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鸣：记者冯森龄1978年冒险采写内参《延安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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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退居二线的冯森龄。摄影：何爱群

“他就是人民记者的形象”——追忆对新华社著名记者冯森龄的实习采访

原载新华每日电讯12版

文 | 刘雅鸣

一个偶然的机会，翻到了大学毕业时的论文——《人民记者冯森龄》。厚厚的稿纸、稚嫩的笔迹记录了28年前采访新华社著名记者冯森龄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而此刻，再读此文时，一个看来土里土气的西北老汉的形象又在我脑海中涌现，亲切的陕西关中乡音又在耳边响起：“真理在群众中。从实际中、从群众中得到的东西才是正确的，我坚信这一条。”

“著名记者”和善得像个老奶奶

我奇怪在这位新闻生涯远比我的年龄还要年长的老记者面前，竟没有丝毫的拘束。我们几乎同时向对方发问了：“咱们怎么谈呢？”

作为一名新闻专业学生，我有幸结识的第一个新华社记者就是老冯。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位老人，才使我大学毕业那年，面临是去中国人民大学读研还是到新华社工作的选择时，毅然选择了后者，至今不悔。

1988年夏，刚完成了西北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学习，该考虑毕业论文的选题了。经老师引荐认识了冯森龄这位在新华社乃至全国新闻界都备受尊重的记者。凭着年轻人特有的冲劲和好奇，我决心采访他。老冯当时虽然已经从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还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工作，每天仍繁忙不已。我原想采访他一定有不小的困难，但老冯出于对后辈青年人的爱护和鼓励，竟满口答应了。

7月盛夏，正是西安最热的季节。在一间十分简朴的办公室兼书房里，身材不高、微胖的冯森龄身着一般陕西老头常穿的那种白色圆领汗衫，下巴微微向前翘，和善得给人一种老奶奶的感觉。他微笑地看着我，从那双明亮有神的眼睛里，能感受到一种慈爱与鼓舞。

很奇怪，在这位新闻生涯远比我的年龄还要长的老记者面前，我竟没有丝毫的拘束。我们几乎同时向对方发问：“咱们怎么谈呢?”

“那就从头开始吧!”他操着一口标准的陕西乡音缓缓说道。这是一次真正的实习采访。在低缓的陈述中，他会在某一点上忽然抬高声音或是着重重复其中的某个字句，于是我很敏感地意识到重要的部分就在这里了。有时在结束某一段回忆时，他会停下来，默然无语的这段时间，让你回味、思考，然后再提出问题。采访本身就是一次学习的过程。

在延安初识“新闻三昧”

“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敢于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同时，要谨慎小心，一定要深入实际，认真进行调查研究”

他的语气始终和缓，但他的新闻生涯却颇不平常。

老冯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不到20岁就投奔延安，被《解放日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写出不少有影响的调查报告。1958年到西藏，历时月余采写《拉萨见闻》，因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时西藏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从而受到了撤职、降级和下放的处分，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但依然不改初衷。“文革”期间被揪斗、坐冷板凳，但依然坚持调查研究。1978年，他顶住“左”的错误干扰，重返延安采写《延安调查》一组内参……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从他嘴里几乎是不经意地、平静地吐出，却每每使我热血沸腾。

记得当时我曾问过老冯这样一个问题，上世纪40年代最开始在延安的新闻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是什么?

没等老冯回答，就被他快人快语的老伴何爱群听去了：“不说别的，你就看我们老冯的衣着，什么时候不是土里土气、破破烂烂的，你给他做件新衣服吧，他穿上就像电影里的劳模穿着新衣服去开会一样别扭。你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年轻时候就养成的习惯。你不知道吧，有一次老冯和分社一个记者去人民大厦开会，守卫的只让那个记者进，就是不让他进，因为老冯土得像个村长，他作为社长去开会又不坐小车，人家自然不让他进了。你说可笑不!”何爱群大笑着说。

“延安是我初识新闻三昧的地方。延安的经历使我意识到，党的报纸通讯员、记者，要坚持讲真话，这提醒我，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敢于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同时，要谨慎小心，一定要深入实际，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一个自以为幼稚的问题，竟引出了老冯金句般的总结。

冒着风险采写《延安调查》

只有了解那个时代背景的人或许才能体会到1978年冯森龄采写《延安调查》时要冒着怎样的风险！

这其中最震撼我的是，1978年初夏，年近六旬的冯森龄刚刚从北京“解放”回到陕西任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来不及休整，就拨开杂务回到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延安搞调查研究。

初夏，正是延安最好的季节，昔日的破旧街道和低矮房屋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栋楼房。与此同时，他看到了无数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手持饭碗沿街乞讨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冯森龄深深震惊了。由讨饭人这一表象看起，冯森龄沿着当年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走过的路线，一个县一个县地访问，一共走了9个县，田间地头、村民的炕沿上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月余艰苦深入的调查，换来的是一篇篇震动了中央、震动了地方也震动了新闻界的《延安调查》。仅列题目如下：《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很多农民去年口粮不足二百斤》《农田基本建设的形式主义和瞎指挥害苦了延安人民》等等调查报告，共一万多字。有人称之为“一幅形象的极‘左’路线危害图”。这组《调查》让那些当年在延安战斗过的老革命饱含热泪，不忍卒读。有老同志读后难过得连饭都吃不下。很快，国家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每年给陕北老区下拨5000万元的扶贫款。陕西省委将这批调查印成文件要求各级干部学习，并专门成立了“陕北建设委员会”。在中央和省里的帮助下，延安开始逐渐摆脱极“左”阴影，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只有了解那个时代背景的人，才能体会到1978年冯森龄采写《延安调查》时要冒着怎样的风险!正如后来新华社国内部原副主任戴邦同志在电话中接受我的采访时所说的：“研究老冯，你要着重研究他搞延安调查时的情况，其写作的时代背景及当时新闻界普遍存在的深入不下去、不敢说真话的状况。”

记者笔下有财富万千，记者笔下有人命关天，记者笔下有是非曲直，记者笔下有毁誉忠奸。这四句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记者之笔的力量，冯森龄的《延安调查》是这四句话最有力的注脚。

南振中：我尊敬的前辈和老师

他对一切事物都保持浓厚兴趣和敏感，使我感到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记者，值得我们每个记者学习的老前辈

为了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冯森龄，这年暑假，我毅然踏上了赴京采访的路程。除了老冯给我的一份名单，再没有其他资料，就兴冲冲地坐上了进京的火车，遍访与冯森龄有过接触和了解的新闻界老前辈和知名记者编辑。如今想起来，还真是有股子初生牛犊的劲头。

至今仍令我深深感动的是，在我采访到的许多人中，并没有因为我是一个黄毛丫头而轻视和敷衍，都是那么认真而又深情地回忆起老冯的诸多往事。

时任新华社总编辑室总编辑南振中尽管诸事缠身，还专门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办公室里向我仔细介绍了他和老冯一起出访前南斯拉夫的情况。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酝酿之中，有关领导同志建议加强对南斯拉夫情况的调查研究，以便为即将开始的体制改革提供借鉴。许多部委先后派出了考察团。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老冯他们被抽调赴南斯拉夫访问。从国内分社抽调记者到南斯拉夫采访，在新华社还是头一次。

那一个小时里，南总始终直直地坐在办公桌前，认真地回答我的提问。“1979年6月，我同老冯一起出访南斯拉夫，短短半个月的共事，老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工作任务的认真态度，他对一切事物都保持浓厚兴趣和敏感，使我感到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记者，值得我们每个记者学习的老前辈。”

“一接到出国任务，我们提前1个多月就到总社作准备。特别是老冯，已经60高龄了，他抓紧时间阅读了《铁托传》《南斯拉夫简史》等书籍，翻阅了南斯拉夫宪法和劳动法，我们还走访了中央组织部、国家计委等部门，全面了解国内和南斯拉夫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长期跑农村的，对工业情况不大熟悉，因此我们这次特意走访了北京内燃机总厂、首都钢铁公司、天津第三毛纺厂、新河造船厂等七八家国内大中型企业，了解工厂现状，体制改革方面的意见和要求，我们尽最大努力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

“到达贝尔格莱德后，南方没有安排采访基层单位，老冯就要求到一些厂里、村里去了解。这样在计划之外我们还访问了一个农业合作社、百货大楼和农工商企业。所到之处，老冯对许多事情都很感兴趣，不断提问，并且认真作笔记。记得我们去采访一个企业时，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我们提的问题都提到了点子上，当地人说：‘看得出，你们对南斯拉夫的情况是相当了解的。’”

“两周下来，我们问的问题太多了，以至于送我们走的时候，翻译的嗓子都哑了。”南总笑着说。那时刚刚打开国门，别人出国回来免不了大包小包带各种电器和洋东西，而他们带回来的却是900多页采访笔记和大量的文字资料，还有引起重大反响的数十篇稿子。他们用日记体形式把访南见闻记录了下来，如“当了总理又当经理”“一个限制领导人收入的协议”“宴会设在大庭广众之中”等文章，得到广泛传播。

“老冯是我尊敬的前辈和老师。”南振中郑重地说道。

穆青：他就是人民记者的形象

记者不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党和人民整个事业的一分子。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使命，看见好的东西，就忍不住要去歌颂；看见丑的事情，就忍不住去鞭笞，而无论歌颂还是鞭笞，他的立足点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民

在这众多采访中，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有对穆青的访问。没有人介绍，也没有提前预约，只是事先打听了一下他家的住址。一天晚饭后，我不管不顾地就敲开了他的家门。刚从国外出访归来，时差还没倒过来(那时我还真不知道“倒时差”是啥感觉)的穆青略显疲惫，对我这个年轻学生的冒昧打扰，竟毫不在意，约我第二天再来。

没有一丝胆怯，也没有一点儿紧张的感觉，第二天傍晚时分，我如约再次来到穆老家中。带我来到他家院里的石凳旁，坐下，穆青点燃一支香烟，看了看眼前这位稚嫩的学生娃娃，他和蔼地先发问了：“你向我了解老冯，那我要先问问你，你认为老冯是个什么样的记者?”大记者突如其来的提问，让事先并没有做过充分功课的我一下子有点懵，嗫嚅地说道；“他是一位老记……”“记者”二字还没说出口，就被穆老截住了话头：“他当然是一位老记者，光看年龄和样子就知道了嘛!”吸了一口烟，稍作停顿，穆青开始讲了起来。

谈话中他突然有些激动地加重口气说：“冯森龄最大的长处，也是他的特色，归纳起来就是，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他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从当记者起，他就是同农民一起滚过来的，这种感情绝不是做作出来的。记者不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党和人民整个事业的一分子。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使命，看见好的东西，就忍不住要去歌颂；看见丑的事情，就忍不住去鞭笞，而无论歌颂还是鞭笞，他的立足点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民。冯森龄的形象，也是一个人民记者的形象……”穆青充满激情地说着，我同样激动地赶紧把这些都一一记在本子上。

在采访中，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冯森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他的一番话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答案。“谈起我从事新闻工作最大的体会，我觉得主要是要深入群众，从群众中去挖掘，而不能抱着一个想法到群众中去找例子。记者要吃透两头，在我看来，首先要吃透下头。”是的，老冯是一个生活在群众中的记者，他是人民的知心人，他最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行为。因此他就能正确深刻反映群众的要求愿望。

应该说，那次实习采访还是成功的。抱着一摞摞采访笔记和材料，我豪情满怀地写下了3万字的冯森龄小传，并对其新闻生涯、主要作品进行了记述和分析，那时的我，尽管幼稚且书生气十足，但有着可贵的真诚和认真。对我的毕业论文，老师给了一个“优秀“的评价。

实践和基层是最好的课堂

好的新闻报道，要靠好的作风文风来完成，靠好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得来。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

冯森龄于1992年1月10日因心肌梗死不幸病逝，终年72岁。他曾被聘为西北大学新闻系名誉主任，对我母校新闻教育多有指导和帮助。

回忆那次难忘的采访经历，再一次深深地震撼了我。好的新闻报道，要靠好的作风文风来完成，靠好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得来。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我愿它时时鼓励、时时鞭策着我。

晚年，冯森龄曾在一篇业务文章中写道：“调查研究是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途径，是完成一条新闻的关键，要想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必须在这方面刻苦锻炼。”

这正是他几十年来身体力行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事业上取得成功的经验总结。

今年是新华社建社85周年。波澜壮阔的85年里，睹史思人，用一篇篇顶天立地的作品撑起国社新闻大厦的人，是我们必须永远记住的。老冯，就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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