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毛泽东李达哲学比较研究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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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李达哲学比较研究简论

王炯华

毛泽东与李达自中共一大结识，直到李达在文革初起的1966年8月被迫害致死，他们保持着长期的交往，维持着诚挚的友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哲学方面具有密切关系。
    改革开放进入80年代中期，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注意到李达对毛泽东的哲学影响，开始进行毛泽东、李达哲学比较研究。80年代中期，笔者与许全兴先生在上海“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还讨论过关于毛泽东“两论”与李达《社会学大纲》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出版后，1989年，笔者在上海《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发表《李达30年代哲学着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初步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李达哲学思想的关系。1985年，国内学术界还披露了毛泽东与李达1958年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论争，但并未从比较研究角度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国内虽然也有研究毛泽东与李达的关系的一些论着，但其内容主要限于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基本上没有涉及他们的哲学比较研究。
进行毛泽东李达哲学比较研究，可以具体了解毛泽东与李达的哲学理论关系，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来源，更好地领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观点和学术特色，同时展现李达哲学思想的特点，进一步彰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和风貌。
要进行毛泽东李达哲学比较研究，当首先了解毛泽东与李达非同寻常的交往关系。在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对他早年影响很大的无疑是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是他的恩师杨昌济；五四期间则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而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中国革命的二三十年代，对他在思想理论方面影响很大的固然是马克思和列宁，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李达。
毛泽东李达的交往始于中共一大。李达作为中共发起组的代理书记、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召集中共一大时给毛泽东写信，使毛泽东有机会出席一大而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毛泽东自然十分感激并且不会忘记李达的知遇之恩，也使他们从此结识而成为同道朋友。李达虽然只长毛泽东三岁，但由于他的留日经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养，毛泽东对他很敬重。毛泽东邀请李达出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期间，他们在长沙比邻而居，毛泽东经常向李达请教，向李达学马列，此时的李达无疑是毛泽东的良师益友。并且在他们这一时期的交往关系方面，李达明显地居于主导地位。大革命失败直到40年代后期，他们虽然睽违二十二年，但仍有思想理论上的神交，主要是毛泽东读李达的理论着译特别是哲学着译。从筹建新中国到50年代中期，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着的变化，毛泽东无疑居于主导地位，李达以感佩和崇敬的心情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不遗余力地参加毛泽东在思想文化界发动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是他们关系的蜜月时期。从1958年大跃进特别是从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直到李达文革遇害，是毛泽东与李达交往关系的微妙时期，在思想理论方面产生分岐，他们之间已经具有明显不同的思想理论倾向。
毛泽东在延安说“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零陵出马克思主义”。 “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指他自己，“零陵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指李达。但是，还应当说，作为五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的李达，对革命家兼哲学家、理论家的毛泽东又具有重要影响。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在其英文著作《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指出：“李达的哲学和理论著作是一个很好的中介，它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与欧洲、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并能纠正将中国马克思主义视作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异端的偏见”。
首先是毛泽东“两论”与李达着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的关系。毛泽东高度评价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并读了此书的两个版本和一个选编本，作了详细的批注。毛泽东同样高度评价《社会学大纲》，自称读了十遍，作了批注，还将读书进度写进他的读书日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不仅丰富了毛泽东的哲学底蕴，而且为其“两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料和理论观点。李达二三十年代的哲学着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来源，并影响了毛泽东哲学的风貌。
其次，李达“两论”“解说”与毛泽东“两论”原著的关系。毛泽东的“两论”虽然是1937年延安讲哲学的讲稿“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的内容，但50年代初出版时则有所修改，其中《矛盾论》还有较大的修改，部分反映了毛泽东后来的思想。李达的“两论”“解说”既忠实于毛泽东的“两论”原著，但又是一定意义的“我注六经”，不仅阐发了他自己的思想，而且纠正了“两论”原著之某些缺失。对此进行比较研究，还可以看到尚未走上神坛的毛泽东与李达之间的学术平等态度。
第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与《〈矛盾论〉解说》的关系。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特别是两类矛盾学说是他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所提出和处理当时中国现实矛盾关系的完整理论，是他重要的的理论创造；但在思想资源上，却又吸取了李达《〈矛盾论〉解说》所深化分析的《社会学大纲》关于“未来新社会”的矛盾的思想。
第四，毛泽东与李达具有各自的哲学倾向和特色。毛泽东李达哲学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作为革命家战略家的毛泽东与作为职业哲学家的李达却具有不同的哲学倾向，因而具有各自的特色和风格。总体上，毛泽东主要倾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特别是实践认识论和矛盾辩证法，倾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李达则主要倾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等整体性学理，倾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科学性。用尼克•奈特的话说，李达的许多哲学著作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架本身的明确化和精致化”。“李达在思想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正是他的工作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成为本土化的教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第五，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李达20年代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关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但同样离不开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李达1923年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1926年的《现代社会学》和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过程中的民主革命》《完成民主革命》《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民族问题》《社会之基础知识》等一系列论着，系统论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步骤和前途，是当时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中国革命理论。从思想史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李达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意义。
第六，1958年毛泽东李达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的论争。毛泽东肯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是当时“大跃进”的实际需要，也是晚年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陷入唯意志论的理论反映。李达反对这个口号，不仅是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的唯意志论倾向，而且是在哲学上的拨乱反正。
最后，晚年毛泽东与李达的思想理论倾向。所谓晚年毛泽东李达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本文将其限定于1958年“大跃进”到他们的先后离世。而到1966年李达文革含冤去世的时期，国家经历了大跃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三年经济困难、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他是所有这些事件的第一责任人。正是他晚年的走上神坛和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想，演绎了这所有事件，不言而喻，他的思想理论倾向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也偏离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但是作为学者的李达，却开始和他素所敬重的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发生分歧。他虽然也提过所谓哲学“大跃进”一类口号，但总体上却开始冷静反思不赶潮。他抵制乃至反对1958年教育革命，他与毛泽东论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他对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想不通，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是“超马克思超得连饭也没得吃的了”，他不再参加国内所谓学术批判运动。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与他长谈，嘱咐他修改《社会学大纲》，他虽然很激动，但他不仅向毛泽东当面反映了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而且在随后编书期间，抵制了愈演愈烈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理论界的极左潮流，直至反对“顶峰论”，在思想理论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清醒和实事求是倾向。

（原载《重庆工学院》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