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晓会：论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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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个人情感是多方面的，他效仿斯大林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进行阶级斗争越演越烈；崇拜斯大林的国际或世界领袖地位，将其错误和罪行视为细枝末节；但对斯大林过去扶持王明等留苏“洋务派”和轻慢自己感到委屈和耿耿于怀，从而形成了其留恋和忌怨交织的矛盾心理情结。这种情结形成的原因也是复杂的：一是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许多事业和制度背景上的一致性，导致他在心理上的“同病相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出尔反尔死硬维护斯大林，形成绕不过的心理死结；二是缺少留洋经历和不通外文，个人很少或不能与斯大林直接往来（包括电报和邮件），导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指示和苏联洋教条既遵从又忌讳；三是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双重性格，致使他对斯大林既敬畏又藐视，有时还跃跃欲试与之较劲和比高低。毛泽东对斯大林实际上并无多少个人好感，但在其心目中却是一种象征，是自己事业、权力和形象的影子。这一因素加入到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中，就使他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留恋、尊重和依附占主导，而怨恨、鄙视和割舍居其次。这种心理情感体现到政治上，就是毛泽东虽然对斯大林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对华政策在言论上有过尖锐的批评，但还是以“三七开”给以总体肯定。这样又导致他领导下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延袭斯大林的旧体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造，有的方面还比“老大哥”做得更厉害更极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如果要论及世界历史上对其思想和行为影响最大的个人，那么斯大林必定是其中之一。当然，由于复杂的历史和个人的利害关系，毛泽东对斯大林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矛盾的，甚至可以说是喜厌无常，爱怨交织，在其心中构成了很深的心理印痕，我们可以称之为“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本文即试图对这种情结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等作初步探讨，不对之处，请有关专家批评指正。

　　一

　　情结是由一系列被压抑的无意识的思想、感情、知觉、记忆等所组成的意念倾向，它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一个人的思维和情感方式。毛泽东久而久之所形成的对斯大林留恋和忌怨相交的矛盾情结，表现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如同样是在“路线斗争”问题上，斯大林反对所谓左右倾机会主义毛毫无疑问表赞同态度，但牵涉到过去斯大林与中共关系上则又偏重于批评；从时间段来说这种矛盾心理几乎缠绕了毛泽东的大半个政治生涯，但大体上中年（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斯大林忌怨占主导，晚年（60—70年代）留恋占主导。如此等等，归纳起来，这种留恋和忌怨交织的矛盾情结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效仿斯大林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进行阶级斗争越演越烈

　　井冈山时期肃AB团，延安时期的整风，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等等，毛泽东这方面的“错误”已是众所周知，中共党内也有共识并形成了有关历史决议。这些做法人们也都知道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也不是哪个人有意或一心要学它们（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学，陈独秀、毛泽东也学，大家都学），这是历史造成的，是共产国际的机制造成的。只是毛泽东学得这样独到，学得这样走火入魔却是少见。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能够通天于苏联或共产国际最高领导层或握有学习苏联及解释经典话语权的，自然还轮不上毛泽东。井冈山时期执掌了一定权力后大概也没什么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苏联经验。肃AB团可能是一个特例。当时中共已多少受到了苏联布尔什维克国际国内那种派别斗争形式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一种政治上的不调和不包容风格，斗争方式上还没有走到将对手或反对派从肉体上消灭的程度。20-30 年代中共红色根据地打击托派、肃AB团等效仿了苏联政治上的斗争风格，但实际上也沿袭了中国封建社会江湖上的火并模式。

　　细心地翻阅一下《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收录的井冈山和延安时期的著作就会发现，井冈山时期在毛泽东自己的著述或演讲中不仅见不到斯大林的名字，甚至提到机会主义、反对派或托派等概念也是屈指可数，这是除了当时斯大林本人对中国革命影响有限等客观原因外，主要也就是前面说的因没有话语权而少说为妙。但到延安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毛泽东获得了领导权，也开始主宰和控制言论，更不用说对经典的解释权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较多地研究苏联哲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著作，[1]斯大林的名字和语录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其文章中，并开始打着列宁主义（多为斯大林主义）的旗号，去反对所谓左右倾机会主义，尤其是对那些排斥和整肃过自己的人进行思想清算（即使是莫斯科器重的人物）。

　　如早在1937年10月毛泽东的一次会议报告中，就开始将中共党内的所谓“托匪”与汉奸、敌特并称，大肆渲染什么“托匪的作用”、“托匪的危险性”，并号召“坚决消灭托匪”。[2] 1941年，在一篇专门声讨 “左倾机会主义”的文章中，毛把白区工作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临时中央政治局，讥讽他们不求实际，只知道“高叫一顿，乱撞一顿”，“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说他们除了“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从而导致把党在白区的力量“闹个精光”；对王明更是不客气，连连称他为“老爷们”，斥责“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毛还指责他们“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当然此时毛自己的地位还不是很稳固，还得防备别人的反击，所以文末还狠狠抨击了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告诫不能“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3]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毛此时已研读过斯大林御编的那部党内斗争教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也让我们很容易想起斯大林在20年代也曾告诫过他的同事们党内斗争不要采用“放血”或“割除”的这种有“传染性”的方法，可是到30年代后期完全控制权力后正是他自己把所谓反对派从肉体上消灭和赶尽杀绝；而毛泽东后来鼓动群众和红卫兵、造反派进行的“乱斗”，比起他早年的对手们又何止是小巫见大巫？对付知识分子和“走资派”，毛泽东可堪称“思想改造”的大师，无论是昔日拿起枪杆与毛并肩作战的战友，还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捍卫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学界泰斗，绝大多数都被整得唯唯诺诺、五体投地，迫害致死时还要喊“毛主席万岁”；即使“骨头最硬的”鲁迅再世，也会是毛说的：要么进监狱，要么闭上嘴巴。据有的海外学者研究，斯大林也搞过“文化革命”，而“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这就是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当年同名政治运动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革’与苏联‘文革’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愚弄、煽动和利用达到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程度，斯大林实难望其项背……毛泽东能轻而易举地玩弄数亿民众于股掌之上，而斯大林却不得不依靠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4]

　　 2、崇拜斯大林的国际或世界领袖地位，将其错误和罪行视为细枝末节

　　在毛泽东的内心世界，说他始终一贯对斯大林本人很佩服很崇拜这恐怕不是实际也很难说得通，但至少在斯大林生前或其问题被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出来之前，有时还是比较崇敬的。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发言时就曾称“斯大林是我们的先生”。而过去将“马恩列斯”并提，首先形成“习惯”的也很可能是毛泽东。[5]毛后来虽然曾声称自己“不太喜欢看”斯大林的著作，[6]但据邓小平说，实际上毛写文章讲话虽“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但却大引斯大林“怎么说”。[5]二十大后毛对斯大林本人似乎已有些不恭，但对斯大林的国际或世界领袖地位还是比较崇拜或敬畏的。据毛自己后来说，他曾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有1939年12月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49年12月的《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和1953年3月悼念斯大林逝世的《最伟大的友谊》。他辩称后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写的，但延安那篇他自己说“比较有生气”，因为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6]实际上从前述可以看出：那两篇也是毛这种敬畏领袖的一贯的和自然的产物，而不是勉强之作。所以即使斯大林的血腥镇压反对派和所谓肃反等问题，已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昭然若揭，且他自己也曾说过斯大林割脑袋像割韭菜，“错杀了许多人”，[7]但仍将其错误和罪行视为细枝末节，力排众议，在许多国际国内公开场合大肆宣讲“三七开”，不厌其烦地强调“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8]而在内部讲话就更不用说了，不仅仅停留在肯定斯大林，同时还对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极尽讽刺和嘲笑，如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 [9]等等。

　　尽管毛泽东的个性桀骜不驯，他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在他掌权后很少受什么教条的束缚，但对斯大林主义还是采取了有选择的拿来主义和为我所用甚至是出尔反尔的态度，尤其是在斯大林在世时更不敢挑战斯大林的理论权威，并且免不了还要鹦鹉学舌。如斯大林说“革命不能输出”，毛就说“同样正确的是，革命也不能输入”；[10] “斯大林说，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我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 ；[11]在延安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中，6个外国文件有5个是斯大林的著作；[12] 50年代初，什么“一边倒”，什么“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3]自然也是毛泽东敲定的——这时就不再忌讳什么洋教条了；虽曾向斯大林提出外蒙回归但遭拒后也不再坚持，50年代初重大事情都请示斯大林；50年代中期仍禁绝党内和社会上对苏的不满言论，违者被打成右派，并且，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已经是众矢之的，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毛却要反潮流，硬是把个人崇拜分为“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种，肯定把包括对斯大林在内的革命领袖的崇拜是“正确的崇拜”[14]——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无异于说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的对他的崇拜便是百分百的正确了。二十大后，毛虽然写过不少文章发表过不少演说，如《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批评过苏联模式和斯大林的一些做法。但不说毛没批评过的或批评很少的（如政治体制，计划经济等），就是毛自己批评过的乃至批评得较深刻的，他仍照做不误，如明知斯大林的农业政策是“竭泽而渔”，但却仍将学来的斯大林的农产品统购统销体系做得更加“完美”；他曾大批斯大林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但众所周知，毛泽东晚年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却是日趋严重。

　　3、对斯大林过去扶持王明等留苏“洋务派”和轻慢自己感到委屈和耿耿于怀，

　　毛自己对南斯拉夫同志曾说：“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6]前一句话应该是实话，但后一句话是半真半假。很明显，毛在这里有点自称或直吹自己是英雄好汉，因为现在还没发现过毛当面跟斯大林吹胡子瞪眼睛吵过架的资料。但是，在被斯大林冷落，赐坐冷板凳后心里的一肚子气没法出，对其他人而不是对斯大林本人口出粗言的情况确实不是没有。如毛第一次访苏期间，当苏方代表柯瓦廖夫和中文翻译费德林来到毛泽东住处看望他时，他就曾大发脾气，“你们叫我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来干什么的？难道我来这里是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15]这确实很明显地体现了毛泽东的一股怨气，而且也明显是指向斯大林的，但当面不敢发作。

　　同时，这股怨气的形成也由来已久。毛泽东清除自己不认可的苏联和斯大林 “洋八股”在延安早期就开始了。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他就提出了要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6] 1940年3月，当着周恩来等人的面，讥讽共产国际领导人称张闻天为理论家，是只不过背了几麻袋洋教条回来罢了。[17]同样是在毛那篇接见南斯拉夫同志的著名演说中，他总结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的“四次错误”，除了第三次是说斯大林支持了蒋介石而没支持中共，这里面没有多少毛的个人利害关系外，其他三次都与毛个人的尊卑沉浮密切相关，这从以后文革中毛派理论家们杜撰出来的几次“路线斗争”模式也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介绍斯大林的前两次“错误”时，毛明确地对南斯拉夫同志说：“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就是斯大林路线”；说“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但毕竟还没直接联系到自己。而到介绍第四次“错误”时，就把自己直接放进去了，埋怨斯大林把他当“半个铁托或准铁托”。[6]所以1949年12月他会见斯大林的第一句话，就是那句被很多人引用的“名言”：“我是长期受打击和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18]可见毛是觉得自己很委屈的。并且，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铁托，无疑也是他决策和积极出兵朝鲜的主观原因之一，因为也是毛泽东自我认定到抗美援朝斯大林才摘去了他“半个铁托”的帽子；[6]后来他甚至还请斯大林派一位理论家（就是后来的驻华大使尤金）来帮助他编辑自己的选集，以免他的著作出错或有违斯大林主义，进一步打消斯大林的疑虑，当然也不免含有讨好和取悦斯大林的意思。

　　二

　　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表现是多方面的，其形成的原因自然也是复杂的，但主要的和较深层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许多事业和制度背景上的一致性，导致他在心理上的“同病相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出尔反尔死硬维护斯大林，形成绕不过的心理死结。以毛泽东的观念和视角从总的方面看问题，自然会认为不管斯大林有什么问题或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他毕竟是列宁主义的继承者，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而且还积极援助过中国革命，后来又高度肯定过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所做出的贡献。他在一篇文章中还说：不论是斯大林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19]从这里可以看出，毛心理上是把斯大林以“我们”这个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紧紧地与自己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连用了三个想当然的“总是”。这种“总是”的逻辑自然有一定道理，所以他主张不能将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和“他们不挂斯大林像，我们挂”等[20]亦可理解；但是，毛泽东对中共党内历史和现实中的所谓“机会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却又一棍子打死，自然这就用了不同的逻辑了。在他看来，如果否定了斯大林，就等于是否定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甚至否定了毛泽东自己，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失了根本断了法统，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故说“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那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所以“我们中国没有丢”，不能丢，从而“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21]

　　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都是通过激烈的党内斗争一步一步获得最高的和极端的权力的，在取得这种权力和维护这种权力的过程中也都不同程度的使用过暴力，如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付AB团和30年代斯大林的“肃反”，只不过是毛的手段和做法显得更“文明”一点，更注重在心理和精神上去摧残和折磨人罢了。如延安整风和后来的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无不是这样。所以毛对斯大林肃反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在被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后，不仅总是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很少提及，而且还认为斯大林对阶级斗争坚持得不够，过早地宣布“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是错误的，并告诫全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毛泽东获得最高权力后，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就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与斯大林政治体制一模一样的政治运行模式。如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甚至被个人意志所操纵，形成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乃至个人独裁，民主与法制形同虚设，封建专制和特权却极为显赫。当然毛泽东设计和主导的政治和权力的运作有与斯大林不一样的地方或高明之处，如你说他完全不讲民主吗？他也有他的煽动和愚弄民众搞“大民主”的发明与创造，也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奉旨造反”，“群众性造反，都是在毛泽东划的框架下面进行的，离开这个框架，立即会受到制裁”。[22]而学习斯大林在科学和文化上的专制和“革命”，更是发展到赤裸裸地推行愚民政策和反智反文明的程度——如“引蛇出洞”反右派，纵容红卫兵焚书“破四旧”，把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把所有“封资修”的东西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等等。所谓文化革命实质上就是革文化的命，“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了“毛泽东时代”的警世箴言。

　　经济上虽然反思了斯大林体制，但并未从根本上变革。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对斯大林的批判，“揭了盖子”，对苏联这个“老大哥”和斯大林早有怨气的毛泽东，心里自然是很矛盾很复杂的。一方面就开始把心中的不满和对洋教条的不屑公开表露出来，以自己的经验和观点指明和分析其弊病，如撰写或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名文章或讲演；另一方面则组织人马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就是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千万别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具体到经济体制上，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和批评，从当时党内的理论水平来说，不可谓不“先进”，不可谓不“前卫”。如毛泽东认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比例要协调，不能像苏联那样完全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不能像苏联那样“把农民挖得很苦”，用义务交售制“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9]从这个单一问题上应该说是讲得很精辟了。

　　但问题是，先不说实际上或实践上，毛泽东在理论上绕不过弯来的是，与斯大林大办集体农庄一样，从根本上他不是为发展农业、轻工业而去发展农业轻工业，不是为了农民甜而希望不要挖得他们太苦或拿少一点，不是为了母鸡的身体好一点而是为了它多生蛋而给它吃一点米——他的目标最终还是重工业，是希望从农业中得到更多的资源支持工业化：“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一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一些”。[9]在实践上，像毛泽东一贯到底的人民公社及统购统销的商贸体系与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及农产品统购政策没有什么两样；而大跃进把许多森林砍光，把农民家里的炊具都拿来大炼钢铁（然后办公共食堂），后来又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比起毛批评斯大林的“不给或少给米要鸡生蛋”的做法来更要命，那简直就是“杀鸡取蛋”——已为不少学者考证过的，主要是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至少也饿死过上千万人。当然，毛泽东比斯大林在心理上更复杂的是，我们很难想象出身农民家庭的毛泽东，损害和剥夺农民权利有多少主观故意，也许是毛泽东从个人心理上同情农民但拗不过体制运转的巨大惯性或规律，或许是要赶超苏联乃至英美的浪漫和狂妄而害苦了农民。事实上许多时候，在政治上他也曾给予过农民极大的信任或对中国农民进行过心理上的补偿，如“巩固工农联盟”的标语和口号在过去的年代里从来没有终止过；20世纪60-70年代他还让农民普遍充当了一次下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教师爷，让后者也体谅一下前者艰苦的生活环境，并减缓社会经济和城市人口的压力，可谓一举三得。

　　二是缺少留洋经历和不通外文，个人以前很少或不能与斯大林直接往来（即使是电报和邮件，更谈不上见面），这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指示和苏联洋教条既遵从又忌讳的重要原因。面对党内许多政治对手，毛缺少留洋尤其是留苏经历，又不懂外文，不说马列经典原文，就是译文因原来革命战争年代艰苦环境的限制也读得相当有限。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既比不上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五四时期学界精粹后又是中共领袖的风云人物，即使在瞿秋白、王明、博古这些通俄语和有留苏经历并与苏共中央、共产国际及斯大林又有直接交往的人面前，也是相形见绌。这在毛泽东心中是留下了深刻心结的，因此他还被人戴上过“狭隘经验论”的帽子。毛泽东虽早就发起了反对和批判奉行洋教条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强调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在个人情感上也许一开始就很同情铁托。但一般不轻易公开直接把自己与此牵扯在一起，不明确表露个人对那些整过自己的人的不满心情，尤其是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来之前。但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了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虽然有忧（即他说的“捅了漏子”），但还是有喜，喜忧参半。尤其是斯大林支持的那些人压在他心头的那股恶气，可以无须指桑骂槐发泄一下了。

　　1956年9月10日，毛借说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及其170人名单是否“公道”之机（名义上是为了安慰没被列入名单的同志），直接以自己为例，不仅诉说了他的所谓“逢双不吉利”，中共二大和四大都“没有到”，即未能当上中央委员；申诉了“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也很难得的承认自己没学过军事，在井冈山和长征具体指挥作战时打过多次败仗及“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等。而且，他还强调指出“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沦’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市里头就有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忘记了，他们也来到山上了，而我们从前也是在城里的。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他们刚刚来，因为是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就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是在乡村里头先搞的，乡村里搞革命的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你说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我看山上确有马克思主义，因为大家都上了山，有这么多根据地嘛！” [23]

　　毛泽东对斯大林“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24]尤其不满，所以苏共二十大后，他对许多来访的外宾不厌其烦地大谈所谓三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讲当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如何相信王明等留苏学生和怎样压制他、打击他和不相信他，内心深处对这些往事耿耿于怀。也是因此，即使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对此也特别警惕和异常愤怒，如现已被广为传播的那个“高岗事件”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949 年7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高岗竟然向苏方建议将中国东北宣布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这种出格连在座的斯大林也不得不当场声斥和讥讽高为“张作霖同志”。当然，这主要是骂给在坐的刘少奇听的。事后斯大林亲自安排了为此被激怒的刘少奇与高岗的调解，声言说“我那天对高批评得太重了，你也是，我们都沒有什么根据，请把我的意见转告给毛同志。”对此，毛泽东这时表面上还是不敢违拗斯大林的旨意，新中国成立时高岗仍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和军委的副主席，毛还在与斯大林的驻华特使科瓦廖夫的多次谈话中强调他“一直支持高岗”。可不久就因东北只挂斯大林像而不见毛泽东像而使矛盾暴露和激化。到1950年2月，斯大林见保不住高岗了，则同意了中共谴责高岗，并干脆将科瓦廖夫有关批评中共中央的及高岗给他个人的秘密情报案卷全部转给了毛泽东，出卖了高岗并导致了他的“完蛋”。[25]

　　三是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双重性格，致使他对斯大林既敬畏又藐视，有时还跃跃欲试与之较劲和比高低。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写给江青并自称为“黑话”的信中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毛泽东所谓的“虎气”和“猴气”现在网上已有广泛的议论，不少人多是从赞赏的角度去评说的，甚至将毛的“猴气”也理解为孙悟空的造反精神，这显然不对；也有的将毛说的“猴气”理解为毛自认的缺点和错误，是毛自评自己“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也显得牵强。实际上，这纯粹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一种性格评价。

　　在毛泽东身上尤其是在与外宾交往时，常表现出东方人常见的那种谦恭、礼貌、含蓄或不露声色。赫鲁晓夫甚至说“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26] 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派到延安负责与中共联系的苏联医生阿洛夫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也说：“据我对毛泽东6年多时间的了解，在他听译文时，他的微笑和‘好、好’的话，根本不意味着他对电报感到满意”；从毛泽东“纯粹中国式的客气，很难看出他的真实的内心”。[27]而具体到对斯大林，前面我们已经有不少介绍了，毛对斯大林有很虔诚和敬畏的一面，革命战争年代就认真读过和说话写文章大量引用斯大林的著作，多次自称过是斯大林的学生。这种畏惧和崇拜之情，在他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并受到赞扬时的受宠若惊和委屈得像个三岁小孩的那种情态和模样，从我们前引的毛的言辞里也能推知一二，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毛泽东自己说的没错，其性格上的另一个方面，即“虎气”也可说霸气是为主的。这一点表现到他的浪漫的诗人气质上，则可称为豪气。这有他许多的经典名言和诗句为证，如什么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造反有理”的斗争哲学；什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甚至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唯我独尊的帝王心态；还有“敢叫日月换新天”，“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高峡出平湖”的幻想与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等等。具体到斯大林的问题上，其虎气或“反潮流精神”则表现为他敢于毫无顾忌地在一般看来很敏感的问题上赞同和反对斯大林。如前述早在1958年就把个人崇拜分为两种，到1965年与斯诺谈话被问到“在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崇拜”时，仍毫不忌讳地说：“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28]而毛泽东在评论斯大林问题的后果时则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29]这虽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是跟着赫鲁晓夫“落井下石”，但从此也可看出掺合了个人利害关系后毛对斯大林极为矛盾的心理情结。尤其是当毛发现“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时，更是怒火中烧，丝毫没有了平时谦卑的君子风度，在大会上公开斥责说：“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14]“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是敢于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20世纪任何国际共运中的领袖人物比个高低的。对以后的赫鲁晓夫更是不在话下，在一次作报告情绪激愤起来时，竟然还说“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 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母)鸡!”[30]?



　　总之，毛泽东对斯大林实际上并无多少个人好感，但在其心目中却是一种象征，是自己事业、权力和形象的影子。这一因素加入到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中，就使他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留恋、尊重和依附占主导，而怨恨、鄙视和割舍居其次。这种心理情感体现到政治上，就是毛泽东虽然对斯大林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对华政策在言论上有过尖锐的批评，但还是以“三七开”给以总体肯定。这样又导致他领导下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延袭斯大林的旧体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造，有的方面还比“老大哥”做得更厉害更极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注引：

　　[1]参见骆晓会：《苏联哲学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载《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另载香港中文大学电子杂志《学术周刊》2006年10月B期。

　　[2]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3]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1941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339-347页。

　　[4]程晓农：《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

　　[5]夏明星，李峰：《毛泽东眼中的斯大林》，《文史精华》，1999年第6期，4-10页。

　　[6]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0-126页。

　　[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页。

　　[8]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333页。

　　[9]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285页。

　　[10]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外交问题》(1936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397-398页。

　　[11]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374页。

　　[12]单世联：《1956年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结构》，《学术评论》，2004年第6期16-23页。

　　[13]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14]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369，408页。

　　[15]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37页。

　　[16]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34页。

　　[17]刘英：《在历史的潮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18]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见《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 336页。

　　[19]毛泽东：《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1956年4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20页。

　　[20]毛泽东：《同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370页。

　　[2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1—322页。

　　[22]高华：《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2002年10月在华东师大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演讲），可见北京大学天益网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9984。

　　[23]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00-109页。

　　[2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25潘琪译：《高岗：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BIG5/wenhua/1088/2097711.html ）2003-09-19。

　　[26]《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页。

　　[27]A•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第1-9页。

　　[28]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408页。

　　[29]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

　　[30]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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