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吉林：我的父亲——吉林大学副校长何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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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吉林：我的父亲——吉林大学副校长何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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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亲何礼，与吉林大学有着很深的渊源。1946年9月，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接收并改造私立的哈尔滨大学，由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任校长，来自延安中央青委的中共党员何礼任副校长。这所学校改名为市立哈尔滨大学(现吉林大学前身之一)，成为党领导下的东北解放区一所正规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1963年12月30日国务院第140次全体会议通过任命，何礼任吉林大学副校长。何礼一生都在从事青少年教育和高等教育工作，对吉林大学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深深地缅怀父亲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和为党的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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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礼(原名何维登)，1912年1月27日生于云南省建水县，祖籍四川省郫县。何礼父母学识广博、深明大义、为人正直，对他青少年时期广求博学、追求进步，直至走上革命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

何礼于193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1933年转入心理系一年级，1934年又转学到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二年级。他希望通过对心理学的研究，进而研究人和社会，以探求救国救民的方法。而心理学的深厚素养，也成为他日后从事教育工作的重要基础。在辅仁和清华，他都是思想活跃的学生，不仅认真读书，还特别关心时事和政治，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

何礼在学业方面非常用功，1935年在实验心理学课上，他提出了一个发现，后来由心理系主任周先庚教授执笔，以《个体的磁性光学错觉》为题报告了这一发现，1938年发表在《美国心理学报》上。何礼不仅对自然科学有浓厚兴趣，对传统文化也有着良好的基础。在转学清华的面试中，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出了很有难度的对“对子”的题，他当场对上，获得好评。若是太平盛世，他或许会走上学者的道路。然而当时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不得不离开书桌，与许多有志于救国救民的优秀青年一起，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美国心理学报》刊登的何礼(维登)实验心理学发现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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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礼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向华北当局提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和争取民主等要求，迫使伪“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派军警闯入清华园搜捕爱国学生运动骨干，他与许多学生积极分子一起取得了反逮捕斗争的胜利。

1936年6月，何礼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党小组长，负责党的外围团体“新兴语言联盟”的工作。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成立了“北平新文字研究会”，把清华大学的刊物《北平新文字》变为公开出版，作为研究会的刊物，团结全国语文工作者和有关专家教授，宣传救国救民的新思想新文化。蔡元培、孙科、柳亚子等688位知名人士曾联名在该刊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可见该刊物在当时影响之大。

1936年10月，北平各大学学生代表在燕京大学礼堂举行了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公开成立大会。何礼被清华大学学生大会推选为代表，以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的身份参加大会。北平学联成立后，取得了公开的合法地位，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积极开展活动。何礼是“北平学联”的常委之一。1936年11月下旬，二十九军在河北固安县演习。何礼受北平学联委派代表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带领200多名清华大学的学生，前去观看演习并献旗致敬，锦旗上的“国之干城”四个字，是何礼根据《诗经》“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拟定的，勉励二十九军将士成为保家卫国的盾牌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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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北平地下党学委创办机关刊物《北方青年》，由学委书记蒋南翔任主编,何礼担任《北方青年》的公开代表人。该刊物具有较强的战斗性，在发动全民抗战还是单纯依靠政府抗战等原则问题上，坚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对推动北方文教界的爱国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七七事变发生后，何礼同蒋南翔一起转往南京，重新改组了“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他是8名执委和3人党组成员之一。1937年10月4日晚上，何礼和同学会的成员开会时，突然被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拘捕，以“滋事学生”的罪名关押。后经中共南京市委发动同学会同学签名声援，又得到救国会沈钧儒出面领衔具保，才于第7天获得释放。何礼随后去武汉，接上了组织关系后开始了新的抗日救亡学运工作。

由于抗日战争的突然爆发，何礼没能完成在清华的全部学业，当时只差体育两个学分，这对爱好体育的他完全不是问题。但是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选择了肄业，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个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1938年秋，何礼去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青年工作会议，同时参加了“中组部训练班”。1939年3月，何礼奉命返回重庆，任中共南方局青委委员。6月，南方局派遣马子卿和何礼到昆明改组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马子卿任书记，何礼任青委书记，后任组织部长，直接领导西南联大等学校的党组织，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教授中开展“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运动，使学生会领导权从国民党员转移到共产党员手中，许多进步教授如闻一多、朱自清、华罗庚、曾昭伦等都赞成共产党的主张。

当时我们的父母正在恋爱期间，母亲郑延曾回忆说：我想起我们婚前的一件事。那年的除夕，他哥哥何维世从台儿庄前线回来了，全家团圆，欢聚一堂。那天我高高兴兴地到他家去了。只见何礼一个人坐在书房里落泪，书桌上放着一张《新华日报》。我问他怎么了，他指着报纸说：“这上面写了一篇关于大青山游击队的通讯，战士们在冰天雪地中坚守岗位，紧握手中枪，有人把手都冻坏了，有的甚至冻掉了手指头，看到这里我忍不住流下泪来，那里面很多人都是我清华的同学，‘一二·九’运动中的战友，我想念他们。而我，如今却在这大后方，而且工作还没有做好。”另一件事是我们婚后刚满十天，何礼就把我送到郊区我母亲那里去了。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另一方面，他也搬到体师去住，以便集中精力更好地开展工作。我突然感到，我的思想觉悟、志趣情操，今后若不能达到他的同样的高度，就不可能与他同步，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何礼奉命撤回延安，任中央青委干部科科长兼大后方工作组秘书。中央青委的整风审干工作结束后，何礼担任中央青委宣传部副部长。从这时起，他开始接触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教育工作，并为党的教育事业的开拓和发展奋斗了终生。1944年，根据整风中发现的问题，中央决定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中央青委宣传部长胡乔木派何礼到延安中学任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延安中学是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中学，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管理。何礼在延安中学工作期间，协助校长(民主人士)对学校工作做了整顿和改进，完善了规章制度，改革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延安中学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彭湃烈士之子、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等当时都在延安中学学习。在延安期间，何礼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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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学阅览室及何礼亲自拟定的《自然课教材提纲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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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却准备发动内战。党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去建立根据地。任弼时同志富有远见地向中央建议，派得力干部去东北开辟青年工作。由中央青委常委蒋南翔带队组成“五四工作队”，何礼负责组织工作。工作队一行90多人，先后渡过黄河，穿越同蒲路日军封锁线，翻越北岳恒山，历时三个多月，横跨陕西、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和吉林七省，长途跋涉两千多公里，于1946年1月下旬到达东北局所在地吉林省海龙。何礼被分配到东北局社会部工作。

当时国民党在东北占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哈尔滨是共产党控制的唯一的大城市，教育这里的青年摆脱对国民党的盲目正统观念，引导他们跟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培养大批本地的青年干部，对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意义重大。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交给“五四工作队”的任务，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市教育局长蒋南翔调回何礼作为助手，与其他许多同志一起，结合东北青年的思想实际，开展了大量切实有效的青年教育工作，培养了一支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生力军，创造性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五四工作队”的任务，其中创造的许多成功经验，成为党领导青年运动的典范。

1946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由何礼同知名的民主人士车向忱一起接收私立哈尔滨大学，车向忱任校长，何礼任副校长。这所学校改名为市立哈尔滨大学(现吉林大学前身之一)后，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所正规大学，以培养新东北各部门所需的建设人材为宗旨，共设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3个学院。教学上采取“自学为主，讲授为辅”的方法，提倡自由思想、质疑讨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教学活动既重视基础理论知识，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何礼兼任自然科学院院长，亲自给哈大和哈尔滨青干校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当时正是解放战争年代，最大的实际就是战争和土改，学校的一切教育工作，都紧密结合这两个实际来进行。特别是1946年冬快放寒假时，战争形势紧迫，学校要做“长期打算、随时撤走”的准备。当时在市委领导下，何礼主持了“哈尔滨市大中学生寒假补习班”的工作，蒋南翔任班主任，何礼任副主任。把500多大中学生中的积极分子集中起来学习，着重进行形势教育、分析解放战争前途，解决对土改问题的认识等。除蒋南翔和何礼亲自授课外，还邀请党政、文艺界及各方面的人士来校讲课或做报告。通过学习，学生的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在国民党尚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许多学生却决心跟共产党走，体现了教育工作的突出成效。为密切结合当时的实际培养人才，在哈市顾乡区委书记宋平支持下，何礼先后三次组织哈尔滨大学的学生，下乡参加土改运动；还组织了文工团，为群众演出各种文艺节目；还办了民众夜校，对校内外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通过这些实际斗争的锻炼，学生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青年工作中，何礼还特别注意了思想自由的原则，引导青年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通过学习、讨论、辩论逐步提高认识，以理服人；注意采取适合青年人的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方法，把政治学习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结合起来，开展体育、歌咏、新秧歌等竞赛活动，在松花江的太阳岛上举办夏令营，创办“青年之家”，寓教育于符合青年特点的活动之中。这一时期，何礼兼任中共哈尔滨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各校党的工作。

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时，就教育方针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东北大学及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的某些同志，推崇北满一些中学组织贫雇农出身的学生斗争地富子弟的“经验”，认为地富子弟是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不该培养他们，并批评哈尔滨市“团结教育青年一代”的方针是“右倾”。当时蒋南翔同志出国访问，何礼和其他同志坚决顶住了这种极“左”的错误，并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第一，地富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和地富阶级不能划等号，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争取的，不应把他们推到敌对立场上去;第二，学校是教育机构，绝不能把农村土改中的贫雇农路线，机械地搬到学校中来，严禁对地富出身的学生进行批斗。蒋南翔出访回国后，代表哈尔滨市教委向东北局领导王稼祥、凯丰反映了情况，1948年1月，中共东北局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纠正了当时某些干部中存在的“左”的错误观点，结束了这场争论。

1949年6月，何礼奉调到北京，参加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中央的工作。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何礼作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的常委，以全国青联代表团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盛会，并被选为全国政协的第一届委员，参与了开国大业的各项工作。在政协举办的国宴上，他代表全国青联向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敬酒。10月1日，何礼参加了开国大典，亲眼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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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礼担任了团中央第一任学生工作部部长兼少年儿童部部长。1950年4月23日，团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何礼在大会上作了《少年儿童队工作报告》，团中央书记冯文彬作了《培养教育新的一代》的总结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沫若作了题为《在春天抢着播种》的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在怀仁堂接见了与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颁布了《中国少年儿童队章程草案》以及队旗、队歌、队礼、队员标志等。《队章草案》明确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后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任务是，团结与教育少年儿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具有健康体魄和创造精神，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好思想、好作风，成为新中国优秀儿女。这次大会开创了新中国少年儿童工作的先声，为开展全国统一规范的少年儿童工作奠定了基础，从此全国亿万少年儿童伴随着星星火炬和红领巾健康成长。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党中央就非常重视对祖国未来一代的培养教育工作。1949年9月1日，在时任党中央书记任弼时支持下，团中央创办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少年儿童杂志——《中国儿童》杂志，毛主席专门为杂志题词：“好好学习”。由于全国少年儿童教育工作的迅速开展，到1951年底，全国少先队员发展到260多万人，《中国儿童》杂志已不能满足需要，团中央决定创办中国少先队的队报——《中国少年报》。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副书记蒋南翔，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杨述和何礼领导筹备工作。《中国少年报》于1951年11月5日创刊，它的任务和方针是：用共产主义精神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配合学校教育，帮助少年儿童学习，提高文化科学知识，扩大眼界；反映少年儿童生活，指导少先队的工作。《中国少年报》的创办受到全国广大少年儿童的热烈欢迎。何礼兼任《中国少年报》第一任社长。

◎何礼和郑延夫妇是新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的开创者。1963年他们的小女儿加入了少先队，全家人戴上红领巾合影以志纪念(北京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曾将此照片选为佳作，陈列于橱窗中展示)

为使高等学校适应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1952年进行了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同时陆续抽调干部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工作，何礼于1953年4月随蒋南翔同志调往清华大学工作，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和校务委员会委员、政治辅导处主任、校工会主席，并兼任清华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校长。据何东昌同志回忆：“工农速成中学(简称工中)是建国初党的文教方针的产物。是大学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了，就要尽快地改变工农及其子女无权受教育的状况。因此就有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就有了工农速成中学。1951年兴办工中，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是由周培源先生兼任工中校长。1952年底蒋南翔同志任大学校长，他也很重视，委托他‘一二九’运动时的老战友，后来做教育部高教司长的何礼同志兼任工中校长并兼政治辅导处主任。可惜不久他就病了。何礼发病以前，为了动员当时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工中当老师，与其中一些老师进行了连续的个别谈话直至吐血，病复发。”1954年2月，何礼终因劳累导致肺病再次严重发作，不得不住院长期治疗和休养。

1960年2月，何礼调往教育部任高教司司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62年4月，何礼又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任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在这期间，他全程参与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的制订工作，并到华北地区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63年中央决定精简华北局机构，文教办公室被撤销。中宣部和教育部提出3个方案，向何礼征求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北京图书馆第一副馆长兼党组书记、吉林大学校长、兰州大学校长。出人意料的是何礼提出到吉林大学担任副校长，他说他喜欢高等教育工作。当时我们的母亲对他的选择有些不解，曾经问时任高教部长的蒋南翔：“何礼是否觉得自己不能胜任领导一个重点大学?”蒋南翔说：“以何礼的能力，领导一个大学绰绰有余。他说自己‘不求做大官，只想做大事’，建国后由于长期养病，与高校实际工作脱节，所以他要求担任副校长，想多做具体工作以积累经验。”何礼就是这样一个不看重名位，一辈子热心于做实际的建设性工作的人。

何礼于1963年9月到吉林大学上任，根据学校领导分工满腔热忱地投入新的工作。何礼在教育部时了解吉林大学是一所有较好基础的重点高等学校，他有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要把吉林大学办成一所有特色的高等学校。他根据吉林大学既有基础的特点，为充分发挥吉大的优势，增强吉大在学界的影响力，在学科建设方面重点抓了几项工作：

◇ 外国问题研究。1963年，教育部、外交部和社会科学院召集各高等学校开会研究外国问题。何礼根据吉林大学在研究日本问题方面已取得的成果和人员条件，如对《满铁史》(即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掠夺工业矿产的机构)的研究基础，在会上和会后努力为吉大争取到相应的经费和编制，建立了日本历史、日本政治、日本经济和日本文学四个研究室，后来又发展成为日本问题研究所。同时还成立了朝鲜问题等研究室。所有这些工作，为今天在国内外广具影响力的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打下了基础。

◇ 量子化学讨论班。何礼在教育部进行学科调研时，曾拜访过清华大学张子高教授等老一辈化学家，了解到吉大化学系实力雄厚，唐敖庆教授在理论方面、蔡镏生教授在实验方面都有深厚的功底。何礼到吉大后就和唐敖庆教授一起研究，开办全国性的量子化学讨论班，并协助唐敖庆教授组织讨论班和向教育部提出申请。量子化学讨论班吸收全国高等学校有关的教师参加，首期参加的有北师大、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加上吉大本校的，约有二十多人。这个班最重要的贡献是两三年内就把中国量子化学这支队伍初步建立起来了。以吉大为中心，参加讨论班的几所大学也陆续开办量子化学班代培。量子化学讨论班的教学和科研的组织形式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 特色图书资料收藏建设。何礼很懂得图书资料在教学和科研中的重要作用。在领导图书馆期间，组织有关人员重点主抓全国各省的省志和吉林省各县县志的购集工作，使吉林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省志和县志在全国高等学校中也是属于较丰富的，给文科有关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带来了极为有利的方便条件。为便于理科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何礼还特别强调国内外各种学术期刊的订购、借阅和收藏。要求图书馆做到对有关的学术性期刊，不仅要订全，而且要把缺失的补齐。他对学校图书馆的建设，很强调要有东北地区的地方特色，当时的许多重要图书都成为吉林大学馆藏图书的重点。由于60年代前期吉林大学图书馆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得到教育部和国际组织的重视。在“文革”后的8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工业发展组织确定吉林大学图书馆为委托藏书馆，1986年被确定为世界银行委托图书馆，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东北地区中心。

◇ 抓教学质量的提高。何礼主管教学工作时，注意贯彻《高教六十条》，使教学秩序得到稳定，教学质量逐步提高。他很注重工作经验的交流和积累，经常组织召开学校和各系的教学经验交流会，并于1963年11月领导教务处创办了《吉林大学教学简讯》刊物，作为推动全校教学工作的重要手段。刊物按内部材料发给校内各级领导和全校教师参考。其内容包括学校的有关决议和规章制度;各系室和教师的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有关教学工作的讨论、研究和总结;必要的表扬和批评，以及兄弟院校的经验介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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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高教部长蒋南翔视察吉林大学，何礼、江剑秋陪同

为便于上级能及时了解学校的工作情况，何礼总是逐期向中央和省市有关领导分别寄送汇报材料。这份刊物到“文革”开始之前停刊时，共出刊了37期，在教学工作建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何礼对吉林大学教师队伍的建设也非常重视，认为一个学校要想发展，必须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1964年他协助刘靖校长，具体领导了培养中年重点教师工作，还去听课以了解和发现教学中的问题，使一批思想好、业务精的中青年教师较快地成长为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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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视察吉林大学法律系 前排左起：马起、何礼、刘靖、张鼎丞、江剑秋、吉林省检察院检察长李向武、张嘉志

然而正当他的工作初见成效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也被冠以党内走资派的“罪名”，被反复批斗关押。在逆境中，何礼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被关押中还不忘对看管他的学生进行说服教育。

1970年3月，何礼夫妇被下放到吉林省左家干校，度过了长达五年的农村生活。何礼始终对高等教育事业抱有极大的热情，为了能尽快地恢复工作，1973年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重返高教战线工作岗位。信中写道：“我今年已过六十周岁，自然规律无情，为党工作，来日已短，因此心情焦灼”，恳切表达了自己要求重返高教战线、恢复工作的迫切心情。

1974年12月，何礼重返吉林大学任革委会副主任，主管教学及理科科研工作。当时“四人帮”尚未被打倒，某些追随“四人帮”路线的人处处设置障碍，但何礼始终不为各种错误思潮和破坏高等教育原则的错误言行所动摇，并进行了斗争或抵制。1975年何礼顶着压力，把自己的意见反映给教育部时任部长周荣鑫。这件事被吉林省的“四人帮”追随者记了黑账，把他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一直到“四人帮”彻底垮台，他才得到完全“解放”。在“四人帮”垮台前，何礼克服了重重困难和干扰，主持和参与了几项重要工作，依靠吉大广大师生员工，为学校和国家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日词典》项目。1975年9月何礼赴广州开会，接受了国家委托的编写《汉日词典》的任务。这是适应中日建交后的需要，由周总理批准的项目，却被“四人帮”路线的追随者污蔑何礼“签订了卖国条约”。何礼顶住压力，主持成立了吉林大学汉日词典编辑室，作为学校的重点科研项目，开始编写工作。编写当中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波折，但在何礼的支持下，有关教师还是圆满地完成了编写任务，并于1982年2月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综合性汉日对照双语语文词典，全书收词55000余条，共350万字，填补了我国在《汉日词典》上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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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吉林大学编纂填补国内空白的《汉日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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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电子计算机系。根据当时学校条件和学科发展的需要，何礼和唐敖庆教授、王湘浩教授一起商量，积极支持并参与了筹建电子计算机系的工作，使吉林大学能在十年动乱时期，在国内高校中较早地建起了电子计算机的教学和科研基地，走上了计算机学科建设的先进行列。

◎吉林大学电子计算机系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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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科研项目。在何礼主持下，吉林大学参加了一项重要的国防科研项目。何礼组织数、理、化和半导体四个系的有关教师投入研发，还亲赴靶场指导协调工作，同国内三十多所大学、研究所和厂矿一起协作圆满完成了项目，受到省国防部门的好评和奖励。

1976年10月，“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何礼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更加精神振奋、情绪饱满地投入了学校工作的拨乱反正，为教学、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殚精竭虑。经过“文革”的破坏，当时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师资队伍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都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如何从各方面积极采取措施，整顿调整和改革，以求在新的基础上尽快前进，已成为学校领导工作的当务之急。何礼分工主管教学，在他的主持下，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全校的教学工作逐步得到了改进，长期搞乱了的教学秩序得到稳定，教学计划及时做了修订，并逐步健全了各种教学规章制度，教学质量很快有了明显的提高。

1978年7月，中共教育部党组正式下达文件，任命何礼为吉林大学副校长(已提前到职)。这一时期，在讨论学校工作时，他曾提出了“团结、巩固、改革、创新”八个字，强调学校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要巩固学校已取得的，特别是具有自己特色的各项成就；要不断改革各种教学方法和教学制度;要积极创办新的学科和专业，以适应学校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如与程玉华教授等人共同研究，建立了分子生物和酶工程实验室。在争取尽早建立放射化学、环境学和材料科学等新专业方面，何礼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何礼特别重视抓基础课的教学。他恢复工作后，很快发现物理系的基础课教研室被取消了，教学仪器和用房也都分散了。他认为这是一件影响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质量的大事，必须尽速解决。在他的主持下，经过充分酝酿和筹备，终于把基础课教研室恢复起来了，使教学走上正轨，教学质量得到了保证。

何礼还很重视教学制度的改革，很早就提出了要实行学分制的设想。他带领教务处的干部出去学习外校经验，并提出吸取美国的学分制和苏联的学时制之长，同时注意避其所短，建立中国有计划的学分制，制订了《吉林大学各专业试行学分制教学方案(试行稿)》，从1982年起，在文理科新生中先后试行。同时为配合学分制，提出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狠抓基础课，真正做到少而精，本专业可以选二级学科，以减轻学生的负担;二是抓选修课建设，便于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也便于学科的发展。

1979年11月，何礼发生了一次小中风，他在治疗过程中，以顽强的意志进行锻炼，功能有所恢复。12月初中央教委召开全国教育委员会会议，吉大的唐敖庆、何礼是特邀代表。此时他走路十分困难，但仍然抱病赴京坚持参加会议，长达一个月，为新时期的教育工作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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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7月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举行成立大会，何礼作为近代文字改革的先行者，受大会邀请作了题为《关于文字改革》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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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4月何礼被选为吉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

1984年2月23日，中央批准吉林大学组成新的领导班子时，何礼退居二线任顾问。此时他虽已年老体弱，但仍坚持工作，十分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各项改革工作，经常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从1983年3月起担任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会名誉主任，在《高教参考》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回顾我在吉林大学工作的二十年》和《对今后工作的一些想法和意见》等文章，不乏真知灼见，受到有关教育部门的重视和好评。

◎1985年研究编写《吉林大学史志》左起：蔡运时、李木庚、李昭恂、何礼、朱日耀

为了及时总结历史的经验，1983年2月，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负责编写《一二九运动史要》一书。何礼应中央党校时任第一副校长蒋南翔同志邀请，被借调到中央党校，成为研究班的核心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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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一二九运动研究班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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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努力，《一二九运动史要》专著基本脱稿后，他才于1985年2月返回长春。该书于1986年2月正式出版，在编写过程中收集查阅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访问了当年“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共百余人，邀请他们参加各种专题研讨会，在此基础上成稿并反复修改后定稿，对今天的中国青年是一本有益的爱国主义教材。

◎何礼夫妇与清华老校友、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合影

由于在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的工作过于劳累，1986年7月5日，何礼因患心肌梗塞在长春逝世，终年74岁。遵照何礼生前的遗愿，家属将何礼遗体的大脑和心脏捐献给了白求恩医科大学作为教学科研的标本，这是何礼为他一生所热爱的教育事业所做的最后的奉献。何礼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曾表示非常赞成马克思的女婿、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保尔•拉法格夫妇的一项决定：当我们年迈体衰，不能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继续工作时，就选择自动离开人间，而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何礼文章《回顾我在吉林大学工作的二十年》

1979年何礼曾经因脑血栓中风住进医院，在主治医生通知治疗方案时，他提出有一种新的生物制剂“尿激酶”，在24小时内使用对中风抢救有特效。医生回答听说过这种国外新药，但还没有在国内医院临床试验，更没有被国家批准使用。何礼告诉医生，吉林大学的分子生物和酶工程实验室已经研制出该制剂并完成了科学实验，可以试用吉林大学的“尿激酶”，表示出了问题由自己承担责任。医院经过慎重研究，同意试用，请何礼签署了责任书。郑延劝阻何礼不要冒风险，何礼安慰她说：“这种新型生物制剂是在我支持下搞出来的，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就算是拿我做个临床试验吧，如果新药能够尽快地进入临床使用，以后可以解救许多中风病人，我心里有数，你放心。”何礼使用“尿激酶”效果很好。在治疗过程中，他以顽强意志进行功能恢复锻炼，一个月后就抱病赴京参加了中央教委召开的全国教育委员会会议。事后，何礼才向郑延透露了他当时的心境：“‘文革’十年大学教育被毁，现在学校百废待兴，我刚刚恢复工作不久，还可以为国家做很多事情，此时怎能倒下!”

1982年春，何礼长子何吉林陪父亲找白求恩医大著名的神经内科专家刘多三教授看病，随后他们又聊起医学教育的话题，刘多三教授带何礼参观了人脑标本室。何礼当年在清华大学是学动物实验心理学的，对标本非常熟悉，他十分高兴地说：“真难得！没有这些标本，真不知怎样培养学生呢，太好了!”刘多三教授告诉他：“以前的标本更多、更完整，但‘文革’中都被砸烂了，这是新建立起来的。”何礼对刘教授说：“等我死后，也把这颗萎缩了的大脑送给你们，增加一个标本。”何吉林当时以为父亲在说玩笑话，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谁知父亲非常郑重地对他说：“你记住，我死后就这么办。”何礼去世后，吉大党委征询我们家属对父亲后事安排的意见，我和母亲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父亲生前的这一嘱托。“人活一世就要多做建设性的事情，就要对社会有所贡献”，何礼的这个信仰始终是非常真诚和坚定的。《吉林日报》还以“最后的奉献”为标题，对此作了专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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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政协主席刘敬之、省委副书记王忠禹、吉林大学名誉校长唐敖庆参加告别仪式并慰问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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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重肃穆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吉林省委、省顾委、省纪委、省政府、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长春市党政机关及各大专院校，以及胡乔木、姚依林、宋平等同志送来花圈，吉林省、长春市和吉林大学有关党政领导、知名人士、吉林大学师生员工代表、何礼的生前好友等共三百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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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领导人胡乔木、姚依林、宋平、康世恩送的花圈

何礼平静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亲友和事业，但正如夫人郑延在献给他的花篮缎带上书写的感情深沉的悼词：“生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何礼的亲属、战友、同事和学生们，常常会回忆和纪念他的为人和平实却不平凡的一生。世无完人，何礼亦如是。但纵观其一生，他无愧是信仰真诚的、言行一致的共产党人，他无愧于那一代革命者对国家和人民庄严承诺的历史使命。何礼的逝世，引起人们深切的怀念。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唁电中写道：“几十年来，何礼同志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奉献了毕生的精力。”蒋南翔同志写下悼词：“献身革命事业精神不死，尽瘁教育工作风范永存。”原哈尔滨大学学员们送的挽联是：“一二九播火人间，唤起青年千百万；一代宗师教育家，毕生精力育新苗。”吉林大学师生送的挽联是：“革命矢坚贞，出死入生，万里风尘云与月;学宫崇盛绩，培材育德，千株桃李海连山。”这都是对何礼全部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和充分肯定。

撰文：何吉林(何礼长子)

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80—1994年，在吉林大学半导体系(电子工程系)工作，曾任无线电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教研室副主任

审校：何坚(何礼三子)

1982—1988年，在原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社会科学系工作，曾任系党总支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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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jlu.edu.cn/info/1211/53987.htm

(本文关于何礼工作经历的主要参考依据是吉林大学曲天民老师给吉林省政协撰写的《何礼传略》)

https://news.jlu.edu.cn/info/1211/539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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