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访李达“三家村”“大老板”朱劭天

reading

访李达“三家村”“大老板”朱劭天

王炯华

对于今天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题目；而对于“文革”过来人特别是武汉大学“文革”过来人，这又是一个动人心魄的题目。
四十年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出了1966年“文革”第一案“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时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便紧接着在武汉大学“揪出”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李达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武汉大学校长在1966年当年即被迫害致死。曾于上一世纪20年代后期先加入日本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何定华也在前几年逝世。现在，只有曾任中共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时任中南局科委副主任的朱劭天成了李达“三家村”唯一幸存者。
朱劭老是北平燕京大学学生，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去延安，曾任陈云同志的秘书。1949年南下留在湖北工作，1961年来武大前为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64年，他被调出武大，去广州任中南局科委副主任，是“文革”被押回武大作李达“三家村”“老板”的。
盛夏酷暑，我来到广州拜访久违的朱劭老。因为事先打过电话，他因定于翌日一早要去医院看病，便约我十点以后相见。为怕遗忘，也是提示家人，他特地在茶几上留下一张纸条：炯华同志明日10时后来。其实，我只是他担任第一书记时武大哲学系的学生，也就是他的一位普通的学生。我们是在“文革”中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认识的。
我于上午10点准时来到沙面他住所的楼下。不一会儿，他从医院回来，虽然已经十三年没有见面了，但他依然一眼认出了我。他明显的老了，原本高大身材的他，现在却显得矮小，并且是柱杖慢慢地移步。他说，我今年89岁了，平常已不大下楼了。但是，他的身体仍然健康，心血管系统和脑子都没有毛病。特别是他的思路依然清晰，谈锋仍然很健。从他回来谈起，直到11点半我怕他受累而主动告辞，基本上都是他在谈，我在听。
劭老上一世纪30年代在北平燕京大学上学。因为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去延安后仍然坚持读书，并对经济感兴趣，所以受到李富春的重视，派去担任陈云的秘书。他不无伤感地说，我们这一辈人剩下的已经不多了，他30年代弃学革命，所经历的最大坎坷就是“文革”被打成“三家村”。他那时只想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不连累别人。他总想一切自担，不给北京他熟悉的任何人写信，也不给任何人联系。他还想自己有个了断，几次想到自杀。有一次，他吃了整整一瓶抗生素，结果被押到医院洗胃，还是没有死成。特别是，由于“文革”工作队“逼供”一类高压，他终于精神恍惚以至于错乱，面前总出现幻影，好像他在延安就熟悉的毛泽东和他直接的老上级刘少奇真的来解救他了。
劭老说，弄“三家村”完全是陶铸和王任重决定的。他们本来就是毛泽东的红人，跟毛泽东跟的最紧。北京出了个邓拓“三家村”，中南怎么办？当然也得有一个“三家村”。因此，他们就决定打李达“三家村”，以争取主动。武大哲学系教员陆某弄的那个材料完全是七拚八凑造出来的，但是却正中陶铸和王任重的下怀。本来，中南局二月份开扩大会议，陶铸还给到会人员每人发了本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稿本），说这是毛主席要李达写的，我们要好好读读。可是到4月份搞“文化革命”动员时，他就点了李达的名，并说李达的这本书也并不怎么样。
朱劭老说这段话时还送给我中南局二月份开扩大会议的集体照复印件，他指着站在中心位置的毛泽东的像说：“在延安他那么平易近人，说话和气，我们都非常熟悉；可是现在，他在我们中间却已经成了神。” 粉碎“四人帮”后，他多次去北京看望老首长陈云。他向老首长说，过去三反五反，过去反右派，总以为是政策有问题；到了“文革”，我才知道是毛泽东的思想出了问题。老首长听了说，毛泽东要是在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就退下来，他就是列宁；要是在1956年党的八大就退下来，他就是斯大林；可是最后“文化大革命”一下来，他就只能是毛泽东了。
劭老说，1957年反右以后，党中央决定加强大学的领导，抽调一批干部去大学担任领导职务。江隆基作了兰州大学校长，陆平作了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作了南京大学校长，彭康作了西安交通大学校长，文革中，江、陆、彭都自杀了。他自己本来是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但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却决定他去担任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他们这批延安出来的干部是去大学管知识分子的，或者说，是去整知识分子的，但他说自己则是去保知识分子的。我插话说，难怪康宏逵先生说，“文革”前，在武汉高校当领导而又真正跟知识分子“穿连裆裤”的共产党人只有“二朱”：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和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兼院长朱九思。
朱劭天“文革”大难不死，并且在1970年被派往担任华南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他一上任，就从五七干校调回一批教师，开了政治理论课和英语课，他本人兼教中共党史。结果湖北等地还派人来参观。参观者问他们有什么经验，他说现在办大学，越不像大学越好。那时抓“5•16”，广州的一所名大学抓了一百个，北方的一所名大学抓了五百个，他却稳稳当当，一个都没有抓。以至省里开抓“5•16”的会，再也不通知他这位党委书记参加。1976年周恩来逝世，他三次请示省委要求开追悼会，省委报告中央，中央不批。于是他召集学校党委常委开会说我们应当开追悼会，全部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于是，华南工学院隆重地举行了周恩来总理追悼会，挂了标语，戴了黑纱和白花。他说，因为他在华南工学院所作的这些事情，他知道迟群他们会追究，于是毅然决定离开华南工学院，便去广东省外事办了。
耄耋之年的朱劭老已离休多年，他现在过着不愿被人打扰的平静的生活。他虽然曾经身处高位，但他的起居生活却显得简单俭朴。他的住房没有装修，他的客厅没有空调，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坐在他客厅破旧的木椅上谈往忆旧，却只靠茶几上一台旧电扇摇晃着送风。我临走时，他从客厅角落边的一个旧木书櫃里取出一本一直畅销的《胡耀帮与平反冤假错案》说：我老了，送给你罢。他还为我复印了好几张珍贵的照片，连同纪念陈云同志百年诞辰的一份文件，亲手装进一个大纸袋，送给我作纪念。

附记：这是2005年7月我最后见劭老，原题《朱劭天：李达“三家村”唯一健在的“大老板”》， 9月13日下午4时，劭老来电嘱不发表。因为这是聊天，某些内容发表不合适。还嘱以后不要提他是12•9领导人，提他是积极参加者没有问题。现劭老已逝世多年，故改题《访李达“三家村”“大老板”朱劭天》发出，以示纪念。（2021-1-21）


感谢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