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由董宏引起的1980年代的回忆

reading · 发表于 2022-5-26 10:55:21

杨潇：由董宏引起的1980年代的回忆（上）

2021年4月26日，海内外媒体纷纷报导了中国最高检对“王岐山‘前大管家’”董宏正式逮捕的消息。一时间，继2020年10月2日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宣布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之后，董宏再一次成了被舆论热议的新闻人物。当然，关注董宏的真正原因，是对据说是他后台老板的王岐山副主席前途和命运的浓厚兴趣。

去年十一期间，北大同学给我发了一个《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董宏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人民网新闻，并加评说：“抓贼的怎么也成贼了？”我看到回复说：“我知道一个董宏，是原来人大学生会主席、薄一波的秘书，是他吗？”

作为一个副部级的中央巡视员，董宏不算是什么大人物；而且即便在他那个级别的官员圈中，他的名气也并不显赫，我相信知道他的人不会很多，他的出事在国内一般民众中很难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虽然我自承记忆力特强，但也并非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就能瞬间说出他的身世传承。我之所以能脱口而出董宏，是因为今天不见经传的他，当年在北京著名高校的学生干部圈子里口口相传的名声极大——至少在我这个交游和人脉层次的学生干部圈子里名声极大。

董宏是79级人民大学党史系本科学生，属于文革后高校招生的第三批。按照当时大学学生会换届规律，他应该是81年4月开始担任人大学生会主席的。等到我上大学时，董宏已经从人大毕业，分配到了中顾委，担任薄一波的秘书。

当年对董宏毕业去了中顾委这么一个养老休闲、暮气沉沉的闲缺所在，我们都大不以为然。要知道那个年头北大、人大这些名校的学生都是天之骄子，他们的身价、光环是今天的大学生们打破脑袋也无从想象的；至于校学生会主席、副主席这种顶尖的学生，则像经过了殿试钦点，一毕业都是要直接做官的——比如文革后第一届北大学生会主席、77级经济系张玮，一毕业就被天津要走，担任天津团市委书记；比如同届北大学生会副主席、77级法律系李克强，毕业后被北大留做团委书记，仅两年后就获任团中央学校部部长；比如文革后第二届北大学生会主席、78级中文系潘维明，毕业即担任北大团委书记兼北大党委办公室主任，也是两年后即去上海担任了市委宣传部部长，等等。再往后几年，文革后第五届学生会副主席、81级中文系谭军毕业前，五、六十个来北大要人的中直单位看了档案争着相招。不过如此盛况好景，持续了并不长时间：到了82级、83级毕业，一是大学生已经僧多粥少，二是生源基本已回归应届高中毕业，三是国家开始不包分配、“双向选择”问世，以至北大学生毕业去向一落千丈。

我认识董宏，是在85年春天，通过人大学生会的朋友。虽然和董宏相识了，但我生活在北京西边的海里——未名湖，他工作在北京中心的海里——中南海，距离隔着半个北京；我活跃在青春飞扬的氛围里，他麻木在垂老残喘的环境中，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联系和往来。

然而，世事吊诡、“天意终难料”。谁也想象不到，仅仅过了半年多，我们分处的两极世界竟然一下有了交集；我们居然因为各自的公事又见了面，而且一见就连续见了四天；

这四天的见面，又竟然分别是在人大会堂东大厅、怀仁堂和人大会堂浙江厅。

1985年夏天，中国的城市改革已经进入第二年，开始有了步履维艰的迹象。一年前还热情洋溢，满怀喜悦、激情与憧憬地喊出“小平您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逐渐产生了挫败、怀疑和焦虑的心态。恰在此季的8月15号皇军投降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了靖国神社，成为战后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人。这一事件，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青年群体对日本的观感迅速恶劣到了极点——要知道不到一年前随着日本三千青年访问中国，中日关系刚刚才达到最高峰值。随即，沉寂了多年的学潮遽然又起；北京尚岁月静好，西安、成都等城市8月下旬已然发生了以高校学生为主成千上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那个年头的学生纯真、冲动又简单，远比不上89六四时候的老谋深算，既少斗争经验，又缺乏思考，也没有内部泄密，更得不到长胡子的人在背后指点，完全是凭着直觉和出自本能的蛮打猛撞——西安游行行列中打出“打倒胡耀邦”、“胡耀邦下台”、“抗议卖国政府”的横幅标语，喊着“胡耀邦是胡乱邦”的口号，因为他们没忘了去年胡耀邦和访华的中曾根康弘夫妇在中南海住所的四人家宴、听说过是胡耀邦擅自做主邀请三千个包括从没跨出过本岛的北海道农民在内的日本青年免费来中国旅游……一向以“为天下先”自我要求的北大学生意识到自己这次已经落后，失落加焦躁，于是憋足了一口气计划在9月18号“九一八”纪念日这天去天安门搞一场大的，后来居上，争回北大的面子。这样跃跃欲试、大小字报连天、四处串联鼓噪的，上至中央政治局、下至北大党委早就侦知详细、恐慌万状。其实最要命的，还不是在9月18号大家心目中那个国耻日里打正在和日本好的蜜里调油、腻腻歪歪的党中央的脸，而是不知哪个倒霉催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把当年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日定在了9月18号大家心目中那个国耻日！说起1985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中那可是非同小可：要知道中共建政至今，仅在1955年和1985年召开过两次全国代表会议，那是有不得不开的极其重大的原因——1985年这次，是邓小平急于要为想象中的“全退”提前做好人事、组织的安排与布局，实在等不及两年后的十三大——。九一八国耻日举国欢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胜利召开，本已是不伦不类，要是再让学生们在会场正对的天安门广场胡天黑地的折腾一番，这个脸可就丢的大了。那时距离六四还很遥远，共产党还很要面子、还丢不起这个人。于是，全党行动起来、书记处直接操作，想尽一切办法要提前将学生的企图扼杀于萌芽，不使当天酿成大乱。在今天做新旧比较，九斤老太的感叹、“一蟹不如一蟹”的民俚俗语，那真不是盖的：1985年的共产党简直是李世民再世、宋太祖还魂，百分之百的明君圣主：没人被抓、没人失踪、没人嫖娼，连茶都没人让你喝，有的只是采取政治学的方法、思想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情感学的方法一遍遍做工作。这样耐心细致、苦口婆心、不屈不挠、不厌其烦的唐三藏级别的工作一直做到9月18日凌晨，眼睁睁还没效果，于是党中央连夜断然决定采用物理学的方法： 9月18日当天锁上北大校门，禁止所有学生离开北大。但这一举动，也是冒了足以震动全世界的风险：北大87年历史上、北京870年岁月里，除了监狱，这种事还前所未有、闻所未闻。如果不是黔驴技穷，被逼到了墙角、快跳进了黄河，党中央绝不可能出此下策，做出这样低端行为、粗俗举动——不过也由此可见那时党的为人之良善：宁愿自残，也不去祸害学生。

万众期待的9月18日终于到来了。中午时分，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秋风舒爽，在外面世界各国媒体的注视下，几千名学生聚集在北大南门，待时而出，目的地天安门；与此同时，同样多的学生乱哄哄地汇聚在图书馆前，有人挥动校旗做引导，似是作为出外的第二梯队。下午一时许，以校长丁石孙名义播出的广播讲话一遍遍回荡在整个燕园；如此罕见绝少的举动、那种急促威严的声音，让人听了浑身一阵阵肃杀，如同动荡时刻、巨变关头、大乱将临——那一年，丁石孙的政治态度尚未鲜明，大家还不知道他即将要和蔡元培一起青史垂名、成为北大双峰，更还没有人做“丁之颂”，所以学生们对广播讲话深恶痛绝，第二天就把它和1976年4月5日晚上吴德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讲话稿并排贴在了三角地——。在对丁石孙讲话的一片嘘声和咒骂声中，北大南门依旧大敞四开，并未像学生们已经风闻的那样铁将军把门。只是，像面对传说中“八字大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解放前的衙门一样，心怀天下却莫名一文的这几千名北大学生，个个望门而止，没一人越过大门。原来，大家事先或凭借经验推测、或听到惑众谣言、或闻知政府有意放出的风声，总之一致确信一旦出了北大校门，等着自己的就是水龙、警棍、暴打和监牢；而近在咫尺从南门外一直排到中关村十字路口的数不清的警察和警车更是无法埋头掩耳——北大学生虽然一向以难酬蹈海、我以我血的传统而自诩，但大家毕竟是来上学而不是来玩命、献身的，大家渴望取义，但年纪轻轻并不像舍生，遇到一个总逼你舍死亡生的冷血政府，谁能不怕呢？

就在众人犹疑不决、逡巡不前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有运动经验的人都知道，持久的这样犹豫拖延、进退唯谷，极易消磨士气、怀疑自我、涣散斗志、动摇人心、滋生胆怯，也就是曹刿论战说的那样一鼓作气再竭三衰，必然导致人们的失望、挫败感和失败情绪，最后兵败如山倒，而酝酿中的巨变终至化于无形——这也是政府一方每次都挖空心思努力要促成的。但就在这时，隐藏在人群多个位置的处心积虑者开始有节奏地呼喊简单的短语：“出去、出去”、“上街、上街”！这是一种极为奏效、屡试不爽的手法：如同传染一样，有节奏呼喊的面积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响，几个人的呼喊很快变成了千人一致的咆哮。前些年我看过一本国内翻译出版的法国研究秘密战的书，里面讲到：在群众运动中最简短、最通俗的口号，是最有效、最鲜明、最具号召力、最有鼓动效果、最易被接受和牢记、最能激起现场情绪和冲动的口号，一句话：把长篇理论化作一句简短、重复的口号是煽动群众的不二法门——此所言不虚、诚不我欺也。

说时迟那时快，在把现场数千学生带动起来一起呼喊、调动和推高了众人的激情与躁动之后，暗中策动者们紧接着开始了第二个关键步骤：一些人跑到人群最前方并排向大门迈近，其他人在人群中、人群后发力向前推搡人群。于是迅速地，大队人流开始顺势借力向大门涌去。

我在北大那些年，观摩了不下十次大规模群体运动的临场酝酿和轰然爆发，深谙其中规律：百分之九十九的聚集者开始并无一定打算，均属胆怯、犹豫的旁观者，下一步如何举动完全取决于临机情势；于是，暗藏的策动者就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在那瞬间即逝的可能运作的时间里，操控、鼓动和推涨的技巧无一不是：开始随意乱叫、力争让无声的人群噪动起来；然后反复、有节奏地呼喊同一句简短的口号，直到把全体在场者带动起来一起喊；再然后有一个人跳出人群往前一冲，大家借势就爆发了，而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与法不究从者的信念会使加入的人越来越多——至于此后能持续多久、又会引发什么结果，就只有听天由命了。我的这个经验和心得，想来可以补充进《乌合之众》一书和CIA教程中也！

回到9月18日的现场。就在被激动起来的大队人流堪堪就要来到北大南门前面的一瞬间，早已摩拳擦掌的校卫队员们按照党中央的预案、根据不知什么暗号，轰然一声，将北大南门牢牢闭合、重重落锁！

虽然早知道有此一举，但南大门真的关上的一刹那，还是大大激怒了学生和人来疯们。众人叫骂着冲向大门，用力推、拉，健壮一点的开始攀爬、翻越。大铁门来回晃动、咣咣作响。那个年头，共产党煽动学潮轻车熟路可制止学潮还手足无措，高校官方应对学潮还少有心得手法；不得不处在一线的干部们既不懂圆通滑头、也不会灵活机变，为了完成军令状或者火线表现，只知道拼命硬干、舍身蛮干，所以在场的一大批各系学生工作组、校团委和学生会干部们见此情景，干脆硬冲径上，用肉身去阻挡、拉扯、制止和搏斗，现场乱作一团。

与此同时，图书馆前广场上校学生会干部则直接扑上去抢夺闹事学生手里高举的校旗。

也是与此同时，五四操场还在如期举行一个官方正式的“北大学生纪念‘九一八事件’五十四周年、抗议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大会”。这是党中央授意，为引导学生以“校内纪念九一八”替代去天安门游行示威所提供的一个出气的场合。对这种一厢情愿，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抱什么希望，所以还是把好钢用在了“关大门”这个刀刃上。不过，五四操场的集会还是分流了上千或是靠拢组织、或是少年老成、或是胆小怕事、或是新进入校但还是要凑热闹见世面的学生。大会由校方事先安排好一系列演讲人和演讲内容，内定演讲者讲完后，其他人随意上台、自由表达、不加限制。当然，那天我也是演讲者之一。

举世瞩目的1985年9月18日事件的最终结局，是当天下午没有一个学生能迈出北大校门。之前分散出校、潜伏广场的北大同学和其他大学零星前来的学生，左等右等接应不到大队人马，那时没有手机，也根本无法知道苏区情况；孤悬海外，处于强敌包围下的游击战士们，在和中央主力失去联络的情况下，表现出了高度的独立精神、灵活的革命策略、高超的斗争艺术、优良的政治素质和顽强的战斗意志，现场临时决定独自开展行动。他们集结成方队，绕天安门广场游行，高呼：“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进步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然后安静的散去，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样，北京保持了基本的稳定、中国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中日关系没有被不和谐的声音所干扰。不过，取得这个大体圆满的成绩，并非是源自党中央的决策英明、北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广大党员积极分子的立场坚定和艰苦工作，而是由于北大南门以及门锁质量的过硬。

从1978年改革开放直到1985年9月18日，大学生群体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青眼有加、着力推崇、广泛弘扬的中国青年的“三个代表”。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游行时，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小平您好”横幅的举动，更让邓小平顺意舒心、龙颜大悦，对大学生愈发丈母娘看女婿。9月18日事件一出，中共高层大为震惊、诧异莫名，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的妈宝怎么就突然成了离心离德。彼时的共产党比不了现在，对脸还看得很重；他们那时的心理，还和89年六四之后对大学生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再也懒得和风细雨润物无声，而是直截了当不由分说的整肃、管制、改造和惩治的状态有万里之别；他们还像半是执着、半是强迫症的痴心汉，怎么也不能接受从前百依百顺、千娇百媚的情人美娇娘有朝一日忘恩负义、翻脸无情、移情别恋、另从他人，遂发誓不管采用什么手段、付出多少代价也在所不惜、务要挽回重来一样，无论从心理上、情感上、面子上都无法允许自己曾经的宠儿、承恩者加粉丝的大学生们无缘无故的反戈和背叛，下定决心要克服万难，做一个天大的工程，扭转乾坤、重新开始。

这样，从85年十一过后，中央、部委、省市，从上到下的各有关部门派出了大量领导干部深入到全国各个高校中，蹲点、摸底、调研、对话、交朋友、同吃不同住。分配到北大的，是北京市主管文教的副市长陈昊苏和团中央主管高校的书记李克强。那年晚秋和冬季的四、五个月，在树木杂色下，在金凤落叶里，在寒风瑟瑟中，在孤星和雪光间，在清晨、午后和夜晚，在北大的各个场所，每天都能遇到陈昊苏和李克强好几次，他们好像也同行同止、须臾不分。陈昊苏当时名声赫赫、又是名门之后，李克强是北大后生们的榜样和偶像，寻常见这两人颇为难得，每一见都抓住机会尽量多说几句话；没想到现如今一天能见八次，到后来再见都无话可说了，点下头赶紧走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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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 发表于 2022-5-26 10:57:05

杨潇：由董宏引起的1980年代的回忆（下）

从1978年改革开放直到1985年9月18日，大学生群体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青眼有加、着力推崇、广泛弘扬的中国青年的“三个代表”。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游行时，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小平您好”横幅的举动，更让邓小平顺意舒心、龙颜大悦，对大学生愈发丈母娘看女婿。9月18日事件一出，中共高层大为震惊、诧异莫名，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的妈宝怎么就突然成了离心离德。彼时的共产党比不了现在，对脸还看得很重；他们那时的心理，还和89年六四之后对大学生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再也懒得和风细雨润物无声，而是直截了当不由分说的整肃、管制、改造和惩治的状态有万里之别；他们还像半是执着、半是强迫症的痴心汉，怎么也不能接受从前百依百顺、千娇百媚的情人美娇娘有朝一日忘恩负义、翻脸无情、移情别恋、另从他人，遂发誓不管采用什么手段、付出多少代价也在所不惜、务要挽回重来一样，无论从心理上、情感上、面子上都无法允许自己曾经的宠儿、承恩者加粉丝的大学生们无缘无故的反戈和背叛，下定决心要克服万难，做一个天大的工程，扭转乾坤、重新开始。

这样，从85年十一过后，中央、部委、省市，从上到下的各有关部门派出了大量领导干部深入到全国各个高校中，蹲点、摸底、调研、对话、交朋友、同吃不同住。分配到北大的，是北京市主管文教的副市长陈昊苏和团中央主管高校的书记李克强。那年晚秋和冬季的四、五个月，在树木杂色下，在金凤落叶里，在寒风瑟瑟中，在孤星和雪光间，在清晨、午后和夜晚，在北大的各个场所，每天都能遇到陈昊苏和李克强好几次，他们好像也同行同止、须臾不分。陈昊苏当时名声赫赫、又是名门之后，李克强是北大后生们的榜样和偶像，寻常见这两人颇为难得，每一见都抓住机会尽量多说几句话；没想到现如今一天能见八次，到后来再见都无话可说了，点下头赶紧走掉。

以上面所说的这些沉底工作为基础和准备，一次规模恢弘、影响巨大的台面活动终于在当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登场了，这就是当时隆重报导、连篇宣传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座谈会”。

这个活动，名义上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实际则由团中央和国家教委操办；名义上是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整数年，实际上全是因不久前的9.18学潮而起。座谈会出席者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为主的80多名中顾委委员和120名北京各高校学生、教师。薄一波、宋任穷、黄华、刘澜涛、吕正操、袁宝华、蒋南翔、段君毅、彭佩云、何东昌等等悉数到会。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据说是提前结束外地考察赶到了会场。

这次劳民伤财、广为张扬的活动，官方的目的分析起来有四个：一是融洽和亲近政府与大学生的关系，二是了解探听大学生所思所想，三是对大学生进行灌输与说教，四是对国内外自吹自擂。这四个目的，最后达到的程度各自不同。拉近、提升政府与大学生间的距离和亲密度算是做到了，至少在参会的学生里实现了：学生们觉得自己被党和政府如此重视因此心满意足——如果不是受宠若惊的话，而面对面地见到从小学开始就在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书中熟知的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惊喜、兴奋自然可以想见。这从23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幕现场就可以窥见。开幕式和集体合影前后，大学生们一群一群涌向和围住李鹏、薄一波、宋任穷等人，像迎接和包围自己心目中的男神，争抢着请他们签字、合影——由此也可见，在85年底之前，官民积怨、社会矛盾还不深重和激烈，大学生们还简单单纯，头脑里很少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概念，心中对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亲近也多于敌视和抵触。第二个目的达到一半：座谈会参加者都是各学校自上至下安排的，找的都是信任的、确定不会说出格话做出格事的党员、积极靠拢党组织和报效祖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学生干部、年轻投机家和有奶就是娘分子——那几天我认识的京城各高校有头有脸的学生贵族全集中到人大会堂来了——，从他们嘴里当然别想听到真知灼见。但尽管如此，在那个开放、自由的时代气氛影响下，还是有一些爱党护国的耿介之士或一厢情愿要做党和政府的诤友、或像《茶馆》里的常四爷一样“我爱大清所以我骂大清”，讲出了一些甚至很尖锐的意见。同我一组有个学生提出：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我们面临着全新的挑战、课题和任务，这一切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所以老一辈和我们青年学生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应该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教训人的面孔。“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是共产党的正式说法，“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是84年在知识分子中红透半边天的《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两本书里的发明，该学生把两者结合，演化出无懈可击的新意，让我极为佩服。董宏后任的人大学生会主席、北京市学联主席、人大82级社会学系张建明也参加了会议，座谈中他讲了十个方面的意见，其中一点最为有意思，说现在有一个现象社会反映十分强烈，“就是干部子弟接班”，他接着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弟接班我们赞同也非常信任，因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他们的后代也不会错。可是，有些处长、县长、村长的子弟也接班我们就想不通了”。当年还没有“高级黑”一词，我坐着好容易忍住没笑出声来。张建明虽然是上海人，但为人热情宽厚，极有老大哥风范，当年思想颇为自由开放，他曾对北京团市委书记林焱志“警察打人没错呀，警察就是打人的”的名言十分不屑，说：“警察打人也有个合法性的前提，否则我找个警察来打你林焱志一顿，你是不是也觉得理所当然呢？”这话比白活他好多年的林焱志有见地多了。张建明后来先后做了北京市教工委副书记、北京市委副秘书长、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也和董宏很熟。第三个目的应该说一点没达到：那些早年刀光剑影、晚年作威作福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们，把精力全用在钻研、领会共产党的哲学上了，对人性欠缺把握和理解，不像我早就懂得：对一个十八岁以上、三观早已固定的大学生，你想影响、转变和教导他，纯属白日做梦；特别是北大这种眼高于顶、目空一切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和小滑头们，他们比老头们同龄的时候那可活泛、机灵多了；他们怎么想的、如何动机，老头们搞都搞不明白，焉谈施教？所以西方大学“只教书、不育人”的传统才是高杆的真知灼见，可惜共产党总是冥顽不化、死不觉悟，迷狂意淫于“改天换地、造就新人”，到头来皆为黄粱妄想，就像李光耀说的“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一阵雨后一切都荡然无存，而中国还是中国”。最后第四个目的应该说完全实现。由于对今天政治生态的反感与失望，人们普遍从心理上对80年代刻意普希金情结（“过去了的，一切都成为美好的回忆……”）、在记忆中对胡赵新政过度超现实美化。为了写本文，我特地上网搜索了一下1985年11月下旬这次喧嚣一时盛会的记载；本想36年过去，历史浩瀚、兴亡悠悠，多少风云际会、无数风流人物、遑论能臣奸雄，在岁月的烟波之下，都已雨打风吹、淹没无存；而且当年既没有网络，后人也不会如我一样对它情有独钟念念不忘地在多年之后电子补录，所以已抱注定一无所获的念头。不料一搜之下，我居然找到了一篇当年烂熟于心、至今记忆犹存的1985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23日有关会议通稿的电子版！一目之间吾恍然：时光倒转，今夕何夕？35年弹指一挥、一枕黄粱、宛如虚度……我忽然想到，此时不知何所在的董宏，虽然万里之隔、人妖殊途，但和我一定心心相印、情同一念、意求连通，并为求不得而饱尝生命之苦痛，那就是：但愿散尽千金、黄祖不做，只要能换回那个如诗如画、如歌如诉、如梦如幻的大学时光和青春少年……我再重看《人民日报》上那篇新华社通稿，那时是人们公认的1949年以后最美好的几年、是改革派主将朱厚泽做中宣部长的日子、是胡耀邦倡导“宽容、宽厚、宽松”三宽的时代，但官媒上居然一如既往，发自本性、源于基因、习惯成自然和本能的满纸谎言、极尽欺骗，而且一个小小的座谈会也党国大事般的令堂堂党报都只能登新华社通稿，这些都和中共肆虐的其他岁月毫无二致；更由于我是置身其中的亲历者，因此此刻看了，难以置信、触目惊心的感觉甚至还大于今天官媒对那些我没有经历的事情的谎言与欺骗。有这种下作的新闻和它上面的好此不倦者，如此磕炮自慰，如此溺毒不戒，如此手淫不歇，如此自欺欺人，几年后要是不六四爆发、全民造反、举国起义，都他妈对不起他们呀！

作为中顾委的常务副主任和历来闲不住不安分的薄一波，在这次活动的自始至终，都是最积极、最活跃、最敬业的一个，当然地位也属他最高。他早来晚走、四处游动、八方巡察、无所不在，开幕讲话、大会发言、听座谈、做记录、随时插话。董宏是薄一波政治秘书，俗称“大秘”，当然行走左右、随扈不离、全程打理，只要看见薄一波的地方肯定能看到董宏。这样，同我把和薄一波一辈子的面这次都见了一样，我也“不下则已、一下倾盆”地把和董宏一辈子的面在这几天全见完了。前面说是一连见了四天，可是一天见了数不清的次数。见第一面时有久别的热情、问候，第二面寒暄几句，后来简单打个招呼，再往后点下头，到最后皮笑肉不笑一下就过去了。

其他在场的中顾委老人们就不像薄一波那样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了，看上去糊涂的不说，不糊涂的也像是被抓差和来应卯。除了蒋南翔、李昌少数几个有发言和表演任务的，绝大多数老同志开会时闭目养神、休息时悠哉游哉，几天下来话语寥寥。我找宋任穷说话，此公晚年身形矮小、嘴角歪斜，浑无“打出来”的开国上将气概，一口浏阳口音老而弥浓，不知所云。黄华毕竟当过外交部长，衣着整洁、外表儒雅，不似好多老干部一辈子不修边幅，连裤门扣都懒得系；他自由生活在北京，一口京腔很是亲切；但人毕竟老了，已显现老年人的迟钝和独特：他问我名字，然后摘下鸭舌帽，用手指在帽子上一笔一划地写给我看。宋任穷和黄华后来分别活到95、97岁，薄一波则一直到99岁，可见淡泊养生者未必熬得过野心勃勃、苦心孤诣、上蹿下跳者。眼前这些老人步履蹒跚、鹤发鸡皮，当年各个出将入相、行走军机、参知政事、划土封疆、拥兵十万；他们高矮胖瘦、丑的俊的、轩昂猥琐，但一个个都气派不凡、红光满面，一望而知非寻常人也——那是多少年位高权重、颐指气使、生杀予夺、养尊处优、威福自享才养成的，难怪演他们的演员拿腔作势的练习旷日看了还觉得不伦不类。老同志们的开会功夫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天天一坐八、九个小时，我们既年轻又专业上课的一天下来腰酸腿疼、精疲力尽、烦躁不堪，那帮老人却毫无倦意、如同初始。服务员一会儿加一次茶、一会儿递上一碟又热又湿的小毛巾；少见多怪的学生们在学校很少有机会喝茶，更没人见过频繁送上小湿毛巾搽脸的这种细致入微的高端服务，也本能感觉这毛巾无数人重复使用即便再怎么消毒也不太卫生；老同志们则轻车熟路、驾轻就熟、习惯自然，每次毛巾一送上，立刻打开摊在手里，往大油脸、红脖子上左左右右反反复复上上下下一遍一遍地擦呀擦。最奇怪的是很少见他们上厕所：如此好的肾脏和前列腺，显然是每年成百上千亿卫生经费、民脂民膏堆造出来的。这些达官显贵、高爵勋戚，寻常家里有一个就可以横行街肆、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此时一排排一列列搓着堆数不过来的在我身前。我不禁感叹：这打下来的马上天下和投出来的票选政府真是太不一样了，选出来的你干活才付工资，而僭取的江山不得不厚禄肥脩地供养着成千上万的云台阁和凌烟阁的泥塑木雕——我甚至想象文革时毛泽东之所以想方设法除之们而后快，是因为深感负担太重，党国已无余粮继续奉养这些要求很高又存之无味的大爷们了。

在那次规模宏大的座谈会上，比薄一波更忙的，恐怕只有李克强了。作为具体操办单位最年轻、同时主管高校工作的团中央书记，李克强是现场总指挥、总协调、总调度，最关键的，还是老同志们的总服务。第一天开会一进人大会堂前厅，就看见他忙前忙后、脚不停步，拉着这个说几句、拉住那个交代什么。就在大队人马开始步入大会会场准备就坐开会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左前方不远处，陆昊在人流中从后面拉住了李克强，对李克强说了几句话，很显然他是第一次见到李克强。随后，让我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两个人交流片刻后，就并肩走向十几米开外大厅尽头的一对沙发坐下。陆昊恭敬又滔滔不绝地说，李克强看上去虽然有些坐立不安，但还是凑近认真地听着。我大为惊讶，心想我们和克强这么熟，但在他忙的焦头烂额的这种时候，碰到点下头也就罢了，陆昊一个刚进北大两个月的后生晚辈，居然勇气如此，在这种火烧眉毛的场合和时刻，好意思拉着李克强特地走到远处清净地方坐下听自己长篇大论讲了五、六分钟，而不知道究竟讲的什么李克强也竟然能听的下去，实在让人不可思议，也足见此人非同小可，是个罕有的厉害角色。

陆昊可以说是他那个领域的天才。2003年他以36岁的超轻年龄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绝对前无古人，大概率也后无来者。再往后几年一个变迁：2008年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2012年进入中央委员会、2015年任黑龙江省代省长和省长、2018年任国务院新成立的最大部国土资源部第一任部长，一概是史上最年轻者。不过，陆昊也是典型的起早赶晚集——至今在副部正部这个阶级上整整呆了18年，心中焦躁可想而知。如果不是2012年的节外生枝，陆昊在20大进入政治局当无悬念，而他也是还在学生时就以成为常委为人生目标的。可如今，一切都搞乱了，再没什么有谱的事情了。和陆昊共过事的人说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虚张声势的话不假思索张口就来。2016年他在全国两会黑龙江开放日上斩钉截铁地对记者说：“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钱收入”，结果第二天双鸭山八大矿区数万工人和家属就上街游行，高举“我们要活着、我们要吃饭”、“共产党还我们钱”、“陆昊睁眼说瞎话”的标语。我看了报导，暗笑这真是活灵活现的一个陆昊。当年陆昊初进北大，到我这里拜码头，毕恭毕敬、温良恭瑾，给人印象极好，如今忆起，恍如昨日。

11月23日第一天上午会议结束，在人大会堂小宴会厅招待参会者吃中午饭，主要算是慰问、犒劳学生。这是我在人民大会堂吃的第一顿饭，没有酒，菜很丰盛，味道、质量、材料、花色那是没得说，真好——难怪后来开餐厅的都千篇一律做广告骗人说自己是人大会堂国厨主理。薄一波、宋任穷、黄华、李鹏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们是一起吃还是回家吃我没注意，当时也顾不上注意了。吃饭时老同志和学生们分开，单独八桌；这倒不是老同志不肯与民同乐、与学生共饭，不愿在国宴桌上忆苦思甜、今昔对比、生动活泼的继续循循善诱，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而是主办方很知道那年头大学生都是饿死鬼托生的，如果老一代革命家和革命接班人同桌共食，“饭口上无老幼、尿急了没贵贱”，手脚不灵的老同志们估计就只能干瞪眼最后喝汤了。这当口学生们也不趋炎附势了、也不溜须拍马了，也不追星聆教了，也不撩汉吊棒了，管你什么书里画上的人在边上旁观，眼里此刻只有鸡鸭鱼肉，一百多人扑上桌子一言不发一刻不停地往嘴里送根本来不及嚼先放进去再说就差掉出来了。这幅震撼人心的场面，老同志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恨铁不成钢在肺腑中，想必既伤心、愤懑又鄙夷：伤心、愤懑的是刚刚还围在自己身边甜言蜜语的大学生们瞬间就腮帮子鼓鼓的、党亲国亲不如对虾亲；鄙夷的是这些小叫花子的，一顿饭就能收买了。当然有忧患意识的老同志也观之深思：大学生的生活真是太苦了，老说“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不重视教育”，眼前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惨痛例子吗？如此有上顿没下顿的，将来揭竿而起或者敌人策反，怎么整？

11月27日，是整场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几天来，自中央电视台、《人民日版》以下，全国广播、电视、报纸连篇累牍，把党和国家对当代青年的关怀、温暖、雨露、体贴、殷切期望和无微不至，把中国大学生对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由衷敬仰与热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与追求，表达的无以复加、描述的无可回转，让人看了听了脸红心儿跳，相信从此之后天地一家亲，党把大学生认作了自己的亲子弟，大学生也断了二心、绝了他念，死心塌地、一心一意地跟党走。这最后一天，应该是雨过天晴，轻松快乐地欢歌笑语，庆祝胜利落幕、美满结局、百年好合，加上彼此祝福、依依不舍、情意绵绵，深情合唱《团结就是力量》、《友谊地久天长》的日子。

谁料到，在这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刻，风云突变、异象横生、情势急转，会议非但没有提早结束，反而前所未有地一直持续到深夜十二点，而无数人也度过了一个怵栗、恐惧、不安、提心吊胆、一宿无眠的惊悚之夜。

11月27日下午开分组会。我们这组会议即将结束时，大家都长舒了一口气，心想终于可以回学校吃剩饭剩菜了。会议结束，我们刚要起身，有人进来宣布：休息十五分钟，然后在某处用快餐，临时决定晚上七点继续开会。

晚上七点钟，大家疲疲沓沓回到原地坐好，继续开始。马屁、吹捧、恭维、表演、誓言从第一天起始就已经充分淋漓，电视、报纸该踪的都踪了，该传播的都传播了，这会儿即便还想谄媚，也没人再给你好脸了；而对党的交心、诤言、牢骚，党如果不是装疯卖傻或者愚不可及，早已一点就透、心知肚明了；现在临近尾声又都精疲力尽，所以除了几个一直没来得及表现，意料之外居然又有了个最后机会一定要抓住的人，大家都心不在焉、左顾右盼、哈欠连连。

堪堪熬到八点半，该讲的、不该讲的都搜肠刮肚车轱辘地说完了，再无一人开口。这样冷场了好几分钟，已经在会议第一天、第二天发言多次的陈新权好意打破尴尬，就又张了嘴。陈新权，北大哲学系博士、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后来担任了乔石的政治秘书，再后来任中共中央金融工委宣传部长、中国保监会纪委书记、中纪委委员、中纪委驻保监会纪检组长。陈新权张嘴没讲几句，开一下打开了：薄一波在董宏几个人的跟随下，半驮着背，快步走进了浙江厅。

参加此次活动的最高领导人薄一波突然光临，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工作人员宣布：薄老要参加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各位同学交流。在热烈的掌声里，中间的沙发让出来给薄老坐下，董宏则搬了一张椅子坐在薄老后面。薄老用细细、尖尖的山西晋北起伏错落像唱歌一样的声音说话了：“刚才是谁在发言？嗯，你叫什么名字？趁信劝。你好像也是山西人？哪里的？好，你继续说。”

陈新权后面说什么，我一概没有听到，只顾一个劲打量这个距我咫尺的“说书中”的人物。

我很早就知道薄一波，早到不该知道的小小年龄。那是在奶奶家平时没有人住的宽大明亮、阳光明媚的西洋风格的屋子中寂静的下午，我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看各种文革时红卫兵小报的时候。薄一波应该不是象流氓成性、玩弄妇女、民愤巨大的杨虎城儿子杨拯民那种恶行昭昭的走资派，否则的话我一定会记住那些揭露出的内容。后来大了，我会看阶级斗争史了，又知道了他是大叛徒、大内奸，是1936年从北平军人感化院“爬出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首要分子。再后来又不知从哪里道听途说他是阎锡山的外甥，和也是传说中阎锡山的小老婆、谢富治的爱人、文革时候的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看来还是亲戚。现在这个人就坐在距离我几米的地方，始而仰头一动不动的盯着天花板，似在认真听且沉思陈新权说什么，时而用笔在一张纸片上写几个字；他穿着印象中永不离身的中山装，鼻子高高的，头发蓬乱地翘着，白眉毛罕有的浓重且长桠横舞，颇有寿星和仙风道骨的感觉。当时离1987年1月还很远，没人知道他对改革和胡赵恨之入骨，更无法想象后来他赤膊上阵把胡耀邦气得嚎啕大哭，所以即便不觉得他有多么慈祥亲切，对他也不存厌恶。

陈新权的讲话很快完了，薄一波环顾四周，问：“还有要讲话的吗？”众人无语。他说：“那好，时间不早了，我来讲几句”。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讲几句，一下就足足讲了两个小时！

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除非你打定主意一言不发，否则参加座谈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你得一边听别人说、记住并理解他讲的是什么，一边在头脑里酝酿、模拟自己的发言，不断根据前面的讲话和现场的情况调整、组织和润色；另外还得策划好发言的最佳时机，尽可能语惊四座、让人耳目一新。如今俱往矣，这些心都不用操了，有薄老辛苦代劳来总结陈述，七、八十岁的老人絮絮叨叨地正好让自己可以只听不想的享受会议结束前的最后轻松一刻了。

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薄一波讲着讲着，脑子的清晰、性格的强势越来越显现出来，到后来渐渐声色俱厉，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两个小时所讲，令我始终不忘的，大致是下面的内容：

——这几天同学们踊跃发言、认真热烈，充分体现了当代大学生们关心国家改革建设事业、思想解放、朝气蓬勃的特点，也说明你们对党的热爱和信任、与党是同心同德的。

——但是，在一些同学的发言里，也可以明显发现存在的不少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主流，但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和重视。

——这些突出问题就是：一些人思想是混乱的，认识是糊涂的、观念是错误的。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会很危险。我们老一辈有责任给你们指出来,保证你们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做党的事业的接班人。这样我们才会放心，这对我们国家、对你们自己都有利；

——改革开放、打开窗户的同时，要防止坏的东西、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和丑恶现象，比如贪污腐败等等乘机而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向不动摇，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倾向和行为。大学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大学生必须自觉抵制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企图；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有希望，你们自己也才会有前途。

——我看会议简报里提到，有的学生说什么：“‘老一辈革命家和青年学生现在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就非常荒唐、不知天高地厚！

——陈新权你讲的很多话是有问题的，第一，第二，第三……

——前些时候我们有人劝林希翎回来，她还和我们讨价还价。要我说，算了吧，这种死不改悔的人，不用再理她了!

……

整个两个小时，全场鸦雀无声；除了薄一波的话音，每个人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深冬的人大会堂里温暖如春，但人人犹觉冰寒彻骨；薄一波的一句句话像一阵阵冷风扑面而来，让所有人无不动容。随着他声音的低沉、高亢、尖锐、严厉，大家的心阴郁、忐忑、肃杀、惊恐不断地交替、变换。

排除陈新权、张建明几个年龄稍长者，都在二十岁以内的我们，怎么也想不通、想不到：不是一开始就说要大家放下包袱、畅所欲言吗？不是刚刚还说讲真话、讲心里话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和爱护吗？不是信誓旦旦地答应党中央会认真对待、仔细研究大家提出的每一条意见建议吗？怎么承诺犹在耳畔，就面目全非了呢？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的确都记下了，看来也研究了，可是讲话的人还没离开现场，就开始否定、清算和批判了。我们在书中、在过来人的讲述里，知道“引蛇出洞”、知道《这是为什么？》，自以为是活在美丽新世界里的洒脱、解放、独立的我们，事到临头才知道当这一切真的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我们也和前人一样的束手无策和任人宰割。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亲戚曾经讳莫如深地讲过几次、而我好像在听一个以讹传讹的遥远传说的一番话：想和共产党争高下？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那一年云南一个村子想要闹独立，军队攻也攻不进去，最后怎么样？共产党用大炮把整个村子轰平了……多少年后，我才知道确有其事，它的正式名称叫：沙甸事件。

这样在压抑窒息和心惊胆颤中，已经过了夜里十一点。终于，薄一波停下来，好像看了看表，说：不早了，今天就这样吧。已经等的忍无可忍的工作人员立即宣布：此次座谈会圆满结束。我们纷纷站起身，薄一波招手让陈新权过来和他一起往外走。

走出浙江厅，薄一波又停住，继续对陈新权高低抑扬地说着，丝毫没在意是什么钟头了——不过我想他们平常也从不操时间的心，一切有工作人员把握着——，自顾自地长篇大论。陈新权个子矮，低薄一波半头；薄一波讲的兴起，就把手举起来，用食指指点着陈新权。倒霉的陈新权满脸尴尬地讪笑着，向后微仰着头躲着薄一波的手指恭敬地聆听。后来北大校刊头版登了一张当时的照片，看上去好似薄一波指着鼻子教训陈新权，像爷爷训斥孙子。这样没完没了的大家也一起围着他们，谁也走不了。我正好和薄一波后面的董宏站在对面，当我们视线正对时，我悄悄用手指指薄一波，做了个鬼脸；董宏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高大轩敞的大厅里，只有我们几十个人，显得寂静落寞、空空荡荡、回音可闻。整个大会堂偌大的建筑一片漆黑，只有这里巨大的顶灯灯火通明。大家惊魂未定，肚子也饿了，置身其中和经历其间的一切都令人心神不宁、惶惑不安。幸好，大概老头忽然一阵困意袭来，于是斩钉截铁地说：“好吧，就到这里了，大家赶快回学校睡觉吧！”董宏赶紧伸手给他挠理头发，然后把一条围巾严严地围在他脖子上。我看了心想，这个秘书当的，活像幼儿园的阿姨。

当我们走出人民大会堂，步下那一阶阶高大的台阶、长长吐出积郁了许久的一口气时，只见夜空深邃、繁星漫天，仿佛鸟瞰着下面这个奇怪而渺小的世界、悲悯着可笑又自以为是的人间。俯视下面黑暗冷峻的天安门广场，如同铁幕中的禁囿，又像沉睡了的心脉。初冬的夜风清爽舒畅又寒意深深，我转头再一次回视人大会堂，它肃穆森严，如同一座巨无霸的古墓石茔。

坐上回校的大巴车，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四下听不到一点声音。车内的灯全部熄灭，只有路过的街灯一明一暗的渐次照亮一张张年轻而沉重的面孔。中南海在我们右侧掠过，大门口幽暗灯光映出门楼的巨大阴影，让人想象到里面的不可言说和深不可测。

汽车沿着长安街疾驶在北京俱寂无人的深夜里，卷起一阵阵深秋的尘土和枯叶。85年的北京，刚刚三四百万人，汽车也举目寥寥，而当此午夜子时，更是人迹初静、车痕阑珊，只有地上洒水车留下的水啧反射着一片片微弱的黄色光芒。宽阔空旷的路两边稀疏建筑前面黑魆魆的树枝剪影像笼罩在每个人心头。大家闭目似睡，但思绪翻滚、波澜起伏、无限心事，个个心有余悸。意气难平。

刚刚发生的一幕、刚刚过去的经历，对此刻车里的所有人都是此生上的有关中国政治的第一课，让每个人都深深体会、感受到政治的波谲云诡和惊心动魄。坐在我身后的最为有心的陆昊，一定从此刻开始了启蒙和觉醒，终于意识到今后人生和追求的道路上将充满艰难险恶、跌宕曲折、危机陷阱，将遍布荆棘沼泽、惊涛骇浪和暗礁险滩。

说到薄一波，还有一件和他有关的趣事。九十年代在北京圈子里，薄一波的四个儿子中薄熙成名气最大，很早就当了北京旅游局局长，是老百姓心中依靠爸爸当官（当时还没有“太子党”一词）的早期典型；大家都认为他即将步陈昊苏后尘成为副市长。没想到很快薄熙成就辞职下海，销声匿迹。第二个名气大的是薄熙宁，相传是北京工艺美术公司总经理，当时京城大名鼎鼎的德胜门东侧护城河北边的白孔雀艺术中心据说就是他的点，后来也不知所终。至于薄熙来那会儿则默默无闻，没什么人听说过。九几年，一个朋友找我帮忙，照看两天她闺蜜放假在家的儿子。此闺蜜是薄一波某一儿子的前妻。现在想起来，除了按年龄推算不是薄瓜瓜外，我始终没搞明白那是薄一波哪个儿子的儿子。带他的第二天下午，有电话进来，小男孩一时不便让我代接；我拿起电话，立刻听到了一辈子都忘不了也搞不错的薄一波那拐了八道湾的晋北定襄口音。电话应该是薄一波想孙子了让去他那里，小男孩别别扭扭没好气的态度和电话另一边的不厌其烦让我想，即便是薄一波这种一代枭雄，对自己的至爱晚辈，也真的是毫无脾气呀！薄一波已逝一了百了，但愿后日之当国者能记念“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圣训良知，体恤民间艰难、善待天下子孙。

1985年11月27日人大会堂那个惊魂夜晚后，我和董宏就“一别卅五年，生死两渺茫”了。期间，我只有两次听朋友嘴里提起过董宏。一次是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北大党委一个朋友屋里偶然看到南怀瑾的什么书；我骨子里是学院派，因此对这种既野狐又江湖的人和学问从不感冒，就随口问这本书怎么样呀；朋友说：“哦，董宏对南怀瑾那可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一口一个‘南先生如何、南先生如何的’”。朋友不知道我认识人大的和当薄一波秘书的董宏，也没说此董宏是否彼董宏，但我却好像世界上只有一个叫董宏的似的心想：难不成董宏搞了统战或下海了，要不怎么和南怀瑾那么多往来？既然董宏变得这么魔怔，深信不疑那些歪门邪说，看来不太像仍在体制内。另一次是多年前，当年的全国学联副主席、北京市学联副秘书长、瑞银集团（USB）中国区主席、北京瑞银证券董事长说起当初搞瑞银证券的起始，是有了念头后和董宏一说，董宏说没问题呀，于是一撺掇就成了。我当时也不知董宏是什么身份，只是心里想，他本事可够大的。

实事求是地说，以董宏当年起点之高和聪明之甚，他在仕途上的成绩理应比实际做到的要显赫的多；我认识很多从前的无名小辈，现在官却比他做的更大——不过既然今天他晚福不保、暮年血光，这一切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董宏出事以后，海外自媒体八卦什么他是北京“权力核心中的核心”、“倒一个董宏甚过倒三个孙立军”、“董宏落马将引发中国政坛的地动山摇”，一听就是根本不懂中国政治的胡言乱语，和共产党的自嗨意淫没什么两样。中国既然路径依赖严重，当然就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别说退了休的董宏，就是当年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后来的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下台出事也没什么可地动山摇的。事实证明我说的完全不错，董宏落马也就落了，除了暗地中和他来往密切的圈里人自家一亩三分地鸡飞狗跳，面上的官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的风波。

我和董宏早年相识，一辈子总共见了有数的几面，很难说出他的更多。其实我对他的熟悉和了解，远远比不上对他的另一个地位更加显赫的同校同系学长邱进来的多。邱进，人大78级党史系，毕业先后担任人大团委副书记、团中央学校部副处长兼全国学联副秘书长、北京团市委大学部部长、北京团市委副书记；86年底中国科技大学学潮后，作为教育部派出的三人小组成员，和彭佩云、藤腾一起赴合肥整顿中科大党委。回到北京后，借调到为90年亚运会顺利召开临时成立的首都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亚运会结束后重新分配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和人生历程从此发生了决定性转折：他被任命为北京国家安全局副局长，也是该局成立以来最年轻的副局长。之后的年月里，邱进青云直上，先后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八局局长、副部长。自从邱进到了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我就没再和他有联系；这倒不是因为政见原因，其实彼此太熟了，在一起反倒不装逼秀三观，也不是因为我忌讳他的身份，因为彼此太熟了，对方哪怕虎视鹰耽，自己也不会忐忑胆怯。真正的原因是我知道，世界上有三种职业，安全、律师和小姐，是不分上班下班的，八小时是在工作、八小时之外还是在工作；和他们在一起你以为是在交往，他们却还当是在工作。因此，这三类人没有业余生活、没有个人空间、也没有私人朋友。既然我和邱进的工作无关，那我想就别去打扰他了。后面几十年里，我不时偶尔听到邱进的消息，也在一些奇奇怪怪的梦境里和他相遇。有次我扫了几眼《赖昌星回忆录》，恰好看到有关他和邱进如何如何工作联系的内容。另一次更有名的是2012年2月，王立军和薄熙来反目，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中央派邱进带特别小组赴成都把王立军带回北京。神通广大的网友居然把邱进一行次日上午乘坐的国航第一班成都至北京飞机的航班号和座位号、邱进登机用的身份证和登机卡统统搜出挂到网上，让邱进一下闻名全国。我看着邱进身份证上的照片，栩栩然一如二十二年前，心中暗说：“邱老师别来无恙？”我又不禁神驰万里，想象着王立军和邱进，一个是心狠手辣的彪子，一个是虎虎生威的硬汉，棋逢对手的两个当代枭雄，在那个紧张恐怖、瞬息万变、前景不明、局面难测、水深浪急、暗礁险滩、情势诡异的重大历史和危机时刻，在深夜的禁地前、在军警密布的环伺中、在数不清的警灯闪烁下、在美国人的注视和全世界的聚焦里，走近、相视、沉默、用目光探寻、用意志较量，那简直是世纪大片的场景。我再想，如果不是那时一个刀俎一个鱼肉而是在正常情形下，王立军和邱进，身形、体格相仿，级别一致，工作同样神秘莫测，一样的位高权重、大权在握、断人生死，他们如果较量起来，意志的较量甚至身体的较量，谁胜谁负？我想虽然王立军科班出身、行伍起家，但以邱进文化的水准、广泛的阅历、性格的力量，王立军恐怕真的不是对手。我有时甚至相信，以邱进的聪明和个性，他的身份和职务只是生存或者说只是高质量生存的一个途径，和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从前邱进谈到一个学潮积极的学生时说，这个学生从监狱出来之后只能去做生意，当然现在也挣了一些钱，“但是”，邱进说：“你的家庭、你的亲人、你的学校还有社会，对你的期望，难道仅仅就是这个吗？”这句话看来是他心里的实际想法，而没有思想政治的说教色彩。不过我听着暗笑，心里说：“邱老师呀，你真的以为，如果他没闹学潮，这个制度下的国家就能给他什么更好的前途吗？”

小时候，我看过文革前于洋主演的一部电影《大浪淘沙》，讲的是北伐战争前四个纯洁正直、反抗黑暗、向往光明、追求正义、进步弄潮的热血知识青年，结为异姓兄弟，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投身革命、加入北伐；很快，时代大潮的汹涌和历史风云的变幻使他们各自的人生道路一步步分化、迥异，最终导致了彻底不同的结局。回想当年我们彼此熟悉的这些风华正茂、理想万丈的学生干部们几十年的跌宕人生，真的像被大浪裹挟着的沙砾一样，起落浮沉、随波逐流、四处飘零；也像极了上面那四个兄弟，在外力不可抗的驱使下，主动被动选择了截然相反的生命轨迹：有的波澜壮阔、岁月峥嵘，有的高高在上、同流合污，有的残民以逞、助纣为虐，有的秉持初心、舍已取义，有的独善其身、乘桴沧海，有的时运不济、折戟沉沙。被同年学弟尊为百年罕见的世界级政治家1955年生人的张炜，在担任天津团市委书记后不久，即被推荐为天津市副市长候选人，因为刚到三十岁太年轻之故落选，先后转任天津市政府外经委主任兼天津市委外事工委书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成为被美国《时代》杂志报导的明日中国领袖的第一人。1989年五月，张炜已获任命海南省副省长，不久六四屠城，他毫不犹疑、毅然决然挂冠辞职、以示抗议。去职当天的张炜，坐着政府专车上班、倒着公共汽车回家。随后，他被发配到天津社科院当资料员，妻子离去、女儿罹白血病。1993年已经38岁、多年高官的他，从零开始，坚韧前行，携女赴美，先后在哈佛、牛津获公共管理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任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多年前，张炜被金正日邀请赴朝鲜参知经济决策，在北京首都机场换机时被禁止入境，直接押上回程飞机遣返英国。张炜愤怒之余，在飞机上即席演说，成为一大轰动事件。2011年张炜被聘为香港一家集团公司高级行政经济师和执行董事，在港仍然常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呼喊发声；只不知今日香港陆沉，他是否重返英伦？张炜在学生会的副手李克强，由北大团委书记任上调离后，步步谨慎亦渐次上升，团中央、河南、辽宁……今天贵为一国首辅，却依旧朝乾夕惕、砥砺艰辛、如履薄冰、戮力社稷。张炜学生会的另一个副手张虹海，毕业后任北大团委副书记，离开北大后先后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市外办主任暨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北京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兼执行董事、北京（香港）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百灵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席。2014年张虹海退休，被香港上市公司大地国际集团聘为非执行董事兼荣誉主席。2020年7月，大地集团发布公告，称“张虹海因需要投入更多时间专注其个人事务而辞去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荣誉主席”。张虹海需要“投入更多时间”专注的“个人事务”又是什么呢？原来是周游世界和山水摄影。张虹海早就酷爱摄影，出版过几本摄影集，退休后几乎把全部时间精力花在边走边拍上，自号“逍遥老驴”，每年有五分之四的日子行驶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山、林、水、漠间。张炜的下一任学生会主席潘维明，离开北大后去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几乎与曾庆红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在同一时间。不久，潘维明发起“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和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汇集了中国最著名的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轰动朝野，他也被美国《时代》周刊发文称为另一个中国未来的领袖。但好景不长，1986年底学潮，他虽然为前去上海交大朗读“葛底斯堡演说”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挡住了飞来的碎石，但依然被牵连降职，贬到上海电机厂任党委副书记，89年回升上海新闻出版局任党委书记。89学潮爆发后，潘维明穿梭京沪两地，参加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等等，倾向极其明确。六四平定之后，他被一撸到底、惨遭整肃，不但开除党籍而且开除公职。1990年，有关部门在成都设局让潘维明被嫖娼，随后上海法院构陷罗致罪名将他判处四年徒刑。出狱后，潘维明彻底与官场无缘，做过书店、餐厅、咖啡剧场、文化公司，但尤其以自己多年喜爱的摄影为专注，足迹遍及中国和世界，出版了《中国农家》系列、《中国嵩山少林寺》等十几种摄影集，曾应卡扎菲、释永信之邀赴利比亚和少林寺专题拍摄。潘维明现在以摄影家闻名，是国际全景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2006年获中国摄影家协会“杰出贡献摄影家”称号。不仅如此，他和江西的照相机制造公司还一起研发、创新和制造了多款照相机，成为国际相机制造业的权威。摄影之余，潘维明会友、邀宴、聚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地道的一个江湖散人。张炜、李克强、潘维明三人，当年都被徐小平称为有“雄才大略”，而今人各一方、同出殊归。还有本文的主人公、现为阶下囚、今生自由渺茫的董宏；还有我认识的南开大学79级经济系学生、南开大学校学生会主席和天津市学联主席，后来的全国学联副秘书长、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再后来的中央企业工委和国资委群工部长与统战部长、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兼董事长、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兼董事长，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去世、消息遭国内封锁而被海外媒体广泛传为跳楼和非正常离奇死亡、平安落地又未得善终的乔保平……还有我认识和不认识的许多许多其他人,令人不胜唏嘘。

行文至此，正当夕阳西下、黄昏火红。熔金落日、合璧暮云，将万道晚霞余晖投映在屋后的湖面上，令人心悸。我极目远眺，斜阳草树、心绪浩茫，一时间千古悠悠、生命如幻等等诸般惆怅一起袭上心头。我想，上面这些人固然天上地下、歧路殊途，但有一样没有区别，这就是：他们都压抑和不快乐。这些个性毕现、光芒难掩的精英和龙凤们，如果生存在自由的国家里、人性的土壤中、合理的制度下，不论是做工农兵学商哪一行，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是广寒高处还是坠落尘埃，他们一定都会淋漓尽致的挥洒、一往无前的追求、意气风发的飞扬，快意恩仇、大哭大笑，活出一个真实、痛快、圆满的本我。

呜呼董宏，哀哉所有人美丽如梦、一去不返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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