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筱才：身份、仪式与政治——1956年后对资本家的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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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仪式与政治——1956年后对资本家的思想改造

冯筱才


　　摘 要：1956 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全国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他们继续戴着“资本家”的帽子，被迫接受持续的思想改造。在这个改造过程中，资本家身份成为一种政治运用的工具，通过身份定义与再定义，那些被改造对象陷于不安全的状态，改造也有了持续的合法性。为完成改造任务，工商界人士被卷入频繁的政治学习运动中，但学习多表现为一种仪式化过程，政治表态比内心认同更受当局重视，强制合法性认同也藉以建立。这种实用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不但反映出政策的内在矛盾，亦与后来时势的动荡变化紧密相联。

　　关键词： 思想改造； 社会主义； 身份； 仪式； 政治文化


　　1956 年，对中国私营工商业来说，是其企业产权全面变更的一年。1 月，北京市率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各地纷纷跟进，至年底，全国基本上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化”的过程。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原业主可按月领取定息，但失去对其企业的支配权。然而，吊诡的是，尽管企业已经社会主义化，数百万的业主仍继续戴着“资本家”的帽子，被迫接受持续的思想改造。

　　目前学术界对中共思想改造政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知识分子群体，尤其聚焦于建国初期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思想改造”不仅是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行动，其对象至少还包括广大的“资产阶级分子”，而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更从 1956 年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之后。但是，这其实是一个仪式化的过程，改造的形式主义色彩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更浓。关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学界较多地关注企业产权的消失过程，对此后工商业者的遭遇变化缺乏研究。为何中共在 1956 年公私合营完成后，仍坚持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改造的政策？ 个人认为这与中共实用主义考量有关。学界多认为 1978 年后中国政治开始呈现出典型的实用主义特色，笔者认为这种新政治传统，也许可以追溯至更早，1950 年代，在意识形态宣传高涨的背后，我们仍可发现实用主义的内核。1956 年后中共对资本家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这种实用主义政治，与仪式化的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便构成这场持续二十余年涉及无数人命运的日常改造生活。本文将通过研究这一改造的实际过程，来考察 1956 年后中共对私改造政策的变化过程，进而分析 1950 年代中叶后其政治文化的相关特点。

　　一 “资本家”身份与思想改造

　　马克思主义把“资本家”定义为在生产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人。1956 年以后，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但当局认为前私营工商业者的资本家帽子仍不能摘掉。其理由是一方面由于这些人还领取“剥削性质”的定息，另一方面，他们身上仍存在许多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矛盾的“消极性”，故思想改造便极为必要。不过，从政策实际变化来看，资本家身份不能取消无疑有更复杂的实际背景。

　　1956 年 9 月，国务院对私改造办公室回答地方政策咨询时曾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要求改变阶级成份时，原则上宜在彻底改变资本家所有制的时候，一道解决，过早改变资本家的阶级成分，不但将会引起资产阶级内部的被动不安，而且不利于当前对资本家的教育改造工作的进行。因此，工商业者的身份问题实际上是牵涉到政治全局的一个安排。1958 年底，湖北省委统战部在该省统战工作会议上，对为何不能同意“资产阶级分子”摘帽要求，曾提出一个较系统的解释，他们认为至少有 4 点好处： 1、有利于对他们进行改造，保持我们政治上的主动，以便更好地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 2、有利国内外的影响，可以壮大我们，孤立敌人； 3、照顾他们的生活，使其安心改造； 4、保持对立面，使全民引起警惕。

　　这 4 点理由，从政治上来看，主要就是想通过限制工商业者的平等政治权利，以保留一个阶级“对立面”。在统战思想上，当局也是将所谓“资产阶级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家属，作为一个“阶级”整体来加以考虑，其人数据说有 3 000 万以上，且集中于大中城市，于政治经济及文化上都有重要影响。在这个结构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视为是其阶级在思想文化上的代表，“民主党派”成员则被定义为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代言人”，那么“资产阶级分子”当然便是经济上的社会基础了。因此，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便不仅仅牵涉到他们的政治地位，亦是解决非“工农联盟”人士政治认同或“使用安全”的一个战略性安排。

　　所谓“使用安全”，主要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当局在现实上仍必须充分利用那些被改造阶层的专业才能与技术，其实，这也是中国“和平改造”的一个重要背景。但这些人 1949 年前多接受过一定教育，甚至有留学经历，与前政权或其“反动社会基础”有联系，因此，如何在发挥其专长的同时又避免“政治危险”，便成为统战工作的难题。1957 年 5 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亦承认“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但基于安全性考量，毛表示要用“很长的时间”去改造他们。是故，“反右”开始后，针对章乃器等人认为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都有两面性，官方进行了全面批判。

　　其实，无论是对被改造者，还是执行改造任务的基层干部，资产阶级身份都不纯粹是一个思想意识的问题，而是与实际的经济利益以及各种待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在 1956 年后便成为一个歧视性政治身份，在资源缺乏的情形下，基层单位干部便很容易将戴着这些帽子的职员划入另类，给他们不公平的待遇。1962 年 10 月，广东省委统战部便发现该省不少地区在“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生活待遇上，存在着歧视的现象，对国家定量配给的商品，少给或不给。医疗方面的差别待遇更为明显。当局曾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私方人员资金在 1 000 元以上的，基本自理。工会会籍是另外一个焦点的问题。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后，全国总工会曾认为工商业者在放弃了定息以后，可以加入工会。但中共高层经济主管官员则更多地考虑工商业者加入工会给政府可能带来的包袱。因此，1956 年底，陈云表示不同意所有工商业者在放弃定息后可被吸收入工会，只能个别解决。在当时，工会会员并非一个空头的名义，而是有具体经济甚至政治待遇的差别。当时的工会会员证，其实也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政治身份证明，重要的是，这种证明的效力有时会影响到所有家庭成员。这种基层实际，与当局的一些政策表态相差甚远。

　　资本家的身份无法更换，也可能会给过去的私营工商业者带来消极的影响，这当然会影响到发挥他们的特长与技术。因此，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过程中，中共也会不断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立场进行排队，即按左( 进步) 、中( 中间) 、右( 落后) 来区分不同的人员，这种排队的结果实际上决定了被改造者的内部差异，部分进步分子可能获得改变身份的机会，但同时部分落后分子也可能受到严厉惩罚。这种排队的机制，给处于被改造状态的原私营工商业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也成为一种政治表现激励机制。从材料来看，通常各单位排队的结果大致上都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所谓随大流”的中间派往往占大多数，如 1957 年济南工商系统 6 个部门政治思想排队的结果显示，“进步分子”占资产阶级分子总人数的 18%，“落后分子”占 22%，中间派则占 60%。这种排队政策，其实也是将“资产阶级分子”的身份进行再定义，当局也用各派比例数字的变化，来证明改造的效果，或改造必要性及合理性。

　　当然，不论是改造也好，排队也好，对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措施都与形势发展密切相关。1956 年后，各地陆续出现“地下工厂”以及自营工业，中共在“反右”后将这些归咎于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漫延，因此，对资本家改造的必要性更加强调。“四清”运动开始，中共对资产阶级分子干部和核心分子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商界的代表人物成为运动靶子。这种针对“代表性人士”的批判，也意味着中共统战政策开始有了大转折，即不再对“代表人士”保护过关，而是将他们置于批判台上，进行“残酷斗争”。到 1965 年初开始，当局更开始运用各种媒体进行反资产阶级宣传，揭露“资本家罪恶史”。其实，这也是后来对资本家进行大抄家与大批斗的前兆。

　　二 仪式： 资本家的思想改造如何进行？

　　思想改造，首先就得开会。开会，对于一个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政体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参与行为。然而就 20 世纪中国政治史实来看，开会往往成为一种仪式化的政治过程。这一点在资本家的思想改造过程中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中共在刚刚开始发动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时，曾特别强调需要遵循自愿原则。1956 年 3 月 27日，全国政协发布“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决定强调“参加学习与否，必须按照自愿原则”、“必须贯彻自由思考、自由辩论的教学方法”。但各地方在执行政策时，却没有办法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的决议去做。10 月，全国政协就发现各地在组织学习中便出现一些强迫性的做法，如“生硬地检查思想，甚至变相地形成审查历史”，有的则是通过着重培养典型，组织典型发言，在学员中造成必须批判自己才能过关的氛围。有的地方则采取订“学习公约”，“当众提保证”等办法，造成紧张气氛，亦有举行竞赛，评选学习模范者。对于地方当局来说，快速将上级布置的政治学习的任务完成，尤其在数字上实现突破，是获得政绩同时减轻工作负担的重要途径，因此统战部门所批评的要求过高、过急，欲将思想改造“毕其功于一役”等问题，便无法根本解决。

　　其实，中共的统战政策自身也常随着形势发生变化，如 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上述自愿、自觉的原则便基本上无人再提，随后发生的工商界整风运动，搬用“大跃进”方式，以揭发批判、向党交心、订立自我改造规划等浮夸形式为主要内容。基层将整风反右当成是强制的群众运动推行，有的地方连续“搞了 10 日 10 夜”，大字报的数量成为运动成效的重要衡量标准，实际上右派早已内定，因此表面上轰轰烈烈的运动，更多的是一种将内定工商界右派分子“合法化生产”出来的一种过程，政治仪式色彩十足。这种过程在政治学习班最为明显。

　　1957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时称： “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然而这种要求基层很难做到，尤其在变化的形势下，基层单位没有办法花费巨大成本来执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工作，因此，为应付上级要求，必然会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采取能够短期看到实际成效的办法。举办政治学习班，便成为一条捷径。据称从1956 到1957 年，全国有5 万多工商业者参加了短期讲习班，接受“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启蒙教育。120 余万人参加各种业余政治理论学习。政治学习班成为中共基层实行对资思想改造的最重要途径。

　　这种政治学习班举办相当频繁，举办单位不一，其对象亦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决定，自然其目的也各异。如 1965 年下半年，上海市闸北、卢湾、长宁、南市 4 个区工商行政税务部门为了“突出政治”集中个体商贩，举办政治学习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其用意显与商贩征税有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比今昔、“揭盖子”( 即揭露行业黑幕) 、议是非、立方向等方法，一方面向他们灌输“劳动人民翻身作主”、“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等道理，一方面启发他们明白“阶级斗争”的事实，克服“严重自发倾向”，为时一个半月到二个月，上海市人委称“效果很好”。次年 3 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税务局也宣布要在办学习班的基础上，加强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组织和带领工商业者学习毛主席著作，促使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器加强自我教育，自我改造。

　　对于被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而言，他们在改造中的表现直接关系着他们今后的命运。因此，很多人都会在接受改造中发表违心的但是符合改造要求的言论。他们不仅按照党的要求进行“深入”的自我谴责，也时不时地批判他人以表示自己思想的进步。全国工商联常委刘国钧，曾在报纸发表文章，通过亲身经历说明政府赎买政策的英明伟大，他甚至说： “我在改造中碰到痛苦的时候，就反躬自问： 刘国钧呀，你为什么不洗心涤肺、脱胎换骨”。

　　然而，这种个人反省和谴责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也只有当事人本人才清楚。相反，对别人的批评则可能因为良心的不安而有些反悔的举动，从中更可以看出被改造者的言不由衷。如，上海市交通电工器材采购供应站周廉清认为自己揭发右派王载非的大字报语气过于厉害，因此将大字报稿子给王载非看，以求得其谅解。这类情况并非个案，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也曾提出要严厉批判工商界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温情主义”，以及“明斗暗睦”( 表面斗争背地道歉)。

　　1958 年工商界整风运动中，当局要求工商界人士都向党交心。很多被改造者在“交心”过程中都避实就虚。如上海市商业一局统战部就提到纺织品站顾问陈钟平脱离实际，在向党交心中，不主动，只是夸夸其谈，避免暴露自己思想。上海市交通电工器材采购供应站干部奚生源亦被批“交心条文多，其实质分析批判少，甚至有的不符合逻辑”。从某种方面说，“交心”要交得透的重点在于通过交心表明你的政治态度，以示效忠。倘若仅仅就事论事，不论你反省的多么深刻，都不会被认为交心交得彻底。

　　也正因为此，陈叔通在 1960 年 2 月民建、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大书一副对联，称： 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盛丕华和许涤新都强调立场问题。盛认为： “立场与认识是分不开的，既要站稳立场，还要提高认识”。许则称“对工商界来说，立场是决定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立场变了，思想意识，看问题的观点方法也就会改变”。这无异于将思想问题转化成为教条性的路线问题了。

　　工商业者除了会配合当局来进行“改造表演”之外，亦有被改造者会采用消极办法来抵制改造学习，这也使得所谓“仪式化”变得更加空洞。对大多数原私营工商业者来说，对公私合营后的“继续改造”都产生厌倦与反感，不过一些人也明白改造无终日，也不愿意多暴露思想，宁可“少说话，多干活”，参加时事座谈会也先写发言稿，再照本宣读。1964 年，太原市委在民建、工商联举办了一期学习班。对改造抵触不满者便称“工商联是思想公司，政协是改造铺子，来了就是讨苦吃”。1962 年 9 月，中共上海市广告公司营业部支部委员会在一份关于私方人员改造工作的情况报告中，介绍了私方人员“假改造”的种种表现，如以“识相点”、“两凑凑”、“适可而止”、“见风使舵，投党所好”、“适者生存”、“识时务者为俊杰”等观念，作为抵制自我改造的办法。这种“顺时而变”的态度，亦反映了私营工商业者在压力下渐渐发展出仪式化的政治表演策略。

　　就连一些老年工商业者亦渐渐学会如何在政治学习班中采取适当方案来规避政治风险。调查发现，有不少政治学习小组在没有干部没有骨干参加的情况下专谈“二经三道”——即谈吃经、白相经，谈养生之道、生财之道( 发家史) 和旧的一套处世哲学之道。他们标榜在小组中不谈国家大事，只谈生活小事，在政治上是不犯错误的。

　　三 实用主义政治： 资本家思想改造的背后

　　1956 年，当全国都在宣传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完成时，其实在许多地方，原企业内部产权关系仍未真正理清，清产核资、生产改组与人事安排等均有待落实。为了让企业能够尽快顺利过渡，原业主的配合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中共以承诺定息的原因暂时保留资本家的身份，但给予适当安排与照顾，可以让他们更有效地为新企业工作，减少生产与经营管理方面的阻力。官方的宣传中也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目标定为“逐步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

　　这种实际的考虑，到 1959 年 7 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仍未改变。我们可以看到是次会议仍规定对私改造必须“以政治思想教育为统帅，以企业或工作岗位为基地，以工作或劳动实践为基础”。不过，此时我们已经很少在官方报道中看到要将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提法。不过，中共高层的统战逻辑，基层干部们未必能充分理解。因此，在 1961 年城市人口精简过程中，许多地方都将资产阶级分子先列入被精简人员名单。甚至一些“代表性人士”( 主要是工商联、民建组织的委员) 也被劝退休。

　　对此，中央统战部与国务院多次发文，要求各地摸清工商业者技术业务能力底细，对有业务经验与技术专长者，必须要对他们安排使用。同时要求各地“不要把民主人士和资方人员当包袱精简推出去”。“工作需要”与“技术专长”也是后来处理“代表性人士”退休政策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曾被认为是中共一大发明。中共吸取苏联的教训，采用“和平赎买”的办法来处理私人工商业，可以被看作是中共在后斯大林时代欲创造国际共产主义的新经验，在理论及实践上超越苏联的一种尝试。因此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完成后，中共曾邀请许多国际友人来参观其对资改造的成功经验。据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刘文辉在《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10 日发表的文章，苏联、波兰、匈牙利、印度等国都曾有代表团到重庆工商政治学校访问，学员们告诉代表： 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得到适当安排，目前生活无问题，而且有美好的前途，因此，热爱共产党，热爱企业”。这种宣传文章不仅出现在公开的报道中，对资改造的主管官员在内部讲话中也再三指出： 资产阶级较长时间存在，对加强国内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利的。

　　1957 年 4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先后参观了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期间中共曾安排他与一些“红色资本家”会面，这些被改造过的资本家给伏氏留下深刻印象，他对中国私营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政策给予很高评价，称中国的对资改造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胜利”，中共“天才地解决了一项最艰难的革命任务，并且以自己的实际经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这种评价当然成为中共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证言。

　　尽管国内外环境对中共的对资改造政策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毛泽东个人态度也起着更为关键性的作用。1950 年中期以后，毛泽东越来越趋向于根据“即时性”权力政治的目标来对国家政策发表指导性意见，不大在乎自己说法的前后统一性，讲话基调亦根据时势需要不断调整，短期实用主义色彩甚浓。毛泽东态度的变化，当然会给具体行政执行部门带来很大的困扰。1953 年后中共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统战政策，就是这样随着毛泽东意见的转移而不断调整。作为当时的统战工作行政最高主管，李维汉更加注意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一致性，试图按照中央部署在一定时间内将资产阶级消灭。但是，依据现在的史料来看，毛泽东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期限的。所以在“消灭资产阶级”这一问题上，李维汉并没有准确领悟毛泽东的的意见，这也导致 1962 年后统战政策的大反复，并对数百万资产阶级分子的命运带来深远的影响。

　　1958 年 6 月，李维汉起草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纲要( 草稿) 》，提到要在五年内或多一点的时间内，完成大约 114 万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与政治改造。从 1959 年起，让具备条件的人分期分批摘去帽子，加入工会。但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审读过程中，认为这个草稿对形势和任务估计急了一些，对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够，最后提交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文件没有写上“消灭资产阶级”这一条，并将有关工商业者摘帽子的内容全部删除。到 1962 年 9 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指出资产阶级有一个“大反复”，声称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中央统战部的工作在会上也受到批判。1964 年 12 月，李被撤除统战部长一职。李后来在回忆中承认，虽然自己“尽量跟”，但感到自己是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变化。

　　为什么毛泽东对维持一个资产阶级那么有兴趣？ 可能是与他对党内权力斗争的思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资产阶级被消灭掉了，那么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也无从谈起。因此，为了能够让党内斗争能够“合理”地发动起来，“阶级斗争”便成为其一大法宝。但当党内斗争告一段落，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看法便有了新变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969 年 5 月，毛同意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转发落实对资产阶级政策的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落实政策材料。该份材料的主旨就是表示要对“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即使对其中极少数反动分子，在斗争的同时也应“给予出路”。同时文件提出要将那些“不够资本家的”的人划出来。这个文件给许多资本家带来了摘帽子的希望，各地基层单位也以此为契机对资本家职员进行身份甄别，一些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被“带进来”的小商小贩，或小业主，被摘去了资本家的帽子。



　　四 结 论



　　目前学术界对 1949 年后中共政治文化的研究，多侧重于探讨其意识形态控制，以及乌托邦理想主义等，最新的研究也在探讨中共如何运用文化符号来建构其政治统治。本文则想将重心转向其实用主义的一面，通过资本家的思想改造，观察从中央到基层政治运作的机制。资本家与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与中共经济政策有关，后者与文化教育政策有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管制容易理解，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工商业者既然失去了其企业产权，为何还要接受没有终点的“改造”？ 从本文的研究来看，1956 年后，中共或毛泽东实际上是在刻意维持一个“资产阶级”，以配合其政治需求，工具性目的至为明显。

　　在资本家的思想改造过程中，资本家的身份成为一种运用的工具，通过身份定义与再定义，让那些被改造对象陷于不安全的状态，被迫接受改造。其实这也是赋予其改造以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正因为存在资产阶级分子，阶级矛盾继续存在，所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继续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便显得顺理成章。同时，反复确定被改造者的政治位置，并决定其不同的政治待遇——政治排队，也是对被改造者身份进行再定义的过程，同时变化的排队结果，也能说明政治改造的必要性。

　　为了完成思想改造的任务，工商界人士被卷入频繁的政治学习运动中。在这种政治学习过程中，仪式则成为一种强制的合法性认同的机制。当政治学习与教育仪式化之后，究竟受教育者是否能从内心接受说教便不再重要，过程中的表态比内心认同更受当局重视。通过这种表态，中共能够建立一套强制性认同，并进而将其统治及政策合法化。有经验的被改造者，亦明白当局需要的其实是他们的仪式化效忠表演，而不是对某种理论的真正的理解与接受。政治教育仪式化的结果，便是大多数人都愈来愈犬儒化，当内心世界与公开表态发生冲突时，人们的意识其实也陷入分裂。所以，这些学习过程都是仪式性的。仪式过程的不配合者，便往往容易让自己被贴上不良的政治身份标签。

　　这种身份工具化与政治仪式化，亦反映出中共的实用主义政治文化，其背后都与各方实际的现实考虑有关，而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改造程序，来让资本家们接受某种系统化的教条说法。1956 年后中共在对待资产阶级分子的统战和消灭资产阶级政策之间变化不定，都与一定的经济目标、合法性需要有关，对资改造不同的变化脉络亦反映出高层领导人的权力企图。资产阶级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到后来已经不是由唯物主义经济论能够决定的，而成为一种带有主观唯心论色彩的“政治问题”。到 1964 年之后，中共的对内统战政策实际上已趋于瓦解，“文革”的巨大风暴已经在奔袭而来。


来源: 《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