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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毛泽东决定大兴调查研究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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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20:54: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这次会议毛泽东先后听了五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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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3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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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插话中,毛泽东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t( V* `+ K2 b9 \2 ?; `* R

. u' C# J0 W+ w& r$ C  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4 }; `4 B& Q) H,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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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退赔,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关于自留地,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大家议一下。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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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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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7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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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i% c+ F7 c0 y  关于整风整社。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说了一个故事。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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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会是刮“共产风”。1959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100万劳动力,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500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20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100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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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C. q* d7 a. {$ B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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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说:“这是个新办法。”它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能够防止反倾向斗争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避免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毛泽东为什么说是“新办法”呢?所谓新,实际上就是对庐山会议后一味反右的一种修改。( ^7 `( I! X5 g1 ]8 u#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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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这次整风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说,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他认为战胜灾荒、争取丰收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战三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s. k4 g$ J9 J; W3 X0 e" Z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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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有人汇报说,去年农业书记会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断然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泽东讲人民公社过渡问题的时候,在他强调过渡的条件必须是公社一级的经济比重占一半以上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恰恰是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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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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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5 r9 ~" L. r: }( s  12月30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k! A! d9 v5 c' y& o" e: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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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会议对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谈到价格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提高粮食价格。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1959年10月,柯庆施曾向他提出,恐怕要考虑粮食提价问题。当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加城市人口有一亿多。”当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吃商品粮的一亿多人口的稳定问题,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稳定问题。现在,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能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算了一笔账,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十亿元,问题不大。他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 l6 \8 t4 J% x9 r9 T

3 v0 k+ J& i  c2 [! @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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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  E7 Y" R# z7 G& F( r$ R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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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9 J% c1 A: f" o: R7 W  谈到“共产风”时,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廖鲁言说:“搞丰产田、大办水利是有关部门提的。”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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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报当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发。毛泽东却说:先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5 Q/ Z- R8 `3 a3 i

& d) B+ o& P+ m# H( `! q7 t: Z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估计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毛泽东突破了这个框框。9 w% ~8 c' ~3 K1 L- V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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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汇报后,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1960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1 e/ Q8 C& a+ {8 X3 r. g: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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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g* X; ~. _' x3 }$ {: P

( T4 }$ [2 y2 ?( U2 R" z2 i  最后,讨论1960年的日子如何过的问题。在讨论中,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这时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最后,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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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7 V" _9 X' n* N/ |: |" f% t% Z  12月31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E/ m/ B, K( S. ^

/ p8 ]3 ^% ?& v. @  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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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Y1 G- c: i) p' [$ F  由李富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指出: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X% r. G8 c3 p" 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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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1961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2150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2000万吨。毛泽东说: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1950万吨,第二方案1900万吨。毛泽东说:看来1900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1870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1800万吨。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1800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毛泽东说:我担心就是1870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1959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1350万吨一下子提到1870万吨。刘少奇说:看来,去年由1840万吨后来又增加到2040万吨,是犯了错误的。邓小平说: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李富春说: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1960年又搞了一年。这3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1870万吨,是否也会紧张。7 n  V8 @( y7 ?0 s" Q2 u0 a/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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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1870万吨的钢产指标产生怀疑,这是对的,但仅仅怀疑仍远远不够。当时钢铁及整个工业战线的困难情况还没有充分暴露,毛泽东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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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f; K# r* T" {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2 a5 _. J- |* D, |: Y9 F4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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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又问到粮食定购问题。他说:陈伯达送给他宝坻县一个生产队的材料。那个生产队经过整风,干部作风转变了,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生产增加了,只要他有余粮,还是要卖给国家的。从这个材料,毛泽东得到一个启发,他希望各省市区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个生产队,心中就有数了。他说,现在整风是整顿那些坏的单位,最好摸一个有曲折发展过程的单位,如宝坻县那个生产队,刮过“共产风”,后来纠正了,生产又上去了。+ [5 K5 J+ {7 g) X

, b* z0 g$ o. U6 g: C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今天讲的这些,明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大家议一议。4 ]+ X6 A+ n7 G7 k

/ H, P% O+ r5 E! e* S( K8 Z  1月9日,毛泽东听第五次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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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8 z/ {" V) c# N! m! c  T  P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印发了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三大纪律”,胡乔木写的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亦即党风中的要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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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5 m  L% i5 Z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得更简明了,每一项4个字、6个字,至多9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他说: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其实,调查材料不在多,一个好材料就可以使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整风整社有通海口的经验,现在又有信阳的经验,就解决问题了。调查材料搞了一大堆,会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2 Y. `; Z0 ]- t/ w0 f

% n0 L; z; j" Y) K' y' w: j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1961年1月27日正式下发。1 E4 |* a2 `- O2 r7 B: a

- K( @) P$ c4 l" T  刘子厚汇报河北省在整风整社中揭发出两个县的严重问题。由此,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他说:河南1959年就说有450亿斤粮食,实际只有240亿斤,210亿斤是假象,我们被这种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要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抓住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的认识只能大体上接近客观实际,力求缩小同客观实际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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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8 T  M9 E$ C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1月13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X& i9 e& _* ~7 H! p1 m7 H2 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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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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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t& A4 H- t# D9 r4 p

2 V$ O# c5 Y) S( i  L3 I2 M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5 c9 f: D5 V/ W; l

6 U+ g1 k- a6 U  R# ^* ?  历经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5 o& H* z( _# a# v' A# H8 m, [

& P$ v, l# L4 r- U% X; I, u# w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从1月14日到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表示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全会还听取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指出,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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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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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那就是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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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t0 M5 I! u& ]8 ~《福建党史月刊》(2008.10)1 n: @6 a) {9 u  O+ Y1 G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3493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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