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玲：姚雪垠42年创作《李自成》的曲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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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史春秋》
       
　　不算之前的构思时间，从1957年秘密写作《李自成》开始，到1999年《李自成》四、五卷全部出版，姚雪垠的这部恢宏之作历经42年，横跨“十七年”、“文革”、“新时期”及之后，共4个历史阶段终至完成。这4个历史时段恰好是社会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革、转型之期，新的理念、思潮不断产生，或以整合的温和方式替代原有思维，或直接用批判之类的疾风暴雨进行观念的变革；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松弛，终在最后一个历史时段调整到协调发展的程度。

　　不少人认为，由于《李自成》创作前后跨度太大，时间太长，致使出现前三卷与后两卷创作无法衔接的现象，因此影响了全书的质量。“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召政就把这样大跨度写作带来的缺失作为自己创作长篇的一个警示，“我在写《张居正》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说，我一定不要让我的小说放在30年之内去完成，我一定要在5年之内完成。这样，这5年给予我的文化的心态、身体的状况是一致的。我的小说也不至于前后反差那么大。”然而，姚雪垠自己说《李自成》“全书五卷的主要故事情节、结构布局、主要人物形象，基本上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逐步准备成熟的”，其创作主体已于上世纪80年代基本完成，四、五卷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在《小说》、《中国作家》等刊物上业已发表，其问题更多地应该归结到后续的修改与出版而不是先前的创作构思。从1986年到1999年，作者一直在苦于修改，最终的文字却并未有太大改动，结果迟迟拖至上世纪90年代末才将全书出版。个中原因究竟为何？这些创作中复杂、特殊的现象，可以说都缘于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过于密切的关系。时代的变迁，文学思潮的涌动，曾怎样冲击着作者的创作思想，影响着作品的文字表达，都是今天我们在进行《李自成》研究时必须清楚的问题。

　　1957—1963：文艺松动与主题合流下的《第一卷》顺利完成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姚雪垠曾有创作《李自成》与《太平天国》两部历史小说的打算。而这两段历史，都曾受到过※※※的关注。1944年3月，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以明末的政权腐朽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受到※※※等共产党人的极大注意，并将其全文转载于延安《解放日报》上，作为“整风”文件，散发全党学习。同时，※※※写信给郭沫若，提出“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郭沫若却一直未动笔写。直到60年代初，陈毅又向郭沫若重提※※※让他总结太平军经验的事，郭沫若才组织一个研究小组，并亲自拟了全书的章节安排。但这项工作还是未能继续进行下去，在中途就中断了。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郭沫若当年的工作秘书王戎笙曾作如下推测，“我想主要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这时已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后，而且是1957年反‘右’和1959年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之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太平天国胜利时骄傲的历史经验作为共产党的一面历史镜子，是一件很担风险的事。”姚雪垠拟创作《李自成》、《太平天国》这两部历史小说，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重视这两段历史的影响。而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李自成》而非《太平天国》，其原因想来也是与郭沫若同出一辙的。在《学习追求五十年》中，姚雪垠并不讳言自己“关于反映太平天国历史的小说轮廓比反映明末历史的小说轮廓更为清晰”，而最终选定先写《李自成》，除了因为不熟悉太平天国活动的南方地理、风土、人情、语言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5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刻地写出近代史上革命领袖的缺点和错误是不可能的”。1957年6月，政治风云突变。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提出的“双百方针”之“花”还未盛开，“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已然下达。一批“双百方针”提倡下出现的批判现实、揭露现实阴暗面之作被作为典型毒草批判，大批参与“鸣放”的老作家被打成“右派”，开除党、团籍，下放劳动。姚雪垠也是其中的一员。他的散文《惠泉吃茶记》（1957年春发表）就引起了※※※的注意，并责之有“知识分子的清高”的毛病。这种情况更加决定了姚雪垠着手先写《李自成》。

　　1961年夏天，《李自成》第一卷初稿完成。之所以进度如此之快，除了作家自身的努力外，主要还是由于上级领导的支持。而这，与60年代初期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是分不开的。针对1958年“大跃进”经济与文艺的泡沫危机，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文艺政策的调整工作开始进行。1959年4月23日和5月3日，周恩来两次邀请文艺界代表进行座谈，并于5月3日下午作了题为《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提出文化艺术工作“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等10条指导意见，鼓励文艺工作者“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推动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不断前进”。1961年上半年，中央宣传部开始主持起草《文艺十条》，后压缩成《文艺八条》，并于1962年4月30日经※※※、刘少奇等领导人核阅后，由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文艺八条》中“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以及“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等内容，对处于严重失重状态的文学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姚雪垠创作的《李自成》第一卷受到武汉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说是这次文艺政策积极调整的结果。

　　1963年7月，《李自成》第一卷顺利出版，除受到文史学家吴晗、阿英、李文治等人的称赞外，还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等领导的好评。如果说吴晗等学者主要是从史学、文学角度对小说给予高度评价的话，那么，陶铸等中央领导的肯定，应该有一定的政治因素的考虑。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压制政策，广大人民生活状况不断下降，饥荒严重，党的经济建设面临严峻考验。1962年，中央开始总结纠正“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等领导人认真总结分析了“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根源，将其归纳为“经验不够；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分散主义严重泛滥；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过火的党内斗争和只反‘右’不反‘左’等”，其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反响。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实行不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如果在人民内部不实行广泛的民主，干部和群众就不敢讲话，正确的意见就集中不起来，就不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人民内部不实行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可能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是法西斯专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不可能正常进行下去”。会后，刘少奇对“七千人大会”所作的报告进行了修改，亲笔加进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强调这是几年来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李自成》第一卷中对李自成发扬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描写，恰好符合了这一主题。如书中描写潼关南原大战前夕，李自成召集众将领商议战事，先让其他将领发表意见，最后才总结归纳，说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一传统，自前一任闯王高迎祥就已经开始了，“从高迎祥到李自成，在这一支农民军中有一个好的传统：遇到重大的问题就召集众将领一起商议，谁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李自成的作风比高迎祥还出色，他总是静静地听大家发言，自己很少做声，直到大家把意见说得差不多了，他才把大家的好意见挑出来，加以归纳，作出自己的最后决定”。在潜居商洛山时，部下郝摇旗吃不了山中之苦，受部下怂恿要脱离李自成，李自成得知后，在短暂的气恼后，立刻开始了自我检讨，“自成！你同摇旗共事多年，出生入死都在一道，他现在要离开你，竟然事前连对你说一声都不肯。这是你的赤诚还不能取信于人，怨得谁呢？”这种对农民军将领发扬民主风格，认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描写，与当时“七千人大会”上※※※对民主意识的强调刚好合拍，尽管这并非姚雪垠最初创作的主要意图。1978年6月，在与聂华苓、安格尔等人的访谈中，姚雪垠承认“第一卷写李自成全军覆没，他不动摇、不妥协、不投降，也不想到自杀，还是要用各种办法推动革命高潮，这一点和我自己受过挫折是有关系的。我们当一个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爱护人民的事业，受了挫折以后……”姚雪垠借写李自成不屈不挠，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前行的精神，来浇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屡受打击、挫折的块垒；而与时代意识形态相契合的，却是对领导人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形象的树立。不管怎样，在文艺松动与主题合流的双重机遇下，《李自成》第一卷从整理初稿到出版，几乎都在风平浪静中度过。

　　1966—1980：“两结合”创作方法与文艺主流的合拍

　　从1966年到1976年，当“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将一切优秀作家、作品打落殆尽之时，《李自成》却两次受到※※※的保护，从而奇迹般地得以保存，且被允许继续创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贯穿于《李自成》创作的阶级斗争历史观主线与※※※对阶级斗争的关注相一致。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专章展开讨论。在这里，则主要就《李自成》创作中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与※※※对“两结合”手法的提倡等，来谈谈※※※保护《李自成》的文学方面的原因。

　　1958年，在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为脱离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创作模式，※※※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之后，周扬对这一提法进行了论述，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作为一项“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提出的”“十分正确的主张，应该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在周扬的讲话文章引起文艺界广泛响应和讨论后，“两结合”创作方法在1960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被正式确认为指导全国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然而，※※※并未给予这个新的创作方法明确的定义，而是“留待理论家去探讨，而理论家又有待于作家的实践。”姚雪垠就是自觉实践这一新创作方法的作家。在《在※※※思想指引下探索前进》一文中，姚雪垠明确表示，自己在创作《李自成》的过程中努力实践了※※※“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指示，“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加深了理解”；而在另一篇谈创作的文章中，他把自己以往的作品，如《春暖花开的时候》能够在香港和南洋拥有相当多的读者，并获得很大影响的原因也归结为是“在创作方法上融合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认为“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必然在现实主义中产生许多像诗一样的浪漫情趣”。姚雪垠在《文艺创作问题答问》一文中说，在写作《李自成》时，“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哭起来，我被我笔下的人物命运所感动，感动了我自己，这个时候就有浪漫主义产生了。正是因为我充满了激情，所以以我的想像补充了历史。历史实践往往很简单，有许多情节都是我创作时虚构的……在这种虚构之中，就有浪漫主义。所以，真正的现实主义在塑造典型形象时必然混合着浪漫主义。”在《李自成》一、二卷中，刘宗敏纵马跃江；慧梅替高夫人勇挡毒箭，尚炯为其刮骨疗伤；李自成只身前往石门谷，平息杆子叛乱等等情节的描写，都在现实主义中夹杂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成分。同时，《李自成》中对民族风格的自觉追求，也是对“讲话”精神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成功实践。

　　因而，我们可以推测，对※※※提倡的“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推崇与自觉遵行，是《李自成》取得※※※支持的文学方面因素之一。而在1974年至“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当“两结合”创作方法还处于文艺创作基本方法的主导地位时，《李自成》不仅作为成功运用“两结合”方法创作的模板，成为百花凋零的文艺界中的一支“独秀”，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也被当作与“三突出”原则对抗的典范之作加以赞扬。

　　早在1971年，※※※就已经关注到了文艺界一片惨淡荒芜的景象，并对此深表担心。1972年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了戏剧作品少的状况，强调要繁荣创作，由于“四人帮”的阻力，文艺界的工作未见起色。但从※※※的批示以及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于1973年元旦接见文艺工作者，要求抓文艺工作这些举动中，一些敏感的文学知识分子感到了文艺政策的松动，正如《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一书提到的，“随着部分出版社、文学刊物恢复业务活动，文艺创作出现了逐渐‘复苏’的苗头”。1975年5月，※※※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肯定知识分子的作用。同年7月初，在与邓小平谈话时，※※※对文艺状况表示了不满意，“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7月14日，※※※专门就文艺问题发表谈话，要求“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茅盾与姚雪垠关于《李自成》的通信频繁往来，给予《李自成》的创作、修改不少指导性的意见，许多精彩的评论也在通信中形成。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当姚雪垠第二次上书※※※请求支持时，※※※不顾眼疾病重，立刻予以批复，对其加以保护。

　　由于“四人帮”的压制，除了茅盾通信中对《李自成》的评论外，公开报刊上的评论文章仍是一片沉寂，这种状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被打破。自1977年开始，对《李自成》的评论迅速升温。在1977年到1985年间，《李自成》可以说是最受文学界关注的作品之一。不仅评论文章成批涌现，而且还举办过规模较大的《李自成》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李自成》研究小组”的机构，出版了专门的评论集子。“两结合”作为《李自成》创作方法的评论焦点，评论者除从文本本身的艺术角度进行探讨外，更多地是将其作为与“四人帮”“三突出”原则对抗的胜利方，把它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总结清算“四人帮”的种种恶行。有评论文章这样写道：“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大多数能够保持无产阶级的骨气和道德，他们应当受到人民的尊敬。什么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是革命现实主义的胜利。小说《李自成》是取得了这样的胜利的。在唯心史观泛滥成灾的时候，作者唾弃儒法斗争为纲的观点，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在‘根本任务’论甚嚣尘上的日子，作者唾弃‘高大完美’的教条，坚持写出李自成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写出他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成熟起来的。在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充斥史界、文坛的情况下，作者坚持‘古为今用’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不搞影射，而把精力放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上。”而姚雪垠自己也把“两结合”创作手法作为与“三突出”斗争的工具，“恩格斯关于典型化的理论和毛主席关于‘两革’创作方法的教导，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创作问题上的光辉运用，而江青一伙所宣传的创作法则是植根于唯心论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是对马列主义和※※※思想的彻底背叛。”尽管这种将政治斗争与文学作品优劣结合起来的方式，给《李自成》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和极高的地位，但它毕竟遮蔽了文本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美。在文艺萧条的时代，最急需的是以《李自成》这样具有相当高艺术水平的优秀之作，引出更多艺术上的创新。当然，就《李自成》艺术本体展开评论的文章也有不少，像茅盾的长文《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严家炎的《〈李自成〉初探》等都从艺术成就方面对文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但总体而言，1977到1980年间，评论基本上还是围绕政治斗争展开，“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被当作打倒“四人帮”“三突出”的有效武器来使用。

　　1980—1999：“百花齐放”下的无奈背离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领导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剧本创作座谈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强调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为历史小说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方针指引，开辟了灿烂前景。从1979年开始，历史小说一改冷清局面，开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成绩显著的阶段。从《司马迁下狱》、《秦宫月》、《佛骨疏》、《南陵秋晓》等短篇，到《斯文劫》、《丹青误》、《李清照》、《风雨草堂》等中篇，再到《曹雪芹》、《星星草》、《戊戌喋血记》、《风萧萧》等长篇，蔚为大观。受《李自成》的影响，表现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在这一时期仍然占据了长篇历史小说的舞台，如以秦末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陈胜》，以唐末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九月菊》、《风萧萧》，以及以太平天国运动为题材的《星星草》等。这些小说不仅在主题选择上与《李自成》相似，而且在情节结构、叙事模式及创作手法上，也都与《李自成》如出一辙。有评论者早已发现了这一点，“比如都是帙卷浩繁的史诗规模，都是复线推进的网式结构，都是写实为主、抒情为辅的叙事方式，都是在情节上展示过程中同时进行大量的生活化、风俗化的描写。就是作品开头也颇多模仿《李自成》的，往往一起笔从宫廷写起，从全国的整体局势写起，然后再由远及近，在惊涛骇浪中让农民英雄主角出场亮相……”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基本上还是处于追随、学步《李自成》的阶段，因而，概念化、公式化甚至雷同的现象相当明显。而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这一现象明显好转。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与文学的日趋繁荣开放，启蒙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蓬勃发展，写真实、典型性、形象思维及人性、人道主义等新的理论问题逐渐成为学术讨论的焦点，“两结合”则成为过时的话题为人淡忘。同样，在“多元复合历史观”及“诗性历史观”等多种历史观的冲击下，阶级斗争二元对立的政治功利性历史观也遭致摈弃。在历史小说终于再次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之时，以《李自成》为代表的采用阶级斗争历史观与“两结合”创作方法创作的小说，却面临着为时代所淘汰的命运。

　　1979年之前，对《李自成》不足之处的评论很少，且都是一星半点地散落在大片褒扬的文字之间。随着1979年初开始的对“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质疑，从《李自成》人物塑造整体方面开始出现否定性评价的文章。1979年第三期的《文学评论》上一篇题为《关于〈李自成〉的几个主要人物及其他》的论文中，评论者对李自成及高夫人的形象都予以了否定，认为作者“过分钟爱李自成和高夫人”，把这两个人物的形象抬得过高，“因而产生了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的矛盾”，“姚雪垠同志一方面注意到李自成‘只是300多年前的农民英雄，并不是20世纪的无产阶级英雄’；另一方面，却把李自成写得完美无缺，赋予他不少无产阶级英雄所特有的品质。在《李自成》中出现了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情节和一些并不那么‘合情合理’的细节描写，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效果”。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与阶级斗争历史观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质疑的声音毕竟只是少数，对《李自成》创作方法的负面评论也是个别现象。真正对《李自成》形成较大批评攻势的，则是到了1985年以后。

　　1988年，在《人民文学》和《文汇月刊》第二期上，分别刊出了两篇刘再复的文章：《近十年的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与《刘再复谈文学研究与文学论争》，对《李自成》及作者姚雪垠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文章把《李自成》第一卷看作是一部“表现高大完美的农民英雄的历史小说”，是“伪浪漫主义猖獗时代”的产物，姚雪垠关于民族文学传统的观点是“不利于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他用自己创作的《李自成》证明他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又用他的理论即自我鉴定的‘马克思主义’，来证明《李自成》是‘伟大’的。这种从自身到自身的循环证明，这种‘我证我’的滑稽方式，使他陷入‘怪圈’而不能自拔，使他的推理和论证充满了悖论，充满无休止的自我纠缠”，而姚雪垠创作的《李自成》，“一卷不如一卷”，是因为“姚先生坚持了‘三突出’、‘高大完美’等文学观念。按这种理论精心设计自己的人物，人物就不能不成为抽象的寓言品和简单的时代精神的号筒。李自成、高夫人这些主要人物，都成了这种号筒。人为地把古人现代化，甚至把古人经典化，就显得不伦不类”。面对刘再复的尖刻批评，姚雪垠立刻以《不要用诽谤代替争鸣——答刘再复君》一文加以回应，一一驳斥刘文中的观点，指责刘文污蔑《李自成》是“按照‘四人帮’的‘三突出’原则创造出来的”，对姚雪垠本人及小说进行“有意造谣、栽赃”，“它污辱了我的人格”。姚、刘这场关于《李自成》的争论实质上源自1985年到1988年间文艺界对刘再复提出的“文学主体性”的争论。在后场争论中，姚雪垠先后两次撰文，对刘再复《关于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提到的两个“规律”说、作品人物的自主性、作家主体与创作客体的关系等观点进行质疑，提出自己的看法。不管其观点孰是孰非，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关于文学主题性的争论是控制在文学范围内的，而其后刘再复对姚雪垠及《李自成》的批评，就明显地掺杂有政治意味了。尽管80年代中期之后，政治对文学的压制已经大为放松，但像刘文这样把《李自成》及作者与“四人帮”提倡的“三突出”原则，以及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艺事业之类政治话题联系起来，仍是一个异常敏感的话题，久经“运动”“洗礼”的姚雪垠尤为如此。事实上，刘再复以及其他评论者认为《李自成》是遵从“三突出”原则而作，也基本上就是围绕李自成与高夫人等农民军领袖形象做文章，不满《李自成》将其抬得过高，“因为他们虽然是被当作农民革命领袖来塑造的，但是读者很难看到他们身上有什么农民气，其言语、行为、心态、人格不仅很像现代人，而且处处洋溢着一种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才有的光彩”。说来说去，毛病仍出在把这些农民军将领塑造得过于现代化，归根到底还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点上出了毛病，只不过把“两结合”的毛病转移到“三突出”上后，政治打击性就大为增强了。刘再复从文学上升到政治层面的行为固不可取，不过他在分析国家变革及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时，倒是抓住了现象的核心，“我们民族生活的‘中心’已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我们的经济已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我们的文学则从单一的颂歌型转向了多元求索、多元竞赛。”遗憾的是，他没有就这一现象出发来分析《李自成》存在的问题，而是又把笔触转向了对作家自身的抨击上，用政治打击取代了正常的文学批评。

　　80年代中期以后，摆脱了单一历史观和艺术观的历史小说家们开始试图在创作实践中寻找、展现自己的创作个性。这一时期出现的历史小说与前一时期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作家不再专注于广角式的艺术范式，单纯的悲剧美、人情美也成为一部历史佳作的追求目标。在人性的书写、文化心态的书写、民族化语言的书写等方面，历史小说家们既继承了《李自成》小说中的优秀之处，又更进一步地渗入新的时代意识与发展眼光。如《白门柳》中对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独到描写，《曾国藩》中对曾国藩常人与为官之人两面性的统一等。历史观也更加多样化，除却大人文、大文化历史观，还有多元复合历史观、诗性历史观等多种历史观出现。可以说，80年代后期的历史小说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有着全面的创新。相比较而言，《李自成》的创作仍驻足原地。80年代中后期，《李自成》后两卷部分内容在一些杂志报刊上陆续登出，但一如既往的“两结合”创作手法与阶级斗争历史观的使用，并没有给历史小说的创作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反而因落后于时代而不为人关注，这一现象到90年代更为明显。当评论界忙碌着谈论市场经济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新儒学思想的影响，聚焦于历史题材小说与影视大众传媒关系的思考时，《李自成》四、五卷仍锢守着原来的艺术范式与思想套路。而且，由于作者欲在有生之年完成《李自成》全书的迫切愿望，加上个人精力与时间的不足，四、五卷中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史诗涵盖内容的广阔面、复杂面等方面，都较前三卷简单，艺术成就反而不如前三卷高。这些都成为《李自成》四、五卷乃至整部作品出齐后都不为人关注的重要因素。这部曾因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默契而风光无限的历史小说，终因无法适应新的时代主流而停下了奔走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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