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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王佩英事迹之完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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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0 01:52: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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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3 n& v( `3 J) _* \# C$ B杨银波:王佩英史记——王佩英事迹之完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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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3月14日,王佩英生于河南省开封市双龙巷(今开封市顺河区曹门办事处双龙巷社区)一个商人家庭,系家中独女。7岁,其母去世;12岁,其父去世;14岁,继母去世。1929年即已举目无亲的少女王佩英,有父母留下的一些房屋和土地,由一个老妇人照顾生活。' L) e1 S: N& j8 K

% Z# t" m  t& R1 ~" ^9 {- G7 z   1932年,天主教开封主顾修女会会长盖夏嬷嬷(Sister Marie Gratia Luking,中文名陆静宜),在开封创办静宜女中(后来在开封发展为开封八中,在台湾台中县发展为静宜大学),王佩英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学校的教育目标是“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要目有“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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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D3 C( u% @3 K8 H0 C# j  s) e   1933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张以成(1911年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县),在开封当律师期间,介入王佩英房产、地产归属权案件,为王佩英打赢了官司。两人遂自由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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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 t, S0 w4 X   1934年,王佩英从静宜女中毕业。同年,与张以成结婚,并随其在保定和北平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37年,在北京找工作不利的张以成,曾按方子自制“吹喉开关散”,做街头小药贩。贫困无助之下,王佩英将开封带来的衣物当卖一空,补贴家用。同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王佩英生下第一个女儿玲玲,11岁时(1948年)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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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王佩英生下长子张运生。结婚六年来,因生活困苦,不敢要孩子,张运生的出生令生活更加雪上加霜。为生计所迫,这年冬天,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开封老家。此时,开封已被日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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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k2 h/ z  z* Y! }! ^( S3 s3 P& N   1941年秋,张以成在中华通讯社当明码译电员。不料这年冬天被日本宪兵逮捕,严刑拷打后被押解到北京宪兵队,关在监狱。日本宪兵在张以成舅父处搜到一把德国造的盒子枪,这把枪的主人是张以成的大姐夫(北平救济院女妇院巡官)。当时有日本人被开枪打死,后来查明张以成并非开枪者,将其释放。此事,令张以成盟生报国之志。) }' P; j$ x- f0 k# r

% z* A( E+ {8 x- ~* G/ r1 ~1 Y   1943年,张以成被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的地下党发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先在开封后到郑州。直到1949年前,他一直是郑州情报站的负责人,任务是刺探国民党情报,渗透国民党军组织,有时也做策反、发展候补党员等工作,还通过外围组织策划、发动罢工和学生运动,保护包括电信局设备、铁路甚至美孚大楼,使重要的生产、通讯和交通物资被转移到共产党手中。张以成、王佩英和情报人员曾洁光、郭鸿文、胡俊三、周舟等战友及他们的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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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间,情报站并无常规经费支持,非常清贫。支持张以成从事情报工作的几乎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王佩英在开封的房产收入。在开封、郑州、兰考、密县一带,王佩英除了抚养孩子、支持掩护张以成外,有时还需要帮助传递情报,与敌特周旋,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财产。家中所有土地全部卖光,房屋也卖了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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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8月,王佩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参与地方建团工作。1949年,王佩英开始正式在郑州邮局工作。同年调入郑州铁路局秘书室任业务员,保管局里的印章和文件。1950年,王佩英提出入党申请,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卖了大部分房屋,捐给党组织交党费。1952年5月,入党转正。在入党考察期间,组织对她有两条意见:“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斗争性不强”。王佩英在天性上和当时极左倾向的组织文化有些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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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 `, G; O! k0 x   1955年10月,王佩英随张以成搬到北京,从郑州铁路局调入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她服从组织安排,到铁道部工厂设计事务所托儿所担任哺乳班组长。生活上,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平均每隔两年,就会有一个孩子诞生。1956年12月31日,王佩英在已有六个儿子(张运生、张贵生、张大中、张大江、张大路、张大圃)之后,终于生了一个女儿——张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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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d# G+ q2 k& b9 G   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到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无论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提意见,还是他们被定为右派打压,王佩英都没有参与其中。她对这种政治运动有心理距离,保持沉默。6 V3 ]8 y8 \  u) O& \5 ~9 Q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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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初,仅仅因为端着热水不小心把一个冲出来的小孩烫伤一小块皮,王佩英就被“狠挖思想根源”,被调离托儿所,转到专业设计院总务科单身宿舍当清洁工。她没有辩解,依然保持沉默。此时,张以成的肝病已有近一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三年粮食短缺和饥荒,从这一年开始。王佩英的家乡开封和张以成的家乡保定,都是饥荒的重灾区。有亲友找到王佩英借粮食,王佩英说:“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在1959年单位办的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的庆祝会上,王佩英称呼刘少奇为“少奇同志”,而非“刘主席”,在家里也常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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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与王佩英相识相处27年的张以成,由肝硬化转化为肝腹水,住进医院,并于11月去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王佩英沉浸在对张以成的思念中,家庭经济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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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9 `) E) U5 x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7000余人参加。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是该会召开的最根本原因。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在对困难形势和错误程度的估计上,高层意见分歧很大。王佩英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失误及其导致的大饥荒应由毛泽东负责,他应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这场全国性的灾难,并支持刘少奇的政策。她公开向党组织和群众表达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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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3月,因刘少奇在位,单位在考虑如何处置王佩英的敏感言论时,选择了最“安全”的办法:宣布王佩英疯了,将王佩英用单位的车送去精神病院看病,但并没有看出什么病来。王佩英为支撑家里的经济,把家里一些值钱的呢子大衣、古玩之类,都送进了典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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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12月,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薄一波和安子文的回忆,毛泽东在会上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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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i- W+ m4 W4 U  |/ F* e   1965年,王佩英更加激烈地表达抗议。在单位里,已经没有人敢和王佩英讲话。她到天安门、灵镜胡同(中组部所在地)等地散发传单。这年4月,她要求退党,说:“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7月,她正式写出书面退党申请:“申请退党,理由如下,因无意义,又无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为,因此因此,坚决退党,速办手续。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提出退党申请后不久,她就被文革前铁道部基层组织强制性地送进北京安定医院,后被转到回龙观分院。# m9 X1 ~0 {2 A1 o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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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佩英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期间,王佩英第三子张大中经常在周末骑单车去看她。王佩英从不和儿子谈自己的政治观点,只问一些最普通的家常。有一次张大中去看望母亲准备告辞时,王佩英突然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铭记的话:“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拖累你们,妈对不住你们啊。”1965年12月20日,医院病历记载:“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这里透露了把王佩英弄进精神病院的真正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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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文革爆发。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第二条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967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等公检法部门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侦察、起诉、判决三家公然会并成一家。军管会二号人物刘传新,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67年的夏天,王佩英住院期间思念儿女,张家七兄妹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给母亲。  F* P& @5 u0 t7 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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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6月6日,主治医师吴志长写了对王佩英的诊断意见:“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王佩英被从精神病院押送回专业设计院,关押在宿舍楼第100栋的牛棚,由“革命群众”看管。她的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在桌前,嘴上戴着口罩。除了毒打、饿饭、捆绑,连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在被关押期间,她曾说:“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 L  Y% n3 ?9 B+ H

- T# W, L( N" y9 c   王佩英同其他牛棚难友一样,被“劳教”。她劳动时任劳任怨,难友回忆说:“她麻利地捧起一棵棵大白菜,掰掉四周腐烂的帮子,迅速地码到另一个干燥的墙角,平平整整的,她又找来长长的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她码得又多又好”,“她把已烧过的煤渣扒开,挑拣出那些略微透黑还没烧尽的煤块,堆在一旁,送进炉膛再次燃烧。一上午她不喝一口水,不歇一次工,下午也照干。歇工的时候几乎都在拣未烧尽的煤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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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q* T& y% @5 P   与其他牛棚难友不一样的是,王佩英依然试图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她把口号写在很多小纸条上,偷偷把这些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1968年的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她三次在食堂喊口号。有一次,她刚喊出“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要说”,就被造反派堵着嘴拖回去,然后被饿饭、被毒打,往死里打。她的难友齐克琦实在看不下去,鼓起勇气抗议:“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 z/ l* r3 b8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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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北京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就在这个月的4号,王佩英直接在食堂喊出口号:“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黑蚂蚁般的“革命群众”一哄而上,将王佩英打得昏死过去。在被打的时候,她从来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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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X0 f8 h/ {8 A$ \   1968年10月21日,王佩英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在专业设计院关押地点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从4日喊口号到21日被逮捕,期间审讯人员想强迫王佩英承认刘少奇是叛徒,但她立即顶回去:“谁是叛徒,谁心里清楚!”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又威胁她“你不怕死吗”,她回答说:“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么?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q) F  H# k5 |) L% s

; F# ?/ B. U1 M2 S( K   她曾对难友说:“刘少奇是吃人民饭的,毛泽东也是吃人民饭的,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我想不通。”她还说,“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要把刘少奇整成这样!这么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审讯人员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并威胁她说“否则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女了”,这时,王佩英哭了,哭得很伤心,可她擦干眼泪,还是坚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2 R% E& @8 [: T& D, V; h

3 D2 G  J# z& y8 D   1969年的下半年,迫害升级,王佩英被拉到无从统计次数的批斗会上,被拉到北京的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去游街批斗。王佩英对其观点,始终没有妥协,每一次都反抗。当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时,她喊“打倒毛泽东”。她的下场是,被造反派拳打脚踢,被用抹布甚至泥巴来堵她的嘴,后来甚至发展成被拿嚼子(给牲口戴的)来勒住嘴,一个有力的年轻人在后面牵着,使她不能发声。即使这样,王佩英依然反抗。“叫她跪,她不跪,就用脚踢她”,扭着她手的时候“她头发一甩一甩”,很激烈的挣扎,要好几个人才能按得住。+ _7 B  Q! g  L2 U$ y# K

$ M, t0 B" t1 C+ R4 ]# w   1970年1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了一个“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的《通知》。通知说:“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20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界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公法军管会。”其中的杨淑辰等20名罪犯,就包括王佩英、遇罗克等人。* T5 ]) ]! s6 L9 o. u; }( r

# t" I  o. g& K' A' E   1970年1月18日,由公安部长谢富治(同时也担任北京市文革委员会主任)等人向中共中央请示,1970年1月22日得到批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了(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依法判决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注明“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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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0 j1 }% \# n  C, Q, @   1970年1月27日,包括北京市中小学生在内的十万人被组织起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公审”遇罗克、王佩英等20人。王佩英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她用全身的力气,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她的咽喉被一根比较细的绳子勒住,下巴因石头塞得太多而致脱臼,被卸去。绳子陷进肉里,远处的“革命群众”看不到。公审后,王佩英在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被发现已经给勒死了。尸骨在何处,至今也是个迷。这天傍晚,王佩英的七个孩子才知道,母亲走了。张大中当时头脑一片空白,整整三天,不吃不喝,停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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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4 l1 [* `( f! d& 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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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对谢富治在文革期间所犯罪行的审查,决定撤消对他的悼词,开除他的党籍,并决定向全党公布他的罪行。同时,将谢富治的骨灰盒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清出,并揭下了覆盖在上面的党旗。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3 d1 G" \% o$ `5 |& N(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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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77年1月27日(王佩英遇难七周年祭日),刘传新被免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职务,5月18日上吊自杀。1978年,张大中等子女开始为恢复母亲名誉奔走,反复上访。1979年7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向中共北京市委送交《关于王佩英案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980年3月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佩英案下达了(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认定王佩英的罪行是其在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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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4月10日,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做出《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决定》,指出:“王佩英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做了大量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参加工作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王佩英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好党员。院党委决定:为王佩英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对王佩英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全部推翻。”5月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建章等4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刘建章曾是王佩英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期间的局长。, @1 B1 ?3 h" ^9 n3 M4 m! V+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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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佩英没有被评为烈士(当时刘少奇并没有被平反),北京市公安局补偿3000元,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补偿4000元,共计7000元分给张大中等七个子女每人1000元。张大中凭借母亲用生命换来的1000元,开始了创业历程,逐渐有了大型连锁店、投资公司。创业30年为国家纳税超过10亿元,为数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o) ?( \3 I4 y, R+ L$ P) E

( o, x2 t& s3 j2 \# a! l+ E   2008年1月18日,《南方周末》记者张春蔚发出深度报道《60岁张大中:退出中国家电江湖 告别店小二》,该报道首次向公众提及“母亲因反革命罪被枪毙,兄妹7个相依为命”,“依靠母亲的抚恤金,张大中结婚并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张大中也于这一年的三八妇女节,首次撰文《母亲》,发表于大中投资公司网站。% ?; O- c7 z( }6 j8 \8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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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张大中联系到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媒体人郭宇宽。在其策划下,张可心、胡杰、郭宇宽开始广泛寻访当年王佩英身边的同事、难友、知情者,寻访内容被拍摄成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被写成《王佩英评传》。此时,《第一财经周刊》、《凤凰生活》、《开放》等期刊对王佩英事迹已有所提及。! F& W9 r/ U4 E$ E; P( 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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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3月27日,张大中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包括刘少奇女儿刘亭亭、黄炎培之子黄方毅、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内的500余人参加了会议。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在纪念会上首次播映。同时,大中投资公司筹备成立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张可心担任负责人),向社会各界长期免费赠送纪录片、纪念会光碟及《王佩英评传》,并对王佩英母校开封八中实施多项资助。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多家图书馆收藏王佩英书碟,数万人踊跃索取、观阅、评议、反思,王佩英日渐成为民族记忆。( c. z) ]2 \, }6 f3 x8 W

9 C& t$ R1 O2 g) F% B) [   2010年5月,《炎黄春秋》杂志刊发郭宇宽《王佩英评传》的浓缩文章《寻找王佩英》,从此,《中国企业家》、《纽约时报》、《南都周刊》、《长城月报》、《凤凰周刊》、《看历史》、《香港文汇报》、《东方早报》、《瞭望东方周刊》、《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青年》、《中国经济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理财一周报》、《北京青年周刊》、《南方都市报》、《法治周末》、《杂文报》、《生活文摘报》等报刊陆续提及王佩英,网上亦建有王佩英的网站、纪念馆、专题等,评论文章甚多。其中,《第一财经日报》首席记者陆媛的《国美涅槃》一书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第36章即是《张大中寻根王佩英精神》;独立学者宋赵来的《旷世悲歌》一书在凤凰网读书频道连载,第30章即是《坚贞不屈的王佩英烈士》。
( `( ^6 |, X" c: v4 S0 ?2 J" C
8 S8 b8 K* C: ^3 D   2011年5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1)高刑监字第173号再审决定书,再次提审王佩英案。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1)高刑提字第304号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佩英具有‘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的反革命行为和目的”,“判决如下:一、撤消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二、被告人王佩英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这个判决,一是由“不负刑事责任”改判为“无罪”,二是撤消了“精神病”的判词。收到判决书时,北京高院院长池强向王佩英后人致歉。  _: X; z- V& ?0 s3 }/ f

) v) T; t4 ~* Y4 n' N- U   王佩英被终审判决无罪后,6月14日,张大中写下公开信《答谢》,“告慰英灵于泉壤,昭彰正义于神州”,和北京高院判决书一起,公开发表于《炎黄春秋》7月号杂志。8月5日,因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带头转发一条赠王佩英书碟微博,来自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的索取者骤增,此事在微博被持续关注。8月8日,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塔园文革博物馆(原汕头市副市长彭启安推动创建),王佩英纪念碑揭幕,500余人参加仪式。该纪念碑立于刘少奇塑像旁。9月29日,王佩英生前单位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现名为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做出了《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王佩英同志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和老铁路人心地无私、光明磊落的革命精神,是一位好同志,是一位值得我们纪念的好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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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9日,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在第六届北京独立电影展(栗宪庭电影基金举办于北京宋庄)放映参展。10月25日,200余人在文革博物馆公祭王佩英,王佩英六子张大圃、女儿张可心,及彭启安、塔园义工、胡杰夫妇、杨银波、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全程参与。11月3日,拍摄制作《我的母亲王佩英》的胡杰在香港大学放映该片,并为学生讲解。11月9日至11月13日,北京市朝阳区草吧举行《我的母亲王佩英》等四部胡杰影片观影活动;浙江省义乌市曲霓咖啡举行《我的母亲王佩英》观影活动。至于能够真实地反映文革、警示后人的四川建川博物馆和广东塔园文革博物馆,张大中向前者捐资百万,向后者捐资42万。9 d1 x$ B5 I& F) b"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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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日,台湾静宜大学55周年校庆之际,王佩英获得静宜大学55年来唯一的“杰出荣誉校友”称号。校方颁奖词是:“表彰王佩英一辈子坚持理想、坚贞不屈、为教育、真理、正义与社会服务的精神,其奋斗历程、卓越成就,值得静宜师生树立良好榜样,作为学习楷模。”北京大中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筱萍代表王佩英领奖。此事被《自由时报》、《中华日报》、《民众日报》、中央社、城市广播网等媒体报道。; a, T5 h5 q; U&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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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月10日22:00~22:30,凤凰卫视中文台《冷暖人生》栏目首播电视专题《寻找母亲王佩英》;1月11日03:55~04:25和15:35~16:05重播。受访:张大中、张可心;编导:季业;主持人:陈晓楠。该节目随即被中国网络电视台(简称CNTV)转载。该节目追忆北京文革受难者王佩英的人生历程,是王佩英事迹第一次以专题节目呈现于全球知名中文电视台。一天内,该节目视频在凤凰网的点击观看就突破了13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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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佩英的孩子们,如今健在者有四人:张大中、张大江、张大圃、张可心。  z5 B& Z) P2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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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的部分内容,参考自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一书; ^' n3 u# q1 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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