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的斗争

reading · 发表于 2022-11-5 05:39:33

　编者按：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虽然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在全国掀起了文革大潮，但是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仍然遇到了重重阻挠。

　　为了排除文革进行中的困难，将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又召开了具有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做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支持造反派群众，站到文革的立场上来。但是，从会后多数领导干部在文革中的表现来看，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郭建波同志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梳理了双方进行斗争的重要线索，列举了双方在斗争中的重大表现，分析了双方与社会上两派斗争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最终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的复杂原因。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发表这篇文章，就是为了让大家通过阅读该文对于文革转入全面夺权的复杂原因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以便于我们真正弄清这段历史真相。　　

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的斗争

郭建波

　　目录

　　1、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文革发展状况。

　　（1）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基本态度。

　　（2）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

　　（3）文革狂飙中的领导干部走向。

　　（4）对多数领导干部文革态度的分析。

　　2、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缘由及其内涵。

　　（1）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及其特点。

　　（3）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原因分析。

　　3、召开党内高层民主生活会——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1）会议的缘起及概况。

　　（2）与会人员的发言。

　　（3）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是会议的主题报告。

　　（4）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的重要发言。

　　（5）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上做出检讨。

　　（6）林彪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7）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8）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9）中央工作会议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4、中央工作会议后的文革发展状况。

　　（1）何去何从？

　　（2）从对军队院校下发的“紧急指示”到四位元帅在军校师生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3）领导干部在文革发展中的立场和态度分析。

　　（4）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和社会上两派力量之间的斗争。

　　（5）文革发展面临的实际窘境。

　　5、国庆节前后两个时期斗争的结局昭示着文革面临重大选择。

　　（1）第一个时期的斗争。

　　（2）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第二个时期的斗争。

　　（4）文革面临重大选择。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内发生了激烈、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党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能否摆脱这一错误路线的影响，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这直接关系到文革的走向。那么，当时存在不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文革的关系又如何呢？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上升为指导地位，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退居次要地位。这意味着在中央不论从指导思想上还是从组织上解决了文革路线的分歧。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广大领导干部能不能践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是否随着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改组和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改变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则还需要文革实践的证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又是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呢？

　　1、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文革发展状况。

　　要想研究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广大领导干部是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就要首先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及其对待文革的态度说起。当时这些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究竟如何呢？

　　（1）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基本态度。

　　我们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这个文献中关于当时领导干部在文革中思想状况的判断，对于我们分析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我们从“十六条”中若干条款的表述来分析当时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

　　“十六条”中第三条的内容是：

　　“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利，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1]

　　从这一条中可以看到，当时对于领导干部的要求是“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一条分析了各级党组织存在的四种情况，特别指出了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文革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利的，也指出了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因为平时犯了错误，怕引火烧身才不敢发动群众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许多党组织及其负责人没有认识到文革的必要性，对于文革是敷衍塞责支应差事甚至抱有对抗情绪的。

　　“十六条”中第四条的内容是：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

　　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2]

　　这一条实际上介绍了党的文革路线，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执行党的文革路线，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要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文革与以前进行的运动是不一样的。以前的运动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却不是这样，而是采取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鉴于这种不同，才在“十六条”中对于文革路线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为的是让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明晓这条路线，在以后实际行动中能够执行这条路线。这里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他们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做得到吗？

　　“十六条”中第八条的内容是：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3]

　　这一条中对干部状况作出了大概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势必要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他们当中寻找走资派。从这一条对干部所做出的分类中，我们看到一般情况下前两类是大多数，后两类是少数，后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极少数。这个划定实际上是给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打了招呼，给他们吃了“定心丸”，希望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这里引发我们深思的是，既然“十六条”中对于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他们此后能够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文革吗？如果不能投身于文革，究竟是为什么呢？

　　尽管“十六条”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若干规定，但是对于这个决定能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毛泽东在表示乐观的同时，也是忧心忡忡的。这是因为这个文件虽然在会议上获得了通过，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存在抵触情绪。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时说：“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五月与外宾谈话时说到：……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4]

　　这种忧虑也在毛泽东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他说：“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5]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希望各级领导干部照着“十六条”的规定去做，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对他们到底能不能这样做，还是存在不少疑虑的。不过，他估计会比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要好一些。因为这次中央全会不仅进行了中央领导层的调整，从组织上做出了保证，还制定了“十六条”，从形势、政策、策略和方法上为文革的进行指明了方向。这些领导干部能不能象毛泽东说的那样按照“十六条”的规定进行文化大革命呢？这还有待于以后文革的实践证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十六条”对当时干部在文革中的态度、文革路线、干部队伍的分类作出了判断和说明。不论从“十六条”还是与会人员对待“十六条”的态度上来分析，当时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存在抵触情绪的。毛泽东虽然在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表现出乐观的态度，但是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能不能按“十六条”的要求进行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心存忧虑的。这表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当时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存在对抗的态度。能不能在以后转变过来，不仅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待他们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

　　（2）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第二天就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① 为什么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为了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八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统一全党认识，做好思想工作，安排布署下一步的文化大革命。[6]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不论是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领导干部还是党内干部，有不少人对于文化大革命存在着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思想上是不通的。虽然全会通过了“十六条”，批准了进行文化大革命，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人持怀疑、抵制的态度。这对于下一步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相当不利的。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打通高级干部的思想，消除他们的顾虑，转变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提高他们对于文革的认识，搞好下一步的文革工作。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总结“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后文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起草并通过了“十六条”。这就要使全党特别是党内领导干部结合以前的文革实践，以“十六条”为指导，统一思想，纠正错误，分清是非，端正态度，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了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为了消除党内高级干部思想上的疑虑、认识上的误区，摆脱以前在文革上的消极、抵制状态，让他们能够真正领会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将“十六条”践行于以后的文革实践中，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文革洪流，依靠群众将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这既是一次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也是一次部署、安排文革工作的会议，又是一次思想工作的生活会。

　　② 林彪讲话为中央工作会议定下基调。

　　中央工作会议是由中央和地方高级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八月十三日林彪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就这次会议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澄清人们的认识，坚定人们的信念，消除人们的顾虑，使大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上团结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林彪的讲话开门见山，一开始就要与会者议论一下中央全会的传达问题，工作部署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干部问题。他在讲话中主要讲了文化革命问题和干部问题。他说这两个问题虽然是针对军队存在的问题来讲的，但是也可以供地方来参考。这是得到了毛泽东同意的。

　　第一个问题是文革问题。

　　林彪说，军队师级以下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军级以上机关发动群众搞三个月“四大”，要在运动中精简机关。谈到什么是文化革命时，林彪解释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思想革命，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业务，带动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

　　林彪接着从主观和客观的分析入手，借鉴苏联产生修正主义的沉痛教训，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出现，进一步阐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一切旧思想的命，改造人的灵魂，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使人变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林彪在讲话中批评了埋头业务，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强调指出要深刻领会毛泽东说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一唯物辩证法的伟大真理，学会抓政治思想革命，掌握毛泽东思想，把群众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动员起来，就能够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他在讲话中提醒大家注意，思想革命是长期的，不是一个大运动就能够彻底解决的，必须还要有一个大运动，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威风打倒，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权威，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具体作法是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按照中央的决定去做。

　　他要求不要重复压制群众、围剿左派的错误。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坚定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个问题，军队的干部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举出了三个两种人问题，提出了解决他们的不同政策。这三个两种人问题是：

　　对待毛泽东思想有两种人，一种人拚命学毛泽东思想，一种人不学毛泽东思想，处于落后和中间状态。

　　对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两种人，一种人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一种人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甚至捣乱。

　　我们的干部在对待工作问题上，也有两种人。一种人有干劲，工作有成绩，但是性情急躁，得罪人不少，运动中大字报最多，过不了关，大家群起而攻之，要求罢他的官。一种是老好人，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斗争也不参加，谁也不得罪，人事关系搞得好好的，选举的时候能够得全票，运动中贴他的大字报也很少。

　　鉴于这些情况，林彪认为要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排队的基础上实行全面调整，根据毛泽东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原则，具体提出了三条办法：

　　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没有革命干劲的，罢官。

　　林彪说，这三条同主席的五条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主席同意了。要按照主席的五条和这三条，特别是第一条，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

　　林彪指出，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进行全面的调整。那些犯了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们接受教育，坚决悔改，还可以在今后工作中继续考验他们。至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就坚决罢官。不这样做，就打不破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旦有事要搞颠覆活动的就是这些人。

　　接着，林彪又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组织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入手，提出在干部问题上，不仅要搞思想革命化，还要搞组织革命化，把是否拥护毛泽东思想作为干部去留的标准，把真正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放到关键岗位上。通过与修正主义国家的对照，林彪提出要高度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动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解放生产力，依靠群众去创造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

　　林彪最后在讲话中说了几句自谦的话，说他自己在工作和能力方面是不相称的，既然主席和中央把这个工作交给他，只好服从决定，努力做好。他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7]

　　从林彪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有四个：如何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工作部署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干部问题。林彪在讲话中主要对后两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虽然他讲的是军队的文化革命和干部问题，但是也是适应于地方的。这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林彪在讲话中对于军队文化革命的方式、范围以及什么是文化革命、为什么要进行文化革命进行了说明，要求与会者在文化革命中要按照“十六条”办事，认识到思想革命的长期性，不要重犯以前的错误，要依靠群众，“敢”字当头，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在干部问题上，林彪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指出干部队伍中存在三个方面的两种人，提出了把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有没有革命干劲作为对干部进行罢、升、保的根本标准，要把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搞政治思想工作、有干劲的干部放到党和国家的关键岗位上。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文革的认识，在如何评定和处理干部的问题上也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这两个问题与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和工作部署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林彪的讲话不仅指出了这次会议的议题，还对会议涉及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会议和以后的文革指明了方向，因而我们说林彪的讲话为中央工作会议定下了基调。

　　③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若干事件。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会议在内部讨论中探究如何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以便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会外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也在落实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将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负责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办事机构。为了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对下一步文革工作做出部署，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八月十三日陈伯达向毛泽东呈送了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工作部署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昨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提出：一、强调各学校各单位要认真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按照“十六条”办事，拟由《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几篇社论。二、自然科学、技术单位都要举起文化大革命这个纲，但应该作适当的分工部署，特别是各种要害、尖端的科研部门，必须继续进行，不得中断，保证如期完成任务，并保证高质量。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报告，作出批示：“可以这样做。”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陈伯达的请示报告发到县团级和相当于县团级的科技工交单位，以及有研究任务的大专院校。[8]

　　从中可以看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的当晚，中央文革小组就开会研究了有关事宜，第二天就向毛泽东呈送了请示报告。报告提议要求《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几篇社论来宣传“十六条”的精神，要求各学校各单位认真学习、掌握“十六条”，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来进行文化大革命。为了防止运动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特别是要害、尖端部门的冲击，保证科研任务的完成，报告提议这些单位在高举文化大革命这个纲的同时，也要作适当的分工部署。这说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是在践行“十六条”的精神，注意处理好运动与生产、科研任务之间的关系的。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向下的广泛传达，对于“十六条”的宣传与普及，处理好文革与生产、科研工作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那种认为中央文革小组为了进行文革而漠视生产、科研的说法，显然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出席了这次大会。

　　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八月十八日，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北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和她亲切握手。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9]

　　这里具有警示性意义的是，毛泽东一改晚上办公，上午睡觉的习俗，一早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不仅在建国后第一次身穿军装出席了这次群众大会，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自始致终地参加完这次大会。这不仅表现了他对于红卫兵运动的支持，而且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个时候关键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如何将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防止有些人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为名来镇压学生运动。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通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决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10]

　　不论是军队还是警察都要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保护学生的革命运动。为了文化大革命能够取得成效，就要引导学生进行文斗，不要武斗。因为武斗只触及皮肤，只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达到改造人的世界观，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是保证文革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期间，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在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采取措施和手段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这无疑会对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产生重要影响。会外影响着会内，会内进行着讨论，其目的还是要使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在“十六条”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能够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

　　④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意义。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必要的。这不仅是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使与会高级干部认真领会“十六条”的需要，同时也是鉴于全会虽然通过了这个文件，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与会人员在思想上是不通的，对文革存在着抵触情绪。[11]即使是举手赞成这个文件的一些人，也并非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个人想法，不过是处于对党和领袖的信任，从组织纪律观念出发，才这样做的。这表明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是存在疑问的。鉴于他们是党内重要岗位上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果不能打通思想，提高认识，就会使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这次会议从八月十三日开始到本月二十三日结束，整整开了十天。在这十天内，会外也发生了若干重大事件，特别是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不论是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还是中央工作会议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我们现在还难以获得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详细的文献资料，但是从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是可以看到会议的议程和主题的。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和工作安排问题。根据当时文革的形势和党内干部的实际情况，林彪在讲话中着重从文化革命和干部问题上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其目的当然还是希望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积极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

　　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不论是从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还是消除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思想上对文革存在的抵触情绪，都是必要的。不论是林彪的讲话，还是会内的讨论，以及会外的重大行动，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手段。能不能放下架子，纠正过去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在运动中洗心革面，不仅是对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对全党干部的严峻考验。同时，这也是关系到下一步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顺利发展，实行什么样的文革政策的重大问题。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底能不能达到目的，关键取决于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乃至于全党干部能不能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及会内外的互动，不过是为达到这一目的创造了重要条件。到底能不能真正得到落实，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乃至于全党干部究竟能不能具有宏大的视野，在斗争中掌握继续革命的真谛，摆脱狭隘的个人利益的束缚，从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出发来认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仅要看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表态，更要看他们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实际行动。

　　（3）文革狂飙中的领导干部走向。

　　八月十八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以后，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大串连又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文革狂飙在全国突飞猛进。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接着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那么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领导干部在会后是如何行动的呢？

　　① 撤销工作组时，许多工作组（党委）没有销毁他们整理的造反派的黑材料，为造反派恢复名誉，没有妥善处理好他们与造反派的矛盾问题。

　　我们知道，“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学校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决定向党委瘫痪的学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方针，认为反对工作组（党委）就是反党，在师生中间抓右派，致使响应“五一六通知”的号召率先起来造反的师生纷纷被打成“反革命”和“反党分子”，造成群众分裂，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后，不论是工作组还是党委本来应该按照中央的要求，诚恳做出自我批评，欢迎师生对自己进行批评，公开为以前被打成“右派”和“反党分子”的师生进行平反，当众销毁他们的黑材料，向他们赔礼道歉，妥善处理好与造反派师生之间的矛盾问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能够这样做。工作组匆匆撤离了学校，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些善后问题。这个时候即使有的工作组（党委）召开师生大会进行了检查，往往也不过是敷衍塞责的形式主义，缺乏真诚态度，更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为被整师生恢复名誉，销毁装在他们档案中的黑材料。

　　这些被整的师生一方面认为自己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是正确的，工作组（党委）压制他们造反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工作组（党委）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销毁这些档案中的黑材料，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担心以后会被秋后算帐。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工作组撤走了，但是双方的矛盾仍然存在并呈现激化之势。这在北京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的行动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地院东方红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四进地质部进行造反的。

　　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曾任地质部驻北京中国地质学院的工作组组长。工作组撤走前，邹家尤虽然在八月十三日大会上作了检查，却没有对工作组收集整理的地院师生批评工作组的材料，对组织工作组围剿批评反对工作组的师生，特别是把李贵、王大来等13名干部打成反革命在全院批斗，以及准备对这些批评工作组的师生秋后算帐并拟划成右派的做法，作出丝毫交待，更不用说做出道歉和平反，销毁所整理的黑材料了。当时右派这个政治身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与地富反坏并列的社会异类，人民的敌人。这些被工作组视为右派的师生，对工作组的作法是不满的，也是有后顾之忧的，要为维护自己的命运和前途进行斗争。[12]

　　本来，工作组撤走的时候，如果把他们所整的黑材料进行公开销毁，为这些被错整的师生平反、恢复名誉，公开进行赔礼道歉，取得师生谅解，一般来说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也不会出现后来四进地质部的行动了。但是他们却是在没有处理好相关问题的情况下就匆匆离开了地院，这表明他们既没有认识到此前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也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处理好这些问题，反映出他们对待文革还是抱有消极、抵制态度的。

　　北航红旗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到国防科委静坐示威的。

　　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担任过驻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组组长。工作组在北航期间也是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方针，整造反派师生。工作组撤走后，八月二十五日北航红旗学生到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赵如璋。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以赵如璋健康状况不好，交给学生批斗，后果不堪高想为由，拒绝交出赵如璋。双方处于僵持状态。毛泽东获悉后说，不要让学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来，让学生闹上三个月。经过了二十八个昼夜的斗争，最后还是以陈伯达给罗舜初、赵如璋写下了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同住几天，如果被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的保证书以后，国防科委才交出了赵如璋。[13]

　　从中可以看到，本来赵如璋率领的工作组是整北航师生的，他们在撤出工作组的时候如果做好了善后工作，这个时候学生是不会找上门来的。可是当学生找上门要求赵如璋回校检查的时候，国防科委的领导却以健康、安全没有保障为由对学生的要求予以拒绝。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才要学生搭起长棚来进行长期斗争。最后还是直到陈伯达写出了保证书以后，国防科委才让赵如璋回校检查。由此可以反映出当时国防科委领导人和赵如璋对待文革的抗衡态度。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工作组时期，犯了错误的工作组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当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犯了错误。[14]这些犯了错误的工作组，走前在没有处理好这些错误行为的情况下就草草撤离了学校。这引起了造反派师生的不满。他们先前起来造反就遭到了残酷打击，还给他们戴上了“右派”、“反党分子”的帽子，整了他们的黑材料。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在撤走的时候又安排了保守派主导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这自然引起了造反派师生的强烈反对和抵制。

　　当然，话又说回来，工作组犯错误也是有原因的。当时工作组是执行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制定的方针的。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这个时候还是要争取工作组成员和保守派师生转变过来，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因而一旦他们承认错误，就要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态度，而不要对他们以前的错误行为扭住不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才说道，当时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要解放大多数，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保皇派的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以及工作组底下的学生。[15]这是为了预防或制止造反派的过火行为才这样讲的。

　　尽管如此，上有党中央的要求，下有造反师生的斗争，但是对于工作组时期所整的黑材料和为错整师生的平反、恢复名誉问题的解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直到十月、十一月份中央还在下文件要求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十月六日，张春桥在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的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宣布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这一规定对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16]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文件指出：“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他所有的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17]

　　我们看到，直到十一月份中央还在下文件着手解决工作组时期对造反派师生所整的黑材料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师生的恢复名誉问题。这表明在这个问题的执行上遇到了重重阻力。这种阻力反映出当时不论是工作组还是学校的党委对此是持消极、反对态度的。

　　工作组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方针政策，在学校造成了不少严重问题。撤销工作组的时候，他们虽然作了一些形式上的工作，但是却没有对以前所整师生的黑材料予以销毁，也没有为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的师生恢复名誉，而是在做了象征性的检查后就草草收场。这反映出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对中央的文革政策也是持怀疑、抵制态度的。他们撤走以后，即使出现了造反派师生抓住他们不放，要求他们回校检查，以及在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的强大压力下，他们中的不少人仍然还是对此抱着消极、抵制的态度，以致于关于销毁黑材料和为造反师生恢复名誉的问题直到十月、十一月份还要中央下文件予以解决。这表明不论是当时工作组还是党委的多数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表现出对抗、抵制的态度。

　　② 不能正确对待造反群众，力图限制红卫兵运动，打压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保守派红卫兵，保护自己过关。

　　毛泽东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后，青年学生走出校门，冲向社会，从北京涌向全国，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全力支持红卫兵造反行动的，而党内领导干部对待红卫兵的态度又如何呢？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红卫兵的矛头就会指向党内领导干部，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这样的话，党内领导干部客观上就成为斗争对象。他们资格老，地位高，功劳大，面对年轻学生的斗争，能不能正确认识运动并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呢？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面对红卫兵运动的冲击，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党的名义出现，说反对自己就是反党，利用红卫兵对党的热爱和崇敬，打着保卫党的领导的旗号，组织拥护党委、反对造反的红卫兵来保护自己。这实际上是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这在关锋、戚本禹的调研报告中就有所反映。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对北京市红卫兵运动和文革形势调研后，八月二十六日向江青提交了关于北京市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的活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出来积极领导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二、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薄一波、陶鲁笳等就是工交口各院校保皇派的支持者。报告提出北京新市委应站到运动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工作组的路线应进行批判、陶鲁笳等人不宜继续领导北京市的学生运动、薄一波等人应当做出适当检讨等四点建议。江青将这个报告呈送毛泽东。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18]

　　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论是北京市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还是工交系统的薄一波、陶鲁笳等人都是存在不少问题的。他们或者是对运动表现出消极观望的态度，不敢出来积极领导运动，或者是仍然支持保守派红卫兵，打压造反派红卫兵，继续在红卫兵中间制造分裂。报告对北京新市委的一些人和薄一波、陶鲁笳等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对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毛泽东是鉴于这个报告提出来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才批示给其他中央领导人进行讨论研究的。

　　当着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为了控制本地的红卫兵运动，在地方党委主导下，红卫兵组织在各地迅速建立起来。八月中下旬以后，长沙、太原、重庆、南宁、杭州、广州、乌鲁木齐、昆明、济南、上海等地陆续成立了一些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在省委控制和支持下开展活动。这些组织是由地方党委建立的，因而是保地方党委的，后来大多成为保守派，在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左右纷纷瓦解。[19]保守派红卫兵组织在各地的广泛建立，进一步加速了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严重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串连，和当地的造反派红卫兵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遭到了当地党委的围攻和打压。

　　九月二日，北京南下红卫兵及武汉部分学生，在湖北省委文革办公室门前召开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四日，又组织游行，高喊“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张体学”等口号。当晚，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发表广播讲话，向全省群众介绍部分学生闹事情况。武汉地区出现和南下的北京红卫兵的大辩论。湖北省委甚至提出要抓“南下一小撮”，张体学在群众大会上发言，“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在武汉所干的坏事。[20]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市的学生代表和从北京前去串连的学生，采取了静坐、绝食、示威的反抗手段。上海市出现了日夜围攻北京学生的事件。贵阳市在“谨访政治扒手”的口号下，调集了数万名群众，对串连到那里的首都红卫兵进行了围攻。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有关负责人策划了赶走前来串连的北京和外地学生的活动，在武汉、广州、上海、重庆、成都、昆明、杭州等地，南下串连的红卫兵与当地党委（政府）部门发生了冲突，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双方群众的暴力行为。西安、沈阳等地的群众与串连学生也发生了争执和摩擦。[21]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北京前去串连的红卫兵还是当地的造反派红卫兵，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当地党委支持的保守派红卫兵和群众的攻击，致使群众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然是复杂的，但是在斗争的背后却往往闪现着党内领导干部的身影。这是由于他们对待两派红卫兵的不同政策造成的。在两派红卫兵的斗争中，许多党内领导干部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保守派红卫兵一边，支持他们的行动，却将造反派红卫兵视为对手。北京前来串连的红卫兵支持造反派，反对保守派，同样也就成为他们的打击对象。

　　这里可能会有人会发出疑问，不论是“十六条”还是毛泽东的系列讲话都已经多次要求他们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还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他们却对此视而不见，对两派红卫兵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打压造反派红卫兵，支持保守派红卫兵，这是为什么呢？

　　除了认识的因素以外，更多的原因还是由于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破坏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损害了他们的所谓尊严，他们不是以人民公仆而是以老爷态度对待造反群众，又不愿意屈下身来和这些青少年进行交流、对话造成的。保守派红卫兵因为反对造反派红卫兵对党内领导干部进行造反，支持、保护这些领导干部，就成为他们抗击造反派红卫兵、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因而他们就不仅支持保守派红卫兵的行动，还组织保守派红卫兵来抗击造反派红卫兵对自己的冲击。对待两派红卫兵的不同态度，不过是他们抵制、抗衡文革的反映而已。

　　在实际行动上，许多党内领导干部在红卫兵问题上表现出两面性，组织、支持保守派红卫兵，反对、打击造反派红卫兵。但是他们在宣传上却将两派红卫兵混为一谈，把支持保守派红卫兵说成支持红卫兵运动，还以此作为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证据来宣扬，却对他们打压造反派红卫兵避而不谈。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光是看他们说了什么，关键还是要看他们做了什么。既要看到两派红卫兵的不同价值取向，又要注意到许多党内领导干部对待两派红卫兵的不同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够准确地判断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态度。

　　这里我们还要说一说周恩来、陶铸等一些中央领导人在红卫兵运动上的态度问题。红卫兵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周恩来等人不仅希望在北京成立一个红卫兵联络站以便能够协调、组织北京的红卫兵运动，还要下发一些文件来引导、规范红卫兵运动。在这方面，他们和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是存在认识分歧的。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共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红卫兵联络总站，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出席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大会，在会上讲话说：应该成立总的联络站，各区成立分站。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和保护红卫兵，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22]

　　八月二十九日李富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他去搞。”[23]这十条意见是由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拟定，经周恩来审阅后，由李富春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的。[24]

　　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通知稿。这个通知搞是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人起草的，准备下发到县团级。周恩来修改后批示：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退汪东兴办。同日，江青提出：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25]通知稿主张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还将这些部门和单位分为十六类，一一列出。封存重要档案。发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破坏，必须依法处理。九月一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此件不发。”[26]

　　九月二日，周恩来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十条要求。三日开会讨论时，陶铸、陈毅等赞成《意见》，康生等持否定态度。结果，《意见》没有发出。[27]另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回忆：“周总理清楚，康生等人的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主席的主张，因此，《意见》未送毛主席。”[28]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陶铸、李富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红卫兵运动上与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是存在分歧的。这些分歧一般来说还是由于认识而不是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因为当时他们都是表态支持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分歧毕竟是业已存在的事实，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认识上的分歧是不是会发展成为立场上的不同，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这取决于他们此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后来确实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分化，当然这是后话。

　　在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他们与和地方领导干部既存在着不同，又具有相似的地方。这些不同表现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支持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时候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拒行为，相似的地方是他们往往从现象而不是本质上来认识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文革表现出消极态度。这就埋下了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朝相反方向转变的隐患。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领导干部在这方面都是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的。

　　周恩来的表现比较特殊。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来看，在组织上他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支持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但是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又出现过分歧。和别人不同的是，周恩来一旦发现错误就能公开承认错误，立即纠正。比如，周恩来曾经说纠察队是红卫兵的一个创造，还点名让西纠代表上天安门，委派西纠执行任务，指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解决西纠的办公场所和用品。[29]但是后来当他发现西纠的所作所为不仅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还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破坏时，又要求纠察队自动解散，支持中央文革对西纠采取的打击措施。[30]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周恩来组织上是紧跟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一旦他发现自己与毛泽东在认识上出现分歧的时候，总是努力在思想上与毛泽东保持一致，跟上毛泽东的文革步伐。周恩来这样做决不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无原则的“愚忠”，而是与他严格的组织观念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毛泽东形成的信服分不开的。[31]

　　造反派红卫兵代表当时文革的发展方向，保守派红卫兵则是与此表现出相反的态度。党内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力图限制红卫兵运动，支持保守派红卫兵，反击造反派红卫兵。这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大力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在红卫兵运动上采取“放”的方针表现出鲜明的区别。这些领导干部对待两派红卫兵的不同态度表明，他们是以抗衡、抵制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

　　③ 调动工农群众来压制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造反派红卫兵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这样党内领导干部势必就会成为冲击对象。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八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32]当时不少党内领导干部在不能动用军队和警察的情况下，除了组织保守派红卫兵外，还以维护党的领导的名义调动工农群众来保护自己。

　　下面我们从文献资料中来分析党内一些领导干部是如何动员工农群众来反对红卫兵运动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报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电报说：“有的地方学生起来锋芒对了党政机关，于是就煽动工农群众斗学生，打学生，最厉害的有天津、哈尔滨、西安、兰州、桂林等地，西安最严重。主席对此很生气，很不满意。要把这个精神告各省（区）委。总之，不准用任何借口和方法对付学生，否则一定要犯大错误，弄得自己焦头烂额。下台也会下得很惨。”[33]

　　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社论鲜明指出：“那些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以外，还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

　　社论进一步揭穿了他们的伎俩：“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受了蒙蔽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

　　社论斩钉截铁地指出：“用这种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

　　社论有力地驳斥道：“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社论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决不要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的胡说。”[34]

　　我们看到，不论是陶铸的电报还是《人民日报》社论，都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了有人调动工农群众来抵制学生运动的情况。当时学生是按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但是党内有些领导干部自己却躲在后面，调动工农群众来保护自己。这是以实际行动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表现。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在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下的较为普遍的现象。

　　八月底、九月初，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在上海发动冲击上海市委机关大院事件时，上海的工人就行动起来保卫上海市委，与北京红卫兵进行辩论。九月初，北京一些红卫兵在武汉号召炮打、火烧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武汉市的工人、农民也起来与北京红卫兵辩论。其实，在全国各地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当以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要炮轰省市及以下各级领导人时，都有大批的群众自发地或有组织地起来反对学生，保卫当地的党政领导人。

　　有些地区在党政领导人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些官办的工人群众组织，如重庆工人纠察队是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批示成立的。八月底、九月初的一天，李井泉在重庆找了几个机关、工厂的领导干部谈话，谈话中，有人提出机关、工厂要不要组织红卫兵的问题，李井泉回答：机关和工厂内不再组织红卫兵，因为已经有了文化革命组织，工会组织，还有民兵组织。如果工厂要求组织，可以依照历史经验组织工人纠察队，担负保护厂房机器的任务。另据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一九六七年初所写材料中称：“重庆工人纠察队是李井泉批示后，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国防政治部、机械政治部三个部开了会布置，然后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袖章是市总工会统一印发的。”[35]

　　围绕青岛“八二五”事件进行的斗争，就是当时干涉与反干涉的一个缩影。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学生将矛头对准中共青岛市委的时候，市委负责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学生运动，而是动员群众上街游行去与学生进行辩论。这是造成“八二五”事件的主因。当谭启龙代表省委宣布撤销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职务时，支持市委的群众非但不听，还要向中央打电报要求进行调查，后来又自发决定要求山东省委撤销这个决定。不仅如此，他们还造谣说中央同意恢复张敬焘的第一书记职务，蛊惑人心，又主动挑起与学生的辩论，甚至进行静坐示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从团结出发，指示省委会同青岛各界代表共同协商来解决问题。这个答复是按照文革精神作出的慎重决定。[36]

　　这种状况在青岛市并不是孤立的。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结合自己下乡所在地的情况，写出调研报告于九月四日上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告中说：青岛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运动”，而是“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游泳中去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报告认为学生批判的方向是对的，“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批判对象，“这是方向的错误”。

　　由于报告反映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因而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个报告呈送毛泽东。九月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37]

　　从中可以看到，组织工农反学生不仅在青岛发生，在长沙、西安等地同样也出现了。这是一个较为普遍性的问题，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因而毛泽东提议由中央发一指示，写一篇社论，把北京的经验转告地方，劝说工农群众不要再干预学生运动，各地也不准再动员他们这样做。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的批语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九月十一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他们找出种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甚至调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来反对革命学生，同革命学生对立。”社论提出：“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我们工人农民对党的浓厚的阶级感情，播弄是非，制造我们同革命学生的对立，让他们从中钻空子。”社论号召：“我们工人农民，应该热烈欢迎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革命学生在斗争中出现一些缺点，是难免的。我们应当相信，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会自己教育自己的。”[38]

　　九月十五日，林彪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时，又一次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39]

　　不论是毛泽东的批示，中央的文件，还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林彪的讲话，都是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针对不少地方党委负责人动员工农群众来对抗红卫兵运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现象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具有普遍性。我们上面举了青岛的例子，就是以点带面从工农群众干涉学生运动的斗争中，反映出地方党委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毛泽东后来还谈到过这个问题。

　　十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谈话时，指着在广场上游行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40]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人在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面前，不是积极支持、参加文革，在运动中作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改进工作，洗心革面，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是企图调动军队、警察来保护自己。在无法调动军队、警察的情况下，就调动工农群众来跟学生作对，抗衡学生运动。这反映出党内一些领导干部与文化大革命的对峙心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着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将矛头指向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批斗走资派的时候，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反而却遭到了他们的抗衡与抵制。他们在无法调动军队、警察来反对、镇压红卫兵运动，而自己又不便于直接出面的情况下，于是就隐藏在后面，以党的领导人的名义，打着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的旗号，利用工农群众对于党的信赖，以学生在运动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为由，动员工农群众起来打压红卫兵运动。这反映出他们不仅没有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反而逆文革潮流而动，为了维护个人的既得利益，采取实际行动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这对文革的发展自然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④ 漠视运动重点，转移斗争方向，将斗争矛头引向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必然会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队伍造成比较大的冲击。这个时候领导干部中的一些人处于保护自己的需要，转移斗争方向，将矛头引向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减轻、转移自己所面临的巨大压力。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回忆道：“在原来一些工作组领导和党内一些高层人物支持下，原来支持工作组路线的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站到前台，继续坚持与维护工作组实行的打压造反派群众的路线。这期间，尤以‘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组织，更是打出‘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实行保爹保妈、保护‘走资派’免受造反派群众批判、冲击，而有意将文革运动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乱打乱杀，随意抄家，制造所谓‘红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当时文革运动形势时，关锋就说，它是‘刘、邓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41]

　　应该说，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文革的斗争对象，但是绝不是主要斗争对象。他们当中改造好了的人也不在斗争对象的范畴内。可是在将斗争矛头引向这些人的时候，那些领导干部是不考虑这些问题的。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塌刮子将这些人推上了斗争的舞台，动员群众将主要矛头对准他们，从而使自己由斗争的对象摇身一变为斗争的领导者。一般来说，他们转移斗争方向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将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抛出来，把名单提供给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去批斗；二是直接支持、组织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去批斗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从形式上来看文化大革命搞得热火朝天，实际上却是在运动方向的转移中走了过场，用偷梁换柱的方式保护了他们自己和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当时北京红八月中造成的乱打、乱抄、乱砸事件，不但伴随着严重的暴力行为，而且还打死人，特别是大兴县的杀人事件更加发人深省。这主要是由干部特别是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和西纠、东纠、海纠干的。在这些组织的背后还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他们提供了支持和帮助。老舍就是被他们痛打后被逼得跳湖自杀的。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回忆，是市里有人特别关照为这些人提供了名单和户籍材料后，这些老红卫兵和西纠、东纠、海纠才对号入座对他们实施严酷暴力行为的。[42]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围绕血统论对联的争论。“（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对联在北京校园一出现，就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辩论中谭力夫脱颖而出，不仅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随后还一气呵成了数十分钟的讲话，为这幅对联进行辩护。谭力夫的讲话迅速通过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到全国各地，受到了许多地方领导干部的欢迎。比如，福建省、市负责人就认为讲话写得很好，还复制几十万份，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农村，以扩大影响力。[43]谭力夫的讲话在北京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受到不少领导干部及其子弟的欢迎，清华大学、石景山钢铁厂、同仁医院等地就大量翻印谭力夫的讲话。[44]

　　谭力夫的观点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的。我们党的政策是讲成分但是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45]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不仅违背了党的成分政策，而且还是落后的、反动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严重破坏了文革的发展。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谭力夫鼓吹血统论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领导干部热心传播谭力夫的讲话呢？

　　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说到底就是主张文革应该将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而不应该指向红五类的家庭及其子弟。根据血统论的逻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因而红五类出身的人要掌握文革的领导权，防止黑五类翻天，要将矛头对准他们的所作所为。党内领导干部属于红五类的范畴，自然就不是斗争对象，这样就便于将斗争矛头由党内领导干部转向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达到了保护自己的目的。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后来回忆说：“制造混乱的不是谭力夫一个人，是一些省、市、中央的领导人，他们的思想就是如此，就是要把阵营搞乱，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阻挡革命深入开展，把水搅浑。”[46]

　　血统论的鼓吹者属于保守派。其实，这个时候造反派也在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倾向。比如，湖南的造反者喊出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九月九日，长沙高等院校和部分厂矿企业的造反派在东风广场召开了“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会上提出了“炮打九级司令部！”的口号。（九级，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47]

　　鼓吹“打倒一切当权派”，不仅违背了“十六条”，也是错误的。如果实行起来同样会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破坏。这是从“左”的方面破坏文革，而血统论是从右的方面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鉴于这两种倾向的存在，为了使文化大革命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九六六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发表了《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

　　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社论。社论指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48]

　　这里明确指出斗争的主要矛头要指向党内走资派，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右的错误倾向，将主要矛头对准群众。这里的群众显然包括红卫兵和改造好了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种是“左”的错误倾向，就是打倒一切领导干部。只有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发展。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方向。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文革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党内领导干部中的不少人不是积极接受运动的洗礼，反省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而是利用掌握的权力，将斗争的矛头引向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移了斗争的方向，保护了自己和党内走资派。他们就这样采用瞒天过海的手段来抵制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注意到了这种右的倾向，也发现了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倾向，《红旗》杂志的社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发表的。

　　⑤ 抓革命、促生产，还是抓生产、压革命？

　　“十六条”中第十四条的题目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该条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49]

　　从中我们看到，本来在“十六条”中关于文革和生产的关系就已经做出了明确阐述。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在实践中要把革命和生产有机结合起来，搞好了文化大革命不仅不会削弱反而还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却把两者对立起来，说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地生产的发展。他们纷纷以发展生产为由来限制文化大革命。

　　从性质上来说，为了生产发展所采取的正当措施与以生产压革命是具有本质区别的。这是因为为了生产发展所采取的正当措施，并没有以生产来压革命，而是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为文革发展提供物质保证。这是妥善处理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以生产压革命则是没有认识到革命对生产发展的能动作用，将革命与生产割裂开来，孤立地发展生产。这是在打着发展生产的旗号来反对文革。将两者区分开来对准确认识究竟是谁在反对文革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经李富春提议，调余秋里、谷牧到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周恩来对他们说，一定要替我把好经济工作这个关，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还能闹什么革命？不仅如此，周恩来还指示陶铸主持起草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又先后下发了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及附件。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周恩来发表了抓好工农业生产的讲话，劝告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连。周恩来是在报经毛泽东同意后才采取这些行动的。[50]

　　我们看到，周恩来为了维护经济正常发展采取了不少措施，这些措施是在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才实行的，对于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周恩来本人又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因而我们说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保证经济正常发展支持文革得以进行所采取的正当行动。这与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采取以经济压文革的措施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生产压革命的问题。这些人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不敢公开反对文革，而是以生产受到影响为由来反对文革。他们割裂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抓住运动中的一些表象和局部现象，打着发展生产的旗号，说运动影响了生产。这样就将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掩盖了起来。表面上看来振振有词，又有所谓的事实作依据，实际上则是以局部代替全局，以表象代替本质，以个别代替一般，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来反对文化革命。只有掀开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面纱，才能够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

　　从形式上看，两者都是要抓生产的，谁也没有公开否定文化革命。这就要求我们分清他们究竟是在革命的前提下抓生产还是以抓生产为由来反对革命。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看他们对待革命的真实态度，二是要看他们是否能够正确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既不能因为抓了生产，在特殊条件下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就武断地说是反对革命，也不能因为形式上采取了一些抓革命的手段，实际上则是以发展生产为由来压制革命，就说他们没有反对革命。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将两者区分开来，既要避免给真正的革命者造成打击，又要防止以生产压制革命的人漏网。只有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保证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才能不仅在实践中验证抓革命促生产的功效，还为文革的进行提供了物质保证。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采取的相关行动，就是妥善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的集中体现。

　　我们既要把维护生产采取的必要措施和以生产为由压制革命区分开来，又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表现为：一是有些造反派置生产的发展于不顾，无视生产的发展，用革命压生产，进行空头革命。这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另一种是有些领导干部说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影响生产，就以维护生产为由来压制革命。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割裂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红卫兵到各地串连，势必会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时候就要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既不能因为革命而忽视了生产，也不能因为生产而压制革命，而是要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只有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才能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如果因为革命而忽视了生产，就要犯“左”的错误；反过来，如果因为生产而压制革命，就会犯右的错误。造成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原因，既有立场的不同，又有认识方法的差异。在立场上，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立场，要不要进行革命的问题；在认识方法上，则是用孤立、静止地眼光来看待问题，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两者虽然不同，但是却又具有密切的关系。立场是认识方法的必要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们既要从党内领导干部处理革命与生产关系的行动中，来判断他们到底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是抓生产、压革命，从而进一步界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上的真实态度，也要同两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纠正“左”的错误，反对右的错误，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将两者落到实处。但是通过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也不能不说，以生产压革命在党内许多领导干部中间还是比较广泛地存在着。这对文革的发展当然会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⑥ 对待文革存在较为普遍的抗衡状态。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文革存在着抵制、抗衡行为。这不是表现在少数人身上，而是在他们中间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尽管文化大革命要依靠群众进行，但是由于这些领导干部当时掌握着权力，他们的这种态度就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后来回忆道：“工作组走了以后，成立了文革委员会、文革小组等等组织，有的领导人自己组织了红卫兵，在自己直接领导和支配下组织了红卫兵或其他组织。他们也搞串连。原来毛主席认为是造反的组织，变成官办的组织，实际还是老组织、老办法。毛主席认为有的地方组织工人、农民反对学生，保他自己那个党委，而不是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认为这一段没有支持那些毛主席认为是坚决拥护革命路线的、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其中有些是毛主席认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他们继续受压制，而原来党组织领导操纵下的组织，还是成为所谓的多数。”[51]

　　这些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断通过座谈会及相关活动反映出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获悉了这些情况，观察着文革发展的动向。

　　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由张春桥主持，王任重、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等学校群众组织的七八个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在会上，针对有人对林彪讲话的疑问，张春桥安慰他们说：“林副主席9月15日讲的，有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指同志们。”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等人在会上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说周恩来是“和稀泥”、“折中主义”，还批评了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点了一些部委的负责人，如杨秀峰、何长工、吴德峰、蒋南翔、王观澜、吴波等。

　　会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整理，经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审阅，江青审核印发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记录之一》和《大专院校部分革命师生座谈会情况简报》。简报最后建议：“请中央考虑，领导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会上有人提出，中共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领导解决这个问题。从当前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怀疑暗中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央在执行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与以毛主席和林彪为首的党中央对抗，还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提出了是否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全国广大革命人民中公开进行。”

　　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了座谈会记录和《简报》，张春桥在会上分析这次座谈会反映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有三个问题：一、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在暗中存在，他的那条错误路线，还没有在群众中批判；二、造反派还受压，还没有占优势；三、总理“和稀泥”。江青是赞同张春桥所做的分析总结的。她对陈伯达说：“你把座谈会记录送一份给总理看看。”会议还决定将座谈会的材料报送毛泽东，同时写一篇《红旗》杂志的国庆社论。这期《红旗》社论是王力、关锋执笔，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审定和讨论后，中央文革小组会议通过，陈伯达定稿的。[52]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回忆，国庆节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的时候，曾在城楼大厅里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部分成员谈话（周恩来不在场）。在谈到运动的发展情况时，这些成员大都认为中央和地方上许多领导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还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毛泽东也就运动发展的形势讲了不少话，认为运动的阻力不小，应当彻底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看来他对这种状况不很满意，有点着急。[53]

　　不论是座谈会还是穆欣的回忆，都反映出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文革是采取消极和抵制态度的。师生座谈会反映了中央和北京市在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改组了中央常委，但是中央和部委的一些领导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问题，造反派仍然受压，先前的那条错误路线仍然存在，因而从文革的发展需要出发，就要批判这条错误路线。这里要说明的是，张春桥说资产阶级司令部还在暗中存在，不是从组织上说的，而是从思想上说的。他的意思是说和刘少奇等人思想上相似的人还存在于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中，他们仍在实行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批判错误路线就是要改变这些人的错误思想。

　　至于会议说周恩来“和稀泥”、“折衷主义”，后来有人认为是对周恩来的攻击。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也是主观主义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对周恩来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周恩来确实表现出了这种态度。这主要是由于对路线斗争不敏锐、认识和性格使然，还不是立场的缘故。在调研座谈会上有人对周恩来提出批评后，江青还建议将会议记录送给周恩来一份进行参考。这种行为是正当的，也是符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

　　这个时候，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突然病世及其死后追悼会的安排上又一次彰显了地方领导人对于文革的抗衡态度。

　　九月十九日，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八年，年仅五十岁的万晓塘在洗澡时心脏病突然发作，抢救无效死亡。二十一日，天津市召开了五十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死亡公告。毛泽东知道后，指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54]

　　对于万晓塘的死，当然是不幸的。这里发人深思的是，万晓塘死后，天津市委的其他领导人却借尸还魂，在万晓塘的死亡上做文章，用万晓塘的尸体来示众，破天荒地召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这与周恩来去世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及各地的示威活动如出一辙。更加诡异的是，这个明显带有示威性质的追悼会竟然被陶铸批准后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公告。这表明陶铸对天津的作法是持肯定态度的。不论是天津的五十万人追悼会还是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的公告，都是当时他们对文革存在抵触情绪的反映。不是说不应举行追悼会，而是说举行如此规模的追悼会则是别有用心的。这种项庄舞剑式的行为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向党示威”、“用死人压活人”这番气愤的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说出来的。

　　从以上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于文革存在消极、抵制的态度。不论从师生代表座谈会还是天津追悼会，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这个问题。这说明使他们转变思想回到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轨道上来，仍然是一个比较繁重的任务。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党内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运动中的走向表现在：撤销工作组时，许多工作组（党委）没有销毁他们所整理的造反派的黑材料，为造反派恢复名誉；不能正确对待造反群众，力图限制红卫兵运动，对两派红卫兵支一派压一派，保护自己过关；调动工农群众来压制红卫兵运动；漠视运动重点，转移斗争方向，将斗争矛头引向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生产压制文化革命；以及对待文革存在较为普遍的抗衡状态等等。这说明党内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对待文革存在消极、抵制、抗衡的态度。虽然改组了中央常委，变动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但是他所代表的那条路线仍然在党内领导干部中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正是由于这些领导干部的这种态度，才导致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对于他们的围攻。正如十月二十九日，张春桥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所说：“全国……到9月，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55]因而批判那条错误路线，使这些人的错误思想转变过来，就成为文革下一步的重要任务。

　　（4）对多数领导干部文革态度的分析。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制定了“十六条”，随后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不仅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还通过人事调整从组织上得到了保证。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席卷全国。这样中央领导层和基层都行动起来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却遭到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的抵制和抗衡，致使文革的进行又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些情况通过不同渠道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成为他们研究、部署下一步文革工作的重要依据。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到国庆节前近五十天的文革进程表明，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对待文革表现出消极、抵制的态度。他们没有践行“十六条”，也没有按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对领导干部要求的那样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评和教育。[56]这说明他们还在受到旧的路线的束缚，没有接受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这些领导干部对文革的抵制和抗衡反映出虽然在路线斗争中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并没有在党内消失，而是仍然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中间，在这些人的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他们对文革采取抵制和抗衡态度的思想根源。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些领导干部仍然处在领导岗位上，掌握着权力。面对群众的围攻，蓬勃兴起的造反活动，他们能不能主动、自觉地参加文革，支持群众造反，革自己的命，直接关系到文革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在许多领导干部存在抵触思想的情况下，如何打通他们的思想就成为文革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这就要批判这条错误路线，改造他们的世界观，转换他们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接受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从思想上扫除进行文革的障碍，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我们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从组织上说的，而是从思想上说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说的《人民日报》、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57]也是从思想而不是组织上来说的。这是因为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一般来说还是从政治思想领域来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标准与以前存在重大不同，以前是以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则是以政治思想来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这个时候他说的资产阶级，是指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而不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58]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只有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才能够准确理解毛泽东的指示，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洞悉继续革命的真谛，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在谈到这个时期高中级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时，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论述，我们引述如下：

　　国庆节前后，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激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经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59]

　　只有抓住文革过程中出现的尖锐矛盾并及时予以解决，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引向深入。当时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对文革表现出来的消极、抵制态度，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解决这个问题成为文革发展下去的迫切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批判原有的错误路线，消除人们头脑中的错误思想，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2、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缘由及其内涵。

　　前文我们分析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至国庆节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状况。从这里可以看到，虽然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却仍然遇到了不少困难，这是为什么呢？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即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运动却仍然受到许多领导干部的怠工和抵制。这表明虽然刘少奇不再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了，但是他代表的路线仍然存在于这些领导干部的头脑和行动中。于是批判这条错误路线，改变人们头脑中的陈旧观念，就成为文革进行下去的必然要求。

　　（1）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提出来的，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说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业已在党中央处于支配地位，还反映出党内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那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如何提出来的呢？

　　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是冒然出现的，而是对此前文革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以后才提出来的。

　　我们知道，文革开始以后，中央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条是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时的文革路线。这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并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才出现，而是早在“四清”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初见端倪，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进一步发展，在工作组问题上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是在斗争中逐渐形成的。

　　两条文革路线的主要区别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各级党组织（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前，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居于支配地位，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处于次要地位。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开始从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化，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则从主要地位转向次要地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主要地位，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退居次要地位。

　　虽然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的主次地位发生了转换，但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不过是退居次要地位，并没有退出文革舞台，而是仍然存在于许多领导干部的头脑和行动中。在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着对文革的严重抵触情绪。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至国庆节近五十天的时间内，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表现了出来。虽然他们在口头上讲依靠群众，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不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仍然坚持依靠党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主要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和造反的群众。这表明他们头脑中还受着另一条文革路线的束缚。

　　许多领导干部仍然受到这条文革路线的影响，这已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阻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文革要想进行下去是很困难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这条文革路线展开批判。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领导干部认识到两条文革路线的本质区别，提高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站到正确路线一边，使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践之于他们的实际行动中。因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过去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②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如何公之于众的？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这个提法首先见之于林彪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国庆讲话，而后更规范地表述于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中。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一期的《红旗》杂志虽然在目录页上印着十月一日出版，实际上则是十月三日出版发行的。[60]

　　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国庆节，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61]

　　我们看到，林彪在讲话中对这条路线的提法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而在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才正式对这条路线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述。

　　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到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方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62]

　　我们看到，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明确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述。文章提出文化大革命中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虽然社论没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进行点名，但是联系《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进行分析，其中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文章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尚未结束，有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斗争仍然是很尖锐、复杂的。他们仍然采取新的方式对抗“十六条”，欺骗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进行斗批改，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文章明确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指出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能不能贯彻执行十六条，进行斗批改的关键。这样就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形式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摆在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这是能否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要害所在。

　　③ 党内高层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存在不同认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林彪在十月一日国庆讲话中对错误路线的提法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而后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提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两种提法的内涵是一致的，但是在表述的文字上却并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焰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布的指示，是有根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知道。”[63]

　　从王力的回忆中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认为运动的主流是好的，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资产阶级错误路线仍然在发挥作用。因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批判这条错误路线。林彪的国庆讲话是由陈伯达、张春桥起草，经毛泽东同意后定稿的。原稿中对错误路线的表述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但是陶铸在审看时提出了不同意见，说这样讲太重了，后来就改成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应该说，陶铸的意见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路线错误一般来说还是党内矛盾，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而反革命路线则是上升为敌我矛盾了。从矛盾的性质以及用语表述的严谨性上来说，作这样的改动还是必要的。张春桥是讲话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对陶铸的改动进行了推敲以后发现，这种改动从语法角度上来说讲不通，觉得还是改回去为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采纳了陶铸和张春桥的主张的合理部分，才将错误路线定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当时周恩来不在现场，并不清楚这个表述的争论情况。那么，周恩来当时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据当时周恩来派往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回忆：总理（指周恩来——引者注）起初不赞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曾对刘西尧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开始思想是不通的，康老是赞成的，陈伯达没有经过讨论就抛出了这篇社论。[64]

　　这是第一次公开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社论发表后，周恩来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历来党内路线问题，都说“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毛泽东用英文作了解释，说：原来用的是“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65]

　　从中可以看到，本来周恩来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是有疑问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在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向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向周恩来解释了这个提法的演变过程后，是不是周恩来思想上就想通了呢？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周恩来是在组织了服从了中央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述，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想通，还是持保留意见的。这表现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在修改刘少奇检讨的时候，虽然写了一千多字的批注，有些地方还加重了批判的分量和语气，但是并没有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还表现在周恩来对《红旗》杂志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宣传上。十一月初，《红旗》杂志第十四期发表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从两条路线斗争出发，着重宣传了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发表当天，周恩来生气地对联络员刘西尧说：陈伯达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就发表这篇社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又有一大批领导干部不好办了。[66]

　　同时也在二月逆流期间李先念攻击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表现了出来。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67]其实，这个问题周恩来曾经向毛泽东当面询问过，还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这个时候不知是周恩来忘记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68]后来张春桥将大闹怀仁堂一事向毛泽东汇报时，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69]

　　本来，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周恩来对此表示不解，曾经专门向询问过毛泽东，毛泽东还亲自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是事隔几个月后当李先念又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周恩来却对这个问题发出疑问，对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这是用程序上的问题来表明他对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同意见。在这些中央领导人大闹怀仁堂的时候实际上助长了李先念等人反对文革的气焰。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说出党章上没有规定党报党刊要常委审查的话了。这件事反映出周恩来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存在疑问的，直到发生二月逆流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想通这个问题。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批评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70]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座谈会上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这是说虽然刘、邓现在不在一线起决定性作用了，但是他们代表的那条路线的影响还很大，因而要消除这条路线的影响，就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要性。会议对周恩来进行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因为当时周恩来确实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存在不同认识。中央文革小组将会议记录送给毛泽东，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也是正当的。看来这次座谈会是中央高层的一次民主生活会，是通过生活会的方式来解决内部存在的分歧和矛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错误路线的提法，经过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到“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变化，最后才形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规范表述。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争论，是党内高层民主生活的反映。毛泽东是在吸取陶铸和张春桥的合理意见又经过反复思考以后，才将错误路线定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虽然陶铸的意见有合理之处，但是从陶铸这个时期前后的作为来看，他说的“太重了”显然不仅仅是指不能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还反映出他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缺乏敏感，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周恩来也对此存在不同认识，座谈会对周恩来折衷主义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这从后来周恩来在大闹怀仁堂会议上对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不满中可以反映出来。

　　周恩来和陶铸的不同认识是客观存在的。这种不同认识的存在，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会造成消极影响。既然周恩来和陶铸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述上存在不同认识，那么在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如何能够紧跟文革步伐，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就成为决定他们以后政治命运和地位的关键因素。

　　（2）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及其特点。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发行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中正式提出来的，那么，这条路线的内涵是什么呢？这条路线是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呢？这条路线与文革的关系又如何呢？

　　①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

　　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起，明白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内涵，那么与其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也就水落石出了。

　　其实，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概括性说明。“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71]

　　尽管“十六条”中对此作出了概括性说明，但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文革发展却没有真正执行这条路线，陈伯达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中，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从路线斗争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他说：“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

　　有些人不愿意执行党的路线，无产阶级的路线，革命的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一些同志还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地不相容的。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72]

　　从陈伯达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集中在群众的问题上，也就是说是围绕群众问题展开的。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还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换句话说，就是究竟是不是要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此我们看到，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本内涵。

　　这里的群众是指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和人民群众保持着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党的一切工作和出发点，都是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然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又有人会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

　　这里就反映出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群众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形式。大搞群众运动，进行党外整风，是共产党人克服官僚主义，纠正缺点和错误，改进党的作风，防止脱离群众，避免产生修正主义的有效途径。如何正确处理和对待群众运动，如何在群众运动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成为辨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人民群众如何行使民主权利，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好，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将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防止他们中间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即使一旦中央或地方出现修正主义，又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能够予以解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这是一个时代的重大课题。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不仅在理论上还要在实践上探索解决这个课题的方法。

　　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个课题的有益探索。为了防患于未然，就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主人翁的斗争精神，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通过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让他们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增强辨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成为制约、反对、清除党内走资派的坚定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反对人民群众参加到运动中来，束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动，甚至将他们中的积极参加者打成反党反革命分子，又怎么能够依靠人民群众去防止党内修正主义的产生以及开展对他们的清除行动呢？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离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单靠执政的共产党能不能防止并及时清除内部的修正主义。当时不论是苏共还是中共内部都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修正主义代表一条资产阶级路线，是与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根本对立的，由此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内修正主义的鲜明特征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从内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反动力量。党内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特别是走资派掌握着权力，在他们已经形成相当大的势力以后，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没有他们在斗争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单靠共产党内部的整风、修养和纪律约束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建国后从整风反右、“三反五反”到“四清”等多次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就是有力的证明。否定文革后进行的清理精神污染、整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讲”、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活动先后走了过场，又是从反面作出了验证。同时，苏共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出现的修正主义及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破坏，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就要求必须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力，使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成为共产党人拒腐防变永保青春活力的依靠力量。

　　其实，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这个时期才出现的，也不是工作组时期才形成的。远的不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我国发生自然灾害和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候，围绕当时经济困难面临的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以及摆脱困难的方法，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就出现了严重分歧。随后，在“四清”运动期间，围绕“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以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围绕社会意识形态方向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又产生了严重分歧。后来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不过是以前分歧和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而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集中在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上，具体表现在是将人民群众置于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还是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群众在文革中主力军的作用。由此可见，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将群众置于各级党组织的管控之下进行运动，不仅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内涵的关键所在。

　　②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特点。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就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那么，这条路线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其实，“五一六通知”下发后至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这条路线在工作组问题上就表现了出来。在撤销工作组以及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中止了这条路线在党中央的支配地位以后，这条路线的影响仍然在党内存在。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到国庆节前文革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障碍中得到了证明。这就要求我们研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就要抓住这条路线的鲜明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对这条路线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认识，真正弄清楚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所在。要这样做，就必须从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通过两条路线的比较来揭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鲜明特点。

　　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们发现，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集中在是否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上。围绕这个问题，在具体斗争中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组织（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斗争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和造反的群众。因而我们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鲜明特点就是依靠党组织（工作组）而不依靠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和造反的群众而不是党内走资派。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鲜明特点。

　　为什么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鲜明特点呢？因为这三点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特征。如果这样来搞文化大革命的话，就会像以前的运动一样走了过场，难以清除党内存在的修正主义，防止不了资本主义复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取得不了成效的。[73]在这种情况下，执行这条路线而否定另一条文革路线，实际上就对党内走资派起到了庇护的作用。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分析。

　　首先，依靠党组织（工作组）进行运动。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这是无可置疑的。现在的问题是，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74]这些人互通信息，勾搭连环，拉帮结派，互相包庇，当官做老爷，骑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整风走了过场，教育对他们无效。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没有他们从外部施加强大的压力，仅仅依靠党组织（工作组）来进行运动，甚至有的时候是靠修正主义者来反对修正主义，又怎么能够取得成效呢？

　　其次，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这是要从中央到地方在上级党委领导下来进行运动。鉴于党内走资派在世界观上是相同的，上下左右之间盘根错节，枝杈横生，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结成了利害相关的群体，往往是触一发而及全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而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采取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运动，依靠现有的机构、纪律和组织手段只能会解决一些皮毛，走走过场，难以从根本上取得成效。况且，如果上级党委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这种方式又怎么能够取得成效呢？

　　再次，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造反的群众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党的领导干部队伍中，盘踞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因而进行文化大革命就要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而不是造反的群众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这是因为党内走资派处于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时还掌握着权力，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设想一下，如果将斗争的主要矛头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派，而是指向造反的群众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又如何能够清除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三个鲜明特点是互为依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依靠党组织进行运动，必然会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其实，走资派就隐藏在各级党组织内部，他们在运动中是不会将矛头对准自己进行自我革命的。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就要寻找新的打击对象，将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这样也就扭转了运动的方向。同时，这个时候造反的群众将矛头指向了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又在保卫党组织的名义下从群众中间抓右派，以金蝉脱壳的方式让自己在运动中免受冲击，致使文化大革命流于形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鲜明特点就是依靠党组织（工作组）而不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造反的群众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而不是党内走资派。这样两条文革路线的不同特点就在文革的依靠对象、方式和斗争的主要矛头上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些不同特点的形成是由于是否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一本质上的不同造成的，又进一步揭示了两条文革路线的区别所在，追根问底还是由于双方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缘故。

　　③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进行文革的紧箍咒。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对立的。这种对立不仅在工作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也没有随着刘少奇地位的改变而消失，而是仍然存在于政治舞台上。不过是在中央失去了指导地位而已。这在党中央和许多领导干部的关系中表现了出来，对于他们支持还是抵制文革起着决定性作用。

　　文化大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在运动中，人民群众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帜，以历史创造者的身份，发挥主人翁的作用，考察干部，审查干部，评定干部，选拔干部，将全体干部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斗争中揪出走资派，在人民群众的督察中使他们改正错误，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斗争，没有他们在运动中对党内走资派施加的强大压力，文化大革命不仅难以进行下去，更是不可能取得实质性成效的。这是因为仅仅依靠党内整风，靠干部监督干部，依靠专职机构来处理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在这方面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样势必会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运动。走资派就隐藏在各级党组织内部，还占有一个相当大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运动中束缚群众的手脚，限制他们的行动，难以发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力军的作用，致使依靠群众来推动文革的设想化为泡影。从这里来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发展中起着紧箍咒的作用。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支持还是反对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应该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码从形式上并不反对群众参加运动。他们这样说不仅是为了抢占道义的至高地，还是为了能够组织保守派群众参加运动。由于造反派群众将打击的主要矛头指向干部队伍，要在里面寻找走资派，因而他们对于造反派群众就不仅是采取反对的态度，而且还要采取措施以反党的名义进行打压。这样就严重打击了造反派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

　　这就要求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要进行分析，弄清楚他们说的到底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群众。只有将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将他们对待群众的真实面目昭示于天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形式上并不反对群众参加运动，而且还讲了不少鼓励群众参加运动的话，但是实质上却不仅反对群众参加运动，还对于参加造反的群众予以痛击。这才是他们在群众运动中的真相。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张依靠各级党组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要将主要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和造反的群众，这样就会将保守派群众组织起来，把广大造反派群众排除在外，也没有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在这种情况下，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斗争的主要矛头也从党内转向了党外，扭转了文革的斗争方向。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条路线如果施行起来，不但压制了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也难以将运动的重点放在整党内走资派上。这样就是依靠各级党组织而不是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来的方式，打击的主要矛头又从党内转向了党外，这又如何能够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在这种情况下，文革不仅失去了进行的动力（造反派群众），也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自下而上），打击的主要矛头又被扭转了方向，文化大革命又如何能够进行得下去、取得实质性成效呢？

　　由此看来，不论从依靠对象、斗争方式还是打击的主要矛头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使文化大革命在运动的动力、途径和对象上发生了严重错误。这样在失去斗争的动力，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打击对象也出现错误的境况下，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我们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箍咒。

　　（3）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原因分析。

　　现在我们来分析为什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究竟指向哪些人，以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文革的关系问题。这样就便于我们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要性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① 为什么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党内存在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也就是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和刘少奇代表的的文革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激烈的。不论是文革前夕的斗争还是文革开始后围绕《海瑞罢官》和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斗争都是这样。或者是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居指导地位，或者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居指导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斗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哪一条文革路线在中央居于指导地位。两条文革路线也正是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不断变换着在中央所处的地位。

　　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革前夕就已经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文革开始后，围绕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既是以前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处于支配地位的表现。文革是在不断冲破这条路线的束缚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以撤销工作组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从指导地位变为次要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从次要地位上升为指导地位。尽管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的指导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仍然比较广泛地存在于党内许多领导干部的头脑和行动中。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至国庆节前的文革发展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由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仍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及文革触动其个人利益的原因造成的。

　　具体说来，从“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发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的五十多天内，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内占支配地位的时候。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可以看到，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同志是执行刘少奇的这一条文革路线的。这条路线在工作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他们是依靠党委（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和造反的群众。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国庆节前的近五十天内，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虽然在中央已不再居于支配地位，但是仍然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当多的领导干部的头脑中，见之于他们的行动上，具有比较大的影响。这表现在他们对待文革的态度仍然是消极的，没有积极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反而组织保守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斗争，为自己保驾护航。这条路线影响下的许多领导干部的行动，严重制约了文革的发展，已经成为文革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

　　由此看来，这条路线并没有随着刘少奇地位的变化在党内销声匿迹，而是仍然存在于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中，成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障碍。因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工作组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发起的犁庭扫穴式的斗争。能不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更多的领导干部认识到这条路线的错误，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主动站到革命路线一边，直接关系到文革的成败。

　　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明，虽然以撤销工作组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的指导地位发生了转换，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居于指导地位，但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影响还在党内比较广泛地存在着，严重影响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消除它的错误影响，使全党上下认真践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

　　②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所向。

　　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批判的矛头要指向何方呢？

　　我们知道，这条路线的内涵集中表现在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上，那么究竟是谁在反对群众这样做呢？当然不是群众，而是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反对群众这样做。既然如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所向，就不是群众而是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对依靠群众进行文革仍然表现出消极态度的人。

　　干部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倾向，并不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才产生的，而是在文革前夕就已经存在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队伍中。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表现。这条路线当时就已存在，不过是没有提出这一概念而已。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与这条路线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提出、执行这条路线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在不断地予以处理。为了解决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反对彭真、陆定一等人的斗争。为了解决工作组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撤销了工作组，同年八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由此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在文革前夕就已经存在，文革也是在不断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后才被推向前进的。

　　以前提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旦被批判以后，往往或者垮台或者出现地位变化，那么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如何对待群众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倾向，在中央明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倾向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否转变态度，不仅关系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成败，也关系到下一步对这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乃至于他们的最终去向。这在后面全面夺权的问题上得到了鲜明体现。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是一味地批判，上纲上线，群起而攻之，也不是直接把人打倒，将他们当作敌人来对待。而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既要有批判的严肃性，无情抨击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世界观，也要有斗争的灵活性，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通常是把他们存在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来处理。通过批判使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够尽快地转变过来，以实际行动支持群众造反，为文革的发展鸣锣开道。同时，也要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他们仍然存在转变过来或固执己见两种可能性，对此不仅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还要提前做好预案。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所向是干部而不是群众，准确地说，是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反对解放群众的那一部分人。因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所向，就是领导干部中仍然反对造反群众的那一部分人。这就要求人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要正确把握矛头所向，既不能对准群众，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在干部队伍中遍地开花，而是集中力量对准领导干部队伍中抵制文革的那一部分人，以便使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够尽早从思想上转过弯来，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③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搞好文革的必要条件。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束缚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紧箍咒。文革开始后的历程表明，文化大革命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广大群众和干部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没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批判，没有破除这条路线的思想束缚，要搞好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

　　本来，毛泽东是希望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的。用这种方式付出的代价无疑要小得多，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现重大的曲折与动荡，他是在采用这种方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转而采取文革方式的。[75]用他自己的话说，过去搞了一些文化界的斗争，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76]

　　其实，这种方式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是在整风方式没有取得实际成效下的不得已选择。文革采取依靠群众而不是依靠各级党组织、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而不是过去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实行党外整风，发动广大群众将共产党内隐藏的走资派揪出来进行斗争，将党员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使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蓬勃朝气，成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坚强核心。

　　既然毛泽东是用文革代替整风来解决共产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那么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就必然会遭到来自党内的反对、阻挠甚至于公开的抵制。这不仅在围绕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工作组的问题上反映了出来，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至国庆节前的文革发展中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表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遭到了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反对和抵制。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路线虽然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工作组问题上，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得到了解决，失去了在中央的指导地位，但是它的影响仍然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比较广泛地存在着。只有在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了这条路线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影响以后，才能将文化大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因而能否清除这条路线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影响，就成为文革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中可以看到，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论是围绕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是工作组问题上的斗争，也不论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陆定一等人的处理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都说明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冲破这条路线的阻挠和进行相应的人事变动以后才不断得到发展的。现在这条路线仍然在党内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中间存在着，因而这个时候就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消除这条路线在党内干部队伍中的影响以后，才能将文化大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否则的话，文化大革命不仅难以进行，还有可能出现半途而废，进而走向歧途的危险。因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成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条件。

　　④ 成效尚未肯定。

　　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全党敲响了警钟。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条路线的影响。这个时候广大群众从现实的政治斗争出发，将矛头对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仍然受到这条路线影响的人，就成为推动文革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群众斗争和自我反省中，这些人的思想能否得到改变，当时还是一个疑问。如同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工作组问题上出现的斗争，最终以彭真、陆定一等人被处理和刘少奇接班人地位被改变一样，这些具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能否转变，直接关系到下一步对他们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关系到文革下一步的走向。因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否取得成效，这些人的思想能否转变过来，不仅决定着他们的政治命运，也直接关系到文革的政策走向。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验证。

　　3、召开党内高层民主生活会——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虽然改组了中央常委，制定了“十六条”，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但是党内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仍然对文革抱着消极、抵制的态度。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为了进一步打通高中级干部的思想，消除他们的顾虑，统一他们的认识，使他们能够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工作会议。鉴于中央工作会议是要通过开会的方式，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解决高中级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问题，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他们中间的影响，因而这次会议又是一次党内高层民主生活会。

　　（1）会议的缘起及概况。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针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以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他们中间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一具体背景出发，在毛泽东提议下召开的。用林彪的话来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77]

　　十月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陶铸和军队有关负责人关于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汇报，提出要召集各地负责人开中央工作会议。[78]

　　毛泽东虽然提出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但是并没有确定会议的召开时间。十月七日，周恩来向毛泽东递交了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昨天林彪同志要我们请示主席，是否主席还在考虑目前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果主席认为时机尚早，今天还来得及以电话告大区、省市委书记暂缓来京。如主席认为无需更动，即照通知进行。究如何为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本日阅后批示：“照样开会。惟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7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要开好这次会议，打通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让他们转变过来，取得会议的预期，三天会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需要七天才有可能达到目的。这说明毛泽东是要通过这次会议来做好各地负责人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转变过来，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十月九日至十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十月九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林彪介绍会议议程。[80]

　　林彪说，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这一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有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4号下午，总理、陶铸同志还有军队的同志在主席那里汇报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时候，主席就提出召集各地的同志开这个会。这个会议的时间准备只有七天，从今天起就开小组会，大约开三天，然后再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作综合性的发言，再讨论两天，最后一天请主席作指示。[81]

　　周恩来介绍了会议的开法：（一）发言请谈观点、摆问题。（二）每区发言两种方法，每大区先有一个同志发言，其他同志以后讲，或者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都能发言。不同看法，开门见山，都可以讲。[82]

　　从会议的议程和开法上来看，要通过七天的会议，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要求与会人员开门见山，畅谈自己对文革的真实看法，通过讨论在思想上达到统一。但是事实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却连续开了二十天，中间还伴有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活动，到二十八日才结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会议开始以后，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当时与会人员的抵触情绪仍然比较大，没有在文革问题上明确表明态度，在思想打不通的情况下是难以结束会议的。会议是在后一个阶段比较顺了，人们的思想有了变化的情况下才结束的。[83]从会期的延长上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来做好中央部门和各地负责人思想工作的。

　　会议印发了林彪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国家计委党组《今年1至9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还印发了十几个参考材料。参考材料之四是记录红卫兵活动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参考材料之五是《关于国务院文教各部门红卫兵查抄五类分子家庭的情况简报》。参考材料之六为《小学也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材料有“小学教师的阶级队伍严重不纯，领导权被敌人篡夺”、“党的政策不能贯彻，坏人坏事畅行无阻”等三项内容。参考材料之十三是《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提纲》。[84]

　　这次会议依据人们认识的变化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因为人们的思想有了变化。[85]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进行了发言，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主题报告，周恩来进行了多次发言，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讨，林彪就要不要以及如何搞文化大革命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毛泽东最后就中央一线、二线和文化大革命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会议中间还进行了座谈和讨论。毛泽东多次召集中央负责人、各中央局书记和会议各组组长开会，听取他们的汇报，与他们进行谈话，研究会议相关情况。会议于十月二十八日结束，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和有关具体政策措施等问题。[86]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将会议精神真正落实下去，变成人们的实际行动。

　　（2）与会人员的发言。

　　不论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还是各小组会议上，有许多与会人员进行了发言。这些发言总体上来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不那么正常，表现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疑虑、困惑和不理解；在陈伯达代表中央作了主题报告以后，经过会议讨论，后一个阶段的发言就比较顺了，因为人们的思想有了变化。[87]

　　现在我们尚未发现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发表的全部文献资料，因而只能把现已找到的若干文献资料引述如下：

　　叶剑英十月九日在会议的第二组发言。发言要点是：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四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备战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什么都不怕。

　　十月十日，曹荻秋在第三组发言，谈上海文化大革命情况。十二日，吴德在第一小组发言，谈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十三日，熊复在第二组发言，他说：新华社500多名记者，28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抽调100多名军事记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小组会上的发言诸如此类。既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明显的抵制，也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热烈的拥护。[88]

　　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发言者是结合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来谈论文化大革命的。从前后两个阶段的发言中可以看到这些与会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态度。从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到后一阶段的发言比较顺了，反映出这些与会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们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代表中央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问题的长篇讲话，以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为指导，从事实出发，对文革开始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这篇讲话对于人们思想的变化起了重要作用。

　　（3）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是会议的主题报告。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会议的主题报告。陈伯达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中央常委内部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工作，因而就由他来代表中央在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这个报告并非陈伯达的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中央的看法。那么，这个讲话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① 陈伯达讲话的形成过程。

　　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文革发展状况的总结，为今后斗争指明了方向。这个讲话稿共四个部分：（一）形势大好；（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讲话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经过毛泽东多次审改，在会议讨论、修改以后才最终定稿的。讲话虽然是陈伯达作的，但是其基本观点则是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革形势及其发展的认识。

　　毛泽东是如何修改这个讲话的呢？

　　陈伯达的讲话分四个部分。前三部分稿子起草完毕后，陈伯达立即报送毛泽东审阅。十月十五日下午八时半，毛泽东对陈伯达送审的讲话草稿前三部分作出批示：“即送陈伯达同志：看过，可用。未完部分请送来一阅。看过的这几部分，有几处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建议：你讲过之后，印发给到会各同志，讨论几天，提出修改意见。”

　　第四部分稿子起草完成后，陈伯达即送毛泽东审阅。十月十五日夜，毛泽东阅后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可用。只在第二页改了几个字。建议全文立即付印，以便一面讲，一面发给听众。”

　　陈伯达的讲话经过毛泽东审改后，立即付印，以便在第二天陈伯达发表讲话的时候，能够发到与会者手中。十月十六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讲话稿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下发，陈伯达在大会上发表讲话。[89]陈伯达讲话后，经过与会人员的讨论，吸收他们的合理意见，对讲话稿作出进一步修改后，十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将讲话修改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本日二十三时，毛泽东阅后批示：“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两本。”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看过以后，认为改稿“很好”。由于担心在文革进行过程中处理不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会给生产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因而他才建议陈伯达在讲话中要加上几句抓革命、促生产的话，引起大家注意。这说明毛泽东汲取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全党抓了运动忽视生产的沉痛教训，直到现在还是余痛在心的。因而提醒全党要再次引以为戒。[90]

　　本来，毛泽东是希望将陈伯达的讲话发到基层党支部和红卫兵小队的，但是考虑到党内许多干部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了使他们在学习讲话以后能够主动转变过来而不致于在运动中陷于被动，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十一月五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上批示如下：

　　“退陈伯达同志：第一步似以发至县、团级为宜。待县、团级以上多数干部思想通了，再往下发。究竟如何处理为好，请你们商量酌定。”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办公厅将几经修改后的这个讲话印发至县团级。[91]

　　从中我们看到，陈伯达的这个讲话是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后，经毛泽东多次修改才最终在党内下发的。这个讲话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会议的主题报告。毛泽东本来是准备将这个讲话发到基层的，但是考虑到县、团级以上许多干部思想上还没有搞通，为了给他们留下思想转变的时间，争取他们能够主动转变过来，防止基层群众给他们造成更大的冲击，毛泽东才提议并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以后没有将陈伯达的讲话发到基层，只是发到了县、团级。

　　② 陈伯达讲话的主要内容。

　　陈伯达代表中央发表的讲话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形势大好”。讲话说形势大好的基本特点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对毛主席文革的思想更加了解，斗争更加昂扬，运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地发展。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全世界。这是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更深刻的革命运动。

　　第二部分的标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讲话分析了两条路线斗争出现的原因，揭示了两条路线的涵义，用事实说明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仍然在继续，进一步回答了文革的方针政策问题。

　　讲话开门见山地指出，“十六条”虽然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又以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这样就鲜明地揭示了两条路线斗争形成的真实原因。

　　讲话揭示了两条路线的具体涵义。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另一条错误路线就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讲话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前的工作组问题进行了分析。讲话认为，工作组是一种组织形式，如果运用得当，也是可以的，必要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错误路线的人却把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强加到群众头上。不过是为了用工作组来推行那条错误路线罢了。关键的问题不是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怎么样，而是提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人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问题。

　　讲话接着指出，在工作组撤走的时候，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利用职权，用其他形式来代替工作组。比如有人违背党中央指示的巴黎公社原则，预先指定“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文革会”等组织的人员就是例证。

　　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陈伯达曾建议高干子女最好不要担任学生组织的领导人，有人听说后却用了金蝉脱壳的办法，辞去了现任职务，指定他认为立场“最坚定”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讲话在几乎全文引用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话后，反问道，有一些人仍然顽固不化，对毛主席的批评，置之不理，还是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在他们的头脑中和行动中起作用，又是什么呢？

　　讲话在揭示了干部演变的规律以后，批评了一些领导干部。先进的变成落后，落后的变成先进，在我们文化大革命中，深刻地表现出来了。我们有些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只想利用毛主席和党的崇高威信，动员一小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去保他们。讲话引用了四川南充的材料对这个问题予以了说明。

　　讲话说，事实是这样摆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这种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接着，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关于血统论的讲话，批评了“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的错误观点。有人对于谭力夫的讲话津津乐道，而对于“十六条”却没有兴趣，正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表现。

　　讲话从回答一位同志来信的疑问出发，对文革政策措施作出了进一步解释。来信提问，“十六条”以前，是否全国派了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路线错误？“十六条”发布以后，各地在对待大串连、多数少数关系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否都要承认是继续执行了“反动的错误路线”？讲话认为，这位同志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对错误路线的认识和估计问题，以及消除错误路线影响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讲话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讲话认为要将犯路线错误的人分为提出者和执行者，分析了路线斗争出现的原因，所犯错误的性质，对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否改正错误的标志，以及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或受控制的群众组织等问题。

　　讲话说，路线问题要将提出者和执行者分开，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同志，他们要负主要责任。这样就明确指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主要责任问题。

　　讲话分析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党内市场。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讲话对工作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定性为错误路线的原因，以及对犯错误的人的不同政策。讲话认为，不管是不是派出了工作组，只要是镇压革命学生的，都是犯了路线错误。这里面自觉执行的是少数，不自觉执行的是大量的，有轻重之分，及时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之分。

　　讲话提出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且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讲话强调，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

　　讲话指出了错误路线的新形式。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以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例如，大串连、多数少数以及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都有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问题。

　　讲话对路线错误进行了性质认定。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并不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一类干部。必须说明，原来的一类干部，犯了这种性质的错误，必须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对一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说来，错误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因而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讲话认为，受错误路线蒙蔽和影响的群众，或者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和影响的一些群众组织，并不担负错误路线的责任。大家不要歧视他们，要善于同他们交换意见，争取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路线的危害，帮助他们认识那些幕后控制他们、操纵他们的人是错误的。[92]

　　从第二部分的内容来看，陈伯达用事实说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在进行着。他在讲话中分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因，揭示了两条路线的涵义，点出了工作组问题的要害，指出了错误路线的性质及其责任归属，对犯路线错误的人的矛盾属性认定和政策措施，以及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等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从中不难看出，讲话对犯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寄以很大的希望，告诉他们不仅要正视所犯的路线错误，还要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改正错误，以便幡然悔悟及时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

　　讲话从毛主席说的共产党人应该无所畏惧的话和“十六条”中要求党的各级负责人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出发，批评有些同志还是“怕”字当头，随着运动的开展，在怕的花样上更多了。讲话列举了怕字派的种种表现：比如说群众乱来，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群众把他们习惯的秩序打乱了，使他们的秩序不好办；文化革命妨碍生产。一闹文化革命，生产就不好进行了，生产计划就没有保证了；文化革命起来，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会翻天；闹文化革命的，特别是那些闹得厉害的，大多是一些不安分的人，“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这些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存在，不过要分清是主流还是支流，是现象还是本质，不少领导干部以文革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为借口，实质上则是反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这些领导干部给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罪名，于是他们怕见革命群众就有理由了。讲话接着指出了他们究竟怕什么：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连，特别是大串连；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怕批评和自我批评。

　　讲话认为，这些怕字派的同志，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还提醒他们如果越走越远，只能为自己垮台创造条件。讲话警告这些人，不要重蹈历史上有些人，从害怕群众到镇压群众，从害怕革命走到反对革命的覆辙。

　　讲话还引用叶公好龙的典故和德国诗人海涅的言论，批评有些同志采用各种手段抵触文化革命，抵触革命群众，动员不明白真相的工农、干部和学生来保护自己，谁要触动他，就要整谁，以致打成“反革命”，还说这是辩论而不是围攻来为自己进行辩解。

　　讲话指出，串连问题，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批驳了串连会妨碍生产的论调，热情讴歌了红卫兵运动，还引用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的评论来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说明。要求大家要努力掌握“十六条”，抓革命，促生产，努力尽自己最大的义务。[93]

　　陈伯达在第三部分的讲话中，列举了不少领导干部“怕”的种种表现，指出了这种“怕”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批评了他们压制群众的严重错误，引经据典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他们予以了提醒，提出了警告，希望他们今后努力掌握“十六条”，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讲话引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提出的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以及又斗争又团结的革命策略，指出虽然革命性质和斗争对象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个阶级路线和革命斗争策略的一般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也是同样适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争取动摇不定的人，彻底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揭露抵制文革、一心玩权术的两面派。

　　讲话还批驳了血统论及其对联，批驳了黑五类和红五类的划分方法，指出他们这样做是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扰乱了党的阶级阵线，要求他们停止散布这些谬论，回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讲话运用事实说明出身并不能决定一切，阐述了党的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不仅如此，讲话还运用俄共和中共的事实说明要正确对待多数和少数的问题，批评了不做阶级分析，自称处于“超然”地位的人，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是难以做到中立的，非此即彼。这是希望动员处于中立地位的人能够站到无产阶级的一边。

　　讲话最后引用了毛泽东八月一日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的话，要求大家遵循“十六条”，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和斗争策略，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94]

　　第四部分主要讲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执行正确的斗争策略，团结大多数人，进行文化大革命。讲话还批驳了社会上出现的血统论及其分类，阐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政策和斗争策略，为文化大革命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从讲话中可以看到，陈伯达首先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好的，接着指出现在仍然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存在于领导干部中间，阻碍着文革的进程。只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才能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② 对陈伯达讲话的评析。

　　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讲话肯定了文革发动以来的大好形势，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状况出发，回顾了文革发展的基本情况，以事实为依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放手发动群众，执行毛泽东代表的革命路线，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

　　以陈伯达个人名义发表的这个讲话，并非仅仅是他自己的观点，而是代表中央在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体现了中央对于当时文革形势的认识和基本判断。这个讲话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是在毛泽东和其他常委审议后，又经过会议讨论通过才下发到县、团级党委的。讲话的四个部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上肯定文革形势大好的前提下，用事实说明当时还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要求各级干部在下一步的斗争中要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毛泽东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人，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就是说，讲话肯定了文革形势，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阐述了采取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从讲话中可以看到，陈伯达紧紧扣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主题，对两条文革路线的内涵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让人们搞清楚什么是两条路线，具体表现形式有什么不同，两条路线的分歧到底在哪里。他不是用空洞的议论而是用生动的事实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说明党内仍然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违反文革政策的种种错误现象，陈伯达在讲话中进行批判、驳斥的同时，还从正面予以引导，指出了斗争的正确方向。比如，他在讲话中否定了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划分，批驳了社会上出现的血统论思潮，劝说高干子女最好不要担任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告诫人们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群众，而是一小撮极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他在讲话中对文革发动以来出现的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后，殷切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要去掉几“怕”，振作起来，分清敌我，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左派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斗争中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陈伯达在讲话中是以现实存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为切入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突然发生的，更不是虚幻的，而是以前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业已存在于各级领导干部中间，制约着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成为文化大革命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既然如此，那么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各级领导干部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就成为对他们的严峻考验。因而陈伯达在讲话中从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出发，既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中，又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中来分析影响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真正原因，使人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已经成为制约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主要障碍，从而警醒人们要对这个问题保持高度注意，严厉剖析自己，反思个人立场，进行自我批判，切实纠正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从中我们看到，陈伯达的讲话回顾和总结了两个月来的文革经验教训，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以事实为依据，对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将提出者和执行者区分开来，对于执行者也要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以是否愿意改正错误再将他们区分开来，通过会议改变目前这种状况，让与会领导干部能够摆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争取绝大多数人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在讲话中对路线斗争进行详细分析和说明的同时，还对站在错误立场上的领导干部做了思想疏导工作，为他们提供了改进的方法，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至于他们能否接受陈伯达的衷告，及早幡然悔悟转变过来，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则是对他们的严峻考验。这还要根据他们以后在文革中的作为来作出判断。

　　（4）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的重要发言。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从当时文革斗争的现实出发，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有时还以检讨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多次在会议上发言，谈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做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

　　针对当时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抵制的态度，周恩来在发言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摆脱过去的消极情绪，主动参加到运动中来。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说：要争取主动。有些省、市委的同志如果不争取主动，还要继续被动下去。还有各部委的同志，要自己解放自己。[95]

　　周恩来在发言中谈到，文革就是要改造世界观，革自己的政治生命。他坦言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包括他自己在内大家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而主席则是看得很清楚的，因而要紧跟主席的步伐，进行文化革命。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把我们自己放在内。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96]

　　周恩来还根据会议发展的具体状况，及时向中央提出建议，使会议按照中央的要求取得进展。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和陶铸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工作会议进展情况。建议毛泽东十四日或十五日约常委谈一次，听取汇报。十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人和会议各组组长在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和研究会议情况。[97]

　　期间，周恩来还在接见红卫兵代表的时候谈到了思想上的夺权斗争，对文化大革命从国际共运史的角度予以了高度评价。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在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时，说：放手发动群众到这样的程度，这是历史上少有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思想领域内展开夺权斗争，马、恩、列、斯都没有搞过这种斗争。[98]

　　为了使工作组期间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能够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步伐，周恩来在做他们思想工作的同时，还为他们提出建议，促使他们顺利过关。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约国务院副总理、各口负责人、各部委党组书记、中直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开会，谈如何缓解在工作组问题上工作组和学生的紧张对立关系。指出：工作组，首先是工作组组长或几个主要负责人，要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要推三推四。工作组的错误总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今天下午会上有两位同志作检讨，他们把责任负起来。会前召集这么一个紧急小会，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要到各部委去看大字报、看档案的问题时说：有些部委如军委、国防部、公安部、外交部等，不能让他们去看，必须顶住。[99]

　　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就刘志坚请示对工作组所犯错误的定性问题答复：应按“十六条”第七条办。（一）第七条讲到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包括党政干部，犯有方向路线的错误，而不是所有的单位的工作组都犯有方向错误。（二）工作组主要是执行路线的错误，但讲的时候应按第七条那样笼统地讲，这样就不会产生群众追问是执行谁的错误路线。[100]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状况出发，结合自己的思想状况，在会议上作了检讨式发言，坦言自己对路线斗争没有预见，表示今后要向群众学习，紧跟毛主席的步伐，进行文化大革命。

　　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会上发言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未曾有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少数派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有掉队危险。又说：大中学生放假闹革命，实行革命串连，我们接待计划总是偏于保守，现在想限制在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主席说不行，要准备突破二百万、三百万人。[101]

　　他还说：“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中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只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102]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会议发言中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做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些发言表明，他对文革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还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在检讨式发言中谈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紧跟毛泽东的步伐进行文化革命。这不仅为工作组期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表率，还为他们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希望这些领导干部能够改变对于文革的消极、抵制态度，回到支持、参加文革的轨道上来。

　　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受中央委托就刘、邓的检查征求与会人员的意见，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安排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此处从略。

　　（5）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上做出检讨。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派出了工作组，邓小平积极支持刘少奇的作法。实际上这是主张在党委或工作组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与毛泽东主张的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运动，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这种方法得以实施的话，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被窒息的危险。六月十日，毛泽东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中央文革小组也先后三次主张撤销工作组，却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强烈反对，最后是在毛泽东回京后才最终撤销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的。

　　① 刘、邓的检讨及其方式是中央征求与会高级领导干部意见后确定的。

　　由于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是错误路线的提出者，因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要做出检讨。他们的检讨及其方式是中央委托周恩来征求了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意见以后才确立下来的。

　　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约刘少奇、邓小平谈话，[103]告诉刘、邓二人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查。[104]

　　为了刘、邓能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好检讨，周恩来约中央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讨论刘、邓的检查及其方式问题。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约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李井泉、魏文伯、王任重、韦国清等各大区负责人及陶铸、陈伯达、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谭震林、萧华、江青等开会，谈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方式问题。[105]

　　即使在邓小平做检讨的前一天，周恩来等人还在约邓小平谈论这个问题。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和陶铸、李富春约邓小平谈话，[106]商量次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查的方式等问题。[107]

　　从中可以看到，对于刘、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中央是非常重视的。周恩来是根据中央的委托才在会议中间进行穿梭，和陶铸、李富春等人一起就刘、邓的检讨及其方式与刘、邓谈话，征求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意见。这不仅是为了使刘、邓能够在大会上做好检讨，还要通过检查的方式使与会人员对于错误路线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以便通过这次会议促使许多领导干部能够真正从思想上转变过来。

　　② 刘少奇的检讨。

　　在做好了相关准备后，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做检讨。我们下面先来看刘少奇的检讨情况。

　　1）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对刘少奇的批评及其问题的定性。

　　刘少奇在工作组时期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常委、改变了刘少奇党的接班人地位以后，就要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出处理了。这一期间，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生活会议，对刘少奇等进行批评帮助，从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到八月二十四日就开了三次。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了这些会议。

　　据当时仍在刘少奇身边当卫士的贾兰勋回忆：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几天的一个下午，刘少奇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一个会。散会后，贾兰勋见别的首长都出来了，刘少奇还留在河北厅没有出来，便进去问他：“是不是回家去饭？”刘少奇站起来一边走一边往西指，贾兰勋跟他到了河北西厅，只见林彪已经坐在那里。刘少奇让贾兰勋要来一杯牛奶和两块点心，边吃边严肃地问林彪：“我有缺点，有错误，已经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解决了，为啥还要纠缠不清……”。[108]

　　从中可以看出，刘少奇显然是带着情绪讲出这番话的。这表明他对于当时的批评是不满意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生活会上，与会人员对刘少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却也出现了火力过猛、过分的问题。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于是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这个问题，为正在召开的生活会降温。

　　九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开会。毛泽东说：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我讲讲历史。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批判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说他反党，以后是他自己搞分裂，组织托陈取消派，才被开除出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搞盲动主义，也只讲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有立三路线。六届四中全会，出来一个罗章龙另立中央，但有许多好同志如李求实、何梦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对的。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损失。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有在生活会上讲话的不要讲了。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没有清一色。批得厉害，是为了改。看他们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历史就是历史。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谦虚一点，向人家学习一点，不要“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这是最危险的。[109]

　　毛泽东从刘少奇生活会的激烈程度中觉察到，担心刘少奇的生活会继续这样开下去，会将刘少奇搞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因而及时叫停了生活会。为了说服大家，毛泽东回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发生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和张国焘六次路线斗争的史实（这是后来十次路线斗争提法的雏形），来说明刘少奇的问题从性质上来说是党内路线斗争，属于党内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不能作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去处理。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问题属于党内路线错误，是作为党内矛盾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是毛泽东对于刘少奇所犯错误的性质认定。对刘少奇的处理也是从这一性质认定出发，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批评来达到团结，争取使他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于刘少奇问题性质的认定是党内路线错误，属于党内矛盾，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刘少奇的处理及其相应的政策措施，都是从这一性质判断出发的。对于刘少奇，毛泽东还是抱有希望的。至于他以后能不能改正错误，不取决于毛泽东主观的意愿，而是由刘少奇的立场和态度决定的。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是要看一看。

　　2）刘少奇检讨的起草及修改情况。

　　刘少奇的检讨并不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才起草的。九月中下旬，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北京地区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除总结经验教训外，由刘少奇、邓小平作检讨。[110]

　　为了在这次会议上做检查，九月中旬，刘少奇写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这一检讨提纲后改为在当年十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并报毛泽东审阅。[111]九月十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112]

　　当天，刘少奇收到了毛泽东的批示，随即给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赞成按毛泽东的意见办：“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113]

　　由于刘少奇建议将毛泽东的批示和他的检讨提纲一并印发，周恩来向毛泽东提交了请示报告。九月十七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关于印发、讨论刘少奇和邓小平检讨提纲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遵照主席给少奇同志信中提的意见，将少奇同志的检讨提纲以草案的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各同志，请他们讨论并提出意见。少奇同志提出，在他的检讨发言稿上印上毛主席的批示。小平同志的检讨发言，前已送上，现再送一份，准备同时印发。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小平的，我不看了，待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以后再看。”[114]

　　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将刘少奇的检讨稿和毛泽东的批语印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115]在这一过程中，除陈伯达在检讨稿上提了一处修改意见外，未见其他人提书面意见。刘少奇本人又对检讨稿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前半部分。后来，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因故未开，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也就推迟到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116]

　　刘少奇在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后，对检讨作出进一步修改，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仍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周恩来帮助刘少奇修改检讨提纲。他在提纲的十几处地方，写了一千多字的批注，订正了若干史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地方还加重了批判的分量和语气。但是，批注中没有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把修改后的提纲退还给刘少奇，并且写了一封信：“少奇同志：粗粗地看了一遍，注了几点意见，并没经过深思熟虑，因而不能说是成熟意见，送上只供参考。”还注明：“方才将我注的意见，同陶铸、富春两同志谈了，他们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刘少奇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对检讨作出进一步修改，大多采纳了周恩来的修改意见。[117]

　　对检讨修改完毕后，刘少奇当日致信周恩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初稿），已经作了一些修改，基本上是根据你和陈伯达同志提出的意见修改的。现特送上，请你审阅，并加修改。”周恩来未再提出意见。 [118]

　　从中可以看到，刘少奇本来是要在九月中下旬北京召开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做出检讨的，由于这次会议没有召开才改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出检讨。刘少奇正式做出检讨前，曾经把他的检讨报毛泽东审阅，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对刘少奇的检讨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刘少奇在综合吸收了人们提出的合理意见，对检讨进行了多次修改后才定稿的。由此看来，这个检讨是在获得中央领导人审阅以后，才由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读的。

　　3）刘少奇检讨的主要内容。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刘少奇在检讨中主要讲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犯了路线错误；二是历史上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其中比较具体地讲了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示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三是犯错误的原因。[119]

　　检讨的第一部分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五十多天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刘少奇说：“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120]

　　随后他叙述了派工作组、作出“内外有别”等规定、批发北大工作组关于文化革命的简报、批发各中央局等处给中央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同意北京恢复党团活动的意见等项活动后，[121]继续说：“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122]

　　“即使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是很明白的，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极不利于文化大革命，不利于党和社会的利益。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虽然才五十多天，但损失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的对立。”[123]

　　在检讨的第二部分，刘少奇主要回顾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问题上犯的右倾错误和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期间所犯的“左”而实右的错误。他说：“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也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他接着举了一些例子：1946年2月1日为中央写过指示，说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就走向和平民主的新阶段；1946年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有错误，对林彪的指导是不够的；1947年夏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问题；1949年春在天津的讲话有右倾错误；1951年7月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关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1955年没有反对缩减合作社的意见。刘少奇在检讨中比较具体地讲了1962年和1964年的问题，他说：“1962年我犯右倾错误，1964年又犯形‘左’实右，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跟以前的错误有联系的。”

　　检讨的第三部分是“犯错误的原因”。原因是：第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上台。”第二，错误估计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第三，“在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第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主席思想。”刘少奇的检讨，是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六。[124]

　　我们看到，刘少奇的检讨以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为切入点，回顾了他以前在历史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对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提出的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错误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这篇检讨以文革期间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为基点，进一步溯及既往联系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从对这些错误行为的分析中找出原因，向与会者表明自己应该汲取的沉痛教训。这就是检讨的主要结构和内容。

　　4）对刘少奇检讨和毛、刘关系发展的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是由他起草并经中央领导层审改，又征求了出席会议的若干高级干部的意见以后才作出的。刘少奇联系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重点对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以及一九六六年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进行检讨后，还分析了所犯错误的原因。这个检讨是从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出发，进一步溯及一九六二年的右倾、一九六四年“左”而实右的倾向以及以前所犯的系列错误，在对这些错误进行剖析后又进一步阐述了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能够写出这样的检讨，除了他自己的因素以外，也是与当时中央其他领导人对他检讨所提出的建议和作出的修改分不开的。

　　从以前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不少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在建国后我们党制定的三条总路线上集中表现出来，最终导致了刘少奇在党内接班人地位的改变。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刘少奇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一九五○年东北变工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南海春耦斋讲话、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九五五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上表现出来。[125]后来在毛泽东的劝导下，刘少奇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刘少奇开始是赞成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但是经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的立场逐渐发生了变化，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现出动摇乃至反对的态度。这不仅在七千人大会上他的讲话中表现出来，也在随后他仍对经济形势估计得很严重，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126]同意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表现了出来。[127]但是随后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纠正了这个错误，刘少奇也及时转变了态度，这样中国才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期间，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以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甚至还发生了激烈争论。[128]这个时候毛泽东才把以前他和刘少奇存在的严重分歧结合起来进行思考，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这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想法，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要不是毛泽东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自己说出来，别人还是难以知晓的。[129]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即使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也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改变刘少奇在党中央的位置。这表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本就没有将这样的人事变动列入会议议程。要不是刘少奇在毛泽东批评工作组的时候，当面顶撞毛泽东，拒绝接受批评，说不怕下台，刘少奇的位置还不至于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被变动。[130]

　　由此可见，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决不是一时、一事之争，而是在建国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制定“二十三条”期间发生的斗争，就是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发生质变的重要标志。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路线之争，而非个人权力之争。在路线问题上，毛泽东是不让步的。[131]这才是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走向尖锐进而发生质变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中央领导层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并非偶然，而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32]正是由于这些分歧和矛盾的存在，才引发了党内斗争，推动着党的自我革新和进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的分歧也是这样。因而建国后他们之间产生分歧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些分歧看得多么严重，认为他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不过是具体问题上的认识不同，并非路线之争。

　　真正使毛泽东意识到他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还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一九六二年的右倾使毛泽东意识到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不仅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要实行分田到户，否定农业合作化。这虽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刘少奇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一九六四年“左”而实右的倾向，使毛泽东发现刘少奇竟然连“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都搞不清楚，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这个时候毛泽东再把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右倾以及此前他们在农业合作化上的分歧联系在一起，于是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从性质上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刘少奇是在毛泽东叫停了批评他的生活会以后，九月中下旬才着手起草检讨的。这个检讨本来是要在北京地区召开的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来做的，后来由于这次会议因故取消，才改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来进行检讨。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检讨是在中央领导层中传阅并经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意见（比如周恩来就为此写下了一千多字的批注，在某些问题上还加大了批判的语气。），刘少奇参考这些意见对检讨进行反复修改后才最终定稿的。刘少奇最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检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和矛盾不是在短时期内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积累在一九六二年后逐渐激化并最终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尽管刘少奇一九六二年所犯的右倾错误在毛泽东主导下得以纠正，但是刘少奇的观点却没有变化。因为直到一九六五年在住地开会的时候，刘少奇还抱了一大摞马列主义的书，从中寻章摘句对与会人员说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直到现在他的观点也没有变化。[133]同时，八月四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批评的时候，刘少奇还气愤地以不怕下台来反驳毛泽东，致使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议程由此改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出了长篇检讨，那么他个人的思想是否就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呢？他这样做，到底是处于组织上的服从还是真正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呢？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果真能够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透彻、清醒的认识吗？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回忆说：“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他的检讨虽然很长，可是通篇都只是在重复毛主席历次对他所作的批评，看不出有他自己的诚意。所以被认为是‘假检讨’。”[134]事实真像戚本禹说的那样吗？刘少奇以后对待文革的态度会对此作出证明。当然，这是后话。

　　③ 邓小平的检讨。

　　本来，按照中央的决定，邓小平是要在九月中下旬北京地区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和刘少奇一块作检讨的。由于这次会议因故没有召开，因而邓小平的检讨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来作的。邓小平的检讨也是在中央领导层和出席会议的若干高级领导干部中间征求意见，经过反复修改以后才最终定稿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的前夕，十月二十一日，邓小平为在会议上作检查事致信毛泽东：“这是准备后天（二十三）在工作会议上的检讨稿，基本内容还是原来准备工作组会议讲的，略有些文字和内容的更动。现送上，希望看看，并给以指示。”次日，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135]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检讨作出进一步修改后，十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检讨。他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我们两人不仅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错误，也负有责任。”“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旧方法去工作。”“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该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136]

　　关于邓小平检讨的其它内容，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后来回忆说：“邓的检讨着重讲五十天，没有多讲历史问题，只承认一九六二年错误他也有份。一九六四年错误他没有份，而且当时他就有不同意见。”“邓的检讨讲到，他这样高的领导干部，长期独当一面的同志，学习很差，没有跟好毛主席，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很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也接触少，对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向群众作调查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说，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主席思想的轨道，必然发展到同毛主席思想相抵触，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允许的。一九六六年毛主席批了我是一个独立王国，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原谅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没有得到改正。”[137]

　　从中看到，邓小平在检讨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在中央自己和刘少奇应该对工作组问题负主要责任。他还对毛泽东批评书记处是独立王国和自己存在的工作作风进行了检讨。关于邓小平按照组织原则没有及时向毛泽东报告、请示工作，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插话时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指邓小平——引者注）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一九五九年起，六年来从来不找我。”[138]

　　至于会议期间人们对于邓小平检讨的态度，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回忆说：“邓小平也在大会上作了长篇的检讨，他的态度要比刘少奇要好，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他的检讨不满意。”[139]尽管如此，邓小平毕竟在会议上作出了检讨，而且也得到了中央和与会人员的认可，这个时候就是将他的检讨究竟在党内什么范围内下发的事情了。

　　④ 刘、邓的生活会及其检讨在党内的下发。

　　刘少奇、邓小平十月二十三日作出检讨后，中央又决定召开了小组生活会，讨论他们的检讨，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将会议期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进一步引向深入。

　　十月二十四日，中央工作会议分小组开会，讨论刘少奇、邓小平两人的检讨。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继续对刘、邓二人进行批评，言辞激烈。小组会斗争色彩浓厚。[140]

　　这一天谢富治在第五组小组会上批评了刘少奇“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也是搞宗派主义、搞私人势力”，“分裂党”，“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又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们过去作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又说：“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是很必要的。建议将他们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公布和批判。”叶剑英在第二组会议上则讲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说：主席讲，很多问题都揭出来了。会议再开下去，调子越来越高，势必打成黑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对全党全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叶剑英接着说：主席既有高度原则性，又有高度灵活性。[141]

　　陈伯达重点批邓，说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并从六十年代起，对邓旧账新帐一块算。林彪发言，说邓曾经与四野争功，并说邓在历史上（指红七军时期）是逃兵，联系历史问题进行批邓。[142]

　　这些批评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小组会上进行的。针对刘、邓所作的检讨，既从当时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又联系过去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对他们进行批评和帮助，也使与会高级干部受到教育，对此有一个更为清醒、深刻的认识。生活会开过以后，就要考虑如何把刘、邓的检讨在党内下发了。

　　会议最后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发到党内县、团级。周恩来十月二十八日作关于传达会议精神的讲话中说：“少奇、小平同志的检讨发到县团级，在主席那里也说了，林彪同志也同意。是不是还可以扩大，还在考虑之中。这两位同志的检讨文件，还要看看他们两位有没有要改动的地方，如果有也可以，改好后再发。”[143]

　　由于检讨要在党内下发，周恩来要身边工作人员童小鹏打电话给刘少奇，询问他是否还要修改检讨。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致信周恩来：“童小鹏同志电话说你的意见，是否可以把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发到县团级，我是否有什么修改？我同意你的意见，把我的检讨发下去。我已作了一些修改，并加了一段，列举我在历史上所犯的一些错误。现送给你，请你审阅修改！是否要送主席和林彪同志审阅，也请你酌定。”[144]

　　十月三十一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送上少奇、小平两同志的书面检讨，请阅。少奇同志对原稿作了一些修改，并加了一段。小平同志只改了几个错字。拟照原议印发到县团级。”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145]十一月九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印发至县、团级。检讨稿下发时，没有附毛泽东的批语。[146]

　　⑤ 对刘少奇、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及其检讨的评析。

　　刘、邓犯的是路线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党内矛盾，处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内。他们的错误由工作组问题引发，又牵涉到此前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错误。因而他们的检讨就以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为重点，反省了以前犯过的错误，还将这些错误合并起来进行交待，不仅公开承认、省察了所犯的这些错误，又进一步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

　　刘、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检讨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无视毛泽东的主张，压制中央文革小组的多次反对意见，要求在工作组或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当时不论是打右派还是抓游鱼，大张旗鼓地将响应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革命师生搞成右派分子，致使刚刚燃起的文革星火有被迅速扑灭的危险。如果像他们那样搞下去的话，不仅取得不了成效，还会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使文化大革命走入歧途。因而纠正他们的错误，改变他们领导文革的方法，甚至于变动他们在中央的位置，就成为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

　　这意味着他们在派出工作组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因而撤销工作组以后，他们就要为自己犯的错误负责任。这个时候刘、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检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纠正以前从中央到地方所犯错误的重要一环。他们在会议上作出检讨以及会议期间对他们检讨的讨论，乃至于召开批评他们的生活会，都是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他们及其他领导干部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所犯的错误到底在哪里，让全党上下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此有一个清醒而又深刻的认识，弄清楚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己是否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如何纠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便于及早摆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

　　中央将刘、邓的检讨在党内下发，既是对他们过去所犯错误的总结，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向高潮的标志。这样做更有利于在党内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教育活动，使高级领导干部采取措施进行自查自纠，从错误路线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推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走向深入。这样做当然是有意义的。

　　我们还注意到，正是因为刘少奇、邓小平犯的是路线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党内矛盾，因而周恩来才以此为准绳对社会上超越这个限度的批判予以了限制和引导，从而使对刘、邓的批判沿着党内定性的轨道发展。

　　十月十八日，一些外地红卫兵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得知后，立刻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前往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劝说工作，要求他们撤下这些标语口号。[147]

　　十月十九日，周恩来约陶铸、童小鹏、周荣鑫等谈话，布置劝阻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十月二十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得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准备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五十万至一百万人的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守毛主席”大会一事后，要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开。后此会未开。[148]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乃至于会议前后，周恩来限制社会上对刘、邓的批判，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刘、邓的问题属于党内矛盾这一性质决定的。周恩来此时的作为是按照党中央对刘、邓问题的定性，防止社会上对他们的批判导致矛盾升级乃至于性质转变所采取的保护性措施。

　　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了他们所犯的错误，表示了他们对待错误的态度。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们在检讨中的表态到底是真正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还是在当时背景下的不得已选择，尚有待于以后的验证。从后来他们的言行来看，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痛改前非，而是仍然保留着当初的认识，甚至一有机会还要翻案，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在以后文革的发展过程中会表现出来。当然，这是后话。

　　（6）林彪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从理论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和说明。林彪是代表中央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的，他的讲话又是经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修改后才向党内下发的。

　　① 对林彪讲话的若干修改。

　　林彪将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修改以后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稿有过多次批语和修改。

　　十一月三日夜，林彪将讲话修改稿报送毛泽东审阅。送审稿是中央文化小组组长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的。主要修改之处是在第十二页上加写了两段话：“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什么抽象的、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记得自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是损人利己。他们为了自己发财，自己得利，而不惜让千百万人破家荡产。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出发来看世界，就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我们就是需要培养为公的人。为公也有不同的阶级性。我们所说的公，是人民的公，无产阶级的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

　　在送审稿上，陈伯达向林彪报告说：“根据主席的指示，十二页作了重要的修改，请审阅，并请报告主席。”林彪向毛泽东送审时写道：“您的指示很好，我完全同意，现将伯达同志修改稿送上，请再审阅指示。”十一月四日上午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这样修改。另外有些个别字句的改动，请酌定。”

　　毛泽东的改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送审稿多处用了“思想意识”一词，毛泽东审阅时均作了修改，有的改为“意识形态”，有的改为“思想领域”，还有几处删去了其中的“意识”二字。为此，他还写了一个批语：“思想、意识两词不宜连用。”

　　对于这个送审稿，毛泽东所作的文字改动还有：在第十一页，将“共产主义就是无私”改为“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在第十三页，将“毛主席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改为“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在第十四页，将“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分方面，哪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一句中的“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改为“也是有影响的”；在第十五页，删去了“毛主席的路线已经胜利了”一句。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林彪讲话修改稿在最后付印前曾再次送毛泽东审阅。这个稿子除照毛泽东十一月四日审改稿进行修改外，又作了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十一月七日下午六时半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同意这样修改。在第6页、第10页上我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

　　林彪讲话修改稿第六页写道：“毛主席在今年四月间，修改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经典的观点，把它当成国家大事，当成政治问题。”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十一个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去掉十一字有利”；在其中“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一句之前，加上了“同意”二字，并写了一个批语：“这是陈伯达同志写上的，我只是同意他们写上。”在第十页讲到“近年来对杨献珍、冯定的批判”处，毛泽东删去了冯定的名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对冯定的批判我没有与闻”。[149]

　　从中可以看到，陈伯达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作出修改，报经毛泽东审阅后，又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才定稿的。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是支持的、赞赏的。这是因为林彪在讲话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作出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说明。林彪的讲话稿经过多次修改以后，逻辑上更为严密，用词上更为精确，表述上更为顺畅，事实上更为准确，从公和私的对立中揭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价值观的根本不同，突出了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到县、团级。

　　② 林彪讲话的主要内容。

　　林彪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一个是文化革命应该如何搞法，也就是要不要搞文化革命以及如何搞文化革命的问题，重点讲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在谈到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时，林彪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中间有一点劲头不足，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因而毛主席才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的。谈到劲头不足时，他说道：“这就是‘五一六通知’上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他在讲话中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分析后说，各地的程度有所差别，有一些是主观上的抵抗性，但是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不够理解的问题。这一是由于本地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央的刘邓路线造成的。

　　林彪在讲话中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出发，阐述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他说，我们要搞文化革命，决定的因素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思想是从物质来的。社会意识是从社会的存在来的，从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占有制度来的。全国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社会的占有制根本变化了。原来是地主的田地，我们没收到农民手上，以后又转到集体化。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经过种种的过渡手段，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既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化，一定要赶上去。如果我们不赶上去的话，就妨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就会使我们进步缓慢，就会使新的社会生产力不能得到发展，就会使革命既得的成果不能巩固，就会走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使保护社会公有制的人民民主政权遭到颠覆，就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被推翻，就会走到修正主义统治中国，使中国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

　　从社会基本矛盾上对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作出概括性的分析以后，林彪在讲话中又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他说，虽然我们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进行了所有制的革命，但是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比起取得政权和所有制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更长。他结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从实践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说明。

　　在谈到为什么要进行思想建设时，林彪说，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固然要搞经济建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搞思想建设。思想，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加速的作用。先进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代表新思想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足以对抗旧思想的，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应该大立这一思想。这一点也是很多同志没有抓紧的。林彪在讲话中批评了刘、邓和陆定一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消极乃至抵制的态度。

　　为了说明进行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林彪又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说，不单我们如此，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这么干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它是不许可同它相反的阶级立场的思想传播的，它一定要坚持它的思想，以便巩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每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我们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要同旧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我们有权力、有必要来建立我们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

　　林彪在讲话中结合思想领域面临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论述了进行思想建设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但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取得统治地位。我们在经济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在政治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可是在思想的领域，旧阶级的东西还是很占势力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条战线上来开展这个斗争。这是长期的斗争，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的事情。

　　他在讲话中接着列举了五十年代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和胡风文艺思想以及文革前夕在报刊杂志上进行的批判，说这些批判虽然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有很深刻的意义，但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林彪接着在讲话中从新旧思想、文化的本质区别及其对两种经济制度的不同作用上进一步论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他说，旧思想、文化，最本质的旧，就是旧在一点上，旧在一个私有制上。概括来说，旧在一个字上，旧在“私”字上，新思想、文化，概括来说，新在一个“公”字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点，都是私有制。剥削阶级的思想尽管各式各样，但统统都是为私有制来辩护的。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生产资料统统归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制度，那就必须要铲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文化，破除用各种各样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维护私有制、恢复私有制的旧社会意识形态。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影响，最后势必要恢复维护私有制的旧政权。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须提倡为公的观念，就是要塑造新的人来建设新的社会，塑造共产主义精神的人。

　　讲话接着列举了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人以及社会上围绕公、私进行的斗争。

　　林彪在讲话中还结合实际情况谈到了中苏两党在建设国家上的两条战线和中共内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谈到建设国家上的两条战线时，林彪说，一条是象苏联那样片面只注意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搞物质刺激，一条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线。人是最伟大的生产力，人驾御机器，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有三大任务，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我们过去着重进行前两大建设，还有一大建设，即思想建设，即文化革命，没有全面展开。要知道，如果文化革命，思想建设，没有好好展开，那两大建设取得的成果也会被推翻。所以，我们一定要象毛主席那样大力地搞文化革命。作为国家大事，作为政治问题，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重要战线。

　　在谈到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时，林彪说，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必然产生。一条是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群众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在谈到如何认识革命的群众运动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林彪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这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规定多少章程。毛主席一再说的红卫兵，不是我们规定的，是群众创造的，随后就变成全国性的了。很多东西都是群众搞起来的。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向他们学习，集中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来推广，再当先生。先从群众中来，再贯彻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贯的作法。

　　林彪在讲话中结合文革进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批评不少同志怕学生，怕群众，怕出乱子，怕影响生产，联系事实说明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他要求大家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众，要正确地对待自己，象毛主席说的那样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这是与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相一致的。

　　林彪最后在讲话中又一次提出了错误路线的责任问题，提出者和执行者是不同的，大多数人属于认识问题。这是为了消除他们的思想负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他说，这一次文化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同志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应该区别对待。发起的和执行的，这是不同的。这就有轻也有重。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的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你们当然也有你们的责任。各个地区执行错误路线的程度不同，也有你们的不同责任。但是，各人的问题，我们要恰入其分地来看待，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我们对于各级干部要分别对待，不要笼统地对待。情节有轻有重，但是总的方面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150]

　　我们看到，林彪在讲话中谈了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因，主要从为什么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不仅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对为什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概括性分析，还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又进一步作出了详细说明，指出了新旧两种文化的区别及其不同作用，还结合实际情况以及中苏两党的分歧来论述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做好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阐释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③ 对林彪讲话的评析。

　　林彪在讲话中着重从理论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产生的实际情况，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进行了深入分析，阐述了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使人们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巩固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但是还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只有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才能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于东流。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表现。

　　我们知道，政治和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则属于生产力范畴。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集中反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经济决定政治和文化，政治也决定文化，文化则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在一定条件下，文化又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还要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林彪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概括性介绍的同时，又进一步对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理论和实践的能动关系中揭示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使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有了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林彪是在文革发展的背景下讲这番话的。从中可以看到，虽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利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意义，因而就出现了“顶牛”现象，难以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这样，林彪才在讲话中重点从理论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这对于廓清人们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糊涂认识，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促使人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在工作组时期，许多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强制手段，压制群众造反，因而在思想上背了包袱，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患得患失，犹疑不定。鉴于这种情况，为了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激发他们的文革情绪，林彪在讲话中才和陈伯达一样不仅把错误路线的提出者和执行者区分开来，还进一步说他们不是有意对抗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大多数人不过是一个认识问题。这是继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这些领导干部能够极早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摆脱消极、被动、抵制文革的状态，能够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从林彪的讲话中不难看出，他不仅积极、主动地支持并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还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能够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深入浅出地将文革思想阐述出来，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当时不论是在文革的态度还是对于文革思想的理解和认识上，林彪在中央高层领导人中都是深刻体悟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瞩意林彪并将他列为接班人的候选对象了。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阐释，为的是让与会高级领导干部能够从思想上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通过思想上的疏导，解除他们的困惑，转变他们的认识，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以便在打通思想更新观念以后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至于能否达到这个目的，还有待于以后实践的验证。

　　（7）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在毛泽东提议下召开的。会议期间，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会议的进展，阅读会议简报，听取会议汇报，指导着会议的进程。十月十四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负责人和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组长开会，听取汇报和研究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情况。[151]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过一次讲话。在这次讲话前，他曾经在小范围内召开过一次会议，就会议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我们先看毛泽东在这次小范围会议上的讲话。

　　① 毛泽东十月二十四日召开打招呼会。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即将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召集参加会议的负责同志开了一个生活会。这次会其实也是一次打招呼会，将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预先向他们吹吹风，让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进一步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十月二十四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

　　毛泽东说：会开得差不多了，明天上午再开半天。这次会议是我提议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一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学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犯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你们回去碰到具体问题，按照大原则解决。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又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十七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至少五年才能取得经验。[152]

　　毛泽东告诉大家，这次会议是他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又做了思想工作，人们的认识提高了，比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要好些。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中前进的，出现曲折、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历史就是证明。毛泽东坦言他也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红卫兵、大串连，搞成了这么大的事。他希望大家能够正确对待学生的错误，学生在运动中犯了一些错误，主要还是我们这些老爷犯错误造成的。这样来认识问题就比较容易接受红卫兵运动了。他还向大家交了底，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学生来接班是不行的。实际上就是说，你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次运动不是要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的。这是向他们交了底，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旨在希望他们要振作精神，不要患得患失，能够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这是毛泽东当时态度的真实流露。

　　谈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其中“不准革命”一章。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问题不同我商量。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你们有错误要改，改了就行，回去放手工作。（康生：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153]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当时他认为刘少奇、邓小平虽然犯了路线错误，但是他们是公开表明自己态度的，没有搞阴谋活动，因而是把他们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的。这就要向学生做说服工作，要准许刘、邓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这里的“乱子”是指犯路线错误，出现路线错误的责任在中央，刘、邓没有经过毛泽东同意就以中央名义提出了错误路线，中央有责任，地方上执行了错误路线，也有责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从组织程序上来讲是由于毛泽东提议中央分一线、二线造成的，因而毛泽东在说明了当时他这样做的原因后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说的“说我和稀泥”，显然是针对党内对刘、邓持激进态度的人和学生来说的，“我就是和稀泥”则表明了毛泽东寄望于刘、邓能够改正错误，准许他们继续革命的坚定态度。犯了错误不要紧，关键是要及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他寄望于这些领导干部在纠正错误以后，团结起来，能够放手工作。

　　从毛泽东没有接受康生说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来看，他对刘、邓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恰如其分的。

　　谈到与右派朋友时，毛泽东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一个人不接近一些右派，那怎么行？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做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154]

　　当时右派是被作为敌我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一说右派，就不得了，接近右派就说明立场上有问题。毛泽东的话显然是针对这样一种认识来讲的。只要立场坚定，接近右派并不可怕，接近他们是为了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动态，以便制定适宜的政策，最终使他们转变过来。因而对接近右派的人要进行分析，不能简单地讲接近右派就是立场上出了问题。

　　谈到民主党派问题时说：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民主党派还是要，政协还是要，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反康、梁，反帝制的。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15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式的政党制度，是革命斗争的结果，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创造，政协则是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因而政协还是要的。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资产阶级革命家，在他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要纪念他。为了开好这次纪念会，还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做好他们的工作。这表明毛泽东在政协制度和孙中山的问题上是从历史和现实斗争出发来审慎处理的，对于激进造反的红卫兵是采取说服、教育态度的。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你们回去开会，把省、市、地委的思想搞通，时间不能太短。过去许多市没来人，这次都来了不少。像林彪同志讲的，向他们做政治工作，打通思想。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呀！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我不就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块工作吗？有些人将来还有甄别、平反，有些打错了的，可以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嘛！[15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要求这些中央局的高级领导干部回去以后要开好干部会，把省、市、地委领导干部的思想打通，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他再一次向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交底说，搞文化大革命不是要打倒他们的，提醒他们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他甚至还说了“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的话，足见毛泽东对他们赤心相待的磊落情怀，也反映出毛泽东为了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文革、参加文革的迫切心情。

　　这次会议是毛泽东为第二天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小范围内举行的预备会议，也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正式讲话前举行的一次打招呼会，又是一次高层民主生活会，将他第二天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先讲了出来，让这些高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谈了文革问题，刘、邓问题，与右派朋友的问题，民主党派问题，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向他们交了底，希望他们回去后开好会，打通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② 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一线、二线问题，一个是文化大革命问题。

　　毛泽东讲的第一件事是一线、二线问题。

　　毛泽东谈到为什么要设立一线、二线问题时，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157]这是告诉大家当时是处于借鉴苏联的教训，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树立一线中央领导人的威信，实行权力的平稳过渡，才设立一线、二线的。这个意见也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谈到为什么要改变一线、二线时，毛泽东说：“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158]毛泽东向大家坦然说出了改变一线、二线的原因，是由于结果很分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以后才决定改变一线、二线的。

　　在谈到设立一线、二线的责任时，毛泽东说：“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159]谈到设立一线、二线的责任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提议搞书记处，设立一线、二线，放手让他们来进行工作，是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考虑的，另外也是过去信任他们。

　　然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讲了这个问题。他说：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160]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他和第一线的分歧和矛盾问题。第一线的问题引起毛泽东警觉，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这是因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的认识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他不适宜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向全党提出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接着，毛泽东提出他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还举了在北京批判吴晗没有人来干这件事的例子来予以说明。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意见不能实行，不仅是从组织上，也是从思想上来说的。他的思想、路线的执行遇到了很大困难，为此才不得不从组织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使思想、路线能够得以执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从毛泽东关于一线、二线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向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坦言了从设立到取消一线、二线的原因，以及他在设立一线、二线上的责任问题，还在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向大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的襟怀是坦白的，考虑是长远的。他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得以贯彻执行，乃至于中央领导层权力的平稳交接才提出设立一线、二线的，后来一线、二线也是由于违背了这个初衷才不得不取消的。从这里可以看到，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才发生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也是荒谬的。

　　毛泽东讲的第二件事，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是他发动起来时，毛泽东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161]

　　毛泽东在讲话中直言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还诙谐地说他“闯了一个祸”，批发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全国轰动了，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写了一张大字报，从组织程序上在中央解决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阻碍问题。这三件事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谈到大字报、红卫兵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作用时，毛泽东说：“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162]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京剧改革还是五十年代的几次思想批判运动，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对此是无动于衷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后，还是有许多领导同志既没有看文章，也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这个时候发表了许多文章，又下发了“五一六通知”，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因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反映出党内许多领导干部没有认识到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是默然置之的，同时也反映出大字报、红卫兵对改变许多领导干部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威力，以及毛泽东对大字报、红卫兵的赞赏态度。

　　在谈到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说：“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163]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做好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还要求他们回去后用十几天的时间至少要开四级干部的会议，让绝大部分人能够真正把问题弄清楚。他引用几个同志“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的话来说明这是由于当时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还批评了上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开会或者没有开好会以致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被动局面和消极应付的态度，最后满怀深情地希望他们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变被动为主动。

　　在谈到许多领导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时，毛泽东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我们的资产阶级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在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164]

　　毛泽东在讲话中从认识论的角度对于许多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以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历程来说明他们在文化革命的认识上也要经过一个过程，还多次对此表示了理解的态度。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这样做是以史为鉴在做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态度和蔼，亲切感人，寓理于情，情真意切，希望他们能够及早转变过来。他现身说法，不仅谈到了自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问题，还谈到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责任问题，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165]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向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在这次运动中犯了错误的同志交了底，希望他们改正错误，正确对待红卫兵运动。他说：“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16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看了会议的几乎全部简报，对与会高级干部的思想状况很着急，希望他们能够过关，也就是思想上转变过来。害怕红卫兵不过是他们思想上没有过关的一种表现。他在讲话中对犯路线错误的同志提出了殷切希望，犯错误不可怕，关键是能够极早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即使犯了路线错误，也是属于党内矛盾的性质，没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就行了，是不会被打倒的。这样就给犯错误的同志吃了一个“定心丸”。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即使是对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位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也说他们犯错误事出有因。既然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位错误路线的提出者都表示了谅解的态度，那么对于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这些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就更不在话下了。毛泽东这样做，也是为了促使这些高级领导干部放下包袱，尽弃前嫌，转到正确路线一边，支持文化大革命。

　　在谈到这次会议的成就及对未来的展望时，毛泽东说：“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子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情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167]

　　从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上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好多同志还不理解”来看，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存在抵触情绪的。这种抵触情绪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上反映出来。经过召开会议，做政治思想工作，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因而毛泽东说他的信心增加了，以后会好些。但是，他对此并不完全放心，仍然在讲话中警醒大家不要象上次会议后那样，动员保守派红卫兵来保护自己，反对造反派红卫兵。同时，还提醒大家注意仍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还是有人会对立的。至于文化大革命需要的时间，毛泽东说可能需要两个五个月或还要多的时间，也就是至少一年的时间。这比以前说的搞到春节再说，显然进行文革的时间又进一步延长了。

　　从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来看，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批发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毛泽东写的大字报，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这些事件有时连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威力。毛泽东对以前没有抓好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他还清楚地认识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存在抵制态度的。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提议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打通人们的思想。他在讲话中不论是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历史还是刘少奇、邓小平路线错误的性质，都是在对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做政治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幡然悔悟，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为了解除这些领导干部的顾虑，毛泽东还向他们交了底，即使犯了路线错误，改过来就是了，不是要打倒他们。他认为虽然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可能还会转不过弯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思想还是发生了变化，会议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究竟如何呢？还是要看这些领导干部下一步在文革中的表现才能最终做出判定。

　　③ 对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评析。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会议动态，阅读了几乎全部的会议简报，了解与会领导干部的发言，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待文革的态度与以前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对文革的认识提高了。在会议结束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这次重要讲话。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共发表过两次讲话。一次是十月二十四日晚在住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和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另一次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前一次讲话是在小范围会议上的“吹风”，既是漫谈式的，又直率地表达了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后一次讲话是对全体与会人员讲的，将前一次小范围内的讲话提纲挈领地说了出来。毛泽东小范围内的讲话，是在为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做准备。通过和这些与会领导同志推心置腹的交心，对他们做了思想工作以后，再在全体会议上进一步做其他与会领导同志的思想工作。因而毛泽东这两次会议上的讲话内容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其主旨是一致的。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会议上坦率地说明了中央一线、二线的形成及其取消的原因。当时毛泽东提议中央设立一线、二线，将刘少奇、邓小平推向一线，自己主动退居二线，是从国家安全和大局出发，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让他们树立威信，以便将来能够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而不致于发生动荡和意外。这是鉴于苏联教训，也是为了维护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利益，培养党的高层接班人的战略举措。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设立一线、二线以后，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执行的方针政策出现了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严重隐患。在对他们反复打了招呼而仍然没有成效的情况下，[168]为了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从党和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最后毛泽东才不得不改组了中央常委，变动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从二线重返一线的。

　　本来，这个问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得到解决，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退居次要地位。虽然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的指导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许多领导干部中的影响仍然存在。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许多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中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通领导干部的思想，使他们摆脱刘、邓路线的束缚，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毛泽东才提议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还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抱着消极、抵制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不那么理解”。这严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要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在讲话中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他发动起来的，当时他也没有想到批发了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红卫兵，大串连，能够搞成那么大的声势。过去虽然搞了多少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但是都没有象大字报、红卫兵、大串连那样造成这样大的声势。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文革中出现的这些新生事物是高度肯定的，因为它们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发展。这些领导干部却不这样认为，而是仍然对文革表现出抵制、消极的态度。

　　毛泽东为了让这些领导干部能够从思想上转变过来，回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说明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要经过复杂的过程，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这样毛泽东就从历史发展和认识论的角度对于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还说出了“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的宽慰话。这显然是以一种和缓的态度，入情入理的叙说，做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文革观点，真正从思想和实际行动上转变过来。

　　为了进一步消除他们的顾虑，毛泽东还向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交了底，告诉他们不要有什么顾虑，还一再提醒他们不要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就是说这些领导干部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要真正践行文革路线是不会被打倒的。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让这些领导干部放下包袱，毛泽东还在讲话中对刘、邓问题的性质作出了进一步说明，他们问题的性质是党内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既然错误路线的提出者刘少奇、邓小平属于党内矛盾，那么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这些高级领导干部所犯的错误也不会超出党内矛盾的范畴了。他还对这些与会领导干部明确讲，犯了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讲话中苦口婆心地对这些领导干部做着劝说、开导工作，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能够按照毛泽东要求的那样去做吗？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还可以看到，他对于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成果是有信心的。这是因为虽然前段会议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但是经过会议讨论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以后，毛泽东不论是听取汇报还是从会议简报和人们的发言中了解到，多数人的思想转变过来了。因而他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比同年八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有成就的。上一次会议是灌而不进，有好多同志没有转变过来，这次会议就好一些了。虽然还会有一些人执迷不悟转变不过来，但是他相信大多数人不是这样的。这从会议简报和人们的发言中可以反映出来。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对这些领导干部寄以殷切的希望，要求他们回去以后，至少要开四级干部会，做好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及早转变过来，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从文革初期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中央一线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派出了工作组，在五十多天的时间内，各地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文革路线，在师生中间抓右派，扭转了文革的方向。毛泽东回京后，主持了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一线、二线，通过了“十六条”，随后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代表的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的指导地位发生了互换。即便如此，在此后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仍然存在于许多领导干部的言行中，突出表现在他们抵制文革的态度上。比如对红卫兵及其大串连的打压就是其重要表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果断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转变态度，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为了促使他们态度的转变，打消他们的疑虑，还向他们交了底。这些领导干部虽然在发言中纷纷表示他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毛泽东对此也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是他们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还有待于将来实践的检验。当然，这取决于他们下一步在文革中的实际行动。

　　（8）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对中央一线、二线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问题所作的画龙点睛式的说明。当时会议已经进行了半个多月，陈伯达代表中央作了主题报告，刘少奇、邓小平也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从与会人员的讨论和发言看，他们与会议前一阶段有了明显的不同，思想上逐渐转变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将会议的结束提到了议程上。

　　为了传达好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制定会后相关的政策和措施问题，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先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约陶铸、李富春、叶剑英等谈话后，同各大区、省、市主要负责人及国务院各口、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开会，商讨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及运动中有关政策和措施。[169]

　　在小范围征求意见以后，周恩来还要将这些意见向毛泽东汇报，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以便对这些问题作出部署和安排。十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和有关具体政策措施等问题。[170]

　　十月二十八日晚开全体会。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做总结性讲话。部分内容大意是：今天向主席、林总都报告请示了。这次会议，主席说不那么统一，有抵制。后一段已经趋向一致。目前的形势还是在运动的初期阶段。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运动可能持续五年，意思就是到1970年。主席提议各省市同志回去要开三级干部会议，大区就不必开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检讨发到县、团级。做梦也没有梦到这样一个大局面，……总是难以设想下这样大的决心。（林彪插话：“不敢想。”）感到我们跟主席总是跟不上。

　　周恩来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是设想一个时间表。这是陶铸同志提议的。可以作一个设想，今天在主席那里谈了，原来常委也谈过，跟中央文革小组也说了。省、市、自治区一级能不能在春节前使机关的运动告一段落。设想中央各部（包括各口子）主要的也是春节以前告一段落。当然这是主观愿望。富春设想部一级还有司局长一级争取一月半结束。

　　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运动中若干具体问题作了原则性答复。[171]这些答复包括：（一）北京师生近期不能外出串连，以腾出运输力量让在北京的外地学生回去。（二）红卫兵一般限制在学校中三十岁以下的革命青少年，农村、城市、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不发展，不组织，不对外串连。这些地方与学校不同，不能停止生产、业务来闹革命。军队、公安、法院、监狱、新华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必须高度集中，要控制在党的手上，不能让红卫兵去占领。对党政各级领导，红卫兵有权要他们到现场解释问题，检讨承认错误，但无权决定停职反省或罢官，也不应该扣人、抄家，也不要打人、体罚。要向红卫兵讲清楚这些政策。对红卫兵做工作，我个人的经验，有四条：一是敢于挺身而出，跟他们接触；二是热情支持他们；三是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灌输式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四是站稳立场，解释政策，不能什么都让。（三）不能把“四清”工作队和现在派的工作组统一看待。（四）档案问题，要赶快从工作组的档案问题中解脱出来。这一关解决了，才可以自己搞工作，否则，困在里头。[172]

　　周恩来说：“主席提倡各省回去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赞成公开开会，不开秘密会。你们下车以后，可能被捉去，所以要发一个通知，对红卫兵讲清楚，让你们好好传达，集中力量开好会。”[173]

　　周恩来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基本情况，就如何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以及相关政策、措施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谈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要求大家要正确对待运动，认真领会文革的思想，紧跟文革的步伐，会后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搞好本地的文革工作。周恩来讲话后，中央工作会议于十月二十八日闭幕。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十一月一日出版的一九六六年第十四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社论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分析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将陈伯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中的主要观点公布于众，进一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同时，社论还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对仍然执迷不悟，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提出了严厉警告：“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174]

　　（9）中央工作会议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中央工作会议是在毛泽东提议下召开的。会议期间，陈伯达代表中央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主题报告，周恩来作了重要发言，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讨，林彪和毛泽东也先后发表重要讲话。会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指出刘、邓犯的是党内路线错误，性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政治生活会。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是由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中央支持下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基层群众起来造反的时候，许多领导干部却对此很不理解，很不得利，表现出消极、抵制的态度。因而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的态度转变过来，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

　　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之所以对文革表现出消极、抵制的情绪，是因为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没有接受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而是受到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的严重影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已经不在中央占居主导地位，但是却仍然存在于这些领导干部的头脑中。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通过生活会的方式，向这些领导干部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转变过来，以实际行动支持文化大革命。

　　为了消除与会领导干部的顾虑，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相关问题，毛泽东还向他们交了底，说不是要在文革中打倒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放下包袱，丢掉架子，依靠群众，振作精神，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从与会人员的讨论和发言中可以看到，会议在后一阶段比较顺了，人们的认识比前一阶段有了比较大的进步，思想上逐渐转变过来了。这次会议比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召开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在成效上似乎要好得多。

　　从中央工作会议与文革的关系来看，这次会议是由于领导干部在文革中存在消极、抵制的行为而召开的。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转变立场，执行文革的正确路线，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而不是要打倒他们。从许多领导干部在会议后期的表现来看，他们在讨论和发言中对文革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到底是他们真实思想的显示，还是信口许下的诺言，或者一时的应变策略，当时还真是难以作出确定的判断。这只能有待于他们以后的行动对此加以验证。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如果这些领导干部真象他们在会议上说的那样，思想转变过来了，能够投入到文革的洪流，支持群众的造反行动，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无疑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不仅显示出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大威力，也反映出这些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还表明中央工作会议确实取得了成效，达到了召开会议的目的。要是这样的话，文革就会沿着原先设想的方式继续向前发展。如果他们在会议上采取叶公好龙式的表态，明哲保身，口是心非，会后仍然象以前那样对文革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阳奉阴违，言行不一，组织保守派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不仅会阻碍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还会给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破坏作用。这样在向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仍然无效的情况下，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对待他们的斗争策略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文革发展的方式也要重新谋划了。

　　文化大革命是在冲破重重阻挠后不断被推向前进的。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历程来看，围绕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斗争，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处理了彭真、陆定一的问题后被推向前进的；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是七月下旬决定撤消工作组和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常委、变动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后被推向前进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党内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仍然表现出消极、抵制的态度，十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支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在会议期间的讨论和发言也反映出他们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究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表白，还是逢场作戏式的表态，就要看他们下一步在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实际表现。

　　前两次的人事变动昭示我们，如果这些领导干部不能象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态的那样进行文化大革命，那么中央对他们采取的政策和斗争策略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这里可以看到，后来发生的全面夺权并非原先预定要采取的行动，而是这些领导干部对文革采取拒绝态度后，为了将文革进行下去的不得已选择。

　　4、中央工作会议后的文革发展状况。

　　我们知道，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不论是毛泽东、林彪、陈伯达的讲话，还是与会人员的发言和讨论，以及印发会议的文件和材料，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和做与会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来进行的。既然如此，那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各地领导干部在文革立场上的态度又如何呢？

　　（1）何去何从？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领导干部仍然对于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工作很不得力的情况下才召开的，目的就是通过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式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转变态度。从他们在会议第二阶段的发言和讨论来看，他们对待文革的态度与以前相比似乎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中也反映出来了。[175]

　　看一个人的态度，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实际行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这些与会领导干部果真象他们在会议发言中说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吗？这不仅是要看他们在会议上怎么说的，关键还是要看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怎么做的。这是判断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态度的根本标准，也是对他们文革立场进行检验的试金石。如果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说一些慷慨激昂的话，实际上却是对抗文革，这又怎么能让人相信他们是在支持文革呢？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这些领导干部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还象以前那样继续对文革表现出消极、对抗和反对的态度，一是支持造反派的行动，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他们纠正以前的错误，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这无疑会极大地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反过来，如果他们还是老调重弹，不思悔改，抵制文革，那么在做思想工作仍然无效的情况下，文革的方式及其对他们的政策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何去何从，这取决于他们的实际行动。

　　（2）从对军队院校下发的“紧急指示”到四位元帅在军校师生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军队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为了实现军队的纯洁性，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使军队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柱石，因而也要在军队中开展文化大革命。那么，军队中的文化大革命是如何进行的呢？

　　① 军队中的文化革命。

　　军队中的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军队中的文化革命搞得如何，关系到军队是不是置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关系到军队的领导权是不是掌握在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就指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他说：“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这个期间他还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176]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党和军队里面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危害性。

　　为了防止并清除军内出现修正主义，毛泽东在审阅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时，就亲笔加写了一段文字，提出要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他写道：

　　“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177]

　　从毛泽东加写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军队同党政和文化教育界一样，也是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要清除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要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由于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自身具有的特殊性，因而在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就与地方上存在着重大不同，应该格外慎重。这就要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军队实际情况做出具体规定。“十六条”曾经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178]

　　“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为军队的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并作出了相应的规定，那么，总政治部对军队的文化革命又是作出了什么样的部署呢？

　　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通知》规定：运动要在全军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点名批判都要经过党委批准。[179]

　　从中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不久，总政治部就向全军下发了这个通知。通知要求军队的文化革命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点名批判要经过党委批准，只在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进行文化革命，在连队和机关干部中进行正面教育。这个通知划出了军队文化革命的范围，对军队进行的文化革命作出了严格限制。

　　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10条措施，主要是：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凡是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的个别单位，经上级党委批准。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中共中央在批语中说：“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集中统一。”刘志坚（总政治部副主任）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80]

　　在这个请示报告中，军队设立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作为军队文化革命的负责机构。报告仍然要求各大单位重点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这与五月二十五日通知要求进行文化革命的范围是一致的。在这个请示报告中，要求军以上单位的夺权要经过上级党委批准。这说明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已经涉及到军以上个别单位，不过是夺权要经过上级党委批准而已。请示报告对军队参加地方文革仍然作出了严格限制。中央在批语中要求部队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集中统一，因而为了保持部队的总体稳定和战斗力，对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这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同样也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必然要求。

　　通知和请示报告相同的地方，是对军队文革都作出了比较严格的限制。相同的地方表现在：文革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文革进行的若干部门也一样，都是在连队进行正面教育。不同的地方表现在：进行正面教育的范围不同。通知是对机关干部和连队进行正面教育，请示报告则是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进行正面教育；夺权的范围不同，请示报告同意在军以上个别机关可以夺权，但是要报上级党委批准。通知则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表明请示报告比通知在军队文革的问题上放开了一些，但鉴于军队的特殊性，仍然对军队文革作出了严格的限制。

　　由于这个时候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派出了工作组，在这个背景下，军队也效仿地方向进行文化革命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后，总政治部也按照中央的要求撤销派往各单位的工作组。为此，总政治部起草了撤销军事院校工作级的电报，上报毛泽东批准。

　　八月七日，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准备下发的一份电报。电报规定：派往军事院校的工作组也要撤销；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必要时上级可以派人到军事院校去。[181]

　　我们看到，军事院校撤销工作组以后，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由院校党委来领导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这表明院校文化革命要置于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之下。当时，总政治部决定要在军以上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由于地方红卫兵进行大串连，不少地方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有的省市领导干部还向部队告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处理好地方文革和军队文革的关系，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总政治部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交了请示报告。

　　九月一日下午，毛泽东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八月三十一日晚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全军军以上机关原拟从九月份起，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开展文化大革命。鉴于不少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有些省市领导干部向部队告急，要求军区派人帮助，这时如部队各级同时进行大烧大整领导机关，一旦地方有事，则部队无人控制。为了使军队能够担负起保卫国防和保卫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决定各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等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暂缓进行，待地方文化大革命稍稳定以后，再继续进行。毛泽东批示：“照办。”[182]

　　这样我们看到，军队里的文化革命在工作组撤走后，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除了在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以外，还在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军队是进行文革的坚强后盾。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性，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师以下战斗部队进行正面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要妥善处理好军队文革和地方文革的关系，军队文革要服从并服务于地方文革，为地方文革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②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向军内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同时中共中央也将这个文件转发全党。这个文件不仅在军队文化革命过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全国的文化革命也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这个“紧急指示”是如何形成的呢？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紧急指示”下发的背景。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撤销工作组以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处于军队稳定的考虑及其他原因，对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仍然作出了严格限制。这引起了院校学生的不满。鉴于前一阶段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存在于地方上，而且也存在于军内，具体表现在对造反派群众的态度和处理上。由于在工作组时期，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将造反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整了他们的黑材料，因而在撤销工作组以后，这些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学生要求平反，销毁档案中的黑材料，但是却遭到了院校党委的拒绝与反对。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向党委瘫痪的军队院校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执行上级党委关于院校文革的决定。不论是派出的工作组还是当时能够进行工作的院校党委，对待文革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就与造反的学生处于对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工作组撤走了，在院校党委仍然领导运动的背景下，对待造反学生的平反以及销毁他们档案中的黑材料，就表现出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这自然会引起造反派学生的不满，使业已存在的矛盾走向激化。这样以第二军医大学学生反映军队院校仍然存在镇压学生的现象为导火线，最终引发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出台。

　　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负责人、陶铸之女陶斯亮等人向毛泽东和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第二天，林彪即把军委几位副主席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找来，提出：要对军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连。

　　林彪指令全军文革小组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全军文革小组根据林彪指示，草拟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但在具体做法上尽可能作了一些保留，还是要坚持党委领导。林彪看后不满意，将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文件草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特别是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这个文件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事先向叶剑英作了汇报，他在会上说：“文件中首次取消党委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反驳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刘志坚接着说：“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不错的，毛主席的领导也是不错的，但是下面还是要有具体人去执行的啊！”陈伯达、江青等人最后否决了刘志坚的意见。

　　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虽然讨论通过了“紧急指示”文稿，但仍作了几点补充限制规定：除有组织地到地方上参观、学习和看大字报以外，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有一些学校，如护士学校等，主要进行正面教育；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时间，大体上可搞到明年一月份；军级和省军区机关的运动，暂不进行，等等。[183]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后来谈到这件事时回忆道：“此时，又有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着‘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持。

　　1966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林彪秘书——引者注），立即把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的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反，就要犯大错误。’”

　　“全军文革根据林彪的授意，很快完成了军委命令的起草工作。林彪的劲头十足，他去当面请示主席，取得了主席的同意。之后，他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召开了一次有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宣布了他授意起草、经主席批准的这份军委命令，并决定以中央名义将这份命令转发全国，一律照此贯彻执行。”[184]

　　由此我们看到，撤销工作组以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院校党委领导下进行，对军队院校学生进行文化大革命仍然作出了严格限制。同时，工作组时期不论是院校党委还是工作组将造反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又得不到及时平反，也没有将他们档案中的黑材料抽出并予以销毁。这样就进一步激发了双方之间的矛盾。这些造反派学生不仅向毛泽东、林彪反映遭到压制的情况，还拿着血衣向林彪进行控诉。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召集中央军委领导和全军文革小组负责人开会，口述要点后，指令全军文革小组据此草拟了一份文件。为慎重计，林彪还将文件送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在要不要取消党对运动领导的问题上，刘志坚和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虽然刘志坚的意见最终被否定，但是在中央军委讨论时，还是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从中不难看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是林彪报经毛泽东批准，经过讨论获得通过以后才下发的。

　　2）“紧急指示”的主要内容。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名义在军内下发的同时，中共中央又将这个文件加了批语后转发全党。批语指出：“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185]

　　我们看到，在中央转发的批语中不仅完全同意这个文件，还指出这个文件适用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要求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这说明这个文件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还适用于县以上大中学校。这样就进一步扩大了这个文件的适用范围。

　　这个文件的内容如下：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作为重点之一，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连，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好的，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听党的话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工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确实掌握林副主席对领导干部所提出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拥护不拥护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院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院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连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持贯彻执行。[186]

　　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下发的同时，为了进一步将这个文件迅速传达了军队院校和全国革命师生中间，十月五日，中央军委奉林彪之命，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十万人大会，叶剑英在会上原原本本地宣读了“紧急指示”。[187]十月六日，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三司发起召开了十万全国各地师生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了大会，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紧急指示”。会上，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带领十万与会者宣誓：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倒誓不罢休。[188]江青讲话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大会通过了“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189]

　　这样随着《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向全党全军的下发，以及北京召开的军队院校和各地师生两个十万人大会，迅速将“紧急指示”的精神传达到全国各地，对军队和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关于“紧急指示”若干问题的分析。

　　从《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可以看到，文件首先对军队院校的文革形势予以了总体肯定，随后指出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正是因为这样，林彪才建议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样，按照“十六条”的精神，搞好“四大”，进行大串连，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旧框框统统取消，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学生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将检讨材料交还本人或当众销毁。文件要求大家敢字当头，不要害怕群众，要相信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好的，将矛头对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为了使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进行，文件提出废除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要在指挥院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可以在军兵种院校、地方院校相互之间进行串连，还要组织本院校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但是不要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文件的突出特点是取消了过去束缚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旧框框，规定军队院校可以和地方院校一样，根据“十六条”的精神进行文化大革命。具体在废除撤出工作组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军校和地方院校之间可以互相串连，在指挥院校学员队进行文化革命上表现出来。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要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学生平反，恢复名誉，销毁整理的他们的黑材料。再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央在转发这个文件的时候，明确指出这个文件适用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这说明文件一旦实施，不论对军队院校还是地方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都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过去，由于军队院校的特殊性，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上不仅与地方院校有所不同，而且还做出了严格限制。十月五日“紧急指示”的下发，实际上取消了这种不同和限制，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样，都可以按照“十六条”的精神进行文革了。不论在军队文艺院校，还是各兵种院校和指挥院校之间都是这样。这样在取消了束缚军队院校学生的旧框框以后，军队院校学生也就如同地方院校学生率先成为文革的先锋一样，同样成为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先锋。

　　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销工作组后是在院校党委领导下进行的。从前文中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内部讨论取消这个规定的时候，围绕这个问题在刘志坚和张春桥两个副组长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刘志坚以这样做会取消党的领导、军史上史无前例为由予以反对，张春桥则认为这样做是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对此予以肯定。大家讨论后，否决了刘志坚的主张，赞成张春桥的观点，文件获得了一致通过。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废除撤销工作组后由军队院校党委领导文革的规定呢？

　　从中我们看到，撤销工作组以后，从军队院校的特殊性出发，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并没有让军队院校象地方院校那样开展运动，而是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在本单位党委领导下进行。但是，从撤销工作组到国庆节前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表明，在院校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被错划为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学生迟迟得不到平反，整理的他们的检讨和黑材料也没有退还给本人或者销毁，造反派学生仍然受压，院校党委领导本单位运动的弊端日益显现。领导本单位运动的院校党委是要对此负主要责任的。陶斯亮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林彪反映本校党委压制造反派群众，不过是一个具体表现而已。其实，这样的问题并非个别现象，当时在军队院校文革中是具有普遍性的。

　　由此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深思，如果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本单位党委领导下进行，那么到底能不能实现运动的目的呢？由于一小撮走资派就潜藏在院校党委内部，这个时候由院校党委来领导运动，又如何才能够把他们揪出来示众呢？在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情况下，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军队院校文革的裹足不前就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院校党委领导运动已经成为院校进行文革的障碍。要想使院校文革能够取得成效，就必须象地方院校那样打破这个障碍。因而废除撤销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本单位运动的决定，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试想，如果依靠正常组织程序能够达到目的的话，又何必发动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呢？

　　那么，刘志坚的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从形式上看，刘志坚的话并没有错，也是符合建军路线的。从三湾改编开始，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从建军到文革一直是这样。毫无疑问，这个原则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上，如果党及其领导下的院校党委变质了该怎么办呢？这不是坚持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而是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保证院校党委的性质不变的问题。刘志坚抛开时代的背景，机械地将废除院校党委领导本单位运动的规定，与取消党的领导等同起来，将这个决定说成取消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这样他就把废除军队院校党委领导本单位的运动与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混淆在了一起。这表明他既无视撤销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运动致使造反派仍然受压、文革裹足不前的事实，又没有看到依靠群众运动整好院校党委的现实必要性，更没有意识到废除院校党委对运动的领导与否定党的领导的本质性区别。刘志坚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不是他认识不清的话，就是在寻找理由抵制军队院校的文革了。

　　当然，话又说回来，废除军队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依靠院校群众进行文革，又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这也是没有疑义的。只要这种混乱没有影响到大局，就不是什么令人忧心的事。可以说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混乱，造成的损失，是为了达到文革目的所付出的代价，如同战场上为了取得胜利而作出的牺牲一样。尽管如此，我们也注意到，“紧急指示”即使决定废除由院校党委领导文革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措施，也只是把它限制在军队院校的范围内，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也只是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军以下战斗部队则是仍然进行正面教育。如果军以上机关的文革与地方上的文革都要进行的时候，又是以暂缓进行军以上机关的文革将两者及时错开。[190]这表明即使下发了这样的“紧急指示”，在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还是极为慎重的，仍然在运动的范围、时间等方面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和规定，以期保持军队的稳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废除院校党委领导文革的规定，与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有根本区别的。这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而是为了纯洁院校党委，保持其性质不变，以便能够更好地履行领导职能，担负起领导院校的工作任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不问具体情况如何，就将废除院校党委领导文革的规定说成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个“紧急指示”是在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下发的。从这个大背景出发，“紧急指示”的矛头必然会指向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存在于地方高中级干部中间，也在军队干部中间存在着，当然院校党委干部也不例外。因而“紧急指示”的下发，必然会推动军队院校乃至军以上机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行。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央在向全党转发“紧急指示”的时候，明确指出：这个文件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因而“紧急指示”的下发，不仅对于军队院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对于地方大中学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文件的下达必然会将军队和地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引向深入。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紧急指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背景下下发的。这是因为当时不论是军队院校还是地方院校都存在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已经被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这些院校文革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紧急指示”是在这些院校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出现障碍以后，为了支持造反派群众，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冲破这些院校对文革的阻碍才下发的。这样势必随着“紧急指示”的下发，进一步焕发出造反派群众的激情，扫除文革的障碍，废除那些束缚运动的旧框框，不仅将这些院校的文革推向前进，还给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③ 四位元帅在军校师生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军队文革是在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后，以军校学生为先锋，在院校和军以上机关范围内，不断被推向前进形成一个新局面的。在军队文革的洪流面前，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军校师生十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力图遏制这股迅猛的发展态势，将军队文革纳入他们意想的发展轨道。那么，当时他们发表讲话的内容以及面临的具体态势如何呢？

　　1）四位元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发表讲话的？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以后，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迅速行动起来，他们不仅在本单位而且还到其他军事院校、地方院校进行串连，又和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取得联系，互相支援，互相配合，还参与到军以上领导机关的文革中，成为军队文革的先锋力量。他们的造反、串连与冲击，在推动军队文革前进的同时，也给军队院校和军以上领导机关的文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这引起了许多单位和军委一些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

　　当时军队文革不仅是在院校之间、文化教育单位，而且还在军以上机关进行。这样以军队院校学生为先锋，其他单位的造反派随之行动，纷纷在本单位或者到其他单位、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一时严重影响了军队院校、机关的正常办公秩序。不少领导干部对此表现出不理解、反对乃至敌对的态度。于是在军队进行文革的问题上出现了激烈斗争，尤以发生在北京的斗争最为引人注目。当时北京的军事领导机关连续遭到冲击，军队院校的学生纷纷来京串连，多的时候将近20万人。[191]这个时候以在北京发生的冲击国防科委和国防部大楼的事件影响最大，引起了中央及中央军委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注意。

　　那么，这两个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第一个事件。国防科委副主任路阳担任过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组组长，十月下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些学生来揪国防科委副主任路阳。学生们冲进国防科委大楼，一直冲到大楼顶层。[192]

　　第二个事件。十一月八日，又发生了大规模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件。不久前，李天佑、王新亭两位副总参谋长到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去讲过一次话，对这个学院的党委讲了一些正面评价的话。反对这个讲话的学生跑到北京来，在国防部办公大楼前静坐，要求李、王接见，未达到目的。全军文革小组曾派谢镗忠（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李曼村（总政宣传部长）、辛国治（总政青年部长）等去劝说，无效。八日凌晨，六百多名军队院校学生向大楼发起冲击。警卫大楼的战士手挽手挡住学生，而学生打破玻璃，搭上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身上，踩着木板冲进了大楼。[193]

　　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个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工作组问题以及对造反派处理、态度不当造成的。第一个事件是由于工作组时期没有正确对待造反派，撤销工作组时又没有解决好遗留问题。第二个事件是如何在运动中正确对待和处理学校党委的问题。李天佑、王新亭的讲话显然是站在院校党委一边的，这就与造反派处于对立的位置上。其实，出现了矛盾和问题还不要紧，在造反派到国防部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及时出来接待造反派，通过与造反派的交流，一方面承认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再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化解业已存在的矛盾。可是，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却躲了起来，让别人出来接待。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导致学生采取过激行动，踩着木板冲进了国防部。如果当时他们果断支持造反派，或者及时处理好业已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那么，这两个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于不会闹出那么大的影响。可惜的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全军文革的负责人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这类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十一月间在北京发生过多起。由叶剑英在西山召开的全军各大单位领导人汇报会上，各军兵种、各总部领导人纷纷反映没法工作，没有时间看电报，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保证。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主持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全文如下：

　　我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担负着保卫祖国安全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的光荣任务。当前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正在加紧反革命的联合行动，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兵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他们如果离开指挥岗位，发生指挥中断，那是万分危险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院校的革命师生，向他们反映情况，要求他们解答问题，对他们提批评意见等，应该和接待机关商量，根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安排接待时间、地点，每次谈话或开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来访革命师生要热情接待，积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欢迎他们对领导提出批评，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正确地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如果自己有缺点错误，应该主动进行检讨。

　　这个通知，应立即向全体革命师生和机关有关人员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军委、总政

　　1966年11月6日

　　这个通知，林彪批给中央文革小组，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名义扣压下来，不准发出。为控制“紧急指示”下达后各地出现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曾组织全军文革小组前后起草过五份电报，都被陈伯达扣压了。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上，陈伯达还当面批评说：“你刘志坚思想不对头，发的这个电报，都是压制造反的。我都给扣留了。”[194]

　　由此看到，各军兵种、各总部领导向叶剑英诉苦说他们没法工作，从当时军队文革发展的态势看，倒也是实情。这里的问题是，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叶剑英采取了这样的处理方式。他以战备名义让刘志坚草拟了一个通知，阐述了保持战备状态的重要性，要求在这些单位、机关进行文革必须从战备需要出发，不能脱离战备要求去进行文革，实际上这是把文革纳入了战备发展的轨道。如果这个通知要是贯彻执行的话，必然会限制文革在这些机关和单位的开展。

　　通知将文革与战备对立起来，没有看到两者的统一，也是与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时说的文革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的话相矛盾的。[195]

　　文革确实对于战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有时还是较大影响。这固然是由于群众运动自身的逻辑以及造反派群众的激进行为所致，但是也与他们处置上的不当是密切相关的。就前面两个事件来说，如果他们主动应对，承认错误，肯定并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一般来说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他们却采取了回避、拒绝承认错误的态度。这样就使得业已存在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在不断走向激化。

　　试想，在军队文革刚刚进行的时候，固然存在一些激进行为，但是并没有对全局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又怎么会因为存在这些激进行为而停止文革的进行呢？通知虽然没有明确要求这样做，但是在字里行间却包涵着这样的意思。正是因为这样，当林彪把这个通知批给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的时候，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名义扣压了这个通知，随后还扣押了刘志坚根据叶剑英指示起草的五份电报，后来又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批评了刘志坚。这是陈伯达对于军委、总政某些领导人企图阻止文革表示不满的反映。

　　军队院校学生冲击国防部大楼的行动，不仅引起了叶剑英等军委、总政领导人的关注，也引起了林彪和周恩来的重视。但是，叶剑英和林彪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态度显然是不同的。九日上午，叶剑英、肖华、刘志坚等研究后拟出五条（进行严肃、果断的处理，命令所有还在国防部大院里胡闹的学生立即退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要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坏头头；冲进大院的学生要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重犯；……。[196]）后，向林彪请示。林彪说要对学生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抓人，[197]直接否定了他们的意见。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林彪与叶剑英、肖华、刘志坚在处理军校学生冲击国防部的问题上态度是不同的。林彪主张通过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叶剑英、肖华、刘志坚则主张采取强制措施。其实，他们这次出现的分歧并非偶然，在八月下旬处理军队文革的问题上就已经初见端倪。八月下旬，中央军委召开军委常委会议，讨论肖华在驻京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汇报会上关于军内文化大革命的讲话。这篇讲话对当前军队运动的形势和方法提出了意见，主张要加强领导，开展“四大”的单位，既要搞好运动，又不耽误工作，等等。贺龙、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刘志坚等出席会议的领导人同意将这个讲话下发部队，作为今后各军兵种开展文革的依据。会后向林彪请示时，林彪觉得这个讲话与中央关于军队文革的方针存在不合，而其他军委领导又已同意了这个讲话，这个时候他也不便于表示反对意见，于是将这个讲话呈送毛泽东批准。毛泽东阅后没有表态，于是林彪以毛泽东没有表态为由停发了这个讲话。[198]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他们在军队文革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由于林彪和叶剑英等军委、总政负责人在解决学生冲击国防部大楼上存在分歧。全军文革派出的领导干部又劝不走学生，于是全军文革小组只好向中央文革小组求助。军校学生冲击国防部又劝不走的事件同时惊动了周恩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于下午二时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叶剑英、肖华、刘志坚、穆欣等，继续讨论解决办法。他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一旦中央文革小组受阻，就只好亲自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派张春桥、谢镗忠、戚本禹三人，带着他写的一张字条去国防部。陈伯达的字条不长，全文如下：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者那样，一千条或一万条道理，但是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神圣的国防部来，你们的各种道理就都站不住脚了。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那样的小道理放在大道理之上，这怎么能够说是正确的了？

　　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情可以一个一个地谈清楚，有什么委屈可以一个一个地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也不好，请同学们好好想一想，不要在这个地方顶了。你们都很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

　　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之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来见你们，说这一番话，请你们考虑。”

　　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学生有很强的影响力，冲进国防部大楼的学生当即表示拥护陈伯达的意见，并很快退出了国防部大院。[199]

　　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谢镗忠、戚本禹拿着陈伯达写的条子到国防部，很快就劝走了学生。这不仅仅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是与他们采取说服教育做思想工作而不是强制的方法分不开的。大道理、小道理的说法，就是劝同学们不要意气行事，以大局为重。这种入情入理的劝说，善意的批评，最容易打动学生的心。这说明遇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摆事实，讲道理，用平等的态度去说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是处理、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径。中央文革小组将学生劝出国防部大院就是一个生动的范例。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军队文革的问题上，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在是否支持院校造反派学生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林彪、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院校造反派学生的，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及其他单位的许多负责人则是以影响战备和正常工作为由对此持限制乃至否定的态度。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军队文革的坚定态度，林彪及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军队文革，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洪流面前，这些军内反对文革的领导人不便于直接反对文革，就抓住造反派学生的一些过激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局部混乱乃至于破坏，直陈文革产生的负面影响，采取曲折的方式来反对文革。四位元帅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2）十一月十三日在第一次军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四位元帅是指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他们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发生讲话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到北京串连的军队院校师生已达十多万人。许多人提出强烈要求军委首长接见。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提出建议，经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同意，并报林彪批准后，全军文革小组于十一月十三日和二十九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了两次大会，由周恩来和几位元帅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在这两次接见大会上，周恩来每次都是在到达现场后，率领几位元帅和各总部领导人绕场一周，在热烈的掌声中与军队院校师生见面后离去。[200]

　　这两次大会由于参加人数众多，号称两个“十万人大会”。[201]十一月十三日的大会由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先后讲话。陈毅没有讲话稿，是按照自己的历来习惯，发表即席讲话的。徐向前、贺龙的讲话稿是由全军文革小组事先为他们准备的。叶剑英备有讲话稿，但是讲话中又即兴讲了不少话。[202]

　　下面我们先看陈毅的讲话。

　　陈毅在讲话中首先说，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全国人民要学解放军，解放军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化部队，而后话锋一转，说道：“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铁的纪律。随时准备，一声令下，开赴前线作战。我想强调一下这个意思。很重要。每个指挥员、战斗员都要注意。我们人民解放军要讲政策、有组织、有纪律。”随后，他又讲了林彪破私立公的话，说要以党的利益当头，而不要“我”字当头，他自己就不是“我”字当头，“怕”字当头。[203]

　　陈毅讲的这些话从字面上来说当然是不错的，也是冠冕堂皇的，但是他说的这些话却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了军队院校的造反派。

　　他还说：“我们解放军是模范，不要跟他们去闹。去闹我是不赞成的。这话有些不好听，但是我要讲。闹我是不赞成的。我是完全欢迎作路线斗争的，十分必要，但是不要乱搞，不要作错误斗争。”[204]

　　陈毅没有讲清楚的是，究竟什么是“乱搞”、“错误斗争”？军内有走资派，要他们答复问题，他们却回避、抵制文革，还镇压造反派。在这种情况下，不“闹”的话，又如何进行军队文革呢？当然，过激的行为除外。

　　陈毅在讲话中说毛主席最会作路线斗争，他很佩服，又讲林彪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也最会作路线斗争，还结合他自己在路线斗争中的教训来评论当前军队进行的文革，以使他下文批评造反派在路线斗争中激进行为的话更显得有理有据，具有说服力。

　　他说：“想起过去错误地作路线斗争，心里就很沉痛。今天我是给亲爱的同志们说心里话。你们自己考虑一下，是不是做对了。你们百分之九十九做对了，也允许我讲一下，百分之一可能做错了。犯错误就是不注意这个百分之一而引起的。那天，在天安门上我和毛主席说过这件事。（我不是拿毛主席这块大招牌吓大家）。青年学生作路线斗争是好事，是不是会搞，是不是教他们一下。在运动中千条万条就是要学会搞路线斗争。这比原子弹爆炸威力还大。你们也许会说，陈老总，你是不是给我们泼冷水？我说，有时热过头了，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

　　他还说，路线斗争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搞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全大局。接着引用毛主席在路线斗争中顾全大局的事实，要求学生在路线斗争中要以大局为重，还批评了学生的激进行为。他说：“那天，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们不怪大家，以前没讲清楚，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讲清楚了，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这事。你那个单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国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夸大本单位的重要，把局部夸大。打解放军、打干部。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心的了。我是一九二七年参军，当解放军三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要顾大局，识大体。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里。不要冲进国防部，占领大楼，剪断电话线，……。你们有委屈可以申诉，你们在单位受打击，到中南海、国防部告诉，毛主席同意这样做，林彪同志支持，但不能直接行动，可住招待所。派代表到中南海、国防部等待答复。”[205]

　　从这里看到，陈毅在讲话中严厉批评了学生中的激进行为。这里面学生确实存在着过激行为，有一些人可能还怀着不可告人的企图，但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到底是怪学生还是怪领导干部呢？如果领导干部平时接近群众，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作风正派，或者能够正确对待学生运动，主动接受学生的批评，作好检查，改正错误，还会发生这样冲击的事件吗？陈毅不是反思领导干部在这些事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问题，而是一味地批评学生冲击中南海、国防部，显示出他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了。

　　陈毅在讲话中还用毛主席在中央苏区遭受打击但仍然顾全大局，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为例，要求学生团结起来，帮助同志，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采用对待敌人的态度。他说：“作路线斗争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斗争中，我不赞成现在的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愈高愈好。‘工作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革命’，这就是错误的，就是逐步升级。搞校党委不过瘾，还要搞部长，现在还要搞副总理。要有多少是多少，实事求是。作路线斗争要有一定限度，有多大错误，作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本来不错，超过界限就要犯错误。工作组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进行批判。但调转过来。我们不能用工作组的办法来对待工作组，用错误的办法来对待工作组。这样越搞错误越大。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批判错误路线，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把错误纠正。”

　　陈毅最后说，他没有资格批判任何一个同志，联系自己以前犯过的一些错误，希望大家能够深思他所说的话，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做路线斗争的模范。[206]

　　应该说，陈毅对路线斗争的论述还是有道理的。路线斗争是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因而在斗争中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来处理的，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和执行者都是这样。这里的问题是，在运动中出现的激进行为，到底是主流还是支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出现这些激进行为的？这些激进行为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不是把斗争对象定性为敌我矛盾的反映？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陈毅批评的这些过激现象当然是存在的。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支流而不是主流的问题，不能以支流否定主流。这在“十六条”中就有明确规定。这些激进行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领导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不能正确对待文革造成的。虽然学生可能存在某些激进的行为，但是主要原因却不在他们身上。这些激进行为的出现，一般来说是与领导干部对运动的抵制、抗衡密切相关的。因而即使学生在运动中出现一些激进行为，也并不表明他们是把领导干部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的。当然，陈毅在讲话中对学生作出这样的提醒也是必要的。

　　从陈毅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虽然从形式上看，他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对于军校学生的斗争精神也是赞成的，实质上却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抵制的态度。在讲话中，他以路线斗争纲，引用毛泽东和林彪的话为依据，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着重对于军校学生的激进行为进行了抨击，要求学生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来进行斗争。这些话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分清运动主流与支流的关系，漠视造成学生激进行为的主要原因，认为学生的激进行为就是把领导干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进而一味地对学生进行批评、指责。这就反映出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反对态度。

　　我们来看贺龙在大会上的讲话。

　　贺龙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受到冲击，有一些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还揭发贺龙有问题，因而全军文革小组在给他起草讲话稿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贺龙在讲话中比较慎重，是按照全军文革小组起草的稿子来讲的，还向出席会议的师生推荐了空军十七航校造反派提出的十点建议，表示他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贺龙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肯定了军队院校师生的革命行动，要求军队院校师生要遵守秩序，要起模范作用，要做好样子。他希望广大师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自觉响应党的号召，把革命大串连搞好。他在讲话中推荐了空军十七航校几位同志提出的串连的十点建议。最后号召大家要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207]

　　我们来看徐向前在大会上的讲话。

　　徐向前的讲话稿也是全军文革小组起草的。他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还批评了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

　　徐向前首先指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林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我军在无产阶级化、战斗化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战斗力大大加强了。

　　他在讲话中联系国内外形势，肯定了现在执行的文革方针以后，说道：“我们领导和机关干部，在保卫祖国安全方面有很大责任。他们一方面搞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保持警惕。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要‘敢’字当头，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搞好，另一方面要密切注视敌人，一刻也不能中断指挥。要中断了指挥，敌人袭击了我们就不得了。

　　军队的领导同志要检查自己的缺点。同志们，你们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反映自己的意见，提批评，要解答问题，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都坚决支持。另一方面，希望你们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考虑到他们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你们要很好的安排找他们的时间，使他们能很好地指挥部队，进行正常工作，你们要充分注意这一点。你们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么得了！国家的安全怎么考虑！这样搞领导机关怎么领导你们！要考虑到国家的安全，考虑到敌人袭击我们。因此，请同志们考虑一下，一方面他们满足你们的要求，另一方面你们照顾他们的工作、作战的任务。他们都是老家伙，都五六十了，有的还有病，要照顾身体。你们要照顾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

　　最后，徐向前提出要贯彻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彻林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军队院校要作文化大革命的榜样。他还坦言，我们没有很好领导，没有很好诱导，我们也有缺点，应该向你们检查。我们的正确意见，希望你们考虑！[208]

　　从中看到，徐向前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和院校师生造反派行动的同时，着重批评了他们在运动中的激进行为。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里面固然有一些造反派的过激行为，但是军队领导干部又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他们对待文革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军队究竟要不要进行文革呢？这些问题如果搞不清楚的话，只是一味地批评造反派，往往就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我们下面来看叶剑英的讲话。

　　叶剑英备有讲话稿，在讲话中又离开讲话稿即兴作了不少发挥。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对去年没有搞好军校整风承担了责任，而后直入正题论述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说明文化大革命是头等大事，人人要关心，提出军队院校要做好榜样。在分析了院校文革进行的斗争后，他先是肯定了院校造反派的行为，随后就对他们的激进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运动初期，同志们坚决反抗、坚决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种斗争精神我们支持。你们顶得住，坚决斗争，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限度就变成了谬误。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发生了质变。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同志一次、二次、三次地承认错误，挨打挨斗。有些单位，我们应该指出，如二医大做得过分了，变成了错误。领导运动的人掌握火候，掌握适当的温度。不懂得这点，不懂得列宁讲过的跨过真理一步就是荒谬。这些事不少了。今天，我们不点这些人的名了。”在批评了这种现象以后，他主张要象毛主席说的那样，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209]

　　叶剑英的这些话原则上来说都没有错，他承认了运动初期造反派斗争的正当性，对他们表示了同情和支持，还引用列宁的话从哲学上对造反派的激进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从形式上看，他既支持造反派的斗争，又批评他们的激进行为，似乎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证分析。但是从他的讲话中又分明让人感觉到，在所谓不偏不倚貌似公正的背后，他显然是将侧重点放在了批评学生的激进行为上了。这里的问题是，学生的激进行为不是不应该批评，而是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过激行为破坏力的大小以及运动发生的前期还是后期。不分青红皂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开始阶段运动面临强大阻力的情况下，就将造反派的一些激进行为作为批评重点，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实际上是站在了造反派学生的对立面，为被批斗的领导干部擂鼓助威，与他们同流合污了。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非常理解同志们要见毛主席的心情，但是还是劝大家要为毛主席的安全、健康负责，不要要求过急。他还表示要向青年学习，要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精髓的地方背下来，不要当圣经念。

　　他还说，这次会场空气是好的，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军的大好形势，现在各军区都动起来了，师、团、营、连、排都要狠抓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狠抓战备。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向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斗争，通过斗争、批评、教育，改造他们，搞好斗、批、改。

　　他接着在讲话中批评了一种现象。他说：“你们出来是革命的，也有少数人出来表现不好，我们是知道的。方便让给自己，困难留给别人，这不好，坐火车，还没上完，就把门反锁起来，图舒服。红卫兵把玻璃打破了，从窗子爬进来。红卫兵批评我们，这个‘解放军’不能学！有的住大旅馆，住老乡家里。生活稍微不好，就不满意。这是败坏我军的光荣传统。但我们还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真正成为红卫兵的老大哥。

　　要有阶级感情。我们军队内，有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我再说一遍，有个别的人没有阶级感情！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以后，我们要注意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同志们，不要受坏分子的利用。”

　　他在讲话中还谈到了几个具体问题。他说，要相信机关的群众，不要干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是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不要急急忙忙参加地方的游行，要正确辨别运动的道路和方向，不要乱斗一顿。他对有人指出砸烂解放军报社提出了批评，主张要积极支持它、关心它，把解放军报办得更好，而不是要捣毁它。他希望大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他说：“以上讲话，个别人听了会愤恨、会报复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会支持我的，会理解我的话的。”[210]

　　我们看到，叶剑英在讲话中也是在支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着重批评了军校学生的激进行为。他一味地批评学生中的激进行为，没有说明领导干部在这方面应负的责任。至于不要干涉机关文革，不要参加地方游行，显然是对军校学生串连作出了严格限制。捣毁《解放军报》当然是错误的行为，但是军报有错误到底能不能批评呢？《解放军报》在军队文革上到底站在了什么样的立场上呢？叶剑英却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我们不能因为军校师生存在一些过激行为，就否定军校师生的革命行为，也不能因为叶剑英在讲话中说了一些肯定文革的话，就轻率地说他是支持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其实，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态度是复杂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比如，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激烈争论时，叶剑英突然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鲜明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表达了对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态度。[211]因而只有在综合分析以后才能弄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立场和真实态度。

　　叶剑英在讲话的时候，解放军兽医大学学生李基才觉得几位元帅的讲话与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的“紧急指示”的精神存在不合，因而对这次大会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于是给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递上一个条子，问这次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

　　肖华将条子转给正在讲话的叶剑英，叶剑英看到条子后，当场念了这个条子，气愤地说：“同志们，静一下……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不是医人是医马的，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战士李基才写条子问肖华主任：‘肖华主任，我问一个问题，请回答：今天开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同志们，他怀疑我们这个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同学们：相信军委）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他下面还有问题：‘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我们四个人的讲话不仅他个人看过，而且是集体讨论过的。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再次感谢除李基才之外的同志们对我们的信任！毛主席教育我们，现在是‘子教三娘’，多数教育少数。儿子教育老子，子教三娘，你们青年教育我们，大家教育李基才，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李基才大胆怀疑。李基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他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同情。我按照他的意见办了。从口号声和掌声看来，同情他的很少。李基才你听见了吗？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儿子教老子，教爷爷。多数教育少数。像李基才就需要多数帮助。”

　　最后，叶剑英象红卫兵那样读了几段语录，作为大会的结束。当读到“这种批判，应该是说理的，有分析的，即不应当是粗暴的”时，叶剑英说：“解放军打解放军，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是毛主席的军队，自己人打自己人帮助了谁？（众：帮助了敌人）对！帮助敌人！”[212]

　　解放军打解放军当然是不对的，引用毛主席语录批评武斗更是无可厚非的。这里的问题是，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般来说还是由于造反派学生的行动遭到了阻拦造成的。不去深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而一味地批评、指责造反派学生，显然是有失公正的。对于李基才提出的条子，不管正确与否，叶剑英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解释和说明，但是叶剑英在讲话中却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甚至还带有歧视的意味。比如，他说“不是医人是医马的”、“ 感谢除李基才之外的同志们对我们的信任”以及号召现场师生孤立、教育李基才等等。这反映出叶剑英对于李基才这样的造反派学生的反感和蔑视态度，也无助于缓和与造反派师生的矛盾，搞好部队的文革。

　　虽然叶剑英在讲话中打着肯定、支持军队文革的旗号，但是着眼点却放在了对于军校造反派师生激进行为的严厉批评上。造反派师生的激进行为当然可以批评，一般来说这种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在肯定其行为正当的前提下进行，还要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复杂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而不是一味地去批评、指责造反派师生们。

　　以上四位元帅的讲话，都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支持院校师生造反的前提下发表的，他们在讲话中对于造反派师生的激进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希望通过他们的讲话能够扭转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将军队文革纳入他们意想的轨道。但是，他们对于造反派师生批评的程度上又是有所不同的。贺龙由于遭受冲击，当时处境困难，因而在讲话中只是正面肯定文革和支持造反派，回避了对于造反派激进行为的批评。徐向前的批评比较缓和，用语比较慎重。陈毅、叶剑英对造反派的激进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表明了他们的反对态度。

　　3）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第二次军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继十一月十三日军校师生十万人大会后，十一月二十九日全军文革小组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校师生十万人大会。陈毅、叶剑英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邀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我们先看陈毅在大会上的讲话。

　　陈毅在讲话中说，是肖华让他来讲话的。毛主席说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底是什么，这个底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彻底打垮。他谈了两次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时毛主席关于教育制度的谈话，说明要把所有的问题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都解决是不可能的，但是把主要的问题、带根本性的问题解决是可能的。

　　他在讲话中谈到了十一月十三日讲话后人们的反映，说道：“上次七、八万人在这里开会，上次叶副主席讲话，有人不爱听，反映很坏，说泼了冷水，要批判，要揪出来批判。光听好话，说这好，那好，伟大又伟大！伟大的很！这不好。我们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就是要听逆耳之言。有不少领导干部不听逆耳之言。在这次运动中整得好苦，这是活该的。要听不同意见，要听逆耳之言。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干劲如何高呀，天气怎样好啊，成绩如何大呀，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这说明陈老总不老实，见到问题不讲，看到有同志犯错误也不帮助，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军事院校的教育制度，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把我们的战斗力提高。”他还说：“现在有些做法是不行的，揪住工作组不放，揪住一个人的一句话不放。而把根本的目的忘了，对文化大革命很不利，浪费了很多精力，很多时间。”[213]

　　从这里可以看到，针对讲话后人们的反映，他显然是在为他们的上次讲话进行辩护，继续批评院校造反派师生的激进行为。为了增强讲话的说服力，他还以不少领导干部以前听不进逆耳之言，因而这次运动被整得好苦为例，希望造反派师生能够听进他们的意见，使军队文革步入他们所憧憬的轨道上去。

　　陈毅在讲话中要求学生抓住斗争的主要问题，就是搞好斗、批、改，建立一个新的教育制度。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原来的计划是一斗二批三改。现在斗得很长，批也批不起来，改也改不起来。你们递了很多条子，有给周总理的，有给叶副主席的，有几百个问题几千个问题，但是，都没有抓住主要问题。”“我们军事院校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就是斗批改。根据毛泽东思想，创造一个新的教育制度，培养更多的人材，这是古今中外一直没有解决的。”

　　他还讲到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是有区别的，各个单位都有自己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不能照抄照搬，但是可以互相借鉴，吸取经验。他说：“同志们，讲多了，可能误会，说陈老总又来那一套，又来划框框，定调子，束手束脚，东也不能动，西也不能动。别的我不敢讲，几个框框总要承认的。一个是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了就变成无政府主义。再一个，你总不可能离开地球，人造卫星要上天，还是要回到地球上来的。”

　　他还说：“我管外交部，大家出了十一万多张大字报，看起来好厉害，……实际上没有打中要害。真正的要害是什么？真正的要害是各单位要解决各单位的问题，把真正的黑帮揪出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

　　现在的斗争我非常耽心。我也不是害怕，反正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顶着，还有人民解放军，天塌不下来。但我说老实话，我不能不耽心。现在有些人不是斗真正的黑帮，不是斗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那里扭着自己的同志在斗！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不去斗。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那里坐山观虎斗。我很耽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斗争的目标很不明确。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214]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对于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彼此是存在严重分歧的。“部长”和“首长”不见得就是走资派，但是走资派就是出在“部长”和“首长”这些领导干部中间。问题是究竟领导干部中的什么人是走资派，如何将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揪出来，在这方面双方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直接关系到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影响到文化大革命的走向。

　　陈毅接着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路线斗争问题，批评了路线斗争中出现的扩大化现象。他要大家认识到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这样就不会伤好人，不会伤可以改正错误的人。他说：“我接触过一些同志，他们造反的搞法，我是不同意的，没有打中要害，打中了同志，他们的作法就是简单化、扩大化。我对他们讲，你们的作法不纠正，我交班也不交给你们。现在你们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掌了大权，还不整死人？现在大学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还了得呀！我就是这样讲话，刺激人。老毛病改不了，就是这个样，有什么办法呢？这是老实话，真话。”

　　他在讲话中还要求大家，搞路线斗争，不要简单化、扩大化。要分清并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改正错误。最重要的是顾大局识大体。他在讲话中又举毛主席处理党内问题的例子来说服大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处理好这些问题。

　　他还说：“我是老造反，但是我更想把造反精神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我讲的可能不完全，可以批判。上次我讲了，有人要批判我，要我参加，只要我有时间，我愿意去，但是我把你们批倒还是你们把我批倒，还很难说。同志互相帮助么！”[215]

　　陈毅在讲话中又一次提到路线斗争，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批评了路线斗争中简单化、扩大化的作法。在面临反对的情况下，陈毅仍然对造反派师生的激进作法进行了严厉批评，表示要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愿意参加辩论。陈毅的批评存在合理之处，但是他显然混淆了主流与支流的关系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文革政策措施的差异。这又一次表明陈毅对军校造反派的行为是持抵制和反对态度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叶剑英十一月二十九日的讲话。

　　叶剑英说他本来不打算讲话，大家递了很多条子，肖华同志要我讲一讲，我就讲几句。他在讲话中首先对成都军区压制文工团造反表示不满和反对，支持文工团敢于造反的精神，而后他念了几个条子。这些条子说，陈毅副总理的讲话有严重错误，质问四位元帅有什么权力和资格代表军委讲话，要求为李基才恢复名誉。谈到为李基才恢复名誉，叶剑英说道：“这不好办，怎么恢复名誉，能在人民日报发表吗？不行，这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吧！我在这里也不能向他道歉，因为是他自己要求我宣布的，我是按他的意见办事的，恢复什么名誉呢？这是小资产阶级面子在作怪，这种面子要不得。”[216]

　　从叶剑英的讲话中看到，他对向李基才道歉和恢复名誉持否定态度。李基才是在听了四位元帅的讲话后，觉得他们的讲话与林彪同意下发的“紧急指示”的精神存在不合，才写了条子的。在李基才的问题上，叶剑英确实讲了一些情绪性的话，没有心平气和地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这个时候又说他“是小资产阶级面子在作怪”，对道歉、恢复名誉予以了坚决回绝，反映出他对军校造反派抵制和反感的态度。

　　叶剑英在讲话中念了一段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中的一段话后说，我把我自己的意见讲一讲，也许明天又来大字报了，来大字报也不怕，我还要讲一讲。[217]看来，叶剑英是知道他的话可能会遭到一部分军校师生反对的。但是，他还是冒着遭受大字报批评的风险讲出了自己的看法，表现出维护个人观点上的坚定态度。

　　叶剑英接着对有人说毛主席只见学生不见工农兵的疑问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指出军队院校学生和地方院校学生不一样，因而不允许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违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我军光荣传统。如果我们对此放任不管，就是失职。[218]

　　叶剑英的这些话让人感到颇为蹊跷，学生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起来造反的，造反派不仅是要对军队领导干部进行监督，更要清除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尽管运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纰漏，但是在没有损害军队大局的情况下，又为什么对他们横加指责呢？叶剑英下面的讲话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倾向。

　　叶剑英指出军队院校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也有少数人是不好的。接着，他对此进行了举例说明，特别指出“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度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还有比这严重的错误么？”接着，他在讲话中说有人在后面策划指挥了这些行动，要求学生们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当前中心任务是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搞好文化大革命，准备打仗。他在最后还是没有忘记点李基才的名，提醒大家要警惕李基才这样的人。他说：“李基才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究竟怎么样不知道，但事实俱在。”[219]

　　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仍然坚持他十一月十三日讲话的观点，以造反派师生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激进行为为由，将矛头指向了他们，特别强调冲击国防部不仅是大错误，而且还是反革命行为。应该说，为了维护指挥中枢机构的正常运行，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制止过激行为的出现，是必要的，正当的。但是，在军队文革刚刚进行的时候，不问青红皂白，漠视学生冲击国防部的真实原因，就一味地指责、批评学生，甚至要给他们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则是不可取的。不管叶剑英口头上讲得如何，以前也确实做过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但是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实际上反映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上的真实立场和态度。后来他参加怀仁堂事变决不是偶然的，其来有自。

　　从陈毅、叶剑英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军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不仅重申了他们在十一月十三日大会上讲话的主要观点，而且在这次讲话中的措词更为严厉，态度更为鲜明，将他们对军队造反派激进行为的反对态度更为直观地表达出来。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与上一次讲话合起来，构成了四位元帅在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大会上讲话的内容，反映出他们在军队文革上的基本态度。

　　4）从军队文革发展的大局透析四位元帅讲话的立场和态度。

　　从四位元帅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形式上是贯彻执行毛泽东代表的革命路线，肯定军校学生的造反行动，拥护、支持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却重点对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贺龙虽然在讲话中没有对造反派提出批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与其他几位元帅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不过是由于当时处境的限制不便于说出来而已。

　　通过对四位元帅讲话的剖析可以看到，虽然他们从形式上对于军队文革表示了肯定和支持，但是讲话的侧重点还是放在了对军队造反派学生激进行为的批评上。毋庸讳言，他们在讲话中对军队造反派学生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但是他们的意指还是从影响军队指挥机构和战备的进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军队的纪律、人民军队的历史、采取的斗争方式等方面批驳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讲话能够压制住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将造反派的行动纳入他们意想的轨道上。此前他们还准备对冲击国防部的学生采取强制措施，不过是由于没有得到林彪的支持才不得不作罢。[220]不论从他们将讲话的着眼点放在批评学生的激进造反行动上，还是准备对冲击国防部的学生采取强制措施，都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待造反派学生的立场和态度问题。

　　这里的问题在于，当时军队究竟要不要进行文革？又如何进行文革？如何对待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在文革发动阶段，一般来说应该对他们的造反行为怎样才能作出适宜的处理呢？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以后，四位元帅在军队文革上的立场和态度也就水落石出了。

　　军队究竟要不要进行文革呢？

　　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就要看军队会不会产生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这是判断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的主要依据。从现实状况来看，军队是会产生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的。由于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一旦产生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所造成的后果又是极为严重的，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

　　这是因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能不能将枪杆子掌握在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得到巩固与发展。

　　要想使枪杆子掌握在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就必须清理军内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只有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才能够清理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保证枪杆子掌握在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不论从“五一六通知”还是“十六条”乃至于十月五日下发的“紧急指示”，都表明要在军队里进行文化大革命。

　　如何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呢？

　　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在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因而进行军内文化大革命必须非常慎重。这不仅要严格控制军队文革造成的负面影响，更要严防由于措施不当给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严重破坏。因而在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极为慎重的。虽然“五一六通知”主张要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十六条”却没有制定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规定，只是说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221]

　　当时决定只在军队的文化教育新闻宣传单位搞文化大革命。军队师级以下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军级以上机关发动群众搞文化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222]为了具体领导军队的文化革命，已经成立了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仅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还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以加强全军文革小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系。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院校文革在撤销工作组后，仍然规定由党委领导文革运动。即使十月五日发布“紧急指示”以后，也只是在军队院校废除了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军校之间可以串连，运动只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在师以下作战部队中仍然是只搞正面教育。这表明这个时候对军队文革的范围仍然是严格限制的。同时，为了解决军以上机关文革与地方文革时间上出现的冲突，还规定军以上机关文革可以延迟进行，以保证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223]

　　我们看到，在军队文革的范围上，是经过慎重考虑后才作出规定的。鉴于军队的特殊性，在撤销工作组以后，决定由院校党委领导文革。由于院校党委在运动中仍然对造反派进行压制，这样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才不得不在十月五日“紧急指示”中废除了这个规定。这并不是不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是从军队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为取得文革成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的选择。

　　军队文革和地方文革一样，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运动，是搞不出什么名堂、取得不了什么成效的。[224]只不过是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在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军队文革的时候应该在文革的范围和具体方式上更为慎重罢了。有人认为以这种方式进行文革就是取消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过是从形式而没有从实质上对于军队文革的复杂性予以深入分析罢了。

　　既然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军队文革，那么如何看待军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呢？

　　四位元帅的讲话，主要矛头对准了军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应该说，他们说的这些激进行为还是属实的，没有疑问的。其实，军校造反派的一些过激行为，也是违背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的，有的还具有武斗色彩。这些激进行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备、部队的稳定和正常指挥秩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军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呢？

　　要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就要从军队文革的大局和当时复杂的现实情况着眼，进行冷静分析以后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激进行为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来说，是由于军队领导干部自身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同时又不能正确对待运动造成的。试想，如果这些领导干部自身作风正派，善于联系群众，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改正缺点、纠正错误，又能够正确对待造反派，其实这些冲击或激进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些领导干部其实是应该对这些激进行为负有相当责任的。

　　军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造反派固然负有责任。特别是对一些过激行为的出现，造成的武斗事件，更是如此。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激进行为的出现，往往是为了将文革进行下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的选择。在领导干部存在问题又不能正确对待运动，还压制造反派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的造反派或者是偃旗息鼓，甘拜下风，停止文革，或者是采取激进手段，将文革进行下去，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从这里也就不难看到，军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对于文革的进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要性的。

　　当然，这里要分清激进和过激的区别，也要分清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冲击，也要看到这种冲击造成的现实危害性。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全面地分析以后，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否则的话，一味地反对冲击，或者赞成冲击，都是错误的，背离军队文革发展方向的。

　　既然这样，那么在文革发动阶段对于军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应该作出怎样的处理呢？

　　在军队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主要是将文革发动起来。这就要对军队文革中的激进行为进行妥善处理。因为如果这个时候采取强制手段，那么刚刚燃起的文革星火就有被扑灭的危险。这样的话，军队文革又怎么能够进行下去呢？这个时候要正确对待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统盘考虑，冷静处理，既要肯定他们的造反精神，又要指出他们存在的不足。为了军队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在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对于军队文革没有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要将重点放在对造反派精神的保护上，而不宜将主要矛头对准造反派，对他们的激进行为进行严厉批判。

　　当军队文革发起起来以后，处理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不仅不会对文革的进行造成损害，反而还会为文革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这个时候就要着手解决军队文革进程中造反派出现的激进行为了。四位元帅虽然在讲话中说出了不少事实，但是他们是在军队文革发动阶段就将主要矛头对准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即使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在选择严厉批评军校造反派的时机上也是不合适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军队是要进行文革的，军队文革的范围是要作出严格限定的，军队文革是依靠群众采取“四大”的方式进行的，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一般来说，在文革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造反派激进行为的处理也是不同的。

　　四位元帅虽然在口头上说拥护、支持文化大革命，但是却在讲话中将主要矛头对准军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表明，他们既没有认识到当时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只有采取文革才有可能清除军内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也没有认识到在军队文革已经从范围上作了严格限制的情况下，这些造反派的激进行为还不至于对军队发展大局造成严重损害。

　　不仅如此，他们又没有认识到在军队文革发动阶段，即使造反派在运动中出现了激进行为，从总体上来说也是应该予以保护而不是打击的。这是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对他们采取严厉批评或者打击的话，就有可能将军队文革压制下去。如果压制下去如何进行军队文革呢？不进行军队文革又怎么能够清除军内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呢？

　　因而我们认为四位元帅的讲话虽然从形式上说了不少拥护、支持文革的话，但是他们还是将主要矛头对准了造反派的激进行为。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不管他们口头上说的如何，在军队文革的实质上还是持抵制和反对态度的。他们在发表讲话前后的行动也对此作出了进一步证明。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对于几位元帅是非常重视的。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225]同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决定增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26]这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于他们是寄予厚望的，希望他们能够以实际行动支持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们在实际行动中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下面我们举陈毅和叶剑英的例子予以说明。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想不通，他曾询问陈毅，工作组怎么说撤就撤了？陈毅满脸不高兴地说：“哎……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搞。现在我们是乾纲独断罗！”[227]

　　陈毅说的乾纲独断，虽然没有说出姓名，但是从中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撤销工作组的，他这样说显然是在表达对于毛泽东撤销工作组的不满。但是，毛泽东却不是这样，而是对陈毅关爱有加，担心他在运动中受到冲击，不能过关，还特意在天安门城楼上当众与他合影留念。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他挽着陈毅胳膊照了相，然后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给毛泽东敬了军礼，说：“请主席放心，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228]

　　对于十一月份为什么在两次十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后来陈毅曾经坦露过自己当时的心境。一九七一年，陈毅在三○一医院住院时，曾经和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谈起过：“1966年8、9月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229]

　　可惜的是，陈毅直到这个时候也没有认识到自己当时的讲话已经对军队文革的进行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叶剑英在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和反对。十二月八日，叶剑英出席军委召开的十三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批评他和陈毅在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说道：“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人对军事首脑机关的批评，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这一年冬季，叶剑英和聂荣臻住在西山，常和陈毅、刘志坚等在山上会晤，有时徐向前、刘伯承也来。几个人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一天，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陈毅听了，举起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

　　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双目失明的刘伯承元帅，激动地问大家：“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陈毅气愤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230]

　　针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状况，十二月，叶剑英要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摘编马、恩、列、斯关于论文化革命、折衷主义的语录和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观点，组织大家学习、讨论。[231]

　　叶剑英这样做，是企图从马列主义原著中寻章摘句以证明他们抵制文革的正当性。其实，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划时代的发展，是在探索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如何才能够巩固这个政权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想从马列主义原著中依靠寻章摘句来论证他们抵制文革的合理性，与当年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的人又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这种水中捞月式的教条主义行为又如何能够达到目的呢？

　　叶剑英的行动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最后是在毛泽东干预下，叶剑英才作了检讨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据毛泽东“检讨一下，了此一案”的指示，叶剑英到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大会上检讨了在两次十万人大会上讲话的错误。[232]

　　由此我们看到，四位元帅在讲话中表现出抵制文革的意向决不是偶然的，如果把他们在讲话前后特别是在二月逆流期间的表现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他们在文革上的立场和态度就一目了然了。

　　他们在两次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就敏锐地感觉到他们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江青批评说：“军队这些意见，是镇压群众。”关锋也点名批评说，陈、叶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造反派学生也行动起来，进行串连，并在街上刷出大标语，批评军队“执行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宣称“陈毅、叶剑英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必须批判。”后来四十多所军事院校部分来京学生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233]

　　无独有偶，在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对他们进行反对的同时，极右派红卫兵组织联动就支持他们的讲话。在联动成立的当天夜里，联动分子在街头贴出“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讲话！”的大标语。[234]不仅如此，地方上也有人拿着四位元帅的讲话稿来压制造反派的行动。钟期光的儿子在外地串连回京，兴奋地向陈毅讲了他在外省所见：一些造反派想冲击省委，门卫的战士毫不相让，他们向群众用半导体喇叭宣传，同时就散发老帅们讲话的传单。“散的是哪一次讲话？”陈毅问。“两次都有：13日的，29日的。”陈毅脸上现出几分快意。[235]

　　从中可以看到，四位元帅的讲话虽然在批评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上讲了一些实话，对于减少军队文革的混乱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他们却将讲话的着眼点放在了批评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上。不论是在选择批评的时机还是对于军队造反派激进行为的估价上都出现了严重偏差。这实际上就反映出他们对于军队文革的抵制和反对态度。如果再把他们与讲话前后特别是二月逆流期间对待文革的态度结合到一起进行分析，他们抵制和反对文革的立场和态度就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了。他们在讲话中对造反派激进行为的所谓严厉批评，不过是他们抵制和反对军队文革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可惜这几位元帅去世得早了，如果他们活到后来，亲眼看到郭伯雄、徐才厚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房峰辉、张阳这两位中央军委成员，以及一大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严重腐败案件，不知他们会作何感想？他们还会抵制和反对军队进行的文革吗？如果当年将军队文革常态化，军队还会产生这样严重的腐败案件吗？还会有这么多腐败、变质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得不到及时清除吗？

　　④ 军队文革向何处去？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要在军队中进行的，但是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自身具有的特殊性，又对军队文革的范围作出了严格限制，只在军队院校、文化团体、宣传舆论单位和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对师以下作战部队进行正面教育。

　　从军队文革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发现，撤销院校工作组以后，仍然规定军队院校的文革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但是，在院校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还是受到压制，军校文革遇到了很大困难。这表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至国庆节前军队文革的进行遇到了阻力，十月五日“紧急指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下发的。“紧急指示”下发后，又出现了院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四位元帅以此为由，凭借着自己军内的身份和地位，在讲话中将主要矛头对准造反派，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向他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这表明“紧急指示”下发后，军队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又一次遇到了阻力。

　　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四位元帅对待文革的言行并不是孤立的，在他们背后还有一大批和他们有着相似观点的军队领导干部，四位元帅不过是将他们的心声讲出来而已。在军队文革的问题上，他们与四位元帅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以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为由，成为军内抵制文革的主要力量。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分析。既然文革是在军队中进行的，还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进行过程中又遇到了重重阻力，那么文革只有在冲破这些阻力以后才能够被推向前进。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四位元帅讲话之间文革运动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当时出现的主要矛盾在进行文革的单位领导干部和四位元帅与造反派之间表现出来。这个时候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固然有他们的责任，但是这些包括四位元帅在内的军队领导干部应该负有更主要的责任。这是因为在当时双方构成的矛盾中，包括四位元帅在内的军队领导干部不论从地位上还是从利用职权压制造反派的行为上，都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造反派则是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既然这样，那么责任就应该主要由处于矛盾主要方面的领导干部来负责，而造反派则是对他们的激进行为负次要责任。这种责任归属的不同，说到底还是由于他们在矛盾中的不同地位及其立场和态度决定的。

　　由此看来，不论是十月五日“紧急指示”下发前还是下发后，军队文革都遇到了重重阻力。这表明军队文革在进行过程中，面临着从上到下的抵制力量。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出现的军内抵制和反对力量，虽然以十月五日“紧急指示”的下发将其打破，但是在两个十万人大会上四位元帅的讲话又形成了新的抵制和反对力量，最后还是以叶剑英的检讨为标志，这种抵制和反对力量暂时地偃旗息鼓了。虽然军队文革是在冲破他们的阻挠以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即便如此也并不表明他们业已改正了错误，消除了抵制情绪，端正了对待文革的态度。比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支持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镇压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236]这预示着军队文革以后还会遇到阻力，为文革的发展投下了阴影。

　　军队文革并没有结束，而是在进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四位元帅的讲话不过是这种阻力的具体表现而已。随着军队文革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后来地方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为了维护文革的总体发展和地方秩序的稳定，军队执行“三支两军”以后，军队自身的文革和执行“三支两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致使军队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和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并直接影响了文革的发展进程。

　　我们注意到，此后发生的青海驻军镇压造反派红卫兵的二二三事件，武汉的七二○事件，随后发生的杨余傅事件，乃至后来的林彪事件。这些事件的出现固然有其复杂的具体原因，但是有一个共性就是文革在军队进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造成的。文革是在冲破这些阻力以后，才被推向前进的。遗憾的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并最终得到解决，客观上也制约了文革的发展进程，削弱了文革中的革命力量，埋下了后来文革失败的严重隐患。

　　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军队自身具有特殊性，因而军队必须进行文革。为了保持军队文革的稳定性，又对军队文革的范围作出了严格限制。军队文革是在冲破重重阻力以后才被推向前进的。只有在军队文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才能够保证枪杆子掌握在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因而下一步如何搞好军队的文革，如何保证军队在“三支两军”中能够支持造反派，为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提供有力的保证，不仅是对军队领导干部的考验，也是对军队文革成效的检验。

　　可以说，这是维护文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大计。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成败，也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长治久安。后来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有力的说明。

　　（3）领导干部在文革发展中的立场和态度分析。

　　中央工作会议后，领导干部在文革发展中的立场和态度如何呢？

　　虽然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多数领导干部在会议发言中表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这种表态究竟是发自内心还是逢场作戏，最终还是要依靠实践来进行检验。陈伯达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中，提出了检验的标准。他说：“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且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237]那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这些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上的实际行动如何呢？

　　① 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群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但是许多领导干部却执行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做出的决定，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将起来进行造反的群众纷纷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撤销了工作组，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否定了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重新确立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的指导地位。这个时候原先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干部就要向群众进行检讨，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诚恳作出自我批评，请求被错误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的原谅。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缓和他们与群众之间的对立关系，化解他们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取得群众的信任，和群众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许多领导干部却没有这样做。从一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有的领导干部即使召开大会，进行检讨，也是空话连篇，脱离实际，缺乏真诚的态度。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自我批评，不过是制造声势，大唱高调，将检讨和自我批评形式化、抽象化罢了。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在敷衍塞责，应付中央，另一方面也是怠于职守，为了保护自己。这样自然难以获得群众的谅解，更何谈缓和与群众的矛盾，和群众一起进行文革了。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领导干部中间。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多数领导干部对待所犯错误的态度，可以从毛泽东批示的两份文件上反映出来。

　　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本日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批示：“伯达同志：此件不知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都有没有？请你们议一议，此件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有发给各地作参考之用的价值？因为各地很多同志至今还没有如实地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的决心，极有帮助他们的必要，你看如何？”李雪峰主要检讨他从六月初至七月中旬大约五十天时间内，在领导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方向、路线错误。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李雪峰二十七日送审的检讨修改稿上批示：“退李雪峰同志：修改得好，可照此发出。”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李雪峰的这个检讨要点。[238]

　　从毛泽东的批示中可以看到，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看到李雪峰的检讨之前，各地很多领导干部竟然“至今还没有如实地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的决心”。这就不仅让人感到疑问，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不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和讨论中表示，在文革的问题上思想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吗？可是为什么在会议结束后，他们却没有履行先前的承诺，仍然对所犯的错误无动于衷呢？这个时候离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已经近两个月了，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却连自我批评的决心都未下定，更不用说做出有份量的检讨了。这样就从侧面反映出各地领导干部对于自己所犯错误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阅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二月二十三日给中央并东北局的报告，批示：“陈伯达同志：请你和小组同志们看一看这个文件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我看似乎比雪峰同志那个检讨还要好一些。文尾所说附件（即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省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检查和今后运动意见》——毛文稿编者注）还未收到。“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我省于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二月七日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和怎样正确对待自己这三个主要问题。会议分为四段：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发扬民主，鸣放辩论；打通思想，统一认识；总结会议，安排工作。每段各有重点又互相联系，步步深入。打通思想，挽救干部，纵贯会议始终。整个会议过程，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23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黑龙江省委呈送的报告比李雪峰检讨的评价还要好。这是因为为了打通人们的思想，转变人们的认识，黑龙江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不仅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还认真作了会议安排，开了长达半个多月的省委工作会议。整个会议的过程，就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从报告中也可以看到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

　　从这两份文件中可以看到，虽然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但是各地多数领导干部却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召开多级干部会议，对过去所犯的错误如实地做出有份量的检讨，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说明当时各地多数领导干部在处理所犯错误的问题上是迟疑不决、徘徊不前的，反映出当时他们既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又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主动向群众承认错误，采取果断措施去纠正这些错误。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虽然有的地方党委召开了会议，负责人也做出了检讨，从形式上来看，似乎完成了中央交待的任务，但是从检讨的内容、方式，采取的措施和手段，会议的安排以及对待群众的态度等方面去分析，这样的检讨很难说是诚心的，也是难以取得群众谅解的。这样也就难以解决他们和群众之间形成的矛盾，致使文革的进行仍然会遇到很大困难。

　　从中可以看到，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各地不管是不是召开了多级干部会议，多数地方实际上都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做，没有对过去所犯的路线错误做出真诚的、有份量的、能够取得群众信任并对以后文革发展有促进的检讨和报告。这说明他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悔改，而是仍然默守陈规表现出抗衡的态度。这是他们在文革立场上的反映。

　　② 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及解决相关遗留问题。

　　工作组期间，当群众响应“五一六通知”的号召，纷纷起来造反的时候，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撤销工作组、特别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求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进行平反，销毁整理的他们的黑材料，但是各地相当多的负责人只是从形式上采取了一些行动，没有从根本上贯彻执行这一要求，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而是继续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消极、回避、拖延的态度。直到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各地多数负责人仍然没有采取积极、主动、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不仅难以解决他们与这些群众之间的矛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

　　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进行平反以及解决相关遗留问题，处理好这部分群众的冤假错案，不仅是要解决他们与这部分群众之间的矛盾，为文革的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说明他们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有了一个正确认识，正在采取有力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这是他们态度转变站到文革立场上的反映。但是，我们却遗憾地看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行动迟缓，无所作为，不仅没有认识到以前所犯的错误，还在继续掩盖、拒绝纠正这些错误，企图继续压制群众及其造反行动。这不过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和所谓的面子罢了。不然的话，在中央反复要求下，他们为什么迟迟不动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虽然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就要求：“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同日，中共中央在向全党转发这一“紧急指示”时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240]

　　但是，各地却对于这个问题敷衍塞责，消极对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指出根据最近各地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文件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全部集中清点之后，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余的材料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

　　文件指出，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所有这些单位，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241]

　　我们看到，中央是在各地多数领导干部对被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的平反及相关遗留问题的处理上采取消极、抵制的情况下，才发出这一文件的。各地多数领导干部也是在中央反复要求之下，才不得不采取措施处理这一问题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知错就改，雷厉风行，是检验共产党人政治品质的试金石。能否为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进行平反，解决相关遗留问题，不仅关系到能否解决与这部分群众之间的矛盾问题，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所犯错误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反映出他们在文革上的立场，还直接影响到文革的走向。他们自己没有主动地、积极地去为这些群众平反，而是在中央反复要求之下才不得不做这个工作，执行起来也是敷衍了事，没有真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调查研究，采取适宜措施，化解双方矛盾，做好群众工作，使两派群众能够团结起来，集中力量进行文化大革命。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他们当时没有这样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由于造反派群众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要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而保守派群众则是与之相反，是要保护党内领导干部免受造反派群众的冲击。这样要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群众平反，销毁所整的他们的黑材料，就必须承认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向领导干部造反是正义的行动，也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由于各地领导干部受到保守派群众的保护，往往会心照不宣地与他们站在一起。在运动中，这些领导干部不便于出头，于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依靠保守派群众来打压造反派群众。他们躲在幕后，打着保卫党组织的旗号，利用手中权力，充当保守派群众的“保护伞”，将造反派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这不仅践踏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还藐视党中央的权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还是利益属性使然。

　　这个时候要求他们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群众平反，不仅会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还有可能将保守派群众推向对立面，致使这些领导干部以后面临造反派群众反对的时候，会失去保守派群众的支持，使他们自己在蓬勃发展的运动中处于更为孤立的状态。这样无疑就增加了他们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群众进行平反的难度。要搞好这个问题，不仅要做好造反派的工作，还要做好保守派的工作。只有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处理好两派群众之间的矛盾，将他们团结起来才能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对这些领导干部文革立场，也是对他们政治智慧的严峻考验。

　　如何处理好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的平反及相关遗留问题，是对各地领导干部的严峻考验。要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处理好他们与造反派的矛盾，也要处理好他们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还要处理好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做不做以及如何做好这项工作，不仅是对他们是否正确认识过去所犯错误的反映，也是对他们是否站在文革立场上的考验。试想，如果他们真象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说的那样思想上转变过来了，又怎么会不主动地纠正以前所犯错误，给被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群众平反呢？又怎么会不销毁他们所整理的这些群众的黑材料呢？

　　平反、销毁黑材料和处理好相关遗留问题，既是他们纠正以前所犯错误，又是他们站在文革立场上的具体表现。从他们对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的平反、销毁黑材料及解决相关遗留问题的消极态度来看，这些领导干部并没有象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那样思想上转变过来了，而是对文革仍然保持着抵制和抗衡的态度。这在被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的平反及相关遗留问题的处理上表现了出来。

　　③ 是否支持造反派群众的革命行动。

　　各地领导干部在文革立场和态度上是否转变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则是他们是否支持造反派群众的革命行动。其实，毛泽东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多次指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参加接见的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242]各地领导干部是如何深入群众，对待这些造反派群众的呢？

　　其实，造反派就是左派，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党员领导干部造反，要在他们中间揪出走资派，纯洁党的领导干部队伍。这不仅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要求，也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潮流和方向。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群众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对待领导干部的态度是不同的。造反派群众将斗争矛头对准领导干部，而保守派群众则是与造反派群众相反，要保护这些领导干部。正是由于对待领导干部上的不同态度，才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致使群众运动出现了分裂。因为这个原因，多数领导干部才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保守派群众，打压造反派群众的。

　　当时他们积极执行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制定的文革路线，将许多造反派群众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八届十一中全会特别是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他们消极对待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仍然执行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即便在毛泽东多次要求他们支持左派、对他们做了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如果支持造反派群众的话，就会使他们的行动受到约束，限制其利用手中权力来行使特权，对其自身利益造成重大冲击的缘故。说到底，还是世界观的问题，自身心灵深处的“私”字在作怪。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各地多数领导干部仍然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去支持造反派，因而毛泽东才提议十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改变态度，站到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支持造反派群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也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中间有人能够站出来，起个带头作用，以便促使各地领导干部转变过来，支持文化大革命。当时他们对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所做的思想工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不论是陈丕显还是他主持的中共上海市委都是支持姚文元写作的。但是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陈丕显及其主持的中共上海市委对待文革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由于陈丕显生病休养，没有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为了让陈丕显能够参加会议，了解更多的文革信息，跟上形势，以便动员他站到文革立场上，不论是林彪的代表叶群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都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关于这个问题，陈丕显后来有一个详细而又生动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晚，叶群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找谢志成（陈丕显夫人——引者注）。志成当时恰好不在家，于是我接了电话。叶群先客套了一番，问我身体怎样，小谢和孩子可好等等，接着就转入正题。她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中央和林总、江青对你很关心，希望你能参加。八月中央全会你没来，林总怕你落后于形势，特地要我给你挂个电话，把他对你的关心之意转达给你。虽然你身体不好，但我想你还是尽量来，哪怕坐一两个小时听听也好。让小谢陪你一起来，我派飞机去接你。来的时候一起把老虎带来。”“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当时他正在上海。

　　到北京后，我们便住进了京西宾馆，各路大员也陆续到齐。叶群马上带了哈密瓜来看我和志成。她对我们很是热情，又是询问病情，又是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说有困难尽可找她。临别之际，她又再三叮嘱说：一、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要注意保密；二、不要出去；三、不要找人，北京的形势很复杂。一句话，就是在京西宾馆待着，哪也别去。我和志成本与林彪、叶群素无交往，这次她又是事先电话，又是专派飞机，又来宾馆看望，如此“热情”使我感到很突然，总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会议期间，江青请我们吃了两次饭。

　　我们到京的第二天晚上，江青请我和谢志成到她中南海的住处吃饭。……江青留着短发，当时又在大破“四旧”，她一见我们就对谢志成说：“小谢呀，你头发留那么长干什么？还不赶快剪掉！”。……

　　江青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当我谈起对北京的初步观感时，江青说：“这些小将们真厉害呀！那儿都敢闯。我出去都把文件藏在车座底下，怕被他们抄走。这次让你来北京，就是怕你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形势。”讲到上海的情况时，江青说：“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一个是曹荻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她又举了一些例子，都是些传闻。

　　江青这顿便饭使我进一步感觉到，这次让我带病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显然是他们早有商量的。林彪、叶群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江青又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怎么会如此不谋而合、如出一辙呢？看来，他们对我、对上海有着什么打算。因此，我在吃饭讲话时非常谨慎，言语不多只是应付。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来我住处一次，公开表示对魏文伯、曹荻秋的不满，说：“上海的群众对魏文伯、曹荻秋意见很大。从这次会议期间看来，魏文伯、曹荻秋又没有做什么像样的检讨。看来他们两人是不能再领导运动了。”他要我回上海之后，站出来主持工作。对此，我没有吭声。谈话结果，张春桥未能如愿。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一次请我和谢志成吃饭。这次是在钓鱼台，饭菜很丰盛，是正儿八经地请客。金秋时节，景色宜人，钓鱼台国宾馆气氛高雅。叶群看望，江青请吃，张春桥谈话后，江青再次请我们吃饭，思想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这是主人的刻意安排。我当时就想：这虽不是“鸿门宴”，但看样子这餐饭是不太好吃的。果然，江青志满意得地对我和谢志成嘘寒问暖，夹菜添饭。亲热一番后，她马上道出了本意：“曹荻秋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看来是搞不下去了。我们希望你站出来。”

　　我心想：我生病以来，曹荻秋、魏文伯一直在一线顶着，他们对外的表态、做法，事实上事先事后都和我汇报过，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们对这场运动确实“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如果把他们“搞下去”，让我“站出来”，我是绝不会那样做的。但我心里这样想，口里却是委婉地说：“我一直在休息，好久没有工作了。大半年了，身体也不好，许多情况不了解，一下子接不上去，恐怕不能胜任。”

　　“不了解情况可以调查研究嘛。你应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和春桥、文元三个人支持你，给你当顾问。”

　　“不敢当！不敢当！”我连忙说：“你们三个都是中央文革的领导，你们当顾问，我可担当不起。”我坚持说：“我的身体情况不行，还是做做调查研究，给曹荻秋他们当当参谋。”

　　江青脸上顿时显出不快，气氛显得沉闷起来。此时，辉煌地餐室，丰盛的菜肴，与席上人不悦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吃饭后，谢志成在洗手间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丕显确实身体很不好……”“那是因为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江青气狠狠地讲了这么一句，连声调都完全变了。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此话与贺龙曾经告诉我的柯庆施说我的话一模一样。

　　为了再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就去看了陈伯达。一方面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另一方面我们是老乡，我同他过去比较熟悉，我认为找他了解一下情况会好一些。……

　　我向陈伯达讲了江青要我到第一线以及她与张、姚要给我当顾问的情况，陈伯达急切地问我：“你怎么个态度？”我说：“我自生病以后一直在治疗，身体很虚弱，所以我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搞搞调查研究，还上不了第一线。”

　　对我的话，陈伯达都没表态，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我才明白，从叶群打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到江青两次请我吃饭，以及张春桥的话和陈伯达的“不表态”，都是早就串通好的。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那篇题为《为革命立新功》的讲话中说我由“红小鬼”变成“黑小鬼”，……。[243]

　　江青在这次讲话中谈到这件事时，联系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对此有一个说明，我们引述如下：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指陈丕显。——引者注），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指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244]

　　不仅如此，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丕显夫妇和华东局几个省市的第一书记还参加了陈毅组织的家庭晚宴。在吃饭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文革，陈毅和几位华东局的省市委第一书记说了不少牢骚满腹的话。对此，陈丕显回忆道：

　　会议期间，陈老总提出请华东局几个省市的第一书记到他家里吃饭。张茜通知谢志成转告大家，被请的有我和谢志成、叶飞、魏文伯、谭启龙、江渭清等同志。江华、杨尚奎请假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会上心情如此地压抑，能有个机会大家聚聚在一起发牢骚说说心里话，自然是很高兴的。傍晚，我们几个坐着红旗轿车，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京西宾馆。

　　大家边发牢骚边干杯。

　　性格豪爽的陈毅，一开口就埋怨说：“现在有些大字报怎么好这么搞呢？连朱老总都骂上了，说朱总司令是大军阀！从红军的一套到解放军的一套，还是朱老总南昌起义时传下来的呢，说朱老总是大军阀，说得通吗？”“过去我们和北洋军阀斗争，现在我们倒成了军阀、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了。”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陈毅关切地问起了我的病：“阿丕，你怎么搞的，怎么得了这个病？”

　　我把得病的经过和治疗情况大概讲了一遍，陈老总说：“你的命很大啊，得了这个病还那么健康！”

　　陈老总说：“阿丕，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我把叶群打电话，江青叫我站出来的情况讲给陈老总听，我说：“回去以后，病恐怕也养不成了。”谁都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回去之后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管它呢！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我们喝酒！”陈老总不愿意把我们这次好不容易的好友聚会弄成离愁别恨的场面，于是他和我们不断碰杯，并不断劝酒说：“喝，大家喝呀！说不定是我们最后一次啦！”大概是“最后”这两个字犯了忌，张茜把脸一沉说：“你怎么瞎说！”

　　张茜拉拉陈毅的袖子，示意他说话注意。

　　陈毅甩开张茜的手，索性站起：“各位不要垂头丧气。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困难。困难谁没见过？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不困难吗？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陈毅凝视着手中的酒杯，仿佛在斟酌字句。片刻，他猛抬起头：“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怎么样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说到最后一句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斩钉截铁！

　　众人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

　　“我这个人从来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陈毅大手一挥，似乎一切善恶都在他的眼前报应了。[245]

　　陈毅说的中国有人当叛徒的话，显然影射的是林彪。应该说，陈毅批评林彪把毛泽东捧得那么高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其实，毛泽东也不同意林彪这样搞，而且还多次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信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从当时政治斗争的大局出发，还不便于当众表明这个态度，[246]于是才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对林彪讲了通信中的话。[247]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陈毅说出这样的话，把林彪与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斯坦、赫鲁晓夫相比，是在借此发泄私愤，表达他对于林彪支持文革的不满。

　　尽管后来全面夺权完成以后，林彪在要不要进行斗、批、改的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严重分歧，林彪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愈演愈烈，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最终仓惶出逃，折戟沉沙，酿成了九一三事件，从形式上看似被陈毅不幸而言中。其实，这不过是巧合罢了，并非是他有什么先见之明。因为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陈毅讲这话的时候，当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他做出这样的判断。他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不过是想借此发泄私愤，对林彪支持文革表示强烈的不满而已。这与二月逆流期间他在怀仁堂会议上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话简直是如出一辙。[248]两相比较，更进一步反映出他对于林彪以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强烈不满态度。

　　至于他说的最后一次聚会喝酒的话，则颇为令人费解。这反映出他并不懂得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态度。想想看，根据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社会主义阶段，党内资产阶级是依据政治思想、世界观，而不是是否掌握生产资料来划分的。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中的实力派。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不见得是走资派，即便是走资派，一般来说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下处理问题，通过文斗而不是武斗的方式来解决思想上的分歧与矛盾，尽管可能会激烈一些，如果自己不自杀的话，也不会对个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什么危险！况且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站到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来，支持造反派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又何谈是最后一次聚会喝酒呢？如果我们再把陈毅说的话与他十一月份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以及二月逆流期间的话联系起来进行考虑，就会发现这并非是他的酒后失言，而是他的一贯态度。这表明他既不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又对文革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态度。

　　从陈丕显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不论是林彪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都在做陈丕显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够作为各地领导干部的代表站出来支持文化大革命。由于上海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处在长江的入海口，沿海的中央位置，上海领导人在文革中的言行不仅对于华东而且对于全国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不论是叶群代表林彪打电话还是看望到京后的陈丕显乃至于对他的叮嘱，江青两次请陈丕显夫妇吃饭，张春桥到陈丕显住地做他的工作，以及陈丕显为摸清风向拜访陈伯达，这一系列的行动表明大家是多么殷切希望陈丕显能够率先垂范，主动地站出来支持文化大革命啊！

　　但是，我们却遗憾地看到，即使叶群专门叮嘱陈丕显夫妇不要出去，也不要找人，他们还是和华东局省市委书记一块参加了陈毅组织的家庭晚宴，在宴席上彼此还说了一些不大得体的话。从中不难看出，不论是江青还是张春桥都将上海的文革向陈丕显交了底，明确提出希望他出来主持工作，支持文化大革命，甚至还提出他们和姚文元一起给他当顾问，但是陈丕显却以生病、对运动了解不多为由予以拒绝。这事引起了江青的不满，说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意思是说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干工作不得要领，没有抓到点子上。当然，这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是说他没有政治挂帅，和中央立场不一致。有意思的是，江青的说法与柯庆施对陈丕显的评价如出一辙，这难道是巧合吗？

　　从陈丕显的回忆看，他自己分明知道江青、张春桥、叶群这样做的用意，但他还是以生病、对运动了解不多为由表示了拒绝。从陈丕显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因病休养，但他毕竟还担任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又是住在上海，因而曹荻秋、魏文伯采取的措施都是在他点头以后才得以实施的。曹荻秋、魏文伯两人对待文革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他的态度。这个时候要他站出来代替曹、魏二人，不论是从同事的情分上还是从对文革的认识上都是他难以接受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表示了拒绝的态度。

　　从中可以看到，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即使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对陈丕显做了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他的态度。这也就不难理解会议以后他在上海市进行文革的时候，没有站在文革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了文革的对立面，逆文革潮流而动了。这在随后发生的安亭事件上又一次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以后我们还要研究这一事件，此不赘述。）

　　陈丕显对待文革的态度并非个例，而在各地领导干部中具有代表性，是较为普遍地现象。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省市自治区党委遭到冲击，有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为了免受冲击，就私自逃离领导岗位，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躲了起来，从而使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比如，湖南省委书记处的绝大多数书记在运动初期就擅自逃离了工作岗位，只有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章伯森一直紧守在工作岗位上。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他的一个批示中就可以反映出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的报告上批示：“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249]

　　同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回忆也反映出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以及遭受冲击的原因。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江渭清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与会人员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这样直到十二月上旬，省委常委会议才做出《关于当前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明确要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引向省委，方向、路线错误主要由省委承担。省委欢迎“炮轰”，欢迎“火烧”，决心彻底改正错误，把革命和建设搞得更好。但是在随后的运动中，江渭清主持的中共江苏省委却没有积极、主动地深入到基层群众中，采取实质性措施支持造反派，解决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遇到的问题，处理好两派的矛盾，因而仍然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甚至于批斗。最后还是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被毛泽东、周恩来派出的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了起来。

　　到京后，江渭清没有反思自己存在的错误，而是仍然对文革抱有怀疑、不满情绪。第二天，周恩来派李先念、余秋里、李人俊等人看望江渭清，在李先念与他谈到为什么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问题时，江渭清讲了五句话，十五个字：“想不通”、“看不惯”、“吃不消”、“有抵触”、“犯错误”。他还对李先念说：你们在上面，没有被批斗，体会不到。请你谢谢毛主席关心，谢谢周总理保护我们这些老干部的苦心。同时，也请你把我的这些想法转达给毛主席，让他老人家了解下情。[250]

　　从江渭清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中央工作会议后，江苏省委确实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提出要把矛头引向省委，表示省委要承担运动中的责任，从形式上来看也是执行了中央要求的。但是他们在运动中却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造反派群众一边，妥善处理好两派群众的矛盾，而是仍然抱着官僚主义态度，在蓬勃发展的运动面前没有采取根本性措施支持造反派群众，而是对保守派群众情有独衷。这样也就难免遭到造反派群众的进一步冲击了。

　　江渭清到北京后对李先念等人讲出的这些抱怨话，就鲜明地反映出他在文革上的立场和态度。坦率地说，他讲的受到冲击和批斗的话还是属实的，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如果通过整风的方式能够解决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又何必发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呢？毛泽东是在整风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出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当时在中央书记处担任常务书记的彭真文革后就曾经对此作出过说明，不过处于当时政情的限制，彭真对这个问题也是点到为止，没有将由整风转入文革的真实原因讲清楚而已。[251]

　　江渭清等人遭到这样大的冲击，甚至批斗，固然有造反派群众的责任，但是也与他们自己在运动中没有真正深入群众，检查省委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作风有着密切关系。虽然他们在形式上做出了一些表态，却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因而遭到冲击和批斗，这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况且，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波及、冲击面大，出现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如果是站在大局上看问题，又有什么怨言和牢骚可发呢？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都是这样。有的省委书记就不是这样，而是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贯彻“十六条”，比较早地站在文革立场上处理问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就是比较早地站出来，公开号召炮打省委的领导人。他于八月二十五日在省委机关召开的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讲话，动员炮打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九月一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再次号召师生“炮打省委司令部”。此后，各地、市委也召集会议，号召“炮打司令部”，斗争矛头直接直向各级党委，党委领导机关逐步陷于瘫痪。九月三日，中共中央决定调刘建勋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原省委第二书记文敏生代理。

　　中央工作会议后，十月三十一日，河南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排除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日，省委又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上，许多干部公开表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理解，想不通，认为运动搞乱了、搞糟了等等。对于省委检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不解之中。[252]

　　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号召炮打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动地站到造反派群众的立场上来进行文革，但是并没有改变河南省各级领导干部队伍对待文革的根本看法。在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干部仍然对于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想不通，认为运动搞乱了、搞糟了等等。这说明当时在河南省三级领导干部队伍中对待文革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满和怀疑态度。

　　从陈毅的聚会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文革的不满和抵制态度。这不仅在他对于林彪支持文革的态度上，也在他说这是和华东局省市第一书记最后一次聚会的言谈中表现了出来。当然，陈毅的态度并非个别现象，在与他同资格、同级别的中央领导人中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从陈丕显、章伯森、江渭清、刘建勋在文革中的行为不难看出，他们所在的省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态度。陈丕显拒绝站出来主持上海市的文革工作，除章伯森外的其他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就纷纷逃离了工作岗位，江渭清即使到了一九六七年二月仍然对于文化大革命“想不通”、“看不惯”、“有抵触”，刘建勋虽然公开支持文革，但是全省三部干部会却认为文革搞乱了、搞糟了。他们的态度是各地省市自治区在文化大革命态度上的集中反映。

　　由此我们看到，即使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大多数各地领导人没有主动站到文革的立场上，去支持造反派群众。他们仍然对于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消极、抵制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支持造反派群众，显然是不可能的。虽然有的省委领导人主动支持文革（如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但是这样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并不多，不足以改变省部级领导干部队伍对待文革的根本态度。中央及其部门的不少领导人也是如此。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态度，才形成了毛泽东对于这些领导干部在文革立场上的判断。他们对待文革的言行决定着毛泽东对于他们立场和态度的基本判断，直接影响着下一步文革的发展走向。

　　④ 多数领导干部在文革中的立场和态度说明了什么？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在文革中的立场和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待群众的态度上，具体在没有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没有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认真平反，销毁档案中的黑材料，没有支持左派群众的革命行动。现在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央三令五申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这样做呢？他们的默守陈规又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前文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分析，现在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各地领导干部在工作组时期是积极执行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因而才将大批造反派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此后，不论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还是从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到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在这两个时期内，中央不仅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专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会议后期他们还做了思想转变的发言，但是随后的文革实践表明，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能够转变过来，也就是在文革的立场和态度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认识的因素，又有利益的原因。从认识上来说，他们没有想到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还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主要的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共产党掌握着政权，因而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主要地还是来自于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她的各级领导层，尤其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不论是苏联产生修正主义的沉痛教训，还是中国在“四清”运动和“三反五反”期间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都说明出现这种状况绝非危言耸听。如果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对此熟视无睹，默然置之，不采取果断措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一旦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是会随时可能发生的。

　　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所谓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这些走资派隐藏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层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构成致命危险。那么，如何清理这些党内走资派呢？以前运动的成效以及当时严峻的现实表明，由于走资派隐藏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层内，而且已经占了相当大的一个部分，[253]如果再像过去那样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这些隐藏在各级党委内部的走资派势必会来领导运动，他们又怎么会将斗争的矛头对准自己呢？这样他们必然会从阶级本性出发，处于保护自己的目的，扭转运动的方向，致使运动走了过场。为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紧紧依靠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露我们党的黑暗面，在斗争中识别走资派，改造走资派，将死不改悔者清理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依靠群众这样做，难免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甚至冤假错案。毛泽东、林彪的讲话以及中央的文件多次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在群众运动的问题上，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弄清本质和现象，从全局上来看问题。可是他们却听不进去，夸大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诋毁群众运动的合理性。应该说，他们反映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武斗现象，以及对待干部的过火行为，一般说来也是属实的。这里引发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他们对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消极现象谈的津津乐道，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大局却视而不见呢？这是为什么呢？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群众自身的因素以外，他们到底有没有责任呢？如果各级领导干部能够奉公守法，真正以人民公仆的面目出现，积极参加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支持群众造反，而不是在群众运动中支一派，压一派，将造反派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而且还迟迟不承认错误，不为他们平反、销毁所整的黑材料，仍然为保守派群众提供“保护伞”，那么还会出现如此激烈的斗争吗？他们回避自身存在的问题，却把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上纲，以此作为反对群众运动和文革的依据。这样也就将他们反对文革的态度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走资派作为文革的重点斗争对象，与过去的斗争对象相比，还是具有重大不同的。过去的斗争对象是明显的，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而现在的走资派就隐藏在党的各级领导层。除去那些腐化变质分子好判断以外，其他的走资派头上并没有标签，他们平时和别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讲着马列主义的语言，以领导干部的面目出现，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将他们分辨出来确实并不容易。腐化变质分子个个是走资派，走资派却不见得人人生活腐化。有的走资派自身还比较廉洁，但他就是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这样的人也不是走资派呢？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弄清楚判断走资派的根本标准。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认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254]党内还存在着大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领导干部，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255]如果这些人的世界观不能得到改造，那么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会在一定条件下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要是这样的话，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当时毛泽东向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苦口婆心地讲这个道理，可是他们当中又有几个人能够听得进去呢？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随着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公有制经济的大面积破产，他们中的有些人才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

　　除了认识的因素以外，还有个人利益的作用。许多领导干部从政多年，做惯了官，平时官僚主义严重，听不进不同意见，民主作风又很差，常常对人发号施令，爱摆架子，更难以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甚至有的人还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由于文化大革命是要动员群众将主要矛头指向这些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而且还是第一次进行，没有经验可循，又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这样就容易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致使大批领导干部受到大规模冲击。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可是，这个时候许多领导干部为了避免自己遭到冲击甚至被打倒，就利用个人平时的影响力，打着保卫党组织的旗号，在群众中间寻找保护人。同时，一些群众也处于对于党的领导的信任，平时又得到过这些领导干部的照顾，甚至有的人还企图在这个关键时候进行投机，拉近与这些领导干部的关系，于是纷纷出面保护这些领导干部。这就是保守派群众形成的渊源。

　　造反派群众要在领导干部中间寻找走资派，势必要把斗争矛头对准领导干部。这样在两派群众的问题上，领导干部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保守派群众，反对、乃至于打压造反派群众，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了。他们这样做，说到底还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避免将打击的矛头指向自己，从维护个人利益出发展开的行动。从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与他们自身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个人利益作为优先选择了，党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时候已被他们置于脑后了。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多数领导干部没有站在文革立场上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既有认识的因素，也有利益的原因。认识的因素影响着他们的选择，利益的原因又制约着他们认识的深化。单纯认识的因素通过说服教育还有可能让他们转变过来，利益的原因则成为影响他们转变的决定性因素。而这又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是文化大革命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性环节。[256]

　　我们注意到，即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为此开了半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做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这些领导干部在会议期间也做了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发言，但是在会议结束以后，当他们进行文革的时候，许多人既没有公开承认以前所犯的错误，也没有主动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平反，销毁档案中的黑材料，更没有主动地支持造反派群众，而是仍然像以前那样进行文革。他们这个时候的作为又与以前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的作为联系在一起，使毛泽东对他们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既然这些人在反复提醒而且做了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仍然言行不一，拒绝悔改，那么这个时候再继续要求他们改变态度，站到文革的立场上势必就更加困难了。文化大革命要进行下去，必须做出新的选择。这样也就影响到了文革的走向。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传》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我们引述如下：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了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附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

　　这样，他就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而光靠十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已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他下这样的决心，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才定下来的。[257]

　　从文革发展历程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个更加激烈的手段，也就是即将到来的全面夺权风暴。

　　（4）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和社会上两派力量之间的斗争。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指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和刘少奇代表的路线之间的斗争。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是指造反派（即少数派）和保守派（即多数派）之间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它们之间的斗争对于文化大革命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们这里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具体说来是指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内发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在文革爆发的时候才产生的，而是早在建国以后就已经存在，具体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逐渐走向激化，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发表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来。具体说来，双方在围绕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进行的斗争。“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撤销“二月提纲”，解决彭真、陆定一等人的问题，就是两条路线在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结果。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工作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出来。具体说来，双方在围绕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组织、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斗争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上进行的斗争。毛泽东回京后主持中央会议撤销了工作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就是两条路线在工作组问题上斗争的结果。

　　由此看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在工作组问题上表现出来。斗争的结果不仅以“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发，“十六条”在中央全会上通过，还以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中央领导人在党内地位的改变或被撤销职务为标志，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冲破重重阻碍后，最终在党内上升为指导地位。即便如此，两条路线的斗争却没有结束，刘少奇代表的路线仍然在党内存在，不过是退居次要地位而已。这在此后文革发展的进程中表现了出来。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虽然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毛泽东重返了第一线。但是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仍然遇到了重重困难。这种困难表明，通过意识形方面和工作组问题上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虽然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得到了解决，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也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但是他们代表的那条路线仍然在党内较为广泛地存在着。这突出地在党内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表现了出来。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在国庆节期间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另一种表述。这条路线在党内高中级领导干部中间仍然比较广泛地存在着。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就是工作组期间这条路线的执行者。这个时候的大多数高中级领导干部，仍然深受这条路线的影响，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为了使他们能够及早转变过来，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从后一阶段他们在大会上的发言来看，他们思想上似乎转变过来了。但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后的文革实践中，他们仍然是我行我素，和以前相比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还是抱着抵制和反对的态度。这表明通过做思想工作来转变他们对于文革态度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

　　其实，党内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表现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而不是是否采取工作组的形式。[258]虽然两条路线都提出要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判断它们是不是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主要的不是看各自的声明，而是看两条路线执行后的实际行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表现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各级干部进行运动，群众能不能实行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在运动中监督干部、审查干部、罢免干部、选拔干部，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这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

　　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党内生活中。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般说来，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党内存在阶级斗争表现形式，它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存在着密切联系。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联系往往是思想上的而非组织上的。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后，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之下为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行的革命。只有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才能不仅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可以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的话，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于东流，进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正是因为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才引发了党内高层的人事变动。斗争的胜负不仅关系到文革的走向，还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② 两条路线与社会上两派斗争关系的简要回顾。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是存在密切联系的。那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从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作组问题上说起。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开始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是否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集中表现出来。当时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而在前台具体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是彭真、陆定一等人。因而当时党内两条路线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就先在彭真、陆定一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展开。彭真、陆定一的背后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们都在中央政治局内，有的还是常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毛泽东虽然支持姚文元的文章，但是还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并介入此事。因而从当时党内力量对比上来说，坚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一方占据优势，而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一方则处于劣势。

　　正是因为这样，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北京搞不成，江青才到上海去组织批判文章的。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双方的斗争才正式拉开序幕。北京报刊不仅奉命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还接连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学术文章，又制定了《二月提纲》来压制政治批判，企图将批判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不仅如此，中宣部还扣压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林杰等人的文章，彭真又提出对左派进行整风，让人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说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259]

　　这说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正在党内激烈地进行着。这种斗争在文化界表现为左右两派之间的斗争。吴晗、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人是文化界的右翼，站在刘少奇代表的路线一边；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林杰等人是文化界的左翼，站在毛泽东代表的路线一边。从文化界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来说，右翼既有高级干部，又有学术界的权威人物，还有彭真、陆定一等人的支持，背后又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做后盾；左翼则是一些小人物，只是获得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支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对这个批判明确表示态度并介入此事。因而当时在文化界进行斗争的左翼明显处于劣势，右翼则处于优势。

　　从当时党内斗争的力量对比上，坚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力量占据优势，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力量处于劣势；从当时文化界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上，右翼的力量占据优势，左翼的力量处于劣势。右翼是执行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左翼是执行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因而不论是党内还是文化界的力量对比上，坚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一方占据优势，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一方则处于劣势。由此看来，不论是党内还是文化界双方的力量对比态势是一致的，都是坚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一方占据优势，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一方处于劣势。

　　党内外的斗争是互相影响的。坚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党内力量支持、庇护文化界的右翼力量；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党内力量则支持、帮助文化界的左翼力量。坚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党内力量利用职权压制执行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左翼，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党内力量则支持左翼批判文化界的右翼。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力量对比的差异，不论是党内还是文化界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一方显然处于不利地位。这个时候如果毛泽东再不出面干预，那么文化革命的进行就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还会出现夭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直接介入文化革命，一举扭转了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被动局面。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下发了撤销《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停止或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等人在党内的职务，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开始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指导地位，左翼也逐渐向优势地位转化。但是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工作组问题。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工作组问题上又表现了出来。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群众起来造反，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派出了工作组，群众在运动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各级党委和工作组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在造反派中“反干扰”、“抓游鱼”，将不少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党内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及其成员之间展开。

　　中央一线常委执行刘少奇代表的路线，而中央文革小组则执行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当时陈伯达先后三次向中央一线常委提出撤销工作组，但是都遭到了他们的拒绝。这表明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处于优势；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则在中央处于次要地位，处于劣势。这个时候运动中的群众分裂为两派，造反派执行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向党内走资派造反，遭到打压，处于劣势地位；保守派则执行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向牛鬼蛇神造反，保护各级党委和工作组，得到他们的支持，处于优势。

　　这样我们看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存在着密切联系。不论在党内还是社会上，坚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中央一线常委、各级党委、工作组和保守派处于优势地位，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少数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处于劣势地位。在党内外斗争的力量对比中，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处于次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文革的发展又一次面临重大选择，要么走上歧途，要么走了过场。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采取果断措施，拨正了文革的发展方向。

　　这表现在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外地回京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中央会议作出决定，撤销了工作组，而后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当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时，刘少奇以不怕下台为由拒绝接受批评，引发了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党内接班人地位的重大变动。这样就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改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态势，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开始占据指导地位，而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则退居次要地位。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是互相影响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影响到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又进一步促进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最后撤销了《二月提纲》，解决了彭真、陆定一等人的问题后，发表了被扣压的左派的文章，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开始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工作组时期，造反派受到压制和打击，不少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是在撤销工作组，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以后，才解决了工作组问题，扭转了文化大革命方向的。这样就从政治上解除了造反派的压力，使他们从过去所受到的打击中解脱出来，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为社会上两派力量的转化创造了条件。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开始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占据指导地位了。

　　虽然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内得到了解决，但是在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中，造反派仍然受到压制。许多领导干部不仅不向他们道歉，承认错误，销毁他们档案中的黑材料，也不为造反派进行平反，更不会在运动中支持造反派了。因而社会上两派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表明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虽然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中解决了路线问题，但是在广大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刘少奇代表的路线不仅仍然存在，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对象，就是这些党内领导干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在运动中转变立场，改变态度，支持造反派，回到文化大革命的轨道上来。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论是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和彭真、陆定一等人具体负责的意识形态，还是支持撰写批判文章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以及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力量对比态势上的优劣是非常明显的。与此相对应的群众斗争中，不论是反对进行政治批判的领导干部、学术权威和社会上的保守派，还是进行文化革命的左翼人士和社会上的造反派，在力量对比态势上的优劣也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力量对比的优劣决定了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工作组问题上，都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占据指导地位，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处于次要地位。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强力推动，才改变了这种力量对比的态势，使两条路线在党中央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运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崇高声望和权威，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鼎力支持以后才得以实现的。这样虽然为文革的进行扫除了障碍，但是这种依靠领袖强力推动的革命，又无形中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确定性，将来一旦随着领袖的离去，在文革成果尚未巩固的情况下，极有可能被人打着“维护文革成果”的旗号招摇惑众，将艰难形成的文革成果摧毁掉。后来怀仁堂事变的发生，导致文革的最终失败，就为此作了注脚。

　　两条路线在党内所处地位的不同，是由于执行两条路线的政治力量对比的不同决定的。这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不同，既表现于党内，也表现于社会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与社会上的两派斗争存在着密切联系，还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上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同时，社会上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会促进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并影响到党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两者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的关系。不过，一般说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力量对比对社会上力量对比的变化具有影响、指导乃至决定性意义。这从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作组问题上的变化上就得到了证明。

　　③ 一九六六年冬季党内外斗争的若干分析。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背景下，社会上的保守派特别是其中的顽固分子在十一月、十二月先后向党内外支持文革的力量发起了攻击，这被造反派称为十一月、十二月黑风。由此引发了党内外支持和反对文革的力量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

　　1）一九六六年冬季党内外斗争发生的背景。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虽然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毛泽东代表的路线上升为指导地位，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中解决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但是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至国庆节前这一段时间的文革实践来看，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并没有退出文革舞台，而是仍然存在于党内广大高中级领导干部中间，也影响着社会上保守派的作为。这条路线在国庆节后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当时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表现出来，矛头所向仍然是受到这条路线影响的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确立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但是在这条路线的贯彻执行上，党内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积极践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却仍然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对这条路线的贯彻执行表现出消极态度。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在他们之间继续进行。这个时候在党中央领导层践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力量已经占据优势，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力量则是处于劣势，但是由于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干部处于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文革政策还是要依靠他们去贯彻执行，因而他们的态度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上两派的斗争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大力支持造反派，反对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希望造反派能够在斗争中分化、争取保守派，促进他们的转变。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领导干部仍然支持保守派，打压反对他们的造反派。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支持文革的党员干部则是党内的文革力量，而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领导干部则是党内反对文革的力量。社会上的造反派则是社会上的文革力量，而保守派则是社会上反对文革的力量。从造反派和保守派中分化出来的极“左”派和极右派，则是两派当中的激进派，是从左右两个方面对文革造成严重破坏的力量。

　　社会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与党内文革力量和反文革力量的斗争具有密切联系。两派的斗争反映出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和党内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领导干部之间的斗争。一般来说，党内的文革力量支持造反派，党内的反文革力量支持保守派。社会上的造反派受党内文革力量的指导，反对党内的反文革力量。社会上的保守派受党内反文革力量的指导，反对党内的文革力量。造反派在领导干部中间批斗走资派，而保守派则是保护领导干部免于批斗。保守派特别是其中的激进派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文革力量，而造反派则不仅反对他们这样做，还在党内文革力量的指导下，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冬季十一月黑风及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斗争，十二月黑风及反击十二月黑风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2）十一月黑风及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斗争。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做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由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党内鲜明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代表，进入十一月份以后，社会上的保守派特别是其中的激进派就把矛头对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展开了一系列行动。虽然他们和党内反文革力量不见得存在组织上的关系，但是从思想和行为的逻辑关系上来说，则是存在密切联系的。他们实际上做出了党内反文革力量不便于做出的行动，是在为这些人火中取栗。

　　其实，社会上的保守派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是进入十一月份才出现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六条”，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就遭到了老红卫兵的攻击。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航空学院的老红卫兵赖锐锐、李明清等人就贴出题为《炮轰……》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大字报说：

　　“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既然运动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而且北大的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又是经过了长期的筹备，首先又经过他老人家亲自审阅过，对于派工作组的问题难道他老人家会不知道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时在北京的党中央常委究竟听谁的？又是怎么研究决定的，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同志都作出了检查，可是把责任承担下来了后，工作组又该担负什么责任呢？没有明确的指示，所以造成了同学们对工作组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我们认为这是有些同志应该负责任的。”

　　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评价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不力、不全、有偏心。[260]

　　从大字报中可以看到，老红卫兵不仅将矛头对准了中央文革小组，还指向了毛泽东，不过是话说的委婉一点而已。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当时毛泽东对派出工作组是持保留态度的。[261]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派出工作组，而是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执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的问题。[262]大字报无视双方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含沙射影地说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于毛泽东应该对此负责，是没有道理的。其实，不仅老红卫兵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有的保守派红卫兵也开始将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贴出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北京广播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险峰贴出《中央文革小组必须来我院检查》的大字报，认为，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前一阶段在广播学院所做的某些事情，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十六条”。[263]

　　中央文革小组是根据“十六条”的精神来指导文革的，但是北京广播学院的这个红卫兵组织却在给中央文革小组贴出大字报中，硬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做的某些事情不符合“十六条”，这是站在小团体的立场上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

　　由于林彪支持文化大革命，这个时候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了林彪。王震的儿子王军对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就有不少看法。当时他已经是海军干部，在湖北造船厂做驻厂军代表，获悉西纠的司令孔丹要办报纸，就找到孔丹对他说：“你们办报，没钱我可以支持你们。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们得反林彪。你们反林彪，我就给你们钱，支持你们办报纸。”因为办报，买纸、印刷都需要钱。孔丹他们就收了王军的200块钱。孔丹后来自己也说，文革中反对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在思想上都是相通的。[264]

　　进入十一月份以后，一些保守派红卫兵也将矛头指向了林彪，贴了林彪的大字报。

　　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农大附中高三（2）班学生刘振忠、张立才以伊林·涤西为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在清华大学贴出。“公开信”批评了林彪九月十八日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的谈话中的两个观点：一个是“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另一个是“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字报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265]

　　“公开信”是以大字报的形式于十一月十五日凌晨左右张贴在清华大学的，当天下午被撕毁。伊林·涤西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将公开信印成传单四处散发。[266]

　　看来，伊林·涤西是铁了心要宣传自己的观点，与林彪进行对抗的。其实，林彪的一些说法不是没有可议之处，毛泽东对此也存在不同意见，但是伊林·涤西大字报的主旨显然不在这里，而是借此来攻击林彪，表达他们对林彪支持文革的不满。这个时候北京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也在发生分化，有一些保守派红卫兵加入到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列，中央文革小组对于他们的这种转变予以支持。这引起了一部分保守派红卫兵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十一月七日，北京二司内的少数派北航红旗、轻工红鹰等组织实行“宫廷政变”，造了二司的反，夺了二司的权，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三司马上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十一月十二日，戚本禹在接见二司代表时说：“你们长期以来就是保呀，保呀，保得厉害！”“这次宫廷政变，搞得很周密，我倒很欣赏。”戚本禹劝二司总部的成员“向真理投降”。十一月下旬，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总部（原属二司）联合十几个院校的多数派（保守派），成立批判戚本禹联络站，表示要对戚本禹的讲话进行彻底批判。矿院首都红卫兵红色游击队在市内贴出“我们坚决要求和陈伯达辩论”、“戚本禹11月12日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等大标语。

　　还有一些保守派红卫兵不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立场和态度进行反思，反而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红卫兵表示不满，从派性出发，贴出了系列大字报，将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只支持三司？为什么宠爱北航红旗？为什么支持揪着工作组不放？大字报提出质问：“是谁把‘少数派’定为‘左派’，把‘多数派’打成‘保皇派’、修正主义的呢？为什么允许‘少数派’中某些人借批判资产阶级之名去斗争‘多数派’呢？现阶段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的局面不正是由此而引起的吗？这难道执行的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这个责任究竟要谁来负呢？”北航红卫兵八一野战兵团贴出《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纵容少数派压多数派”，提出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中某些同志的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267]

　　站在不同立场上看问题，就会产生不同观点。保守派红卫兵由于立场上站错位了，自然也就难以说出真理。从文革的精神和保守派的言行看，他们的质问不仅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还是倒打一耙的。试想，当时最有力量、最有可能使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就是隐藏在党内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造反派对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造反，符合文革大义，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不能将他们称为左派？保守派不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而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牛鬼蛇神。这显然偏离了文革的重点，转移了斗争方向，这到底算不算保皇派？保守派在领导干部的支持下打压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对他们进行反击，这到底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只要对这些问题稍作分析，大字报诡辩的虚伪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这个时候出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刘少奇本来是由于犯了严重错误才被取消党内接班人地位的，但是北京林学院校园里却出现了“刘少奇万岁”的标语。[268]这说明直到这个时候保守派师生中还有人为刘少奇地位的变化愤愤不平，也反映出刘少奇在社会上还存在着支持力量。这又一次显示出社会上的两派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密切联系，也说明保守派与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一致性。

　　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林业学院红卫战斗兵团的李洪山贴出《剖析戚本禹同志的讲话——评戚本禹同志11月12日的讲话》的大字报，表示“戚本禹的反是造定了”。十一月三十日，李洪山等贴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标语。十二月一日，李洪山在林院辩论会上说：“中央文革产生不符合‘十六条’”，“钦差大臣满天飞”，“把谭力夫打成右派”。 [269]他还赞同谭力夫说的，“主席二十年代的，你拿到六十年代硬套，那怎么行”的看法，对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却没有经过群众选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各学校组成群众组织，“搞的四分五裂”也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270]

　　以上行为的出现，被造反派称为十一月黑风。所谓十一月黑风，其实正是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制。[271]从中不难看出，十一月黑风是由保守派红卫兵以及老红卫兵发起的，他们将矛头指向了党内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正在进行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批判，攻击造反派红卫兵，有的还为刘少奇唱赞歌。这表明社会上的保守派既攻击造反派，又反对党内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还保护党内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必然会引发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激烈反应。于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北京三司召开大会，开展行动，游行示威，发起反击，以凌厉的行动展现了造反派的磅礴气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北京三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和所属组织代表会议，讨论形势和任务。会议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更激烈、更复杂、更尖锐、更明朗，党内走资派于垂死之际，要疯狂地挣扎和反扑，他们孤注一掷，在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同时，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头上，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十七日晚，陈伯达、关锋接见了到会人员及北航红旗的代表，并讲了话。[272]

　　十二月一日，北京林学院和外地串连学生联合提出与李洪山辩论。[273]

　　十二月四日，三司发动所属组织在市内举行了一二四大反击运动。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阶级敌人的新反扑”、“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等巨幅标语。三司的宣传车奔驰全市，不断高呼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口号。当天出版的三司《首都红卫兵报》发表《打垮新的反扑》一文。十二月六日下午，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国革命造反派联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大会，北京三司、全国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北航红旗、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团赴京告状团等在会上发言。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和《致全国革命造反者书》。[274]

　　从以上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十一月黑风实际上是保守派对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发起的攻击，通过大字报及其它实际行动他们已经将矛头不仅对准了社会上的造反派，还指向了党内的文革力量——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抵制正在进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活动。这是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日趋走向被动的情况下，社会上的保守派为扭转被动局面所发起的主动进攻行为。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必然会排除干扰，扫清障碍，发起强力反击，使文革沿着既定的轨道发展下去。

　　3）十二月黑风及反击十二月黑风的斗争。

　　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是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对于在文革中形成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中央文革小组是比较妥善地对待它们的。比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仅参加了由保守派组成的一司、二司成立大会，同样也参加了由造反派组成的三司成立大会。[275]由于造反派的行动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而在实际行动中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对保守派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还启发造反派要做好保守派的工作，使他们尽早转变过来。

　　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保守派开始向造反派转化，但是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总的说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这一类的造反派仍是少数派，与它们对立的多数派仍是多数派。北京如此，全国也如此。以前中央文革小组就对造反派反复讲过要争取保守派，直到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在接见湖北揪王任重造反团时还在叮嘱造反派：“你们……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多数派同学很多是受蒙骗了，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做细致的工作，这是策略问题，希望大家注意。”[276]这里的多数派是指保守派，江青希望造反派要多做思想工作，把保守派争取过来。因为这两派群众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又处在相同的地位上，是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的。这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文革是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的。

　　尽管这样还是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进入十二月以后，他们又一次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出现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潮流，当时被造反派称为十二月黑风。

　　十二月一日，林学院一学生（李洪山——引者注）在辩论会上说：“中央文革产生不符合‘十六条’。”同日，林院贴出大字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批判中央文革小组。

　　十二月二日，这个学生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反映意见，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他说，已联合了50多所学校，要求中央解散中央文革小组。[277]

　　十二月二日，林院红卫战斗兵团及一二九、永向党等组织贴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两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大字报说：“像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踢开哪行呢？不解散哪行呢？”林院还在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刷出大标语：“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78]

　　十二月四日，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同日，在清华园和城内都出现了大标语“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279]

　　十二月五日，林院、清华、人大等二十三个院校的学生一百四十多人集会，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的李洪山在这个集会上宣读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文章《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棵大毒草——评陈伯达同志的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他的文章从四个方面批判陈伯达：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二、把矛头指向群众，转移目标，是方向路线错误；三、以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名，行大骂群众运动之实；四、给运动画框框、定调子。清华大学学生易振亚在会上发言说：“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是错误的；林彪也可以怀疑，林彪的经验没有刘少奇丰富，刘少奇都会犯错误，林彪就肯定不犯错误吗？文化大革命以来是一片黑暗；尽管江青的讲话见报了，我们还是要批判。”

　　十二月七日，地院的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实右。

　　十二月九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的颜晓东贴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指出：“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关锋把全国说成漆黑一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说得摇摇欲坠，散布流言蜚语，企图镇压革命左派，还自以为得意。其实，关锋等人犯了严重的错误，是挑动全国性群众斗群众的祸首，他们企图挑动三司革命师生来保他们。关锋、戚本禹很可能是野心家、阴谋家。”[280]

　　同日，捍卫团在红星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十二月十日，北大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它说：“运动阴暗面很大”，“许多人厌战情绪上升”，“群众中对立情绪日趋严重”，“又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大字报质问：“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十二月十一日，清华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批判陈伯达、江青。

　　十二月十二日，林院一学生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同志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281]

　　我们可以看到，保守派及其中的极右派分子信口开河，明目张胆地诋毁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点了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及其成员的名，提出要炮轰乃至于解散中央文革小组。有人还公开唱反调，呼出了“刘少奇万岁”的口号。这些保守派及其中的极右派分子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以鲜明的态度站在了文革的对立面，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个时候出现了由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发展起来的联动，更是摆出了与中央文革小组势不两立的态势，成为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敌对力量。

　　由于前文在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时候，我们对于联动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现在我们就只对联动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联动，又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是由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八一学校等北京中学的老红卫兵于十二月五日组成的。

　　联动成立之日，即十二月五日，联动成员、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报纸刷下一条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这也可以看作是联动的宣言。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提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会后，联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讥讽“江青太狂了”，提出要“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为了反对公安部抓他们的同伙，联动于十二月十六日、二十八日、三十一日三次冲击公安门，在公安部墙上刷上了“公安部执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火烧谢富治！”等大标语。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联动部分成员在一个通告中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282]

　　联动是由老红卫兵组成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属于保守派红卫兵中的极右派。这些老红卫兵是干部乃至高干子弟。本来，他们是率先起来造反的，但是这些老红卫兵造反的对象要么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死老虎”（即被打倒的走资派），要么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即牛鬼蛇神）。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随着文革的发展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父母遭到冲击的时候，这些老红卫兵就由文革的参加者变成文革的反对者，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就成为他们“造反”的对象了。

　　保守派红卫兵特别是其中的极右派分子的行动，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局，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必然会遭到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无产阶级大民主，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保守派红卫兵及其极右派分子，践踏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量。不论党刊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率先对此作出反应，造反派随即行动，对保守派及其极右派分子进行了反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了“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二时，江青在国务院北门接见去《红旗》杂志社贺喜的群众时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十二月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与三司、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头目。”“攻击林总是否叫群众？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是他们与群众作斗争，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江青在会上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十二月十六日，北京林学院召开了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十二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陈伯达用“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句话，概括了中央文革即将采取的行动步骤。同日，李洪山被公安机关逮捕。

　　就在同一时间，清华、北师大、北大、北京地质学院等许多院校多次举行大会，批判斗争李洪山、伊林·涤西及支持或为他们辩护的学生，而其中的首要人物先后被公安机关逮捕。[283]

　　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保守派及其中的极右派分子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抵制正在进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还喊出了“刘少奇万岁”的口号，这显然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支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形势的发展，对刘少奇进行点名批判也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戚本禹在北京矿院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代表时，称刘少奇为赫鲁晓夫。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到清华单独接见刘涛（刘少奇之女），说：“你爸爸、妈妈干了反革命的事”，“你应当和你爸爸、妈妈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公、检、法来京人员时说：“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一月十日，康生在高级党校说：“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

　　对刘少奇的批判经历了一个过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代表，有人递了条子，表示“准备揪出刘少奇、邓小平”，江青说：“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适合，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去制止。”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江青还是不赞成公开批判刘少奇的。九天之后，江青的说法变了。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北京部分大中学校师生座谈会上，有人提到江青十二月十八日上午的讲话，提出江青“说曾让陈伯达同志去制止过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江青说：“那是几个月以前啦！你们现在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出来，其他怎么做都可以。”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的缘故。[284]其实，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因为社会上两派的斗争以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走向复杂化造成的。

　　这里我们还要说到的是蒯大富组织造反派红卫兵十二月二十五日游行示威的活动。

　　从现在的一些史料上看，蒯大富组织的这次行动是在张春桥的指导下进行的。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召见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蒯大富。张春桥对蒯大富说：“中央那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受命回校，当晚就向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们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作了通报，并以大联合的名义，宣布联合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随即以井冈山兵团的名义召开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坚决镇压反革命妖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誓师大会。

　　井冈山兵团发表决议：一、坚决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坚决要求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清华作检查，“向革命群众请罪”；二、“对于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一小撮反革命走狗狠狠打击，坚决镇压。”

　　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蒯大富相继召集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头头和井冈山兵团全体人员开会，提出了要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的行动计划。当时井冈山内部虽然存在分歧，最终还是通过了蒯大富提出的行动计划，不过把日期从二十四日推迟到二十五日。[285]

　　十二月二十五日，蒯大富组织的6000多人在北京大街上游行示威，出动广播车，贴出大标语和大字报。主要口号有：“全国人民起来，彻底打垮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刘少奇是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广播车广播了《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反路线的十大罪状》，还广播了井冈山兵团声明：“（一）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二）薄一波必须在1966年12月29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革命罪行。（三）王任重必须在1966年12月31日以前回清华还帐。”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快报》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印的小报《井冈山》，分别向上面、向社会报道了这次行动的情况。

　　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大会上作题为《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发言，她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谭厚兰在大会上的发言中，突出地批判了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它“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全国造反派起而呼应，将社会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推向高潮。[286]

　　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华井冈山抄了薄一波的家。北京政治学院政治公社等组织召开了批判、斗争周荣鑫、雍文涛的大会。

　　十二月三十日傍晚，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到清华大学，对清华井冈山蒯大富等人搞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大行动表示“坚决支持”。[287]

　　从十二月黑风及反击十二月黑风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十二月黑风是由社会上的保守派红卫兵及其极右派分子刮起的。保守派红卫兵特别是其中的极右派分子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央文革小组，与造反派红卫兵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为文化大革命提供坚强保障。由于保守派红卫兵特别是其中的极右派分子破坏了文革的大局，扭转了文革的方向，甚至还出现了暴力行为，直接冲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因而造反派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联合起来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专政机关也对其中的破坏分子采取了强制措施。十二月二十五日大行动就是这次反击的高潮。

　　这里涉及到对待刘少奇态度的变化问题。从前文江青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党中央对刘少奇问题的处理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不是要打倒刘少奇，而是要公开批判刘少奇。从江青的回话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这是因为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准，刘少奇是打不倒的。从不公开批判刘少奇到公开批判刘少奇，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还是要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社会上的两派斗争说起。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遭到了许多领导干部的抵制。这在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保守派中的人虽然在向造反派阵营转化，但是其中的顽固分子却不仅在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与造反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反映出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下，不论是党内的反文革力量还是社会上的保守派，不仅具有思想上的密切联系，还心照不宣地结合在一起，并展开了相应的行动。这样通过对刘少奇的公开批判，既是为了从政治上表明态度、思想上弄清是非，也是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说到底，这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和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矛盾激化的结果。

　　十二月黑风及反击十二月黑风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4）斗争说明了什么？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从十一月黑风、十二月黑风以及对这两股黑风的反击来看，双方斗争的激烈程度显然增强了。这种斗争既在社会上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展开，又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密切联系。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个时候的保守派特别是其中的极右派分子直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于林彪。如果把这种现象与党内许多领导干部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这两个月的黑风不仅是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态势发生根本变化，又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背景下刮起来的，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保守派产生了分化，其中不少人开始觉醒并转向造反派队伍的情况下出现的。社会上的保守派虽然暂时还占有优势，但是斗争的前景却并不乐观，不仅在党内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在社会上两派斗争中也面临着严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及其中的顽固分子才为了扭转颓势，表现出对于文革的反动，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党内支持文革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甚至还有人喊出了“刘少奇万岁”的口号，说出了党内有些领导干部不便于说出的话，将他们反对文革的态度鲜明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这两个月刮起的黑风从形式上来看是由社会上的保守派造成的，实际上则是与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存在密切联系。这是因为这些领导干部本来就是支持社会上的保守派的，社会上的保守派在运动中也是保护这些领导干部的。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背景下，不论是党内反对文革的领导干部还是社会上的保守派，都感觉到他们正在走向式微，而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又是党内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坚定力量，在这些领导干部碍于党内纪律和组织程序不便于发言的情况下，社会上的保守派特别是其中的顽固分子就利用文化大革命创造的宽松舆论环境，率先出击，贴出大字报，向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挑战了。这是他们敢于攻击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内在原因。

　　斗争进一步彰显了党内两条路线与社会上两派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运动中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文革的力量开始在党内占据优势，社会上的造反派队伍也在迅速扩大，纷纷对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了猛烈批判。党内反文革力量仍然在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社会上的保守派，但是他们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正在走向低落。社会上的保守派这个时候向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不过是为了扭转颓式进行的亡羊补牢式的努力。虽然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蚍蜉撼树式的行为在文革发展的滚滚洪流面前注定是被击得粉碎的。

　　两个月黑风的出现，是社会上的保守派在面临不利的情况下主动发起的攻击。这种攻击不仅是针对造反派的，更是将矛头对准了党内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而在保守派的背后又站着党内反对文革的领导干部，这个时候他们在党内正面临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发起的反击，不仅是针对正在发起攻击的保守派，其实也包涵着站在他们背后的领导干部。刘少奇这个时候虽然已经不再视事，但是他提出的路线毕竟还在起作用，那些执行了这条路线的人仍然执迷不悟，还在竭力维护这条路线，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刘少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从思想上进行公开批判的。

　　由此我们看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引导着社会上的两派斗争，两派斗争又影响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者不仅具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在互相影响，在此起彼伏中推动着文革的进程。

　　④ 文革在党内外斗争中被推向前进。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才产生的，建国后就已经在党内存在，不过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才逐渐走向激化罢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就谈到过这个问题，而且还要对此进行思想批判。他说：

　　要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进行全国性的大批判。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是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288]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的。根据对两条路线态度的不同，一般来说，党内可以分为文革力量和反文革力量，当然还有中间力量。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等许多党员干部是党内文革力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以及一大批党员干部是党内反文革力量。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代表的路线虽然在党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刘少奇代表的路线退居次要地位，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在党内真正得到解决。这是因为刘少奇代表的路线仍然在党内存在，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还在受到这条路线的严重影响，因而才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在党内存在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作组问题上表现出来，也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表现出来。既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作组问题上的斗争中导致了彭真、陆定一、刘少奇等人的职务变动，那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动呢？鉴于当时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是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因而对于他们采取的措施还是要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承认错误，为造反派平反，支持造反派，在运动中进行自我革命，那么他们还可以待在相应的位置上；如果他们我行我素，不思悔改，仍像以前一样执迷不悟，那么对于他们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就会发生新的变化。后来的全面夺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上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存在密切联系的。文化大革命是依靠群众进行的运动，但是群众却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当然还有处于中间态度的逍遥派。造反派与保守派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是基于阶级属性而是由于认识上的分歧造成的，当然也有个人利益在作祟。两派群众都来自社会的基层，处于相同的地位，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现实生活中，他们往往都受到走资派的欺压，因而他们之间即使出现不同意见，由于具有相同的阶级地位在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后，也是容易化解分歧取得一致意见的。

　　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过：“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289]由于造反派的斗争与文革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因而中央文革小组自然要支持造反派。当时造反派处于少数，因而被称作少数派；保守派处于多数，又叫做多数派。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从来不用造反派或保守派这些具有价值倾向性的术语，而是用少数派或多数派这些中性的语言来称呼这些群众组织。这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为了进一步争取保守派，使两派能够尽早实现统一的缘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还多次要求造反派做好保守派的工作，争取他们能够早日转变过来。因为不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是由群众组成的，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两派团结起来，才能依靠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

　　党内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党内文革力量和反文革力量之间进行的斗争。党内的文革力量支持社会上的造反派，党内反文革力量则支持社会上的保守派，因而社会上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实际上反映了党内文革力量和反文革力量之间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造反派斗争的对象是党内反文革力量中的走资派，而保守派斗争的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保护的对象则是党内反文革力量的领导干部。两派斗争对象的分歧，实际上是党内文革力量和反文革力量之间斗争的反映。

　　这样我们看到，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党内文革力量和反文革力量之间展开，在党外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反映出来。党内文革力量支持造反派反击党内走资派，鼓励他们争取、分化保守派。党内反文革力量支持保守派反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激发他们将矛头对准党内文革力量和造反派。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两条路线的对峙中，在党内文革力量和反文革力量、党外造反派和保守派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我们注意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指导着党外两派斗争，同时党外两派之间的斗争又促进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在发展过程中虽然遇到了重重阻力，但也正是在冲破这些阻力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党外斗争是党内斗争的社会基础，党内斗争为党外斗争提供方向、指导。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两条路线和两派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这些力量在运动中此消彼长的发展变化，也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走向及其最终胜负的命运。

　　（5）文革发展面临的实际窘境。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就是要站稳立场，端正态度，支持文革，参与文革，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论是以四位元帅为代表的军队领导干部，还是中央机关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如何践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兑现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积极支持并参与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就成为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立场和态度上的严峻考验。

　　从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后至元旦前的言行中可以看到，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们往往采取形式肯定、实际否定的方式，也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毋庸讳言，当时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斗争中确实存在着过激行为，不仅对这些领导干部也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损害。这些过激行为既有保守派群众干的，也有造反派群众干的，更多的则是集中在保守派群众中的极右派和造反派当中的极“左”派身上。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对这些行为出现的复杂性进行深入分析，既要分清这些群众在激进行为上的责任，也要直面自己所犯的错误，正确对待并采取适宜的措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防止造成更大的破坏，让文革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而不能因为这些行为的出现，就简单地将其归咎于文革，进而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的文革发展过程中，许多领导干部确实遭到了较为普遍的冲击，甚至不少省部级单位陷于瘫痪。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中的多数人形式上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制定措施，欢迎造反，甚至还提出将矛头对准自己，实质上却不能正确对待文革进程中出现的这些行为，往往采取默守陈规、回避的态度。这鲜明地表现在他们没有向造反派群众公开承认错误，进行检讨，没有及时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群众平反，销毁整理的这些群众的黑材料，没有以实际行动支持造反派群众，而是继续站在保守派群众一边，挑动群众斗群众，坐守渔翁之利。这表明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真正践行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当他们面临造反派的冲击时，不是直面造反、欢迎造反、参与造反，而是将这种冲击视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还要以此为由进一步打压造反派，对于文化大革命仍然抱着敌视的态度。这样也就难以解决好他们与造反派的矛盾，甚至还会致使矛盾激化。和以前相比，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

　　党内进行的路线斗争与社会上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是相互影响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群众中的反映，又形成社会上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因而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密切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从党内两条路线和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关系出发，以史实为依据，不仅揭示出它们之间存在的逻辑联系，还要进一步弄清两者之间的斗争对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影响。要注意团结保守派群众，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清现实，转变立场，及早站到造反派一边。能不能将两派群众团结起来，能不能有效防止造反派的分裂，不仅是对造反派负责人，也是对这些领导干部的严峻考验。

　　毛泽东原来是希望通过召开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使这些领导干部能够转变立场，支持、参加文化大革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对这些领导干部做了思想工作，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会议发言中也表示转变过来了，但是一到实际行动中却仍然像以前那样对文革表现出抵制和反对的态度。这就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面对这些领导干部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如何对待这些仍然抗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干部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遇到的实际窘境。

　　5、国庆节前后两个时期斗争的结局昭示着文革面临重大选择。

　　以上我们分析了从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到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基本情况。这个阶段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为第一时期；一个是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到一九六七年元旦，为第二时期。这两个时期都贯彻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取得的成效如何，直接决定着下一步文革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

　　（1）第一个时期的斗争。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撤销了工作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的接班人地位，确立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而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对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作出了部署和安排。但是，我们看到从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到国庆节前的近五十天内，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仍然遇到了不少困难。这主要表现在党内相当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上。

　　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这个时期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以大串连为标志正在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但是，红卫兵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分裂，形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这两派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如何对待并妥善处理两派红卫兵之间出现的矛盾和分歧，在运动中究竟是支持红卫兵将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还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就成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严峻考验。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个时候的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仍然对于文化大革存在抵制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撤销工作组时，许多工作组（党委）没有销毁他们整理的造反派的黑材料，为造反派恢复名誉，没有妥善处理好他们与造反派的矛盾问题；不能正确对待造反群众，力图限制红卫兵运动，打压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保守派红卫兵，保护自己过关；调动工农群众来压制红卫兵运动；漠视运动重点，转移斗争方向，将斗争矛头引向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抓革命、促生产，还是抓生产、压革命？他们对待文革存在较为普遍的抗衡状态。

　　我们看到，虽然撤销了工作组，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但是在党内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着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存在着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这就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遇到很大困难。这些领导干部处于各级党委的工作岗位上，当时起着领导作用，还在利用职权来抵制文化大革命。如何做好这部分领导干部的工作，就成为文化大革命能否进行下去的关键环节。

　　这说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虽然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但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而是仍然存在于党内，处于次要地位，特别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党内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头脑中，并通过他们的言行表现出来。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仅仅依靠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党的接班人地位，还不足以消除这条路线的影响。要消除这种路线的影响，还要采取新的行动。这就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前文我们阐述了党中央核心领导层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不同认识，从缘由、内涵、特点、原因等方面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弄清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所向，以及开展这个批判是文化大革命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

　　其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术语的表述，是在中央领导层争论以后由毛泽东最后确定下来的。[290]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非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近五十天的文革实践以后，毛泽东从现实斗争出发，经过慎重思考以后才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这条路线还在党内特别是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中间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而这些党员干部又处于党内的领导岗位上。要解决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上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就必须批判这条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否则的话，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困难的。

　　既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那么这个时候在党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就是过去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解决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但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并没有在党内消失，而是仍然存在于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中间。[291]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抵制态度中得到了证明。这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现实基础。

　　这个时候虽然刘少奇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也撤销了工作组，但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却仍然在党内存在，不少领导干部还在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这是因为派出工作组，不过是个运动的形式问题，关键是执行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没有派出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292]正是因为这样，即便撤销了工作组，如果还实行工作组的方针、政策，那么工作组路线仍然会在党内存在。关键是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因而以刘少奇已不再主持中央工作，又撤销了工作组，来割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以前两条路线斗争的逻辑联系，进而否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要性，是错误的，没有依据的。

　　对于这些仍然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转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上的立场和态度呢？

　　为此，毛泽东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做思想工作来解决他们存在的这个问题。这是一次党内民主生活会。这次会议原来计划开七天，由于会议开始后人们的发言不太正常，而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打通这些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然后再通过他们做好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因而这次会议实际上开了二十天。[293]

　　会议期间，陈伯达作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题报告，林彪和毛泽东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大会还组织了发言和讨论。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他们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向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交了底，给他们吃了一个“定心丸”，说他们只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是不会被打倒的。[294]从后一阶段人们的发言看，他们的思想似乎通了。那么，这些领导干部到底是逢场作戏式的表态，还是立场和态度真正转变过来了呢？最终还是要依靠以后实践的检验。

　　从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既表现出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在党内存在的高度警觉，又反映出他还是希望通过党内民主生活会的方式来打通这些高级领导干部思想的，再通过他们进一步做好其他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使大家转变过来，正确对待群众的造反活动，将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能不能达到目的呢？这不取决于毛泽东本人的意愿，而是由这些领导干部以后在文革中的言行所决定的。

　　（3）第二个时期的斗争。

　　我们注意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同时中共中央也将这个文件转发全党。这个文件是在林彪提议下，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下发的。[295]这个文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背景下，不论是对于军队文革还是地方文革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军队文革虽然在范围和步骤上作出了严格规定，但是由于军队不少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造反派，没有处理好以前工作组时期的遗留问题，因而文件下达后，军内造反派活跃进来，对军以上领导机关造成了重大冲击。这引起了许多军队领导干部的不满。这里固然存在某些军内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不满的产生还是因为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态度造成的。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他们不便于直接反对军队文革，就以造反派的行为会影响军队战备和指挥程序为名，纷纷严厉批评造反派，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的讲话不仅反映了许多军队领导干部的心声，也得到了联动分子的拥护。[296]由此我们看到军队文革在进行过程中遇到的抵制行为。如果我们把这种行为放在文革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来看，其后发生的二月逆流、七二○事件、杨余傅事件、改组军委办事组、九一三事件和怀仁堂事变都与此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并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及其最终结局产生了至关重要乃至于决定性的影响。

　　地方上的文革也是这样。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这些领导干部能像他们在会议发言中说的那样站到文革的立场上吗？

　　这要看他们在文革中的实际行动，具体表现在他们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解决相关遗留问题，是否支持造反派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是检验他们在文革立场和态度上是否发生变化的根本标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像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表态那样站到文革的立场上去处理问题，而是仍然如同以前那样对文革表现出消极、抵制和抗衡的态度。这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致使他对这些领导干部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个时候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和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也在相互作用，并不断发生变化。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指导着社会上的两派斗争；同时，社会上的两派斗争又影响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形式。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发展，党内仍然受到这条路线影响的领导干部，由于在文革立场和态度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逐渐走向孤立。社会上的保守派红卫兵也在不断分化出来向造反派红卫兵转变，造反派红卫兵则在斗争中走向发展壮大。这个时候社会上的保守派特别是其中的极右派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领导干部的默许或支持下，先后发起了十一月、十二月黑风，造反派却在中央文革小组和革命领导干部的支持下进行了反击，在斗争中将这两起黑风压了下去。

　　社会上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上的表现形式，同时又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时候不论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党内外进行的斗争，践行中央文革路线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反对中央文革路线的力量虽然走向衰落，但是仍然在顽抗，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只有排除这个障碍，文化大革命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就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抉择。

　　（4）文革面临重大选择。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党内许多领导干部没有按照“十六条”的精神行动，仍然受到以前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影响，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做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以便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但是，事与愿违，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还在利用职权阻挠文化大革命。

　　从文革发展的历程中可以发现，不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还是“十六条”的下发，也不论是撤销彭、罗、陆、杨等人的职务还是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对这些领导干部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触动，他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样子对待文化大革命。即使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召开了具有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和态度还是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些人处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掌握着权力，对于文化大革命仍然表现出抵制和抗衡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就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围绕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党中央下发了撤销《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从组织上中止或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职务。在工作组问题上，围绕派出工作组以及是否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党中央撤销了工作组，通过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双方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又一次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那么，这次斗争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呢？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鉴于这些领导干部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和态度，手中又掌握着权力，业已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就会只能有两种结局：或者就此中止，或者依靠群众进行夺权。文化大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是不可能半途而废的。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与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冲破这个障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而依靠群众进行夺权，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要进行夺权，单单依靠学生和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这就要求作为群众主体的工农登上文革舞台，在夺权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这是在他们拒绝诲改之后，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32]，第306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5]，第100页至101页；[26]，第119页；[37]，第124页至125页；[83]，[85]，[87]，第145页；[89]，[91]，第141页至142页；[112]，第134页；[149]，第155页至157页；[157]，[158]，[159]，第143页；[160]，第144页；[161]，第144页，147页；[162]，第145页至146页；[163]，第146页；[164]，[165]，第145页，147页；[166]，第147页，148页；[167]，第144页至145页，146页至147页，148页；[175]，第144页，145页；[177]，第43页；[238]，第178页；[239]，第179页至180页；[242]，第183页，158页；[246]，第71页至73页；[249]，第207页；[262]，[292]，第164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29]，第173页；[131]，第246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9]，第1434页至1436页；[10]，第1437页至1438页；[15]，第1439页至1440页；[23]，第1440页；[32]，第1438页；[45]，第1344页；[59]，第1443页至1444页；[61]，第1444页；[62]，第1445页；[63]，第1446页；[67]，第1482页；[69]，第1482页；[70]，第1446页至1447页；[73]毛传下，第1423页；[76]，第1469页；[77]，第1451页；[90]，第1254页；[127]，第1229页至1230页；[128]，第1309页，1368页至1371页，1373页；[130]，第1426页至1429页；[168]，第1389页至1390页；[176]，第1407页至1408页；[224]，第1423页；[247]，第1419页；[248]，第1481页至1482页；[255]，第1461页；[257]，第1462页，1460页；[261]，第1422页；[289]，第1417页；[290]，第1446页；[291]，第1444页；[293]，第1447页；[294]，第1449页，1451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8]，[254]，第521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6]，第612页；[8]，第612页至613页；[14]，第604页至605页；[18]，第617页至618页；[48]，第630页；[56]，第593页，601页，605页；[57]，第601页；[109]，第623页至624页；[114]，第630页；[182]，[190]，第622页；[211]，第606页；[223]，第622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0]，第1页至2页；[65]，第2页；[78]，第2页；[79]，[80]，第3页；[86]，第12页；[151]，第3页；[152]，第5页至6页；[153]，第6页至7页；[154]，[155]，[156]，第7页；[170]，第12页；[256]，第89页。

　　8、《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本·大字本），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31]，第161页。

　　9、《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64]，第1878页至1879页；[66]，第1884页至1885页，1886页；[68]，第1915页；[102]，第1880页至1881页；[117]，第1884页至1885页；[147]，第1883页至1884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22]，第52页；[24]，第51页；[25]，第54页；[27]，第57页；[50]，第56页，59页至61页，64页；[82]，第76页；[95]，第76页至77页；[96]，第77页；[97]，第77页至78页；[98]，第79页至80页；[99]，第81页；[100]，第81页至82页；[101]，第83页；[103]，[105]，第80页；[106]，第81页；[148]，第79页，80页；[169]，第83页；[172]，第83页至84页。

　　11、《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庆彤著，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一月第二版。

　　[29]，第44页至45页。

　　12、《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126]，第426页，444页至445页。

　　13、《刘少奇传》（下），编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金冲及，副主编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113]，[115]，第1044页；[119]，第1045页至1046页；[120]，第1042页至1043页；[122]，第1043页。

　　14、《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编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刘崇文陈绍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一版。

　　[111]，第650页；[118]，第651页；[144]，第651页至652页。

　　15、《刘少奇冤案始末》黄峥著，九州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一版。

　　[108]，第33页至34页；[110]，第34页；[116]，第35页；[143]，[146]，第37页至38页。

　　16、《邓小平传（1904—1974》（下），编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杨胜群，副主编刘金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八月第一版。

　　[136]，第1347页；[138]，第1348页。

　　17、《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编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杨胜群闫建琪副主编蒋永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104]，第1932页； [107]，第1933页；[135]，第1932页；[140]，第1933页；[145]，第1934页。

　　18、《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年十月第二版。

　　[142]，第32页。

　　19、《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七月第三版。

　　[227]，第345页；[228]，[229]，第347页；[235]，第351页。

　　20、《叶剑英传》《叶剑项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三月第一版。

　　[230]，第576页。

　　21、《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编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刘继贤，副主编张东辉丁家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四月第一版。

　　[201]，第948页，950页；[225]，第934页；[231]，第952页至953页；[232]，第952页；[236]，第961页。

　　22、《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25]，第39页，130页至143页，42页，241页至243页，246页。

　　23、《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243]，第72页，73页，78页至79页，80页，81页至82页；[245]，第83页至85页。

　　24、《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十月第一版。

　　[250]，第539页，545页至547页。

　　25、《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编。

　　[75]，[251]，第164页。

　　26、《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米鹤都编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二○一五年四月第一版。

　　[264]，第101页至102页。

　　27、《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4]，[11]，第46页；[47]，[55]，第69页；[60]，第70页；[81]，[84]，第75页；[88]，第75页至76页；[121]，[123]，第79页；[124]，第79页至80页；[141]，第80页；[171]，[173]，第85页；[187]，第73页；[191]，[192]，第87页；[195]，第76页；[276]，第114页至115页；[277]，[279]，第115页；[281]，第115页至116页；[282]，第117页；[283]，第124页至125页；[284]，第106页；[286]，第106页至107页；[288]，第118页。

　　2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3]，第222页至223页；[19]，第224页至229页；[20]，第261页；[28]，第277页；[30]，345页；[33]，第303页；[35]，第303页，308页；[36]，第304页至305页；[38]，第306页至307页；[44]，第215页；[52]，第273页至274页；[53]，第277页至278页；[183]，第279页至280页；[188]，第280页至281页；[193]，第291页；[194]，第290页至291页；[197]，第291页；[199]，第291页至292页；[200]，第332页；[202]，第333页，332页，334页；[220]，第291页；[233]，第337页；[252]，第295页；[260]，第337页至338页；[265]，第338页；[267]，第338页至339页；[269]，第339页；[271]，第340页；[272]，[274]，第340页；[275]，第224页至225页；[278]，第339页至340页；[280]，第340页至341页；[285]，第349页；[287]，第351页；[295]，第279页至280页；[296]，第344页。

　　29、《“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16]，第97页；[21]，第82页，83页；[43]，第101页至106页；[54]，第96页；[189]，第97页；[263]，第122页；[266]，第121页至122页；[268]，第123页；[270]，[273]，第123页。

　　30、《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张云生著，春秋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184]，第42页，43页；[196]，第57页；[198]，第27页，29页，30页至31页。

　　31、《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244]，第40页至41页。

　　32、《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46]，第457页；[51]，第412页至413页；[137]，第418页。

　　33、《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41]，第509页；[42]，第482页至484页；[134]，第511页；[139]，第511页至512页。

　　34、《王大宾回忆录》王大宾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一五年十月第一版。

　　[12]，第25页至26页。

　　3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版。

　　[74]，[253]，第757页。

　　3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八月北京第二版。

　　[133]，第347页。

　　3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7]，第82页至85页；[17]，第162页至163页；[34]，第94页；[39]，第116页；[72]，第134页；[92]，第133页至136页；[93]，第136页至139页；[94]，第139页至141页；[150]，第143页至150页；[178]，第76页；[185]，第132页；[186]，第132页至133页；[203]，第154页至155页；[204]，第155页；[205]，第155页至156页；[206]，第156页；[207]，第156页至157页；[208]，第158页至159页；[209]，第159页至160页；[210]，第160页至161页；[212]，第161页；[213]，第175页至176页；[214]，第176页至177页；[215]，第177页至178页；[216]，第178页至179页；[217]，[218]，第179页；[219]，第179页至180页；[221]，第76页；[222]，第82页；[226]，第85页；[234]，第168页；[237]，第136页；[240]，第132页；[241]，第162页至163页；[258]，第134页；[259]，第4页至11页。

　　38、《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179]，第269页；[180]，第271页；[181]，第274页。

　　39、《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1]，第2页至3页；[2]，第3页至4页；[3]，第6页；[49]，第8页至9页；[71]，第3页至4页。

　　40、《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四期。

　　[174]，第1页至3页。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22/05/4556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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