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五论革命 (1967)

reading · 发表于 2022-5-25 10:42:39

作者按：文章写于1967年

论革命
作者按：在《挑战毛泽东》的“前言”《一篇大字报的前前后后》中说：

文章中大的板块有三。一是反对个人崇拜﹐二是论革命﹐三是从阶级性谈起。大致上可以说﹐我的文章从反对个人崇拜开始﹐而以争取自由﹑平等为终结。

“论革命”和“从阶级性谈起”是系列文章。《不满与革命》是“论革命”的第一篇，应该是写于67年。“前言”中说：

论革命是里面的重头文章。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能回忆起﹐“对现实不满”在当时是何等重的罪名﹐多少人的判决书﹐处分书中都有这一条罪名。那么论革命的第一部份便是为这一罪名平反的。我的观点是﹕不满是革命的动力﹐唯有不满﹐方有革命。当然﹐文章中所说的是“不满于现状”﹐是从“满足于现状”和“不满于现状”两者的关係来说的。但“不满于现状”和“对现实不满”不是一回事么﹖

文章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可以看到本人当年受鲁迅的影响之大。“不满于现状”这个命题就是从鲁迅的文字中来的。二是文章也稍微用了一点策略。虽然本人要反对的是“对现实不满”，但是却并不直接把矛头指向“对现实不满”，而是在“对现状不满”上做文章，多少有点到鲁迅那里去找庇护的意思。

网上搜索，居然还找到了几篇讨论“对现实不满”的文章。也一并放在这里。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首先，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本人半个世纪前的文章还没有过时，其次，如果进行一下比较，本人的文章毫不逊色，这是本人可以感到告慰的。

不满与革命
什么叫革命？

革命，就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行动。

人为什么要革命、

因为希望社会前进。换句话说，就是于现状不满，希望它更好，并且这个动机产生了行动，这行动就称之谓革命。

“为了解放世界上还在受难的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这句话是对的，但它没有接触的问题的本质，它是这个概念在现在这个具体历史时期—-三分之二的人还没有解放的时期所定出的客观标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在受苦难，你是满足还是不满呢？当三分之二的人们都解放了的时候，我们还需不需要革命呢？回答是肯定的。

和这个答案具有同工之妙的，旧社会革命者的动机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如今，中国解放了，难道我们就不需要革命了么?难道革命就此停止了么？不，我们现在仍需革命，标准放远了。

如果有人这样回答；“为了把我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这话在某些人听来大概要算是有点修味了，其实这个答案也是对的。

总的说来，革命就是推动社会前进发展的行动，使社会沿着马克思所指出的航道前进。

革命，就是因为不满，在现在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没有解放、这是不满见诸于行动，就是革命。旧社会中国人民正在受难，中国没有解放，这是不满。倘说现在人们的思想水平还不够高，这是不满。说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这也是不满。有些地方的权力被走资派夺过去了，不满。舞台上充满了牛鬼蛇神，不满。京剧不能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还是不满。凡此种种不满见诸于行动，就是革命。由以上的种种不满就产生了揪出走资派的文化革命、文艺革命、京剧革命。

主席说“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这是一句真理，我在这里将它改一改。注意这不是篡改，这是利用一下句式“满足使事物停止，不满使事物前进”，我认为也是对的。

社会永远向前发展，永远不会停止，这发展的动力就是有这么许多人的革命行动，就是这么多人对当前现状不满，希望社会前进一步，且由此产生的行动。

人的发展就是要敢于否定旧“我”。只有敢于否定旧“我”，才能肯定新我。人的发展就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就是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社会的发展也是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么“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这个口号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了十八年的今天提出来的。砸烂什么旧世界呢？就是说今日的世界相对于昨日的世界是新，而对于明天的世界则有又变成了“旧”。社会制度也是如此，对于以前的社会制度来说它是新的、进步的、对于以后的社会制度来说则又成了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

诚以文艺界为例。满足了:“这个剧真正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真正说出了我们心里话。”那么这个剧到这里为止了，不会前进了。大满足:“现在有这么许多表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剧目，真的是琳琅满目。”文艺界可以到这里停止了。小不满:“这个剧目这个地方还不足以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剧才会前进。大不满:“现在剧目还不够多，有这么些是毒草、有问题的。”文艺界才会有创作、才会前进。

鲁迅先生说；“来信所说‘时代的落伍者’的定义是不对的。时代环境全部流迁，并且进步，而个人始终如故，毫无进展，这馋谓之‘落伍者’。倘若对于时代环境不满，要它更好，待它较好时，又要它更更好，即不当有落伍者之称。因为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抵就是对于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

鲁迅先生此话，对于革命与不满的关系说得十分精确。

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如此，我们不是经常提倡要进行技术革命么，这动机首先是感到不满。倘若没有不满，这革命又从何来呢？譬如，蒸汽机诞生了，那么很多人感到满足了；“可松一口气了，我终于从那繁重的什么机里解放出来了。”而真的革命者呢，他会说；“此物善则善矣，尚未尽善。”由于“未尽善”，就使他产生了不满，单是不满还称不上革命，还要亲自改革这未尽善之处，这才称作革命。由于这革命，蒸汽机比以前进步了，然而新的改革者又发现了它的未尽善之处，又有不满又要进行改革。如此不断，蒸汽机才能成为现在这样的蒸汽机，并且还将成为将来的蒸汽机，并终于完成它的历史革命，为别的机器所替代。

社会科学方面也是如此。

对于个人凡具有革命上进心的人，他一定时时对自己不满，所以他非常欢迎同志们对他进行批评并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他明白，缺点是改不完的，改正了这些缺点又会发现新的缺点。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刻也不能停止的，他做到了主席所说的；“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对于社会也是如此。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封建社会的革命者──起义的农民以及他们的组织者起义的原因是什么呢？毫不含糊，就是不满，不满于当时的统治，不满于当时的残酷剥削。

我们的老前辈革命者，动机各有差异，有的因为中国政府太腐败无能，被外国帝国主义所侵略所奴役，他要起来赶走侵略者，（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写的何等的好啊！）有的因为中国人民在在受压迫，生活太痛苦，有的因为中国的思想界太落后，民众的思想精神太软弱。毛主席就写了许多痛斥旧社会、痛斥旧社会思想的文字，并说到；“革命必须从大本大源。。。”

鲁迅先生开始时想学医───是由于不满，不满于当时那种把他的父亲医死的庸医充斥社会。后来看到电影中有中国人聚观日本鬼子残杀中国人的场面，悟到中国人的精神太不强，有了更大的不满，要改造、提高中国的国民思想，从而参加革命，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他们所共同的一点就是不满，从各方面对旧社会感到不满，从各个方面来进行推翻旧社会的工作，有的拿起了抢杆子，有的拿起了笔杆子。

新社会也是如此，举京剧革命为例。首先是由于大不满，京剧舞台上全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牛鬼蛇神，不能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由此不满，产生了京剧革命，诞生了革命现代戏。这犹如旧社会经过变革产生了新社会一样。那么现代戏产生了是否就完了呢？并没有完，革命者还在研究，这里还不够表现革命者的坚强，这场戏里对反动派鞭笞得不够，这里太生硬，这里太软，并进行了改革───有了行动，这才使得革命现代京剧成为现在这样的革命现代京剧。否则，何以能产生？拿旧戏剧自然是不能相比的，便是拿刚产生的原稿来比，又前进了何其多也。

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再言》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是由于不满───对总政所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再言》不满的缘故。

至于这次,《中共中央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思的通报》中提到许多同志迫切希望。。。。修增出版新的《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重要指示补上。”则就是说，对于这本照得人人心里亮堂堂的红彤彤的的宝书都有不满了，然而这不满就意味着将产生更加完美的《毛主席语录》。

真正的革命者是永远不满的，鲁迅当然是如此，毛主席也是如此。在旧社会，毛主席不满，领导了中国人民进行了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以后，毛主席仍然没有满足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我倒想起了，满足的人也是有的，这就是逍遥派，所以他不再革命了。

毛主席对于人民的思想，也永远没有满足过。早在青年时代，毛主席就说：“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如今，毛主席写出了为民立极的四卷雄文，创立了光辉无际的毛泽东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民的思想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掀起，更使人们的思想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破私立公的革命，全国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人民的思想得到了何等的提高。然而毛主席发出“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不正说明毛主席对人民的思想还有所不满吗？然而也只有如此，人民的思想才能更加得到提高。经过斗私批修，人们的思想不是更加提高了一步吗？

所以不满意于现状是并不稀奇的。倘若没有人不满于现状，那么社会也就停止了。社会之所以会发展到如今，并且还将发展下去，就是因为永远有不满于现状的人存在。

下面就摘录几段鲁迅先生论及革命的文字。

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远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革命时代的文学

革命无止境。倘使世界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世间便同时变成了凝固的东西了。

——黄花节的杂感

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革命文学

维持现状说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赞成者也不会少。然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效，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假如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到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回复故道的事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

——从“别”字说开去

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

—— 六十二恨恨而死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向人道上前进，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不满

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岐异的。

——非革命的激进革命论者

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

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

——两地书

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近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满于现在、不满于现状的都是。

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哪有满意于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很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附文】

石城吴：可不可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2015-04-23

近日在网上读到《环球时报》的一篇题为《不断有人借纪念胡耀邦名义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的宏文。读后感慨万千，五味杂陈。

“对现实不满”，那曾经是一个使人惊魂发憷的词汇。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若是与“对现实不满”沾上边，轻则检查、批斗、处分；重则打入另册成为“不可接触的贱民”，永世不得翻身，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让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因此，博主一看到《环球时报》这篇宏文的标题和“不断有人以纪念胡耀邦的名义，歪曲他当年的一些言行，以此表达对现实政策的不满”的神来之笔时，顿时余悸再生，寒意彻骨。

纪念胡耀邦同志，中央已经做出“郑重安排”，而“不断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竟然“借纪念胡耀邦名义”，行“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之实。“别有用心”和“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昭然若揭，因为你们纪念胡耀邦同志是幌子，是假，而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是实质，是真。

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即使饿死了数千万人，那时的社会照样被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六亿神州尽舜尧”。党和政府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是“完美无缺”的，怎么还会有人“对现实不满”？中国人不仅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且还要去解救世界上2/3受苦受难的人民哩。所以，“对现实不满”的不是地富反坏右，就是隐藏得很深的为国外敌对势力收买的卖国贼。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后，不仅还原了中国现代史的部分真相，而且树立了尽管还远远不够但至少前进了一大步的思想和理念。例如领袖是人不是神；再好的政党和政府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因此必然存在缺点和错误；党、政府和领导人的缺点错误应该容许人民群众批评；不应该把批评党、政府和领导人缺点错误的民众看做“阶级敌人”，他们不是“别有用心”，更不是“卖国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革命”（或“颠覆国家政权”）……，这样一些理念，除了弱智者和当年“阶级斗争年年讲”的既得利益者外，今天已经为绝大多数公职人员和民众所接受。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对现实不满”，除了少部分民众对个人生活或现实政治的预期要求过高外，大部分还是由于各级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贪污腐败、公平正义的缺失等长期得不到纠正和解决而引发的。

例如，北京市的考生进北大、清华的机会要比很多省市的考生高出数十倍甚至接近百倍，对这样的现实不满，有错吗？

对“扛过枪、跨过江”，在战争年代曾浴血奋战的老同志，这些人年事已高，且人数逐渐衰微，给他们很高的生活待遇，民众能够接受。但当前一支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目前已经逐渐退出政坛，但人数与日俱增的退休高官队伍，其享受的待遇是普通退休职工的几十倍甚至是百倍。这些人既与丰功伟绩无缘，也谈不上有卓越建树，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因为他们遇上了一个好时代和善于相马的“伯乐”。那个年代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说了算”。一个省部级高官住一次医院花上数百万元并非个案，而且这只是所享用待遇的九牛一毛，其它方面则不胜枚举；而因无钱交不上后续医药费被立即停药和在病床上被拔去针管，以及有病无钱医治坐在家等死的更屡见不鲜。保定农民郑艳良右腿坏死无钱医治，只能锯腿自救，成了中外罕见，闻所未闻，使人痛心的“奇葩”。对这样的现实不满，有错吗？

高考能考上北大、清华，县长都会上门祝贺，穷得叮当响的贫困县从牙缝里也得抠出几个子儿来为“状元”发奖金。这说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考上中国的最高学府，是经受了常人难以做到，炼狱中地火的煎熬破土而出的。这种“寒门出贵子”的“儒林内史”，在当今中国已经无法复制了。

然而中国的高官，尤其是厅局级以上的，有几个不是985大学或是D校的在职硕士、博士？他们没上过几节课；没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毕业论文由秘书或他人捉刀，答辩如同“请客吃饭”，皆大欢喜，多方共赢。没几天竟然还成了“兼职教授” ，对这样的现实不满，有错吗？

世世代代用血汗构筑起来的家园，在“父母官”“舍小家，为大家”一声令下，顿时夷为平地，并且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对这样的现实不满，有错吗？；

…………

面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缺失（而且以上所述还只是冰山之一角），即使一个与自己个人利益没有关联但有良知的局外人也绝不会安之若素，无动于衷，对之产生不满属人之常情。

如何对待对现实表达不满的广大民众，可以有两种态度和处理方法：一是把它看做“阶级斗争新动向”，把发泄不满的人看做“别有用心”，“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向表达不满的民众泼去“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吃党饭、砸党锅”的污水。出于这种错误认识，必然会采取打压手段。而这样做定会事与愿违，群体性事件不是减少而是与日俱增。十多年前，前总理朱镕基用其深邃的洞察力，观察到了民众对社会现实诸多的不满，甚至使用了一个“重量级”的词汇——“民怨沸腾”。1999年群体性事件为3.2万件，2011年则飙升到18.25万件（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谭扬芳、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国务院参事牛文元）。前车之鉴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吸取吗?

另一种做法则是用清醒的头脑和政治智慧因势利导，倾听民众的呼声，了解他们的诉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即使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要向他们解释清楚，尤其是要保护民众“对社会不满”的表达权。

绝大部分公民都不知道自己所在省和省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是何方神圣，只知道全国人大代表中有一块从“不与选民交流”的“活化石”——申纪兰大娘。自己所在乡镇、区、市的人大代表虽然近在眼前，却与远在天边一样。上述种种公平和正义的缺失而导致民众合法权益的被侵犯和被剥夺，其结果必然是反映无路，哭诉无门。“集体上街散步”，有“聚众滋事”之嫌。进京“告御状”，早就有地方政府与“安元鼎”哥两在候着你哩。你“对现实不满”的一股子怨气想在网上发泄一下吗？网管用“抱歉!你访问的页面不存在。”就把你打发了。维权的道路不通，在网上只能小心翼翼地做“童养媳”。万般无奈之下想起了“借纪念胡耀邦名义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这是《环球时报》在这篇宏文中不小心说漏了嘴告诉人们的。

“对现实的不满”，表达的渠道只有在处处不通的情况下，才会用“借纪念胡耀邦名义”这种“旁门左道”的方法。如果政坛风清气正，言路通畅，真正做到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何至于要“借纪念胡耀邦名义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呢？

《环球时报》，你说是否？

【符文】

一真溅雪：在中国“对现实不满”是罪状吗？
2007-05-10

共产党掌权以来当局一直把“对现实不满”当作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看待，对那些种种不良社会现象、当局的不完善甚至错误的政策在口头上或文字上稍稍流露出不满的人，轻则大会小会批判斗争、隔户隔离反省，重则处以重刑甚至极刑也屡见不鲜。

殊不知人类不满足于现状，力图不断予以改进是人类一种巨别于动物、十分宝贵的天性，而且这也是民主社会赋与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这也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之一。

人类之所以能在几千年的时间内从极其原始的状态迏到今天这样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是人类这种十分宝贵的不满足于现状、力图改善现状、不断进取的天性不断推动社会、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和生产进步带来的结果。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卄余年，各项保障公民的生存、民主权益的法律、法规也已陆续建立，我国最高领导人也在各种公开场合、记者招待会上一再向国内外宣称：中国是一个法治、民主的国家。确实公民的基本权利较之1978年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否则我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便要先收拾好日常用品作好饱尝铁窗风味的准备)，近年人们很少听到因针砭时弊而招致“对现实不满”的罪名并由此引来牢狱之灾、杀身之祸。

然而看了八月卄四日的“杂文报”周声华先生的文章：《如此“对现实不满”罪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实在是高兴得太早。“对现实不满罪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1993年接任福建省莆田县梧塘党委书记的林国奋于1996年12月27日被莆田县检察院以对现实不满、诽谤县市领导人、贪污受贿、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提起公诉，林国奋因此被判刑六年。

在莆田县检察院罗织的罪名中，贪污受贿经三年查无实据，不能成立。所谓诽谤县市领导人，也因林国奋在写给中央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的材料中所列举的事实并非无中生有，况且据目前仍在职的当地许多厅、处、科级干部称“那里的有些问题比林国奋的材料中所反映的问题更严重。

既然如此，诽谤县市领导人之罪名也就不能成这了。

林国奋出于自己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置个人、家庭的安危于不顾(以林国奋观察问题的能力可以断定，他完全能够预料到他向中央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所写的这些材料将对他和他的家庭可能带来的风险)，写出了《福建莆田圈地炒卖土地严重》、《莆田工程与买官交易》、《莆田农民负担问题透视》等材料与市、县、乡镇各级贪污腐败份子和现象作坚决斗争，他扰乱的是贪污腐败份子们进行贪污腐败、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的黑社会秩序而不是社会秩序。

由此可见,所谓“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当然也无从成立。

那么,林国奋剩下的唯一能沾上边的罪名就是“对现实不满”了。林国奋在材料中对当地普遍存在的各种贪污腐败现象与人物表现出理所当然的强烈不满，不仅是人类那种不满于现状、力图不断改善现状、力图进取的宝贵天性在他身上的体现，而且他也是正在履行一个公民的基本义务和责任，也是在行使宪法赋与公民的不可剝夺的权利。

林国奋的行为,本应受到公众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与表彰，本应受到公安与司法部门的保护。然而,林国奋却因这唯一可以成立的事实,“对现实不满”被当作一种罪行而蒙受6年牢狱之灾。

呜呼！天理何在？法制何在？

此风一开，此后全国各地各级腐败份子如群起效尤则后果不堪设想，“对现实不满”将成为各级腐败份子手中一件可以隨心所欲并且无往而不胜的利器，轻而易举地置各地反腐人士于死地甚而殃及亲友(这并非危言耸听林国奋的妻子和许多亲友乃至亲友的亲友也已被抓)。

看来我们内心深处那种不满于现状(特别是不良社会现状)力图不断改进现状不断进取的宝貴天性，在惨遭数十年无情扼杀之后，刚刚得以甦生之时，又将再次面临被扼杀的危险。

不过这次不是为极权统治的政治需要所扼杀，而是有可能为各级腐败纷子所扼杀。

林国奋一案的结局,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国企教师：对现实不满，就是负能量吗？
2020.09.05

除了少数怨天尤人，把一切问题都不负责任地推给他人和社会的人，绝对大多数对现实不满的人是进取的人，有理想的人，还有一些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时下的社会大环境里，这些人往往容易被斥为负能量。因此，有必要澄清事实——这些人多数是满满的正能量，将其斥为负能量的行为本身才是真正的阻碍社会进步的负能量。

的确有一部分对现实不满的人可以斥之为负能量。有些人做事失败了，从来不考虑自己的主观因素，一味地把失败归因为他人阻挠和生不逢时。这样的人往往会对现实不满，这样的不满的确是负能量。这样的人如果不改变认知方式，不能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那么，他将是永远的失败者。

然而绝大数对现实不满的人都是进取的人，有理想的人，甚至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正因为，有理想，进取，所以不会满足现状——对个人的现状和社会的现状都不满意。如果一个人总是满意于个人的现状，那么这个人不可能进取，不可能有理想。同样的道理，如果所有的人都对社会现实很满意，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进步。鲁迅曾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因此，这样的不满是满满的正能量。如果把这斥为负能量，这种行为本身才是真正的阻碍社会进步的负能量。

对现实不满的社会批判者往往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道尽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和责任。你是知识分子，你是读书人，你就要在大众还没有忧虑之前忧虑，在天下人都快乐之后才能快乐。为天下而忧虑就是对现实不满，就是社会批判。鲁迅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计利害关系的永远的批判者。这些真知识分子不会因为批判社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而停止社会批判。西方人说，知识分子要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不可挽回的灾难负不可推卸的全部责任。这跟儒家提倡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无论是古代的知识精英（如范仲淹），还是现代的知识精英（如鲁迅），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对真的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不谋而合的：即社会批判者。真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最大的正能量。这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

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对现实不满？除了怨天尤人者，其它都是正能量。这也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

https://yibaochina.com/?p=241291

再论革命

作者按：

在《挑战毛泽东》的“前言”《一篇大字报的前前后后》中说：

论革命的第二部份是老问题了。歌颂和暴露﹐打了几十年的官司了﹐而由毛氏一言九鼎成定局。我的观点很简单﹕革命者就是要敢于暴露。

这篇文章，其实针对的就是毛泽东所说：

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

从57年反右到66年文化革命，有多少人“暴露黑暗”而身陷囹圄，甚至丧失生命，家破人亡。这篇文章，便是对此提出抗议，进行批判。为此，将毛泽东的脍炙人口的文字附在后面，便于读者对照。

再论革命
一、光明面与阴暗面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毛主席说：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这两点都会有。我们的支部书记、军队的连长排长，他们都晓得，在小本子上写着，今天开会不为别的，总结经验有两点，一个是优点，一个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哪有这个事？一万年后都有两点，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个人有个人的两点。总而言之，是两点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任何事物都有两点，社会尤其如此。在《论革命》中提到的革命的动机是由于不满，那么这不满就是不满于缺点──两点之一。对社会的现状感到不满，不满与什么呢？就是不满于社会的阴暗面。

革命，就是革社会的阴暗面的命，不革阴暗面的命，你革什么命？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斗争的、批判的。那么这斗争、这批判就是与社会的阴暗面作斗争，与毒草斗争，就是批判社会的阴暗面。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的统一，社会也就是光明面与阴暗面这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

社会是如何前进的呢？现在社会有两点，一万年后仍然有两点。社会的前进就是不断地革除阴暗面的命。革除了现在的阴暗面，又会有新的阴暗面产生，又需要去革除新的阴暗面。社会就是如此在不断地革除阴暗面的过程中前进。

社会前进如此，个人的前进也是如此。个人只有不断地克服缺点才会前进。我们说，活到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到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地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就是这个意思。

缺点存在着，要不要改正？问题存在着，要不要解决？阴暗面存在着，要不要改革?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苦难、问题、缺点、阴暗面，可以说是同义词。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号召我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就是这个意思。

二、暴露阴暗面
阴暗面存在着，要改革，怎样改革呢？

革命者，就是要勇于暴露阴暗面。

只有暴露阴暗面，才能改革阴暗面，只有敢于暴露，才能敢于改革。没有暴露便谈不上改革。

暴露同改革的关系就如同揭露矛盾，同解决矛盾的关系一样。只有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

暴露同改革的关系，又如同亮私同斗私的关系一样。只有敢于亮私，才能真正斗私，没有亮私，便谈不上斗私。

鲁迅先生说过一句极为深刻的话：“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什么叫做有为的人们呢？革命者。

我们的有一些干部是很希望别人暴露活思想的。因为只有暴露了这些思想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些思想问题。

无产阶级要进行教育革命。这教育革命就是也改革我们社会的阴暗面—-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教育革命依靠谁呢?依靠学校里广大的红卫兵，坚定的革命左派。他们固然有许多其他的优点，然而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敢于正视这阴暗面，敢于揭露这阴暗面—-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一套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如果连正视这阴暗面的勇气都没有，在别人揭出阴暗面的时候，还要责怪别人为什么不歌颂我们社会的光明面—-工农业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更有甚者进而怀疑别人揭出这阴暗面是否在为我们的敌人制造炮弹。这种人又怎么能够成为教育革命的依靠对象呢?

我们社会的阴暗面是如何造成的？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我们工作的缺点错误。那么暴露阴暗面就有利于这两点的改革:揪出走资派，改正错误缺点。如今到处都在进行革命的大批判。批判，批判，批判些什么呢？还不是批判阴暗面，批判走资派所造成的阴暗面。不过这种批判是为了批臭走资派，是在走资派揪出之后进行的。然而我想，在走资派揪出以前的暴露，其作用是更大的。因为它的作用是揪出走资派。揪出走资派同批臭走资派，其作用当然是不能相比的。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些。有一些同志不愿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

同样道理，我们对于阴暗面，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阴暗面，暴露阴暗面，改革阴暗面。并且在数量方面，我们宁肯将阴暗面想得多一些。因为对于革命者来说“即使所发现的不过是完全黑暗，也还是可以和黑暗战斗的。”（鲁迅）

毛主席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哪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这里说的困难、问题，也可以说是阴暗面。倘若连暴露困难、暴露问题、暴露困难的地方的勇气都没有，试问，又何以谈得上工作、斗争呢？

毛主席还说：“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者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做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内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放特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我想同样的意见，如果相信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觉悟和能力，那就大讲特讲阴暗面，使大家看到，原来我国还存在这么多丑恶现象，从而产生不满，产生革命的行动。大家起来改革阴暗面，那么一定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大大地向前更进一步。

可是我又想，这大概不可能。我们只要看主席‘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发表了这么多日子，武斗仍然如此普遍就可以知道了。

让我们再来看鲁迅先生的两段语录。

“现在倘在小说里叙述了人生底缺陷，便使读者感到不快。所以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

鲁迅先生接下来又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底心里，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

鲁迅先生还说：“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看不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三、歌颂和暴露
然而有人说在现在不应该暴露，只应该歌颂，或者说主要的应该歌颂。

那么为什么要歌颂呢？歌颂的原因是什么呢？

歌颂是由于爱，是由于高兴。

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待到大革命成功以后，就又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生命和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想到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破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

前面说过，每一个事务都是一分为二的。总有着两个方面:优点和缺点，歌颂是歌颂优点，对于缺点呢？也是歌颂吗？当然不。对于缺点那就是暴露。歌颂优点暴露缺点，这是对待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对待方法。这里并不存在着矛盾。

优点和缺点是一个人的两个方面，是一对矛盾。我们对待这矛盾的两个方面采取的两种态度，就是表扬与批评。

光明面与阴暗面组成了社会的两个方面，对待这一对矛盾所采取的不同态度，那就是歌颂和暴露。

从整个社会来说，分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组成了一对矛盾。歌颂无产阶级，暴露资产阶级就形成了区别对待的两种态度。歌颂无产阶级和暴露资产阶级有矛盾吗？没有。

我们应该歌颂人民大众，那么是歌颂整个的人民大众吗？不是。群众还有先进落后，还有左中右之分呢！

我们爱我们的社会，但是我们不能爱我们社会的丑恶现象。这个道理难道不明白吗？

主席说：“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然而主席又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

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然而主席又说:“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整风者，就是批评指出或者说暴露“缺点和错误”。

只看到成绩的一面，不看到缺点的一面，只看到光明面，不看到阴暗面。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只允许表扬，不允许批评。只允许歌颂，不允许暴露。这种态度难道是正确的吗？

歌颂是由于爱，暴露却不能笼统的说是由于限。从某些方面来说，暴露是包含着更深的爱的：这是于他有不满，希望它改正缺点，希望它前进。我们平常说“恨铁不成钢”。这是恨呢？还是爱呢？正因为对他（即多为优点少为缺点的人）抱着强烈的爱，才会对他身上的缺点产生强烈的恨。才会不断的、强烈的暴露这缺点，直到它消失为止。我们可曾听到有人这样说：“你既然爱我，你就只应该表扬我不应该批评我”吗？

歌颂从本义上来说，是一种心情的表达。它是革命吗？革什么命呢？或者说它是一种休息，是革命告一个段落。如在“大革命成功以后”，如在某一个战争取得了胜利以后，如在一个机器完成了改革之后。马列主义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歌颂是斗争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歌颂中包含着“满足”的分子，骄傲的人是喜欢别人表扬他的。

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说，暴露产生于革命之前，歌颂随之于革命之后，暴露是革命的前奏，歌颂是革命后的享受。

只看到成绩，不看到缺点。只知道歌颂，不知道暴露。这种人便称不上革命者。

真正的革命者是永远多看到缺点，多看到阴暗面的。因为这正是需要他“革命”的地方。

毛主席说：“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再来学习鲁迅先生的两段语录。

“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对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哪有功夫去想文学？待到有了文学，革命早已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就恭维革命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的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的快，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到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

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这样说：“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先生在这里的态度十分明显。就是为了改革，就是为了“改良这人生”。所以鲁迅接下来又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里的“不幸的人们”指的是谁呢？统治阶级还是人民大众？当然是人民群众或者说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有很多作家是懂得暴露与歌颂了。如果要他们说说“为什么做小说罢”，答案肯定是两样的，这只要看取材便可以知道了。

鲁迅先生当时有一篇轰动社会的作品《阿Q正传》是歌颂人民群众呢，还是暴露人民群众？鲁迅先生自己也就说过：“十二年前，鲁迅做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为了能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再看许广平女士的一段痛斥社会的文字。这是被鲁迅先生收录在《两地书》中的：“先生你看第八期的《猛进》中，不是有人说先生‘真该割去舌头’么？虽然是反话。我闻阎王十殿中有一殿是割舌头的，罪名是生前说谎，这是假话的处罚。而现在却因为‘把国民的丑德都暴露出来’，既承认是‘丑德’，则非假也可知，而仍有‘割舌’的罪，这真是人间地狱，这真是人间有甚于地狱了。”

当然鲁迅先生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又何尝少呢？”

这是应该歌颂的。

四、现在的歌颂
前面说过，为什么要歌颂呢？就是因为爱，爱无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爱共产党而歌颂共产党，爱毛主席而歌颂毛主席，爱英雄人物而歌颂英雄人物。不过，现在到处都谁在歌颂英雄人物，却并非由于爱。与其说是由于爱，到不如说是由于不满：如此的人物太少。现在的歌颂乃是树标兵，等大家都和被歌颂者一样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去歌颂。现在的歌颂乃是改革阴暗面的一种方法，号召大家向被歌颂者学习。譬如老师对某个同学的骄傲不是直指其骄傲，而是说：“你看人家多么谦虚”。比如某校的复课闹革命搞得较好，于是进行歌颂，这歌颂就说明了有很多学校复课闹革命搞得不好。

譬如一个班里有些同学不爱劳动。那么他们不是认真地进行研究，有多少同学不爱劳动，是什么原因，如何进行改革，而是从中捡出一个同学来：“你们看他是多么热爱劳动啊！”

不过我想，这种歌颂虽然和暴露是同属于改革黑暗的两种不同方法，而相比较，还是后者比较直截了当，采取何种方法，自然是各人所爱，不能相强。然而我想我们也不必强制人一定要采取第一种手法。虽然他也明明知道，这歌颂并非出于爱，而是因为这样的人太少。

有些人颇喜欢歌颂光明的，颇有些憎恨暴露的。然而他也终于熬不住了，于是无政府主义，逍遥派也终于暴露出来了。

五、暴露与掩饰
这样写了，就有人怪我反毛泽东思想，说我主张暴露。那么这在前面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本文说的暴露同主席所说的暴露其含义是不同的。本文所说的暴露乃是鲁迅先生所谓的暴露，是包含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含义在内的。──声明一下。

对于人民群众，对于无产阶级，对于真善美的事物，只应该歌颂，不应该暴露。这种态度就是不对的，因为对于某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它总是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对立统一体。我们歌颂，是歌颂事物的真善美的一面，是歌颂事物的优点的一面，成绩的一面，光明的一面。那么对于事物的另一个方面，阴暗面，是采取怎样的态度呢？难道也是歌颂吗？还是无动于衷呢？歌颂阴暗面，鼻子掉了还要将它夸示于人，明知其丑，仍要歌颂。这种人似乎还没有。对待阴暗面，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暴露与掩饰。前面已经说过，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是并不矛盾的，是相反相成的。那么与暴露黑暗相反的态度使什么呢？是掩饰黑暗。

对于阴暗面，对于缺点错误，是暴露还是掩饰，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反对暴露那就是主张掩饰，这里没有折衷的余地。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帝国主义和我们的那一样利害不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正是他们的宝贝。那么我们对待自己身上的痈疽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是用块破布将它遮盖起来？否则给帝国主义看见可不行呀，还是让它暴露出来，让它晒晒太阳，把它彻底割除呢？

列宁说：“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

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

列宁说：“一个政党如果不敢照实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肃的评断和找出治病的方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

毛主席曾经批评过这样一种人：“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林副统帅说：“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毛主席指示，烂透了的就可能迅速好转，不痛不痒，就会拖下去。坏人不完全暴露，就没有理由将他打下来。。。共产党人要有这种不掩饰错误，勇敢承认错误的精神。”

鲁迅先生说：“然而无论如何，我总是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

我以为，如果自己没有勇气正视阴暗面，没有勇气暴露，也不必掩饰，也不必阻止别人暴露，掩饰黑暗。这才是最没出息的人干的。

毛主席说：“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以外，谁也不能讨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公有的社会机关，并不是为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反秘密而采取彻底的公开，将社里的一切情况彻底的宣布于社员之外。”

鲁迅先生说：“钟先生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旧是腐烂。倒不如不论好丑，一齐揭出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零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自己没有改革阴暗面的志气和能力，又没有正视阴暗面的勇气，于是就专一责人暴露黑暗，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我是无产阶级呀！”这种人，可怜，可怜。

六、暴露的两种态度
人民的缺点，同样是暴露，这里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恶意的攻击，一种是善意的批评。

主席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看待，就是使自己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这就是暴露的态度的不同。”

同样，阴暗面暴露出来，就有了两种作用，到了革命者手中，就促使他进行改革“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到了敌人手中，就成了敌人攻击的资料。

这些人为什么憎恶暴露，主张掩饰？塌照斯呀，或者说暴露就将成为敌人攻击的资料。

暴露出来进行改革，正是为了永远的防止敌人攻击，防止敌人攻击的真正手段应该是改革，而不是掩饰。

毛主席说：“我们自己来批许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

有了缺点又怕别人攻击，快点将它改正呀，又不肯。便要将他掩饰起来，这就是这种人的本性。

有了错误，怕不怕我们的敌人攻击呢？有什么可怕的呢？横竖只是这些缺点，能防止敌人攻击吗？即使你将它掩饰起来，他还可以造谣，止得了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有什么可怕的呢？

老实说，与其掩饰，我宁可是恶意的攻击，因为它使我知道了缺点的存在。

七、敢不敢暴露
阴暗面存在着，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是将它掩饰起来偷偷的改呢？还是让它暴露出来，正大光明的改？

敢不敢暴露阴暗面？

凡是相信自己有能力进行改革，并且愿意进行改革的，他就敢于暴露。不敢暴露，或者是不肯进行改革，是偷懒的表现，或者是不能进行改革，是无能的表现。

毛主席说：“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的了。”

列宁说：“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

这就是暴露对于改革者的作用。

在旧社会，如同一切资产阶级社会一样，有一些资产阶级做人就是专门依靠掩饰为生的。这是因为这阴暗面是无法改革的缘故，如同主席所说：“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

这里介绍几段鲁迅痛斥当时资产阶级文人的文字。

不过中国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

“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饰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气自己表现了。那小巧的机灵和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算是超出了时代。”

“且住。再说下去，恐怕有些英雄又要责我散布黑暗，阻碍革命。”

“别的革命文学家，因为我描写黑暗，便吓得屁滚尿流，以为没有出路了。”

“因此我就想发一点议论，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冷嘲（有人说，我是只喜欢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责我传播黑暗。因此咒我灭亡，自己带着一切黑暗到地底里去。”

八、主流和支流
有的人说，应该看到主流，不应该只看到支流。

譬如应该歌颂无产阶级，不应该歌颂资产阶级，就因为是主流和支流的关系。

这种说法，从对于某些文物的评价来说是正确的，譬如我们对某个人的评价，当然要分清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还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革命改革的角度来说，主要的看到缺点的一面，似乎更为妥当些。你看到这个缺点，你就去认真地分析研究，去进行改革。譬如毕业生的体格检查，当然是全面的看问题。然而当某人手中生了一个疮，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也需要看“主流”吗？他只需要看到这个疮就进行治疗就够了。当我们看到某个同学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就针对着这个缺点进行帮助嘛。

或者说看主流的目的是未来分清“破”还是“补”？譬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个是破，一个是补。譬如一件衣服，我们也应该看清主流，才能决定是破还是补。譬如一个革委会，也应该看清它的主流再决定拆台还是补台。但是总之，是缺点是阴暗面，就得革除，却是一定不易的。

有的人说，应该看到主流，那么支流该不该忽视呢？

主流、支流是矛盾的两个侧面，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是会转变的。

我们说一个人的优点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着不少缺点。这个缺点能够忽视吗？能够容忍他发展下去吗？有些人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了，那么他是一下子变过去的吗？不，起先他也只不过是支流，然而后来变成了主流。一些流氓阿飞在开始的时候也只是沾染了流氓阿飞习气，也是支流。但就因为这支流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得到改革，才会成为主流。

我们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一个小洞相对于一件衣服来说当然是支流，然而“不补”就要“吃苦”，是忽视不得的。

我们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数十之穴，相对于千里之堤，真是支流而又支流了，然而革命者肯放过它吗？

文化大革命，揪出了一小撮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相对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主流还是支流呢？当然是支流。

想当初，联动开始的时候，何尝不是一点点支流，然而就因为忽略了这支流，不屑去谈阴暗面，终于发展了。当然也不过是支流。

武斗也是如此，难道一开始就是如此的大规模？就能造成如此大的损失？它也是发展起来的，要是在他婴儿时期就将它扼杀在摇篮中，就不会如此了。

流氓阿飞难道是一下子多起来的吗？它也是发展起来的。然而正是在当初没有刮一场三级台风，终于要刮一场十二级台风了。”

支流是忽视不得的，是会变成主流的。

有位同志说：“有些人只看到支流不看到支流。”我说这位同志，你为什么不看到“看到主流”的多数人的主流呢？而只看到“只看到支流，不看到主流”的“某些人”的支流呢？这“某些人”难道不是支流吗？当然你是改革者，你在改革这“某些人”的“支流”。你也是一个暴露者。

真的革命者，主要是看到缺点的一面，因为他是革命的斗争的批判的，而这缺点的一面正是需要他进行革命、进行斗争、进行批判的对象。

有的同志说：“你应该看到主流不应该只看到支流”我说这位同志如果这样说：“同志们你们看看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将它做的更好些。”岂不是更好吗？你是希望别人做全面评价的旁观者呢？还是希望别人做歌颂者？还是希望别人做改革缺点的改革者？

我以为，我们不必责怪别人看到支流、不看到主流。你看到不好的地方，你就指出来，你就动手干。大家都起来动手干，事情就办好了。我们不应该做一个游离于事物本身之外的专做评价的旁观者。

大批判专栏中登载了一条消息，说是某中学在文化革命中由于造反派内战武斗，打砸抢烧，损失国家财产达二十万元。一位工人同志看了以后说：“唉，这些学生娃子，真不知财产得来的不易啊！”旁边一位同志接上来说：“这算什么话，这次文化大革命所得到的是极大极大、所损失的则是最小最小。”

我想这也是主流和支流的关系了。

在写完了这段文字又过了一些日子，又看到了一段文字。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段文字摘自林彪的九大报告，还能说什么话呢？毛主席万岁！

【附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https://yibaochina.com/?p=241358

不平：论革命之三

【作者按】

这是“论革命”的第三部分，讨论“大事情和小事情”，“大人物和小人物”。

中国一向的传统，就是小人物要做好小人物，要守本分，要做好“革命的螺丝钉”。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文化革命中“老三篇”成了圣经。当时，全国人民都得背诵“老三篇”，而且要“天天学，年年学，永远学下去”，更要“句句熟读，句句照办”。《纪念白求恩》要求人们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人民服务》要求人们“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愚公移山》则宣扬“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并称“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最终会感动“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其后，林彪更提出：

老三篇虽然是战士必读的。但是干部也要读。老三篇最容易懂，但最不容易做到。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那一级干部都要学，包括我们这些人。从中央副主席到每个支部的每个党员，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思想革命化。思想方法和政策的学习也很重要。

直到庐山会议，林彪还在强调“我觉得‘老三篇’还是很起作用的。”

说到底，其实就是把人“渺小化”、“螺丝钉化”、“蠢化”。于是，人们便跟着毛泽东造反，于是，林府便能进行全国“选美”。

但是，文革中不甘于被“渺小化”的人还是有的。譬如说，北京的“五大领袖”，他们是为了“紧跟毛主席闹革命”，还有的，譬如敢于反抗文革的英烈，那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这是两类不同的人。本人坚决反对把人“渺小化”。文章讨论的是大人物和小人物，大事情和小事情。而“阶级性”所讨论的，则是说，人要做利国利民的大事，虽然，并没有说得很透。

本人信奉的是：柿子捡大的捏，问题从根子上找。这是本人的人生信条。作一个人生回顾的话，不觉惭愧。

三论革命
一、大事情与小事情

革命就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我们常说有利于革命的事坚决去做，不利于革命的事坚决不做，也就是说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事坚决去做，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事坚决不做。当然这样才叫革命，否则，还叫什么革命呢？岂不成了反革命？那么怎样革命呢？

同样道理，越利于革命的事就越应该去做，也就是说对社会推动力越大的事就越应该去做。

这就如一个人面临各种矛盾，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一样。

我们说。一切工作为革命。在这“一切工作”之中，就有个轻重缓急之分。

我们说革命需要我们的是改革阴暗面。这阴暗面也有大小之分。

譬如，孙中山先生、鲁迅先生。他们起先都是学医的。这动机是由于不满，是一种革命的动机。然而后来他们之所以改行，就是因为看清了社会更需要他们干的工作。他们学医，固然能够为推动社会前进出一番力。然而他们改行了呢，则是说这样推动社会发展的力更大。

再譬如我们看电影，敌人的碉堡攻不下来，排长愤怒了，拿起爆破筒就想冲上去。旁边一位战士立刻夺下了他的爆破筒：“冷静些，革命需要你的是带好这个排，让我去。”这就是革命更需要他干的工作。

干革命，就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大事着手。

譬如，我们要为革命节约每一分钱、每一度电、每一滴水。因为这是利于革命利于社会发展的。然而当某校两大派在搞武斗的时候，制造武斗就成了更为急迫的任务。因为武斗给革命带来的损失，绝不是一分钱、一度电、一滴水这样的数字了。

譬如，有人说，多织一寸布就是为世界革命多贡献一份力量。然而你可曾知道，陈丕显的婆娘要浪费多少布呢？我们不说其他，单从这个角度来说，揪出陈丕显就比“多织一寸布”要重要多了。

再说我们无论将国家建设得怎么好，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出现了反革命复辟，将会怎样呢？显然国家的政权，阶级的政权是一个最最重要的头等大事。

革命需要你干什么？革命需要你为革命、为社会做出贡献。你为革命做出贡献越大，革命就越需要你。倘若你没有贡献，革命就不需要你。你的生存对社会来说就是一个废物。

社会需要的是每一个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主观的动性去推动社会前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这也可以说是体现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那么如果能力大的人干了小事，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大材小用。革命者，就必须要求自己放出的能量为最大限度。

我们说天才，这天才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个天才，还在于他将自己的天才运用于推动社会前进。倘若一个天才不将自己的才能为社会服务，这种天才，又有什么用呢？这种天才，社会就不需要他。

二、大人物与小人物

什么叫大人物呢？那就是对社会影响较大的人物。对社会的影响越大，就越成其为大人物。什么叫小人物呢？小人物就是社会影响较小的人物。

既然革命就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既然我们应该努力要求自己为革命作出较大的贡献，那么也就是说应该努力要求自己成为大人物。

然而有的人说，应该做一颗螺丝钉，还说什么机器缺少一颗螺丝钉不行，这里且不说螺丝钉是属于驯服工具的一种，但就对革命的作用来说，螺丝钉的作用是最小的，对于那种一天到晚要求别人做螺丝钉的人我说：给他一筐螺丝钉，看他能做出什么来！

我们说。一小撮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人数不多，能量却不小。这“大小”是相对的概念。说他们的能量“不小”就是说有一些人的能量是小的。这中间当然包括着螺丝钉。

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这是多少人的缘故呢？只是赫鲁晓夫一小撮人。然而他们对社会的作用、影响是不小的，他们的能量是不小的。苏联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数要比这一小撮多得多。然而尽管他们人多，却没有能避免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就因为他们是螺丝钉，而赫鲁晓夫一小撮不是螺丝钉的缘故。

在一些阶级敌人攻击合作社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螺丝钉作了坚决的斗争。他们坚持走合作化道路并且取得了胜利。然而也仅仅不过如此，刘少奇大笔一挥。二十万合作社下马，你说这需要多少螺丝钉作多少坚决斗争才能保住呢？

想当初，主席青年时代和他的百侣一起，以天下为己任，“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他们在通讯之中以栋梁之才相互勉励。而今。也有很多青年把世界革命的重担挑在肩，背熟了主席的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他们却是以螺丝钉自勉。

这栋梁之才和螺丝钉，其相差何止万千。这也反映了两代人不同的精神面貌。

三、阶级性

大人物是有阶级性的，能量是有阶级性的，作用、影响也是有阶级性的，或者促使社会前进或者阻碍社会前进。

不满也是有阶级性的。

万物的发展有三种状态：一种前进、一种停止、一种后退，所以人对事物发展的态度也就有三种：希望它前进、希望它停止、希望它后退。这里第一、第三种人物是有着不满的动机的。这两种人物的极端就是大人物。第二种人物就是所谓的现状满足者，当然是平凡的人。当然从实际上来说。事物停止而不发展的情况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一个人对社会毫无影响也是不可能的，不过是影响的大小。

《论革命》中说要不满。当然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一面。亦即希望社会前进的一面。

然而有的人说，你不满于现状么？你就是满意于旧社会。这真是混蛋的逻辑，

按照这种逻辑，你说现在社会有阴暗面么，那么岂不是在说旧社会不存在着阴暗面？按照这种逻辑，你说要改革么？那就是要将现在社会改革到旧社会去，那就是要反革命复辟。也就是说，在我们社会，改革是复辟的同义词。按照这种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谁说要造反就是想回封建社会。按照这种逻辑，你说我们现在的国家一穷二白么？那岂不是说旧社会是一富二不白?你说这种逻辑行得通么？先生。

譬如，一个事物在前进，就有人说这个事物前进得太慢。又有人说这个速度正好，还有人则说还应该再慢些。当然在这些先生的眼中是不存在第一种人的。

鲁迅是主张不满的，反对维持现状的，这在《论革命》中已经说清楚。再补一段鲁迅语录：“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

生命的价值，我们如何来看待这“生命的价值”呢？就是看他对社会前进的作用力的大小。对社会的促进力越大，他的生命的价值也就越大。对社会没有影响的人，他的生命价值也等于零。倘若一个人的生存是阻碍社会前进，那么他的生命的价值就是一个负数了。

https://yibaochina.com/?p=241458

不平：四论革命

作者按：文章写于1967年

副标题：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

在《三论革命》中提到，革命就是推动社会前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也可以说是改造客观世界。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然而有的人只知道斗私，以为这就是革命。斗私也叫做改造主观世界。

那么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怎么样呢？

革命就是改造客观世界。

改造主观世界是为了更好的改造客观世界，是为改造客观世界服务的。并且主观世界的改造也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完成。而客观世界的改造则需要人们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

我们说：“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这里完全彻底是为了“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为了使自己“完全彻底”。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人民服务，其次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要求自己逐步的做到完全彻底，而不是首先做到了完全彻底然后再去为人民服务。

然而有人说，为人民服务必须完全彻底，又如干革命必须全心全意，决不能有丝毫的私心杂念，这就是说必须先改造好了主观世界然后再去改造客观世界。

此话当然不对。我们现在社会有多少人完全彻底了呢？有多少人全心全意了呢？有多少人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了呢？难道除此之外的人们都不在革命？都不在为人民服务？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常说：“革命小将要斗私批修”这“革命小将”，就是说他已经投入到改造世界的斗争中。他已经参加革命、进行革命，而“要斗私”呢？则说明了他还没有做到全心全意，还有私心。也就是说他到目前为止，革命固然是革了，全心全意还没有做到。可是革命并非“必须”全心全意，当然最好是全心全意，否则还需要斗私干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在学习毛泽东思想，那么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是什么呢？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内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就是为中国革命，就是为东方革命，就是为世界革命。这里的革命，就是改造客观世界。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号召我们学习马、恩、列、斯著作中关于“斗私”的学说，然而现在有的人一天到晚学习的就是老三篇，所知道的就是斗私。

有的人一直在斗私批修。现在已在狠斗私字一闪念，看看似乎已经近于“完全彻底”了，然而我向这位同志问一句话，你们对于革命究竟作出了多少贡献么？你们对社会向前发展究竟起了多少推动力呢？你们对于阴暗面的改革又进行了多少呢？你们的私字固然仅仅剩下了“一闪念”，然而社会似乎并没有多大受益。

我的希望，不要一天到晚关在家中斗私，客观世界的事，社会上的事这么多，大家赶快起来干。这些事不必举出很多的例子。文艺作品是如此的少，这是不是客观世界的问题呢？你有没有不满呢？即使你不懈创作。你有没有为文艺创作出一番力呢？有利于文艺作品的出世，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你对客观世界的事没有想到改造，一天到晚在屋子里斗私斗私，这又有什么意思呢？

现在有的人已经将“嫉恶如仇”变成了“嫉私如仇”。我想还是“嫉恶如仇”好些，嫉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如仇，嫉社会的阴暗面如仇。因为它对社会有作用有贡献。

我们的革命前辈，他们参加革命都是从改造客观世界着手的。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就立下了雄心壮志：改造中国与世界。毛主席说“革命必须从大本大流─改造中国国民思想入手。。。”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就发出了豪言壮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主席在教室门口贴了一付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一句话，干起来。

我们的革命前辈鲁迅、李大钊、方志敏等等，他们在决心投身到革命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社会腐败。人民正在受苦受难。改造社会，解放人民，由此产生他们终生轰轰烈烈的功绩。他们大概谁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动机：“我的私心太重，应到革命的熔炉中去斗掉一些。”他们的私是在不断地与客观世界作斗争中斗掉的。最好成为金碧辉煌的巨人，成为近乎完美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我们的革命前辈，在他们还在青年时代的时候──碰到一起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所讨论的就是国家大事，就是“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统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

然而现在呢，一家人碰一起就是开家庭斗私讲用会，就是检查私心杂念，就是斗私斗私。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事情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那么在现在又有多少人在关心“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的呢？

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的时候说“形势大好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一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那么现在呢？一家人举行斗私批修学习班，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还是说明了“人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吗？

革命需要的是怎样的人呢？是完全彻底的？没有私心的？我想革命需要的乃是对革命有所贡献的人，如《三论革命》中提到的，革命就需要你为社会发展起较大的推动力，你作出的推动力越大，革命就越需要你。你没有贡献，革命就不需要你。尽管你私心杂念很少或者没有，但是你没有为社会发展出力，你有没有私心杂念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这里是辩证的关系，私心杂念越少，对革命的贡献必然会越大。这样说的原固，是想说明，我们考虑问题应从客观世界出发而不是从主观世界出发。

我们再来看一个实例。文化大革命，有一个革命小将或者说革命小小将，名叫邱红。她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全文背出老三篇，背出好多段语录。她还教会了几个别人背诵老三篇。她宣传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如此：背诵。她并且还活学活用，譬如家里分苹果，她只捡了个小的。譬如帮助别人做事，譬如省下了鸡蛋给妹妹吃。。。

然而也仅仅不过如此而已。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六岁的女孩──这是马克思的女儿。在她六岁的时候，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这事成了马克思家中的重要新闻，成了他们经常谈论的中心问题。

马克思的女儿在这样的环境，接触到的是这样的事情问题。她在这时，写了一封又一封的长信，寄给美国总统。这些信她托她父亲带到邮局里去寄出。她在以后回忆起这些事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当时以为，如果美国总统没有我帮助他出谋划策的话，他是一定要失败的。到她年龄大的时候，马克思把她写的信还给了她。这时，她才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幼稚。

这两位，都是六岁的女孩。后者似乎有点幼稚可笑，前者呢，在进行斗私批修，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后者以后继承了她父亲的遗志，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人物。前者呢？上北京去见到了毛主席，然而她以后的命运，现在还不知道，我也无法进行预料。

https://yibaochina.com/?p=241875

五论革命——环境和个人

马列主义者认为，对于环境和个人来说，更应该做的是改造环境。

环境和个人的关系，就如同土地和幼苗的关系一样。

譬如我们说过去的一些学校是修正主义的温床。而一些白专学生则是修正主义的苗子，那么对于革命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改革这些学校，使这些学校革命化，而不是一天到晚去劝导这些学生要斗私批修。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讲话，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这就说明了，对于群众来说，更重要的是造成一种“使大家敢于讲话”的环境，而不是去培养群众都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林副统帅说：“如果不执行纪律，实际上对破坏纪律的人和损人利己的人是鼓励、放纵，而对奉公守法的人，忠于革命利益的人，老实人，实际上是一个打击。执行纪律、做好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做坏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里也说明了环境和个人的关系。

任何事情，总是在内因、外因都满足的条件下才会产生，那么对于革命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改造这外因。

文化大革命，就是培养群众敢想敢说敢造反的精神。有些人要求别人造反，然后当别人对关锋略有微词的时候，他立刻大叫：“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砸烂他的狗头。”于是别人不响了。可是当关锋揪出来以后，又有人说：“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有理。你当初既然看出来关锋的不对，你为什么不造反呢？”此人说：“当初我才说了半句话，就立刻要被砸烂狗头，我再敢造反怕早已是见了阎王了。你既然要造反。那么当初别人对着我喊砸烂狗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某厂在讨论老好人的问题，得出了对于老好人的评论：“老好人看看老好，其实私心最重。”

有人说：“我以前想想老好人蛮合算，工资加得着，奖金敲定，还有机会到杭州去。敢于提意见就要外调，就要扣工资。所以我平常也不大响。这其实是私心杂念的表现，今后我要。。。”我想这社会似乎有点不大“公”，你看，私心最重的老好人总是占便宜，而私心少的敢于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的则总是吃亏。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这样，岂不是变成了按私取酬。私心越多取酬越多，那也无怪乎有这么多老好人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好人呢？就是因为一些人看到，做个老好人对自己有利，于是本来不大老好的现在开始老好了。本来已经老好的，现在更加老好了。倘若消灭了这“对老好人有利”的环境，那么老好人也就会减少了。

有人说搞臭了老好人，就没有人当老好人了。这话并非确实。搞臭老好人，这本身就属于环境的改造，但是改造得不彻底。假如这样，那不是说，搞臭了私字，就人人都完全彻底了。譬如对于逍遥派，“毛主席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你当逍遥派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当不当逍遥派是革命不革命的分水岭”“都像你这样当逍遥派，亡党亡国都不知道呢”“吃和睡是猪的生活，加上玩和乐是逍遥派的生活”，可以说将逍遥派搞得很臭了。然而逍遥派，终于还是逍遥派。

有个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倒还有点敢字精神，经过文化大革命到反而不响了，当起老好人来了。于是有人问他：“你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还敢于讲话。经过文化大革命，怎么反而当起老好人来了呢？”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看看还是当老好人合算，斗又斗得少，没有吃生活，解放得又早，还当上了革委会的委员。一些敢于说话的，七斗八斗，生活吃足，还要搁在旁边，没人理他。所以我也当老好人了。”

有一个同志在斗私批修会上说：我在联司问题上站错了队。当时我想，外面联司问题闹得很大，我也去听听，关心关心国家大事。怪只怪自己水平太低，出去听了以后，觉得联司的话蛮有道理，觉得还是联司的大方向正确，应该支持联司。以后每天到厂里来，就常常将自己昨天听到的联司的言论再传播给别人，有时还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后来才知道，联司的大方向错了，厂里为了肃清流毒，斗了一次，低了头，挂了牌，还吃了几下生活。小王对我说，老李啊，还是和我们一起打打牌算了，何必要多管闲事，自讨苦吃呢？我想倒也蛮有道理，自己当初想关心国家大事，谁知会站错队的呢？今后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站错队，还是当逍遥派合算。于是我也当起逍遥派来了，每天八小时工作，别的事情我不管，这其实也是私字打头。。。”

历史上，也有个环境和个人的反面例子。秦二世皇帝日夜作乐，将国事托付给奸相赵高。陈胜吴广起义，连克数城，奏章纷纷来到京城，都被赵高扣压了。有大臣将陈胜吴广起义的事告诉了二世，二世问赵高，赵高说没有此事，这是大臣在吹牛。于是将大臣斩首了。等到陈胜吴广打进了京城，二世又责怪他的大臣：“你为什么早点不告诉我?”大臣说：“正因为我没有告诉你，所以才活到了今天。否则，你今天也许看不见我了。”二世也无话可说了。

在旧社会，有一个遭到了三重压迫的妇女死了丈夫，她的公公，小叔就拿一套封建礼教来逼迫她。于是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并且自杀了。这时大家写文章议论这件事。有人首先责怪她不应该自杀，说自杀是懦弱者的行为。既然遭到压迫，那就应该与社会作斗争，而不该自杀。

对于这样一些人，鲁迅先生说：“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也正应该向驱人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值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在旧社会，很多文人喊道：中国没有天才。针对着这种喊声，鲁迅先生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况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上万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芽，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不过我认为自己做泥土，也仅仅是一点泥土，更重要的自然是改造环境，创造出大量的泥土。

有一些人，没有能力改造环境，于是就一天到晚的责怪个人。你这是毛泽东思想没有掌握到手呀，你这是头脑里还存在着私心杂念呀。。。鲁迅先生说：“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了前一说，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可就麻烦可怕了。”这些人也正是如此，他们一天到晚说：“你们应该大公无私呀。你们应该完全彻底呀。”在他们看来，逍遥派，这是私字，无政府主义，这是私字，派性，这也是私字，沾染了流氓阿飞的习气，这也是私字。总之一切坏的东西全是由于私字。私字乃万恶之源。那么解决的办法呢？当然，斗私斗私，便成了万能的法宝。

然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人人无私的。人人无私便成了共产主义社会了。那么这些现象也只能让他存在下去了，没有办法消灭了。

这些人一天到晚在说：“你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革命的利益，都像你这样，就要亡党亡国，人头落了地，自己还不知道，都像你这样，我们就要受第二遍苦。”

我说，是呀，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怕自己的人头落地。如果你能保证我自己的人头不落地，我就不会这样了。你既然考虑到亡党亡国人头落地受第二遍苦，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改造环境以保证我不这样不会人头掉地呢？”

“都像你这样，就要亡党亡国。”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会亡党亡国吗？你这样说了，也只有使我一个人不这样，并没有使别人都不像你这样，还是不能避免亡党亡国。但是假如我不这样不会人头掉地的话，那么肯定是都不会像我这样的，包括我自己在内。

既然说，个人是内因，环境是外因，为什么说改造环境更重要呢。

这是因为第一，个人是正确与错误，公与私的对立统一体，改造个人并不能改造完全。譬如要使人人都没有私心杂念可能不可能呢？前面文章已经论述了，是不可能的。要使学生没有白专思想，可能不可能呢？也是不可能的，看看这些学生似乎已经没有白专思想了，只要环境条件适应，一定又会暴露发展。再说对于好的苗子来说，是因为没有幼苗吗？幼苗多得很，六亿人口没有好苗，那才是怪事呢。为什么看不到乔木和花呢？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所不同的只是这一方面是抑制还是显露。

第二，改造环境的本身也是一个改造个人的重要方面（也许是最重要的手段）这是因为人的思想是发展的，运动的。而它的运动发展，也正是在环境中运动发展，是受到环境的影响的。苗子如果没有土地，便会枯萎死亡，如果气候适宜，便会发展成长。譬如家长如果对孩子是平等的，孩子便会培养起造反精神。家长如果对孩子老是“我是爸爸”，那么孩子一定是驯服的，如果环境是对老好人有利，那么老好人就会越来越多。如果环境相反，那么无需改造个人，就会有很多老好人弃邪归正。

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如此的少，八个样板戏。为什么少呢？就因为没有产生的环境。那么如果有人想在中国搞出二十个样板戏，这志向当然可喜可贺。然而也仅仅只有二十个，对于偌大一个中国来说，二十个也似乎太少了些。

以我的意思，当前，主要的任务，倒并非去创作多少个样板。当然，创作要比不创作好，多创造要比少创作好。然而假如有了环境，那么无产阶级文艺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出来，不要说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都还接踵而来。否则二十个也只是二十个，四十个也只是四十个。

如何造成无产阶级文艺产生的环境呢？毛主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https://yibaochina.com/?p=242782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