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复民：新华社记者怎样写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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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怎样写内参？

吴复民

作者简介：新华通讯社 吴复民

原文出处：新闻记者 1995 年 04 期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强调：记者是专职的调查研究人员。调查研究是记者最主要的工作方法。新华社的内参调研，是新华社业务中的一块“金牌”。新华社记者搞好内参调研，既是责无旁贷的神圣天职，又是施展才干最广阔的天地，是记者的成名之路、成才之道。

      内参调研是新华社业务中的一块“金牌”

      新华社的内参调研，是一种独特的新闻类别。它的传播载体不是大众传播媒介，因而有别于严格意义上的向社会公众传播的新闻；但是，在领导决策层范围内，它又同样承担传播媒介的基本功能，包括传播功能、表达功能、批评和舆论监督功能以及服务功能等等。传播行为有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之分。内参调研的服务对象不是社会公众，而分别限定为特定层次的领导、决策人员，这种组织传播行为在履行上述功能和社会责任时，有可能比大众传媒更加充分。
      ——传播功能。新华社的内参是党和国家掌握各地信息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内参姓新”。各地新近发生的重要事件，凡是有价值而又不适宜或暂时不适宜公开报道的，都必须以最快速度写成内参向中央报告，这是对新华社记者“入门”教育的第一课。譬如上海这些年发生的火车相撞、飞机失事、轮渡死人、重大火灾、股市风波等等突发事件，记者都在获悉后一小时左右赶到现场，及时作出报道，把信息传递到中央。内参报道对真实性的要求同公开报道一样很高。为了抢时效，有些报道注明来不及核实，事后再作继续跟踪报道，包括通过调研写出详尽的报告，使中央了解全面情况。
      ——表达功能。内参报道是人民群众表达意见和要求的重要载体。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要求联系群众的渠道必须保持畅通，而人民群众通过内参媒介行使表达权利的需求也日益增强，因而内参的表达功能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今已经成为全国著名企业家的黄关从，最初迈出的改革步伐就是找到新华社记者，表达自己采用风险承包经营的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想法。记者把他的想法写成“意见建议性新闻”，在1987年初发了内参，被国务院领导采纳，并指示“在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都可以推广”，从而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是“意见建议性新闻”对国家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一个实例。
      人民群众，包括专家、学者和各级干部，直接在内参上发表来信、言论和文章，是他们行使表达权的重要方式。1980年，正当人们对外贸体制意见纷纭之际，新华社内参反映了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老外贸人员陶祖骥对外贸体制改革提出的一个大胆设想，即将现行的由出口公司向工厂买进然后向国外卖出的“代销制”，改为全部由工厂同国外买户直接签订合同、直接出运、直接收汇、出口公司作为代理的“代理制”。这个改革方案，引起中央领导同志重视，作了试验推广，调动了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
      记者选择中央急需了解或实际工作中暴露出来、急需向中央反映的问题，通过周密的专题调研，向中央提供系统的报告，是记者自身行使表达权的有效方式。80年代初期，新华社驻安徽、山东、浙江、江苏等省记者分别写出的专题调研显示，无论在鱼米之乡还是贫困山村，“包产到户”都是与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种生产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同时，在一些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先进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社会化的专业服务公司，为分散经营的农户提供植保、灌溉、制种、机耕的收费服务，受到农民群众欢迎。这实际上也是记者在向中央献计献策，发挥了新华社记者的智囊、参谋作用。
      ——批评和监督功能。中央赋予新华社作为党的“耳目”的功能，就是赋予新华社以“尚方宝剑”，用内参来主持公道，扶正祛邪。1978年，河北省沧县农民要求落实自留地政策，可是县委对农民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省有关领导也不支持农民的要求。新华社记者顶住压力，以“是县委大，还是宪法大”为题，旗帜鲜明地反映了这一问题，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安徽省霍邱县城西湖区原是鱼米之乡。1966年中央军委批准围垦城西湖，毛主席作了批示，即“五·七”指示。而实际上，围垦城西湖给20多万农民带来深重灾难，不少人甚至外出逃荒要饭。1986年，新华社记者经过深入调研用大量事实说明，围垦城西湖的决策是错误的，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退垦还湖。邓小平同志在这篇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要求围垦部队限期撤出，尽快退垦还湖，终使拖了20年之久的问题得到解决。
      ——服务功能。近年来新华社内参报道面逐步扩大。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和《内参选编》杂志，专门开辟栏目，经常报道各地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新经验；报道最新的改革开放新思路、新观念、新动态；报道具有发展前景但尚未通过鉴定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医学、药物研究成果等等，直接为社会经济生活服务。

      坚持调查研究才能发挥记者的优势

      新闻领域的激烈竞争，使新华社的内参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而新华社记者具有地位超脱、见多识广、反复比较、厚积薄发的优势。这些优势只有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如果放弃调查研究，就是放弃新华社记者的最大优势。
      新华社记者的地位优势就是比较超脱。记者不是领导干部，他对实际工作不负有直接的责任，可以不受某种局部利益的牵制和局限。记者也不是专职的理论工作者，不必陷入专业性和业务性。记者的内参调查报告，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从主题到表述方法，都具有信息丰富、贴近生活、材料鲜活的特点。记者在调查报告中，可以比较超脱地对各种实际工作中暴露的问题直抒己见。
      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各级政府减轻农民的负担，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但是，许多地方农民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增加，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妨碍农业的发展。新华社派驻江、浙、皖、湘、鄂、川、冀、豫等农业大省的记者，这些年多次围绕农民的负担究竟有多重、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何难以减轻和怎样才能减轻等问题，深入进行调研，提出自己的看法。许多调查报告真切描述了“农民就象唐僧肉，谁都可以啃一口”，“千只手、万只手，齐向农民来伸手”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了农民负担的来龙去脉和根源，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1年6月15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关于沭阳县沂涛乡干部乱收费、乱罚款导致干群矛盾尖锐化的调查报告批示：“此事应派专人去查问。如确有此情况，令人发指。封建时代的宰相范仲淹还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在群众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时，如此吃喝挥霍，必须严肃处理。”根据江总书记的指示，中共江苏省委专门派出调查组，切实查处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实例。党中央领导曾多次表扬新华社的内参，肯定新华社关于农民问题集中、大量的调查，直接促进了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法规的出台和实施，这是新华社记者的光荣。
      新华社记者在认识范围上具有见多识广的优势。记者是社会活动范围很广的一个职业，他可以不受部门、行业、地域的限制，“上天入地”：上能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各个层次的高级官员直接接触；下能到车间、地头、寻常百姓家庭，直接了解群众的心声；还可以访问专家、学者，向他们请教，丰富和完善自己对各种问题的认识。记者只要下功夫深入调研，完全可以避免浮光掠影，把各方面的“思想库”、“信息源”集中起来，对自己所调研的问题大大加深认识，从而在主题的把握、理性的思考、材料的精选上都胜人一筹，写出有深度、有见地、又具有可读性的调研报告。
      80年代后期，我国金融体制开始改革，股份制试点得到发展，上海深圳的股票市场初具规模，居民金融资产的多元化格局开始形成。对于中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一崭新事物，新华社派出精兵强将组成一个个“小分队”，写出了一系列观点新鲜、材料生动、叙述内行、分析透彻、有独立见解的内部调查报告，令金融界、证券界、理论界刮目相看，在决策层引起很大反响。直至现在，这些调查报告中提出的“要规范股市微观运行”、“改善股票品种结构”、“整治股市中出现的‘权股’”、“重视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理论研究”等建议，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新华社记者在调研中可以倾听站在不同立场、不同侧面、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人士，从不同视角发表的不同意见，从而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对于一些复杂问题和有争论的问题，往往需要经过反复比较辨别，才能兼听则明，把问题搞得比较清楚。新华社记者作为国家通讯社的记者，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乡镇企业的功过，一度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有的夸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顶梁柱”，是稳定和发展农副业生产的“稳定器”，应该大上；有的则骂乡镇企业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是种种不正之风的滋生地，应该大砍。1989年，新华社专门抽调记者，到江苏、浙江、上海郊区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发展中的地区和欠发达的地区进行深入调查，既倾听主张“大上”的人士的意见，又倾听主张“大砍”的人的意见，反复比较分析，客观地阐述了乡镇企业作为农业“输血管”、“输氧管”的不灭功绩和存在的种种问题，探讨了乡镇企业的合理发展速度，提出了“以效益来决定保留还是压缩”的建议和乡镇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拨了迷雾鼓了劲，对中央了解实情、制订政策很有参考价值。许多农业部门赞扬记者“说了真话，说了实话，说了公道话”。
      新华社记者具有厚积薄发的优势。新华社记者的调研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围绕实际工作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另一种是经常对所分工报道领域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未来前景进行长期系统的调查研究。对新华社记者来说，用后一种方式进行调研是经常的、大量的。这种调研使记者由“穷”变“富”，逐步成为某个方面具有真知灼见的专家，他的报道也就避免了“现炒现卖”，而是“厚积薄发”。
      上海是国有企业最集中一个城市。新华社派驻上海负责工业报道的记者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每年进行跟踪调查，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有上百篇调查报告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推动了实际工作，从而确立了新华分社在这一领域的权威性发言权。他们提出的“斯米克现象”（兴办三资企业过程中，外方资金、技术、设备尚未到位，只是机制作了转换，职工心态和企业面貌马上发生变化），“二纺机现象”（一些企业误认为二纺机的发展是靠了优惠政策，亲历其境后懂得企业发展要靠苦炼内功），“二毛现象”（国有企业靠国有资本的‘放大效应’控制几十倍多的社会资本），以及上海组建大集团的经验、实施名牌战略的经验，依靠名人、名牌、名厂作支撑进行国有资产优化重组的经验等等，都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在企业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发挥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些报告的主题思想包括许多材料都来自记者平时调查研究的积累，都是“厚积”后的“尖端放电”。
      1995年5月15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上海时听取了上海“三枪”集团董事长苏寿南的汇报。苏寿南在汇报中谈到他们负重兼并亏损企业，做大“三枪”集团，自身的资产负债率却逐年提高时说：“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叫《岂能让好人不得好报》，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江总书记说：“这份清样我知道。”市委书记黄菊接过话头对苏寿南说：“这份清样，中央领导同志看了，都很重视，很关心。你们‘好人’继续做，办法我们大家一起想。”在这以前，根据朱镕基副总理的指示，国家经贸委负责人杨昌基和王忠禹已经分别带领人员到“三枪”集团调查了解“三枪”集团兼并亏损企业做“好人”没有得到“好报”的情况。5月份以来，国家经贸委和上海市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的政策，“三枪”集团还得到了6000多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并正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探索补充国家资本金的途径。《上海经济报》报道了上述有关情况，进一步提高了新华社内参在企业界和理论界的威信。
      《岂能让好人不得好报》这篇调查，之所以能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企业界的好评和重视，并对实际工作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是因为从1979年开始，记者曾经采写过一系列调查报告，反映我国在企业改革中存在“鞭打快牛”的问题，对这个弊病有着深刻的感受。1979年国务院决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这无疑是企业盼望已久的喜事。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却了解到，不少先进企业的厂长希望先得到一个权——有权不参加试点。原因是试点办法存在鞭打快牛、苦乐不均的缺陷，挫伤了一部分先进企业的积极性。记者的这篇调查报告于9月8日发表，胡耀邦同志阅后，当天作了长篇批示，指示：“此件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很值得重视。”“有关经济改革的方针、计划、政策、办法，不能由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说了算。”这以后，扩权试点的办法作了完善，保护了先进企业的利益。进入80年代，企业进行承包制试点时，又出现承包基数的确定不合理的问题，导致不少企业宁愿“一年落后（把承包基数压低）、三年得益（在低的基数上递增比较容易）”。记者在调查报告中反映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引入“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建议，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1994年为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而开展清产核资时，记者又反映了一贯坚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企业负担沉重，而近几年把国有资产“败光”的企业反而得了个“金娃娃”的不合理状况，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正因为记者熟悉这个问题，有积累、有见解，因此在调查企业兼并问题时，目光敏锐，能迅速抓住事物的本质，在调查报告中，写出了深度，写出了思想，提出的建议也合情合理，可以操作，从而推动了国有资产的优化重组和产业升级。

      记者搞好调查研究必须具备的素质

      记者要搞好调查研究，尤其是内部调研，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素质：一是党性坚强，二是作风优良，三是知识渊博，四是理论深厚。
      记者具有坚强的党性是搞好调查研究的根本。记者党性的第一位表现是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出于公心，不讲假话。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还要不怕担一点风险。一个有党性的记者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记者一定不能夸大自己的个人作用而忘乎所以。要谦虚谨慎，不能当钦差大臣，不能摆架子，不能信口开河、指手划脚、乱发议论。要时刻记着，我们纵览全局不如领导干部，了解各项专门业务不如专家，熟悉生产和生活不如第一线的劳动群众。没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请教不到什么，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的。但是，记者也不能小看自己而忘记自己的责任。记者不是实际工作的“旁观者”，他可以虚实结合、纵横驰骋，既能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各方面的专家请教，也可以到基层同工农兵交谈，因此，记者的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膀上，对自己着手调查研究的问题，对分工联系的实际部门的工作，应该形成自己的思想见解，经常提出来供中央决策参考。
      1994年初，新华社驻上海记者对上海亏损企业状况进行调查，写出《繁荣背后的亏损》一组调查报告三篇，引起上海决策层很大反响。上海是一个各方面工作都搞得比较好的城市，领导了解下情的渠道也很多。上海的记者要系统反映上海在某一方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容易，何况在这以前市领导正好对企业状况作了一个比较乐观的评价。但是，记者坚持实事求是，这组调查报告以记者在调查中亲眼目睹的第一手材料取胜，反映了在大上海的繁荣背后，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企业亏损状况；不仅一般小企业有亏损，而且有一批大型、特大型企业发生亏损；这些企业的职工生活有困难，有的还是基本生活发生困难。调查报告发表后，上海决策层高度重视，在报告上批示：“目前上海经济形势很好，但繁荣背后的亏损企业应予高度重视，到了认真解决的时候。今年我们一定要通过企业自我加压、重点整顿、政策扶持和配套改革等措施，使亏损企业状况有所改善。”市领导深入到亏损企业调查研究。企业的扭亏解困和“献爱心、送温暖”被提上这一时期全市工作的重点。
      记者要搞好调查研究必须有优良的作风。记者要使自己的头脑装满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随时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况。记者要象足球场上的运动员那样，有强烈的“射门意识”。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不怕吃苦、不浮不躁。在现在“赶场子”风盛行的时候，记者为了写出精品，必须耐住寂寞。记者必须深入到群众生活之中，同群众推心置腹地交心、谈心，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真切地体察他们的情绪。记者必须交一批能讲肺腑之言的朋友，这样才能对分工范围的实际工作有比较强的“实感”，才有搞好调查研究的感情基础。而只有深入调查研究，记者才能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与群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记者的新闻之源才永远不会枯竭。
      记者要搞好调研，必须有广博的知识。新知识是新闻调研不可或缺的“中介”。新闻敏感也要靠新知识的帮助。有许多重要新闻，如果没有知识很可能擦肩而过。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记者尤其必须重视更新知识。作为新闻之源的社会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并发生极大的变化。记者深入调查的“第一线”的内涵，已经由过去计划体制下习惯认定的、单纯的物质生产基层单位，扩大到人民经济、精神生活的多方位前沿。当今的经济文化现象，极少只限制在狭小的、相互隔绝的领域内发生，记者已经面临和计划经济时代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时空和文化时空。记者只有把握新的时空观，克服心理疲惫感，才有能力抓住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真知灼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永葆记者生命的青春。
      记者要深入调研，必须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调查研究的过程，是对客观事物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记者对事物的认识，应该经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逐步深化。人们感觉到了的东西，往往不能真正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真正地感觉它。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基础，理性认识才是全面认识事物本质的关键。但记者不可能事事都经历一次感性认识，所以必须学习理论。指导工作的政策有理论依据，系统的新知识有理论内涵，对复杂的现实问题解惑释疑、理清因果，都要靠理论。优秀的调研作品，无一不是记者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对事物进行反复比较、理性思考的结晶。
      记者要搞好调查研究，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世界观问题。记者不是“写稿匠”，而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祖国、人民的命运，实际工作的痛痒，都与记者血肉相连。而坚持调查研究，则是记者生命的反映，是实现记者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是记者对养育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最好的回报。

      （作者是新华社上海分社高级记者，题目为本刊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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