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憋了多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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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鹏池


一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

七千人大会是在1962年1月召开的，其时江青早已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而且作为毛泽东首席秘书的田家英已经日渐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在毛泽东晚年生活中出现的通房大丫头的张玉凤此时还不知道在哪儿呆着呢，所以说在1962年初这个时间段，毛泽东憋气不憋气的问题，江青是最有发言权的。

江青的“憋气论”提供了一把钥匙，解析“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分歧”正可以从“憋气”这个角度入手。

“憋了一口气”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笼统的说法，现实生活中它可能代表着“一口气”或“几口气”、甚至是“几十口气”。我们今天在对“毛刘分歧”详加罗列、排查、剖析之时，应当详细分析毛泽东究竟是憋了多少口气？究竟是憋了哪些“气”？

毛泽东自己曾在七千人大会上无限风趣地说了一段顺口溜：“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当时即赢得与会人众满堂喝彩，热烈响应，大家都心满意足的享用着困难时期难得的“四菜一汤”的同时，纷纷心情舒畅“出着气”，却不知他老人家自己却独自在那里暗中“憋气”呢？大家全都太粗心了，大家全都没在意。也许只有一、两个人注意到这一点，林彪就是其中之一。

再说了，他老人家既然憋了“气”，为什么不当时就立即放出来呢？是他老人家自己不想放呢，还是想放而放不出来？还是居然有人暗中使坏，堵住了不让他往外放呢？

二

第一口气：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

对形势的判断，永远是毛泽东最为重视的事，却永远是老一套的“形势大好”。

我们这一代人全都领教过毛泽东关于形势的论述，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伟大领袖说过什么“形势不好”，“形势不老好啊”之类的话，最多也就是说：“形势大好，问题不小”。

据说对形势的看法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所以毛泽东这样的“真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形势大好”的，谁要是对“形势大好”有怀疑，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文革都全面武斗了，毛仍然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既然，1967年底的“全面内战”、到处武斗也能成为文革“形势大好”的标志，那么1961年的“全面饥饿”、到处死人，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判断“形势大好”的阻碍。

对于61年底的形势，毛泽东早在1961年9月的庐山会议上就已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

也正是在这种看法支配下，毛泽东心情大好，诗兴勃发，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前几天，他老人家有心情连续写诗送诗。

1961年12月27日，毛泽东向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推荐了他的新作《卜算子•咏梅》

12月29日，毛泽东又向出席中央小型工作会议推荐了民主人士吴研因、钱昌照的几首诗，全都是民主人士投其所好写的拍马诗。

毛泽东写诗，送诗的目的当然是要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定调子。

但是，这一回刘少奇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刘少奇下乡回来的时间还不久，家乡的父老乡亲、山山水水给了他精神气，何况他在家乡父老面前发了“两年不改变面貌，你们扒我的祖坟”的毒誓，在事关“祖坟”的大问题面前，他在毛泽东面前挺直了腰杆子。

刘少奇在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中，对毛泽东的话，对毛泽东自己的诗，对毛泽东送来的那些拍马屁的诗一概置之不理，权当根本没有这回事，没有把毛泽东的“定调子”的话写进去。

毛泽东看了初稿不满意，对报告初稿不予认可。刘少奇这才意识到完全不写是不行的，这才在“修改稿”中加进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毛泽东的判语。

但是，毛泽东已经看出了刘少奇的不听话，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意也就产生了。

而且，后来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也没有强调毛泽东的判语，没有按毛调子粉饰太平，仍然大讲困难。

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

我们今天看刘少奇的这一段讲话，觉得刘少奇说得太平淡了，并没有任何敏感、过激的用词，但毕竟与毛泽东老一套的“形势大好”说法是完全不同。

毛泽东由此憋了第一口“气”。

三

第二口气：产生困难的原因：第一个“三七开”：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既然工业、农业都减产，减产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报告人的刘少奇回避不了。

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天灾，二是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对于后者，刘用了“人祸”这个词。至于第三个原因即所谓的“苏修逼债”，这个纯粹为了糊弄老百姓的原因那时似乎还没有发明出来，或者已经发明出来了，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刘少奇的报告中没有提这件事。

这两个原因中哪一个是主要原因呢？刘少奇也回避不了。自从下乡回来后，刘少奇的心中已经早有结论，那就是“人祸”为主。刘少奇下乡回来的这半年中在其它的会议上已经多次表达过。

刘少奇当然仍要考虑毛的面子、毛的感受与承受能力，所以他在大会上的说法仍然是能委婉则尽量委婉一点。

刘少奇说：“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但是，话锋一转，刘少奇却仍然熬不过去，仍然引用了湖南农民的话：

“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话说到这种份儿上，就相当严重了。

什么叫做“你不承认”？在毛泽东听来，这是在说我毛泽东不承认；

什么叫“人家就不服”？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想，那就是你刘少奇不服。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的这番说法与“点名道姓”已没什么区别。

而且“人祸”的这种说法本身就已经让毛很不快。

但是“人祸”这种说法并不是刘少奇的发明，也不是湖南农民的发明，发明人恰恰是毛泽东自己。毛自己早先说过有关“人祸”的话，甚至也说过不止一次，但都是在小范围内说的，且都是说别人的“人祸”，哪能说到自己的“人祸”。

而刘少奇却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当着七千干部的面，用这样尖锐的提法，箭指何人？不言而喻。

这又使毛泽东憋了一口“气”。

四

第三口气：成绩与错误：第二个“三七开”：

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与错误

刘少奇虽当了国家主席，人家也叫“刘主席”了，在毛泽东看来，那是我让给你当的，我要是不让，你就当不上。你即使当上了，那也是国主席，哪能比得了我这个党主席，党比国大，天经地义的“真理”。即便你是国主席了，也仍然在我手心里攒着。

所以，党天下仍然是“毛天下”，国天下也仍然是“毛天下”。

毛喜欢人家歌颂“伟光正”，党的“伟光正”其实都是他的“伟光正”。

毛喜欢唱“六亿神州尽舜尧”，因为“舜尧”就是鄙人毛泽东。

如果把错误说得太大了，那还怎么“舜尧”？就是“桀纣”了。

但眼下发生了大灾荒，尤其是饿死了几千万人，所以毛指望刘对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维持其“尧舜”之地位。

刘虽然也肯定了，但在毛看来，肯定的既不充分，又不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是“漆黑一团”的感觉。

因为肯定得不充分，所以这些不充分的“肯定”，在多疑的毛看来简直就是别有用心了。

你看，刘少奇在报告初稿中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不仅没有突出讲、甚至也没有单独讲。相反，报告中所讲的缺点错误几乎全都是“大跃进”以来的。

后来经过修改的稿子，开始突出“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一共讲了12条，缺点错误才讲了4条。刘少奇已经在迎合毛泽东方面也是下了工夫了。

刘少奇说：“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

其实那几年饿死了几千万人，工农业都减产，哪来的七分成绩？三分成绩也站不住。

刘少奇也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瞎话虽然说了，但说瞎话时又不理直气壮，而且仍然令毛不满意。

那么究竟毛泽东要刘少奇怎么讲才满意呢？

毛有一句口头禅“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毛的期望值就是“一九开”，九分是成绩，只有一分缺点与错误。

而刘少奇讲“七分成绩”，太少了；“三分缺点与错误”，太多了！

但刘少奇最终也没有能满足毛泽东的期望值，毛泽东又憋了一口气。

五

第四口气：刘少奇直接否定“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说法

中国人都知道，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来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最得意的“专利”。这个“专利”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四时而不变。毛泽东拥有这个专利，但他自己并不垄断，不但到处推销，而且要普及。他自己固然常常讲，处处讲，也要别人跟着讲，尤其是当出现失误遇到困难时，即使是严重的失误严重的困难，他也绝不突破这个框框。偶尔突破也是在评估地方工作及指责他人工作时。

对于毛的这种常用语，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只要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你不用他的这句套话那是不行的，谁还有胆当面否定它。

但刘少奇却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报告中居然明目张胆地对此否定了。

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刘少奇胆子太大了，在《七千人大会之前的刘少奇》一文中，笔者曾给了刘少奇这样一段赞美：

他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是，故乡的山水已经将他的灵魂漂洗过了。

看来，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的灵魂仍然是相当洁净的。灵魂洁净的人是有力量的。即使在毛这样刁蛮可怕的人面前，刘也再三冒犯了。

后来在1964年前后，刘少奇曾经说：“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

这两次冒犯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当着毛的面否定毛最得意的话及最得意的方法。

刘给毛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毛当然又大大地憋了一口气。岂止是“憋气”，简直就是“蝇屎”。

六

第五口气：“人祸”是如何发生的？

刘少奇负责起草的“书面报告”一再被否，刘也是憋足了一口气。

但刘仍然在口头报告时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抛了出去，后人称这一举动有“非凡的勇气”，而当时全体与会人员就为了这句话，竟给了他长达5至10分钟的热烈掌声。

接着刘总结“人祸”的原因，归结为三点：

1、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

2、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3、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

对于第1点，这是毛刘共同的。刘这样说也并不完全是为了迎合毛。他也是大跃进的促进派，毛是第一号，刘是第二号，刘也要解释他犯错误的原因，当然也是“没经验”。

两人不同之处，在刘是其一，在毛是唯一。

毛基本上只认同这一点，对其它的原因不是否认就是淡化。

对于第2点，你刘少奇这是说谁呢？当然是说毛。

如果不是说毛，那么他应该先说“我们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

可他没有加这个前提，所以他就是在说毛，说毛不谦虚谨慎，说毛骄傲自满，说毛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说毛不尊重党内民主集中制，说毛让别人不敢讲话。

这样一点小把戏，毛怎么会看不出来呢。所以毛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对于第3点，在党内和群众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更是说的毛，具体指1957年的“反‘反冒进’”以及1959年的“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

如果没有57年至58年毛泽东一再的声色俱厉的“反‘反冒进’”，大跃进很可能就被“反冒进派”扼杀于萌芽之中了；

如果没有59年“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大跃进也可能在行进到中途就夭折了。

“反‘反冒进’”；是大跃进的起步器，“庐山会议”是大跃进的加速器。

“反‘反冒进’”是毛泽东于苏联回国后采取的非常政治举措。在此之前，毛在具体经济工作中一般采取相对沉默、超然的态度，但他从苏联回来后就大不一样了。狗日的苏修赫鲁晓夫，他让我们的伟大领袖中了邪，随即在苏联夸下了“十五年赶超英国”海口。

唉！要是那年毛泽东不去苏联就好了，也许就没有大跃进了。

可毛泽东怎么可能不去苏联的呢？斯大林已经死了，他要去瞅瞅这个赫鲁晓夫究竟有没有本事当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要是赫鲁晓夫没有本事呢？这个老大的位置就轮到我毛泽东了。

所以这个一向不喜欢出国的毛泽东还是去了一趟苏联，结果发现这个赫鲁晓夫还真没有什么熊本事。再转念想想自己呢？自己是什么都行，资格老、本事大、文武全才，斯大林一死，当今之世就舍我其谁了。自己到是行，可是中国不行，一穷二白。毛泽东自忖“手里没有一把米，喊鸡也不灵”，所以他才要发动大跃进。

为了落实并争取超额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计划，毛泽东又自说自话的回到经济工作的第一线了。一回国就集中力量针对周恩来、陈云在合作化后出现的问题所采取的调整措施提出严厉的批评，将它称之为“反冒进”，又将“反冒进”上纲为“促退委员会”，将1956年经过调整后的出现的短暂有序经济局面称做“马鞍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反冒进’”。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名道姓地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他蛮横无理地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把“反冒进”和“右派进攻”等同起来，威胁周恩来等“离右派只有50米”了。

这些蛮横无理且又气壮山河的指责，让一切“反冒进”的人，都吓得屁滚尿流。劳苦功高的周恩来竟然连续作了十三次检查。

得，活样板放在这儿呢？谁想当右派呀！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一切听你的还不行吗！

从此，一切怀疑、反对的声音彻底息菜。

面对“错误”，大家都在总结经验教训，但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却是千差万别的，有时甚至“牛头不对马嘴”。

比如文革结束后，周扬与胡乔木总结的文革教训就完全不同。

面对大灾荒，刘与毛总结的经验教训也是不一样的，毛文过饰非，抓住机会还要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刘则是浅尝辄止。浅尝辄止固然不好，文过饰非更坏。

但对于文过饰非的毛而言，刘的浅尝辄止也是让他憋了一口气。

七

第六口气：彭真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

综观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刘少奇是认真而执着的，但他仍然不是最勇敢的人。

最勇敢的人是彭真。

在“起草委员会”讨论错误责任时，彭真说了一段让他在历史永远载誉的话：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这一段既委婉又慷慨的陈词，成了会议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彭真是七千人大会上唯一指名道姓地指陈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两项错误的人。当然毛的错误远不止此，彭真也只不过是挑了基本上已成为共识的两项错误。彭真也是唯一在大会上指名道姓要毛泽东做检讨的人。

彭真讲后，邓小平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邓小平的话就委婉了，但意思仍然是清楚的，即毛泽东也是有错误的，他自己都说圣人是没有的，既然有缺点错误那么也是可以批评的。邓小平用这种方式委婉地表示了对彭真的支持。

刘少奇的说法就更委婉了。刘说：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无疑，他同意彭真的讲话。

会上，同意彭意见的人有很多，但用这样明确的语言讲出来的也只有彭真一个人。

周恩来是聪明人，他闻见了火药味。他很快发言：

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中央那些高官们的思想与态度随时都在变化。刘少奇原本也是与周恩来一起“反冒进”的，后来经过了毛泽东的批评后，转过弯来“大跃进”，又经过了下乡，其实又转变成反对大跃进了。而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中受的批评大，差点这个总理的职务也干不成了。经过了“反‘反冒进’”，周恩来的态度变得圆滑了。

老实说，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起的作用并不好。

比起周恩来来，陈伯达的态度还要更鲜明。

陈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陈伯达虽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但在维护毛泽东方面是从来不含糊的。他将彭真的话歪曲成彭要检查毛泽东的工作。

彭真在党内的地位高于陈伯达，但陈伯达的发挥让彭真感到害怕。

彭赶紧解释说：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经过这样一个回合的较量，陈伯达，周恩来的观点就占了上风，彭真偃旗息鼓，大会上就再也没有人敢说毛泽东也有错误，也要做检查了。除非毛自己说。

可见当时，毛泽东的地位还是非常稳固。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彭真、还有一个刘澜涛，态度比较接近；柯庆施、陈伯达的态度比较相同；周恩来中间偏毛，邓小平、陈云则中间偏刘。


八

第六口气：彭真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2）：补充

关于彭真其人其言其行，言犹未尽，补充如下：

彭真是刘少奇麾下第一大将。刘当北方局书记时，彭是北方局组织部长，两人长期共事。延安整风前，彭与刘几乎同时被毛招至延安。

当其时的毛泽东对待刘少奇，那真是如获至宝，委以重任。毛泽东爱屋及乌，对待彭真也是至厚不薄，任命彭真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并利用彭真整了资格极老、工人出身的老资格的革命家、中央政治局委员（亦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待查证）邓发。说起来，这个邓发同志也并不是王明的人，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整邓发？笔者至今不甚了了。据说邓发的错误中有一条就是在中央党校的教育工作中犯有教条主义错误，没有推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延安整风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彭真进入政治局，地位在林彪之上。

毛泽东曾经得意的说过，他在延安整风中结识了一批新朋友，这些新朋友中的首席代表就是刘少奇、其次则有康生、高岗，彭真也名列其中。

高度类似的话，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也曾说过一次，他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也提到“我和我的战友们”，不过这时的“战友们”已经没有刘少奇、彭真了，除了林彪、康生们，全都是新面孔了。此外，已经与其有三十年婚史的老老婆江青居然也算“新战友”的其中一个了。

喜新厌旧，始乱终弃是毛泽东性格中很突出的一条，没有一个朋友他能相处得长，当他的朋友是一件很倒霉的事，因为他最终会将这些朋友一一搞掉，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林彪全都没有好下场，真正有始有终的也就是一个康生、一个柯庆施（死得早）、半个周恩来。

文革中，彭真首先被毛泽东清洗，他心中无限不服气，委曲鸣冤说自己是当年在延安第一个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人。此事并没有其它人证，也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场合，估计不会有假。但毛泽东毫不为动。

文革中期，陈伯达被捕入狱，受尽虐待。陈伯达也是喊冤叫屈的，他说他救过毛泽东的命。这一回毛泽东听进去了，不久就改善了陈伯达的狱中生活条件。此一时彼一时也。

抗战结束后，林彪进入东北之初，彭真已经被刘少奇派往东北，且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地位在林彪之上。后来彭林发生分歧，林彪看不起彭真，彭真管不了林彪，毛遂夺彭之位给了林，并且明确表示东北的一切大权都由林掌握。这不仅使林彭生隙，也可能是毛彭间隙之始。

建国后，两人分歧并不大。毛对彭基本上还是重用的。彭虽未进入常委班子，但仍是排名毛刘朱周陈林邓之后的老八子，且是“中央书记处”在总书记邓小平不在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第一副书记，而且还是北京市第一书记，“京兆尹”这个岗位也是非同小可的。同时，彭还是毛领导反修斗争的第一线的积极分子。

但是，彭真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有看法的。彭对“大跃进”的思想变化与刘少奇有类似的轨迹。61年时，彭也回了一次山西老家，看望八十多岁高龄的老母亲，回乡沿途亲眼看到大跃进造成的人祸惨剧，思想也同样受到了一次洗礼。不过彭回乡，不像刘少奇那样深入，他吃住都在火车上，招待老母亲也是在火车上，但彭的思想比刘放得开。

那位医生的书中说：“毛一向就不信任彭真。毛几年前跟我说过，康生告彭有‘反毛倾向’。彭为人我清楚，他对毛忠心耿耿，很关心毛的健康。但康生告訴毛，彭真曾说过：‘三面红旗是红旗，还是灰旗，还是白旗？有待证明。’”这很可能是“七千人大会”后的事。

虽然在“七千人大会”上，彭真是唯一指名道姓地指陈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两项错误的人，也是唯一在大会上指名道姓要毛泽东做检讨的人，但是，他的讲话是作了多层次铺垫的。

第一层次：表忠心：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

第二层次：肯定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

第三层次：对毛主席的错误的量化估计：只不过是珠穆朗玛峰、泰山上的几吨土，只不过是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

赞成的人可以说他是“用心良苦”，反对的人可以说他的“用心险恶”；

轻视的人可以说它是“屁用不值”，重视的人可以说它是一点火星，也足以燃成燎原大火。

如果其时再有几个有份量的人出来响应、与彭京兆唱和一下，那也保不准会形成“弹劾”的形势。

可惜没有，可惜另一个姓彭的早被毛“未雨绸缪”地搞掉了。不过即使那另一个姓彭的在，也没用，此彭与彼彭也不是一路人。

刘邓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彭真的支持也是极其含糊的，他们都为自己留足了退路；况且刘是“修养派”，有贼心无贼胆之人，且其时，“不轨之心”也未必有。邓当然是“有胆有识”之人，但他那时的“胆”与“识”都远远不到那种程度。

周恩来则对彭真“善意劝告”，其实是乘机表忠心；

陈伯达则对彭真“恶言责难”，其实是乘机献忠心。

彭真自己也就知难而退了。

会上既没有人接彭真的话话茬，也没有人接陈伯达的话茬。

由彭真引起的这一段精彩插曲就这样轻轻过去了，大家谁也不再提起。

当然，陈伯达这类小人是不会放过机会的，他一定会在毛面前给彭上足眼药的，毛由此记下彭真的这笔账。

直接后果就是在修改后的报告中，叙述了毛泽东对纠正错误所做的贡献，并加写了以下的内容：

“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

有了这段话，毛的错误完全被开脱了。

九

第六口气：彭真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3）：历史的回音

历史的回音之一：

四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彭真是最早一批被揪出的黑帮分子。在清华井冈山搞的“百丑图”中，歪脖子的彭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后又升级成叛徒。

1966年12月的一天深夜，彭真半夜里被红卫兵从被窝里揪起来，被秘密关押（指挥这次行动的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传说那天彭真被抓，吓得魂飞天外，面如土色。虽然一天后即被周恩来从红卫兵手上找到了，但周恩来是以同意批斗作为交换条件的。随即彭被十万人大会批斗，再被游街示众，五花大绑，挂着黑牌子，飞机式，穿着极少的衣服（有人说上身光裸着），押在汽车上，在寒风中穿过北京的长安街。

受过这样非人凌辱的人，对毛泽东的感情哪能好得起来！

历史的回音之二：

文革后，彭真复出。他不同意对毛泽东作“三七开”的正面结论。

1986年，在党内高层座谈会上，彭真直截了当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彭说：毛泽东自己承认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求者。毛泽东承认他看的旧书要比马克思的书多千倍、万倍，称毛泽东是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是较符合的。

但是，他的意见又一次被否定了，就像“七千人大会”上被否定一样。

十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

“七千人大会”上最复杂的还是围绕“三面红旗”的问题，也是毛泽东憋气最多的一个问题。

一方面：“一切的错误”以及由这“一切的错误”所引起的“一切的灾难”，可以说全都都是“三面红旗”引起的。什么“五风”，那怕是“十风”、“一百个风”，它们也全都来自于一个“风源”——“三面红旗风”。

另一方面，不否定“三面红旗”，一切的“纠错”也都是“隔靴搔痒”，不解决根本问题。

虽然当年的高层几乎所有人的认识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认为“三面红旗”有问题，“三面红旗”的副作用太大则是相当普遍的认识。

刘澜涛说：有些同志讲“三面红旗”，像念经的一样，宣传上形式主义很厉害。

也有人说：总路线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这几年如此严重的减产，还能是“大跃进”吗？说它是“大跃退”还差不多！

所以将“大跃进”这面旗帜砍掉，或是悄悄的不再提起，这成为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共识。

可是不提“大跃进”，“三面红旗”成了“两面红旗”，这又像什么话呢？

最最重要的还是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他是坚持到底，“铁了心”的。如果否定了“三面红旗”，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呢？

于是，刘少奇就出来说话了：“‘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报告对“大跃进”就作了这样自欺欺人的解释：

1、从长时期来看，可以说是跃进。速度是波浪式的。

2、同资本主义国家比，同苏联比，就一个时期说，还是跃进。

3、跃进不能总是以“钢”作标准，要全面的看，无数小的跃进，可以组成大的跃进。今后几年产量下来了，品种、质量上去，也是跃进。

也就是说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也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

邓小平对此总结道：十年任务中可以写：“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

修改后的报告稿，其完整的表述则是：“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

堂堂中央文件，最后就是靠这样的文字自圆而不得其说，糊弄人但没有人能信服。

“三面红旗”，最初曾被称为“光荣旗帜”，然后又被称为“三大万岁”，“三大法宝”。再后来觉得“三大法宝”的提法有点高，就不用了，最后确定为“三面红旗”，但“万岁”还是要的，就变成了“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

“三大万岁”来源于林彪在1959年国庆节的发言当中。那年国庆时，林彪刚刚接替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没几天，林彪当然很清楚，彭德怀正是因为在庐山上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而被打倒的，所以他以“反彭之道而行之”，在讲话的最后高呼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当然，林彪的这个讲话稿也不一定是他亲自起草的，所以“三面红旗万万岁”的发明权是否就能归于林彪，这也很难说。

从此，这一提法就被各级领导效仿，每次会后都要三呼“三面红旗万万岁”。

“三面红旗”中最早被完整总结出来的是“总路线”。“总路线”就是一句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它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但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的亲自发明，并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由毛泽东完整的提出来的。

其实，这是一句很扯淡的话，但从字面上理解，它的错误并不很大。

如同民间所说的：“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常识告诉我们，世上并没有这样的好事。此外，将“多快”放在“好省”的前面，片面强调了高速度。如果是“好省多快”，片面性就会相对小得多了。

“大跃进”的萌芽，实际比“总路线”还要更早一些。

始于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赶上并超过美国。

美国是资本主义阵营的老大哥，领头羊，英国是老二；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领头羊，中国是老二。老大赶超对方的老大，老二就赶超对方的老二。根据这样的简单思维，毛泽东随即提出作为苏联的小弟弟，中国也要在十五年之内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小弟弟英国。

而超过的主要标志就是钢产量。所以毛泽东在回国之后就将钢产量的指标翻了一翻，发动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

毛泽东充分发挥了他年轻时看章回小说的想像，一口气封了三个元帅：钢铁、粮食、还有一个机械，又封了两个先行官：铁路与电力。

三元帅升帐，两先锋得令；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左龙骧，右虎贲；三声礼炮，十里旌旗。就像戏文里的“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穆桂英挂帅”一般儿戏，但也一般有趣。

“大跃进”就这样隆重开场了。

十一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2）

上文讲到，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赶超美国。毛泽东根据“老大赶超老大，老二就赶超老二”的简单思维，提出了中国也要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的口号。

仔细想想用这样的“简单思维”来分析毛是不妥的，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

毛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名义上是赫鲁晓夫的副手，但他那个人怎么可能当副手呢？所以事事处处充当了赫鲁晓夫的教师爷的角色。他相当广泛的接触并了解了赫及赫手下的一班子人，也接触并了解了多列士、陶里亚蒂等国际上知名的共产主义活动家。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一接触他才对他们有所了解。这是一群什么水平的革命家啊！他一概小看他们，年龄一般都比他小，资格没他老，本事没他大，谋略没他高，嘴皮子没他能说，笔杆子没他能写，从各方面的条件看，只有他才有资格当国际共产主义的总领导。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欠缺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太穷。于是感叹：“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得一把米，叫鸡都不来”。

所以，毛泽东所提出的“超英赶美”，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赶苏超苏”。

“超英赶美”也罢，“赶苏超苏”也罢，目的又是什么呢？当然是国家强大起来。国家强大是与“超英赶美”同义的。但国家强大又为什么呢？国家强大是不是就等于人民幸福呢？完全不一定。在毛的脑子里国家强大的概念是有的，“人民幸福”也是嘴上说过的，但从来不扎根。

六十年代初，动辄以百万之众夹道欢迎一个小国家的国家元首，动辄以百万之众在天安门召开集会支持越南、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支持美国黑人、支持巴拿马、支持刚果、支持多米尼加。那时笔者在北京上大学，亲身参加过许多次，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双手撑着栏杆子，一副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姿态，心中也曾飘过一丝疑惑：这样劳师动众、劳民伤财，值得吗？

所以，“大跃进”为什么会搞得那样急促？那样不合常理？那样“一天等于二十年”？那是与他急于想充当“世界革命人民的导师”的心态密切相关的。

十二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3）：
请看毛泽东如何发动“反‘反冒进’”的？

“大跃进”一开始并不叫“大跃进”，难道刚开始就叫“冒进”或“大冒进”？

周恩来与陈云在1956年联手搞了一个“反冒进”，得到了刘少奇的间接支持，也得手了一年有余，搞了一个56年的“马鞍形”。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1956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搞得比较好，比较正常的一年。甚至直至改革开放后，一些老牌的计划经济专家们还念念不忘1956，并以此说事，反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陈云。

“反‘反冒进’”的祸根起于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会上周恩来讲了一番话，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近年来的工作冒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也全都讲了类似的话，刘少奇还组织人写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基本上没吭声。

到了1957年11月参加莫斯科会议时，毛泽东人还躺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的大床上，心中已经开始酝酿“大跃进”了。他从莫斯科打了一个电话回北京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这年年底，毛泽东从苏联一回国，立即开始“反‘反冒进’”。

毛泽东频频开会，开一次会反一次，前前后后反了大半年，反了几十次，一直反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主持南宁会议。毛在会上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个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库空如洗’、‘市场紧张’，但是他不在乎。这段话也还表明错误与缺点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上长了疮。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毛泽东指名道姓地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更有甚者，他干脆在会上大撒泼：“你们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矛头指向周、陈。当时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江青的前夫黄敬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再后来脑血栓去世了。

1958年李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钢铁翻番的指标，于是在报告中就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毛泽东批曰：“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3月8日至26日，毛泽东在在成都召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当着与会的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的面，再次指名道姓批评周恩来。毛将周的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然后，毛给“冒进”和“反冒进”定性：

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

从理论上定性，从政治上威胁。

如果毛再前进一步，就把一国总理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了。

周恩来可说是被毛追杀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半年时间内反反复复接连做了13次检查。

“反‘反冒进’”的结果：

1、彻底改变了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方针，为“大冒进”开了路。

2、彻底收回了要“退居二线”的承诺，理直气壮地重回经济工作的第一线直接领导“大跃进”。毛泽东对此信心满满地表示“不相信搞经济比打仗还困难”。

3、周恩来靠边站了，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内阁”；陈云也没有发言权了；刘少奇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只有老老实实跟着走。此时刘的极左思想也抬头了，他也成了“大跃进”的“促进派”。但在“大跃进”中毛泽东真正依靠的是他所任命的“副帅”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

4、一切反对的、怀疑的声音全都消失了，甚至讨论、议论的空间也被取缔了。毛泽东的指示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5、由于“反‘反冒进’”，毛泽东反了别人的“反冒进”，坚定了自己的“大冒进”，形成了“大冒进”的从理论到政策、口号、实践的一整套完整的错误路线。

十三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4）：
如何认识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毫无疑问，毛泽东所推行的正是一条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就是从“反‘反冒进’”开始形成的，继而统治全党的，而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达到高峰。

既然形成了一条路线，那就正像毛泽东自己反复说过的那样：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毛泽东心中的“大跃进情结”，就成了一个谁也解不开，谁也碰不得的“死结”。

如何认识毛泽东在中国建设中的这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笔者也看过一些专家、学者们的文章，笔者认为所有这些文章都没有毛泽东自己的文章那么深刻、确切、淋漓尽致。

请看，当年毛泽东是怎样批判王明的？

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这一类人。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连共产党内也不能免。——如果他们掌了权就会要做出许多坏事来。这一点应当引起一切革命者的警戒。

笔者按：

十五年前的毛泽东批判王明的文章就像在批判十五年后的自己。

毛搞经济工作真是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没有。

毛掌了权果然做出许多坏事来。

可惜，警戒已经来不及。

毛泽东还说：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搞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或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笔者按：

毛正是属于那种马克思主义不多不少的人。多一分太胖，少一分太瘦，不胖不瘦，恰到妙人之处的“大美人”非他莫属。

自当他领导经济工作来，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整个中国的经济老底被他闹得精光，六亿人没有一个吃得饱饭（除他自己），3600万人饿死。

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对于秦始皇，他也是只有一家，别无分店的。

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万，而是六个亿，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侮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而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者们，当他们实行篡党、篡军、篡政之时，照例都是有这一手的。为了建设他们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的领导者们的威信下死劲地给以破坏，而且破坏得异常彻底，使用的手段异常毒辣的。任何地方都有这一手，不独中央苏区为然。我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以事业说，党、政、军、民、学，以地域说，东、西、南、北、中，无往而不被荼毒，实属我党的空前大劫，全党均应引以为戒，再不要重复此类错误。

读了这样的文章，真是任何其它的评论都不必了，“我们的老爷”自己讲得很透了。

十四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5）：
毛泽东发现“跃进”这个词，兴奋得如同得了“宝”

毛泽东在“反‘反冒进’”的过程中，一开始没有用“跃进”这个词，因为当时“跃进”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中国人的汉语习惯，“冒进”从来都是一个贬义词。军事上常用于形容鲁莽的将帅贪功冒进，中了敌人的奸计，陷军于敌人包围之中，结果给人家包了饺子。用于形容人时就是“冒失鬼”，做事说话毛毛躁躁，不计后果。谁家生了个“冒失鬼”，那必是“家门不幸”。没有一个“冒失鬼”不是闯祸的，小冒失鬼闯小祸，大冒失鬼闯大祸。小时候读“演义”，“薛刚反唐”里的薛刚就是一个著名的大冒失鬼，虽说他是薛丁山、樊莉花的儿子，忠良之后，将门虎子，却是番将（盖苏文还是苏定方）投的胎，是玉皇大帝故意派他来祸害老薛家的，结果果然祸害得老薛家满门抄斩。

当然毛绝不是薛刚这个级别的“冒失鬼”。

总之，“冒进”这个词，在历史上，在中国人的语言中从来就没有任何褒义。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造反有理”，在语言领域中也能造反有理吗？

毛毕竟也是读过诗书的人，虽用“冒进”反对“反冒进”，虽然说起来气壮如牛：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但他自己也觉得“冒进”这个词别扭，用起来不爽。所以，后来一旦发现了“跃进”这个词，就象傻子得了宝似的。

据考证，“跃进”一词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7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一文中，内有“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继而在11月13日的文章《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中又出现一次。

毛获此名词，如获至宝，用最极端的语言称赞“跃进”这个词的发明。

“功不在禹下”。也就是说与“大禹治水”一样了不起。

他还在对《人民日报》一则社论的批语中写道：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从此“大冒进”成了“大跃进”。

名正言顺了，登堂入室了。

其实“大跃进”与“大冒进”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是将乡野市井的如“狗蛋”、“猫仔”之类粗鄙的名字换成了“卫东”或“卫彪”，东东还是那个东东。


十五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6）：
大跃进“其实只干了两件事：一是瞎干没有边；二是牛皮吹上天。”

大跃进“究竟干了什么事？有没有干过一件好事？”

即使事隔五十多年后，不带任何框框地去寻找，仍是很困难的事。

现在有些“有识之士”，居然也能从文革浩劫中发现几件“鸡零狗碎”的好事，不妨麻烦你们再去“大跃进”中找一找，有没有类似的“鸡零狗碎”的好事情？

依笔者之见，“大跃进”其实只干了两件事：

一是瞎干没有边；
二是牛皮吹上天。

瞎干没有边：诸如大炼钢铁，兴修水利（这其中可能有好的），深翻一尺五、密植——

牛皮吹上天：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放卫星。

这方面的例子虽以农业为主，但其实是遍及各行各业的，甚至除四害也有高指标，也能放卫星。体育、文艺也都能大跃进，放卫星。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全中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都能大跃进，放卫星，也许只有深山老林里的“白毛女”才能够免其祸害

那个年代，瞎干与吹牛的例子如恒河沙数，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本文一概略去不表。如需要举一些典型的例子，将来也放在附录里。

十六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7）：
1958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16次会议（1）

谁敢说毛发动大跃进的目的就是为了造成“瞎干没有边”、“牛皮吹破天”的局面呢？

无论如何，毛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主观动机。

但是，毛的一系列行为的综合效果就必然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只能是这样一个局面，而不可能有其它的局面出现。

毛的一系列的行为究竟是什么？咱们先来考察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

俗话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尤其是1958年，共产党的会就特别多。仅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上了档次的会在这一年中竟有16次之多。

下面就来有一次算一次的梳理一下这16次会。

1、1958年1月上旬杭州会议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两次讲话。重点讲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都要亲自动手搞试验田。

这大概是日后试验田、卫星田、一个个高产卫星试验田的由来。

毛泽东还说：“紧张一下好，睡不着觉是好事。”他比喻道：“没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这仍然是继续57年的话茬继续批评“反冒进”的。

2、1958年1月11—22日南宁会议

从11日到14日，毛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毛笔下诞生。毛的《工作方法六十条》是他的得意之作，其实幼稚得不得了，坏作用大得不得了。其中的“三本账”的说法，更是高指标、放卫星的直接“风源”；“对立面”的说法是其反右派、反反冒进的理论根据，日后就直接发展为“阶级斗争是个纲”了；还有“消极平衡论”与“积极平衡论”是大跃进的理论基础。

在这次会上毛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专做党中央主席，以便更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问题。他如果继续当国家主席，中国的灾难肯定会少得多。

1958年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的精神，毛泽东说：

“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指1956年）冒（得）还要厉害。”

毛泽东气壮山河的开始“大冒”了。

十七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8）：
1958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16次会议（2）

3、1958年1月28—30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

毛在会上说，经过去年的大鸣大放，群众热情甚高，有把握15年赶上英国。

毛提出向两个方面开战：一是像除“四害”一样打掉官风官气；二是开展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这大概就是“向地球开战”，“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源头。同时提出社会革命还要天天搞。

4、1958年2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批准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其实这已经是一次大跃进的动员大会了。会议期间，《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

5、1958年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是继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后，又一次反“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为主题的会议，规模更大，毛情绪更高，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说这个高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言下之意，他所开创的这个新局面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他比始祖盘古、三皇五帝还高明，他是新始祖了。

6、1958年3月8—26日成都会议

成都会议是极重要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仅会上通过的有关决议文件就达40多件。

毛在会上6次讲话，内容十分广泛。主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原则，独创精神与破除经济工作中教条主义的问题；“冒进”和“反冒进”；势如破竹，敢想敢说敢做的问题；三大阶级关系；个人崇拜等问题。

成都会议后，“跃进”声浪一浪胜过一浪。

7、1958年4月1—9日汉口会议

这是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听取河南、山东、江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关于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以及安徽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汇报。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各省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互相攀比，不甘落后。

对其手下“第一牛皮客”吴芝圃领导的河南的宏伟规划，毛说：各省不要跟河南争第一，实干就是了，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

十八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9）：
1958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16次会议（3）

8、1958年4月27—29日广州会议

主要讨论工业问题。

开会前毛挥笔写下了《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文章非常短，不到800字，起的作用却非常大，其中有好多段后来成为烩炙人口的“名言”。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

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文章中有一段话的原手稿为：“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向毛提了一个修改建议：毛批语：“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牛皮都吹破天了，他还说是留有余地。

9、1958年5月3日，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文件。

10、1958年5月5—23日，八大二次会议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只有八大是开了两次大会的。

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总路线，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的分析，认定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认为这标志着我国“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已经到来。

毛在会上四次讲话，强调要拔资产阶级的白旗，插无产阶级的红旗，要求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掉自卑感，不要怕教授，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

八大二次会议还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农业发展的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它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此时，“大跃进”的重大决策已最后确定。随之，“大跃进”形势由春入夏，急剧升温。

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是一篇千古奇文，内中有许多精彩的小段子。

如：自古以来发明家都是年轻人，一连举了28个例子，赞美“西厢记”中红娘是发明家。

如：新版毛泽东的“天问”。

如：毛泽东赞美细菌等。

十九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0）：
1958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16次会议（4）

11、1958年5月25日八届五中全会

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增选了大跃进的最主要积极分子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

决定办“红旗”，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第一篇文章就是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12、1958年8月17—30 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前，8月初，毛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毛的“完全愉快”的标准就是全国人民都与他一起“瞎干与胡吹”。

“北戴河会议”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大跃进”中高潮的高潮，会议也通过了将近40个文件，其中既包括两个最重大的文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还包括除四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类文件。

“北戴河会议”制定了一系列高指标：

（1）、钢铁

1958年2月，一次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是620万吨， 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建议增到800万吨到850万吨)，这次会议正式规定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的535万吨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即达到1070万吨。

（2）、粮食

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1000斤左右；

（3）、棉花

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

“北戴河会议”吹响“大炼钢铁”的号角

“北戴河会议”侧重工业，工业中又侧重钢铁。

会议认为，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农业的胜利，使省一级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上来。

当时1958年已经过去2／3的时间，但只生产了400多万吨钢，还差700万吨的任务。为了确保1070万吨钢的任务，毛泽东下了三条措施：

（1）、以中央名义发公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2）、下令各级组织必须第一把手党委书记亲自抓。

（3）、下达了一条死命令：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要普遍“开花”，大搞“小土群”，土法炼铁；在城市里，凡党政机关、大企事业单位、大中学校以及大的基层组织，无例外地搞“土高炉”炼铁。不论是否有条件，都得“上”。不然就撤职查处。

三条措施一下，蔚然见效。一时间，土高炉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尤其是在农村，“小土群”连成一大片，一到夜间，火光冲天。地里成熟了的庄稼就没功夫收了，山林就烧秃了。

“北戴河会议”吹响“人民公社化”的号角

关于建立人民公社《决议》：“它（指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方针。”

“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会后的一两个月时间，全国农村普遍公社化。

二十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1）：
1958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16次会议（5）

13、1958年9月5—8 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

最伟领袖，最高会议，最牛讲话

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在北京开了四天（1958年9月5日——8日），毛泽东作了三次讲话。次次都是口吐莲花，舌下生风，纵横捭阖，气贯全场，即使是今天读来仍觉精彩纷呈，如痴如醉。

古人云：四美并俱，躬逢胜饯。

那次会：三美并俱，傻听傻乐。

本文中所摘录的主要是国内部分。

毛泽东开播：

最高国务会议，二月开了一次，现在是九月，六个月没有开了。二月那一次会上，我们谈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讲了个大有希望，不晓得同志们记得不记得？我还比较一下，不是“中有希望”，更不是“小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

那一次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批评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你说是坏的，我说是好的，这不是唱对台戏吗？有些人看了那四句评语实在舒服。“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岂有此理！”我说，恰好是有理，不是岂有此理，而是确有此理。有些人为什么支持那种批评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三门科学或者是了解得不深不透，或者简直就不大去理会，因此就缺乏分析。什么分析呢？有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有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两种好大喜功。有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有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大概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一类。孜孜为利者，资本家之徒也。我们呢？我们就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至于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也是有阶级不同的。资产阶级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过去的古董，那就是宝贝，至于将来，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就是狗屁。这不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吗？

国内形势，如大家所知道，就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

这一干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七千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

一九五六年中共八次大会第一次会议，总理在那里建议，五年计划搞钢铁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如果说一千零五十万吨，今年就有超过的可能，可能搞到一千一百万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是十二年吗？五六年开始，五六、五七、五八，基本完成，如果明年加一年，是超额完成，十二年计划，四年超额完成。这些都还是一些预计，还要看实际的结果。

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一万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形势迫人。形势就是人，就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多数人造成一种形势，少数人就感觉到压力，就得打点主意。我是历来主张对立面的，没有对立面，谁也不干的。我有什么对立面呢？在我们民主队伍里头有很多对立面，此外还有在我们队伍以外的，“地富反坏右”，这都是对立面。

比如五五年上半年，有许多老百姓也实在不喜欢我们，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那个时候你说粮食没有危机，我看也可以讲是一个危机。一个原因是因为粮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党员，但是他们当了县区乡干部。他们叫“农民苦”，所谓“农民苦”，就是他们苦；所谓他们苦，就是余粮多。据江苏省的统计，在我们县区乡的干部里头，这种人有百分之三十。他们每天叫“农民苦”，说统购统销太多了，不赞成。这一来，煽起这些农民，本来够吃的，也说不够吃，用各种办法来吵。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

批判各种迷信：什么后解放区合作化不行，什么没有会计，什么平地可以山上不可以，什么汉人可以少数民族不可以等等。破除了这些迷信，没有几个月，合作化就搞起来了。然后又影响工商界，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

阶级还是存在的。说现在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这个观点恐怕是不对的。我说像吃鸦片烟一样，吃鸦片烟上了瘾，是不容易戒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

要慢慢戒，还要形势迫人，还要看事实。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你没有长江大桥他就不信，出了个长江大桥，许多人去看了，他就信了。

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二千五百万吨钢，苦战三年，后年五千万吨钢，粮食由三千七百亿斤到一万五千亿斤。我还是讲个可能性，要努力。到底那个时候怎么样？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达到，一个可能少一点，不可能达到这么多。

这样一来，天天劳累，是不是人就大批死亡，或者由胖子变成瘦子，或者生病？这也有的，也有伤亡的，变成瘦子也有的，生病也有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人我看是相反，一不死，二不瘦，还要胖一些，也不生病。特别是把四害一除，疾病大为减少。

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徐水县的经验。

科学技术界也有很大的进步，“将军”将得厉害，就是学生将老师，讲师、助教将教授，研究员将所长。有那么一个科学研究所，叫作药物研究所，设在上海，所长赵承嘏有门本领，就是可以在中国的一种植物里头提炼出一种药来，可以治高血压。但是他老先生就是对什么人也不讲，他也不作。他那个所里头的青年人就没有办法，他们呕了气，就自己干，结果苦战多少昼夜，搞出来了，能够提炼出那个药来了。这样的事情不只一个所，有相当几个所。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学大纲，编学生不赢，学生是苦战几昼夜，集体来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二十六个人，苦战四昼夜，读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一本文学史大纲。这是形势迫人，就是压迫。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这一压，老年人就有出路了，他不进步不行了。当然，不是青年人个个都是好的，也有坏的，青年人里头，吊儿郎当的，阿飞，偷东西的，那种人也有，但是一般说来，总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要承认这一条。

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

我们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三万五千亿斤粮食。这要多少年，我看十五年就差不多。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个迷信，就不要信那些。

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这是讲总数，不是按人口，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就钢铁来说，要三亿吨。英国五千万人口，有两千二百万吨钢，我们有七亿人口，得要三亿吨钢。刚才讲七亿吨钢，要三亿吨钢翻一番还要多一点，那可能要十五年，也许还要多一点。

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

粮食也是一样，搞了八年，七搞八搞还只有那么一点。一九四九年粮食是二千一百亿斤，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在我们手里搞了八年，只增加一千六百亿斤，而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三千几百亿斤，可能到四千亿斤。

搞八年没有摸到一条路，不会搞。也是因为制度没有改革，个体经济，初级合作化，没有整风反右。

钢铁也是一样，几十年只有那么一点。蒋介石只有四万吨钢，这还是张之洞遗留下来的。

两个东西最要紧：一个粮，一个钢。有了钢，就能作机器。什么机器也可以作：挖煤炭的机器，开矿山的机器，发电的机器，炼石油的机器，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机器，化学工业的机器，起房子的机器，农业机器，都要钢。所以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

在财政方面，我找了一个材料：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八年全部财政收入是一千七百亿，今年起，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大概可以收四千亿。你看，八年一千七百亿，五年可以搞四千亿。这个事情很可以注意。那八年的头一年，一九五○年，只有六十五亿，可怜得很。第二年，一九五一年，一百三十三亿，增加了。第三年，一九五二年，一百四十八亿。这两年都是一百亿以上。到五三年，就是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跃到二百二十二亿，五四年二百六十五亿，五五年二百七十二亿，五六年二百八十七亿。总而言之，这四年相当停滞，有所发展，都没有突破二百以上到三百。到三百是去年，去年是三百一十亿。你看，以前搞了四年，都是二百几，去年一年就是三百一。今年，可以搞到四百三十亿。你看，由三百一，一跃进就到了四百。明年应该是五百几或者六百几十亿吧？也不要五百几，也不要六百几，一下就搞到七百几十亿。我这说的是第三本账，七百二十三亿有可能。去年三百一只有一年，今年四百三也只有一年，五百没有，六百没有，明年一跳可以跳到七百二十三亿。是不是能够搞到，还要看，这是一种预计，或者还会更多一点。后年就会更多。五年四千亿，平均每年八百亿。这个数目值得注意。

还有一个数目也是值得注意的：基本建设投资，五○年可怜得很，只有十一亿，五一年二十三亿，五二年四十四亿，五三年八十亿，五四年九十一亿，五五年九十三亿，可怜。五六年不是搞“冒进”吗？由九十三亿一跃跃到一百四十八亿。说是搞“冒进”了，不是犯了错误吗？五七年就减少了一点，由五六年的一百四十八亿减少到一百三十八亿，减少了十亿，所以成为“马鞍形”。今年是二百六十八亿。明年总应该搞三百多亿或者四百多亿吧？都不是，一下就可以搞五百多亿。前面这八年，五○，五一，五二那三年合起来是八十亿的基本建设投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到五百亿，只有四百九十二亿，第二个五年计划，今年只有二百多亿，明年就可以搞到五百五十六亿，就是一年等于那五年，而那五年的五百亿办的那么多工厂就浪费差不多一半，本来可以办两个，只办一个，时间本来只要一年的，要两年，那么，明年这五百亿就可以当作一千亿来用。因为现在有了经验了，双反，破除迷信，打破了一些规章制度。这是两笔大帐。

抓工业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个钢铁同一个机械。有了这两门，万事大吉。

这就是指工作母机。明年不是搞二十几万台吗？实际上明年争取三十万台，如果明年能搞三十万台，后年再搞五十万台，我们这个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搞一百多万台机器。我们解放的时候，四九年只有八万台工作母机，还是破破烂烂都在内。今年年底有二十六万台。从张之洞起，到今年搞二十六万台工作母机。而这个二十六万台里蒋介石交给我们的遗产是八万台。二十六万减八万台，我们这九年搞了十八万台。但是同志们，明年这一年就不是八万台了，也不是二十六万台了，而是三十万台，一年三十万台！我说，世界上的事情不搞就不搞，要搞就多搞一点。明年就可以搞三十万台，后年搞五十万台。苦战三年，明年三十万，后年五十万，八十八万台，连前头的二十六万台，是一百多万台。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人谈判就神气一点了。

二十一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2）：
1958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16次会议（6）

14、1958年11月2—10 郑州会议

郑州会议召开之时已经快到1958年的年底了。这时候的毛看出了情况有点大不妙，毛在多次讲话中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表示：

(1)、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人民公社的出现有历史必然性，是实现这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但有人想在三五年内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搞成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却是错误的。

(2)、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是错误主张，是违背经济规律的。陈伯达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曾经表示他根本就没有主张过废除商品生产，而是毛泽东故意借陈说事。

(3)、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

有人认为郑州会议是毛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的开始，却不知道这是毛“左倾”错误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

15、1958年11月21—2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召开

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

毛在会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毛这时候这样说，晚了。他此前就不是这种说法，他一贯的说法是不要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又教导人们不要在群众运动的前面指手划脚的批评他们，也不要当群众运动的尾巴。


二十二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3）：
1958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16次会议（7）

16、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

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其不再担任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会议通过《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一方面继续反保守，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则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会议对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高指标做了较大幅度压缩。例如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

还在死撑！

1958年12月30日，毛泽东从广州返回了北京。

回首1958年，难忘1958！

这一年，笔者上初中二年级至三年级，亲身参加58年的大跃进，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这一年的秋天，笔者参加过半个多月的“深翻一尺五，亩产一万五”；这一年笔者参加过学校组织的赛诗会；参加过“体育大跃进”，成为乒乓球三级运动员；这一年笔者所在的初二（二）班种了几分地的小麦卫星试验田，指标也是亩产两万斤，第二年颗粒无收。

这一年伟大领袖真是忙啊，年头忙到年尾，忙得脚不惦地，屁股冒烟。

一年之中，他在外地十个月，在北京的时间加起来也就两个月；

这一年中，他开了16次大会，讲了无数次话，视察了无数个地方，深入工厂、车间、学校、田间、地头。神洲大地唱起“毛主席走遍神洲大地，山也笑来水也笑”。

对于一个65岁的老人，不可谓不忙碌，不可谓不辛苦，真可谓“鞠躬尽瘁”，真可谓“春蚕吐丝”，可是又忙出个什么名堂？忙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58年丰产不丰收，地里到手的庄稼烂掉了，山上成片的树木烧光了，老百姓的锅碗瓢盆砸掉了——大灾荒就像钱塘江的大潮，隆隆地开了过来。

这一年开始时，他是以“反反冒进”开始的，以“压缩空气”而结束。到了年终岁末，他多少有点心虚了，但“三面红旗”的老虎屁股仍然是摸不得的。

第二年，出了一个叫彭德怀的人在庐山摸了一下老虎屁股，老虎回过头来张着血盆大口哈唬一下，将彭元帅连骨头带肉吃掉了。

二十三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4）：
讲完了毛泽东主持的16次会议；再发毛泽东发出的16条豪言壮语（1）：

1、1958年1月9日，对《烧砖土可代替水泥》一文的批语：

烧砖粉代水泥这件新闻，可以转载，并广播。

2、1958年6月19日，毛对薄一波说：

“干脆，今年钢产量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要求1958年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

什么叫“干脆”？就是“兴至所致”。

就像酒席宴会酒兴所至，常有人说“干脆，再来两瓶！”“干脆，一人一个喇叭！”或是麻将桌上，赌性大发，原来规定一块钱一个花，干脆，“十块钱”一个花。酒席宴上一干脆，就可能将人喝死了；赌桌上一干脆，就可能将老本全都赔光了。

毛泽东抓经济也搞什么“干脆”，就将青山绿水干脆成荒山秃岭了，就将3600万人命干脆全搭了进去。

毛泽东活了一大把年纪，什么事情能干脆？什么事情万万不可干脆？他居然不懂得。生活常识不如一个中年人。

3、1958年6月22日，毛在一个文件上批语：

“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

到了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

明年是基本赶上英国，除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

4、深翻的源头

“——毛泽东听说山东省有个大山农业合作社，因为深翻土地增产，‘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就提倡各地效法搞深翻。

毛泽东向湖南省领导人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的工、几百的工也要干‘；又对陕北的领导人说：‘搞一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田全部翻一遍。’”（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5、密植的源头

“毛泽东还听说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种植三万株禾苗，于是又向全国农村提出‘密植‘。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三万株禾苗，北方的谷子、麦子、高粱、玉米都可以密植。’”（出处同上）

在毛的号召下，“深翻”变成了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深的。结果熟地变成生地，好地变成了盐碱地。而合理密植变成越密越好，一亩地下种几百斤，收获的是一堆秕子。

二十四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5）：
讲完了毛泽东主持的16次会议；再发毛泽东发出的16条豪言壮语（2）：

6、7月7日，对谭震林《关于华东五省市第一次农业会议总结》，毛泽东批示登《红旗》。

这份总结说“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设想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并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争取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

7、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8、9月2日，毛在《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中批示：

“……你们有意写工业纲要四十条，那很好，就动手写吧，写一篇好文章出来，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9、“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年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设想十年可以搞四亿吨钢……二十亿吨煤，三亿吨石油。”

10、11月20日对《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一文的批语：

“此件可看。该县东风人民公社在开展播种规格化、种植区域化、耕作田园化的小麦大面积丰产运动中，搞了一块‘千亩第一田’，埂直如线，畦平如镜，土粒胜如筛过，畦埂犹如刀切，计划平均亩产二万斤。”

大跃进中，毛泽东当然没有亲自种过一亩地，更没有亲自放过一个卫星，可是哪一个卫星与他没有关系？哪一个卫星不是响应他的号召放的？他又制止过哪一个卫星呢？

二十五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6）：
讲完了毛泽东主持的16次会议；再发毛泽东发出的16条豪言壮语（3）：

11、“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12、“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13、“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笔者有印象，有关“狗”的最高指示似乎还有一些。

是啊！伟大领袖说得对，人活着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可是当饭也没得吃，人还能搞别的吗？你连“人民有饭吃”这一点都保证不了，你还谈什么伟大呢？

14、“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15、“（由于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了。”

16、1958年8月5日、对中共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谈话：

你们能不能弄一批枪来？把他们武装起来。徐水劳动力共11万人，其中青年男女有5万人，百分之二十发枪，共需一万支。——五万人里一万支枪，5亿人，一亿支枪，全国这样组织起来，就把美帝国主义吓死了。

说明：以上这十六次会议、十六条豪言壮语仅限于1958年。1957年、1959年这两年中毛泽东还主持了哪些重要会议？还发出过多少豪言壮语？笔者至今没有收集整理。

二十六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7）：
大跃进中相应的组织措施

前面讲到仅1958年一年之中毛泽东就主持的16次重要的会议；除了那些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外又网选了毛泽东所发出的16条豪言壮语；最后还要讲一下大跃进中毛泽东又采取了哪些相应的组织措施。

开会是行政命令；豪言壮语是宣传鼓动，造成强大舆论；与此同时必须要有组织措施进行保证。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运动都有相当严厉的组织措施的，大跃进也不例外。

毛泽东自己挂在嘴边的话：“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这样的人在干一件事时怎么可能不动组织措施呢？毛泽东从来都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假把式，他一向令出即行，以杀伐决断祭旗立威。

不过毛泽东的组织措施并不常见诸于报端，收集起来就更困难了。这儿只能简单的小结几条：

1、不许讲错误

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到：“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

既然错误不能讲，大家全都捉到鼻子哄眼睛；

既然错误不能讲，所以也没有人给毛泽东讲真话。

毛泽东自己也只能听到谎话了，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听多了就以为假话就是真话了，而真话呢？就以为是假话了。所谓“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就是毛泽东大跃进中精神状态，他的人物形象与“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光屁股满大街跑的皇帝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2、树立对立面

毛泽东一再说：我是历来主张树立对立面的。“树立对立面”是毛泽东治国治人的基本方法。

国家的对立面是美帝，后来又加了一个苏修；这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都成了中国的对立面了。最后搞得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成了对立面，朋友只剩下屁股般大小的阿尔巴尼亚，这是上帝在吃烧饼时失落的一粒芝麻，其领导人就是“喝茶”与“夜壶”这两个王八蛋，还他妈的什么“海内存知己”。人民的对立面是几千万地富反坏右；以及不断产生的新的阶级敌人；

57年，党内的对立面是周恩来、陈云为代表的“反冒进”，59年就更进一步发展为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

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当毛泽东的对立面呢？

3、强迫命令

毛泽东总是说多数压少数。其实是少数压多数，是毛一个人压全党。

1958年8月19日，他下了钢铁翻一番的死命令。他说：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从这一条指示中，我们看到了“共产风”、“平调风”的由来。

有人说“共产风”、“平调风”不是他刮的，我看就是他刮的。

为了实现钢产量目标，在8月16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这便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由来。……毛泽东向陈云下达八条指示，其中提出：“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指标的，分别给予警告、记过、撤职、开除党籍处分。”毛泽东还下令将各省市区主管工业生产的党委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会，会上宣布了毛定下的纪律，俨然就是“立下军令状”，你们这帮小子啊，完不成任务就提头来见。

4、坚决打击不同意见者

周恩来要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下去调查，他到河南几个县查看后写出报告，产量不实，质量不好，小、土、群不合科学。高扬回来后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后大怒，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贵州劳动。

这件事其实也是向周恩来敲警钟。

据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所载，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占当时全国2000万党员中的365万。部队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也有1848人。

二十七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8）：
国际上“三尼”反对大跃进，结果全都没有好下场

国际上“三尼”（肯尼迪、尼基塔（即赫鲁晓夫）、尼赫鲁）嘲笑并反对“三面红旗”，也让毛泽东大受刺激。

国际国内的政治家们，大都是有常识的。国内的政治家摄于毛泽东的威势就不可能说出心里话，但国际上的“三尼”又不属于毛泽东领导，他们就会直言指陈毛泽东办的这些可笑的事。毛泽东于是一再声称要写一篇“万言序文”与全世界论战。

这后来就出了一连串神奇而蹊跷的事：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被暗杀；
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病逝；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作为“帝修反”的代表人物“三尼”两死一下台，全作鸟兽散。这说明什么？说明上帝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其实赵也不是和尚，只是个居士）相继写了三首“哭三尼”的散曲，毛泽东一见大喜，亲自推荐并亲自改题为《某公三哭》，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立刻轰动全国。

这件事给许多中国老百姓一种联想：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凡是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凡是反对“三面红旗”的都绝无好下场，而我们的伟大领袖则有“掐阴阳、通鬼神”的神奇本领。

“三尼两死一下台”，赵朴初吹喇叭，毛泽东亲自炒作，这在推行毛泽东个人迷信方面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十八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9）（完）：
第七口气小结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以上资料，目的是用真实的史料说明问题：

笔者之所以在罗列资料的同时夹叙夹议，目的是及时表达一些联想中的常识与逻辑推理。

“三面红旗”是毛泽东的发明的，这是史实；刘少奇这样的长期唯毛泽东之命是从的二把手怎么可能发明“三面红旗”，这就是常识。

刘少奇也曾经是“大跃进”的吹鼓手，这也是史实；但正因为刘少奇不是原创，所以“三面红旗”在他的心中扎根不是很深，这就是常识。

“三面红旗”是毛泽东的原创，是毛泽东“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出来的亲儿子，是毛泽东持之为宠，持之为骄的命根子。

毛泽东为“三面红旗”操过多少劳，流过多少汗，付出过多少心血。

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感情太深，寄予的希望太大。

所以，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人对“三面红旗”说三道四，“反对”固然不行；“怀疑”也不行；“存疑”也不行，只能无条件的拥护，无条件地高呼“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

对于国际上的反对派，他虽然仇恨在胸，但毕竟鞭长莫及，也只能写写诗发泄而已。

对于国内、党内的反对派，那都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他下得了狠心，下得了杀手，不惜“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彭德怀就是被他红刀子捅了出来的。

毛泽东的这种感情，刘少奇没有，但他了解毛泽东的心理。所以很犹豫。

刘在21人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三面红旗”比较难说。

在1962年1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书面报告时，刘少奇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强调对三面红旗“允许怀疑”。

随即在1月27日的口头报告中，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这段经典性的一段话，后来被人们一再引用。

有人认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是反对“三面红旗”的，事实上刘少奇没有；

有人认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是维护“三面红旗”的，其实刘少奇也没有。

正因为刘少奇的骑墙态度，引起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烈”，毛泽东对“三面红旗”太爱了，所以他所憋的这口“气”也就太深了。

但是，62年的形势与59年的形势是大不一样的，经济情况坏得多，刘少奇的党内地位也非彭德怀可比，所以毛泽东不可能立刻对刘少奇“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只好隐忍不发，将泄愤与报复伺以来日了。

二十九

第八口气、“三不提”之一：关于“15年赶超英国”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特别有名外，其次有名的就是“三不提”。

第一个不提就是“15年赶超英国”。

“15年赶超英国”是毛泽东于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提的，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承诺，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二当家的向资本主义阵营的一个挑战。

这么大的事怎么能说“不提”就不提了呢？

所以在会议的一开始，惯性作用，仍然是提的。因为从57年到62年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年，但还有十年，还有时间与余地可以糊弄糊弄。

在为大会所准备的“书面报告”第一稿中，仍以这句口号开头：

“这次会议，是一个为实现再经过10年左右时间在主要工业品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而奋斗的会议。”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11月提出了15年左右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就是说，从1949年起，我们要在20多年的时间内完成或接近完成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一百几十年中做过的事。这个要求是我们经过努力可能实现的。”

可见，直到大会开始，毛泽东，甚至刘少奇、邓小平也都没有放弃这个口号。至于毛泽东在后来不断加码、不断变化的“五年、三年、甚至两年赶超英国”的口号牛皮太大了，谁也没脸皮再提了。

直到21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再次讨论修改书面报告时，经过算帐才知道即使是15年，这个目标也根本不可能实现。至今为止，根据所披露的资料，我们知道“起草委员会”曾经有过算账这回事，但具体的是怎样算的账？当时没有公布资料，至今也没有。

于是，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这个口号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

刘少奇给足了毛泽东的面子，既没有说这个口号的来历，也没有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更没有分析这个口号带来的危害，只故作轻松地说不提了，但也不取消。

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在1月27日的口头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15年赶上英国、超过英国，这个报告上没有讲。我们起草委员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写上去了，第二次说还是不写好。15年赶上英国，原来是这样提的：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现在这个口号用不着去改，用不着取消，我们做的好，到15年的时候赶上了，就赶上了，没有赶上，也没有那么不得了。提个口号，为什么不得了呢？更多一点时间，多几年就是了。”

毛泽东在一旁插话说：少一些时间是不行的，多一些时间是可以的。

看来毛泽东也已经知道了算账的结果，也同意了刘少奇的这种说法，对这个口号不得不放弃了。

牛皮曾经吹得震天响，现在自己不得不放弃了。对于毛泽东而言，情何以堪？哪能不憋气？

一个忽悠了四年多，地球人都知道的口号，就这么不明不白地不提了。

三十

第九口气、“三不提”之二：农业发展纲要40条

刘少奇口头报告中说：在书面报告中，《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没有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特别是四、五、八，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1967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四、五、八，恐怕原来提出的时候调查研究也不是那么充分，所有的土地都达到400斤、500斤、800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去进行调查研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现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几年就是了。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曾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

毛泽东在建国后所发动的政治、经济运动是一条连续的曲线，从来没有间断期，而且是一浪更比一浪高。

文革前是四清，四清是文革的预演，四清为文革铺了路。

农村在大跃进前是“纲要”，“纲要”是大跃进的预演，“纲要”为大跃进铺了路，纲要40条的地位相当于四清时的前十条，没有前十条，就没有23条；没有四清的23条，就不会有文革的16条。

没有纲要40条，就没有三面红旗。

“纲要”本身就是最早的纸上的卫星，是毛泽东放的卫星，是披着科学的面孔的卫星，是大跃进中一切卫星的“预放”。

“纲要”是1955年11月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

如果说，“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是毛在莫斯科一时兴起信口开河吹的“喇叭花”，缺乏调查研究，也缺少必要的时间推敲的话，那么纲要40条则是毛是花了很多心血，甚至经过了长达4年的时间反复求证，反复讨论的经典之作。

自从“纲要”出世之后就一直就被视作发展中国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农民的指路明灯。

当年曾有一首诗，特别好玩好笑，全文录此：

树上喜鹊喳喳地叫，
老汉咧嘴忍不住的笑。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好比四十颗太阳当头照。
太阳也比不上它温暖，
处处地方它都照到。
放近耳朵听一听，
莫不是毛主席的说话声？
回头胸上贴一贴，
句句话它暖人心，
没闭住嘴巴笑出了声，
咱社员有了指路的大明灯。

“纲要”是在1955年才开始制定的，那时已经发烧，但只是低烧，还没有发“高烧”；

“纲要”又是在1960年定的稿，那时“高烧”已经开始退潮了，退烧只退到“低烧”的程度。

尝听有经验的医生讲，有时候“高烧”还好办，“低烧”却不好治。

而且当1960年4月，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最终讨论通过，并以正式文件向全国公布之时，主持此项工作的谭震林向大会作报告还说《纲要》是留有了余地的，并提出要动员一切力量提前实现的。

尽管如此，“纲要”仍然是一个极左的文件，所提出的各项指标也根本不可能完成。

对于这样一个由毛泽东历经四年之久精心炮制、反复修改，并“留有余地”可以“提前实现”的“纲要”在正式通过了一年多后就被宣判了死刑，对于毛泽东而言，当然是又憋了一口气。

笔者曾一再感叹毛泽东这样一个师范生，在学校里学习时只有语文、作文成绩好，数学常常不及格，然而他在领导岗位上却特别喜欢运用数学的工具制定各种各样的指标。解放战争年代，他制定的指标今年要消灭多少国民党兵？明年又要消灭多少？并将指标分配给各野战军，大差不差都能完成。可是在经济工作中所制定的各种指标，却没有一项能完成的。


三十一

第十口气、“三不提”之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人民公社好”是毛泽东的原话，“一大二公”也是毛泽东的原话。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为刚刚出生的“人民公社”定性：

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

过去我们许多善良的人，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在谈到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农民有自留地，不许农民养家禽与牲口，总认为这不是毛泽东的政策，是手下人执行过程中的偏差。现在我们列举了这么多的资料，这才知道当年的所有极左的、可笑的政策，几乎没有一项不是毛泽东提倡的。

说实在话，大凡与毛泽东的思想一个路子的人，都会由衷地佩服他对事物的总结能力。他总能将事物最左的、破坏力最大的特点拎出来，当作最好的东西摆在大家面前，强迫大家承认并执行。

到了八届六中全会作决议时，又加了一个整人的理由：“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这句话就是与极左政策配套的组织措施。

公社化运动前，全国有7万多农业合作社，哗啦啦一阵风，变成了2万多公社；

1961年前后，毛在整顿人民公社时，又是哗啦啦一阵风，2万多又变回个6万个。

没人能估算出这变过去又变回来的成本有多少？经济核算单位由公社而大队，由大队而小队。“大”也不大了，“公”也成了“共产风”，属于调整、整顿的范围，即便如此，毛还铁嘴钢牙，在谈到“一大二公”时说：

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

对于“一大二公”这样一个毛死不认错的问题，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又“一大二公”，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不提“15年赶超英国”，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刘少奇的这“三不提”，让毛憋足了三口气。

不过，有些人的态度比刘少奇暧昧些。

如周恩来主张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

又如邓小平说：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爱护他，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付对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他爱护他，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周恩来的态度，邓小平的话，算是让毛稍稍缓了几口气。不过毕竟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上仍然是憋气。

如何理解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这是另外的问题。不能简单的认为他们是在为毛开脱，其实也是在为毛缓颊。毛的面子丢得太多了，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何况是老虎。

三十二

第十一口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

据1958年9月统计，全国农村原有74万个高级社发展为23284个人民公社。

按毛泽东的计划，下一步就要城市公社化。

按毛泽东的脾气，再下一步，全国变成一个大公社——到时候，保不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也得改了。

毛泽东这一生，除了喜欢搞“翻一番”这类数字游戏，喜欢搞“十五年”、“七年”、“三年”这类数字预测，更特别嗜好于玩弄“改名字”、“改名称”，“换木头疙瘩”、“换橡皮图章”的游戏。美其名曰改变生产关系，其实就是破坏生产关系，生产力也就随之大破坏了。

他常常将“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扣在政敌的头上，但他从来也没有将“唯生产关系论”作为向政敌进攻的武器，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唯生产关系论”者。

频繁地不断的变更生产关系后果：

第一、改名称、换木头疙瘩，挂木头牌子，搞成立大会的成本，放鞭炮、摆酒席，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字。

第二、每换一次牌子，又在原有的干部队伍的基础上，大量增加了新的干部队伍，全都是“吃百姓粮、办公家事”，干部队伍的不断膨胀的后果就是领饷的人多了，办事的人少了，扯皮的事情多了，干部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多了。

第三、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依托于旧的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同时遭到破坏，而新的生产关系迟迟建立不起来。

1960年3月8日，毛泽东批示“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

农村人民公社化一哄而起，并没有试点，为什么在城市人民公社化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要搞试点呢？

毛泽东后来解释道：“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试办’实际上是观望，不是不办，而是看准时机，等到形势好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来”。

毛泽东真是个急脾气，自己又往往对自己的金口玉言不当一回事，关于“试点”的谈话刚说半个月左右，却又换了主意。到3月24日，毛泽东又忽然就改变了态度，要求城市“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此后，各大中城市里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了。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公社化的过程。据有关统计，至1960年5月10日，在全国180多个大中城市的6900万人口中，建立了1039个人民公社，公社人口达3900万，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55.6%。

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恶果尽显，城市人民公社化毕竟没有轰轰烈烈，放屁一阵风，最终无疾而终了。

但是毕竟曾有过这么一回事。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报告里对毛泽东这一伟大创举竟然只字未提，似乎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城市人民公社化”这回事似的。

三十三

第十二口气：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曾经风靡一时。与此口号同时的还有“没有办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口号的原始发明者并不是毛泽东，但毛泽东支持并维护了这个口号，并为此与他的老朋友李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李达当时责问毛：“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不通？”

毛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李达说：“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钦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毛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大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毛说：“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

“七千人大会”有一项内容“清理口号”。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特别举例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刘少奇说：

“这一口号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三十四

第十三口气：关于“左比右好”

“左比右好”，这不是口号，而是党内长期形成的一种观念。

我们学习党史，都知道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党曾经发生过一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右倾的错误是陈独秀犯的，叫“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左倾的错误分别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与博古。也就是说在长期中国革命阶段，曾经有左也有右的错误，而且左的错误统治的时间长，危害大。毛泽东的所谓“英明伟大”在于他既反左也反右，所以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为什么到了建国后，只有右没有左了呢？

反右运动中，执政者更公开的将人划分为右派及左派；庐山会议后又有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后来又发明了“形左实右”的新名词。长期以来，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态度问题，成为党内及社会上的共识。凡当了“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家破人亡，当了“左派”的升官发财。严酷的现实对比朝朝夕夕的摆在全国人民面前，所以“宁左勿右”成为当年中国的“普世价值”。

只有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三十五

第十四口气：两个尖锐的问题之一：错误的性质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中对一些比较尖锐与比较重要的问题也做了一些回答。

比如，大跃进的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

刘少奇根据中央高层讨论后的统一口径回答道：“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

刘少奇还说：“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但是，就在同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犯错误的原因时却说：

“你违反了它（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

将毛刘两者的讲话比较：

毛泽东强调的是缺乏经验。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缺乏认识，所以犯错误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谁来干谁也会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虽然毛泽东也说中央的错误我也有份，毕竟也没有勇气直接说我毛泽东没有什么的责任，但谁都能听出他是在为大跃进的错误轻描淡写。

刘少奇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刘少奇说得很明白，错误虽然很严重，但“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

刘少奇的这种说法是给毛泽东留了面子，也是给刘少奇自己留了面子，也是给犯了这么大的错的党留了面子。3600万人饿死了，仍然要面子。面子真的很重要。

但是，刘少奇的话有没有对毛泽东威胁之意呢？刘少奇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呢？你毛泽东犯了这么大的错，但我们仍然没有上纲为路线错误，那是大家对你的客气，你如若再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仔细考察刘少奇的原话及语境，这样的意思似有非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我个人认为刘少奇没有这样的意思，第一他没有这样的觉悟；第二他没有这样的地位与威信；第三他也没有这样的胆量。

但我认为没有，与会者中的大多数也不认为有，并不等于毛泽东也没有。

从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恨之入骨，必欲致其于死地而后快的后果来看，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就有这样的意思。

其实对于大跃进错误的性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认识并无本质的区别，是50步与100步的关系。

大跃进的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不需要详细考察其动机，仅从所产生的恶果来分析，它的性质严重到不管是怎样的定性与评价都不过分的程度。它不仅仅是错误，更是犯罪。

最起码的评价：这是一条我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对我们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对我们国家与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历史上，我党犯类似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也并不是没有，比如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就是一例，但是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左倾路线错误都不能与这一次相比。李立三的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间不过只有四十天，而毛泽东的左倾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即使从57年算起也已经四年多了。

三十六

第十五口气、两个尖锐的问题之二：关于彭德怀问题

会上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信上所讲的，不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吗？

对此，刘少奇回答说：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刘不但没有为彭德怀平反，还给他留下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

刘这样讲，当然不可能是他的个人意见，很可能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也不排除当时的中央经过了某种形式的讨论程序。以牺牲一个彭德怀维持毛的威信，维护虚假的、脆弱的党内团结。可怜的彭元帅啊，你又当了一回无谓的牺牲品。而代表毛泽东及中央讲这个话的人，还曾是当年的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

历史已经证明，刘少奇的这一段话是很无耻的。

从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至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大地从大跃进的高潮走向大饥荒的深渊，这残酷的两年现实，已经证明了彭德怀的庐山之谏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初接受了彭的建议，及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就不可能饿死几千万人。正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错批了彭的意见，大跃进获得了加速器与充电器，向着罪恶滔天的方向疾驶而去。

七千人大会既然是总结经验教训，那么为彭德怀翻案则成为必然，这是唯一的正确的选项，也是当时的党心、民心所向。

但是刘少奇却没有这样做。

即便如此，刘少奇也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好感。虽然他无耻了，但是他没有无耻到家。按照刘少奇的解释，当年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意见就不是“反党”了，这仍然是与毛泽东的步调不一致的。

三十七

第十六口气、两次掌声

七千人大会其实自1962年1月11日已经开始，这次大会开得相当的怪异，居然连一个开幕式也没有，将全国县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七千多人召到北京来，开头半个月就是学习文件与分组讨论。

直到1月27日，也就是刘少奇作口头报告的那一天，才算是大会的第一次全体大会。

下午2时，大会开始。当毛、刘、朱、周、陈、林、邓七巨头鱼贯入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会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时间长达15分钟。

当然，这一次长达15分钟的掌声主要是给他们足足等了半个月的党中央与毛主席的。

第二次长时间的掌声出现在当天刘少奇的讲话中间。当刘说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一句话时，会场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反应。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大约持续了五分钟，也有人说是十分钟，连在后台的服务员也全都跑进场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无疑，这一次长达5-10分钟的掌声是给刘少奇的，尤其是给说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刘少奇的。

这么多年来，听惯了假话、空话、大话的各级领导们好不容易听到了一句真话，怎能不激动呢！

对于第一次掌声，毛泽东可能并不太以为然，他听惯了，习以为常了，不以为喜了。

可是对于这第二次掌声，他震动了，他惊愕了。他惊愕于刘少奇的威信居然已经有这么高了，当然也听出了这些干部居然当着他的面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鼓的掌，这掌声毫无疑问是冲着他的“三面红旗”恶政的。

刘的这场充满激情、生动有力的口头讲话，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于下午5时结束。

毛在主席台上听他的副手做这样的报告，他会是怎样的心情？

表面平静大度，内心翻滚不息，憋足了气，却无法评论，更无法发作。

在会议结束时，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毛泽东居然没有按照惯例对刘少奇的报告说一句好话，照官场的习惯他应该说：刚才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我完全赞成，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学习，深入理会。然而毛泽东一反常态，对刘的报告只字未评，只是讲了讲以后几天的安排，然后说：“好，同志们，今天就结束，散会。”

刘少奇的话讲完了，会也散了，但很多同志的心还在激动着，反响非常强烈。

有人说：刘的讲话“把不少共产党员的心拨热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说：刘的报告“把问题讲透了！”

三十八

结束语

以上笔者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的“16口气”。

其实又何止16口。如果仔细清算，令毛泽东不满意的地方甚至还有几十处。比如还有什么“分散主义”，还有“公共食堂”、“供给制”、“资产阶级法权”、“兴修水利”、“几个大办”——

“七千人大会”几乎将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搞的所有名堂精全部给否定了。有的遭到批判性的否定；有的遭到总结性的否定；有的遭到礼貌性的否定；有的遭到“冻结性”的否定——即使如同亲儿子、命根子般的“三面红旗”也已名存实亡，所有的实质性的内容如什么“一大二公”，什么“政企合一”，什么“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全都被抽空了，只剩下一具政治僵尸供在那里，喊着“万岁”，散发着臭气并吓唬人。

客观的看待刘少奇，在这次大会上他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反毛言论，更没有明显的反毛举措。

刘在主观上既想纠正错误，解决问题，在这个前提下他也是尽量给毛留足了面子。几十年在党内的生存经验，他也不敢不给毛留面子。

但是客观上他做得并不好，但他也不可能做得更好了。

其原因有二：

1、刘这个人的性格远不如周那样圆滑，又不如林那样城府，也不如陈、邓那样沉得住气。刘的位置处于第一线，许多事情别人可以不说不管，但刘不能不说不管，而刘的性格特点是说话做事往往容易“走火”的，尤其是当他情绪激动，责任心强的时候，他常有忘乎所以的表现。

2、半年前的那次下乡，洗涤了他的灵魂，当年参加革命的初衷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归。他不仅滋生了“救世情怀”，而且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他往往就话到嘴边，顾不了许多，这就更容易“走火”了。

在毛一方面找原因：

1、多疑，是毛的一种主要性格特点。处于顺境之时，他的肚量也许能稍大一点，得意之时还可能忽略一些细节；尤其是当他处于逆境之时，失败、失落之时，他的情绪虽然低落，神经却高度紧张，越发疑神疑鬼，满眼都是“偷斧子的人”。

2、“七千人大会”前，毛虽已经觉察出刘与他有许多不一致，但是他没有想到有那么多，那么系统，那么严重，他并没有估计到刘会主动的摆脱他的约束走得那么远。刘在会上大讲缺点错误，大讲“人祸”，将过去几年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话中有话，话中带剌。在毛看来就已经远不是“不和他保持一致”那么简单，而是在一边对他全面施压，一边在乘机树立自己的威信。

据说，毛在听了刘的报告后回到寓所，对身边的人说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3、大会上给刘的掌声，以及彭真、刘澜波、杨献珍等刘系人马的唱和，让毛感到刘已成了一股“尾大不掉”的政治势力。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有将近半年的休息时间，表面上，他是当徐霞客去游山玩水，其实他一刻也没有放弃朝中之事。而刘少奇却将“一时得逞”，误以为“得逞”，说话做事，更是放肆。

半年多后，又一次的北戴河会议召开了。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三面红旗”的法宝不灵了，也不用了，他用上了新法宝，这就是威力无比的“阶级斗争”。

由此，中国这艘斑驳陆离，千疮百孔的破船又有了新的引擎，隆隆地向文革的“冰山”开去。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都讲黑暗，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在压我？压了我两年，难道讲一点光明都不行？”。

5年后，1967年2月，毛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说：

“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

那时，文革已经如火如荼，毛泽东早就大撒气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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