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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使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助越南打击美帝国主义，一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事实就是，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本文拟从这种历史现象入手，分阶段考察和分析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在调整对美政策、实现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应对和处理革命与务实这对矛盾的，如何坚持援越革命外交方针、不以牺牲小国利益打开同大国关系之门，进而通过维护与小国的关系带动了与大国关系的发展的，以及中国这一时期外交方略的最终结果如何等问题。
新战略确定后以越南问题促美高层对话（1968.11-1970.6）
随着越南战争（the Vietnam War）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成为此项定位的关键。[1]就中国方面来说，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即突出体现在1968年末中国领导人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翌年初尼克松(Nixon)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South Vietnam<NLF>)、美国、南越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政权参加的四方谈判在巴黎(Paris)正式启动，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此时，中美双方都看到了改变以往僵硬立场的必要性，尼克松开始将调整对华政策的目标建立在通过改善关系，拉中国助其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基础之上；中国也做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对抗苏联的新的战略抉择，中美关系出现转机。只是由于两国隔绝的时间太久，以及冷战造成的双方之间的相互不了解和不信任，使得此期中美之间的呼应及接触磕磕绊绊，一度出现反复。中国在以务实精神实现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尤其注意不放弃自己革命外交的原则，并以越南问题为轴心，促进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
对于越美谈判问题，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初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一直主张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2]当1968年4月3日越南政府宣布随时准备派代表团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越美巴黎谈判于5月13日正式开始[3]后，中国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明确将反对和谈的重点放到了反对投降妥协上，强调越南不应对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使自己丧失谈判桌前的主动权。[4]
但是，中苏边界冲突加剧，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现状，特别是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使中国切实感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以及摆脱与美苏两大国同时对抗的不利境地的必要性。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宣布从11月1日晚8时起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5]的事实，则从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南部的压力。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这种动向，首先反映在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或者可以说，毛泽东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
此时，毛泽东不仅一直没有就越南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而且还在11月14日听取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6]这种态度与他以前所坚持的越南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意见相比较，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7]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如果中国方面发生这种变化的信息能够反馈到美国方面，则不啻于向其下一届总统尼克松发出了信号，使之看到借助中国力量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8]
11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主动向美方提出了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并在通过新闻广播发布这一消息时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9]次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又在就第135次会谈会期问题发表的谈话中再次提出，中美两国应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10]中国这时对美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真实的意图应是在美国对越战的降级趋势将对中国安全态势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一步试探美国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考虑，以切实解决南顾之忧问题，为迈出转变对美政策的步伐做铺垫。事实上，这种姿态确实引起了华盛顿（Washington）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反应，根据他们的回忆，中国人公开援引这一“原则”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由此认为北京发出了一个准备返回国际舞台的信息。即将就任总统的尼克松则在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其对外事务代表，要求国务院通知中国人，新政府将欢迎2月份的华沙会议；一俟就职便会采取行动。[11]
时隔数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也特别谈到：对帝修反的斗争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12]以此进一步诠释了毛泽东这时关于对美对越关系的战略思考。此后，由于华盛顿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影响越南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中国方面于考虑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实际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筹码。
1969年1月，毛泽东在打破中国反对越美和谈的常规之后，对尼克松就职演说中松动美中关系的暗示做出了第一步回应：批示“照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并指示“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13]以此，通过由《人民日报》转载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了微妙的呼应信息。
2月初，尼克松致函基辛格(Kissinger)，指示要充分鼓励政府“探索恢复与中国人关系的可能性”的态度，而且着手在私下进行；并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各组研究对华政策及其目的和利益，包括可供选择的政策取向，以及价值和风险等问题，3月1日前提交报告。[14]此时，中国方面尽管因中国驻荷兰临时代办叛逃美国一事决定推迟原建议于2月20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5]毛泽东却并没有为此终止他的战略思考，而是于2月19日指示陈毅等四位元帅研究国际问题。[16]
对于中美双方政策变动的迹象，越南方面已敏感地觉察到了。3月22日，春水(Xuan Thuy)在同美方代表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告诫说，美国想利用苏联和中国的分歧决得不到什么好处；尽管中苏争论已持续将近十年，但他们多年来都在援助北越，而且将继续这样做。[17]不过到4月以前，中美关系实质上仍然冻结在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敌对状态。尼克松这时虽然具有了走向中国的意向，但就其外交政策而言，尚未实现“革命性”的转变。3月初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发生后，是月上旬，尼克松向赴美参加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葬礼的戴高乐(De Gaulle)表示他决定同中国对话，请戴高乐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18]可事实上，美国这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中苏关系的恶化程度。3月14日，尼克松于记者招待会上声明批准“卫兵”反弹道导弹计划("Safeguard" ABM program)可使美国在中国的核进攻面前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同时，还进而暗示在遏制、反对中国方面，美国与苏联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19]这无疑加重了中国的忧虑。
面对越美两国的这种反应，中国一方面通过新华社电讯谴责美国“同苏修勾结”“在军事上合伙反华”，“共同保持对世界人民、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的核威胁、核讹诈”，[20]重新提醒越南领导人警惕被美国和苏修的对越策略所欺骗，主张“少把正式时间耗费在巴黎和谈上”。强调胜利不能在谈判桌上取得。谈判是次要的，其目的只在于暴露敌人的计划、部署。表示中国“无论如何要竭尽全力帮助越南打赢这场战争”，并在6月14日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the Provisional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PRRG> of South Vietnam)宣告成立时立即致电承认和祝贺；[21]一方面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22]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宣称：毛主席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号召：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强调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争，打核大战。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23]以此将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文章做大，既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他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4]
中国方面的上述举措，以及苏联方面对中国威胁的深切担忧、探寻华盛顿对苏中冲突态度的急切之情，及其以进攻迫令中国臣服后恢复苏中结盟打破全球均势的恶劣前景，[25]使美国看到了实现美中苏三国战略性三角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当美国要求苏联在解决越战方面给予合作，苏联以自己对河内的影响极为有限为由，给华盛顿碰了个软钉子之后，一直支援越南、对越南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中国实际成为可供美国争取的结束战争的另一大助力。而且在尼克松看来，打开通向中国的道路还可能提供一个迫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帮助美国摆脱困境的机会。[26]这样，从1969年6月开始至1970年初，尼克松“联华遏制苏”的战略构想逐步成型，美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27]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做出战略性调整的大思路也基本确定，中国加快了寻求与美国和解的步伐，以集中力量对抗苏联。[28]
随着越美和谈的运行，在与美国为打破双方关系僵局进行的探索和呼应中，中国一方面在道义上，根据越方的要求于10月25日发表了周恩来同范文同会谈公报，声明：解决越南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是，美帝国主义必须停止侵略越南的战争，美国侵略军及其仆从军必须无条件地、全部从越南南方撤出去，由越南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重申：中国人民将永远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的教导，坚决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29]
一方面则在对越物质援助的方针上做了某种程度的调整：其一，把对越南援助的侧重点放到了经济援助上，[30]开始向河内强调，不能过于依赖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援助，应严格遵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31]其二，着手陆续撤出在越南的中国支援部队，从1969年2月开始至1970年7月止，将已入越的筑路、防空、国防工程、铁道部队等32万余人全部撤回中国国内。[32]其三，改变鼓励越方实施进攻性作战方案的态度，向越南领导人表示：过去建议越南应组织大规模战役，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认为这个建议是不可行的。[33]与此相应，将对越主要武器装备的援助较1968年减少了近一半：
枪（支、挺） 炮（门、具） 枪弹（万发） 炮弹（万发） 坦克（辆） 汽车（辆）
1968年 219899 7087 24792 208.2 18 454
1969年 139900 3906 11917 135.7 162
资料来源：参见李可、郝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416页。
此外，对于越美和谈，也再次表达了不干预的态度。9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时谈道：关于越南问题，越南继续抗战也好，搞巴黎会谈也好，这完全是越南党自己的事。我们同越南同志交换意见，主要是越南抗美战争的情况。至于巴黎会谈，我们从来不过问，一则由于越南是主人，再则苏联插了手，我们更不愿参与。会谈进行快慢，我们不予注意。[34]
导致中国援越方针发生上述变化的原因，除了主要因素，即巴黎和谈开始后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的现实状况客观上削弱了战争对中国的威胁程度，而苏联加强对越武器装备援助后越南尚未流露出明显的倾向苏联的迹象，中国还无须为拉住越南而在此问题上与之一争短长，故而乐得在沉重的援外任务的压力下稍事喘息之外，应该也含有以此向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举动做出具体响应的意图在内。
当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仍然抱有怀疑态度。毛泽东即曾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尼克松政府正在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口头上侈谈和平，实际上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35]由此，尽管1970年初中美双方在第135、136次大使级会谈中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探讨时气氛空前的缓和，但是，当3月柬埔寨朗诺（Lon Nol）—施里马达（Sirik Matak）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the prince Sihanouk）领导的王国政府，成立亲美政权；美国增派泰国正规军入侵老挝，强化侵老战争，并于4月30日出兵柬埔寨，将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Indochina）半岛之后，中国立即旗帜鲜明地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National United Front of Kampuchea〈NUFK〉），支持由民族统一阵线领导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Roy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on of Kampuchea〈RGNUK〉）；声明七亿中国人民誓做印支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全力支援柬、老、越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36]5月11日毛泽东会见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Le Duan），再次提出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越南飞机可以到中国降落，表示“我们不怕。如果美国人要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他就来嘛。”毛泽东还强调：“谈判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37]5月16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推迟下一次中美会谈；建议毛泽东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召开国内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京群众大会请毛泽东、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讲话。毛泽东予以批准。[38]5月18日中国正式将推迟会谈的决定通知美方，[39]接着在5月20日原定举行中美会谈之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中国中断中美会谈，使两国和解进程实际上停滞下来，以及毛泽东在“五·二○声明”中没有延续中共九大将打倒美帝和打倒苏修并列的提法，而是只号召打倒美帝，以此对美国出兵柬埔寨的行动做出强烈反应，显然是在给美国施加压力，其目的主要有三点，其一，向美国方面表明中方的立场：中国在做出与美和解新的务实的战略抉择时，不会放弃支持和援助印支三国人民的革命方针。美国要想恢复同中国的邦交，其前提必须是逐步减少对印支地区的介入，而不是扩大其侵略和干涉行为。其二，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百万大军压境，而且它把如此多的军队集中在另一个国家的边界上，是二战以后所没有过的，由此，客观形势已使苏联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40]中苏关系的紧张状况，使得中国要加快对美缓和的步伐，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渠道显然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即如周恩来后来谈到的：中美双方谈是谈了，但是大使级的谈判不能解决问题，谈了16年，又碰上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和侵略柬埔寨，我们就把谈判停下来了。根据中国内战时期的谈判经验，只有直接同蒋介石谈，才能解决问题。[41]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同尼克松谈，通过中美高层会晤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实质性障碍。[42]由此，中国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另一个考虑，就是想以此促进美国及早与中国进行更高层次的对话、更实质性的接触。其三，明确了上述的立场和态度以后，中国接下来就是静观美国方面的反应，并由美方的态度试探其缓和美中关系的诚意和决心。
对于毛泽东“好战”的声明，虽然基辛格认为它不过是虚张声势，[43]尼克松却还是感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压力，并且在盛怒之下一度下令凡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24小时之内全部开进台湾海峡。但他很快即醒悟到，毛泽东还是留有不少口子以待恢复两国互相接近的长征，将其全部堵死对美国毫无益处。[44]这样，一番较量的结果是，在中美会谈中断期间，基辛格做出了华沙这条渠道太“受约束”的结论。[45]而且，美国在6月中旬又重新开始寻求同中国进行接触，尼克松并于6月30日宣布从柬埔寨撤军。美国的这种反应，正好符合了中国预想的目标。于是，中国政府也着手考虑恢复与美国的联系。[46]
以坚持对越基本方针促中美和解（1970.7-1971.12）
这一时期，中美双方开始进行高层接触，为实现和解做准备。由于两国隔绝已20余年，中国方面并不指望问题一次就统统解决，而是认为接触接触，就会找出一个头，从什么地方开始解决问题。[47]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方面以坚持对越外交基本方针，重新大规模援助越南，并拒绝向河内施加压力，来促进美国打破在台湾问题上的僵硬立场，迈出与中国和解的关键一步。
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后，以1970年7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释放在押美籍犯人华理柱主教(Bishop James Walsh)为起点，中美双方重新寻求靠拢，就举行高级会晤问题互致口信。美国并暗示中国美从台湾撤军是与结束越战相关联的，试图引起中国对此问题的关注。[48]此间，中国方面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谈道：我看你们能进行外交斗争，你们做得不错。起初我们有点儿担心你们会上当，现在不担心了。[49]是年，中国对越南主要武器装备的援助与1969年比继续减少。[50]
中美两国向着高层对话阶段前进时，1970年末，美国为迫使越南接受其谈判条件，出动数万美军、西贡军队等武装入侵老挝，同时进攻越南南方所属的9号公路地区，对越南北方进行海空袭击，将战争又一次升级。这次，中国没有中断中美之间的联系，而是采取了务实而不屈从、革命而有限度的更为灵活的步骤。
其一，12月11日，中国在越南政府发表告全国人民号召书的次日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严厉谴责美国的军事冒险行动。[51]并于次年3月8日在尼克松通过发表外交政策年度报告重申美国渴望与北京改善关系，向中国发出明确信息[52]后，同越南共同发表联合公报，指出美国的行动不但直接威胁了越南的安全，而且也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支援印支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中国人民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并强调说：中国人民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公报还提出，越南人民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省，并坚信台湾必定会得到解放。[53]这样，既明确向美国做出不惜与美国一战来支持印支三国人民的警告性回复，又间接向美国重提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以此对美国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在3月3日召开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随后，周恩来访越，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54]
其二，与此同时，中国又注意为继续打开中美关系留有余地。1971年2月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同挪威驻华大使的谈话中谈到，中国了解美国政策的新动向，并表示特别希望同基辛格会晤，还特意要求他提请美国方面注意这段话。[55]
美国方面注意到了中国方面发出的这个信息，不仅在一个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呼，而且继续放宽对华贸易限制。[56]此后不久，毛泽东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4月21日，周恩来适时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Yahya Khan）向美方发出邀请，重申中国政府“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57]美国官员也建议尼克松抓住乒乓外交的机遇做文章，把欢迎访华归国的美国乒乓球队同欢迎从越南战场撤回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安排到一起，随机提出总统计划中的撤军比例，以显示其寻求亚洲持久和平的良好形象，并消弭国人的反战情绪。[58]这其实也是想将改善对华关系问题与越战问题相联系，通过美国国内的舆论宣传向中国方面示意美国在解决越南问题上对北京的期望。随后，尼克松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26日召开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中美高层会晤问题，确定了有关台湾问题等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关于越南战争问题，会议报告提出：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撤走。报告最后并专门提到中美会谈是否将有碍印支抗美战争和越美和谈，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59]可见，中国领导人在为会谈做准备时，已考虑到要在和谈问题上帮助越方做美国的工作。其后不久，周恩来7月5日会见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惠特拉姆（Australian Labor Party leader Gough Whitlam）时，表示北京现在赞成召开包括非亚洲国家参加的解决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Geneva conference)。[60]这实际表明，中国方面此时设想通过中美高层接触和举行国际会议，来促进越南问题的解决。此点从几天后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中突出反映出来。只是中国对自己所能起的作用过于乐观，而且低估了越南方面的抵触情绪。
当7月9日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时，根据美国的议程安排，他的使命除了向中国人重申美中和解的战略基础外，另一个重要的谈话内容就是越南战争。这样，在一开始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基辛格就特意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与美国结束越战的愿望联系起来，告诉中国人，美国准备从台湾撤军，但这是与结束印支战争相关联的；强调说这个战争的结束将加速美中关系的改善，而战争继续下去将会干扰美中关系。[61]试图以此压北京说服河内加速和谈进程。对此，毛泽东在7月9日当晚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后指出：美国应当重新做人。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62]这样，周恩来在次日的会谈中即明确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唯一的问题。但是，尽管你们现在占着台湾，那里却还没有战争。越南则仍在打仗，在死人，而且每天都有人受伤。为此，如果印支局势不能缓和下来，我们就必须继续援助印支人民，首先是援助越南人民。[63]
会谈中，对基辛格关于美中之间现在已不同与1954年相互敌对时期，而是在良好意愿的基础上、在合作的基点上来解决越南问题的说法，周恩来没有予以否认，但随即强调：美国想要体面地结束战争，其实这么做的最好的途径就是直接撤军，把你们所有的兵力统统撤走，将问题留给印支三国人民自己去解决，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指出：越南人民只有两个前景，第一个是美国撤走它的全部军事力量，第二个就是继续战斗。接着，周恩来便就是以美国推翻西贡现政权为实现和平的条件，还是以越南承认阮文绍政府为美国撤军的条件，这个使和谈陷入僵局的主要问题之一，顺势做基辛格的工作，谈道：西贡政权如果得不到你们的帮助，早就垮台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件事上留一个尾巴，而且不愿意放弃呢？当基辛格解释说，如若不谈判，美国最后也将撤军，但是时间会拖得长一些，阮文绍政府将在美国的支援下得到加强，以此示意西贡在将来越南南北两方一决雌雄的战斗中胜券更大时，周恩来即表明态度：你们计划撤军时要越南人同意保留阮文绍政权或是有其参加的联合政府，同时还要维护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的统治，越柬人民不会接受，他们宁愿打下去。[64]而中国支持印支三国人民的立场是很明确的。
当然，在试图劝说美国停止支持阮文绍政权的同时，中国方面也表示了在具体问题上不介入越美谈判的态度。例如对于基辛格想讨论的停火时间、撤军和撤出所有军事基地的期限、在老挝和柬埔寨的越南军队也应作为外国军队撤出等问题，周恩来都以不容商量的口吻答复说：我们不能考虑这些具体问题，我们不是越南人。这是你们同越南人磋商的事儿，而不是与我们来谈有关他们利益的事情。我们不干预。[65]由此实际表明了中国不会帮助美国对越南施加压力的立场。另外，为了避免使河内方面认为中美拿越南问题作交易，在讨论准备发表的基辛格访华公报的内容时，中国方面反对写入美方提出的“这次会谈将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产生有益的影响”一句话，[66]并最终被美方所接受。
中国通过中美之间的第一次高层晤谈，一方面亮出了北京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立场，一方面又特意点明中国没有派出一个战士去印支战场打仗；同时提出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点立场：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及“台独运动”、美方不再重申台湾地位未定，提醒说，如果尼克松访华期间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他的访问成果是什么？表示中国方面不是以此为总统这次来华的条件，但是作为访问的成果，中美双方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67]以这种方式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迈出与中国和解的步伐。
三个月后，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中美双方在10月20-26日的会谈中，讨论了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就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这次会晤，虽然仍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更加突出了双方共同的立场——都反对霸权，即苏联的扩张主义；都承诺要使双边关系正常化。[68]
中美两次高层接触的结果是，其一，双方在各自的主张中看到了共同点。会谈时，美国表示从越南撤军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才能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则强调“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作交易”，[69]中国不会放弃援越的革命外交方针，为已同美国谈了15年多的台湾问题而牺牲越南的利益。两者虽然初衷不同，但客观上都已把解决美国撤军问题放到了首位。
其二，中国方面看清了美国在阮文绍问题上不会让步，于是，为推动撤军的实现，尽快结束越战，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开始转而劝说越南方面先解决撤军问题。7月13日，周恩来赴河内通报中美会谈情况时说：越南应利用每一个机会先解决美国撤军问题，而推翻西贡傀儡政权则需要时间。[70]委婉地劝越南领导人不要再坚持搞掉阮文绍。
其三，中美双方互相摸清了各自对苏联威胁的认识，不仅明确了在反对苏联的霸权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实上还通过讨论印巴冲突时达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一致意见，[71]迈出了联合起来间接对抗印度背后的苏联的第一步。美国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方面则从基辛格关于美国不要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在军控问题上不会迫于压力提出反对中国的方案，以及准备不断向中国通报关于核问题情况[72]的承诺，增强了坚持援越抗美与寻求中美和解同时进行的信心。
其四，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后得出的一个基本印象是：中国希望解决越南问题，但是不知道怎样做才能不使河内更加亲近苏联。[73]的确，越南方面对中美接触的态度，始终是中国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消除河内的疑虑，基辛格离京次日周恩来就提出秘密访越，并于7月13、14日连续与黎笋和范文同会谈，通报情况。只是，当周恩来谈到尼克松访华将讨论越南问题时，越南领导人的反应十分强烈。据黎笋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即表示：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你们的。你们无权就越南问题说三道四，无权和美国人讨论这件事！[74]随后，北京注意到河内《人民报》发表的社论影射中美会谈，[75]而且对中美同时发表的关于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保持沉默，直到1971年末才向国人宣布，[76]显示了极为抵触的情绪，但是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大局已定，不可能再为越南的反对而改变自己的既定方针。因此，当11月22日范文同在与毛泽东的会见中要求中国拒绝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回绝了。[77]
面对越南的不满及越苏接近的趋向，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妥善解决转变对美政策中的务实与革命的矛盾问题，更加迫切起来。由此，中国一方面通过周恩来反复对国外新闻界发表的讲话阐明中国的立场，声明中美会谈的内容都是两国间的问题，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国没有出卖任何原则，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作买卖；[78]还以极其热烈和隆重的方式破格接待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79]在11月25日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中重申：支援越南和印支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可动摇的既定方针，是中国人民不可推诿的国际主义责任。只要美国侵略者一天不停止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和干涉，只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神圣的民族权利一天没有实现，中国人民就要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人民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并且重新肯定越南方面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两个基本点：美国必须全部和无条件撤走其一切军事力量；必须放弃对阮文绍集团的一切支持和保证。[80]特别是当12月美国针对北越军队大量集结的情况，对北纬20度线以南的越南供给基地进行轰炸，同时给莫斯科和北京送去强硬照会，警告说如果北越发动攻势，就会招致最严重的报复行动后，中国方面以外交部12月29日发表的声明作为回复，表示坚决支持越南外交部18日和26日两次声明中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并再次强调指出：中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和印支各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81]一方面以大规模援越为补偿，通过具体行动表明中国决不会以原则做交易的立场。是年，中国与越南签订了7项无偿经济、军事援助协议，折合人民币36.14亿元，占中国该年度援外协议总额度的48.67%。[82]这个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此时对援越问题的重视。
劝越美结束战争以促联美抗苏大战略实施（1972.1-1973.5）
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之间实现了和解。此后至1973年5月双方互设联络处，结束通过秘密渠道进行沟通的方式，建立起正式的直接的联系机构，中美双方一直从实现各自战略构想的大方向上，谋求两国关系的稳步发展。但是，越南战争还在继续，美国仍然希望北京能够影响河内的谈判方针，以助其尽快摆脱战争梦魇。由此，从中国这时对越美方针的变化情况看，此期可以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2年1月至5月。在这个阶段中，中国抵制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对华打苏联牌的念头，突出强调对美方针的原则性，即采取不干预越美和谈的态度，拒绝帮助华盛顿向河内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大规模援越。
1972年1月初，为尼克松打前站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Haig)一行抵达北京。在1月4日同周恩来的会见中，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几点口信，其中有关越南问题的是：美国政府最近决定对北越领土进行空中袭击。美国已经做了种种让步，而越南还在袭击。“对所有这些行为的解释只能是，河内努力要侮辱美国，而这种侮辱是任何大国都不能接受的。”口信还特意将越战与苏联对华威胁联系到一起，说“我们的结论只能是：东南亚战争的继续进行只能给莫斯科提供机会，使它得以加强它在河内的影响，从而发展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包围计划。”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能力必须得到维护。”这个意见实际是在曲折地施加压力，以使中国能敦促越南对和谈条件做出让步。对此，周恩来当时即表示：苏联插手南亚次大陆和印支问题是由于中美要接近。中国已准备承担这个后果，并不感到有什么意外。[83]
对于美国向中国打苏联牌的意向，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指出：“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都让你保护，危险得很呀！”并肯定《对美方口信的答复》说：“好，我看可以给他讲”。这些美国人啊，“你不顶他一下，他就不舒服。”在毛泽东看来，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84]对抗苏联是中美双方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中国有求于美国，更不能为此放弃对印支人民承担的义务。此后，周恩来在第二次会晤黑格时即回复说：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对北越大肆轰炸，越南是受害者，中国当然支持。事实上不是河内侮辱美国，而是美国侮辱了河内。大国可以任意侵略小国，小国进行自卫却成了“侮辱”，这是什么逻辑？美国这种政策不仅动摇不了越南决战决胜的意志，而且为美国自己撤军和谋求释俘制造了障碍，也给总统的访华带来了不利因素。关于美国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问题，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中国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奋斗到底。由此，向美国方面明确表明了中国不会在外交战略的调整中牺牲越南利益，以及尼克松不能以保护者的姿态来中国的态度。不过，周恩来同时也表示，中国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做出自己的努力。中美双方总要向远处看，中美关系总要走向正常化。[85]
1月25日尼克松发表了敦促越南恢复和谈的公开讲话，并与苏联和中国联系，说明美国的让步已到达极限，如果河内发动军事攻势，美国将做出强烈反应。周恩来通过私下渠道措辞尖锐地致函指责美国想把中国纠缠到越南问题中去，表示中国不了解越美和谈内情，中国自己也没有就越南问题对美国做出过任何许诺。[86]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乔冠华在与尼克松、基辛格会谈中讨论越南问题时，仍然坚持不干预越美谈判的立场。周恩来强调说：最紧迫的是印支问题，如果印支战争不停下来，中国只有援助他们。“我们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的权利，或代替他们提出主张和代表他们谈判的权利。”而毛泽东则在会见尼克松时指出：“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87]以此进一步示意：中美双方目前只有一个敌人，即苏联，为对抗共同的敌人，两国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对于中国不向河内施加压力、不干预谈判的立场，美国方面虽然有些失望，但只要北京采取不卷入的姿态，而非重新鼓励河内穷追猛打，他们就满意了。基辛格并且注意到，尽管中国敦促美国撤军，却没有认真坚持河内的主张，也没有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击退越方攻势的威胁性军事措施提出任何警告。北京毕竟迂回表述了不会武装干涉越南，北越不是中国政策的延伸的意向。这种克制态度使华盛顿认为：我们是互相了解的；越南战争不会影响我们关系的改善。[88]
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使双方在台湾问题和共同反霸问题上正式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为以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周恩来于3月初再次亲往河内通报情况时，一面首先追溯中国领导人的一个错误看法说，“关于越美和谈问题，当时曾认为时机不够成熟，后来毛主席作了肯定”；一面表示：“如果印支问题不解决，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无法实现的。”[89]以此既迂回地表明了中美关系打开后，北京希望巴黎谈判能够谈出成果的态度，又以自我批评的姿态，以及中方在中美和解与援越抗美的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安抚了越南领导人。只是在河内看来，中国与美国结束敌对状态，即如两个兄弟，一个兄弟和别人打架，另一个兄弟却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因此，黎笋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们会谈过了，不久，他们就要更猛烈地进攻我们了。”[90]中越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3月底，越南军队在越南南方战场发起全面进攻后，尼克松政府一方面采取报复行动，大规模恢复对越南北方的空中轰炸和海上布雷，一方面向苏联和中国施加外交压力，希望苏中两国能迫使河内回到谈判桌前。面对美国的压力和越南的离异倾向，中国方面继续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战，同时不介入和谈问题的立场。4月3日，基辛格秘密致函中国，指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以促进和平解决越战对于尼克松政府的极端重要性，并提醒说，美国在印支受辱，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对此，中国除了以外交部名义公开批评美国对越南北方的空袭，还在4月12日通过秘密渠道复函美国，对越南表示声援，于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同时，警告美国不要在越南问题上“越陷越深”。[91]同日，周恩来接见越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阮进(Nguyen Tien)，表态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严正立场，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92]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援越行动。5月13日和14日，周恩来与越南外交部部长、出席巴黎和谈越南代表团团长春水会谈时答应在铁路修复、开辟海上隐蔽航线、增加武器装备援助、抢运粮食和汽油，以及扫除水雷等问题上，统统给越南以帮助。随后，余秋里即在国家计委、军委工办18-25日召开的全国援越任务动员会上指出：增加援越物资生产，大力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是一项紧急任务，“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援越任务是“光荣的、重大的、长期的”，“不能讨价还价”，必须认真研究，安排落实。中越双方在5月至8月的几个月中频繁进行会谈，商议和解决了一系列援越的具体问题。[93]中国政府并决定再次派出支援部队进入越南北方。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于5月开始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入越执行援助任务。[94]正是在中国的帮助下，1972年进入越南的援助物资以及从越南北方运往南方的物资比1971年增加了近一倍。越方与中方谈判援助问题的代表、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即曾表示：中国这次向越南提供的补充援助，“对一些主要物资可以说百分之百地满足了要求”，越南党和政府“都感到非常高兴”。[95]
不过，中美双方对共同利益的确定和重视，使得中国在越南问题上强硬的政治立场和军事行为已不会再破坏大门已开的两国关系。尼克松4月18日在白宫接见访美的中国乒乓球队时即表示：尽管河内发动攻势，美国以轰炸北越进行还击，但是，美中关系仍在沿着恢复邦交的轨道前进。[96]
第二阶段，1972年6月至1973年5月。此阶段在越南问题上的军事行动及和平谈判都进入到最激烈、最关键的时刻。由于美苏于5月份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使中国认为，美苏有接近的趋向，其将威胁到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外交战略；另外，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而解决之的先决条件是越南问题，这已是北京和华盛顿双方都坚持的一个基点，因此，中国希望美军及早撤出越南，以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中国联美抗苏的既定战略目标。而且，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战争的结束实际将更有利于越南以后统一南北两方的军事行动。这样，中国对越南的外交方针，特别是对巴黎和谈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一方面抗议美国在越南北方的野蛮军事行为，尽量满足越南的一切物质要求，为越南以后的统一战争奠定基础，一方面积极劝告越南和压美国适时结束战争，同时继续保持中美之间的接触。
1972年6月19-23日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时，虽然在寻求中国对解决越南问题的帮助上面依然没有取得什么新的实质性进展，却感觉到中国方面对实现越美停火的兴趣更大了。[97]基辛格的感觉是不错的。尽管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没有改变对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但在与越南方面接触时，态度已有所不同。美苏5月最高级会谈之前，周恩来还向河内表示不过问巴黎和谈，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并赞成搞掉阮文绍政府。[98]此后，中国则开始示意越南应回到谈判桌前。7月6日，周恩来在会见春水和李班时指出：越南战争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美国有所松动，谈判解决，今后4个月是关键时刻。几天后，他即建议巴黎和谈越南代表团团长春水的特别顾问黎德寿直接与阮文绍及其代表谈，认为既然阮还是右派的代表人物，那就还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取代他。[99]当范文同8月份来中国云南昆明休假时，周恩来专程前往探望，就越美谈判问题交换看法，随即又派人去向范文同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关于越美谈判，军事和政治问题不能分开解决，在南方成立左、中、右三派联合政府是对的。先让美国将军队全部撤走，交换战俘。成立联合政府可直接与阮文绍谈判，需要时间，谈不成再打，估计美军不可能再回来。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是争取一个过渡时间，休整后再打，最后取胜。”周恩来并于8月18日在京会见了黎德寿。[100]在河内放弃谈判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中国对越南领导人强调谈判的正确性，明显具有提醒越方恢复谈判的意思。鉴于越南始终坚持以美国撤换阮文绍为停战的条件之一，周恩来的建议和毛泽东的意见，实际已表明北京不赞成河内继续在这一政治主张上僵持下去。毛泽东还进而明确了这种提议的策略性理由，即先“送神”，再休整军队，然后于无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一举完成统一大业。[101]此后，8月下旬，黎德寿在巴黎提交了关于谈判问题的新的建议，主张联合政府的建立将既包括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也包括阮文绍政权。这是河内首次表示接受西贡政权。越南领导人并对此做出解释说，美国人一撤走，阮文绍将更容易对付。[102]越南方面的这种转变，显然表明中国方面的影响是起了作用的。
与此同时，为了加速向各自的外交战略目标靠近，美国方面竭力驱散美苏首脑会谈给美中关系投下的阴影，并请北京在解决越南问题上助其一臂之力；中国则在劝说河内之时，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8月4日，基辛格在会见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时，针对北京关于美苏签署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有悖《上海公报》反霸条款的指责，以及对美苏重新接近的警觉，特意指出：美国将抵制莫斯科在欧亚大陆建立霸权的企图。表示希望美中关系进一步发展，这样，说对中国的攻击牵涉到美国利益就更有说服力。强调美国这届政府把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北京所说的以经济利益为首。保证美国不会参加任何孤立或针对中国的协议。[103]以此继续突出美中的共同利益，打消中国方面的顾虑。此后，基辛格又在10月份向黄华表述了请中国对越南施加影响，劝其以明智态度恢复谈判的意见。而中国方面则乘势于10月25日巴黎和谈恢复以后，由黄华带信给美方，明确责备西贡制造麻烦，表示相信华盛顿的诚意，劝告美国抓住目前“极为有利的时机以结束越南战争”。当美国因西贡反对而拖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中国再次“以最愤怒的语言”谴责西贡，要求美国“坚决制止”南越政权的行为，同时也提醒白宫，如果美国延长战争，拖延谈判，“那么人们又将如何看待美国自称愿意努力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声明呢？”11月13日基辛格宴请乔冠华时重提让北京说服河内让步的问题，乔冠华反而劝告美国做出让步，说大国是有能力采取宽大态度的，“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南越而丧失全世界。”[104]
由于越南试图利用美国总统选举在即的有利时机压美国做出更大让步，而华盛顿与西贡之间意见分歧一时也无法弥合，和谈继续拖延下来。尼克松决定对越南做最后一击，在从12月18日开始的12天里，出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中力量，轰炸河内、海防和北越全境。越南方面难以承受继续发生的重大打击，同意重新与美会谈。中国方面这时也不能容忍在越南问题上再出现反复了，于是劝告即将赴巴黎谈判的越方代表促进和谈成功。12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长阮氏萍（Nguyen Thi Binh）谈到巴黎和谈时说，如果巴黎和谈成功，那么不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隔一天，周恩来也劝告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Truong Chinh）：尼克松还是想走的，所以这次谈判要认真去谈，目的是要谈成。并在翌年1月3日再次示意黎德寿战争结束已不会影响越南下一步的统一问题，指出：“尼克松有许多国际国内问题要解决，看样子他还是想从越南和印度支那脱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后，形势会起变化。”[105]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中美双方都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2月初，尼克松批准美国向中国出售包括4架飞机等装备在内的8套惯性制导系统（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s）。[106]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应该是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初步合作的开始。不久，基辛格于2月15日第五次访华，再次向中国领导人强调双方所面对的共同威胁；毛泽东则在会见他时特别提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可以“搞一条横线”，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第一次明确向美方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107]3月，侵越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1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两国共同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不过，此时中越关系却逐渐走入低谷。在地缘政治、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华侨，以及中苏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下，河内衡量与北京和与莫斯科关系的天平逐渐向苏联方面倾斜，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中国在越南明显倒向苏联之后“忍辱负重”加强援越的结果是，越南全身心地投入了苏联的怀抱，并且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108]苏联则及时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后留下的力量真空。苏越结盟，使中国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结语
上述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南战争的大背景下，面对苏联的威胁，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现实基础。而美国收缩亚太战略，越美和谈开始，越战暂时降级，则为中美接触提供了机会。中国适时确立了新的对外战略的大棋局，既走出了转变对美政策的务实的一步，又不放弃援越抗美的革命步调，具体而言就是，始终把握住了坚持既定援越的立场、绝不拿原则作交易的中美关系调整的界限，并由此取得了以小国关系带动大国关系发展的效果。
在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中，虽然苏联因素是首要的，并且是起决定作用的，中国实现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意图在此期的中国外交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解决务实与革命两种外交方针的矛盾中，越南问题也是中国在调整对美政策期间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中美缓和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越南因素。中国虽然为了避免破坏中美和解的进程，没有为消除美国对越南施加的军事压力而采取激烈的措施，但是也没有如某些越南领导人所认为的“大国之间的交易有时可能会牺牲小国并压垮它”[109]那样损害越南这个盟友的利益。实际上，1971-1973年中美关系实现和解时期，恰恰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经济、军事援助协定的金额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110]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由于尼克松政府在勃列日涅夫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将安全利益放在首位，重视维护与中国在反对苏联扩张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以及在试图利用河内的盟友敦促和平解决越战的策略中更着眼于莫斯科，因此，对北京支持和援助河内的立场及行为表示了谅解。中美和解的进程没有因越战问题而遭到破坏。
当1972年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关系也由敌对逐渐转入进行政治和军事的对抗。与此相应，越南问题更加紧密地与中苏两国各自的战略利益联系到了一起。对于中国来说，这时加大对越援助力度的目的，除了要支持越南在南方战场上对美展开战略进攻态势，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以刺激美国从速由越战泥潭中拔足，避免因战争的拖延不决而妨碍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及早实现这个因素外，还注入了其他两种成份，一个就是要与苏联竞争援助规模，以争夺越南。鉴于中苏关系持续紧张的状况，印支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故而，中国对苏越关系的发展极为敏感，希望通过加强援助来拉住越南，防止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个则是要帮助河内抢在越战结束、实施国际监督之前，把更多的武器军火运到越南南方去，[111]为随后越南北方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做准备。[112]
就此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而言，革命性仍然是最根本的。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是反帝及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援越抗美即是弘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具体体现；另外，真心实意地援助越南，也是对苏联修正主义叛卖行径的有力反击。事实上，在中美两国寻求缓和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始终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尼克松和他的谋士们改变对华政策并不是因为对中国有什么好感，而是其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力争尽可能多地保持自己既得利益和霸权地位的目的使然。推迟世界大战，促进世界人民革命，实际依旧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只是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强调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非常实际的精神，这种务实与革命相结合的基点就是，利用矛盾，着眼于人民。所谓搞世界革命，就要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促进革命。[113]由此，支持越南抗战和取得民族统一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越的方针、目标也是贯彻始终的。越战结束后，中国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完成统一事业。[114]尽管1973年6月中国方面没有同意越方提出的1974年援助80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但是该年一年的援助总额仍然达到了25亿元人民币，其中还包括1.3亿美元的现汇。[115]1975年春，越南南方解放，越南继抗美救国战争之后，又赢得了民族统一战争的胜利。
而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角度考察此期中国在对美苏和对苏越两个三角外交中政策的定位和变化，还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从大的趋向上看，中国外交方针的侧重点这时已开始了由革命向务实的转变。因此，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虽然实现了自己打开与美关系的基本目标，看到了联美抗苏的前景，却未能继续保持住同越南的友好关系，并且还不得不在排除了美国的威胁之后，面对来自南方的苏越联盟的新的挑战。
第二，大国、强国之间的关系固然是冷战格局构成的主要因素，但小国、弱国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两个大球对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滚动方向往往会使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变化。越南以其在大国的战略考虑和决策中所占有的位置，既已成为大国对抗中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战争的结束，当大国在相互牵制的复杂状态中形成力量平衡时，作为小国的越南的独立作用也就更加突出。7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后开始联合对抗苏联，越南则同苏联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和中国。
第三，在亚洲冷战的框架中，参与其间的两大同盟或集团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强国为首，各自强调同盟或集团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国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的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就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实际也是如此。
第四，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50年代的亚洲冷战中，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始终处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进入60年代，中苏同盟的破裂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及至70年代初，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而中美联合对苏，美苏重新站在冷战的第一线，则使国际冷战格局出现了继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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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中的越南因素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及。最近有关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牛军：《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沈志华：《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1973）》，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92-220、221-250页；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98-116页；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等。其中牛军的文章就此议题提出了较重要的论点，即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中国来说，援助北越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支援越南民族革命的考虑，只有“和谈”才是真正涉及到双方的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笔者同意这个观点，但牛文强调的是和谈实现的结果，而笔者则侧重于分析、阐释中国领导人对和谈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与调整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另外，Zhai书在述说和谈问题时没有涉及中国对和谈态度的变化究竟在哪里等问题。沈文也未落墨于此。
[2] 如1965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说：“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的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1966年10月5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会谈时指出：越南问题到一定时候免不了要谈，问题在于条件、时机和决定权在于谁。谈判的决定权在越南。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3]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4] 如周恩来和陈毅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突出批评了河内(Hanoi)的四个行为：改变过去以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为谈判基础的立场，接受华盛顿部分停止轰炸的建议；放弃自己对谈判地点的选择；将抗美斗争“逐步降级”，减少对越南南方的支持；接受阮文绍政权作为一方参加和谈。指责说这是四次妥协，尤其第四个让步行动是最实质性的，它使西贡(Saigon)傀儡政权谋求到合法地位，而令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丧失了合法性。认为河内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削弱中国的立场。1968年9月2日周恩来并在越南庆祝独立二十三周年招待会上公开提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处的责备之意已十分明显，在中国方面看来，越南的让步行为无疑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投降妥协的性质。参见1968年4月13、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Pham Van Dong)会谈记录，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Le Duc Tho)会谈记录，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22, pp.123-129,138-14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56页。另，关于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问题，详见李丹慧：《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增刊。
[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2页。
[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6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0-583页。
[7]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此前并不反对越南“边打边谈”的方针，周恩来在1967年4月7-11日与范文同会谈时就曾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可以成立。只是中国方面对政治斗争的理解与越方的有所不同，强调的是时机，以及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分化敌人并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而非让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
[8] 中国领导人后来即曾检讨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自己对形势不理解，对毛主席关于谈判的思想领会不深。越南同志在巴黎会谈，开始我们也不太理解。见1972年3月23日乔冠华：《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15页。
[9] 关于经毛批准中方主动建议恢复中美会谈的情况，参见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1页。另据美方材料记载，中国接受了美国建议的1969年2月20日恢复美中会谈的日期，并且提起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政策灵活性的新证据。见Alfred Jenkins to Rostow Memorandum, December 2,1968. 凡本文直接引用的美国解密档案材料，因原件馆藏号缺失无法注出。笔者存有原档复印件。下同，不另注。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0-451页。
[11] 参见塔德·肖尔茨(Tad Szulc)著、邓辛等译：《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THE ILLUSION OF PEACE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Years,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1978>)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149页。
[12] 1968年11月30日周恩来接见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负责人潘巴(Pan Ba〈音译〉)的谈话，《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7页。
[13] 1967年3月—1971年3月毛泽东在中办、军委办事组、中联部和外交部文电上的部分重要批示和修改，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23，卷号21，第65-66页。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文，同时全文转载了尼克松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
[14] The President to Henry Kissinger, February 1,1969; Nation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NSSM)14, Henry Kissi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he Director for Central Intelligence, February 5,1969.
[15] 骆亦粟：《在波兰的岁月》，《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版，第178-179页。
[16]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1页。
[17]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Canada) Limeted, 1979, p.173.
[18]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版，第628页。
[19]《人民日报》，1969年3月17日；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170页。
[20]《人民日报》，1969年3月17日。
[21] 参见1969年4月20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黄文泰(Hoang Van Thai)、范雄(Pham Hung)等人会谈记录，4月29日李先念与黎德寿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p.158-160; 1969年6月4日周恩来与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等人的谈话，云水著：《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04页。
[22]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6、288-289页。
[23]《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24] 林彪报告“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仅用一段专谈美帝，而且说其“越来越走下坡路”；专谈“苏修”的篇幅则有七八段之多，并强调其“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另，美国方面对林彪报告的分析理解，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176页。
[25] 关于多勃雷宁(Dobrynin)向美国政府通报珍宝岛事件及美国方面的分析情况，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172-173页；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Diplomacy,<Simon & Schuster and Triumph Publishing Co., Ltd.,1994>，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67-668页；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著、肖敏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1962-1986),<Times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199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26] 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266、164页。
[27] 关于美国方面采取的种种措施，可参见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NSDM)17, Henry Kissi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fense, DCI, Chairman of JCS, June 26,1969; 《大外交》，第667-670页；《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第149-164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49页。
[28] 1969年6月2日，周恩来在陈毅关于“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批注，强调毛泽东交给他们的“对国际形势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等三项任务。周恩来此前曾交待陈毅等人：毛主席交给你们研究国际形势这个任务，是因为他认为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在毛泽东对调整外交战略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中，陈毅等四帅于7月和9月先后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书面报告报送周恩来。陈毅进而提出了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设想。此后，中国对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动向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01-302页；熊向晖：《历史的脚注——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位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版，第184-20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46、349页。
[29]《人民日报》，1969年10月26日。
[30] 毛泽东9月底会见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表示，中国可将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作为援越的基地。随后，这些省区“闻风而动”，相继成立了援越小组，立即着手与越南的受援省洽谈援助项目，其中确定的援越项目集中在农业、畜牧、养殖、种植、水利、土壤化验等几类上；数量分别为：广东援助广宁省20个，广西援助谅山省13个和高平省12个，云南援助老街13个、莱州15个、河江12个，湖南援助和平省16个。见《出使七国纪实》，第127-128页。
[31] 参见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黄文泰、范雄等人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p.156-157.
[32] 从1965年6月开始至1969年3月为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部队共23个支队、95个团83个营，总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万余人。1969年2月，筑路部队全部撤出（1965年9月入越）；3月，防空部队全部撤出。（1965年8月入越。1966年2月至1969年3月，先后派出五批高炮轮战部队共15万余人）；11月，国防工程部队全部撤出（1965年6月入越，总兵力3个支队另1个团）；1970年6月，铁道部队撤出（1965年6月入越，总兵力3万余人）。经中越双方协商，在越中国支援部队完成既定任务后，于1970年7月全部撤出越南回国。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1-97页。
[33] 参见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黄文泰、范雄等人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157; 4月21日周恩来与范雄、黄文泰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页。
[34]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38-539页。
[35]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二十四周年的电报（1969年9月1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电报（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5、70-72页。
[36] 参见《人民日报》，1970年3月24日、5月5日。
[37]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与黎笋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p.163-169.
[3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66-367页。
[39] 参见《人民日报》，1970年5月19日。
[40] 参见1972年3月23日乔冠华：《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55页。
[41] 参见1971年11月20日周总理同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Maxwell）的谈话，外交部编：《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对外政策》，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53页。
[42] 参见《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3页。
[43] 基辛格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空洞的声明，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承担什么义务，对尼克松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也避免表态。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695页。
[44] 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695-696页。
[45] 参见约翰·H·霍尔德里奇（John H. Holdridge）著、杨立义等译：《1945年以来美中关系正常化》（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45 to the present, <1995>），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
[46] 中美双方联系情况，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50页；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696页。
[47] 参见1971年8月5日周总理同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副社长赖斯顿(Leston)的谈话，外交部编：《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对外政策》，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52页。 [48] 1970年7-12月中美联系情况，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50-351页；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697-703页。
[49] 1970年9月23日毛泽东与范文同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178.
[50] 1970年援助枪（支、挺）101800、炮（门、具）2212、枪弹（万发）2901、炮弹（万发）39.7、坦克（辆）无、汽车（辆）无。参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416页。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49页。
[52] General Haig to Tom Charles Huston Memorandum, February 25,1971.
[53] 《人民日报》，1971年3月11日。
[54] 1971年3月6日周恩来同志在河内市人民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外交部编：《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对外政策》，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9页。
[55] 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706页。
[56] 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706-707页。
[5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53页。
[58] John A. Scali to Dwight Chapin Memorandum, April 12, 1971.
[59] 1971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60] 一年多以前，中国方面曾坚决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类似建议。参见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p.197-19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7页。
[61] 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971, 4:35 p.m.-11:20 p.m., pp.20，25. 2001年6月初上海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Modern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 Archives, Peking University）联合举行了“中美苏关系演变和冷战的转型”学术研讨会。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主任Ostermann先生与会并特意提供了美国最新解密的1971年7月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等档案材料复印件，这对中国学者的研究非常有帮助。
[62] 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外交部外交史编辑部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2页。
[63] 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2:10 p.m.-11:20 p.m., pp.13, 25.
[64] 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971, 4:35 p.m.-11:20 p.m., pp.28, 29,19,32,33.
[65] 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971, 4:35 p.m.-11:20 p.m., p.3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2:10 p.m.-11:20 p.m., pp.22-23,25.
[66] 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11, 1971, 12：00 midnight-1：40 a.m.；9：50 a.m.—10：35 a.m.，p.2.
[67] 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971, 4:35 p.m.-11:20 p.m., p.2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2:10 p.m.-11:20 p.m., p.5.
[68] 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783页。
[69] 1971年8月外交部在发往各驻外机构的《外交通报》中阐明中国的对美方针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9页。
[70] 来自越方的消息。见S.T. Ball，The Cold War :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1947-1991，Lecturer in Modern History，University of Glasgow，N.Y., London 1998. p. 140.
[7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11, 1971, 12：00 midnight-1：40 a.m.；9：50 a.m.—10：35 a.m.，p.17.
[7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2:10 p.m.-11:20 p.m., pp.26, 29.
[73] 参见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New Press, New York,1998, p.41.
[74] Comrade B: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 p.280. 另据中方材料，越南领导人听到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将于明年初访问中国，感到十分惊奇，但并未表示反对。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54页。
[75] 对于《人民报》影射中美会谈的社论，周恩来7月20日批示张春桥和姚文元说：“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9-470页。此文后因张春桥反对未能发表。
[76] 参见Qiang Zhai前引书，第197页。
[77] 参见Hersh 1979年8月访越南外交部副部长Nguyen Co Thach（其人1971年11月曾随范文同访问北京）的记录，转引自Qiang Zhai前引书，第198页。
[78] 参见周恩来1971年8月5日与《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的谈话，10月28日与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的谈话，11月20日与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的谈话，外交部编：《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对外政策》，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48、52-54页。
[79] 11月20-27日范文同率团访华。《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范文同的大幅照片，并专门发表了社论。周恩来亲自全程陪访，代表团在北京和外地均受到数十万人的夹道欢迎。参见当时《人民日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97页。
[80]《人民日报》，1971年11月27日。
[81]《人民日报》，1971年12月30日。
[82]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百分数是笔者计算的。1971年中国援越部分主要武器装备为：枪（支、挺）143100、炮（门、具）7898、枪弹（万发）5719、炮弹（万发）189.9、坦克（辆）80、舰船（艘）24、飞机（架）4、汽车（辆）4011。参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416页。
[83] 魏史言：《黑格率先遣组为尼克松访华安排的经过》，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3-74页。
[84] 参见魏史言前引文，《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第78-79页。
[85] 参见魏史言前引文，《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第79-8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06-50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59-360页。
[86] 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1102-1103、1052、1104页。
[8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64页；《现在不存在中美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5页。
[88] 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1052、1086、1073、1087页。
[89] 参见《出使七国纪实》，第138-139页。
[90] 参见《出使七国纪实》，第138页；前引Comrade B,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 p.280。
[91] 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1113-1115、1118-1119、1123页。
[9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9页；Working paper No.22, pp.181-182.
[93] 参见1972年5月13、14日周恩来会见春水谈话记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2-10页；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务动员会议上的讲话，国家计委档案，20-0149。关于此阶段援助情况，详见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8-110页。
[94] 参见曲爱国前引文，《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01页。
[95] 参见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Military History Academy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Vietnam）编著、廖贤春等译：《越南人民军(People's Army of Vietnam<PAVN>)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1972年6月28日叶剑英、李先念与李班(Le Ban)等人谈话记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73-79页。另据苏联方面估计，1972年中国对越援助额为5亿美元。参见USSR Foreign Ministry Memorandum, "Vietnam-China Relations", July 4, 1973. SCCD, f.5, op.66, d.71, p.88. 转引自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1996, p.231. 是年中国援越部分主要武器装备为：枪（支、挺）189000、炮（门、具）9238、枪弹（万发）4000、炮弹（万发）221、坦克（辆）220、舰船（艘）71、飞机（架）14、汽车（辆）8758。参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416页。
[96] 参见Qiang Zhai前引书，第203页。
[97] 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1304页；《信赖》，第296-297页。
[98] 参见1972年6月18日周恩来与黎德寿谈话记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2，第19-36页。
[9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34页；1972年7月12日周恩来与黎德寿谈话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p.182-184。
[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56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642页。
[101] 如前所述，周恩来在一年前的7月13日即曾向越方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只是当时态度尚不够明朗，而且为了消弭河内对中美高层对话的抵触情绪，中方迅即放弃了在这个问题上说服越南的打算。
[102] Qiang Zhai前引书，第204、263页。
[103] 参见William Burr前引书，第70-73页。
[104] 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1396、1403、1413页。
[105] 1972年12月29日毛泽东与阮氏萍谈话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18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69、571页。
[106] NSDM 204, Henry Kissi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fense, Commerce Memorandum, February 6,1973. 此份档案1994年5月解密，但其中一些涉及武器装备的内容，如飞机型号、装备的技术标准或水平等等，均予删除。
[1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67页。
[108]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82.
[109] 李先念与范文同谈话备忘录，转引自Qiang Zhai前引书，第201页。
[110] 参见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51页。
[111] 1972年10月16日李强在答复越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关于越方请中国发运军事物资的要求时提出：属于南方要的，尽快运去，不是南方要的，是否可以慢一步。11月13日李班向李强转达越副总理黎清毅的意见：希望中国发运重武器。因重武器的生产需要时间，故建议中方先从各单位借来交付越方，待供越重武器生产出来后再予归还。如不这样办，一旦停战，国际监督一实行，运送重武器到南方去就有困难。现在未实行国际监督，又是旱季，要抢运重武器到南方去。李强在指出越方有货接不过去，压车的军事物资很多等情之后表示：建议还是想法多运些军火，正如李班同志说的在实行国际监督之前，抢运军火到南方去。参见1972年10月16日、11月13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44、147、149-150页。
[112] 关于中苏关系对中国援越方针及中越关系的影响问题，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一文，《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26-191页。
[113] 参见1972年3月23日乔冠华：《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12—114、117页。
[114] 此期中国援越部分主要武器装备物资情况如下：
枪（支、挺） 炮（门、具） 枪弹（万发） 炮弹（万发） 坦克（辆） 舰船（艘） 飞机（架） 汽车（辆）
1973年 233500 9912 4000 221 120 5 36 1210
1974年 164500 6406 3000 139 80 6 506
1975年 141800 4880 2006 96.5 20
资料来源：《“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416页。
[1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51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98页。
来源: 《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738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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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28 22:1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