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钢：伯父彭德怀

reading · 发表于 2022-5-26 21:46:22

　　彭钢，1938年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纪律检查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在工作中，她的认真、较劲、铁面无私远近闻名，曾有“军中女包公”之称。对此，她回应：“总有一面镜子在那里照着。”这面镜子就是她的伯父彭德怀。

　　 “不知有多少人对我说，我的伯伯彭德怀是一场悲剧的主角。这也许是，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弱者，他有着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真理，为国为民，把一切都舍弃了。我总在想伯伯为后人留下了什么呢？”在一篇回忆文章的开头，彭钢少将用饱含深情而又不失理性的笔触写道。

　　彭德怀一生无嗣。1950年，彭钢与伯伯第一次见面，此后，她陪伴伯伯大约生活了15年。在伯伯最为惨淡的岁月里，彭钢成为相伴膝下的“女儿”，成了困境中伯伯的重要精神支撑。

　　【革命低潮中发动平江起义】

　　 “伯伯原名彭得华，出身赤贫家庭，因父病母亡，八岁就辍学了” 。

　　彭德怀对年少时的贫穷和困顿记忆犹新，彭钢转述伯伯的记忆：“那是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他的祖母让他带着我二伯父去讨饭。人家图吉利，说你是不是招财童子？伯伯实话实说，我是讨饭的，我不是招财童子，什么也没有讨到……”

　　 1928年7月22日，加入中共不久的彭德怀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在平江起义前，伯伯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团长，手头宽裕，但他从不随便给家人，更没有自己花掉，而是把钱全攒起来，薪金、办公费、杂支费等大概有几万元，全用作了起义的经费，几乎占了平江起义经费的一半”。

　　同时，彭德怀成立了临时革命法庭，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他认为，“（这是）替革命群众申了冤、出了气、撑了腰，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这是完全应该的，十分必要的”。

　　可在“文革”中，有人借批判《怒潮》剧本批判彭德怀，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刊登文章，说“平江起义彭德怀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彭德怀十分生气，他说：“这不是侮辱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侮辱平江起义……”

　　对于有人批判发动平江起义是政治投机，彭德怀对彭钢说：“那时中国革命处于困难时期，起义是要杀头的，我投什么机呀！”

　　【力排众议守井冈】

　　 1928年11月初，根据湖南省委和湘鄂赣特委与红四军联络的决定，彭德怀率红五军一部分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

　　 “伯伯率红五军刚到井冈山20多天，红四军要离开井冈山转战出去，就让红五军撤销番号编为一个团并入红四军，伯伯成为红四军的副军长兼团长，留守井冈山。当时伯伯的部下大都不同意，说我们才来20多天，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怎么守？”

　　只有彭德怀和红五军党委书记滕代远同意保卫井冈山。“伯伯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若干年后，彭钢问伯伯：“你们七八百人能守住井冈山吗？”彭德怀说：“为了革命的利益，牺牲都不怕，还怕什么？明明知道前面是火坑，我也得去跳，你不跳谁去跳呢？”

　　正如众人所预料的那样，井冈山没能守住。彭德怀对突围的艰难过程记忆犹新：“敌优我劣，是三四十倍之比……如果不突围，当然会全军覆没。但红军留下的伤病残员、妇女、小孩一千余人，要突出敌军重重包围，则部队要在前面开路，又要在后面掩护，真是不容易。从井冈山主峰腹部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攀行了一天一晚，算是突出了敌军第一层包围。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劲又不知从哪儿来的……”

　　这次艰险突围，在41年后却成为彭德怀“不要根据地”的证据。1969年国庆节后，《人民日报》刊文批判彭德怀违反毛主席指示。彭德怀说：“我看这种人对根据地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打起伟大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彭钢回忆：“听伯伯说，当时朱德曾讲过，实在不行了，你们就撤。”

　　【反对“富田事变”，揭穿“离间信”】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一次“围剿”。大军压境，彭德怀的三军团指挥部却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

　　 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急忙给彭德怀送来一封密信。彭德怀一看那特殊的毛笔字，便知是毛泽东写的。但此信不是写给彭德怀的，而是写给古柏的，内容有挑唆毛与朱、彭关系之意。此时，朱德也收到同样内容的毛泽东“亲笔信”。这封信究竟是谁写的呢？《彭德怀自述》中写道：“这封假信是参与‘富田事变’的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还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

　　在“富田事变”中，彭德怀全力支持毛泽东。1965年，毛泽东也承认：“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

　　同样是一封信，但下面这封信，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另一封信，引起数十年误解】

　　那是1935年在贵州四渡赤水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从此彭德怀被误认为是支持林彪写信反对指挥人的幕后推手。

　　林彪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他认为毛泽东迫使部队走弓背路，不走直路，是在敌人面前逃跑，毛的指挥将使部队精力耗尽，把部队拖垮。林彪的言论立即遭到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反对。但林彪没有听进去，他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毛泽东、朱德同志随军主持大计，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

　　这封信写好后，林彪曾让聂荣臻签字，聂拒绝了。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彭德怀正在指挥红三军团攻打会理城，忽然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会议。彭钢说：“那次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张闻天的夫人刘妈妈（即刘英）后来回忆说，因为林彪写的信和在会上提的意见，毛泽东大发脾气。”（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林彪解释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没等林彪把话讲完，毛泽东就接过话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干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但是，毛在会议上指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彭德怀当时听了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没把这次误会放在心上，“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彭德怀没来得及申明和争辩，就去指挥打仗了。他回忆说：“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直到1959年庐山上毛泽东重提此事，林彪这才公开说明他写信时彭德怀并不知道。

　　但这封信在毛、彭及毛、张（闻天）等人之间造成的误解，长达数十年。

　　彭德怀曾回忆说：“在这24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彭钢说：“林彪写那封信，伯伯不知情，聂荣臻在会理会议上也作了说明……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误解也没有就此化解。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聂荣臻还讲，林彪曾给彭德怀打电话，要彭德怀出来指挥，说现在的领导不成，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聂荣臻说，林彪打电话时，他和左权、罗瑞卿、朱瑞都在旁边，‘林彪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这样，又把伯伯扯了进去。”“三渡赤水前，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上的争论，又间接地牵涉伯伯。当时，大多数领导主张打，但毛泽东坚持不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之职力争。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最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说服了大家，没有进攻打鼓新场。这些因素，也会加深……对伯伯的误解。”

　　在抗战时期，彭德怀忠实地执行团结一切力量抗日的方针，八路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后来因百团大战他曾饱受批判。1945年7月25日，华北座谈会结束，中共对这次会议及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没有作出结论。据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彭德怀在中共七大的自我批评不太满意。华北座谈会过去43年后，当时的会议参加者之一薄一波，在他所写的《不能忘却的怀念——回忆彭德怀同志》一文的第五节，专门回顾了华北座谈会的情况。他写道：“批评的激烈性至今犹记。”“历史上的不少事情，常常需要经过后来的反思，才可能看得比较真切。时过40多年以后，重新回顾这次座谈会上对德怀同志的批评，我觉得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显然过火了，有失公正。而无甚道理的苛求和指责，看来也不乏其例。”薄一波不胜感慨地说：“对领袖人物‘不捧’、‘不盲从’、‘不迷信’，是完全正确的，唯有这样才能防止神化。德怀同志当时就已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当年我们党内有更多的同志都达到了这种认识，具有了这种历史的自觉，党内的政治生活就会保持正常化，而不致出现建国以后……那样严重的个人崇拜了。”

　　毛泽东对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上的战功有过评价。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与彭德怀的谈话中说：“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

　　在《毛泽东选集》里，彭德怀的名字不止这一次。“伯伯在华北主持工作的时候，就提出保护小商小贩，后来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选集中提到了。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了陈云等搞经济的人”。

　　这封信得到的结果是好的，等到庐山会议，一封信却招来大祸。

　　【毅然奔赴朝鲜战场】

　　时间来到1950年。这年4月，11岁的彭钢第一次见到了伯伯，伯伯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到北京来开会”。彭钢的父亲彭荣华是彭德怀的小弟弟，彭荣华和彭金华加入中共后做地下工作，1940年9月兄弟二人先后被杀害。

　　 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被毛泽东用专机从西安紧急召回北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援朝事宜。实际上中央原来有两派不同的意见。彭德怀在会议的头一天也没有发表意见，就听了听。回到北京饭店，他怎么也睡不着，就想到毛泽东在会上讲的话，考虑了一晚上，基本上同意出兵。

　　伯伯要奔赴朝鲜，彭钢当时并不知情，因为他走得很匆忙。那是1950年10月7日晚上，“伯伯说要暂时离开一段，不能很快回北京，问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我们说不需要什么东西。他还是叫人买了些本子、铅笔等学习用品，还给了我们一些钱备用”。“伯伯到了朝鲜以后没有跟我们联系。我们在报上看到消息，这才知道他是去抗美援朝前线了。”

　　多年以后，彭德怀和侄女回忆起这次战争时说：我也没有把握打赢这个战争，要是打败了，就是相当于我们国家打烂了再重新建，这是最坏的情况。知己知彼才能取得胜利。自从打了遭遇战以后，觉得美军并不可怕，心里就有底了，觉得起码能打个平局。

　　彭德怀去朝鲜前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说：“从红军时期开始，有一些文件都是我随身带着。这次去朝鲜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牺牲。这些文件绝对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他把这些文件交给了毛泽东，让毛代为保存。

　　 “朝鲜战争后期，有人提出要解放整个朝鲜。但是伯伯不同意，他认为没有实力去全部解放，就算解放了也守不住。后来主席也同意了”。“洪学智还曾经告诉我，当年救了伯伯一命。他说有一次刚把伯伯‘揪’出去，敌机就来扫射，他的帽子和行军床都被敌人打了很多洞”。

　　彭德怀还曾在国务院会议上发了一次怒。周恩来主持讨论怎样支持抗美援朝，当时有多个部门参加会议，有些部门主要是强调困难。“伯伯说，他当时的确拍了桌子。说，你们都说困难，就是我们志愿军不困难。这些志愿军不是战死的，有的是被冻死、饿死的，人都是有父母的，我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志愿军的父母及家属交代！伯伯这一怒，后来才有周恩来、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带头为志愿军炒面支援前线的事”。

　　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说：“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我真希望是我错了”】

　　 1958年大刮浮夸风，彭德怀对此十分清醒。这不光是因为他出身农民，对收成上的事一清二楚，更在于他深入基层调查，掌握了真实情况。

　　有一天，彭钢陪伯伯在中南海散步，碰到一位分管农业的负责人。彭钢看到他们没说几句便争了起来，伯伯十分严厉地对那位领导说：“你是分管农业的，亩产上万斤，甚至几万斤，这可能吗？你也得讲点科学吧？”

　　事后，彭钢劝伯伯。彭德怀说：“你是中学生了，一亩地是60平方丈吧，你想想看，就这么点地方能长几万斤粮食吗？就是堆也要堆多厚！”

　　 1959年8月19日，是彭钢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天。“下午，司机老赵兴冲冲地告诉我，到南苑机场接伯伯，伯伯回来了”。“那天天气晴朗……气氛却非常奇怪。往常接机看见他们都是有说有笑的，这次所有的人都低着头，各走各的路，不打任何招呼。我看见伯伯穿一身褪色的旧军衣，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皮包，也低头沉默着走出机舱，没有丝毫表情。我赶紧招呼着跑去，上前接过伯伯手中的文件包。伯伯没有作声，缓缓走着，拉住我走向汽车”。坐在车里的伯伯紧紧握着彭钢的手，一言不发。空气仿佛凝固了，彭钢看看伯伯又看看伯母浦安修，不敢吱声。半天，伯伯还是先开口了，问彭钢：“你考上大学了吗？”“考上第一志愿，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彭钢高兴地说。伯伯这才露出一丝笑容。

　　一到家，伯母把彭钢叫到了卫生间，还未说话，已满脸眼泪：“你伯伯在庐山犯错误了，说他反党，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

　　伯母建议彭钢去改换志愿，不要上军队的学校，然而这一建议很快就被伯伯否决了。他说：“一个孩子家，改什么志愿。一人做事一人当，还能把她一个小孩子怎么样。”彭钢现在想起这句话，觉得伯伯低估了当时的形势。

　　就从那天起，彭家被一种沉重、压抑的气氛笼罩了。“没什么人到家里来了，连我这个一向开朗、爱说爱笑的人，走起路来也小心翼翼。我每天看着伯伯坐在书桌前写，写了撕，撕了又写。他背对门坐在那里不动”。

　　彭德怀有时也出去开会。有一回他震怒了，吼了起来：“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谁是‘军事俱乐部’成员，自己来报名……”事后他和侄女解释：“如果承认有‘军事俱乐部’，那么你的成员是谁呀，多少同志将蒙受不白之冤……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毁灭自己。”

　　彭钢对伯伯说过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只要自己不垮，别人是整不垮你的。”

　　有一次，彭钢问伯伯：“你写那封信干吗？”伯伯说：“我能看着人民挨饿吗？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是党员，我不能不考虑人民的死活。所以有些话还是请主席来说，主席威望高。让他去纠正比我去纠正好。”

　　 1961年底，彭德怀回湖南老家调研。“一天晚上，伯伯让我妈妈到门口放哨，他要亲自给我家重新砌灶台。他说，把庐山会议写信的底稿和一部分材料，放到坛子里，再砌到灶底下，就丢不了，也不会受潮……”

　　彭钢去西安读书后，在北京的伯伯更为孤单和落寞。9月30日，彭德怀被罢官后举家从中南海迁出，搬往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居住。第二年暑假一到，彭钢急忙赶回北京。“我按照伯伯画给我的地图摸索着找到了吴家花园。我想给伯伯一个惊喜，没想到在门口遭到了哨兵的阻拦”。彭钢大声说：“我找彭德怀，我是他侄女。”夏天，窗户都开着，伯伯一听到彭钢的声音，赶忙跑出来了，他只穿了一件汗衫，下摆扎在褪了色的旧军裤里。瞧见是彭钢，他高兴极了，大声地说着什么。彭钢却一下子呆了：分别不到一年，伯伯原先只有几丝白发，现在几乎满头霜雪，仿佛一下子老了十来岁。“伯伯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清楚，眼泪就下来了”。

　　第二天晚上，彭钢问伯伯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没说几句，伯伯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东西，递给她说：“你可以看看我写给毛主席的这封信。”说完，点起一支烟等着彭钢看完。

　　这是彭钢第一次见到文件中说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它又轻又薄，不过几页纸。等彭钢读完信，伯伯就讲了起来：“我这样写，是作了调查研究，有根据的，我特意到农村去看过。搞‘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完全不顾实际情况。搞了许多食堂，和中国农村的燃料条件、风俗习惯都不相适应……一些奇怪的口号也提出来了，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不可能的。干事情不能没有条件，不讲条件不是唯物论。”

　　彭钢终于明白了，这封信，是伯伯深思熟虑的产物，即使他在庐山上不写，下了庐山也是要写的。正是由于这封信，使他壮怀激烈的战士生涯突然中断。他来到寂静的吴家花园，不得不虚掷光阴。然而他的观点没有变，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在追求什么？

　　彭钢忍不住对伯伯说：“你当你的国防部长，干吗要去管经济问题？”听了这句话，伯伯猛一下抬起头来，脸上的皱纹都颤动了，他说：“我怎么不能管呢？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我可没有你们考虑得那样多，觉得不对的地方，不管是什么问题，都要讲出来，这是主人翁的态度，不能去想什么个人得失。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懂得自己的职责。要不怕罢官，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

　　 “我告诉伯伯，我同桌的那位安徽籍的同学张天华家里已经有人饿死了……”伯伯听了彭钢的讲述，呆呆地坐着很长时间不说话。后来他沉痛地、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我真希望是我错了，如果那样，老百姓就不至于挨饿了！”

　　彭德怀是不能离开吴家花园的，于是就在那里开荒种地，竭力劳动。他真诚地希望，通过劳动一来了解农业情况，二来减轻国家的负担。“那年我也在家，他把麦子地翻得很深，弄了很多肥料，量好整整一分地，他就看看这一分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在粮食快好的时候麻雀就爱来，他扎了一个草人……最后这一分地打了92斤粮食。他说人家比我管理得好的话可以打100斤。一分地100斤，一亩地也就是1000斤，过去说上万斤，这不都是胡说嘛！”

　　【“八万言书”的前前后后】

　　彭德怀住在吴家花园的6年，实际上是被软禁了起来。“伯伯失去了自由，但他的思想没有被禁锢。他逐渐深入考虑了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这是他在庐山上没有更多思考的”。伯父对彭钢说，庐山上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谁敢讲真话？党风、民主作风怎么办？ 1962年，由于在学校受到各方面压力，加上身体不好，彭钢被迫休学一年，她也就成了伯伯的倾诉对象。

　　 “多年以后，我看到吴家花园哨兵写的日记，对伯伯的一举一动均有记录。我们去散步时说话，伯伯让我不要把俄文丢了，我说没有用，他说学一门外文不容易，还是拣起来好。”这样的对话都在哨兵日记里记着，并附有评语：他还要与苏修勾结，想里通外国。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不久，一天，彭钢站在伯伯办公室门口，看他发愣，正要走，伯伯突然说，你别走，过来。伯伯将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给彭钢看，讲话的大致意思是别人都能平反，彭德怀不行，因为他在国内搞颠覆活动，“里通外国”。“里通外国”的罪名让他痛苦。彭钢看见伯伯流泪了。“伯伯说，我要上诉。我对他说，你上诉告谁？你比我还天真。谁敢受理这个案子？”

　　 “伯伯沉默了，过了一阵子又对我说：要用事实说话。我不表功，只说事实。后来过了几天他都没有说话，我们也就再没有说这个事。”彭德怀还是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即后来的“八万言书”。“他写他几次和外国人接触，哪次翻译是谁，他的记性特别好，写得很清楚很详细，后来人家把它称为“翻案书”。

　　写完“八万言书”，伯伯先让彭钢看一遍。彭钢在卧室看，他把门锁着，自己坐在外边，万一有人来了，他提防着，不让人家知道，怕连累彭钢。

　　吴家花园，杨尚昆去的次数最多。“毛泽东说了，吴家花园归办公厅管，所以杨尚昆借着这种机会经常去看彭德怀，‘八万言书’就是通过杨伯伯送的。后来我写了一篇纪念杨伯伯的文章，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杨伯伯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当时没有打字机，伯伯给杨伯伯写了封信，信中说：杨尚昆同志，由于字迹潦草，请你打印多份送给中央。其实请杨尚昆印送‘八万言书’，伯伯本来是可以当面直接给杨尚昆说的，但是他怕连累杨尚昆，所以专门写了封信，也是为了给杨伯伯开脱。现在来看，似乎递封信不算什么，但在那个时候是冒着风险的。所以我觉得杨伯伯是高尚的人，不是落井下石的人。”

　　【彭德怀的最后时光】

　　 1965年，彭钢从军校毕业的同时，也失去了做军人的资格，被转业分配到位于右安门的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工作，但仍和伯伯一起住在吴家花园。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96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彭德怀到四川的“大三线”担任副总指挥。出发前，毛泽东与彭德怀进行了长谈，“伯伯告诉我，谈话中，毛泽东说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出笼时，我们就预感到又要有大祸临头了。江青等人也放出风来说，像彭德怀这样的人还让他自由自在？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更是提心吊胆”。1966年12月27日，彭德怀被红卫兵从“大三线”押回了北京，在王府井一带游街批斗。那天彭钢正巧到灯市口附近的分厂办事，“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批斗彭德怀的口号，我一下子紧张极了。周围的人中，有人知道我的身份，有人不知道，他们都在议论纷纷。我既不敢抬头看，怕看见伯伯当时的样子，也不敢哭，更不能跟着议论，就在心里流着泪赶快离开那个地方”。

　　 1967年夏天，彭德怀被“红卫兵”打断三根肋骨，监禁起来。这种情况下，还要求他写“认罪书”。专案组不定时提审，有时一天提审三次。睡觉时必须脸朝着灯，彭德怀患有严重的失眠症，这让他更加难以入睡。“为了避免相互串通，只要有人在厕所，别人就不能上厕所，伯伯肠胃不好，有时候憋得不行了……全拉在裤子上”。

　　 1966年底到1973年4月，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无论如何揪心牵挂，彭钢一次都未能见到伯伯。8年后彭钢再次见到伯伯彭德怀，此时75岁的他已躺在了301医院的病床上，患了直肠癌，才被允许亲属探望。“此时的伯伯再也没有那硬朗的身板，整个人已经骨瘦如柴。这间本来就密不透风的病房，连窗户都用报纸糊严。一见到我，伯伯其实有千言万语对我说，但是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胖了’”。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受尽折磨后在绝望中离世。他的骨灰甚至不能名正言顺地入土，只能以“王川”的化名寄存在成都的一座公墓里。4年后，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并举行追悼会时，费尽心思才找到了他的骨灰。1999年，一生转战过许多地方的彭德怀，终于回到了他最怀念的地方——湘潭乌石峰下。

　　【终获平反】

　　 1978年，彭钢看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的可喜变化，决定向中共中央写信，为伯伯洗脱“莫须有”的罪名。

　　经过彭钢的不懈努力，以及王震、黄克诚等老干部帮助，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写道：“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彭钢说，伯伯影响了她的一生。“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告诉我如何做人，时刻都要想着人民。他的一生也是这样的”。有一次去北海公园，发现游人稀少，彭德怀感到很奇怪，便问怎么回事。“原来是公园管理人员从伯伯的安全考虑不让游人进来。伯伯不高兴地说，有这个必要吗？你们以为这样做我会高兴吗？从那以后，伯伯再也不去北海公园了”。

　　彭德怀到广东开会，吃饭时，陶铸的夫人曾志给他上了一盘腌制的姜，彭德怀品尝后连说，好吃，好吃。临走时，陶铸特意给他带了一小坛姜，彭德怀马上就要掏钱。陶铸不收，两个人推来让去。结果陶铸嗔怪道：我又不是卖姜的，你也不是买姜的，你干吗给我钱，彭德怀这才把钱收起来。如果有乡亲送他一罐蜜什么的，他一定把钱邮去。“伯伯的生活是俭朴的，记得他告诉过我，1938年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转送给他和朱总司令各四百大洋。伯伯将这笔钱一分为二，托徐特立带给黄公略夫人和陈毅安夫人了”。彭德怀说：“黄公略、陈毅安两位都是烈士，他们对革命贡献大，我应该照顾他们的家庭。”“庐山会议上有人指责伯伯‘伪装朴素’。可是对伯伯来说，所能奉献的都奉献了”。彭德怀也很痛心：“从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四十年如一日，这不是什么伪装得了的。”

　　彭钢回忆，伯伯对属下的严厉也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对高级干部。“我也问过他，为什么你对人家那么严。他说，你不知道，我们是要做表率的，是要带兵的。假如士兵的问题处理不好，在战争当中是要死很多人的。都是生命，谁家的儿子不重要？谁家老百姓的孩子送来当兵不应该受到保护啊？战争当然是要牺牲人的，但是不必要的牺牲是要避免的”。对属下严厉，对家属则是严苛。1955年授衔时，彭钢的哥哥彭起超被授予中尉军衔。彭起超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参加过保卫延安的战斗，和同代人相比，他的军衔整整低了一级。而要求哈军工给彭起超降衔的人，正是伯伯彭德怀。

　　彭钢说：“有的人说伯伯很粗暴、很简单。我不这么认为！伯伯的悲剧不是简单的性格问题，而是一个体制的悲剧……”

　　有一次，伯伯和彭钢谈到唐太宗李世民，说他善于纳谏，从善如流，闻过则喜，胸怀很大。彭钢问他：“你能做到闻过则喜吗？”伯伯笑道：“我做不到闻过则喜，但可以做到闻过不怒。”

　　英国历史学家菲力普·肖特在他写的《毛泽东传》中，这样评价彭德怀：“在他的生命中只考虑两件事：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和他的人民的幸福。”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来源: 《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

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441.html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