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毒草电影《两家人》(《人民日报》1966.8.5)

reading · 发表于 2022-6-28 04:50:10

编者按：
电影《两家人》，是一九六三年出笼的一株大毒草。电影的编导者林杉等三人（化名为林漠晨），站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扯起了反攻倒算的黑旗，大肆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大刮“单干风”，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公开煽动被推翻的阶级敌人起来从革命人民手中夺回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天堂”。
长春电影制片厂是解放区最早建成的一个电影厂。在党的领导下，它曾经拍摄过一些优秀影片。为什么以后又出了很多毒草呢？这是因为周扬、林默涵、夏衍、陈荒煤等黑帮分子们的爪牙——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杉，窃踞了这个厂的领导，顽强地抗拒毛泽东文艺路线，从而使这个厂成了毒草丛生的一个基地。
现在，《两家人》再一次作为反面教材公映了。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肃清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的流毒，彻底批判这株毒草，把它烧成灰烬，变成肥料。这总算是这帮牛鬼蛇神们对人民的一点“贡献”吧！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我们和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两家人”

云南晋宁县晋城人民公社管理委员　李凤仪

电影《两家人》，完完全全是在攻击党，污蔑我们贫下中农，攻击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只有替地主阶级、替资产阶级说话的人，才搞得出这种电影来。

一九五二年，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小寨乡的一些贫农首先办起了互助组。后来，我们看到报上介绍外省的合作社，觉得比互助组好，就写信给毛主席，表示要办社的决心。毛主席叫党中央办公厅回了一封信，鼓励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对我们贫下中农是最大的鼓舞，我们马上办起了合作社。这是全省最早出现的合作社之一。其他的贫下中农亲眼看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都积极要求办社和入社，大家都说：“土改是第一次翻身，办社是第二次翻身。”办社是我们贫下中农最积极的要求。可是在《两家人》这个影片里，那个贫农高正国，一听到办社，急得马上躺倒了，这哪儿有半点贫农的样子！我看影片编导人就是存心污蔑贫下中农，把我们贫下中农说成不听党的话，说成对办社那么抵触。那个高正国，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他个人的发家致富，影片里对他一点也没有批判，这不是公开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吗？

那些人为什么要搞这样的影片？目的是什么？我要揭露他们。这个影片是根据小说《桥》改编的。一九五三年，小说作者曾经到我们小寨乡来“深入生活”一年；一九六三年，《两家人》的编剧、导演，又到我们这儿来过。他们写的就是我们小寨乡的事。他们都到我家里来过，拿照相机照了我家的猪鸡。我原来以为他们是来表现我们贫下中农新生活的，就热情招待，想不到他们一面照相，一面拿手帕捂着鼻子。他们根本不听贫下中农的意见，跟贫下中农就是“两家人”。现在我们可看清楚了，他们不是我们贫下中农的人，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我们和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两家人”！他们搞这个影片的目的，就是为了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污蔑我们贫下中农，就是为了搞资本主义复辟，让那些地富反坏重新爬到我们头上来。这是妄想！我们一定要堵塞你们这条邪路，粉碎你们的阴谋，消灭你们这帮牛鬼蛇神！

贫下中农最听党的话

云南晋宁县晋城人民公社小寨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任李明芬

看了《两家人》以后，我越想越不对头，就对儿子说：我们贫下中农永远不会干那样的事。这些编电影的人在污蔑我们，我们非跟他们斗到底不可！
我们贫农下中农最听党的话，因为我们过去受苦最深，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们从苦日子里救出来的。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上级定了任务，我们还嫌任务少了，要求多卖，没有谁对政策抵触，没有谁少报的。一声喊收谷子，下面的小仓就满了。一声喊送公粮余粮，大家脸上都笑开了，扛起旗子，挑起谷子就走。但是，电影却说我们贫下中农不愿把余粮卖给国家，这是无中生有。电影把我们写成象地主富农一样，简直把我们丑化得不成样子了！

我看，这个电影不是攻击哪一个人，而是在攻击我们党。他们攻击贫下中农，就是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他们还不只是在骂合作化，而是想搞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让他们的阴谋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颜色。
我看，拍这部电影的不是我们的人。他们披着“革命”的外衣，向我们放毒箭。他们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我们贫下中农，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狠狠地跟那帮牛鬼蛇神斗，把《两家人》和一切毒草，连根挖掉。

他们在替哪个阶级说话？

云南晋宁县晋城人民公社小寨大队第七生产队队长袁学礼

电影《两家人》把我们贫下中农简直污蔑得太不成样子了。象高正国那样追求发家致富，不卖余粮给国家，不参加合作社，还想并吞人家的土地，坑害阶级兄弟的人，在我们贫下中农里，根本找不出一个。高正国的有些想法，比如搞个人“五年计划”，办“大农庄”等等发家致富的主意，只有我们县里被打倒的大恶霸地主赵有余、郭玉鸾才会有。我说这部电影讲的要是地主官僚，那就合了；可是他们偏偏把那些恶毒的算盘都弄到我们贫农的头上，而且是弄到解放前受苦很深、土改中又首先起来斗争地主的贫农头上，这是不能容许的。

《两家人》把我们贫农说成对党的政策方针那么抵触，完全是睁着眼说瞎话！说到办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这是毛主席给我们农民指出的光明大道，我们贫农从来是积极带头的。一九五二年底，我们办起社后，社里缺麦种，我们家家都把自己的麦子拿出来。那时候，要求入社的贫农，很多很多。我们的社年年都在扩大，到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村里放了五六张桌子挂名字，还忙不过来。但是电影上是怎样演的呢？高正国在街上走，一听见要办社，紧张得把街上的小摊子都撞倒了，一回到家就躺在床上不起来。说我们贫农对办社那么抵触，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这部影片还歪曲了农村的阶级斗争。我们在影片里从头到尾看不到哪个地主富农捣蛋，也看不到哪个富裕中农抵触。从头到尾，都是高正国想不通，一会儿恶相，一会儿霉相，愁眉苦脸的。我们要问：这部影片的作者究竟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他们在替哪个阶级说话？表扬哪个阶级，打击哪个阶级？
我看电影攻击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千百万人，是我们所有劳动人民，是我们伟大的党。拿枪杆的敌人，一望就见，农村中的地富反坏，一抬眼就看得清；那些专写坏书、坏戏、坏电影的拿笔杆的敌人却不容易看清。我们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同那一小撮拿笔杆的敌人斗争到底。

不许污蔑我们的阶级兄弟

北京联合制版厂工人　华有益

看了电影《两家人》以后，愤怒万分。我不禁要大声问一下电影的编导者，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替谁说话？拥护谁，反对谁？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只有反动统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才把贫农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恣意打击和污蔑贫农。《两家人》的编导者就是这样。他们十分恶毒地、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事实、丑化贫农的形象。编导者把电影中的主人公老贫农高正国说成是一个坚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把他说成是一个财迷，是一个只顾个人发财致富、而不顾国家利益的人；把他描写得象地主分子一样——让四邻的贫下中农都肩扛着粮食到他家来还债……。这一切，完全是有意地颠倒是非。影片的编导者，你们居心何在？你们为什么要歪曲贫农的形象？为什么要污蔑贫下中农？作为一个工人，我决不允许你们损害我们阶级兄弟——广大贫下中农的一根毫毛！

把牛鬼蛇神踢进垃圾堆

解放军某部　潘德全

《两家人》摄于一九六三年。为什么在一九六三年要摄制这样的电影呢？编导者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影片写的是一九五三年的事。一九五三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影片里的高正国也有他自己的一个五年计划。他不是对女儿这样说过吗：“国家要搞五年计划了，我也有一个五年计划。”高正国的五年计划是什么呢？买地、盖房、开粉坊，十年后办成个大农庄。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隔了整整十年。这个期间，我们国家的两个五年计划都胜利完成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普遍的改善，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欢欣鼓舞。可是，电影却着重描绘了象高正国那样想发家致富的个人“五年计划”完全破灭了。编导者在这里用十分阴暗的手法向贫下中农暗示：有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就不可能有个人利益，妄图唆使贫下中农和他们这一小撮反党分子一齐起来向党进攻。这真是最露骨的挑拨和最险恶的居心。

一九六三年，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它是我们国家胜利地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正在迅速恢复，出现了一片大好形势的一年。在这个年头，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下，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在这个年头，一切国内外的牛鬼蛇神变得更加疯狂。电影《两家人》在这时急不可待地“破门而出”，充当反革命分子的马前小卒，摇旗呐喊，对党对社会主义大肆进攻。然而，不管你们多么狡猾、阴险、隐蔽，下场只能是一个：被踢进历史的垃圾堆！

鼓吹资本主义复辟的《两家人》

高天红

影片《两家人》（林漠晨编剧，袁乃晨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一九六三年摄制），完全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打着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幌子，恶毒地诽谤贫农，肆意歪曲农村面貌，煽动单干风，狂热地鼓吹资本主义复辟。这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影片一出笼，就激起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极大愤慨，一致认为这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影片《两家人》集中地塑造了“老贫农”高正国的形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老贫农”呢？影片把他写成一个爱财如命、整个灵魂都为铜臭浸透了的人物。发财，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高正国的全部生活理想和幸福所在。影片编导者把资产阶级的极端腐朽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生哲学，冒充为老贫农高正国的人生观。高正国对女儿二珠说：“今年是五三年，我想存粮两千，拴上一辆牛车，养上两口猪。到五四年春天，我想招小海来咱家上门，再和陈家开个大粉坊……。到五五年我就买上十亩地，再请上两个帮工……。用不了十年，咱就下手办它个大农庄……。”这哪里是我国的一个老贫农想得出来的“计划”？这不分明是资本主义国家里农场主的计划吗？

更恶毒的是，编导者特意通过“老农会”告诉观众，高正国曾经在土改时第一个站出来斗争地主，土改后积极生产，带头抗旱，是全村的一面红旗。编导者企图通过这段回述告诉人们，象高正国这样地地道道的老贫农，翻了身也必然忘本。他们不愿意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很快就完全继承了地主富农的剥削阶级的人生观、处世哲学和剥削手段；他们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已经变成了剥削阶级分子。《两家人》把革命的老贫农歪曲成翻身后坚持发展资本主义的带头人，是对贫农恶毒的诽谤和攻击，是妄图说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将要半途而废，资本主义将要复辟。
编导者用大量镜头，歌颂高正国“苦扒苦拽”地单干发家的精神。他们特别起劲地渲染了高正国拉牛车的动作，充满感情地唱出了一首单干精神的颂歌。它告诉观众，高正国全凭自己象牛一样地“苦扒苦拽”，甚至比牛还卖力地拚命单干，才成了全村的首富。车牛俱全，猪鸡满圈，放债买地……，都是用他劳动得来的钱换来的，是应该同情和赞美的，是值得学习和效法的。这除了狂热地歌颂资本主义道路以外，也是为地主富农的血腥剥削发家史开脱，宣扬极端反动的地主富农劳动发家的谬论。

影片把高正国描绘成靠“苦扒苦拽”发财致富的好汉，描绘成靠个人单干同集体经济竞赛的“英雄”。影片提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可是我们根本看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影片写了互助合作运动，可是我们根本看不到它有丝毫优越性。相反，单干户高正国那里却是一片“兴旺景象”。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五年计划”十分顺利地完成着，几乎全村所有的农民（包括互助组组长陈为邦在内）都借高正国的粮。在影片里，只有高正国趾高气扬，神气活现，其他农民都是垂头丧气，愁眉苦脸。总之，影片告诉人们：单干好得很，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正国是胜利了的“英雄”；互助合作糟得很，农民们都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编导者用单干发财和互助合作受穷的异常鲜明的对比，声嘶力竭地诱惑和煽动农民走高正国的道路，其目的不外是使资本主义在农村泛滥起来，搞垮人民公社。

不管影片的编导者怎样颠倒黑白，诽谤合作化运动，美化资本主义，我国已经完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党已经领导全体农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农业集体经济已经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铁一般的历史事实，使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感到绝望和沮丧。于是，编导者以万分惋惜和无可奈何的心情，通过高正国的嘴，散布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编导者让高正国在别人动员他卖余粮时说出了“一家饱暖千家怨”这种极端反动的语言；在订所谓“五年计划”时大谈“世上总要有穷有富”的剥削阶级理论；让高正国提出“左一下，右一下，跟我过不去”的饱含仇恨的抗议；还让高正国三次说“猪往前拱，鸡往后扒，各有各的路”这种寓意恶毒的比喻。这些统统是黑话！在影片里大量贩卖这些典型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理论、语言，不分明是编导者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的宣泄吗？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农业合作化是在党领导下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可是，在这部影片中根本就看不到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党员，只有一个象党员而又不表明身份的“老农会”。这个“老农会”除了为高正国表功，不关痛痒地劝解几句之外，在影片里没起任何作用。小云似乎是一个团支书，可是她只是在影片里走了几个过场。这两个好象是党团员的人物，既没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又没领导合作化运动；既没抓阶级斗争，也没做思想教育工作。看来，编导者安排这两个人物，只是为了点缀，为了丑化和抹煞党的领导。
在影片里，我们找不到一个值得学习的正面人物。老贫农李存夫妻连互助组也不愿参加，只是在贫病交困，李大妈被逼得卖了地、跳了井，几乎家破人亡的时候，才加入了合作社。他们入社，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是投靠集体，安身活命。互助组长陈为邦初看起来好象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是，编导者却把他描绘得象个懒汉，全家劳动力不少，家里粮食还不够吃。对于高正国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陈为邦只会唉声叹气，只会用糕点去“感化”。贫农青年陈小海胆小怕事，甘受剥削，完全为了二珠活着；二珠为父亲的剥削行为辩护，装模作样，这两个分明是穿着农民服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了影片中这些贫农的形象，可以看出编导者绝不是对某一个人物描写不当的问题，而是有目的地在诽谤贫农，反对革命，污蔑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早在一九二七年就教导我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对于贫农抱什么态度，从来就是检验革命和反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不论在民主革命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贫农都是农村革命的支柱，都是党在农村最可靠的力量。而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于坚决跟党走的贫农却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是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丑化、诽谤和攻击贫农。他们反人民、反革命，常常是首先打击坚决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贫农，妄图动摇党在农村的最可靠的支柱，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对贫农的丑化和诽谤，不是同地主、资产阶级一个鼻孔出气吗？

毛主席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党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在合作化的道路上，同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了坚决的反复的斗争。可是，在这部影片里，根本没有表现广大贫下中农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那个投机商人猫胡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大搞资本主义活动，无法无天，逍遥自在，始终无人过问。编导者对投机倒把分子这样宽容，这样优待，而对贫农却竭力歪曲，捏造了那个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正国，妄图通过这个人物，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的贫下中农，编导者居心的险恶，不是很清楚了么？
《两家人》排斥和抹煞了党的领导，诽谤和丑化了贫农形象，歪曲了阶级斗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否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就必然把农村现实和合作化运动描绘成漆黑一团。这是编导者对社会主义农村的恣意歪曲，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
《两家人》这部影片的改编和拍摄，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的一九六三年。当时，农村已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八届十中全会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教育这个十分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运动里，党中央提出要大树贫下中农优势，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影片《两家人》的编导者打着表现阶级斗争的旗号，猖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两家人》的出笼，正是我国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
“蚍蜉撼树谈何易”！《两家人》对党对社会主义对贫下中农的诽谤和咒骂，丝毫无损于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光辉，只能暴露出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丑恶灵魂。从而激起工农兵群众的愤怒，彻底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人民日报 1966.8.5

reading · 发表于 2022-6-28 07:39:34

电影名：两家人
导演：袁乃晨
编剧：林杉林漠晨
主演：方化王建华陈学洁王延盛黄玲
上映：1963年
制作公司：长春电影制片厂
故事梗概

根据刘澍德小说《桥》改编。

高正国和陈为邦都是从苦海里熬过来的老贫农，几十年的老邻居，当年参加土地改革，斗争地主，组织互助合作，领导生产，他们都是积极分子。因为穷，他俩团结得比弟兄还要亲，他们的后辈二珠和小海相处得也很好。可是，随着生活的好转，高正国对待陈为邦开始有点话不投机了。他谢绝当模范，生怕耽搁了个人生产少挣钱。国家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高正国私下也订了个五年计划，打算积粮、攒钱、置地、雇长工……村里人背地里议论他有自发思想、有变相剥削、是铁算盘，为了这桩事，二珠跟小海还生了一场气。她想：我爹是贫农，天天拼死拼活地干活儿，省吃俭用地过日子，怎么会剥削?！秋后，农会召集大家讨论征购余粮的大会，高正国不去参加，只叫二珠代他去听会。二珠听了老农会的讲话，才懂得父亲固执、落后的思想根源。在征购余粮这个问题上，高正国上了外号叫“猫胡子”的投机商人的套。这天晚上，二珠开完会刚到家，高正国就向她打听开会的内容，二珠骗他道：“政府征购余粮，人家都报了，我也报了1000斤……”话还没来得及说完，高正国就吼了起来二珠第一次跟爹正面冲突，最终还是软了下来。以后，二珠在小海的不断帮助下，学会了许多斗争方法，她认真地跟爹摆事实、讲道理，劝他多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当天晚上互助组开会，高正国被大伙狠狠地揭了老底，算了细账，他无词可辩，转身离开会场。二珠见势愤恨交加，毅然应征余粮800斤。从这次会上，高正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抛弃阶级弟兄的事实越来越明显了。老农会及时对高正国作耐心的思想工作，警告他不要走“饱了一家，苦了干家”的资本主义道路，翻身的农民不能忘了党。高正国只顾个人的利益，自从卖了800斤余粮之后，他认为是丢了一大笔钱，拼死拼活想捞回这笔“亏损”。这时，高正国的存款多了，跟“猫胡子”的关系比过去密切了，他的买地计划就要实现了。高正国私下里买了贫病交迫的单干户李存家的四亩地。过不几天，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来，村里即将成立农业合作社，土地人股，他急得晕头转向，暗自叫苦。李存吃了单干的亏，如今成立农业合作社，他决定第一个报名参加，没想到他的地被老伴卖了。心地狭窄的李大妈知道自己又做错了事，不敢跟丈夫直说，愁得走投无路。“李大妈投井了！”高正国被这呼声震慑住了，一时好像天崩地裂，使他恍忽不安。强烈的阶级感情把他从迷途中召唤回来。在众人面前，高正国掏出那张命根子般的刚到手的土地证，深怀羞愧地将它交还了原主。勤劳俭朴的高正国，在生活的镜子里看到了“饱了一家，苦了千家”的危害性，他懂得了农民要过好日子，只有听党的话、组织起来，走集体富裕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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