《解放日报》被迫停刊。[99]

　　这样我们看到，在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后，围绕《解放日报》事件在基层群众中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不论是报社还是工人造反派，支持红革会的行动，而由保守派工人组成的赤卫队则是反对红革会的行动。他们在《解放日报》事件上的不同态度，说到底还是由于立场的不同造成的。

　　我们再来看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中央文革小组在《解放日报》事件上的态度。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华东局、上海市委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希望通过和缓的方式平息事件。十二月三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和副市长宋秀文、李干城等进入报社对红革会和工总司作说服、劝说工作，不仅没有取得成效，反而在造反派的批评和责问下哑口无言。上海市委请示陶铸，陶铸指示：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可以分开发行；如果红卫兵硬冲，要说服，要顶住，这是个原则问题。十二月五日晚，中央文革小组电话指示上海市委说：“《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欢迎；地方报刊停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委才承认了红革会的三项决定：（1）《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2）《解放日报》社常委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允许红革会查阅报社内有关文章、底稿等；（3）《解放日报》社常委就执行资反路线作出检查和交待。同时，也承认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1）支持红革会的要求；（2）市委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行动；（3）《解放日报》事件的后果由市委负责，并作公开检查；（4）保证工人革命造反队员回厂后不受刁难，否则引起的后果由市委负责。

　　十二月八日上海市委发出载有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内容的文件，通知各级党组织执行。工总司和红革会相继撤出报社。[100]《解放日报》事件就这样得到了解决。

　　我们看到，《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不论是在基层群众还是中央和上海市委之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态度。在基层群众中间，形成了两派之间的斗争，造反派群众不仅口头上还采取实际行动支持红革会，赤卫队等保守派群众则是反对红革会。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机关，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反对红革会，中央文革小组则是支持红革会。这样围绕《解放日报》事件进行的斗争，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阵营：一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和赤卫队等保守派工人群众，一是中央文革小组、工人造反派工总司、红革会、报社造反派。两大阵营之间在斗争中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态度。

　　（3）斗争反映出什么？

　　围绕《解放日报》事件进行的斗争，是安亭事件斗争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在两个事件中，双方都是围绕如何进行文革相继展开的斗争。围绕安亭事件斗争的双方业已初显，一边是工总司、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红卫兵，另一边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保守派工人。在《解放日报》事件上的斗争，将双方之间业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又一次表现出来，并进一步明朗化。一边是红革会、工总司、中央文革小组，一边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保守派工人赤卫队。这种斗争在基层群众中间，表现为造反派工人、红卫兵和保守派工人之间的斗争，在党内则表现为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之间的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群众斗争，群众斗争又进一步推动了党内斗争。这种斗争在文革发展大潮的推动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鼎力支持下，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最终以肯定造反派工人、红卫兵的作法，否定了华东局、上海市委的行为才将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的。

　　这两个事件起因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却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斗争形式上是在华东局、上海市委和造反派工人、红卫兵之间展开，具体说来，在中央层面表现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斗争，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则是表现为中央文革小组和华东局、上海市委之间的斗争，在基层则是表现为造反派工人、红卫兵和保守派工人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则是要不要在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将文革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以及上海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和要不要批判上海市委实际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

　　至于要不要在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从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上的态度来看，不管他们口头上说的如何，实际行动上则是持反对态度的，而中央文革小组却与其相反，是持支持态度的。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内领导干部中间，因而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就必然会把打击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从这里来说，造反派工人、红卫兵在上海市委内部寻找走资派，必然会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上海市委内部的领导干部。即便抛开打击的准确度暂且不论，单从斗争的方向上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

　　上海市委在斗争中究竟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说到底还是从他们在运动中的言行中反映出来。我们看到，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就对当时主持上海市委日常工作的曹荻秋表示不满了，因而动员病休的陈丕显出来主持上海市委工作，却遭到了陈丕显的拒绝。[101]上海市委不论是在安亭事件还是《解放日报》事件中都是在开始的时候站在了造反派工人、红卫兵的对立面，不能正确对待造反群众，不能妥善处理文化革命中出现的问题。这个时候的上海市委不仅没有站到运动的前头来领导文革，反而却成为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发展的严重障碍。

　　这样看来，围绕两个事件进行的斗争，就是要不要将文化革命扩大到工厂、要不要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上海市委是不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要不要对其展开批判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则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及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前进的问题。从斗争中不难发现，上海市委实际上已经站在了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对立面了。这两次事件都是在冲破了上海市委的重重阻挠以后才将文革推向前进的。

　　不论是安亭事件还是《解放日报》事件，从最终的处理结果看，都是以上海市委的妥协、退让而告结束的。这显然打击了上海市委的权威和威信。对于《解放日报》事件的处理结果，工总司出版系统总联络站一九六七年出版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纪要》说：“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派在红卫兵小将配合下，再一次给上海旧市委以沉重的打击。”[102]经过两次打击的上海市委能不能吸取教训，站到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来，则是对市委领导班子的严峻考验，也是影响上海文革下一步如何发展的关键因素。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吸取教训，及时转变立场，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前进，而是仍然我行我素、默守陈规，这样上海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选择了。

　　5、工人文革中的逆流——经济主义歪风的兴起。

　　不论是上文提到的安亭事件还是《解放日报》事件，都说明上海工人已经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了。其实，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虽然中央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有着比较严格的限制，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不难发现，各地工人实际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参加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时出现了纷繁杂乱的现象，还发生了以追求个人待遇为目的的经济主义歪风，严重干扰了运动的发展。现在我们就从工人文革中的杂乱现象说起。

　　（1）乱象频生。

　　“十六条”对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原则上是按照“四清”运动的安排进行的。尽管如此，这个时候各地的工人却已经不同程度地参加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时出现了纷繁杂乱的乱象。比如，工人被当地党委负责人动员、组织起来反对红卫兵运动，保护自己免受运动的冲击；工人队伍开始演化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出现了严重的对峙和斗争；经济主义歪风泛起，影响了文革的发展方向；等等。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九月初，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在上海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院时，成千上万的工人赶来保卫上海市委，与北京红卫兵进行辩论，阻止北京红卫兵的行动。九月初，北京一些红卫兵在武汉号召炮打、火烧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时候，武汉市的工人、市民起来与北京红卫兵辩论，保护湖北省委、武汉市委领导干部免受冲击。有些地区在党政领导人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些后来被称为官办的工人群众组织。如重庆工人纠察队就是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支持下建立起来的。[103]这个时候不少地方（比如青岛、长沙、西安等地）还发生了本地党委组织工农群众反对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注意，于是中央专门发出文件予以制止这种行为。[104]

　　这个时候各地陆续成立了不少保守派工人组织。比如，十一月十五日，北京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以掏粪工人为主体，联合北京工交系统一百多个单位的人员，发起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团（简称捍卫团），号称三十万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判刘少奇。[105]这个时候捍卫团以其鲜明的保守态度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与造反派工人、红卫兵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成为文化革命中的一股逆流。

　　作为掏粪工人、全国劳模的时传祥，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对批判刘少奇呢？这还要从刘少奇刚刚担任国家主席后对时传祥的一次接见说起。一九五九年十月下旬，刘少奇在接见全国群英会的劳动模范时，对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06]

　　时传祥这样一个掏大粪的工人，过去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遭人嘲笑歧视，干着被人看不起的活，解放后他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不仅受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还对他说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话，自然会对刘少奇存在感激之情，认为这是对他的工作、人格的尊重，体现了新中国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处于个人的际遇之情，在刘少奇遭到批判的时候，他才组织捍卫团反对批判刘少奇。

　　再比如，上海十一月二十六日就成立了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简称赤卫队），其成员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老工人和党团员居多。赤卫队于十二月六日召开了三十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赤卫队成立后发展很快，最多时达到八十多万人。赤卫队是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成立的，它成立后即给中央文革小组发电报，说张春桥与工总司签署的“双五条”是大毒草，要求张春桥回上海检讨。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表态。[107]

　　赤卫队是与造反派工总司相对立的保守派工人组织。他们串连、组织起来，是要反对造反派工人，保护上海市委免受冲击。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以工人阶级的面目冲在斗争的第一线，阻止工总司的行动，公开反对张春桥与工总司签署的两个“五条”协定，甚至还提出张春桥回上海检查的要求，为隐藏在后台的领导干部火中取栗，实际上就已经成为造反派工总司的对手，上海市委内部走资派的别动队，制约着上海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不论是时传祥组织的捍卫团还是上海的赤卫队，这样的保守派工人组织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工人运动中。有造反派的地方，就存在保守派，不过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在各地有所不同罢了。他们同保守派红卫兵一样，反对将斗争的矛头指向隐藏在党内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采取实际行动保护这些领导干部免受冲击和批斗。不过，时传祥发起的捍卫团以及赤卫队这些保守派工人没有想到的是，如果刘少奇代表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实施的话，他们的国家主人地位不仅难以保持，就连他们自身也会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已经消灭掉的剥削制度又会如同枷锁一样重新套在他们的身上。文革结束后四十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已经对此予以了证明。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让他们通过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式，利用手中的民主武器，批斗走资派，改造世界观，进行自我革命，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他们的行动则是与此背道而驰的。从文革的目的、任务和保守派工人的社会地位来分析他们在文革期间的行动，则是荒诞的行为，愚蠢的举动。

　　从中可以看到，在工人逐渐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纷繁复杂的情况：他们或者是在当地领导人指挥下，反对学生运动，或者是工人队伍出现分裂，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或者是工人运动中出现了经济主义歪风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现象。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在保守派的行动上集中反映出来并严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这是因为保守派是保护这些领导干部的，而走资派则隐藏在领导干部的队伍中，一味地对这些领导干部予以保护，又如何批斗隐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呢？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隐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致命力量。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工人阶级根本利益而进行的革命，一旦文化大革命失败不仅会使无产阶级丢掉政权，还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那么工人也就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又会重新遭受剥削和压迫。

　　这就要求工人阶级必须立足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着眼全局，放眼长远，从政治上来看待问题，而不能斤斤计较于个人一时的经济待遇问题，更不能超越当时条件的许可为自身谋求不正当的经济利益，而是要从政治上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却不顾当时政治的根本大计，而去片面追求经济待遇，出现了经济主义歪风，从而使运动有走偏方向的风险。这就要开展批判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

　　（2）经济主义歪风的兴起及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既是一次文化革命，又是一次政治革命，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现了一股经济主义的歪风。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着造反的旗号，为追求个人、小团体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因而经济主义歪风的兴起以及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① 一个并非孤立的现象。

　　其实，经济主义歪风的兴起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表现在某个具体事件上，而是在一系列事件上的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普遍性的。比如，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旬，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达成的会谈纪要就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大约在一九六六年秋、冬季节，全国不少地区就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例如上海市劳动局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转发了一份文件（[六六]沪劳企字第一一四号），这份文件是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代表黄宇齐等签字同意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六条要求。即承认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承认他们召集大会是革命的行动，取消临时工、外包工不合理制度，今后不得借任何借口辞退临时工、外包工，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已辞退的临时工、外包工两星期内尽快复工，安排工作等。[108]

　　这说明经济主义歪风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在一系列事件和行动上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股歪风不仅会诱使人们专注于个人眼前的经济利益，淡化乃至放弃政治斗争，而且还会导致文革偏离斗争的目标，转移斗争的对象，干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这就要开展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在斗争中教育群众，拨正文革前进的方向。

　　② 斗争的标本性事件——全红总的成立与取缔。

　　在经济主义歪风的兴起及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中，全红总的成立及其取缔最具有代表性，因而我们就通过对这个标本性事件的分析，来进一步研究在文革发展过程中经济主义歪风的危害性以及反对经济主义歪风斗争的必要性。

　　1）为追求个人、团体利益而成立的组织。

　　全红总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简称。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成立。这个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临时工和合同工，成立时设有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实际上的领导人是全红总的秘书长王振海（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的临时资料员）和副秘书长周牧（贵州的临时工）。

　　这个组织成立后，迅速在各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十一月二十七日，全红总贵州分部在贵阳成立。十二月五日，全红总北京分团宣告成立，并于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近三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之后，全红总的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相继在各地成立。[109]

　　这样一个以全红总为核心，囊括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团的工人造反组织建立起来了。全红总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但是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合同工、临时工，从其成员身份及其诉求上来说，是为了维护他们个人和群体利益而成立的组织。这样他们的造反就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将主要矛头对准国家制定的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以期通过联合斗争的方式，来维护他们个人、群体的利益。

　　2）支持还是反对？

　　全红总是工人队伍中主要由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造反组织，成立以后迫切希望取得合法地位，以便于展开活动。这就要首先取得全国总工会的认可和支持。

　　全红总成立当天，就派了五十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红总，并给予注册登记。静坐持续到十一月十八日，全红总的声势愈来愈大，人数则由五十多人增加到三百多人。经请示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口头承认全红总是合法的群众组织。

　　为了使口头承诺变成现实，从十二月一日起，全红总组织各地合同工、临时工三百多人到全国总工会再次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把对全红总的口头承诺落实为合法注册，刊刻公章和拨给活动经费。十二月四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称：“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同日，全国总工会党组负责人马纯古向李富春并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十二月八日，全国总工会经李富春批准，同意为全红总刊刻公章，办理注册手续，并和全红总再次达成会谈纪要，表示支持合同工、临时工造反；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报国务院。[110]

　　我们看到，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批准后，全红总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还获得了全国总工会的支持，双方达成了会谈纪要，迫使全国总工会做出了支持造反和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的承诺，拟就了对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改革方案，斗争取得了初步成效。

　　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工人造反活动的，全红总的行动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开始公开表态支持全红总的造反行动了。十二月十八日，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一司、二司、三司代表，江青在讲话中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我们不知道，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有人讲是主席说要搞的，那只能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指全国总工会大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像广播局就有五百多个合同工，他们可以随时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是培养奴隶主义。”[111]

　　江青在讲话中将合同工制度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认为合同工制度是在培养奴隶主义，侵害了合同工的权益，这样就批判、否定了合同工制度。其实，虽然合同工与正式工在工资、待遇、福利等方面有所不同，确实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但是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一般说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存在，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尚无足够财力为合同工、临时工提供与正式工相同的工资、待遇和福利造成的。这是当时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发展阶段下的不得已选择。江青只是看到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合理的一面，支持他们的造反活动，而没有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出发，认识到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在这个时候存在的必要性。这样也就难免在讲话中出现片面性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全红总北京分团出动数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然后大队人马开进劳动部，并迅速封闭了劳动部的所有办公室。

　　十二月二十六日晚至次日凌晨，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红总的十五名代表。江青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全红总的代表说，合同工制度是劳动部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制定的。江青说：“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姚文元插话：“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江青接着说：“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出。”“封建主义也不能比这个制度残酷！……都让他们（指劳动部部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等）当合同工去，你们去雇他们！”

　　全红总的代表说：“我们昨天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并决定明天封全国总工会。”

　　陈伯达说：“封得好嘛！没有这个部工人照样工作！”江青说：“好！封得好！我赞扬你们！”“合同工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工人！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式，简直是保身工！”“同志们，这次反映的情况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我建议马上发给他们每人一枚纪念章、一本毛主席语录。你们把全国劳动力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总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给负责吃饭、住宿。”

　　江青问劳动部的两位副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和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你们听到了吗？郗、李、王答：听到了。江青又问：能不能做到？郗、李、王答：能！

　　康生说：“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订这个制度，关系到我们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是社会主义工厂变不变为资本主义工厂的大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112]

　　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等人一同接见了全红总的代表，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将合同工制度提到了修正主义的高度来认识，还说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要求劳动部、总工会的领导人要支持、善待造反的全红总，接受他们的要求，解决他们存在的实际问题。这样就不仅全盘否定了合同工、临时工制度，还从政治上宣告了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死刑”。

　　为了将反对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斗争进行到底，全红总又查封了劳动部及其所属部门，还进一步要求各地分团也要这样做。他们采取如此激烈的造反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损害到了他们自身利益的缘故。这样他们就无视当时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财政负荷能力，而是从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对自身的损害来开展造反行动。这显然是打着造反的旗号，为谋求个人、团体利益进行的行动。这就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对于造反活动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要准确判断究竟应该造什么样的反以及如何进行造反，将造反活动纳入文革发展的轨道，而不是盲目地支持造反行动。

　　在这次接见中，为了支持全红总的造反行动，江青当场让全红总代表拟一个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通知。全红总代表所拟通知的文字为：

　　一、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三、1966年6月1日以后被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临时工，应宣布立即平反，赔偿损失。

　　鉴于合同工、临时工中也可能存在反革命，江青感到第三条的表述不够严谨，于是经她修改，增加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按‘十六条’处理” 的字样。

　　为了处理好善后事宜，解决好全红总提出的问题，江青还要求全红总办三件事：一、开一个中型的控诉大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二、拟出改革临时工、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上报中央。三、到门头沟煤矿作一次调查，立即将材料交中央文革。

　　江青最后对郗占元、李正亭和王志杰说：“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

　　第二天，全国总工会派出数辆大小汽车，把全红总的总部委员（当时全红总共有总部委员八十余人）接至全国总工会大楼。全国总工会陷入瘫痪。[113]

　　我们看到，江青让全红总代拟的通知中规定，合同工、临时工是有权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作出这样的规定当然是必要的。至于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则令人生疑，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是否解散合同工、临时工，往往不是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意愿，而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不宜作出硬性规定，而是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予以灵活处置。当然，在作出决定解散合同工、临时工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至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因为参加文革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一律回原单位工作，并且补发工资，则是应该肯定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由于参加文革才被解雇的。从维护文革以及他们参加文革的权益出发，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对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下，按照正常程序被解散的合同工、临时工也要作出这样的安排，则显得不合时宜。这不仅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让人难以信服。

　　这个时候应该为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临时工予以平反并赔偿损失，而对于货直价实的反革命分子，则不适用于这一条款。可是由全红总代拟的通知中在这一条上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江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对这一条款予以修改的，以便在文字的表述上更为严谨，防止具体操作上出现偏差。从中不难看出，这些代表如果不是考虑不周的话，就是没有意识到解散合同工、临时工所面临的复杂的客观条件，而是从本位主义以及小团体的利益出发，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起草了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通知。

　　全红总根据他们为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通知稿的精神，在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交涉以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全红总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了一个“联合通告”，其内容为：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

　　1、为了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

　　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114]

　　这个决定中说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要妥善处理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这个决定的问题在于，不仅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律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还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凡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必须召回本单位，并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这样做就脱离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没有顾及到国家在工业化发展阶段面临的实际困难，而是全红总从本位主义和小团体利益出发，迫使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妥协后作出的规定。当然，这并不是说全国总工会、劳动部自身不存在官僚主义，也不是说这些机构的领导者已经对工人的正当权益给予了应有的保护，但这毕竟是另一个问题，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虽然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之间签署了协定，但是这个协定的执行最终还是需要获得上级的批准。在中央常委碰头会上研究这个问题时，会议否决了全红总在“联合公告”中提出的三项要求。鉴于此，中央文革小组才紧急指示全红总暂缓印发这一“联合通告”。但全红总却抓紧时间，大量翻印，大量散发。这一“联合通告”和江青等人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讲话在全国各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经济主义风潮的形成。[115]

　　后来，周恩来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中央也反对成立全国性的造反组织，而且还为此专门发了通告，宣告全红总与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签署的“联合公告”无效。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明确指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放到运动后期。他在讲话中还说：至今没有批准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宣布：“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它们的成员应该立即从北京等地回去，到原单位参加运动。”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针对合同工、临时工及全红总问题发出通告，全文如下：

　　一、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1967年1月2日联合公告，是非法的，应予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

　　二、临时工、合同工、转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

　　三、各企业、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转换工、外包工，应和正式的职工、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临时工、合同工、转换工、外包工，应当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应当回到原生产岗位，按原合同办事，克扣的工资应当补发。

　　五、要把混入临时工、合同工、转换工、外包工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革命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坚决揭露。

　　六、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以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特此通告全国，并可张贴。

　　公告发出后，全红总及其各地的分团先后被取缔，各级负责人也被逮捕。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宣布取缔全红总等全国性组织，同时，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和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全红总等各组织的头头。三月二日，北京几十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了斗争全红总头头王振海的大会。之后，全红总在各地的分团也被取缔，一些分团的头头被逮捕。[116]

　　从中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的这个通告，在否决了“联合通告”、取消了全红总及其各地分团的同时，又进一步对合同工、临时工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通告指出要对合同工、临时工问题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合理处理和对待，不仅肯定了合同工、临时工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还要清除合同工、临时工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揭露其中的招摇撞骗者，建议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参加本地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说，这是一个实事求是、又合情合理的通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全红总是由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先后在各地建立了分团。这个组织成立后到全国总工会造反，经过李富春批准后，注册为合法组织。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的造反要求。全红总的成员及其负责人，为了实现他们的诉求，保护合同工、临时工的利益，不仅查封了劳动部、全国总工会，还与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签署了“联合公告”，以期维护他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这个“通知”及其活动最终在中央常委碰头会上被否决，以先后取缔全红总及其下属机构、逮捕其负责人而告结束。

　　在全红总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中央内部存在着支持还是反对的两种不同态度。中央文革小组、李富春以及全国总工会开始是对全红总持支持态度的，而中央常委碰头会却否定了全红总签署的“联合通告”及其活动，还采取措施取缔了该组织并逮捕了其负责人。这说明中央内部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后来是否定的意见占了上风。当然，这种分歧属于中央内部的正常争论，是在经过民主讨论形成了决定以后，以中央名义执行的。

　　3）为什么要取缔全红总？

　　全红总及其分团最终被中央取缔了，其总团及其分团负责人也纷纷被逮捕，为什么会由当时同意、支持全红总发展到最后取缔全红总并逮捕其负责人呢？

　　原因之一，全红总的行为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文化大革命从性质上来说是一次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是一次文化革命，又是一次政治革命。全红总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合同工、临时工制度，而不是党内走资派。这样无形中就将注意力从党内走资派转移到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上，扭转了斗争的方向。他们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采取了激进的行动，查封了劳动部机关，搬进了全国总工会大楼，但是从其具体行为上来看，则是在文革名义下，专注于他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这样为小团体谋利益而不是为整个工人阶级根本利益进行的斗争，就呈现出浓厚的宗派气息，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从这里出发，是否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保持一致，就成为对全红总作出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决定着对于这个组织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

　　原因之二，全红总违背了中央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组织的要求。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要求出发，中央反复说明不要成立全国性的造反组织。不不论是对于红卫兵还是工人阶级都是这样。曾经有转业、退伍军人要求成立由他们这个群体参加的造反组织，最后中央还是从大局出发，不准他们成立红卫兵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要求他们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117]从前文周恩来的讲话和中央的决定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118]可是全红总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造反组织，还在各地建立了分团，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力量。这样就与中央不准成立全国性造反组织的要求形成了尖锐对立。同时，他们也没有及时领会中央的精神，抓住机会主动解散全红总及其分团，反而变本加厉地接连采取激进的行动，向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施加压力，来维护他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这样中央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大局出发，也就只好做出解散全红总的决定了。

　　原因之三，合同工、临时工制度还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虽然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从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这个制度的存在还是具有必要性的。这是因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较低，一时拿不出更多的财力来解决合同工、临时工的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问题。同时，当时合同工、临时工制度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定期或临时聘用工人，一旦期限已到或者工厂、单位的发展不再需要这些工人，就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或者解雇工人，减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荷，使得工业化建设能够轻装前进。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当时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存在，一般来说不是由领导者的个人意愿而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当时国家还没有实力将所有工人转为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存在也是在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下的无奈选择。当然，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存在也不是长久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被逐渐消灭，正式工就会成为普遍的用工方式。但是在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下，合同工、临时工的存在还是必要的。如果不顾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条件，一味地强调合同工、临时工的困难和受到的不合理待遇，就脱离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因而是片面的。这就要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既要认识到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也要看到这种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还要看到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会把合同工、临时工提高到正式工的水平。这就如同对待资产阶级法权一样。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而不能废除资产阶级法权，但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其予以限制。

　　看不到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往往会犯右的错误；不顾当时实际情况，硬性废除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往往会犯“左”的错误。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合同工、临时工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同工、临时工又是具有本质的不同。将两种社会制度下的合同工、临时工不加分析地混为一谈，就会抹煞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犯折中主义的错误。

　　原因之四，全红总是一个为群体利益而斗争的组织。

　　我们知道，全红总是一个主要由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工人造反组织。他们组成这样一个组织与其说是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倒不如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为了防止被解雇、维护他们个人利益才联合起来进行的斗争。从这个组织的组成人员以及他们斗争的目标来看，他们希望通过造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企图废除合同工、临时工制度，至少在长期内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以使自己的工作能够得到有效保障。这样的造反就脱离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在为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群体利益而奋斗，呈现出浓厚的宗派色彩。他们将主要矛头对准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争取长时期内不得解散合同工、临时工，是在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在他们的影响下，经济主义风潮兴起，人们的目光也就转移到为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中，从而淡化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这样就局限了工人阶级的视野，消弱了工人阶级的斗志，转移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因而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李富春批准成立了全红总，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的造反活动，但是全红总及其分团最终还是被解散了。这是因为全红总不仅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宗旨，违反了中央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组织的要求，同时也由于合同工、临时工制度还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全红总又是一个为群体利益而斗争的组织。这样全红总的行动就偏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酿成了经济主义风潮，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这样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要求出发，解散全红总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③ 斗争的启示。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经济主义歪风并不是表现在某个孤立事件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经济主义歪风出现以后，开展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继续革命，不仅是一次文化革命，也是一次政治革命。这就要求参加运动的工人阶级及其他革命群众要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具有宏大的视野，抛弃个人狭隘的经济利益的束缚，为维护本阶级的整体利益而斗争。因而在经济主义歪风出现以后，开展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就为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证。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风潮。这些风潮尽管各不相同，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则是分为顺应和违反文化大革命潮流两大类。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及其负责人对这两类风潮进行辨析，支持、推动符合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反对、纠正违反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为文化大革命的平稳发展创造条件。这是文革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们注意到，全红总成立后，不论是李富春、全国总工会还是中央文文革小组都是同意、支持这个组织及其行动的，但是全红总最终还是没有避免组织被取缔、负责人被逮捕的命运，主要是因为他们虽然打着文革的旗号，名义上是对合同工、临时工制度造反，实际上则是为他们自身、小团体的利益而战。这样就助长了经济主义风潮，致使参加运动的工人着眼于个人经济利益，忽视乃至丢弃了本阶级的根本权益，进而影响到了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中央内部的一些负责人还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一旦认清了他们造反的本质以后，在他们没有主动解散组织、拒绝改悔的情况下，取缔全红总、逮捕该组织的负责人也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了。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

　　文化大革命必须要有工人阶级参加，但是工人阶级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斗争中要表现出自觉性，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局限于某个阶层的利益，将目光锁定在本阶层的小圈子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立足于阶级的长远利益，具有宏大的视野，正确处理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摆脱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小圈子，团结整个工人阶级队伍，在斗争中维护本阶级的阶级利益。

　　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不仅要克服自发行为，还要主动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逐渐成熟起来走向自觉。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及运动领导人也要及时发现工人阶级队伍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使得文化大革命能够沿着既定的轨道进行。因而是不是进行这种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取得的成效如何，就成为文化大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

　　全红总在斗争中呈现出浓厚的经济主义色彩。全红总的出现及其被取缔，是经济主义与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重要表现。这种斗争是工人阶级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矛盾的反映。通过斗争就是要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使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能否在斗争中取得成效，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是否能够沿着既定轨道前进。因而进行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化大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有力保证。对全红总的取缔及相关负责人的处理，标志着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当然是有利的。

　　（3）经济，还是政治？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119]从这里可以看到，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占有首要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列宁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分析全红总以及经济主义歪风的产生和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政治大革命，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政权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同时，又是一次文化革命，要进行斗私批修，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取代资产阶级世界观。政治虽然来源于经济，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是政治又是为经济服务的，其地位要高于经济。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掌握了政权，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头脑，才能最终巩固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经济主义风潮恰恰是仅仅着眼于经济斗争，漠视政治斗争，没有认识到政权及文化领导权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巩固和维护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狭隘的视野容易在日益激烈的斗争中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进行反对经济主义风潮的斗争，让参加运动的工人能够明白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哪里，如何才能够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根本利益，妥善处理好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要正确理解、把握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弄清两者之间的能动作用。工人阶级参加运动，既要进行经济斗争，更要进行政治斗争，只有进行政治斗争并掌握、巩固政权，才能从根本上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单单进行经济斗争，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取得成效，工人阶级的待遇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有效改善，但是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雇佣劳动地位，不能使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当家做主人，他们的权益也就难以获得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工人阶级在运动中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从经济斗争的范畴中解脱出来，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从阶级自发走向阶级自觉，真正认识到政治斗争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极端重要性。

　　脱离政治斗争的经济斗争，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脱离经济斗争的政治斗争，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既要进行经济斗争，又要进行政治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经济斗争为辅，经济斗争要服从、服务于政治斗争，进行经济斗争要从现实做起，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进行政治斗争则使工人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幼稚走向成熟。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狭隘视野的限制，抓住斗争的本质，真正培养出成熟、稳定的工人阶级队伍，建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这就要求我们在斗争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离开经济的政治斗争，就是违背了唯物论；离开政治的经济斗争，就是违背了辩证法。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当然，两者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政治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将两者平等看待，就会犯折中主义错误。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只有在通过政治斗争取得政权以后，才能从根本上获得保障。只进行经济斗争而漠视政治斗争，就会脱离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只进行政治斗争而忽视经济斗争，就会离开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正确处理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摆脱“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束缚，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

　　由此看来，经济是基础，政治又反作用乃至于主导经济的发展。经济与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而不能分割开来。既不能因为经济而否定政治，也不能因为政治而否定经济，只有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在两者的统一中把政治作为解决问题的重点，才不致于将视野局限在经济斗争的狭小范围内，丧失革命的斗志，滑到改良主义的邪路上去。

　　6、党内高层围绕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进行的斗争。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文革的平稳发展出发，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是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的。这在中央下发的文件和报刊发表的社论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十六条”中关于工厂、农村的相关规定，一般来说还是按照“四清”运动的部署来进行的。这个时候即便工农参加运动，也是在当地党委支持下为反对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造反展开的行动，还不是工农群众主动地、自觉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以上海安亭事件为标志，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革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党内高层围绕文革是否发展到工厂、农村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在工交座谈会上的争论中首先表现了出来。

　　（1）工交座谈会上围绕工厂文革进行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如何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在党内特别是在工交战线上一直是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红卫兵到工厂串连，工人成立造反组织，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之间本来已经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逐渐走向激化。工交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① 召开工交座谈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完成年度经济指标，一九六六年九月初，毛泽东同意李富春的提议，调余秋里、谷牧到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120]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能否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转，完成经济发展计划，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运动能否进行下去的政治问题。因而周恩来极为关注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及其年度计划的完成，他向国务院协助他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说道：“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121]

　　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情况下，为了搞好一九六七年的经济计划和处理好抓革命、促生产的相关问题，十一月中旬，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后，让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让谷牧组织几个人研究在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尽可能使工业生产减少损失。十一月十五日，余秋里正式写了一个报告给分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副总理，提出拟在全国计划会议开始的时候，“先用五天时间座谈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当前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天，李富春批示：“拟予同意。送主席、林总、总理、陶铸、任重同志。”李富春还指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分别座谈，由谷牧、秋里分别负责。”

　　十一月十六日，工交企业座谈会开始，参加会议的有五部（冶金、化工、铁道、机械）七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以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会议座谈讨论是围绕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草案）展开的。原定的五天会期被大大超过，实际开了近二十天。[122]

　　我们看到，工交座谈会是为了编制一九六七年经济计划和如何处理抓革命、促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国务院、相关部委、主要工业城市和大区的负责人。当时余秋里向李富春提出在工交座谈会开始的时候，用五天时间讨论革命与生产的问题，李富春不仅同意这样做，还特意指示要把革命与生产分别座谈，由余秋里、谷牧分别负责。李富春做出这样的安排，从其本意来说可能是为了各司其职，专注于某一方面，以便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措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这种安排却将革命和生产割裂开来，致使两者各自为政而难以及时协调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反倒容易滋生事端。从会期由五日延长到近二十日来看，当时座谈会上的分歧和争论还是相当激烈的；否则的话，是不会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座谈和讨论的。

　　② 围绕“十二条”进行的斗争。

　　“十二条”是《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的简称。这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是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在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对上海安亭事件肯定以后，毛泽东要陈伯达主持起草的。[123]文件起草出来以后，一方面提交工交座谈会讨论，一方面又到职工群众中间去征求意见，以便在经过民主讨论、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再做出进一步修改，使文件更为完善。

　　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将“十二条”（草案）向职工群众进行宣读，征求他们的意见，还支持红卫兵和革命学生到工厂、农村串连，进一步采取措施解决他们在串连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实际行动促进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

　　十一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职工代表会，宣读了“十二条”（草案）。王力在会上说：“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个文化大革命负有特大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推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能阻挡的。”陈伯达说，这个文件你们讨论通过后，加上“十六条”、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等中央文件，就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

　　在此之前的十一月十六日，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五十多名学生去北京第一机床厂串连，遭到厂文革筹委会拒绝。机院东方红翻墙而入，强行进厂，与工人的捍卫团组织发生冲突，双方辩论十几个小时，一些学生被打。中央文革小组闻讯后马上表示支持机院东方红。十一月十八日，陈伯达到第一机床厂讲话，说：“以后学生来，你们要欢迎他们，无论哪一派都要鼓掌欢迎。”十一月下旬，一百多名机院东方红与北航红旗的学生再次进厂，并支持该厂的造反派同筹委会进行斗争。

　　十一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在接见三司、北航红旗代表时，又明确表示支持学生到工厂、农村、机关串连。他在讲话中说：“你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志愿，很多同学有很大的志愿，到工厂去革命，我赞成大家的志愿。”十二月二日，三司向所属组织发出倡议，号召造反派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农村进行革命串连。[124]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在职工群众中间征求意见时还算比较顺利，但是在向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征求意见的时候却遇到了重重阻力。这是因为“十二条”（草案）中写有“允许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它的主旨在于：打破此前中央多次发出的对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性规定，将文化大革命之火引向更广阔的领域。[125]这些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从工交战线与学校、机关的情况不同出发，找出了一系列理由，极为反对这个文件。鉴于这种情况，陈伯达专门邀余秋里、谷牧去谈这件事，还希望他们在一周之内将提出的意见报给他。随后，在周恩来召开的各口碰头会上，谷牧把陈伯达要他们对“十二条”（草案）提出修改意见的情况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决定把“十二条”（草案）拿到十七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126]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工交座谈会上，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并且提出了许多针锋相对的意见。据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派去参加工交座谈会的记者在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所写的《快报》反映，基本情况如下：

　　一、与会者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大串连势必影响生产。国家计委负责人李人俊说：文化大革命如果全面铺开，时间集中，问题集中，生产肯定要受到影响，影响的程度很难预料。他说，目前生产已有停顿趋势，科研、尖端项目、协作项目已基本上停止，基本建设也开始受到影响。其他代表就此问题作补充插话，认为当前生产主要靠吃老本，库存材料已经很少，问题越来越多，马钢、武钢都有停产危险。因此，会议认为，开展文化大革命，只能分批分期地进行。

　　二、一致提出对工交系统要区别对待。西南地区的同志说，工交战线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要求“十二条”（草案）对这一点要作出明确的估计。谷牧提出对工交系统的干部状况也要估计一下，这样写文件时才好提出问题。

　　三、与会者强调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一致认为建国十几年来工交系统的各级党委还是好的。东北地区的同志说，工厂里无论如何要由党委领导，下边再分两摊，不然非受影响不可。大家指出，“十二条”（草案）只提了统一领导，连党的领导都没有提，许多人对此很不理解。

　　四、工人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建立联合组织。各大区负责人表示，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担心各种组织中会出现两派对立的现象。东北地区的同志说，如果各级组织都建立起来，麻烦就更多了，不是打架就是停产。还有的说，现在工厂里的组织已经不少了，有工会、职工会、民兵，还有党、团，还建立那么多群众组织干啥？他们要求对于建立全市性工人联合造反组织问题不要松口。哈尔滨和上海的同志都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的工人组织。

　　五、与会者不同意把学校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搬进工厂。他们担心学生进工厂串连会搞包办代替，搞乱工厂。有的部长非常义愤地说：“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到工厂去是向工人学习，还是领导工人搞革命？这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核心。”他们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不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

　　六、关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是各大区和各部门领导人极为关注的问题。他们气愤地说，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哪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水电部长刘澜涛说：如果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那么，我们的方针就得好好研究了。现在弄得人心情不舒畅，人家积极搞生产，说人家是保皇。[127]

　　这份材料集中反映了工交座谈会上讨论“十二条”（草案）的时候与会人员的鲜明态度。用后来周恩来的话说：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草案），“基本上是全盘否定”，“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128]从中不难看出，与会人员对“十二条”（草案）的反对态度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

　　对于工交系统形势及干部、职工队伍的估计，运动要不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在工人中间是否建立群众组织，要不要实行大民主，允许不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如何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

　　从与会人员的发言来看，他们认为工交系统的形势及干部、职工队伍是好的，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在工厂建立群众组织，不能实行大民主，学生不能到工厂进行串连，否则的话会影响生产的发展。从当时文革全面发展的形势下，他们在发言中是不便于直接反对在工厂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但是他们却以影响生产的名义否定了文革发展的几个标志性要件，实际上也就等于否定了工厂文化大革命。这样他们反对工厂文革的意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从中我们看到，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提交工交座谈会讨论以后，围绕“十二条”（草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十二条”（草案）几乎遭到了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的一致反对，他们在发言中否定了这个文件，希望起草一个体现他们观点的文件来指导工厂的文化革命。

　　③ 围绕“十五条”进行的斗争。

　　既然参加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对于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有意见，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那么为了表达他们对于工厂文革的态度，会议期间在陶铸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即《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129]这个文件尽管吸收了“十二条”（草案）中的一些内容，实际上却是对原先文件的原则性修改，集中反映了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的意见。对此，谷牧后来回忆说：

　　修改稿明确写上了“‘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还对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增加了以下三条实质性的内容：（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受侵犯；（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第十五条就是一句话：‘此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是按照当时主管财贸口工作的姚依林同志的意见加上的，依林同志一再说：‘你的列车上一定要多挂一个车皮，把财贸捎上。’”[130]

　　从中我们看到，“十五条”对“十二条”（草案）的修改主要表现在肯定了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革在业余时间、分期分批地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进行串连。这与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存在着重大不同。那么，陈伯达对这个文件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陈伯达看到这个修改稿后大为不满，十一月二十一日把谷牧、余秋里找去，批评道：“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131]

　　陈伯达显然不光是对余秋里、谷牧改动了他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才发火的，导致他发火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这种改动与他主持起草的文件相比已经有了原则性的不同，实际上是对工厂文革的否定，反映了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当时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具体负责文革的领导工作，对“十五条”又不满意，余秋里、谷牧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们在与陈伯达谈话以后，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对此，谷牧后来回忆道：

　　“回到中南海后，就径直去找周总理，谈了刚才的情况。总理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二十二日，“午间，参加了总理、陶铸、富春同志主持开的碰头会，并在会上汇报了昨天下午到陈伯达那里的情况，晚上10点我接到李富春同志电话，说我汇报的情况，他和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132]

　　鉴于当时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与余秋里、谷牧这些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在“十二条”（草案）和“十五条”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也难以协调、达成一致意见，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这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碰头会上听了余秋里、谷牧的汇报以后，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处理起来也觉得棘手，不便于直接作出评判，只好将他们之间的争论报告毛泽东，请毛泽东对此作出决断。那么，毛泽东对于双方的争论又是如何作出判断的呢？

　　④ 毛泽东确定文件起草指导方针。

　　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李富春汇报《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的起草情况和内容。毛泽东提出以下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改好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在十二月发出。四、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去掉“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133]

　　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李富春的汇报，了解了双方争论的基本情况，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这些意见成为文件起草的指导方针。从毛泽东的指示看，工交战线是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十五条”，而是吸收了“十五条”中的合理因素，比如利用业余时间、分期分批地进行文化大革命，同时还提出要严格限制当权派的范围，打击面不要过大。为了慎重起见，他要求文件改好以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这些工业城市去征求意见，以便继续进行修改，使文件的表述更恰当，符合实际情况。不仅如此，他还为文件的发出规定了时间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并没有对党委领导工厂文革、在工厂建立群众组织、学生到工厂串连以及工交战线和干部队伍的估计等问题直接表态。这反映出他对“十五条”中的这些问题是存在不同意见的。这正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中的核心观点。

　　由此我们认为，毛泽东希望关于工厂文革的文件应以“十二条”（草案）为基础，吸收“十五条”中的合理因素，经过修改以后形成草案，再拿到工人群众中间征求意见，进行反复修改以后定稿发出。这样看来，从文件的起草到最终形成，毛泽东都提出了原则性指导意见。这表明他不仅主张进行工厂的文化革命，对于工厂文革的指导和部署更是关心的，慎重的。

　　⑤ 周恩来在会议期间作了疏导性发言。

　　当时参加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基本否定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另外起草了一个“十五条”，又遭到了陈伯达的反对，双方在工厂文革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工厂文革的谈话就成为起草新的文件的指导方针，因而如何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以及将这个指示的精神贯彻到新起草的文件中，同时还要说服参加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予以接受，就成为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工作任务。

　　其实，周恩来对于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是了解的，在相当程度上来说他也与这些领导干部有着相似的看法，谷牧起草的“十五条”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周恩来后来曾经对中国科学院的群众组织代表说：“谁也没有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我做梦都没梦到运动来得这样猛。”[134]但是，周恩来与这些领导干部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能够超越局部的狭隘利益从大局上考虑问题，紧跟上毛泽东的文革步伐。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以及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所致，也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比这些领导干部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又与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于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产生、发展的艰难曲折历程的真切体会密切相关。[135]这样当这些与会领导干部牢骚满腹、对工厂文革纷纷进行抵制和反对的时候，周恩来就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对他们做了艰难的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能够从思想上转变过来，主动地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

　　其实，工交座谈会开始以后，周恩来就着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出发，不要斤斤计较于个人在运动中的得失。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出席谷牧主持的工交座谈会，并在讲话中把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因势利导，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跨了也毫无抱怨。[136]

　　从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否定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以及重新起草“十五条”来看，周恩来意识到“他们这种思想也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客观上的思想动态”。后来林彪问他，会上“有几个通的”？周恩来回答说：“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137]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说服这些与会的领导干部能够转变思想，站到文革一边，执行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就需要周恩来耐心地做艰难的思想工作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来到京西宾馆工交座谈会讨论会场，听取与会领导干部们的意见。在周恩来面前，这些积压了几个月不满情绪的领导干部将久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他们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现在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方兴未艾、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的形势下，作为领导干部，就要在怕革命、怕群众、怕生产搞坏这方面来认真考虑问题，检查认识自己。工厂的文化大革命首先要从内因来找，而找内因尤其要从积极因素来想，要善于因势利导。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牺牲；今天更应该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于赴汤蹈火，敢于站到潮流里面去。只有这样，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没，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138]

　　他还用劝诫般的话对这些领导干部说：现在的形势是“工交欲罢不能”。“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他还说：“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入地狱谁来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来入虎穴？”“没有一点精神准备不行”、“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139]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会议期间为了促进这些与会领导干部思想的转化，是做了耐心地说服教育工作的。他要求这些领导干部要有敢入虎穴的精神，不要怕群众，敢于担当，多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要发现自己存在的错误和问题，做好思想准备。这些话总的来说是要这些领导干部放下包袱，解放思想，立场坚定，迎接挑战，不要患得患失，正确地认识文化大革命，跟上中央的文革步伐，主动地、自觉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周恩来所做的这些说服工作不仅开阔了这些领导干部的视野，缓解了他们对于工厂文革的对立情绪，也为工交座谈会上能够通过新起草的关于工厂文革的文件具有重要意义。

　　⑥ 会议初步通过“工业十条”（草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工交座谈会上围绕工厂文革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先后形成了“十二条”（草案）和“十五条”两个文件，毛泽东在听取了工交座谈会上的汇报以后，发表了关于工厂文革的意见。这样陈伯达就以毛泽东的谈话为指导，以“十二条”（草案）为基础，吸取了“十五条”中业余时间、分批分期进行文化革命的内容，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起草的这个文件。经过会议讨论，将文件补充为十条，[140]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草案））。陈伯达起草的这个文件在经过讨论、修改以后，与会人员表示接受，同意上报。[141]

　　我们注意到，这个“工业十条”（草案）与这些领导干部先前搞的“十五条”是存在原则性不同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同意陈伯达起草的这个“工业十条”（草案）而没有予以否定呢？

　　这是因为这个“工业十条”（草案）是在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二日谈话指导下起草的，这个谈话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工厂文革的基本态度。周恩来这个时期又对这些领导干部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使他们对立的情绪有所缓和，对于工厂文革的认识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同时，“工业十条”（草案）也吸收了“十五条”中业余时间、分期分批地进行文革的内容。这样即使他们仍然对于这个新起草的文件存在不同意见，也不便于直接表示反对了。“工业十条”（草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予以通过的。

　　虽然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但是由于这个文件规定了关于工厂文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文革部署的战略性变化，直接关系到此后文革的走向，因而周恩来对于通过的这个文件仍然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会后他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建议毛泽东在三、四日内约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142]由此看来，这个文件还是要经过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以后才能在党内下发的。从文件的产生及其下发来看是符合党内程序的，也是极为慎重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时是采取召开工交座谈会的方式来解决工厂文革问题的。座谈会期间，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遭到了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的几乎一致的否定，而后他们起草的“十五条”又遭到了陈伯达等人的反对。这说明在如何进行工厂文革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周恩来、李富春将双方的争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阐述了工厂文革的方针，陈伯达以此为指导起草了新的工厂文革的文件，而后经过讨论、修改形成了“工业十条”（草案），获得了会议的通过。关于工厂文革的文件就是这样形成的。

　　（2）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围绕工厂文革进行的斗争。

　　由于“工业十条”（草案）是关于工交战线上进行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关系到今后文革的走向，因而这个文件即便在会议上获得了通过，还是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对这个文件予以讨论研究以后，才能以中央名义在党内下发。

　　① 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让谷牧汇报工交座谈会情况，并正式通过“工业十条”（草案）。[143]由于谷牧参加并主持了工交座谈会，了解会议的分歧以及文件的起草和争论，同时他又是中央指定的协助周恩来抓经济的助手，熟悉工交战线运动的具体情况，因而就由他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汇报。其实，谷牧的发言并非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表达了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的共同心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这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认识。这样围绕谷牧的发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不过，由于此前中央会议上已经通过了“工业十条”（草案），因而这个时候的斗争主要地不是集中在文件本身上，而是以文革开始以来的具体实践为依据，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工厂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展开。这种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的面对面斗争，就斗争的激烈程度来说，比起工交座谈会上的斗争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并没有影响“工业十条”（草案）在会议上的通过。这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工厂文革问题上的又一次体现。

　　② 两种针锋相对的发言。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发言。这是由谷牧的发言引发的。围绕谷牧的发言，双方在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工厂文革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矛盾。

　　1）谷牧的发言。

　　谷牧在会议上的汇报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发言的，反映了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不同意见。谷牧在发言的时候有一个《汇报提纲》，这是他和余秋里等在周恩来、陶铸的支持下，根据通知要求，认真准备出来的。十二月四日，谷牧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口头汇报。

　　谷牧首先汇报了会议简况，然后就工交系统搞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作了汇报。谷牧说：对于在工交系统搞文化大革命，“应当承认干部当中的抵触情绪是存在的”。“大家议论到在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做法上究竟怎么做，才能实现主席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做到革命、生产双丰收。”“是不是应该从工交系统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研究提到工交企业有这么三个特点：

　　一、工业建设方面基本上执行了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特别是从去年主席提出三线建设这个号召以后，三线建设的许多项目都上得比较快”。“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二、工人阶级队伍虽然也有政治不纯、组织不纯的状况，但基本上是个好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基本上依靠工人阶级这个队伍”。“这个队伍是参加劳动的，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一般的厂长、副厂长、工程师、车间主任这样的干部大量的都是从老工人里面提拔起来的，都是前一个时期劳模、生产积极分子，同职工有密切联系。……这个队伍是不是可以讲基本上是个好队伍。

　　三、工厂同学校不一样，它不能停产，不能放假闹革命。同时，工业是个有机的整体，特别是重工业，一环扣一环，一个地方出毛病，常常影响全局。有些行业，像铁路、电讯、航运、电力等，有高度的集中性，要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列宁讲的，办企业千万人的行动要服从一个统一的意志。……一个近代化的企业不保持一个集中统一指挥是不成的。……所以说，近代企业连续性、集中性很强，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指挥。生产不能中断。所以，是不是考虑这些特点应该照顾到”。

　　“三个特点，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工交队伍基本上是个好队伍；工交生产不能中断生产的连续性。这几点同学校、文教系统，同高级机关、各部委、各省委的情况不一样。是不是考虑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应当有不同。”

　　“从这些特点出发，十条照顾了这些特点，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文化革命的活动只能利用业余的时间进行；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质量；健全领导生产的班子；工人群众不能到外地串连等。因此，拥护十条。”

　　此外，还有三方面的问题，“一、分期分批问题。从一个城市来看已经全面展开了，不存在分期分批问题。比如三线重点项目成昆铁路，铁道兵师以下正面教育没有展开。要保证1968年7月1日通车，这任务不能受影响。二机、七机的尖端项目也必须有计划……二、工矿企业规章制度的破立问题。规章制度的破立，同思维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破立问题还有区别。有关生产的管理、操作的管理、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规程，要革命的干劲和科学的态度相结合。有些东西还不能一个厂说要破就破了。……我们接受1959年、1960年那次的经验教训，那次有的单位把所有的规章制度付之一炬，就造成了一个短时间内比较被动的局面。三、群众起来闹革命，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这些性质的问题：想改成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合同工想当正式工；艺徒制度的改革；前几年精简下乡的人员要回来，等等。……有许多问题牵涉到国家制度，今天还很难得到全部解决，各地分别解答说不清楚，是不是中央能够统一发一个通知，这个工作就好办了。”

　　“此外，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厂矿里的平反问题，与四清怎样结合法？要求中央另外有所指示。”

　　谷牧还谈到，“大家担心的就是厂矿里面的派别组织”，“现在相当多的厂都有两派以上组织”，比如，“北京绝大多数厂矿、哈尔滨80％的厂矿、上海1200多个厂矿、天津300多个工矿”。此外，好多大城市已有三四个、五六个组织的，上海已有十几个组织。形成这种状况，“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因就是串连的学生。学生到厂里支持厂里少数派。凡有派别组织的，发展结果都很难解决，有的发展成打群架，影响生产，少数得不到支持，就派代表到北京请愿告状。”

　　谷牧继续谈到关于“领导问题”的情况：“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从部到省没有完全落实。”“生产指挥系统，两个班子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基层企业有相当数量干部精神状态不太好，思想相当混乱。到会同志都反映，现在都有点怕。……哈尔滨被斗干部占49％。（徐向前插话：有这么多坏人？二分之一，两个人就有一个呀！……）另外，到会同志反映，各级领导讲话不灵的情况相当普遍……”

　　谷牧说：“我们觉得从工业系统的情况来看，恐怕还要认真宣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恐怕大量的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同时，要把干部的劲鼓起来，要求干部挺身而出，敢于坚持党的方针、政策，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

　　谷牧最后强调说：“如果上述工矿企业三个特点站得住脚的话，有这么个考虑，对于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恐怕不能全部采取停职。……只要不是反党反中央，不是黑帮黑线，不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到适当的时候，要做一些工作，保他们一下……厂矿企业不同于学校，学校里半年里没有党的组织没有什么了不起。……工厂里面党的组织恐怕不能中断。还能领导的党组织还继续实行领导。……请中央批准，各中央局、各省市，工交各部进一步把抓生产的班子落实一下，……反正各个主管部门从上到下的领导指挥系统要建立起来，不能中断。”并且指出，中央《七二通知》、《七二二通知》及《农村五条》、《工厂六条》等，凡与“工业十条”（草案）不相抵触的，仍然有效，否则，以“工业十条”（草案）为准。[144]

　　我们注意到，谷牧的这个发言及其发言提纲并不仅仅是谷牧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出席工交座谈会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集体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的看法。《汇报提纲》就是由谷牧牵头，以工交座谈会上的实际情况为依据，集中了大家在工厂文革上的共识而起草出来的。从谷牧的发言看，由于“工业十条”（草案）吸收了“十五条”中在业余时间、分期分批地进行文革的内容，因而他对于“工业十条”（草案）还是拥护的。

　　毋庸讳言，他在发言中确实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看法，反映了运动进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他提出对于大部分干部存在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要注意到文革在厂矿企业与学校、机关的不同，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中存在的问题，群众诉求中的经济主义，如何破除规章制度问题，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斗争，处理好“工业十条”（草案）与以前所发文件的衔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无疑是存在的，他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提前制定相应的措施，当时也是必要的，有见地的。

　　这里引发争论的是他在发言中表达的不同认识。正是这些不同认识才反映出他本人以及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这些不同认识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对于工交系统的形势以及工交队伍的基本估计，工交战线与学校文革的不同作法，要不要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厂文革。

　　在关于工交系统的形势以及工交队伍的基本估计方面，他说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工交队伍基本上是个好队伍，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采取正常的组织程序解决问题，还要在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呢？不管他这样讲的主观意图如何，作出这样的估计实际上就否定了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十二月六日林彪在讲话中对他的这种估计进行了驳斥，指出要“把那个《汇报提纲》里面三大特点的头两点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 [145]

　　工交战线确实与学校存在着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难道因为存在不同，就否定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吗？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谷牧在发言中以工交战线与学校的不同为理由，对工交战线建立群众组织、开展“四大”和学生到工厂串连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到工厂的正常生产。同时，他还对分期分批地进行文革持怀疑态度，认为当文革在一个城市全面展开了，是难以做到分期分批地进行文革的。这样谷牧在发言中就对工厂文革的几个要件给否定了，如果不能在工人中间建立群众组织，不开展“四大”，不进行串连，又怎么能够进行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呢？

　　至于说工交战线的文革是不是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从谷牧的发言看，他是反对脱离党委的领导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如果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和以前一样仍然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运动。这与文化大革命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运动，显然是相反的。况且，党内走资派就潜藏在各级党委内部，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运动，又如何能够清除隐藏在各级党委内部的走资派呢？这样显然就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146]十二月六日，林彪也在讲话中批驳了谷牧发言中的这个观点。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147]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会依靠各级党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运动呢？

　　从谷牧的发言中可以看到，他虽然谈到了工厂文革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讲了不少实情，客观地说，要处理好工厂文革与生产的关系问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困难，但是在关于工交战线的形势及其队伍的估价上，在是否依靠各级党委的领导、采取的方式、成立群众组织、实行“四大”以及学生串连上，谷牧对这些体现工厂文革本质特征的要件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样就在工厂文革的问题上背离了中央的文革路线。所以后来王力批评谷牧的发言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148]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然，谷牧的发言不是他个人的态度，而是代表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的共同心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的认识。这样也就难免在会议上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驳斥了。

　　2）中央文革小组的发言。

　　谷牧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从文革与生产的关系出发，阐述了文革在工厂与学校、机关的不同。虽然谷牧在发言中讲了不少实情，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是听出了谷牧发言的弦外之音，实际上是以影响工厂生产的名义，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对工厂文革的反对态度。因而他们随后在会议上批驳了谷牧的发言。

　　十二月五日，江青首先批评谷牧的《汇报提纲》和工交战线的领导人都“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玩艺犯”。张春桥集中驳斥了谷牧在汇报中所讲的工交战线的第一、二个特点，一针见血地说，所谓工交战线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工交队伍基本上是个好队伍的估计，都是站不住脚的， “看不到企业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反映了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149]会上，张春桥还指着汇报人谷牧批评道：“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150]

　　康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社会主义工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他们形式上是‘公’，实际上是‘私’，形式上是‘新’，实际上是‘旧’，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复辟，工厂企业这一环的问题很大，因为它是经济基础。”“我们工厂里，旧的经济规律没有变的是什么？在交换问题上，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没有变，工资仍然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好，影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上不好，影响上层建筑。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现在的工厂也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的工厂。”“我们工厂政治不挂帅，毛泽东思想不挂帅，恐怕比学校还厉害。”[151]

　　关于要不要在工人队伍中成立群众组织，以及党组织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陈伯达说道：“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总要有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党团组织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考验，另外组织一个领导生产的班子领导生产”。王力等人还在十二月六日会上对陶铸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批评陶铸以生产压革命。王力说：工厂文化大革命已经历两起两落，前两次都被压下去了。这次是第三次起来，又发了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在起草这个社论的过程中，陶铸“就是主张要压”。“主要的就是讲生产”，“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相反，“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然同志坚持的”。王力还说：“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王力还对《汇报提纲》作了一个总的结论。他说：“提纲是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王力此话的确是一语中的。[152]

　　其实，在党委统一领导工厂文革方面的矛盾并不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此前他们在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一文时，围绕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还是“统一领导下”的文字表述就出现过分歧。王力等人将社论中“党委统一领导下”中的“党委”二字删去了，在公开发表的社论中是这样表述的：“凡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都要按照中央的规定，在统一领导下，组成两个班子”。[153]从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来看，王力等人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这样做绝非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是体现了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现实需要。这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委、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

　　从以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发言来看，尽管谷牧在《汇报提纲》中说的比较委婉，但是他们还是看出了提纲对于在工交战线上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因为不论从工交战线及其队伍的估计还是成立群众组织、开展“四大”、进行串连以及党委在运动中的作用等方面，这些进行工交战线文革的要件都被谷牧在《汇报提纲》中给否定了。试想，否定了这些文革要件，又如何能够开展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呢？这样的话，即使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也会流于形式，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这是双方产生严重分歧的关键所在。这种分歧的实质还是要不要在工交战线上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虽然中央文革小组一些成员在发言中用了激烈的词句，在双方争论的激情表达下，也难免说出某些失当的话语，但其主旨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发言中揭示了谷牧发言的要害所在——反对在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当然，在文革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谷牧在发言中是不便于直接反对工厂文革的，而是采取了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出他们这些人的想法。王力在会议上批评陶铸以生产压革命，虽然从陶铸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来说是正确的，却也存在不够严谨的地方。因为从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为了文革的稳妥进行，防止一下子全面铺开造成局势的混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文革具体实施中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开始的时候对工厂、农村文革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得到毛泽东批准后才实施的。这样做主要还是处于策略的考虑，并非不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了。正是因为如此，从形式上来说，陶铸这个时期的作为还是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王力在批评陶铸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而在发言中出现了失当。

　　当然，话又说回来，从陶铸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来看却并非这样。他们是想以此为由来阻碍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与处于策略考虑暂不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存在本质性不同的。因而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将他们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与暂不在工厂、农村开展运动的策略要求区分开来，而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尽管从当时斗争的策略考虑，暂不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而陶铸他们的真实态度却是以影响生产为由反对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从这里来说，对于陶铸他们的批评是正当的。这并没有什么疑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发言，一是谷牧代表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所作的发言，一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针对谷牧发言所作的批驳性发言。虽然谷牧在发言中提到了不少现实性的问题，当时没有在工厂、农村开展文革也是处于策略性的考虑，但是他们分歧的要害还是在要不要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上集中地表现了出来。

　　3）发言反映出什么？

　　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现的针锋相对的发言来看，党内高层在要不要进行工厂文革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这种不同意见，用邓小平在六日会议发言中的话来说就是：“解决工矿企业里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是不是要用大民主的方法、发动群众的方法来搞？关键问题是这个。”这个“工业十条”（草案），“基本上就是搞大民主，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搞企业的革命化”。当时陈伯达一再强调：“这个十条，有个根本的东西，它是思想革命化领先，把这个东西打掉了，就打掉了十条。”[154]这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激烈争论中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在文化大革命正在蓬勃发展阔步前进的时候，从当时形势发展的态势出发，谷牧在发言中是不会直接否定进行工厂文化大革命的。但是，从他对工交战线的形势及其队伍的估计、建立群众组织、开展“四大”、进行串连、依靠群众而不是党委等文化大革命要件的态度来看，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进行工厂文革的必要性，反映出他以及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对于工厂文革的反对态度。

　　我们并不否认，谷牧在发言中说出了不少实情，工厂与学校的情况确实也存在不同，从短期、局部来看，运动对生产还会造成一定程度乃至于较大的影响，但是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从长远、全局上来考虑，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根本利益出发，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但是，他在发言中却离开这一背景，只是强调或放大运动的消极影响。这样虽然会使他的发言显得有理有据，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发言的说服力，但是却掩盖了他在工厂文革上的真实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他的发言、委婉表态中准确把握这些领导干部在工厂文革上的真实想法。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敏锐地发现了谷牧及出席工交战线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在工厂文革上的反对态度，因而他们以谷牧的发言为靶子，对这些领导干部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进一步阐述了工交战线上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双方围绕要不要工厂文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的观点就这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鲜明地亮了出来。这种斗争不是孤立的，不仅与此前发生的党内斗争具有密切联系，同时也与社会上的斗争互相影响，还会在以后发生的党内斗争中再次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后来二月逆流的预演。不过是没有后者那么严重罢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斗争，说明党内高层进行工厂文革的问题上是存在尖锐分歧和矛盾的。这种分歧和矛盾既是以前党内分歧和矛盾的继续，又会对以后文革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③ 周恩来的疏导性发言。

　　由于会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而周恩来在发言中谈了《汇报提纲》的形成过程，以及当时工交战线上的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态度问题，尽力作了一些疏导性的工作。

　　十二月六日会上，当陈伯达批评谷牧搞《汇报提纲》没同他商量时，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汇报提纲》虽然有些错误，但总还做了些工作。[155]他在发言中还说：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们、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势不可挡，我们要学习因势利导。有很多事情我们现在还在摸索经验，不要诚惶诚恐。对生产问题，既不要担心，也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兢兢业业，不能松懈一点，松懈一点也不许可。[156]

　　从周恩来的发言看，谷牧的发言提纲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产生的，因而在陈伯达对这个提纲提出批评的时候，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解释了没有征求他们意见的原因。从周恩来的发言看，省部委的大多数领导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不理解的。为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还对他们作了一些劝慰、疏导性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从思想上转变过来，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步伐。周恩来原先与这些领导干部有着相似的看法，但是他在实践中逐渐转变了自己的认识，执行毛泽东的文革部署，站在了文革潮流的前方。这对于“工业十条”（草案）的通过以及工厂文革的进行当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周恩来不仅在会议发言中是这样说，即使会议结束后，为了“工业十条”（草案）的贯彻执行，使这些领导干部从思想上能够转过弯来，仍在对他们耐心地做说服工作。

　　十二月十日，周恩来召集参加工交座谈会和被“揪”来京的各省、市负责人开座谈会。他在会上说：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潮。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跨。又说：要组织生产班子，把懂得生产的人、生产积极分子、老工人都吸取过来，把生产搞好。谈到如何对待红卫兵的冲击时指出：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如果省、市委领导还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就不利。对待红卫兵有三条：一是欢迎他们批判，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二是站在他们当中一道来研究问题，弄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合理的接受过来。三是要坚持原则，要讲政策，不能什么都签字。如卧轨抢车，就不能同意。[157]

　　从中可以反映出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以及省、市委领导仍然是存在不少情绪的，因而周恩来不仅对他们继续做思想工作，还为他们出主意，教他们如何迎对红卫兵的冲击，处理好与红卫兵的关系，以便摆脱被动局面，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周恩来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工业十条”（草案）的贯彻执行，也是他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以文革大局为重，为了扫除文革障碍，推动文革顺利发展所具有的责任意识的体现。

　　④ 陶铸、谷牧等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所以围绕谷牧的发言提纲发生了激烈争论，是因为这个发言提纲违逆了工厂文革的精神。经过双方的斗争，在林彪主持下，谷牧和与会的李先念、陶铸、徐向前等作了检讨，承担了“堵”、“压”群众运动的责任。[158]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陶铸等一批领导干部施加的压力是很大的，谷牧当时戏称为“万吨水压机”。在斗争中，他们不论在工厂文革的道义上，还是在力量对比上都处于劣势，因而不得不在会议上作了检查。陶铸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村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陶铸还谈到他主张不搞全市性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都是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陶铸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表现还有怀疑情绪”。陶铸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与此同时，余秋里、谷牧与到会其他领导人也谈到，“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我们总不如主席那么站得高，看得远嘛！”“一时不通，也要相信主席的真理正确”。 [159]

　　这些领导干部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检查，不仅反映出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反对进行工厂文革的观点已经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批评，处于孤立状态，也说明这些与会的领导干部起码从形式上承认了自己当时所犯的错误，接受了工厂文革的观点，还表示要从组织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样就在会议上扫除了进行工厂文革的障碍，为“工业十条”（草案）的通过创造了条件。

　　⑤ 林彪作总结讲话。

　　十二月六日，针对双方会议上发生的激烈争论，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工交座谈会及其《汇报提纲》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发表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

　　他说：这次工交座谈会开了20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并说：“昨天的会（指谷牧的汇报）把工交会议原来的一套完全打乱了，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要“把那个《汇报提纲》里面三大特点的头两点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

　　他还一再强调说：“现在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第一阶段是搞学校中间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进入到工业，进入到农业，进入到社会。席卷全国，震动全世界”。要“有意识地把它扩大起来，深入起来，坚持下去”。为了把这种意图变为现实，林彪强调“干部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领导问题”。[160]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在讲话中直接否定了工交座谈及谷牧的发言，提出要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彻底打破《汇报提纲》的头两点。因为《汇报提纲》的头两点对工交战线的形势及其队伍的估计基本上是好的，要是这样的话，又何必打破常规进行这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呢？因而林彪说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没有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林彪提出文革要从学校到工业、农业进而发展到全国，领导干部是关键。这表明他已经发现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文革抱着消极、对抗的态度，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出席工交座谈会上的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林彪这样说还是希望这些领导干部能够转变态度，革新思想，站到文革的轨道上来。

　　针对有人以文革影响生产为由来反对文革，还把生产好坏作为检验文革成效的标准，林彪对此驳斥道：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以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林彪还针对周恩来所说的“势不可挡”批评道：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把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这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就是要让它席卷每一个领域，渗透每一个领域。[161]

　　如何处理好文革与生产的关系问题，确实是文革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坦率地说，文革的发展确实会对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有时还会出现较大的影响，有人就以此为由来抵制文革。林彪是针对这种观点才讲出这番话的。其实，从长远来看，从整体上来说，文革是会促进生产的。正如“十六条”中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162]但是短期内，在局部的范围，难以避免地会对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就要求人们正确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还要采取必要措施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林彪在讲话中是为了纠正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的认识偏差才讲出这番话的。

　　林彪还在讲话中对周恩来提出的“势不可挡”的说法进行了批评。因为这种说法不是对于文革的积极进取，而是表现出消极应付的态度，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从这个角度来说，林彪作出这样的批评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周恩来当时是在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为了便于他们思想上接受文革才这样讲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周恩来说出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要不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革的问题，林彪在讲话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163]他还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164]

　　我们知道，文革是群众性的整党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潜藏在各级党委领导干部的队伍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坚持由各级党委来领导文革，潜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就会参与文革的领导工作，他们又怎么会将打击的矛头对准自己呢？

　　这里要把反对党内走资派与反党区分开来。党内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打着党代表的旗号，以党的名义出现，故意混淆视听，把群众反对自己称为反党，以此打击迫害群众，转移运动方向，致使运动走了过场。鉴于这种情况，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由各级党委来领导运动，而是发动群众在运动中将党内走资派清理出来，纯洁共产党。林彪说的“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不仅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也是对文革作出的画龙点睛式的描述而已。

　　针对工交座谈会期间的分歧与争论，以及工交战线上存在的问题，林彪将这些问题与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他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165]

　　这里的五十天，是指“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时期派出工作组领导文革的问题。林彪说，刘、邓的问题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实际上就将刘、邓的问题追溯到他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时候了。这表明刘、邓的问题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从建国以后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林彪的说法并非没有依据。因为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发展的历程看，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确实存在着严重分歧和矛盾，八届十一中全会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就是这种分歧和矛盾走向激化的结果。林彪将工交座谈会上的分歧和矛盾与两条路线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说明了刘、邓对于工交战线问题的重要影响，进一步揭示了工交座谈会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生分歧和矛盾的深层原因。

　　从中可以看到，针对工交座谈会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发生的分歧和争论，林彪在讲话中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依据文革思想对争论中涉及到的问题在进行分析以后，做出了旗帜鲜明的表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发言，批驳了工交座谈会和谷牧在发言中的错误观点，使人们对于文革特别是对工交战线上的文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林彪在会议上发表的斩钉截铁般的讲话，和从前一样表明了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鲜明态度。这不仅支持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也打击了反对进行工厂文革的领导干部的气焰，对于“工业十条”（草案）的通过及其实施当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工业十条”（草案）。

　　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林彪主持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称“工业十条”（草案）。由于十二月二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会议将这个文件修改完成后致信毛泽东，建议他在三、四日内约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166]

　　因而这个文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十二月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工业十条”（草案）。[167]

　　针对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把“十五条”下发全国公开批判的主张，周恩来从维护党内团结的大局出发，为了保护这些领导干部免受批斗，阻止了“十五条”的下发。他在会议上说：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168]

　　会后，十二月九日“工业十条”（草案）正式下达全国试行。[169]

　　（3）“工业十条”（草案）的内容及其意义。

　　“工业十条”（草案）作为工厂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在党内下发了，那么这个文件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文件的下发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工业十条”（草案）的内容。

　　这个文件是工厂文革的指导方针，下发的范围是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注明是供讨论用的。文件是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后形成的，下发后在征求基层意见、总结经验教训和实践检验后，再进一步做出修改和完善。这说明在工厂文革的问题上，中央是极为慎重的。

　　文件共有十条，主要讲了文革形势、如何搞好文化革命和生产的问题。第一、二条，讲的是文革及文革形势。文件要求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在文化革命中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两条是将“工业十条”（草案）和“十六条”衔接起来，阐释了进行工厂文革的背景。

　　第四、五、六条，主要讲在进行工厂文革的情况下，如何做好生产方面安排的。文革要求在进行工厂文革的时候，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的质量。在工人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形成领导生产的班子，对生产计划的完成担负责任。这三条对工厂文革下的生产做出了严格规定，要求工人不要脱离生产闹革命，不能让运动冲击了生产。

　　第三、七、八、九、十条，主要讲的是工厂文革的具体规定。这五条规定，文化大革命在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进行，有了问题要在本单位进行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向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和大区中央局）反映，只有在特别必要的时候，才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但是不要大批离开厂矿。这样不但可以保证厂矿的正常生产秩序，还为工人群众在文革中一旦受到压制的时候，提供了上访的渠道。

　　在处理工人与厂矿领导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文件指出不许厂矿领导对指出批评意见的群众打击报复，克扣工资，进行开除。对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进行平反，补发工资，允许他们回厂在原来岗位上参加文革，不许对他们的家属进行威胁迫害。这样就保护了造反派工人参加文革的正当权利。

　　根据宪法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及其组织之间有意见，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消除分歧。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人。

　　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劳动朴素的本色，不要搞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不要脱离生产。工人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进行串连，学生可以在工人业余时间到工矿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一切革命串连，都不要包办代替，强行干涉其他单位的文化革命。[170]

　　从中我们看到，“工业十条”（草案）是在“十六条”的基础上，从当前文革发展的形势出发，根据工厂的具体情况，着生从革命与生产两个方面对工厂文革作出的规定。文件要求要处理好文革和生产的关系问题，既要进行文革，又要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以文革来促进生产，搞好工厂的文化大革命。

　　②“工业十条”（草案）的意义。

　　“工业十条”（草案）是“十六条”精神在工厂文革中的具体体现，是关于工厂文件的指导性文件。这个文件是在中央集体讨论的基础上，以中央名义下发执行的。文件的下发执行，不仅标志着文革已经发展到了工厂，也说明工厂文革业已取得了合法程序。这对于工厂文革的进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工厂与学校不同。学校可以停课闹革命，工厂却不能停产闹革命。这样工厂文革就不能简单照搬学校文革的方法，而应该有所不同。“工业十条”（草案）是以“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为指导，根据工厂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的关于工厂文革的文件。文件主要规定了进行工厂文革过程中，如何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落到实处，处理好文革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不要让运动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文件明确指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文革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还提出了完成生产任务和保证产品质量的若干措施。同时，文件明确规定要在工厂文革中实施文革要件，工人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实行“四大”，可以进行串连，学生可以到厂矿串连，保护工人进行文革的正当权利。这些措施和要件的规定，无疑为工厂文革的进行提供了有力保证。

　　“工业十条”（草案）的制定并下发执行，并不是平稳地进行的，而是斗争的结果。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工交座谈会还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进行工厂文革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围绕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工厂文革展开的。文件是在进行工厂文革的基础上，吸收了双方的观点以后才产生的。文件的形成及其下发表明，主张工厂文革的一方在斗争中占了上风，而反对工厂文革的一方则是处于下风。这也在客观上反映出当时双方在党内高层政治力量对比上的差异。虽然由于力量对比的差异，这个文件得以下发执行，但是围绕这个文件出现的分歧并没有从思想上得以根本解决，这也就预示着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在将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可能还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这无形中为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党内出现的斗争埋下了严重隐患。

　　尽管如此，这个文件对于即将进行的工厂文革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个文件不仅体现了文革的精神，还着眼于工厂生产的实际情况，又从组织程序上为进行工厂文革提供了合法保障，打开了工厂文革的大门。因而这个文件在党内的下发，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工厂，工人阶级开始真正登上文革舞台。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工人阶级会以磅礴的力量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也预示着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

　　（4）“农村十条”（草案）的内容及其意义。

　　随着“工业十条”（草案）的下发，文革发展到工厂，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革舞台，承担起文革的领导重任。那么，作为国家主人——工农联盟中的农民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是如何呢？

　　①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农村十条”（草案）。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农民阶级也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文革。不过，他们参加文革主要还是在党委领导干部的诱导下，通过他们来反对造反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是作为这些领导干部的别动队来抵制造反运动的。这个时候还谈不上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参加运动。当着文革发展到工厂，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革舞台的情况下，那么，文革向农村发展，作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的农民阶级登上文革舞台，承担起农村文革的领导重任，也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了。

　　既然要进行农村文化大革命，就要起草一个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在毛泽东亲自指示下搞成的，先后三易其稿，最后采用了王力、戚本禹和萧力起草的稿子。[171]这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将起草好的文件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上写道：“通过这一文件的手续，请主席考虑，是在主席处约集常委和文革小组的少数同志一谈，还是仍采用上次方式请林彪同志主持召集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一议，究以何者为好，请主席批示。”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阅后批示：“退总理办。请林彪同志主持开会通过，旋即发出。”[172]

　　十二月十五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又称“农村十条”（草案）。[173]

　　谭震林在会上说明：这个文件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主起草的；在讨论这个文件的过程中，大家都希望分期分批。“农村十条”（草案）在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当天，中共中央就下发了这个文件。[174]

　　我们看到，“农村十条”（草案）是在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后，经过毛泽东批准，又在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才下发执行的。从这个文件的三易其稿到报经毛泽东审阅直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来看，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不仅是符合党内程序的，也是极为慎重的。这个文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随即在党内下发，是农村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

　　② “农村十条”（草案）的内容。

　　“农村十条”（草案）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文件注明是供讨论和试行用的。这说明文件还不完善，需要在讨论和试行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修改。这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农村文革的慎重态度。

　　文件的第一条、二条，要求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个文件是以前农村社教和文革文件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文件要求农村文革要按照“前十条”、“二十三条”和“十六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做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一般不派工作队，可以派些少而精的观察员。

　　第三、四、五、六、七条，规定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依靠力量、权力机构、农村红卫兵、实行“四大”等问题。

　　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要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定地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

　　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负责生产、分配、收购、供应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为了发挥红卫兵在农村文革中的作用，文件要求农村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在外地工作或学习的地富子女，采取回避政策，不要回原籍串连。

　　农村文化大革命，要采取“四大”的方式，实行大民主，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革命学生可以下乡串连，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

　　第八、九、十条，说的是如何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学校文革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文件要求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对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群众，应当平反。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反。

　　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工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

　　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75]

　　“农村十条”（草案）以毛泽东文革路线为指导，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贯彻“十六条”的精神，做好与社教运动文件“前十条”、“二十三条”的衔接，着重就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依靠力量、权力机构、农村红卫兵、实行“四大”、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规定，对学校文革作出安排，要求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为农村文革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③ “农村十条”（草案）的意义。

　　“农村十条”（草案）是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要求将“四清”纳入文化大革命中。文件的制定及其下发，标志着农民阶级开始登上文革舞台，文化大革命在农村进入到实施阶段。

　　“农村十条”（草案）既与“前十条”、“二十三条”和“十六条”这些社教和文革文件相衔接，又是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和文革发展的具体要求制定出来的。因而我们既要看到“农村十条”（草案）是以前文件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更要看到“农村十条”（草案）与以前文件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根据农村文革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具体规定。文件要求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对农村文革的重点、依靠力量、领导机构的产生、先锋力量红卫兵、实行“四大”、如何对待造反群众、学校文革、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勾画了农村文革的轮廓，指导着农村文革的发展。

　　具体说来，文件要求在进行农村文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既不能以生产压革命，也不能停产闹革命，要通过民主选举的领导机构来负责革命和生产工作。农村文革不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而是要群众当家作主，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农村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整一切领导干部，而是其中一小撮走资派；不是整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而是其中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样就缩小了打击面，锁定了真正的斗争对象。农民阶级是分阶层的，贫农、下中农占农民阶级中的大多数，是党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力量，因而就要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进行农村文化大革命。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是农村文革的先锋力量。农村文革要实行“四大”，进行串连，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许对革命群众打击报复，更不能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分子。这是一个在“十六条”精神指导下，既体现了文革的要件，又从农村实际出发才制定出来的文件。

　　我们注意到，“农村十条”（草案）曾经三易其稿，经毛泽东审阅后，在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以后下发的。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这个文件是非常重视的，文件的通过及其下发也是符合党内程序的，进行农村文革是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以后才得以实施的。在进行农村文革的问题上，在中央政治局层面是达成了共识的。

　　“农村十条”（草案）是在“十六条”的基础上，适应农村文革发展的需要制定出来的。文件不仅为进行农村文革提供了指导，还随着农村文革的发展不断得到修改和完善。文件的下发执行，表明农村文革已经从组织上取得了合法程序，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民阶级开始登上文革舞台，农村文革即将拉开大幕。这对农村文革的发展及其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5）对党内高层在工厂、农村文革斗争的评析。

　　“工业十条”（草案）和“农村十条”（草案）的制定及其在党内下发，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厂、农村的标志。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工业十条”（草案）是在高层经过了激烈的斗争以后才制定、下发的，“农村十条”（草案）在这方面的斗争似乎并不是那么激烈。其实，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逻辑出发，以及工厂、农村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影响来分析，当时双方之所以没有在“农村十条”（草案）的制定、下发过程中发生激烈的争论，还是因为通过“工业十条”（草案）的制定、下发业已为“农村十条”（草案）扫除了障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没有发生激烈争论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经过中央批准以后才得以实施的。这两个文件都是先在党内起草酝酿，经过毛泽东审阅，由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后下发的。这说明在进行工厂、农村文革的问题上，不仅是慎重的，也是符合党内程序的。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无章可循，而是依据“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精神，初步总结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进行文革的经验教训，结合工厂、农村的具体情况，才制定出了这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不过是实施的草案，还要随着工厂、农村文革的发展，进一步得到充实、丰富和完善。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文件制定的过程中，党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说到底还是围绕要不要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以及如何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展开的。当文化大革命在斗争中不断扫除障碍、蓬勃发展的时候，一般是没有人公开、直接地反对进行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时候他们的斗争策略是，以工厂、农村与学校、机关不同为由，打着工厂、农村进行文化革命会影响生产的旗号，将自己反对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的真实意图以如何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的形式上表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如何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的斗争，实质上就是要不要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这种分歧和矛盾具体表现在进行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各级党委、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要不要将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以及是否建立群众组织、实行“四大”、进行串连等文革要件上。这是他们在工厂、农村文革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焦点。如果否定了这些文革的构成要件，也就否定了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按照以前那样搞运动，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往往会走了过场。[176]

　　从中我们看到，围绕工厂、农村文革发生的争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进行工厂、农村文革的分歧和矛盾以如何进行工厂、农村文革的形式上表现出来。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种分歧和矛盾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与党内以前在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核心是要不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上的表现形式。

　　文革期间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如何对待群众上表现出来。这种斗争表现在是否站在群众立场上，依靠群众进行文革，揪出党内走资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论是“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在中央会议上的通过，还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工业十条”（草案）、“农村十条”（草案）在党内的下发，都表明文化大革命是在披荆斩棘、冲风破浪中前进的。文革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发展到工厂、农村，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群众终于以主力军的形式登上了文革舞台。从文革发展的历程看，尽管存在着重重障碍，但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后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尽管在党内下发了关于工厂、农村文革的两个文件，围绕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工厂、农村文革的斗争也已取得了决定性成效，但是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预示着以后进行工厂、农村文革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某些事件的引发下还会在党内高层发生激烈的斗争。后来的二月逆流及相关事件的发生就为此作出了注脚。

　　“工业十条”（草案）、“农村十条”（草案）是经过斗争才得以制定和下发的。文件的下发不仅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展到了工厂、农村，工农群众登上了文革舞台，也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夺权阶段了。

　　7、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必然与偶然。

　　文化大革命先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搞起，而后发展到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厂、农村，既是历史的必然，又存在偶然性，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下面我们就先从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说起。

　　（1）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厂、农村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不仅是工厂、农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也表现在工农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公地位和主力军作用，以及“四清”运动期间工厂、农村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因而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的话，运动就会半途而废，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

　　① 必然性之一，维护工农群众当家做主政治地位的需要。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农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如何保证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我们知道，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是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但是一旦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就会解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破坏社会主义民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复辟资本主义。这样广大工农群众也就由国家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依靠正常的法律途径显然是难以成行的。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一旦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法律就会反映这些人及其代表的阶级的意志，广大工农群众又怎么能够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根本利益呢？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法律是依靠人来执行的，人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又如何能够保证执法的公正性呢？想想看，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那一个王朝没有法律？如果这些法律能够得到严格执行的话，又怎么会在历史上发生那么多次的改朝换代？我们所见到的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贪赃枉法、法同虚设，最终导致朝代更替，政权易手。法治的弊端也就在这个时候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如果现在还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依靠领导干部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运动，也是难以解决问题的。由于走资派就隐藏在各级党委内部，采用以前的方式进行运动，他们又怎么会将打击的矛头指向自己及其同伙呢？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往往会走了过场，取得不了实质性成效。要想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必须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以工农为基础的群众来揭发我们党的阴暗面，批斗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工农群众工作、生活在工厂、农村，如果文革不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又如何能够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呢？

　　文革只有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才能投入到文革中，行使民主权利，揪出党内走资派，使工厂、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因而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工农群众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以前的运动也搞不出名堂的情况下，维护自己政治地位的现实需要。

　　② 必然性之二，工农群众在文革中的主力军作用。

　　工农群众在文革中的主力军作用，引领着文革向工厂、农村的发展。这种主力军作用的形成，不仅来源于工农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也是由他们在社会政治力量对比中的作用，以及在人民群众中的主体地位所决定的。这些构成了工农群众在文革中主力军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乃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工农群众都是以主力军的形式参加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没有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没有工农联盟作为强大后盾，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工农群众都是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革命和建设就是以此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不仅夺取了政权，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又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既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农群众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农群众也必然像以前那样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只有将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才能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为此，就要将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

　　文化大革命最先是从文化教育单位开始的，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不少知识分子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虽然他们转变、觉察问题快，但是其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还是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178]这是因为单靠学生和知识分子是难以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革命的过程中，不论是世界观还是其群体本性上都存在不少弱点。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虽然在文革中起了先锋作用，但是不论其社会阅历还是自身力量毕竟有限，因而仅靠他们是难以将文革进行到底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工农群众参加文革，以人民军队为后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才能为文化大革命提供强大动力。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需要，也是工农群众的历史使命。

　　文化大革命就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让群众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工农两大阶级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在人民群众中占有主体地位。既然工农两大阶级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而文革又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那么作为人民群众主体的工农两大阶级要是不参加文化大革命，又如何能够做到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这样的话，不就是放了空炮吗？因而从依靠群众进行文革的路线上来分析，作为群众主体的工农阶级参加文革，本来就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工农两大阶级工作、生活在工厂、农村，既然他们要参加文革，那么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工农阶级成为文革的主力军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现实斗争中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政治力量对比差异的必然选择，是工农阶级在群众中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文革的发展需要工农群众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展到工厂、农村，才能使人民群众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因而就要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

　　③ 必然性之三，“四清”运动揭露出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

　　“四清”运动是在工厂、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揭露出了工厂、农村存在的许多问题。这个时候毛泽东通过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进行谈话，批阅报告和调查材料等多种方式，对于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引发了他的深思。他先后提出了国家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上边的影响是工厂出现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工厂的一些领导干部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终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79]

　　这些观点和论断经过会议讨论以后，成为起草社教文件的思想指导。虽然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二十三条”，但是工厂、农村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进一步引发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入思考。他意识到工厂、农村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这些严重问题的存在与上级党委乃至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隐患具有密切联系，核心是党内存在走资派。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派出工作队，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运动，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这就要探索新的方式，实行“四大”，进行串连，建立群众组织，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党的阴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开始的，文革在全面发动阶段的重点是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在“四清”运动中揭露出了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依靠“四清”运动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下，才不得不由“四清”转为文革的。[180]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是在“四清”运动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才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解决工厂、农村存在的这些严重问题才出现的。既然如此，那么文化大革命就必然要扩展到工厂、农村了。至于在文革全面发动阶段将重点定在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而不在工厂、农村进行，主要还是为了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循序渐进，防止混乱，处于策略的考虑，并非不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四清”运动揭露出了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是在依靠“四清”运动难以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因而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向工厂、农村发展的必要条件。

　　④ 必然性之四，文革发展的逻辑要求。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然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不会仅有学生、知识分子和干部参加，必然会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承担起进行这场大革命的重任。从文革发展的轨迹看，先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开始，而后深入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登上文革舞台的。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时，就对此作出了说明，批评了反对进行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一些人。他说：“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181]

　　从学校到工厂、农村这一革命发展的逻辑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产生的，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就阐述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182]

　　由此看来，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到工厂、农村，学生、知识分子首先投入运动，而后工农群众登上政治舞台，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并非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逻辑要求。五四运动已经体现了这个革命的逻辑，文化大革命也是在这个革命逻辑指引下不断前进的。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是文革逻辑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文革发展的逻辑规律指导下，采取主动措施，进行文革部署，作出了进行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是文革沿着自身逻辑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作出进行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历史大势出发，遵循文革逻辑规律，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的革命实践活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厂、农村是具有必然性的。这表现在维护工农群众当家做主政治地位的需要，工农群众在文革中的主力军作用，“四清”运动揭露出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及文革发展的逻辑要求等方面。文革只有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才能登上文革舞台，解决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既体现了文革逻辑发展的内在规律，又是文革逻辑发展的必然要求。

　　（2）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偶然性。

　　前文我们分析了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表现出来的，那么，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偶然性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是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的。这个时候尽管各地出现了一些工农群众干涉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的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大多是在当地党委的诱导下发生的。这个时候工厂、农村的形势还是比较稳定的。这并非不要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主要还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防止一哄而起，全面开花，搞乱文革的进程，破坏文化大革命。因而文革从部署上来说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进行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的文化革命，而后再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时候（十一月十日）发生了安亭事件。安亭事件的发生，既不是有人蓄意策划的，也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当时华东局、上海市委与工人造反派一系列分歧和矛盾激化的结果。这个事件从形式上表现为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争论，实质上则是要不要进行工厂文革的问题。

　　安亭事件的发生一下子把要不要立即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这直接关系到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方式。如果要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就要支持工总司的行动；否则的话，就要压制、否定工总司的行动。因而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方式，直接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不要取消以前对工厂、农村文革的限制，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

　　这个时候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受命处理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张春桥到达现场以后，以毛泽东文革路线为指导，根据上海文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当机立断，大胆决策，突破了中央授权，支持了工总司的行动，解决了安亭事件。事后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追认。这在客观上反映出将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是毛泽东文革战略部署的应有之义。

　　当然，支持工总司的行动，并不是赞成他们卧轨拦车的激进行为，而是从文革发展的逻辑出发，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同时又注意到，他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激进行动，又是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对他们的压制分不开的。如此而已。

　　其实，支持工总司的造反行动并不仅仅是因为文革要发展到工厂、农村，还与安亭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密切相关。安亭事件并不是发生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而是发生在文革进行了六个月以后。这个时候大串连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的文革正在进行，在文革进行了半年且在若干领域已经铺开并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开展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就成为下一步文革发展的目标。安亭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安亭事件是上海造反派工人在文革发展大潮下的主动作为，工总司由此成为全国闻名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工人造反组织。[183]这些工人造反组织是各地工人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自发建立起来的。尽管先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处于文革稳定发展的考虑，对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但是当安亭事件发生和各地造反派工人组织纷纷建立的情况下，适时开始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时机逐渐成熟。于是就以安亭事件为标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肯定了这个事件，支持了工总司的行动，随后还制定、下发了“工业十条”（草案）、“农村十条”（草案），决定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不是因为有了安亭事件，才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而是因为本来要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这个时候发生了安亭事件，于是就以解决安亭事件为标志，拉开了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帷幕。安亭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偶然性事件的出现，文革才以此为标志深入到了工厂、农村。

　　（3）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必然性与偶然性虽然不同，却又具有密切的联系。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并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事物的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是通过安亭事件的偶然性来表现出来的。从文革发展的大势出发，即使没有安亭事件，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也会通过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同时，我们也看到，安亭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具体说来，没有当时工厂内部存在的严重矛盾，没有红卫兵的串连，没有文化大革命创造的进行造反的条件，安亭事件也是难以发生的。安亭事件这个偶然性的出现，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要向工厂、农村发展这个必然性的背景下产生的。退一步说，如果没有进行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必然性，即使发生了安亭事件，也会被压制下去的，又何谈会制定、下发工厂、农村的文革文件，拉开了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帷幕呢？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不能离开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来孤立地看待安亭事件的偶然性，也不能只看到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而忽视安亭事件的偶然性。

　　如果离开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只注意到安亭事件的偶然性，那么就会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安亭事件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会迅速制定、下发关于工厂、农村的文革文件，开始了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不仅如此，还会夸大安亭事件的偶然性，似乎单纯是因为安亭事件的出现，才改变了文革的范围，将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的。这样会使人们觉得文革向工厂、农村的发展，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受到安亭事件的误导后，主观、武断地做出的决定，从而掩盖了历史真相。

　　如果只注意到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忽视安亭事件的偶然性，那么就不能准确判断安亭事件在文化革命向工厂、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只有正视安亭事件的偶然性，才能认识到安亭事件是在工厂文革受到压制、阻挠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安亭事件的发生，昭示了要不要进行工厂文化革命的问题。文革要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是通过安亭事件的偶然性才得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强调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就会降低安亭事件的偶然性在文革向工厂、农村发展中的作用，看不到安亭事件的偶然性是实现工厂、农村文革的必然性的桥梁。这样会割裂了社会上的文革力量与党中央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抹杀了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向工厂、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漠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是鉴于文革形势的变化，才取消了暂不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的限制。这同样也掩盖了历史真相。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安亭事件是在工厂发生的事件，怎么会拉开了农村文革的帷幕呢？其实，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是一个整体，这就如同工农业、工农联盟的紧密联系一样。进行工厂文化革命的同时，必然也要进行农村的文化革命。只进行工厂的文化革命，而不进行农村的文化革命，工厂文革的成果不仅会事倍功半，也难以将文革进行到底。因而安亭事件后，既然要进行工厂的文化革命，那么必然同时也要进行农村的文化革命。“工业十条”（草案）、“农村十条”（草案）的先后制定、下发，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总之，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是通过安亭事件这个偶然性来表现出来的。以安亭事件为标志，工农阶级登上文革舞台，开始了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因而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工厂、农村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历史统一。

　　（4）文革飓风席卷华夏。

　　“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下发后，革命师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将文革推向全国，大串连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这个时候以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革命师生、知识分子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力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下发“工业十条”（草案）、“农村十条”（草案）为标志，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占中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工农群众以主力军的形式登上文革舞台，成为文革的主流，以其磅礴的气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深入到工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达到了最大规模。

　　从学生到工农群众，从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成为文革的先锋，到工农群众成为文革的主力军，文化大革命终于以意识形态方面为突破口，实现了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整体推进。文化大革命不仅达到了最大规模，还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全面夺权阶段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下旬发行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对此作出了精辟的论述：

　　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红旗》杂志社论《夺取新的胜利》说：“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碍，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面发展。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184]

　　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说：“现在，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兴起。”[185]

　　社论是文革发展到新阶段的政治宣言，不仅又一次吹响了文革的号角，弹奏出时代的强音，还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指明了文革的发展方向。

　　二○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文献索引

　　1、《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119]，第407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第59页至60页；[12]，第69页至70页；[20]，第137页至138页；[27]，第122页至123页；[104]，第124页；[172]，第173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第1489页；[3]，第1508页；[5]，第1427页；[6]，第1439页；[10]，第1451页；[82]，第1455页；[131]，第1457页；[146]，1423页；[164]，第1458页；[176]，第1423页；[178]，第1489页至1490页；[180]，第1391页；[181]，第1459页至1460页；[182]，第1462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593页；[7]，第620页至621页；[8]，第622页；[16]，第625页；[17]，第627页；[18]，第627页至628页；[19]，第628页；[22]，第622页；[25]，第612页至613页；[26]，第622页，631页至632页；[28]，第631页；[120]，第622页；[179]，第358页，392页，406页，441页至442页，445页，453页，454页，457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第12页；[21]，第15页至16页；[23]，第12页；[30]，第22页；[31]，第18页；[32]，第19页；[51]，第15页至16页；[83]，第16页；[92]，第16页至17页；[117]，第22页；[123]，第16页至18页；[133]，第19页；[167]，第22页。

　　6、《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版·大字本）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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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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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刘少奇传》（下），编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金冲及，副主编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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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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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张化、苏采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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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事实的回忆》，朱永嘉口述，金光耀邓杰整理，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十二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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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00六年一月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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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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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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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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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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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22/07/4602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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