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新时期黎澍侧记

reading · 发表于 2022-9-1 22:25:54

黎澍先生逝世已经十年了(此文发表于2000年，当时正值黎澍先生逝世十周年)。他并没有被人们遗忘。怀念、研究他的文章不断刊布于世,《黎澍十年祭》在他十年忌辰之际出版,此前还有《黎澍之路》在香港印出,说明他仍活在人们心中。黎澍生前以勇于提携奖掖青年、大胆扶植“新生力量”著称于世,笔者曾有幸蒙受过他的点化和指导,还与他有过文字上的往还。因此,当我1997年夏初接到《黎澍学记》(《十年祭》一书最初预定名为《学记》)组稿人的约稿信后,确曾动心想写点回忆。但后来转念一想,自己乃史学园地里的小草一棵,何足以配得上悼念先生这棵参天大树?为避攀附之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可当我将《黎澍十年祭》拜读之后,发现我的名字竟出现在丁守和、徐宗勉、蒋大椿诸公的文章中,实出意外。《十年祭》出版后,蒋大椿先生又曾在两个场合劝我或“逼”我写点回忆。一是他当面对我说:《十年祭》中的文章大都为老一辈学者所写,恰好缺乏你这一代人的文章,而先生对这一代人的影响最大,你既然与先生有交往,更应该写。二是在蒋先生近年发表的一篇《闪光的思想无尽的怀念——回忆黎澍先生》的文章中的一个地方,他说:“大约是1986年下半年(应为1985年5月,——引者注),山东大学历史系王学典同志当时在写硕士论文,内容是研究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到北京来找我。我曾向王学典同志讲到黎澍先生曾对我说过的上述内容,当然也加上了我自己的理解。我曾向黎澍先生引荐过学典。记得学典好像曾去访问过黎澍先生,但我没有同去。先生是否同学典说过些什么,学典没同我谈起过,不清楚了。”由此,我觉得,不把黎先生当年与我交谈的内容公布出来,恐怕就不太好了。

下面,笔者打算通过对自己一段问学经历的回忆,管中窥豹,借以反映黎澍先生的思想及其所掌《历史研究》杂志对当年一代习史者的影响,权当提供一点学术史资料罢。

一

我第一次面谒黎澍先生是在1985年5月13日。其实,最早见到黎先生应追溯到1980年11月。而和黎先生的思想、杂志结缘,大概比这还要早。据“《黎澍学记》组稿人”提供的“黎澍先生简历”告知,先生是于1975年10月复任《历史研究》主编的。《历史研究》杂志是1974年复刊的,但这一年只出一期,从1975年起改为双月刊。我正好从1975年开始订阅该杂志。黎澍是从1975年10月始任杂志主编的,1975年10月20日出版的第5期肯定与他无关,甚至第6期在他接手之前估计亦已编好。1976年的杂志看来由黎澍编辑无疑。可是这一年的杂志的头几期,其气息与上一年无异,看不出主编和编辑班底已易手的痕迹。如第1期上,就转载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署名的两篇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和《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主题当然是“邓”。第3期上,开篇就转载了“两报一刊”的《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一文。其余的均是标志“史学战线的新变化”的歌颂历史上的劳动人民起义、“评法儒”、“评《水浒》批宋江”之类的文章,而且相当一部分出自“工农兵”之手。于光远先生回忆说,“四人帮”被抓的当天,即1976年10月6日,他和黎澍先生就已经获知了这一消息。另据说,黎澍先生接手《历史研究》之后,即预见到“四人帮”会很快覆亡,且着手作必要的准备。丁伟志先生提供了相关事实:“唐山地震后,河北一位同志趁过京之便,赴黎澍寓所造访,披肝沥胆,纵论天下大势。黎澍同志当即断然告之:‘江青一伙垮台的事,估计超不过一年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黎澍同志在‘四人帮’垮台之前,就开始悉心剖析‘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言行,每有心得,就和几位知心的同志交换意见,反复研讨,为与‘四人帮’之流进行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决战进行准备。”果然,《历史研究》在1976年第6期上就推出了一批清算“四人帮”的文章,而且是一批有力度的文章,如署名“本刊编辑部”的两篇:《〈历史研究〉的遭遇和“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阴谋》和《痛打落水狗梁效、罗思鼎》。如此快捷,显然是有准备的。接下来的整个1977年,包括1978年的大部分文章,1979年的少量文章,都是批判“四人帮”的,理论旗帜是“反对封建主义”。这两三年的《历史研究》,老实说,在理论界叱咤风云,其影响超过当时处于尴尬局面中的《红旗》杂志,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尽了一份“鸣锣开道”的责任。仅此一端,黎澍就不应被人忘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养成了一种在属于自己的书刊上乱加批抹的习惯。翻查我手中的《历史研究》,也留下了不少这种批抹的痕迹。我最早乱加批抹的文章,是发表在该杂志1975年第6期上的《农民革命与投降主义路线》一文。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是借“批《水浒》”的机会,继续坚持和重申“文革”前“阶级观点派”的农民战争史观。但当时我很可能被此一史观完全俘获。不但通篇都加圈点,在许多句下划多至三条横线,还在文内留下许多赞扬性批抹。这些批抹今天虽觉汗颜,当时却十分认真和虔诚。我在1977、1978两年的《历史研究》上所作的批抹最多。在1977年第1期所载《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的文末,我涂抹道:“此期历史研究,抹去了‘四人帮’给中国历史披上的各种色彩。由此可见,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逐渐将获得恢复。唯物史观将得到恢复和新的发展。”从涂抹圈划的程度和面积看,在这两三年的《历史研究》上,我所重视的是下面这几篇文章:诸葛计的《驳“四人帮”在农民战争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1〕林春的《论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2〕李洪林的《揭批“四人帮”是一场历史性大决战》〔3〕丁伟志的《“四人帮”是历史科学的敌人》、〔4〕宋振庭的《论“四人帮”的出现和灭亡》、〔5〕丁伟志的《“四五”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6〕《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这些文章对我来说,称得上是启蒙之作。我永远忘不了读这几篇文章时所给我的惊骇:宋振庭的文章让我这个乡下青年思考“四人帮”这个集团的社会基础,李洪林的文章引导这个青年去辨析“文革”时期我们这个政权的性质,丁伟志的文章使这个青年豁然开朗:“四五”运动的被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变而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的结果。这个青年后来之所以陷入一些过了时的历史理论之中而不能自拔,现在看来,很可能与上大学之前所受到的这种所谓“训练”有关。黎澍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上共发表了三篇署名文章:《“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7〕《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8〕《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9〕这几篇文章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认为显示了黎先生卓拔不俗的见识,拈出了所谓的“反封建”问题。很奇怪,这几篇文章当初却并未引起我的重视,事后也似乎并未留下任何印象。前两篇文章上留下的若干涂抹痕迹表明,当初肯定是读过的,后一篇文章、亦即大家最看重的那篇文章,因其中没有任何涂抹痕迹,当初是否读过,不记得了。不过,读过的可能最大。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尽管李洪林、宋振庭、丁伟志等先生的文章会将人们导向对“反封建”问题的思考,但明确将“文革”时期的中国看作是“封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全面“复辟”,并由此生发出一系列滔滔宏论,那是超出一般人、尤其是我这个乡下青年的接受和理解水平的。我想,这大概是我对黎澍先生的文章未留下什么印象的主要原因罢。至于黎澍先生的名字,包括上面所说几位先生的名字,可以明白无误的说,当时是未记住的。真正记住这几位先生的名字,那是上大学以后的事情。丁守和先生说:“1979年大概是黎澍最忙的一年。”现在看来,这一年大概也是黎澍一生中最辉煌、最红火、最快意的一年。“1979年是在思想解放的高潮中度过的。”黎澍的这句话,流露着他的亢奋的心情。正当他在上层为矫正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方向而努力时,我却在低层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苦斗。1979年8月底,我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开始了迄今已整整20年的大学校园生活。就像在乡下的那几年一样,大学4年我仍然处在《历史研究》杂志的影响之下,虽然已远远不是惟一的影响了。我入学之初,史学界正轰轰烈烈开展“历史动力”问题的论战,论战主要围绕戎笙刊发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上的《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一文展开。1979年9月,山大历史系开会讨论历史动力问题,我亲眼目睹了我的老师们之间的唇枪舌剑,气氛之热烈,使我们这些新入校的学生大开眼界。后来被戎笙批评的孙达人先生回校作报告,他在台上“痛斥”戎文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个问题也把同学们的寝室和饭桌搅得难以平静。那是一段最少禁忌、蓬勃自由的校园生活。同学们的思想被一篇又一篇史学文章所“解放”。1980年第1期《历史研究》上的董楚平和王致中的文章把这种解放推向高潮。我至今还记得我是怎样被这两篇文章特别是前者激动得热血沸腾。以往都说,尤其是老师在课堂上刚说,农民战争后建立的新王朝是这种战争失败的标志,现在董先生却说这是农民战争成功的标志,这是何等鞭辟入里,痛快淋漓!这时,又读到好像是《光明日报》上一篇论洪秀全如何腐化的文章,其中说他竟有83个“后宫”。在我原来的脑子里,洪秀全等农民英雄都是些通体透明的“高大全”,现在好了,也在搞“封建”的“三宫六院”!原来的一些所谓的“现代迷信”就这样崩溃了。我最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不管现在和将来,人们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杂志,但只要人们不从整体上肯定“文革”10年,就必须认可它在这一时期思想上的价值。“文革”虽短,但却是20世纪甚至更长时期内,人类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之一。最先站出来揭破这一“黑暗”并给这一“黑暗”最系统最深刻反省的,不是其他杂志而是黎澍主持的《历史研究》。“现代性”在今天可能声名不佳,可并不影响它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一座灯塔,而《历史研究》杂志正是这座灯塔的光源之一。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启蒙”罢。就是在这种“启蒙”的背景下,我第一次“远距离”见到了如日中天的黎澍先生。我们七九级历史专业的学生入校不久,班主任请搞明清史的潘群先生(现退休在南京大学)给我们介绍治学经验,潘先生那时刚发表了一篇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章,持论大概与黎澍先生一样,比较“低调”,所以,他在报告中把黎先生赞扬了一番。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知道学术界有黎澍其人。黎先生参与组织的那次影响深广的“五四运动”60周年讨论会,山大历史系有若干位老师与会,后来在课堂上,有的与会老师议论过黎澍。特别是当我得知我多年订阅的《历史研究》杂志原来就是他主编的情况之后,印象当然就极其深刻了。就在这时,黎澍来到了济南。

1980年11月14日,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济南珍珠泉礼堂开幕。能容上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会议由山大历史系牵头主办,记不得是主动还是被动,我们这些学生都来旁听开幕式和主题报告会。黎先生的主题报告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声如洪钟,容光焕发,语调异常自信。他的报告内容中心是讲思想解放,强调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毁铁路、拔电线杆等。记得在讲思想解放、向西方学习时,他举了“裸体画”的例子,意思是说西方的“裸体画”是艺术,有什么不好?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振聋发聩、闻所未闻。黎先生的这个报告可能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心理上、精神上所能有的承受力度,与会者们议论纷纷,会间休息时,我就看到我所尊重的两位老师直摇头,颇不以为然。往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据说会上争论得相当激烈。好几年后,与先师葛懋春先生谈起那次会议,才知道黎澍先生未等会议结束就中途匆匆返京。在济南,就好象接到了北京方面打来的批评电话。他的主题报告本确定在1981年第1期《文史哲》头条刊出,返京不久,他就给葛师来了一封加急电报,让把那篇文章撤下来,葛师当然照办。近日借来“义和团研究会、山东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义和团研究会会刊———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专辑》,在这份专门反映这次会议的专辑上,摘要刊登了许多人的发言,惟独没有黎澍先生的发言,甚至在会议综述上,也未提及黎澍先生的讲话。这份专辑是1980年12月30日编定的,可见那时对他的发言就已经开始封杀了。事实上,早在黎澍决定来济南参加义和团讨论会时(1980年夏),山东这边就已经在作应付他的准备了。因为他对义和团运动的看法众所周知,据说应付的措施之一,是当时的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义和团讨论会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亲自动员孙祚民先生撰写批判王致中的文章,〔1〕———王致中否定义和团的文章得到黎澍的欣赏和支持刊发在《历史研究》上,孙先生果然向大会印发了这篇文章。〔2〕所以,大会后来对他的“封杀”行动决非偶然。黎先生带着一团“反封建”的热情之火而来,但不知道会议的筹备者早给他准备了一盆冷水!从《黎澍十年祭》所提供的有关情况看,黎澍1980年11月的济南之行。可能意味着1976年10月以来,他的一段最为舒心的黄金岁月的终结。但我在那时对这一切都懵然不知,直到我5年后赴京面谒他时,也仍然不知。

二

义和团运动讨论会之后,当时人们对黎澍先生讲话的不同反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先生形成的初步认识,没有印象了。自己的思想当时尚未完全成型,尚依违于当时的不同思潮之间。真正受到黎澍所代表的那股所谓“新启蒙”思潮的影响,那是考取了研究生之后、特别是在酝酿撰写学位论文的时候。他所主持的《历史研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是崇高的,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在大学生活结束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历史研究》杂志给我的突出感受,是除了它继续提出一些重大问题外,就是它推出了一篇又一篇在校学生的作品。并且《历史研究》还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大家都来提携青年人”的短评。这一举措,可以说鼓舞了、刺激了一代青年的习史热情。

1983年本科毕业前夕,我报考了研究生。“史学理论”专业在此之前全国都没有,我最初选报的是近现代史专业。但很快就又听说,山大中国古代史专业专门辟出一个史学理论方向,由主编出全国第一本“史学概论”教材的葛懋春先生招考,我立即改投到葛懋春先生门下。

作出这一选择的主要根据是我一直怀有难以抑制的理论兴趣。入学不久,我们参与了葛懋春、项观奇两位老师的一项科研活动:编选《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我被分派承担从“历史主义问题论战”、“历史动力问题论战”、“农民战争史问题论战”文献中选取论文的工作。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一些曾经左右当代史坛的一些理论问题,也是从这时开始,翦伯赞进入了我的视野。尽管在《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出版的1980年,我就买到了它。选择“翦伯赞史学思想研究”做毕业论文题目,是我后来走向黎澍的关键一步,没有这一步,我可能没有当面向他请教的机会。这大概是1984年底的事情。记得那一时期的研究生,在准备毕业论文时,每人都有一笔可观的经费,可以外出“游学”,地点由自己确定。因翦伯赞在1949年前发表的论文,在山大找不全,我遂决定去北京。临行前,老师们为我拟订了一个要拜访的学者名单。其中包括黎澍先生。这个名单我现在还保留着。名单上的学者为:丁伟志、庞朴、黎澍、宋士堂、蒋大椿、白寿彝、瞿林东、田昌五。可能考虑到北京大学张传玺先生手头有许多翦老的资料,葛师专门给张先生写了封短信让我带着。从4月中旬至6月上旬,我一直在北京呆了50多天。在京访学期间,在拜访了名单上所列的除丁伟志、白寿彝和田昌五先生外的其余5位先生后,记得还拜访了胡绳武、苏双碧、田钰、陈高华、郭德宏、张海鹏、杨济安等先生。这些先生都对我的选题提供了宝贵的指导。记得在去拜访黎澍先生前,我曾经犹豫过,或者说不敢去。但蒋大椿、张海鹏先生力劝我见一下黎澍先生,说对了解六十年代前期史学界内部冲突,很有帮助。张海鹏先生还说,那一时期引发争论的许多文章,许多讨论会、许多关键讲话,都与黎澍有关。我遂决定去拜见黎先生。蒋大椿先生很关心我的论文,也鼓励我从事翦伯赞史学思想研究,并帮忙引荐,很快约好了与黎先生见面的时间。初次见面时的情景,我大都回忆不起来了。但心头永远装着温暖的感觉:黎澍先生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架子,绝对是孟子所说的那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良师。他那容光焕发的脸上所绽开的真诚微笑足以化解掉所有的陌生感。我落坐的地方,就是李锐先生后来在《最后一天的书桌———哭黎澍》一文中所描绘过的那间“他的卧室兼书房”里的可能是来客通常坐的那张“小沙发上”,黎先生坐在他书桌旁的那把“转椅上”,面对面。无论是当时感觉还是事后回忆,我都认为这次访谈就我的直接期待而言,是“不成功”的。因为黎先生在我说明来意后,径直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了起来。中间我做了几次努力,试图让黎澍先生回到我的问题上来,但先生总是对我的问题一带而过,并不驻留。所以,我所渴望知道的事情,一些关键细节,一些幕后活动,黎澍先生可以说一点也未提供,甚至还在回避,更别说像蒋大椿先生所指出的对有关人物的臧否了。对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是理解的;对黎先生来说,我毕竟是生人,是“后生小子”,他是不会谈那些人事纠葛、“宗派”举动的。下面,就是黎澍先生谈论的保留在我笔记本上的全部内容。整个访谈进行了近两个小时,谈的内容较多,可惜,部分因为我的速记技术太差,部分因为我还要力图与先生“对话”,大多没有记下来。

可能是一开始为了回应我的问题,黎澍先生首先分析了翦伯赞提出历史主义的原因:“不能把历史归结为农民战争史,这本是常识。但是,从五十年代末期起,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把历史归结为农民战争史,翦当年提出历史主义,就是针对这种现象的。他反对对历史的非历史看法。”人们为什么把全部历史都写成农民战争史呢?黎澍认为,这是《联共(布)党史》的影响所致:“《联共(布)党史》出版后,当时的联共中央专门作出决议,指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应该完整地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马列主义的程序应该是,《联共(布)党史》提到某著作,就学某著作。这实际上是让人学斯大林主义。因为《联共(布)党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多半是列宁的,而且是这一〔部〕《党史》所解释的列宁,不是列宁著作中的列宁思想。所以说,我们所学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带有俄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这种俄国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又加上中国方式的理解和阐发,于是,由此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就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历史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弊端。《共产党宣言》指出: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联共(布)党史》却据此指出:历史研究要想成为科学,必须把历史归结为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各国劳动人民的历史;毛泽东又进而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起义、战争和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中国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用上述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就自然而然地变为农民战争史了。翦老的历史主义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提出来的。中心是:不能把历史讲成农民战争史”。黎澍接着评论道:“好多历史问题,从理论上就搞乱了,我们的历史学家有必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很多问题我们说不透彻,或自己认为蛮好,但就是拿不出去。以往的研究以毛泽东为根据,谁也不好说话,谁说得和毛主席不一样,马上可以解释为反对毛主席。好多问题就这样从理论上搞乱了。建国以来的史学思潮的性质值得推敲,我对这一段历史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有一点怀疑。”

在谈到农民战争史研究时,他说:“唯一动力论值得研究。农民战争的作用到底多大?农民起义也杀人,也破坏。张献忠在四川杀得只剩下两姓。直到康熙年间,去四川任县令的人,只要招足三四百口人就实授职衔。”记得黎先生讲到这个问题时,起身从书架上抽下一册书,翻到记载张献忠杀人的地方,指给我看。书名我已经失记。然后他又坐下接着说:“鲁迅认为农民没有什么立场可言,贼人来了,他们随大流,被官军当贼杀;官军来了,他们又跟着跑,被贼人当官军杀。农民只想稳稳地做奴隶,他们的命运只能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农民的水平只能如此。”

黎先生又说:“把历史上的农民讲得那样好,可能吗?翦老的历史主义就是针对这种倾向的。不能把历史讲成农民战争史。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农民战争和农民阶级,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无产阶级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否则就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历史主义至今有争论,仍有人否定。有人认为有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以此来否定历史主义,给这个讨论设置障碍。列宁在评论马克思学说的时候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承受了资产阶级学说的合理内容,历史主义是其中之一。历史主义,即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讲述历史。忠实于历史,就是历史主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历史,愈真实就愈正确,愈忠实就愈能为现实服务。但我们通常讲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常常导致不研究历史,而直接讲政治。非历史主义现象的产生,就是要求历史为现实服务造成的,就是为革命而研究历史造成的。范文澜、翦伯赞都自己承认是这样。结果,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歪曲历史。时过境迁,就作废了。”在先生讲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插问了一句他对宁可两篇论历史主义文章的看法,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两文的写作与他有关,只是自己特别爱读这两篇文章,这两篇也特别强调历史主义,但先生的答话有点令我意外:“宁可的观点是折衷主义。”先生还接着说:“当时的讨论、批翦的固然不对,就是持历史主义观点的人,在理论上也不透彻、不彻底,带有严重的时代局限。”

稍后,先生又着重批评了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主张。先生说:“为了革命而研究历史,事实上站到了农民的立场上。戚本禹对马克思主义似懂非懂,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把革命当作目的,革命是为了什么呢?把革命当作目的,为革命而革命,没意义。为革命而革命,还不如为历史而历史,前者毫无建设性,而且还会搞乱问题,后者不会造成混乱,至少不会有什么破坏。历史研究首要的是要把历史事实本身弄清楚。解放初批判资产阶级的史料学即史学,批判得不一定正确。考证不论大小,都需要,什么叫大小,说不清楚。只要人家愿意工作就行,限制那么多干什么?”

在谈到1958年“史学革命”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批“歪”了时,先生又略略提及翦伯赞的作用。他说:“当时翦伯赞等之所以能比较清醒,这和他们有比较高深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分不开。许多人表面上‘左’,其实是没学懂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似懂非懂。当时我们都敢问:你学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学得怎么样?解放初期,特别是五七年反右后,人们都吓坏了,我们不害怕,还敢说话。我亲耳听过陈伯达骂人,让人不敢说话。”

先生还给我讲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说:“有学术性的政治问题,有政治性的学术问题,凡是和学术沾边的问题,都应该从学术上解决,才能真正解决。政治手段实际上不能解决任何学术问题。”先生当时举了不少例子来印证他这里说的话,但这些例子现在连一个也记不起来了。保留在我笔记本上的黎澍先生讲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对古代东方的论述。先生说:“马恩讲中国历史最深刻。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他们透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们一看中国,就知道问题何在。”接着先生评论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所讲过的一些话,如农业与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东方专制主义、普遍奴隶制、农民对政治、政府的极度冷漠等等,先生认为,这些都切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当时学术界有文章批判中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听完先生的话,我知道先生很可能也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者。虽然带着一种未能充分满足的心理告别了先生,但先生这席看似“离题”的谈话却产生了可能远比我期待的历史细节方面的内容更大的影响,对我来说,先生的这次谈话有下面几点比较重要:第一,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甚至有本质的不同。既不能一古脑儿去接受,也不能一古脑儿去反对。第二,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可以对历史上农民、农民战争进行批判。第三,农民意识、小生产者的心理是滋生皇权主义、专制制度、现代迷信的肥沃土壤,小农在本质上不是反“封建”,而是倾向于“封建”,是所谓“封建主义”的物质承担者。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笔者像那一时期许多愿意思考的青年一样,在一段时间内,接受了以黎澍为代表的所谓“新启蒙”思潮。

返校后,在一个集中的时间内,我以《翦伯赞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为题,写出了12万多字的论文初稿,此稿涉及翦老史学思想的众多侧面。葛、项两位老师认为“历史主义”是学术界比较敏感的问题,我写的较充实,也有新鲜感,遂命我以此部分为基础,将相关内容集中到这里来,形成了《翦伯赞与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历史主义思潮》这一硕士论文。对这篇论文,以庞卓恒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予以肯定,此文与同时毕业的另外两位学兄更精彩的论文一起,亦被当时路过济南的苏双碧先生看中,在他所写的一篇报道中称我们“所撰写的有关史学理论的毕业论文受到好评”(1987年7月14日《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后来蒙陈启能、于沛两位先生错爱,发在刚刚创刊的《史学理论》上。因正逢1987年初的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此文遂引起一些人注意。我想,如果当初我就事论事写“历史主义”,是不会惹来这么多人关心的,正因为我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对抗放在当时社会思潮背景下,才使这篇论文具有了“意义”。

三

毕业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并没有按照周围师友们所希望的那样,趁热打铁,立即把已有的对翦伯赞史学思想的研究初稿扩展为一本专著,而是把精力迅速投入到当时正在展开的“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中去。其结果,便是《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一文的发表。许多先生常常把我和黎澍先生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缘由,实出于此文。据说,先生生前很欣赏这篇文章。看来,也可能是这样,因为先生逝世前夕印出的《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书,此文作为惟一一篇“附录”文章收入其中。

还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我就发现,无论是“历史主义问题论战”还是“历史动力问题论战”,其核心都是为了解决剥削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具体到中国史上,则是为了解决帝王将相、地主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而帝王将相、地主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之所以成为“问题”,实源于《古代的封建社会》这篇著名的文献。该文献认为,中国社会自脱离奴隶制进到封建制以后,发展就陷于长期迟缓之中,造成这种迟缓、停滞的原因,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导致的农民的极端穷苦和落后;而只有农民的暴动和起义才是这一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那么,地主阶级存在的历史必要性、历史合理性在哪里呢?难道历史创造出地主阶级来就是为了让它阻碍历史发展的么?记得我在赴北京“游学”之前,就察觉出此一论述有问题,于是我就向项观奇老师提出了我的疑问。项老师说,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封建”,所以,地主阶级地位可能被忽视。我又提出,《共产党宣言》公开号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并未妨碍《宣言》充分估计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古代的封建社会》为什么不像《宣言》这样呢?项老师肯定了我的质疑有道理。地主阶级在今天的存在是反动的、丧失了合理性,所以它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反动的、不具有合理性,这不是典型的非历史主义吗?所以,我认为,历史主义问题论战的核心,是承认不承认地主阶级、帝王将相也是“封建史”的创造者。但看得出来,历史主义的主张者,包括翦伯赞、范文澜、吴晗等人,仍然是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这一文献框架之内来思考问题的,至少从他们公开发表的东西看,他们似乎并未打算质疑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本身。而只要仍把那些论点当作思考问题的基本预设,“清官比贪官还坏”、“让步不如镇压”等一系列荒谬绝伦的“高见”就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在我看来,1979年开始的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是一场终于找到问题的实质、抓到了当代史学史症结的讨论,这可以戎笙发表在1979年《历史研究》上的那篇文章为代表。戎文题为:《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这个题目可以说点破了这场讨论的要穴所在,把此前几十年来不敢亦无法提出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了。只有打破了“真正动力”论,“封建主”在“封建史”上的应有地位才能得到认可。不过,坚冰的被打破,并不意味着彼岸的到达。因为,中国史范围内的“历史动力问题”讨论,力图回答的是:“封建史”的创造者是只有农民一个阶级,还是农民与封建主共同创造的?显然,当时人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管走得多远,都明显受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更为一般命题的制约。因此,不弄清、不反省这个更为一般的命题,“封建史的创造者”这个个别问题就得不到透彻的说明。正是循着这条逻辑理路,我充分估计了黎澍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所做的澄清工作的意义。我认为,以往学术理论界把全部历史都看做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历史主义的主张者和“真正动力”论的非难者,虽力图肯定剥削阶级对历史的创造作用,但如何表达这种作用,他们并未作出清晰的说明。黎澍的贡献就在于他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比较透彻的说明。他把原来全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一刀劈成两半:一半———历史的物质条件部分———人民群众创造的;另一半———历史的上层建筑部分———非“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就为表达“剥削阶级”、非劳动阶级的历史创造作用腾出了较大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也在开始思考黎澍上述论点的局限问题了。

最初,我并未看出来也不敢想黎澍这位当时最大的理论权威还会有什么“局限”。启发我看到这个“局限”的是同在一校园的管理科学系孙柏录先生。说起来挺有意思,近在咫尺的我们的相识,却因千里之外的黎澍先生。1986年6月,与我一起参与“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活动的管理科学系的一位同龄教师,向我借《再思集》,说是代同事借阅。我有点诧异:管理科学系也有对黎澍思想感兴趣的人?那里可多是学理的。我突然记起,1986年5月初的一天,我去水房打开水,在水房旁边常贴海报的地方,赫然贴着一张举行“历史创造者”问题报告会“欢迎参加”的海报,报告人是管理科学系孙柏录。我于是急忙打听向我借书的人:借阅《再思集》的是否就是这个孙柏录?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急不可耐就直奔孙先生家了。孙先生是六十年代北大数学系毕业生。记不得我们在一起畅论了多少次“创造者”和黎澍,就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我们也讨论不已,尤让我们冥思苦索的是:马恩一些基本观点的原意是什么?我承认,这时,甚至至今,我们都是“原教旨主义者”。记得他反复跟我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历史的物质条件也不仅仅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使我茅塞顿开,一种对经典唯物史观的全新领悟从此开始。

以上就是我当年写作《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一文的基本思路。这篇文章从我毕业留校的当年暑期开始起草,到1988年元月份在《文史哲》上刊出,写了整整一年半,其间五易其稿,增删多次。直到发表前,文章的题目一直是:《中国当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试论历史创者问题讨论的意义》。1987年初春,我将第二稿投寄《历史研究》杂志。很快就收到回信,说是准备刊用,但要修改,并说若有机会来京可当面讨论修改意见。那时接到这封信当然是高兴的。记得隔了一段时间,借着一个出差的机会,来到编辑部。当时的总编徐宗勉先生谈了修改意见。徐先生最后鼓励我说:“要继续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深入下去,希望这篇文章能起到推动的作用,此文肯定会产生较大影响,因而更需要推敲和加工。”返校后,我将努力修改后的第三稿又寄给《历史研究》。记得又接到回信,还让修改。我当时年青气盛,有点不耐烦,就将稿子压在那里了。与我很要好、同窗七年的李平生兄,当时已去《文史哲》编辑部工作,拙文从写作到修改,他都知道,也参与过讨论,他遂将此稿拿去了。不久,当时的《文史哲》主编丁冠之先生约我谈话。发不发这篇稿子,丁先生显然在犹豫。在我将当时讨论的情况作简单的介绍后,丁先生问我黎澍的观点到底能不能站住脚。记得我没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反问丁先生:当年备受非议的翦伯赞的历史主义等观点,今天您觉得怎么样?他说很平常。我接着说,黎澍的观点很可能也这样,20年后将会变成常识(现在看来,有点太乐观了)。丁先生的头脑其实一点也不僵化,他是在为杂志担心,我的自信可能打动了他。于是决定采用,但必须修改和压缩。我只好忍痛将近3万字的长文压至1万字以内,同时将部分内容作了低调处理,提交了第4稿。在这个基础上,平生兄根据编辑部的意见再作加工,并将题目改为《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这篇难产的文章就这样推出来了。谁知道,它一出现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响,简直可以说是“轰动”。———老实说,我和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学子一样,是喜欢这个东西的。

对这篇文章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我是有预感的,因为下面这几个提法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够大胆的,只有孟浪如我才能做这种“蠢事”。第一,“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的核心,是剥削者、压迫者作为一个阶级,是否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及在这种创造中应占有的地位。”我对此当然充分肯定。第二,剥削阶级并非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物质财富的历史也是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共同创造的。第三,认为撇开剥削阶级谈论文明时代生产历史的创造,是黎澍历史创造观的缺陷,要求“在黎澍终止思维的地方继续前进”,进一步反省流行唯物史观。也许是这些论点直接或间接触及到我们这个社会当时最敏感的神经,也许是指名道姓批评名人所造成的效应,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所产生的影响,反正是拙文一面世,许多大型媒体纷纷摘要报道。当时的理论界很有地位的《文摘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文汇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都迅速作出反应。这些反应或者使用了“生产的历史非劳动者所独创”的醒目标题,或者使用了“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认识上的三次突破”的标题。

与此同时,我也收到一些长者和同行的来信,对我加以鼓励。其中,黎澍先生的来信当然是我

最期待的了。这是黎澍先生给我的一封复信。《文史哲》于1988年元月底印出文章之后,编辑部嘱我给黎澍先生写封信,连同该期杂志一起寄去,信中并代杂志向先生约稿。先生很快复信给我,写得相当客气。

学典同志:

来信及《文史哲》所载《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已经收到并拜读过了。你的批评完全正确。过些时当作答加以阐述,作为向文史哲投稿。但目前春节期间,不免人来人往,难以执笔,节后再说。先此奉复。即颂

春祺

黎澍

88. 2. 9

来信请寄北京木樨地……

对黎澍先生看过拙文之后的反应,丁守和先生曾两次谈及。一次说:“王学典以研究翦老引起人们注意。几年前发表的翦伯赞与当代历史主义思潮一文,我看后印象较深。他写的关于历史创造者几次讨论的评述,也颇有思想,曾同黎澍交谈过。”对于同黎澍先生“交谈”此文的情况,他近日说:“我接到这期刊物后,便仔细看了王学典的评述文章,觉得颇有些道理,便带着去看黎澍(他已搬到木樨地)。他说已经看到了,基本同意。他准备写封信,对其中某些误解作些解释或说明,……希望进一步开展讨论。”读到这些文字,我才知道黎澍先生当年可能确实比较欣赏这篇文章,他信中所说,并非都是客气。大概是1988年3月中旬,黎澍先生的答辩文章寄来了,在给《文史哲》杂志的同时,也给了我一份复印件。先生的文章题为:《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答王学典》。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立意之高,却超过他写的那些长文章。因为那些长文章所辨析的大都是一个个的具体命题,而这篇文章却提出把整个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进而“把社会科学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样一些全局性判断。

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我的那篇文章多所肯定之处,这里不赘。先生也斩钉截铁似地指出:“王学典把我的基础论点归纳为:‘物质生产的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除此之外的历史是非劳动者创造的’这就完全错了,它恰好不是我的基础论点。”先生认为他的基础论点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对此,我直到今天当然都持保留态度。

是非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所持的那种“真理愈辨愈明”的学术态度,重要的是对待后学晚辈批评的大家襟怀。黎澍先生最令学界钦敬之处,就在于他对自己的已有的和现在的认识所持的这种批判和再思的态度。“承认自己过去并不是一贯正确,并预言自己现在的认识仍然同样包含着错误,除了让人增加对他的崇敬之外,难道还会动摇他的权威地位吗?

对于一个富有的人来说,是不怕打破一些坛坛罐罐的,而对于一个仅仅拥有几个坛坛罐罐的人来说是不敢打的,因为这是他的全部家当。……黎澍敢于否定自己过去的认识,这是他追求真理的表现,难道这不也正是拥有更多真理的表现吗?……在一些人看来,面子和身份比真理更重要。而一个以真理为唯一追求的人,只要批评有助于他接近真理,尽管来自后学晚辈,接受又有何妨?”我曾两度面对面向先生请教问题,尽管身分、地位、学识与先生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我当时丝毫未感觉出与他有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距离。最深刻的真理往往是那些最平凡的常识。先生太朴实了,朴实得的确就像那些“真理”和“智慧”本身一样,以致于让人感觉不出他和凡夫俗子的差别。这一切当源于他以民族、社会、天下为己任的至广至大之襟怀。

四

黎澍先生是1988年11月底摔倒不治而于12月9日故去的,我有幸在这一年的5月初又一次见到他。

这一次赴京,是我和项观奇老师一块去的,主要任务是为将于7月下旬在烟台举行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做最后的协商。任务完成后,项老师带我去拜会他的几位老朋友。在何祚榕先生处,在我们一块议论“创造者”问题时,何先生顺便告诉我:“你的文章也收入集子中了”。他未说是什么集子,我也不便追问。我只知道何先生对我那篇关于“创造者”的文章也很欣赏,因为他在1988年2月5日曾致信于我:“《文史哲》1988.1.载有大作,把‘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提到唯物史观还是伦理史观的高度,并在黎澍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剥削者参与生产历史的创造问题,很有见地。”他在信中还建议我去参加由他主办的一个全国哲学讨论会,“为准确掌握唯物史观进一步呐喊”。离开何先生家后,我想,这个所谓的“集子”,肯定与“创造者”问题有关,肯定与黎先生有关,既然这样,我何不再去面谒黎先生?恰好项老师要为他暑期赴西德做有关准备,我有一天的空闲时间。于是,电话中与黎先生约好,次日下午再登黎门。

我的笔记本上记有那次黎澍先生的谈话要点,但未记下具体的日期,但我可以确切地认定,那是5月5日。因为在我与黎澍先生谈话中间,《人民日报》社一位负责人打来电话,询问第二天见报的文章的清样校毕没有,先生答曰已校过,一会儿派人送去。这就是刊在5月6日《人民日报·理论版》上的那篇著名文章:《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是为纪念10年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作。我到先生家后,先交给先生《人民日报》等报刊对我那篇文章的摘录复印件,先生接过后,面带微笑,说,“哟,这么多报刊关心这一问题。”看来他对这种局面比较满意。先生接着就从“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这篇文章的内容讲起,陈述“认真清理”的必要性,理由当然俱见这篇文章。在先生提到的众多理由中,其中之一是说:马恩是德国人,列宁是俄国人,中国人必须经过翻译来学习他们的理论,而翻译本身则有一个是否可靠的问题。

记得先生举了误译的例子。先生说到这,我马上想起我知道的一个例子。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卷一初版序中有一段话:“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负责的。”当黎先生讲过误译的例子后,我立即接过来谈起这个例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不止一个地方高度评价了资本家阶级的历史作用,为这个阶级说了许多好话,也就是说,他用了“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马克思说了上面的话。但编译局译文却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决不用”者,“根本没有用”也,既然“根本没有用”,为什么还要怕“产生误解”,为什么还要说“不过”?显然文意不顺!这决不是马克思的行文风格。这个例子是孙柏录先生告诉我的,孙先生让我看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郭、王把那句话译为:“我决非要用玫瑰的颜色……。”这就通了。“决非要用”者,乃主观上不想用但实际上用了,于是才有“产生误解”的可能,才有“不过”之后的澄清。最后我说,流行的这个译本,是1975年出版的,那个年代“左”潮高涨,才把译对的又改错了。先生听过之后,沉思了一会,大概感到有点道理,说了一句:“这还得了!”起身去书架上找了一本书大概是《资本论》第1卷吧,在上面作了标记。我说上面这些,可释孟宪范先生之疑。孟先生在怀念黎先生的文章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大概是1987年秋天吧,他接到黎澍一个电话,问他:《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一段话是什么意思,接着他在电话中念了这一段话(孟先生在后面所记的就是我上引的那段话,———学典注)。孟先生说:“接到这个电话,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还要从乱麻团开始。对于他的问题,我很惶惑,答不出来。……终于交了一张白卷。他怎么会琢磨起马克思的这段话?是不是与他所考虑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有关?”大概黎澍觉得事关对马克思观点的误译,兹事体大,得找孟先生核实一下。如果这个推测不误,那末黎先生给孟先生打电话的时间,应是在1988年秋天或5月5日之后的某一天吧。那一天,黎先生确实还给我谈起了“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论”的问题。他说:“我正在写观念更新的文章。历史全是阶级斗争史。民族斗争就是民族斗争;宗教是号召人们相爱的,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艺术是促进人们求同的,不是让人们你死我活的。”在讲这些的时候,先生都举了一些例证。先生还批评了所谓“阶级分析方法”:“怎么进行阶级分析?孙中山是不是资产阶级?孙自己说:他革命的时候,资产阶级还未出世。不要这样划!”大概是我仍然想知道六十年代初期史学界内部的冲突问题,向他提了一些相关问题。但先生所答仍然不多,只是说:“那一时期史学界的斗争和我有关。‘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说法,指的是我和《历史研究》。蔡美彪的文章是我约写的。六十年代的争论起点太低了。”先生说完这些话,随手从一个地方抽出一份文件的复印件给我,说:“你希望知道的东西,这上面有一些。”我仔细看了文件名字:《一个聚餐会的旁听记录》,心中一阵激动,这正是我寻找多年的一份材料!于是我起身告辞。

下得楼来,忽听先生在凉台上叫我的名字,原来我随身带的笔记本丢在先生房间了,我请先生从上边丢下来,我接到后,挥手请先生回房间。当时绝对想不到这是我最后一眼看到先生!1988年10至11月间,也就是黎澍故去前夕,在我的精神生活中出现了几件与他有关的事,值得一记。《新华文摘》这年的第10期,同时转载了我和黎澍先生的文章,《“阶级观点”再认识》和他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而且这两文的题目还同时紧挨着出现在封面上。

我的文章原刊《史学理论》(季刊)1988年第2期,现在与先生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期杂志上,而且,1988年看来又是先生集中反省、清理“阶级斗争理论”的一年,先生大概会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还列专节讨论了“历史创造者”问题,其中有些话,先生看了会怎么想,已不得而知了。我说:“当前理论界一场以‘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为题的讨论正在展开和深入。这将是建国以来学术界激动人心、引人注目的大讨论。”我说:“撇开剥削阶级谈论文明时代生产历史的创造,从根本上背离了唯物史观。”我多么想知道先生对这些论断的评判啊!

另一件,是我于10月底(或11月初)收到了先生的《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书。我印象中此书由湖南寄过来,书中的插页上盖一枚印章,内刻“黎澍义赠”的字样。接到这本书,我才知道何祚榕先生所说的“你的文章也收到集子去了”是什么意思:《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作为本书的“附录”收入其中。浅薄如我,当时为此着实高兴了一阵子。这本书,使我爱不释手的并不是那些理论文章(此前大都读过),而是那两篇怀旧随笔:《未回的回忆》和《上海生活杂记》。写得真是耐读,虽然是个人往事追记,但如同回过头来与黎澍共同阅读、审视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我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两篇散文,因为在这之前,我买到了黎澍的《早岁》一书,刚拜读过。《早岁》系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早知此书,但苦于买不到。5月初拜访黎澍先生时,也没想起来索要一册。但就在造访黎先生之后的次日我却从北京东安市场卖旧书的地方淘到此书,欢喜莫名。那两篇散文是《早岁》结集之后的作品,风格完全一致:在平淡朴素的记事中贯注着深刻、深沉和有深度的思索。从这两本书中,我才知道黎澍先生早年有如此丰富和传奇般的经历。1988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何不给黎澍写本传记?在他生前最好写出来。我立即将这一念头告诉了李平生兄,并提出与他一块写。平生兄的专业是搞近代史的,能衡估黎澍的专业成就,我则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把握他。平生兄很痛快地答应做这一工作。接着我就给黎先生写信:告以写传之意,同时请求他:同意并确定当面采访的时间;提供所主编的《观察日报》、《开明日报》、《华西晚报》和《文萃》杂志。这封信大概是11月中下旬之交的某一日发出,接着就等待先生的回音。天知道,等来的却是先生的“讣告”!京外的人大多是从李锐的《最后一天的书案》中获知黎澍逝世消息的。此文刊发在12月11日前后的《人民日报》上。那一天,我的一位同窗特意跑到我家告诉我:“黎澍逝世了!”我立即放下手中的笔,急去校内报栏前看李锐的文章。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看这篇文章时,我的眼睛被泪水模湖了,心灵受到李文所灌注的充沛激情和感情的强烈撞击。在报栏前,当时觉得,只有鲁迅《悼杨铨》中的一句诗可以表达那一刻的感受:“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待情绪平静后,我将黎澍逝世的消息转告给一些师友,他们有的看到了这一天的报纸,有的尚未看到,但全都感到很突然。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山大,黎先生是颇有些崇拜者的。我手头至今还保留着一份由“山大青协”于1986年12月编印的“文革”专题研究参考资料之二:《“文革”研究资料汇编》,《关于反封建的一些思考———访黎澍》和《通向“文化革命”之路———关于“文革”产生的文化背景的对话》均在其中,而且列在头两位。我虽然参与“山大青协”的活动,但对这份资料的产生却一无所知。先生当年在山大校园的影响可见一斑。在李文见报后的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黎澍同志治丧办公室”发来的讣闻,接着又收到黄春生兄的来信,是对我们要写黎澍传的复函,告以因先生的逝世所索资料无法提供云云。但我不知道而想知道的是:先生摔倒前,读未读到我的信、知道不知道有人想为他“树碑立传”?假如知道,那该多好!而从我们发信的日期推断,先生有可能看到这封信。

五

大概是1990年冬季,我从太原开会回来绕道北京,在跟一位在杂志社工作的、我所熟悉也很尊敬的师长闲聊时,谈到了黎澍。不料这位师长说:黎澍在新时期有“三大误导”:一是把“反封建”引向“反社会主义”,二是他的“西体中用”主张开新时期“全盘西化”论之先河,三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批评发展为“怀疑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这位先生的理论倾向素为我所知,但把问题摆到这样的高度,还是令我闻言色变。这进一步促使我思考黎澍对那十几年学术界的意义问题。所谓“进一步”是因为在此之前曾有过一次集中思考。那是黎澍逝世的当月下旬。当时从北京听说有可能召开一次黎澍学术纪念会。为准备参加这次拟议中的会议,我和李平生兄赶写了《黎澍:新时期史学界思想解放的旗帜》一文,篇末注明定稿时间为1989年元月6日。不知是拟议中的会议未开成还是我们未去成,反正是我们这篇长达万言的稿子就一直未发表。但对如何给黎澍定位的问题我一直未放弃思考,这些思考后来都集中表达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黎澍”章中。我认为,从1949年至1989年的40年间,黎澍与翦伯赞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上双峰并峙,共同标志着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翦伯赞是“文革”前史学界健康思潮———历史主义思潮———的代表,黎澍则是“文革”后史学界主要倾向———“回到马克思去”———的代表。具体到黎澍的贡献,我所作的断语有:“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启蒙者”、“清算教条主义影响的理论勇士”、“新时期史学界思想解放潮流的旗帜”、“以真理为惟一追求”的智者。在做这些结论时,我自信是从“文革”后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基本文献(当然首先包括黎澍自己的著述)出发的,其中也包括我对这段历史的直接观察和感受。拙著出版后,不止一个朋友告诉我“黎澍这一部分写得好”,最近,长期担任黎澍助手的徐宗勉先生也认为,上述概括“是根据对黎澍著作的深入研究所得出的切合实际的评价”。这就更让我感到既惭愧又欣慰了。

然而我在此也必须指出,思想理论上的“黎澍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但“黎澍精神”应该也能够长存。把“文革”结束后20多年的文化学术界划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而且认为这两个年代不仅是“时间”的不同,也有“价值”的差异,有道理。八、九十年代的最大的不同,是“话语背景”的不同:“九十年代”的话语背景如何概括可以讨论,“八十年代”的话语背景是“启蒙”则大概没有什么疑义。如果果真如此,黎澍可能就是一个最能准确传达这个时代内涵的人。他对“新封建”的批判,对“思想解放”的倡导、对“现代迷信”的剖析、对“现代化”的追求、对“教条主义”的诛伐、对“小农意识”的清算、对“西体中用”的张扬,可以说都未脱离现代性的框架,反映了“八十年代”特有的对未来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一时期盛行的优胜劣汰的进化主义和历史决定论思潮,也支配着黎澍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的瞻望。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弊端,包括现代化本身所带来的苦难,并未为黎澍所注意,对现代文明、工业文明的热切向往,左右着黎澍对许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进入“九十年代”后,特别是逼近世纪末后,应该说,人们对“现代化”有了感受和直接观察了,关于“现代化”的种种神话、种种一厢情愿,可以说都必须打折扣。由此带来的对现代性的种种反省,形成了“九十年代”的基本语境,在这种语境中,黎澍的思想和立场似乎显得有些与这个时代不大协调了。

另外,随着语境的改变,“问题”也在被置换:“八十年代”许多极其敏感甚至关于“国家兴亡”的“问题”,在“九十年代”似乎变得无足轻重了,于是,黎澍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在那个时代看来极其深刻的思考,有的显得意义不那么重大了,另有的则随着“问题”本身的被取消而似乎丧失了意义。“意义”,从来都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的话语系统而言的,换句话说,是某种话语系统赋予的,当这种话语系统本身不存在时,“意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譬如,“西体中用”问题,曾经使黎澍吃了许多苦头,在那个时代,这个问题的确关系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相对于当时的启蒙话语。意义之重大,显而易见。而到了“九十年代”,主要问题似乎已不是“西方化”的问题,而是“本土化”的问题,在学术文化领域,似乎尤其如此。所以,黎澍当年为此所作的许多思考就变得很陌生了。黎澍当年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在今天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当“文化保守主义”成为学界主流的时候,当所谓“新儒学”和所谓“亚洲价值”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选择的时候,谁还记得起黎澍当年所作的那些“批判”?包括黎澍生前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的清算,其意义也只有放在原来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才能显现出来,当这种“意识形态”话语在“九十年代”被置换之后,其意义当然也要重新估定了。因为这个命题本身是一个意识形态命题,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一个学术命题。而黎澍在“八十年代”所探讨、所思考的许多命题,几乎都是意识形态命题,因而他的工作的“社会”意义明显大于所谓“学术”意义。由此看来,黎澍在特别强调所谓“学术”的“九十年代”的被冷落不是偶然的。

尽管上述种种都可能有些道理,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黎澍是“八十年代”理论界的杰出代表、一位卓越的思想英雄。谁要是想了解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他必须读黎澍,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完整地、准确地代表这个“年代”。假如这一点没有大错,我想,对黎澍来说,这也就够了。追求终极真理,毕竟是虚妄。与此同时,我还要指出,思想理论的“黎澍时代”虽已终结,但黎澍的身影并未淡出九十年代的学坛。我这里并不是指有多少人还在怀念他,只是让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控制九十年代学坛的所谓“保守主义”,实际上也多多少少渊源于黎澍,尽管他主要是以一个激进的形象刻在世人心目中的。“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在推进社会发展上,一点一滴的“改良”未必次于轰轰烈烈的“革命”,甚至其力度还强于“革命”。实际上,黎澍早在八十年代就清晰地论述了这个问题。而且,也正是黎澍,率先对“暴力崇拜”、“革命偶像”进行质疑与反省。他对“无声无息的变革”、“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和平演进的历史”的推崇与赞美,可以说,均开九十年代“保守主义”特别是“告别革命论”之先河。另外,黎澍对“古为今用”论的批判、对史贵“求真”原则的弘扬、对“历史考据学”和对“洪秀全有无胡子的考证”的存在合法性所作的申诉与辩护,可以说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达出九十年代所谓“国学复兴”的先声。

黎澍死了。但他死得的确又太早,他死在自己思想的青春期。在中国,一个有影响有地位的人死了,如果死的时候还处于正面人物状态,在悼文中总要说他的死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重大损失”、“一大损失”、一个损失”一类的话。其实,一个人的贡献再大,如果从他死之前的某一个时候开始,他已不能再从事什么创造,再奉献什么于社会了,他的死再说成是什么“损失”就不切合实际了。黎澍的死不是这样。他死亡时,创造力依然旺盛,他正向着更高的思想高峰迈进。说黎澍的死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是切合实际、当之无愧的。然而,黎澍又有不死的一面。我觉得,黎澍不死的地方在于:在社会政治体制完全吞没了民间社会的时代,他的思想、精神、心灵却始终未被整合,尽管他有时处在主流文化的核心圈,但他的思考却大部分在圈外。据说,在“当今西方,知识分子越来越无力抵御国家体制越来越强大的整合作用”。可见,知识分子逐渐丧失独立立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像黎澍这样的“江湖思想家”就益发显得可贵而且可敬。然而,这需要付出巨大的精神和世俗利益上的代价,而且要无所畏惧:“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因为这随时要冒犯权势、而权势又是不可抗拒的。黎澍正是这种无所畏惧、不向任何权势、邪恶低头的攀登思想高峰的勇士。中华民族仍需要这样的思想英雄。在黎澍悲壮行进的思想之路上,我们会看到、并已经看到不绝的行路者的身影。这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一端,也是黎澍的幽灵依旧在思想理论界徘徊的深层秘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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