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宗：杜润生与《科学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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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与《科学十四条》

王扬宗


10月9日，杜润生先生因病去世，享年102岁。出生于山西太谷农村的杜润生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1982年~1986年连续五年主持起草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而他曾在中国科学院20年，先后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院党组副书记，是组织领导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制订工作的主要智囊和主笔人，他主持起草了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工作的宪法”的《科学十四条》等重要文件，为我国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工作，使他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发展史上。

1960年底和1961年初，为了扭转“大跃进”造成的被动局面，党中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各条战线总结出方针政策性的条文。中科院党组及时部署，由秘书长杜润生主持这一工作，汪志华、朱琴珊、吴明瑜等同志参加。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他们于1961年2月提出了当前工作的若干条意见。2月底经党组扩大会议讨论修改为“十四条”。3月，杜润生亲自率队到化学所蹲点进行整风试点，开展了地毯式的调查研究。他先后同蒋明谦、梁树权、蒋锡夔、张斌等9位研究人员进行了个别谈话，对研究所的主要问题有了充分的了解。在化学所、微生物所整风试点的基础上，杜润生主持对“十四条”作了修改补充。

1961年4月，中央分管科学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读到中科院党组呈送的“十四条”草稿后，认为非常好，应当面向全国。他决定用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名义将文件上报中央，并把文件名称改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稿）》，简称《科学十四条》。随后，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和杜润生两次到上海征求上海市委和上海分院领导的意见，并在北京召开了科学家座谈会和院党组扩大会议，听取各方面意见。5月底在杜润生的主持下对文件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后，随即上报聂荣臻定稿。1961年6月，《科学十四条》上报中央。7月6日，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十四条”和聂荣臻的有关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7月19日，经中央正式批准《科学十四条》在全国科研机构中实行。

杜润生在主持起草“十四条”的工作中，表现出广阔的政策视野、深刻的理论水平和高超的管理思想。据吴明瑜先生回忆，“十四条”中“初步红”的提法、党如何领导科学工作、区别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等重要内容，均出自杜润生。

“大跃进”期间，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又红又专”甚至“红专深透”的要求。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被视为“只专不红”，走的是“白专”道路。这一问题成为很多科学家思想上的一个大包袱。在化学所调查期间，他发现大跃进期间给科学家戴“白专”帽子的现象十分突出。针对这一问题，杜润生提出了“初步红”的界限，即“一、拥护党的领导；二、热爱祖国，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两条降低了对科学家不切实际的政治要求，团结和保护了广大知识分子。吴明瑜认为，有了这一条，才有1962年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了这一条，才有1978年科学大会邓小平重申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杜润生在起草“十四条”时，还对研究所内党如何领导科学工作提出了新的思路。当时院内研究所党的领导干部“浮夸”“瞎指挥”“命令”之风盛行，对此，杜润生先是提出了爱护科学家的四项紧急措施：“1.生活；2.保证‘劳动力’用于第一线、实验室；3.保证健康；4.保证安全”，继而又在院党组领导的支持下，思考政策、制度的解决之道。根据科学院的实际情况，杜润生提出：在研究所这一层，所党委起领导作用，但也要征求专家的意见，尊重专家；对研究室一级，党支部不负领导之责，不起领导作用，而是起“监督保证”作用。这就大大减少了一些不懂科学或科学水平不高的党员干部对科研工作的瞎指挥和干扰。但也正是这一条，使杜润生遭到了一些人的记恨，成为“文革”初期中国科学院被打倒的第一位院领导干部。

为了在科学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杜润生提出要“正确地具体划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三者之间的界线”，“如果因缺乏充分研究一时划不清楚，则不宜轻易发动批判”，“不要无准备地一哄而起，采取多数斗少数和简单地用‘帽子’压人的方法”。针对一些人担心这样会犯错误，杜润生指出：“检查政策有两条标准，一条是调动多数积极性没有；第二条是学术繁荣不繁荣。”

“十四条”稳定了科研工作秩序，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我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初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成就奠定了必要的基础。随后，杜润生又主持起草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简称《七十二条》），于1961年9月15日在中科院颁行。“七十二条”贯彻“十四条”的精神，奠定了中科院研究所组织和管理制度的基础，许多内容至今看来都是非常前瞻性的。

《中国科学报》 (2015-10-16 第6版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