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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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理群      时间：2022-01-06   来源：“新三界”微信公号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九州出版社2013年出版

　　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这样，我和本书的作者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据本书的《跋》介绍，老五届包括“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的同学，那么，他（她）们都是在我毕业以后入学的，是我的学弟与学妹；他（她）们又在1968或1970年被发配到了基层，其中就有到贵州的，而我已经在那里生活、工作了近十年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又是他（她）们的先行者。因此，我读这本《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就感到特别亲切，不仅引发了许多记忆，还有更多的感慨与感想。

　　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仅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先后对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和1980年北大“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作了专门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时，对北大“文革”前的历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这次读到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回忆，我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遗漏：“文革”后期北大老五届作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下放，他们也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如书中一位作者所说，他们在北大1949年以后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

　　就我的研究范围而言，他们上承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不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运动与“五一九运动”有着复杂的关系（这还有待于研究），而且当年的北大右派同学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发配劳改，现在老五届也以一种“原罪”发配农场和基层改造，尽管彼此处境并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历程却是相通的。而正是因为有了底层的经验与反思，“文革”结束后回到北大，才会有1980年校园竞选运动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大讨论。

　　本书编者说，老五届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卢达甫同学还谈到：“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这确实是历史研究、文学书写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

　　现在，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用“自己描写自己”的方式，开拓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应该是一个启示与挑战。我写本文，也算是一个回应吧。



1967年北京，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区

　　所谓“不可遗忘的历史”，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不可遗忘的苦难记忆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刻意美化“文革”历史的倾向。有人就宣称，“文革”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些苦难都是知识分子虚构与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有关的知青生活的回忆和文学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来描述那段历史，过分地强调所谓“青春无悔”。这样的对历史血腥气的着意遮蔽与抹杀，对在“强迫遗忘”的文化、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欺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今天，当事人的苦难记忆，说出历史真相，是具有“拒绝遗忘，抗拒谎言”的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读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忆：470名部队官兵、83名大学生，“十八至二十三岁刚刚踏进社会的稚嫩青年，在当时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为了政治口号而赴汤蹈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白嘉荟：《殇痛牛田洋》）；1963年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聂永泰，因为被社会所不容，只能到高山雪原寻求心灵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陈焕然：《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泪》）；同样是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罚到山西汾西矿务局煤矿当“煤黑子”，而且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视为“从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心灵折磨比肉体伤害更难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都是不容掩饰的血淋淋的事实。

　　问题是，这样的从肉体到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是当时的一个既定方针、政策。老五届毕业前，有过一场关于分配方针的争论。有同学提出“分配应该考虑专业对口”的要求，却被执掌权力的工宣队斥为“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公开批判说：“什么专业对口？就是要枪口对炮口，一切专业只对阶级斗争这个口！”（陈焕然：《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当时“阶级斗争这个口”的需要呢？

　　其一、“文革”初期为了打击官僚体系，放出了青年学生这些“小鬼”，让他们大闹中华。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开始让他们回到学校，此即所谓“复课闹革命”。无奈“小鬼”们野性已成，还留在社会继续闹，只得干脆把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让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农村，再无联合造反的可能。

　　其二、这是实现民粹主义理想的需要：不仅将农民、农村理想化，更把知识分子视为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因此，他们不仅号召中学生“上山下乡”，把大学生发配农村、工厂，而且也把教师、老知识分子都打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全面地、有目的地、有组织地改造与消灭知识分子的大战略、大计划。当时，姚文元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便是这个思想路线的典型文本。本书编者把老五届和他们的老师都称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是点出了要害的。他们的意图就是要一举而最后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反知识分子、反知识、反文化的运动。这样，本书的“苦难记忆”，大学生发配到底层，遭遇到从精神到肉体的无情摧残，就绝非偶然，也不是具体执行者的道德、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体制的问题。

　　这里，我还想就个人的经验，作一个补充。前面说过，我比老五届的同学要早十年到基层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处，不仅在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灵的控制……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与消灭”，就成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自觉要求。这样的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残酷的。因此，我说过：“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这一切，怎么能够随意、轻率地遗忘！我们年轻时候流行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如果遗忘了这一切，不仅背叛了当年的牺牲者，更背叛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李建宇同学说得好：我们必须追问“谁之罪”，“希望这种噩梦不要重演”（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就必须从观念上到体制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国民性的弱点，以及我们自己的责任。导致悲剧的观念、制度不变，悲剧就会重演。要知道：当我们遗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学生的时代”，以至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这就意味着那个时代正在回归：今天，各种形态的“狼吃人”的悲剧，难道还少吗？

　　二、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

　　历史总是两面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消灭“臭老九”的险恶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从来就怀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觉。记得我自己在贵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的年代，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知识的追求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读本书，最感欣慰，也最为感佩的，也是老五届同学和我一样的坚定信念和坚守。

　　聂永泰同学之所以让我们永远怀念，不仅是因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剧凝结着历史的血的教训，更因为他身上那股永远不改、永不放弃的知识分子的“臭气”和“傻气”：“不注重世俗的人情世故和关注生存发展的关系”，只是“执着亡命地不断追求”知识，“除了追求学问，他从不妨碍别人，虽然面对艰苦严峻的环境，仍然毫不消极”。可以说，他是因为这样的坚守，才被狼，也被社会吞噬的。陈焕仁同学说“他的英魂变成了跑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永远地留在了康藏草原”（陈焕然：《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远留在我们每一个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这样的坚守，不是聂永泰一个人，而是老五届一代人。像马云龙同学，一辈子都坚持“脑袋里乱想，嘴上乱说”的北大人的“坏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关押了四年；改革开放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又因为坚持说真话，而“两次被辞职，一次自动辞职”，始终“不合时宜，不合领导胃口”，却从不知悔（马云龙：《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学，被下放到江西一所县中学，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气，受到学校“土皇帝”的诬陷，就拍案而起：“陈伯达都敢反了，你这个小小的刘××算何东西！”不料想，从此与刘××和整个地方独立王国结仇，在“文革”中被批斗一千场不说，“文革”结束后，他要报考研究生，也被百般阻挠，他不屈不挠抗争到底，终于大难不死，逃出虎穴，还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俞肇智：《突破重围》）。

　　大多数同学即使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但如奚学瑶同学所说，虽然历经磨难，也没有被社会“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学生时代的正义感、朝气和锐气”，到了晚年，“无官薄禄”一身轻，“当年豪气换来两袖清风，一丝慰藉”（奚学瑶：《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艺，不竭的创造力，在晚年习武练舞，演奏琵琶，骑车游遍全国，创造了“辉煌的黄昏”（马以钊：《琵琶弦上说相思》，孔繁钟鑫：《十年磨一剑》，以及曾军、蔡华江的壮举）。记得我们前后几代人，都熟知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如何度过人的一生”的名言；现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我们也做到了“无悔一生”（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

　　我还想谈谈老五届北大人的这种坚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义。我发现，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师生在校期间对北大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而较少关注“出校以后”对北大传统的坚守与发展。其中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学生毕业以后，就处于分散的个体状态，难以有整体的关注与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就显示出北大老五届的特殊性：他们是北大历史上唯一在离开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种“群体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本书的编者是将老五届命名为一个“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在“特殊的时代”里，他们遭遇的“群体性磨难”和群体性坚守，就构成了北京大学历史上坚苦卓绝的一页（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在我看来，像聂永泰同学以及其他一些同学的命运与精神，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届对北大传统的坚守和发展，是应该进入北大校史的历史叙述的。



北大哲学系75级学生在大寨

　　三、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

　　我在阅读本书时，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建宇同学回忆说，他被发配为“煤黑子”，尽管是“阎王”（各级领导）和“小鬼”（积极分子）的“肉中刺”，却得到了队里工人的善待，他们“不大关心政治，不具备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对伟大领袖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热爱，对阶级敌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痛恨”，“他们不会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难，他们会不声不响地过来帮你；你身处险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抢救你”。正是这些“真诚、善良”的底层民众帮助他们称为的“北京家”度过了人生险境（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

　　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时所发现的：“无论政治的统治力量多么强大，在底层的父老乡亲那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即人们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尽管各级领导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普通矿工还是把李建宇这样的大学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难”而下放到他们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难人”的民间伦理，用最大的善意对待他。

　　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善待人”的民间伦理，仍在底层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了体制的“敌人”，有人执意要消灭的“臭老九”。在这个意义上，底层社会的民间伦理，就构成了“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体制统治的有效性形成无形的破坏和削减”（钱理群：《“活下去，还是不活？——我看纪录片《〈和凤鸣〉》）。

　　这大概是体制惩罚“末代臭老九”，将他们赶下基层接受“改造”时，所未曾料到的：反而为这批老五届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与了解底层社会和人民的机会，他们由此而获得的新经验、新体验、新认识，是体制所控制不了的。

　　奚学瑶、张从同学说得好：“歪打正着的是，我们从堂皇的学术殿堂，沉入艰辛的社会底层，与底层民众零距离接触，知道了他们的所爱、所憎、所愿、所求，知道了民间疾苦，与他们交了朋友，从而深层次地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人民大众，变得不那么书生气了。”（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这里谈到的底层经验，对于北大人或许是更为重要的。

　　卢达甫同学在他的回忆中，提出要“放下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并进一步提出“还是放弃北大的贵族意识，做一个平民，也许活得更快活更充实更轻松”（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北大人及其传统”的问题，引起了我的讨论兴趣。北大人无疑是有精英意识的，前面提到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就是这样的精英意识。在我看来，这样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追求“最高最好最强”的高远目标、理想，开阔的视野，等等，都构成了北大精神传统的重要方面，也是弥足珍贵的。

　　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样的北大精英意识也是自有弱点的，最主要的，就是容易将自我悬空，脱离现实，脱离普通民众，也容易形成“眼高手低”，甚至“志大才疏”的毛病。因此，北大人需要从空中落到地上，用我这些年经常和在校北大学生交谈时的话来说，就是要“认识脚下的土地”，和中国土地上的文化和人民建立起生命的血肉联系。这是北大人在自我成长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功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因此而消弭精英意识，而是要在其中注入对国情、现实的深刻体认，注入底层理解与关怀，也就是将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大地”的新的精神境界。“文革”中将北大老五届学生强制下放，如前文所分析，其目的是在消灭知识分子及其应有的精英意识，是历史的反动；但它却用这样的扭曲的方式，逼迫北大人落到了地上，而且一下子沉入了社会最底层。这就在北大老五届学生的精神上，既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扭曲——这是绝对不能遮蔽、否认的事实；同时也使他们因此获取了新的精神资源——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李橦同学在回首往事时说得很好：“尽管我后来漂洋过海，到美国当了假洋鬼子，尽管农村那段教书生涯的细节，我已经渐渐淡忘，但是它对我的影响，已经化入我的血液，进入我的机体，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李橦：《我的农村教师生活》），“命运虽然有时残酷，但过去的时光都很美好，人生留给我们许多刻骨的回忆，都是自己的年华，都是财富，都很温馨。”（李橦：《我是插队大学生》）——他应该是说出了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共同感受。

　　这里需要专门说说刚刚离世的刘蓓蓓同学的经验，也算是对她的在天之灵的一个纪念吧。1977年11月，刘蓓蓓还在农村中学教书，看到了《人民文学》上新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从中读出了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新时期来临的信息，立即写了评价文章。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因此有人说她“引领了伤痕文学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刘蓓蓓是北大老五届的第一个“归来者”。

　　当时就有人猜测她是“通天的高干子弟”，才有如此的胆识。刘蓓蓓在回忆文章里，对此发出了“无限感慨：光通天不立地，对社会弊病和民间疾苦没有切肤之痛，大概也写不出哪怕像我那样一篇没有多少学术性、也就是篇读后感类的小文来！我不过是个傻大胆，说出了别人想说但不敢说的话。这‘傻’来自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可能是老北大人的‘通病’”（刘蓓蓓：《离开未名湖的日子》）。

　　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像刘蓓蓓这样的北大老五届，既坚守了北大的传统（“通病”），又有了底层经验和体验，对中国问题有了切肤之痛，就能够做到“通天立地”，这也就标示着北大人的真正成熟。这是此后许多北大老五届同学能够作出特殊的贡献的秘密所在。许多人功成名就以后，一定要回到当年生活的基层寻根（刘庆华：《借得东风好扬帆》），原因也在于此。

　　这也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首先，我们需要小心地将这一命题和民粹主义区分开来：这绝不意味着对苦难的美化，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得很清楚：苦难本身就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它是不会自然就成为“精神资源”的。相反，在现实生活里，大量存在的事实，是许多人都被苦难所压垮，毁了一生：这人为的苦难的罪恶，是永远不能原谅，不容遮蔽的。只有人们走出了苦难，才有可能将其转化为精神资源。

　　所说的“走出”，应该有两个含义。在前文引述的《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文章里，我曾经提出，首先要正视苦难，正视苦难造成的精神创伤，包括前文说到的，在苦难中的精神自伤，知耻而自悔，这才能走出奴隶状态，获得对历史、社会、他人和自身的清醒。然后，还要超越一己的苦难，进行历史的反思，追问造成苦难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原因，揭示观念的失误，体制的弊端。这样，才能真正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苦难也就转化成了资源。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要正确对待自己发配期间的底层生活。将其简单的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逃离了就永不回归，这样的心情和心理，可以而且应该予以理解的同情；但如果因此轻易地将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底层经验全部忘却，把已经建立的和底层的生活与精神联系完全斩断，就会失去了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

　　我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最感欣慰的，就是在离开贵州以后，几十年来，一直把贵州视为“第二故乡”，与之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建立起了“北京大学”与“贵州”两个精神基地，我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顶层与基层，中心和边缘，精英和草根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我每次在北京遭遇打击，陷入困境，都到贵州去寻求支持，吸取力量，获得精神庇护：那是我的真正“根”之所在。

　　我也经常把自己的这一人生经验，告诉今天的北大学子和其他学校的大学生，也都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响。在本书里，很多同学都谈到，历经苦难的北大老五届学子，应该把自己的经验教训“留给母校，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后的历史责任吧。这或许也是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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