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珍：回忆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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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北大门，走上革命路——回忆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岁月


王学珍


　　 王学珍，1926年生于浙江龙游县，194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起在北大工作，从事党务、教务等各项工作，1984—1990年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离休后长期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工作。曾任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2021年12月13日21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乱世烽烟，辗转求学

　　 1932年春，我才五岁多的时候，就上小学了。在小学读书一年半之后，家里让我去读私塾。私塾就设在我的小姨公家里，老师是小姨公，学生只有小姨公的孙子和我两个人。在私塾读了一年半以后，我又回到小学读书了。

　　 1937年秋，读完了初小后，我考上了县城的中山小学高小，但是，正当我要去上学时，全面抗战爆发了。日寇侵略的战火也燃烧到了我们那里。我们邻县衢州(现衢州市)有个飞机场，日本飞机常飞经我县去轰炸机场。为躲避战火，小学从县城搬去乡下了。所以过了半年后，我才去上学，高小念了两年，就去考中学。

　　 1940年春，我考上了金华中学。因为抗战，金华中学也搬到乡下去了，我们班同学在金华山区一个叫方山的村子里上学，我们占用了一座祠堂，把祠堂中间隔开，一半用作教室，另一半用作宿舍。教室里放着若干可坐八个人的方桌，它既是上课的课桌，也是我们吃饭的饭桌。祠堂里摆着很多祖先的牌位，我们用纸把放牌位的架子都糊起来，但是纸很容易破，所以经常晚上睡觉时一转身，旁边露出一些牌位来！那时候没有电灯，也点不起煤油灯，每个同学自备一盏青油灯，每天晚上，八个人围着一张桌子自习，点着八盏青油灯，烟雾缭绕。

　　 上了半年课，我病了，在家里休学了半年，第二年换到了一个叫山南的村子里上学。这里条件稍微好了点，一栋小小的两层楼房，下面是教室，住宿在楼上，大家就睡在地板上。这样又读了一年半，日寇侵占了金华，我只好逃回家去。金华中学当然不可能在金华办了，但我也不知道它搬到哪里去了。找不到学校，我只好在家里休学，跟我弟弟两个人在父亲开的小店里帮他卖点东西。

　　 就这样我又休学了一年。1943年秋，我听说金华中学搬到缙云去了。缙云是浙江南部的一个小县城，比较偏僻，那时候不通火车，也没有运送客人的长途汽车。我只能收拾行装，走着去上学，我们一路走的有三个人，除了我，还有韩济生(现在是北大医学部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另一位是英士大学的学生。我们三人走了15天，走到了缙云。

　　 迁到缙云的金华中学，也在一个山村里，条件异常艰苦。吃的饭我们叫作“沙米”——米里面沙子太多，因此吃的时候不能细嚼，只能嚼几下就往下咽。饭是定量的，一顿几十个人只有那么一桶饭。因此，盛饭的时候要有技巧，第一碗饭不能盛得太少，也不能太多。第一碗盛得太少，吃不饱；盛得太多，等吃完去盛第二碗的时候，桶里的饭就都被大家吃完了，这样就吃不上第二碗了。菜也很少有，肉就更不敢奢望了。山区想吃点零食也没有，嘴馋了只能买村民做的玉米饼，然而这也不常有。

　　 即使这样也不得安宁，大概不到一年，日寇又把战火烧到了缙云。我们只能又逃回家去。回家前校长给我们开了一个证明，算是毕业了，以便考高中。我的初中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1944年秋，我到衢州中学读高中。学校也在乡下，当时高中有军训。吃饭也像部队里那样，要排队进入食堂，站在桌子边上，不能立刻吃饭，要等吹号，号声一响，才可以吃饭，过了十分钟左右，又吹号了，就必须停止吃饭。

　　 我考到衢州中学的第二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又过了一年，学校搬回衢州城里。

　　 在乡下的时候，最匮乏的是“精神食粮”——除了教科书，没有别的书，买也买不着，借也借不到。寒暑假的时候，我也没有书看，就找学长把下一年级的教科书借来预习，提前把下一学期的算术题大半都做完了。

　　 学校搬回衢州城后，城里有一个小图书馆，我很高兴，终于有书看了。晚上其他同学要做习题，而我已经提前把大部分习题都做了，可以自由阅读。我记得图书馆里有一套《胡适文存》，我读了以后很受启发，觉得胡适的文章讲得很有道理，很佩服胡适。胡适那时候是北京大学校长，所以我就想将来到北大读书。正是在衢州图书馆里，我心里逐渐种下一颗北大的种子。

　　 求学北大，追求进步

　　 高中毕业了，我面临大学的选择。当时学校单独招生，没有统一考试，我报考了四个学校——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至于专业，我报的是法律。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学法律好找工作。国民党统治很腐败，我没什么背景，毕业以后不好找工作，学法律可以做律师，是自由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也不错。

　　 考完之后，浙江大学先发榜，我被录取了，就到浙大去读书了。不到一个月，其它三个学校都发榜了，我都被录取了。我还是想去北大读书。家里不赞成，我中学的老师也不赞成，他们觉得浙江大学也是好大学，而且毕竟在本省，离家近，那时候北方正打内战，交通也不方便，他们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北京。

　　 但是我觉得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进步学生运动领头的。何况北大的校长又是我敬仰的胡适先生，所以我坚决要到北大读书。家里人也就随我了。

　　 到北大上学可不那么容易，需要从我们县里先到杭州，从杭州再到上海，从上海再坐轮船到天津，从天津再坐汽车到北大。我没有办理浙江大学退学手续，直接卷了铺盖就走了。北上的船票是北大的同学会帮我买的。

　　 到了上海，我登上了北上的轮船，这艘船叫“元培”号，我特别高兴，北大老校长是蔡元培先生，我去北大上学坐的是“元培”号，多么有缘啊！三天后的傍晚我到了天津，下船后先到南开大学，把行李搬到南开大学借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有汽车把我们从天津送到北大。我到沙滩红楼报到，被分到了四院。四院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国会旧址，也就是现在新华社所在地。我们住的就是以前议员住的房子。

　　 原先到浙江大学，看到浙江大学图书馆有那么多书，我高兴极了。现在到北大了，四院也有个图书馆，书也很多，我同样很高兴，可以好好读些书了。

　　 那时候北大学生活动很丰富，学校里有很多社团在搞活动，学生们朝气蓬勃，求索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我参加了两个社团，一个叫风雨社，一个叫新文学社。在社里，同学们一起读书学习、讨论时事、唱歌跳舞，相处得很好。

　　 在新文学社里，我和十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组学哲学。开始，大家一起学习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先各自阅读书籍，每周聚起来讨论一次。讨论来讨论去，有的问题还是弄不清楚。主观唯心主义最著名的话就是“我思故我在”“存在就是被感知”，我们学习、讨论了以后，觉得想不通，道理说不通。之后，我们就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觉得比贝克莱的容易懂，道理也通。

　　 后来，我又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勉勉强强把第一本看完，有些地方看不懂；我也读了一些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章。当时我对毛主席非常敬佩。他写的《实践论》，我读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另外，我还阅读了《论持久战》，里面对抗战的阶段分析，都得到了实践验证，我觉得非常了不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也学习了，并且很赞成。

　　 我又阅读了更多的共产主义书籍。我朴素地觉得：工厂里没有资本家，只有工程师和工人不是挺好的吗？没有资本家，就没有剥削，大家都平等了，不是很好吗？

　　 除了理论学习，现实也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国民党统治非常腐败，通货膨胀，物价飙升；街头美国军人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肆无忌惮，令人愤慨。

　　 就这样在参加学生运动的现实斗争中，在社团的活动和学习中，我的思想在慢慢转变，逐渐追求进步，向党靠拢。

　　 我先加入了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其成员叫作盟员，加入后会有人来找你，并告诉你一个接头暗号，对上暗号后，你就接上关系了，就归他领导。地下组织成员相互不知道，最多是三个人一组，就是说上面一个联系人，下头两个人，或者单线联系。联系的人也会经常变更，上个月他联系我，这个月你联系我，我也不能跟你讲在你之前是谁联系我的。

　　 尽管盟里的工作很忙，但是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当时家里经常寄不来钱，有时候伙食费也不能按时交。第一学年结束后，我去申请奖学金，因为成绩不错，获得了批准。那时候的奖学金不是用钱来计算的，而是用面粉来计算。因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很厉害，今天一袋面12块钱，明天12块钱可能半斤都买不了了，所以奖学金就是发面。我的奖学金是一个月1又1/3袋面，其中2/3袋面当伙食费，剩下的2/3袋面可以买学习和生活用品。这样，从第二学年起，我就不需要家里寄钱了。

　　 团结同学，喜迎解放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1948年暑假，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夏，国民党垂死挣扎，于8月19日公布了一份进步学生的“黑名单”，对学生进行大肆逮捕，其中北大学生最多。组织通过内线知道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提前把这些同志转移了。8月，北大很多同志被安排到解放区，我同房间的两个室友也走了。我本来也被安排转移到解放区去的，身份证都做好了，但在准备出发的时候，组织上通知让我别走了，留在学校，团结同学，迎接北平解放。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大逮捕，比较活跃的学生社团，如风雨社都停止活动了。我们转而开展系级活动，组织上安排我去做系学生会工作，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较好。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新法学研究会，请教授当指导老师，开展公开活动。

　　 迎接北平解放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同学，反对南迁，宣讲政策，保护校产。到1948年冬，北平城被包围了，课其实都不怎么上了，主要就是做这些工作。

　　 团结同学，反对南迁，就是希望老师、同学留在北平，不要跟着国民党南下。这其实比较好办，法律系的老师、同学大部分本来就不打算走。个别家在南方、不愿留在北平的同学，暑假回家后就没有再来学校。一些有名的教授，由党员讲师、助教和校学生会人员去做工作，不需要我们去做。

　　 我们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如党的城市政策、文教政策等，消除大家对共产党的误解。地下党印刷了很多宣传单，我们组织同学把传单送给有关的教师和同学。我们甚至还把传单装在信封里，写上法院某某院长收，送到法院传达室请其转给院长。

　　 再一个任务是保护校产，防止国民党的破坏。这个工作也好完成，法律系本来也没有多少校产，主要是我们法学会有些书要藏好，如《列宁选集》、毛泽东著作等。

　　 另外，如果真打仗了，可能会有断粮、断水、断电的危险。学生会组织各膳团储备粮食、油灯，还在红楼前打了一口水井。

　　 尽管工作比较忙，但是大家非常兴奋，感觉黎明的曙光就要来了。我记得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凑了点钱买了些面和菜，就在房间里包饺子迎接新年。正在包饺子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震得房间到处是灰，一看，原来是一发炮弹打过来了，打到我们对面的房间，给床底下打了一个大洞。大家都以为这是解放军打的炮，非常高兴，收拾收拾继续包饺子吃，也没有害怕。后来才听说这是国民党打的，是要暗杀何思源市长，因为他在积极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京城迎来了新生。

　　 筚路蓝缕，摸索前行

　　 北平解放以后，长期隐蔽的地下党终于走出“地下”。1949年2月4日，在四院礼堂召开了整个北平的地下党会师大会。会上，地下党员终于互相见面，才知道自己所在院系哪些人是党员。其中有的人，我们一直觉得其比较落后，有的甚至“反动”，结果却是党员。他们的“反动”行为是党从全局考虑而安排的。

　　 3月5日，中共北大总支部召开北平解放后第一次支委以上的干部会布置工作。3月13日，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北大发展的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民主革命青年联盟、民主进步青年联盟、农业青年联盟、进步青年联盟等六个革命青年组织，在四院礼堂联合召开盟员大会。会上宣布北大成立盟总支。3月24日，北大盟总支召开全校盟员代表大会，进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4月6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大总支部正式成立，原来的盟员转为团员。

　　 开始的时候，大家对党组织的组织结构不太懂，北大党总支下面有组织部、宣传部，还有一个校政部。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刘仁同志知道了，批评说总支下面怎么会有校政部，才把它取消了。后来成立了统战部。

　　 4月24日，北大学生会成立，大概因为我在系会工作过，就把我选到学生会去工作了。开始的时候，学生会主席是许世华。他做了几个月后毕业了，由我接任。

　　 1949年5月4日，成立了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那时候北大没有校长，只有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常委会的主席是汤用彤先生，委员会里的人有两个讲师、助教的代表(俞铭传、谭元堃)，还有两个学生代表，是我和许世华。

　　 当时的学生会和现在很不一样，办食堂、养猪、做豆腐等，挺有意思的。学生会的首要工作是宣传党的城市政策。那时候学校很多人对共产党不了解，有一些误解，需要我们宣传介绍。学生会就请一些延安来的老干部作报告，讲解党的政策、党的历史等。

　　 再一个工作是进行课程改革，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进行改革。其中法律系课程改革任务很重，那些之前讲国民政府法律的课程，当然不能上了。我们根据党的方针，结合同学们的意见，和系里的领导、老师一起研究，推进课程改革。

　　 1950年3月，学生会改选了，我不在学生会工作了，组织上让我“脱产”(不再继续上学读书了)，专职做党务工作。于是我结束了求学生涯。1951年我担任了北大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开始时我在北大工作，但编制不属于北大，属于北京市委组织部。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部分合并到北大。江隆基同志调到北大当副校长，后来兼任党委书记。当时北大的教务长有三位老师——周培源、严仁赓和侯仁之。他们三人都是党外人士，江隆基同志想找个党员协助他们，就把我从党委调到教务处当主任秘书。从此，我从党务工作转向教务工作，一直到1984年又去做党务工作，任北大党委书记。

　　 对如何做好教务工作，我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摸索。院系调整后，党的方针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发生过只照搬苏联的经验，不讲如何结合中国实际的偏差。如1952年秋制订的各专业教学计划，把苏联六年学制的课程压缩在我们四年学制的教学计划中，产生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消化不良”，教师也负担过重的情况，不得不在1953年进行调整。又如，我们曾一度照搬苏联的“六节一贯制”做法，即从上午8点开始上课，一连上六节课才吃午饭，然后整个下午安排自学，认为这样可以提高学习效率。但是我国的生活习惯和苏联不同，我们早饭是便饭，吃得不多，上到第五节、第六节课的时候，大家肚子饿了，学习效率很低，学生和老师都有很大意见，所以“六节一贯制”实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取消了。

　　 1956—1965年，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我们学校也在党的领导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有北大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建设的道路。这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曲折和失误。1966—1976年，我们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回顾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段历史，我们深深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才取得的成果，这条道路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并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奋发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作为过来人，我希望同学们珍视这条道路，坚定“四个自信”，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成为可靠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采访、整理：李若凡、金昊玥、鲍啟芳、罗琳山、郝洁若、陈思怡)

　　 本文选自《我和我的祖国——北大老同志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忆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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