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洪：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 1956.3 (李万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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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

林洪

1955年7月27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介绍了一段反革命政治流氓分子李万铭的活动史。这个反革命政治流氓分子的骗术，虽然说来是幼稚可笑的，但是在1949年的半年中和1951年1月到1955年1月的四年当中，他却跑过十几个城市，闯过十几个重要机关。他不但混进了我们的国家机关，而且钻进了共产党内；不但变成了一般的革命工作人员，而且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窃据了重要的职位。最后，他还伪造了一位高级将领给他的电报和“亲笔信”，诡称要他“回十二军任参谋长兼三十五师师长”，公然乘飞机到西北去“商谈军务”。虽然这一荒唐可笑的政治诈骗事件终于被揭发出来了，但是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发生以后四年之久才被发现，不能不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不能不是对我们的一个极为辛辣的讽刺！我们的人应该深切地从中领取经验教训。

并不高明的政治骗子

李万铭现年只有28岁，出身于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从小就有偷窃诈骗的行为。1945年1月，他在安康兴安师范学习一个时期，并在那里加入国民党以后，就报名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先后充任文书和准尉政治干事，一直到1949年5月南京解放为止。这个流氓成性的匪徒在匪军中任职的期间，更加加深了他敌视人民的思想和盗窃诈骗的恶习。
在南京刚刚解放以后，李万铭就开始了他的反革命的政治诈骗活动。他伪称是中央大学的学生，混入我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习。1949年10月结业以后，他和同校学生、另一骗子刘忠义合谋，伪称他们要到西南工作团工作，从学校骗得鉴定材料和介绍信。他们依照介绍信上的印章样式，私刻了这个学校的关防和负责人的私章，伪造了一封到常州市人民政府工作的介绍信，骗得了市府建设科科员的职位。他嫌科员的地位低，约一个星期以后便逃跑了。他又用同样的假公章伪造了一封二野军政大学政治部给苏南行署负责人的转业介绍信，用常州市人民政府发给他的干部登记表填写了一篇假的革命履历，伪称他是二野军政大学的党员教育科长，因参加淮海战役负伤成残废，前往前苏南行署要求分配工作。
在李万铭交给前苏南行署的假证件中，有着许多明显的漏洞。例如，他自称是共产党员，但是没有转移党员关系的介绍信。这是违反我们党的组织工作制度的规定的。苏南行署人事部门工作人员的警惕性比较高，他们发现了李万铭的政治骗子的马脚，把他交由无锡市人民法院判处了三年徒刑，于1951年1月提前假释出狱。
从上面的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出，虽然李万铭是伪造印信进行诈骗活动的老手，但是只要我们的人事组织工作部门的同志有所警惕，工作作得比较细致，那末，他的并不高明的骗局是不难识破的。可是以后这个骗子却继续遇到很多毫无警惕的人。

用伪造的证件混进了党

从无锡的监狱中出来以后，李万铭不但没有改邪归正，而且欺诈冒骗的胆子愈来愈大了。他又私刻了一颗“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关防和某政治委员的图章，冒充他是这个学校的军教科副科长，以残废军人转业原籍为理由，伪造了一封给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转业介绍信，并在上面注明他的档案材料已在淮海战役时失落，其他材料随后寄交本人。他拿着这封伪造的转业介绍信，以“革命残废军人”的身份购得半价车票，于1951年1月底坐火车到了西安，要求中共陕西省委为他分配工作。
应该注意：按常识来说，我们的军事学校是没有什么直属的“组织部”的，只在军事学校的政治部下面设组织部，因而这一颗“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印章，显然是假的。而且组织部门的介绍信上从来不加盖负责人的印章，但是在李万铭交给陕西省委的所谓“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介绍信上，却偏偏加盖了一个“政治委员”的印章。作人事组织工作的同志在代表组织接收一个党员、干部的时候，应该查明这个人的证明文件是真是假，这是我们人事组织工作上的一个起码要求。但是，事情完全出乎人们的想像之外，陕西省委的秘书王礼根本没有怀疑过李万铭的转业介绍信是假的，也没有等李万铭的其他材料寄去，就完全违反人事组织工作制度的规定，代表组织写信介绍李万铭到省府优抚局安置工作。
在陕西省人民政府优抚局，接见李万铭的一位副科长的警惕性似乎高一点，他说要等李万铭的其他材料寄来以后，才能给李万铭分配工作。李万铭就用余下的盖有“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关防的空白信纸，伪造了鉴定表、革命军人残废证和党员证明信各一份，用一个普通信封把它们装起来，在上面贴上一张用过的盖有邮戳的邮票，就把这封信交给了优抚局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二野军政大学给他寄来的证件。这些明摆着的漏洞，只要优抚局的工作人员稍稍查问一下“证件”的来历，就可以发现。可是他们没有这样作，就由省民政厅介绍李万铭到安康专署工作。
这个骗子为了更加便利自己进行政治诈骗活动，更加巧妙地掩盖自己的反动身份，又到陕西省委组织部要求为他转移党员组织关系，企图混入共产党内。因为他伪造的是党员证明信，不是原机关发给的转移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陕西省委组织部按照组织制度办事，没有为他转移党员组织关系。可见只要严格按照人事组织制度办事，骗子们就没有空子可钻。
可惜像陕西省委组织部这种遵守人事组织制度的作风，并没有贯彻到陕西省的一些地方党委组织部门。1951年3月，李万铭到了安康专署，把他的证明文件交给了专署民政科科员、机关党支部书记张法则。张法则和专署的其他负责同志，也没有检查他的“证件”，因而没有发现“转业介绍信”和“党员证明信”上的机关名称不一致，前者是陕西省民政厅发给的，后者是二野军政大学发给的，又违反制度把他分配在民政科当科员。而且更为奇怪的是，张法则同志竟完全忘记了党的组织原则，在李万铭伪造的“党员证明信”上，公然附上请安康地委照转党员组织关系的意见。按说，安康地委组织部的同志应该懂得，党员转移组织关系必须有党委组织部门发给的正式“转移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而不是“党员证明信”。但是安康地委组织部的同志完全违背了组织原则和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的制度，为这个骗子转了党员组织关系，使这个骗子混进了共产党组织内，给了他以后进行诈骗活动更加便利的条件。

一个离奇古怪的军事调令

在混入安康专署以后，李万铭还骗得了“人民功臣”奖章和正式的“革命军人残废证”等荣誉证件。大约半年以后，他就被派赴武功西北农学院学习。大约又过了4个月，西北农学院办公室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梁得柱，接到了一封信皮上写着由李万铭转西北农学院的信，信上贴的也是一张用过的邮票。信里装的是一份“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军事调令”，大意是说：已任命李万铭为某师某团参谋长，令他速赴中南局报到。不论就内容或者就来源来考察，这份“调令”都是非常离奇古怪的：我军调任一个干部，为什么不由军事机关或部队来调，而是由一个军事学校来调？为什么不通过组织系统来调，而是直接把调令寄交本人？既然任命他为某师某团参谋长，为什么不要他到军事领导机关去报到，而要他到中南局去报到？这些显而易见的漏洞，难道一个高等学校的党政负责人都看不出来吗？但是，非常可惜，由于梁得柱和西北农学院的其他负责人的政治麻痹症也不轻，他们丝毫也没有怀疑，居然相信了这个离奇古怪的军事调令，批准李万铭离校“归队”，除发给他转移党员关系介绍信以外，还和这个骗子一起拍了一张临别留念的像片。
那末，这份离奇古怪的军事调令是怎样来的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1年11月，李万铭骗得组织上的批准，到西安治病，在那里探得了我军某师某团的番号，他就决定冒充革命残废军人，到中南进行更大的诈骗活动。他假借西北农学院某负责人的名义，借出了他原来伪造的档案材料，描下了“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关防的样式，找人为他私刻了一颗同样的图章，并且用党支部组织委员（他到西北农学院后不久就担任了这个职务）的身份，以整党即将开始，支部要印调查材料为名，骗得一个非党同志为他写好和划好腊版，用西北农学院的油印机印了几张上面有“组织部”和月、日字样的空白纸，又用从工会借来的号码机在上面打上了号码。这些进行诈骗活动的准备工作都作好以后，他就捏造了那份军事调令。
这一骗局没有被发现，于是李万铭便在1952年2月初到了西安。李万铭到西安后，叫写字摊照他已拟好的底稿，代他填写了“干部简历表”、“履历与鉴定书”以及“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给中南局组织部的转业介绍信和给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的残废证明信，并到西北局组织部换得给中南局组织部的转党关系介绍信后，于2月底到了武汉。

骗子被当成了战斗英雄

在我们的国家里，真正对人民有功的英雄和模范，到处都会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担负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在内，却往往不辨真伪地盲目崇拜“英雄”和“模范”，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无知和麻痹大意的表现。李万铭似乎摸透了我们的人的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所以他到中南进行诈骗活动的时候，冒充的已经不是一般的革命军人，而是把自己装扮成了早年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并且曾经在革命的战场上英勇作战、屡建奇功因而获得我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的团参谋长。
在他交给中南局组织部的证明文件和档案材料中，虽然同样有着许多明显的漏洞，但是中南局组织部的胡若义科长没有认真审查，就把他介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中南农林部办公厅主任兼分党委副书记薛兆达等同志，对这个冒充“战斗英雄”的政治骗子的履历也没有作认真的考查，就深信不疑，把他分配到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当秘书主任。在混入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期间，李万铭又凭空捏造了一封某军事负责人给他的私人信，大意是说已取得某司令员的同意，要调他去担任某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他拿着这封伪造的信，到处吹嘘夸耀。按说，这封私人信件的荒唐和可笑，绝不在那份离奇古怪的军事调令之下，然而中南农林部的一些领导人，不但没有因此引起对他的怀疑，反而对他更加信任和器重。大约半年以后，虽然他在工作上并未作出任何显著的成绩，中南农林部也没有认真审查他的历史，就提请上级将他提升为中南农林部人事处副处长。而且就在这前后，李万铭还窃据了机关党总支书记的职位，同农林部的女干部、共产党员但琦结了婚。

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但是，李万铭并不以骗得共产党员和人事处副处长的职位为满足，他充分地利用了中南农林部负责人对他的盲目信任来进行诈骗活动，希望爬上更高的职位，以便于对我们党和国家机关进行更加凶恶的破坏。1952年12月，李万铭又捏造说某高级将领在电话中通知他：某司令员已抵京，有要事召见，望即返京。他用一张信纸把这几句话写上，送给了中南农林部的领导同志。而中南农林部的领导同志由于对这个骗子的信任到了迷信的程度，简直天真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根本就没有想一想：李万铭既已转业到地方工作，就已脱离了部队，军事机关的领导人怎么能随便“召见”他呢？而且真的有要事和他商量，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给中南局组织部或中南农林部，而要直接打电话给他呢？难道这两个高级将领连最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懂得吗？究竟某高级将领的电话是打到什么地方的？是什么人接的？这一连串的问题，中南农林部的领导同志完全应该想到，但是由于对“英雄”、“模范”和“高级将领”的盲目崇拜已经冲昏了头脑，所以他们连一般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都能想到的问题也没有想到。他们同意李万铭立即赴京，中南农林部副部长许子威还特地托他带给某司令员一封亲笔问候信。
李万铭看见中南农林部的领导同志是如此可欺，在北京又伪造了一封某司令员给许子威同志的复信。大意是说：某军事机关已决定调李万铭担任某军参谋长，现因身体不好，暂回中南休养三个月再来军队任职。1953年3月底，这个骗子又以去中央军事机关谈工作为名，再次骗得中南农林部的批准他来到北京。他带着老婆，拿了公家的钱，先后到了北京、杭州等地，到处游山玩水。回到武汉以后，他又厚颜无耻地捏造说，他在杭州的期间，适逢某司令员也在那里。这个司令员对他说，已决定改任他为另一即将成立的某一军事机构的参谋长，等这个机构成立后，就通知他启程赴任。对于这一篇谎言，中南农林部的领导同志，就像对待那个滑稽可笑的电话和那封滑稽可笑的复信一样，同样是深信不疑的。我们的这些同志竟然幼稚无知和麻痹大意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太令人吃惊了！

轻率处理检举信的恶果

然而，不管我们的某些同志是多么的幼稚无知和粗心大意，我们的人中毕竟是还有很多人并没有丧失警惕性，李万铭要想把他的反革命流氓骗子的本相长期掩盖起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在骗得人事处副处长的职位以后，为了不使自己的原形暴露出来，经常借口有病不做工作。在1953年9月以前，他曾经两度骗得领导机关的批准，到东湖疗养院“疗养”，医治他先天生就的、但却伪称是在战争中中了敌人的毒气所造成的口吃病。就在他在东湖疗养院“疗养”的期间，一个叫陈汉明的同志已经发现在他的身上有些疑问和矛盾，并且在以后发现我军战斗英雄名单中并无李万铭其人，就在1953年11月写了一封检举信给中央林业部监察室。这时李万铭已被调到中央林业部，准备任命他为行政处处长，并批准住机关长期休养和继续治他的“口吃病”。由于中央林业部的一些负责同志也对李万铭盲目地信任，因而不但在平时，而且在群众的检举信去了以后，也没有动摇他们对这个骗子的迷信。中央林业部人事司的同志完全违反了人事组织原则，在接到监察室转去的陈汉明的检举信以后，不但没有打电话问一问近在咫尺的中央军事机关，而且连李万铭的假履历也没有认真地审查一下，就答复说李万铭的各项革命经历和英雄模范的称号是“属实”的。林业部监察室也放弃了自己应尽的监察职责，对这一检举和这一答复都没有核对和研究，就把它照转给了陈汉明同志。就是在这些腐朽的官僚主义者和严重的政治麻痹症患者的无意的庇护之下，反革命政治大骗子李万铭又轻轻地滑了过去。

骗局终于被揭穿了

但是，不管李万铭是多么的“侥幸”，混过了许多道重要的关口，然而他的犯罪行为终于被揭发出来了。1954年秋天，李万铭又冒充是我军的一个师长，给分别已经三年、不了解他在中南和北京的诈骗行为的原西北农学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同志（已调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写信，说是他将赴西北休假并趁机看望故友，骗得梁得柱回信表示欢迎。他又用同样的名义，同前在北京认识的某司令部副处长魏晓拉上了关系，从魏那里骗得了某司令部的信纸信封，并且取得魏的同意通过军邮为他代转信件。这些准备工作都作好以后，他便先后捏造了一位高级将领抄转给他的一封“军急电报”和一封“亲笔信”。“军急电报”说是某司令员要他“回十二军任参谋长兼三十五师师长”，要他“火速”去兰州会见这个司令员；“亲笔信”是某司令员令他“马上乘飞机飞兰商谈有关重要事宜”。“军急电报”是李万铭用电信局的普通电报纸写的，上面的“军用”二字明明是用钢笔描上的，至今仍然看得非常清楚；“亲笔信”是用某司令部的信纸写的，两者都是用某司令部的信封装起来，送给中央林业部人事司转给林业部领导同志的。
按说，这样幼稚可笑的骗术，应该瞒不过林业部人事司负责人、特别是林业部领导人的眼睛。他们在接到李万铭交去的“军急电报”以后，应该立刻就能断定这是一道“假金牌”。但是，非常遗憾，由于中央林业部人事司负责同志和林业部领导同志的政治鉴别力之差和对我党我军调任干部的原则的幼稚无知，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之外，他们既没有怀疑过“军急电报”和“亲笔信”的内容及其来源，也没有打电话给近在咫尺的中央军事机关，问问有无调任李万铭为“军参谋长兼师长”的事情，更未等到正式的调令送达中央林业部，就立即批准李万铭前往西北。更为奇怪的是，李万铭既已调任那样重要的军事职务，他要到西北“赴任”和“商谈军务”，应该由他本人或由林业部代为向中央有关军事机关接洽办理乘飞机或乘火车的手续。但是，林业部的领导同志却连这样的问题都没有想到，竟由办公厅主任批准，由林业部派人为他买好了民用飞机票。请看，林业部的领导同志是多么的“热心”啊！
1955年1月3日，李万铭坐飞机飞到了西安，会见了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同志。他到西安以后不久，就已秘密拟好了一封某司令员给中央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李范五两同志的信，诡称：“李万铭身体暂不适合在前线，仍回你部，工、休兼顾；我们感到根据他在军队职位来比较，在地方的职位有些不相称，我们觉得他能胜任比较重要的工作。”李犯原想把这封信作为他返回北京的借口，并且用它来吹嘘蒙骗，以达到骗取林业部更高职位的目的。但是，他的这一罪恶企图并没有来得及实现。这次，梁得柱同志在同这个骗子的谈话中，发现了他所谈的某些有关我军的事情同实际情况不符合，引起了对他的怀疑。经梁得柱报告中共陕西省委负责同志以后，省委负责同志对此事极为重视，曾亲自进行了解；随后又由陕西省公安厅派专人作了详细的侦察，调查清了李万铭的犯罪事实，并经过人民检察机关批准，才依法将李犯万铭加以逮捕。就是这样，这个长期逍遥法外的反革命政治大骗子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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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事实经过中不难看出，这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诈骗事件之所以发生，固然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那就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地痞、流氓、骗子手和流散的尚未得到改造的国民党反动军政官吏，正在疯狂地破坏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事件突出地暴露了我们的人，甚至一些中央和地方机关的某些领导人都存在着严重的麻痹思想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特别是暴露了我们的人事组织工作制度有着许多明显的漏洞，暴露了许多人对英雄模范的不辨真伪的盲目崇拜也是非常严重的。所有这些思想上和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就是这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诈骗事件得以发生和发生以后长期不能揭发的根本原因。我们的人应该切实地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嗅觉，改进自己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积极地堵塞工作中的一切漏洞，决不让这类荒唐可笑的事件在我们的机关、企业和党组织中重演！


人民日报 19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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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人事组织工作制度

防止暗藏的阶级敌人混进我们内部，是极为复杂的尖锐的和长期的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的人事组织工作的好坏，起着重大的作用。因为人事组织部门是一个专管人的机构，任何人要想进出我们的机关、企业和其他革命组织，都必须经过这道关口。只要把守这个关口的同志有着高度的革命警惕，善于依靠群众，识别好人和坏人，那末，不管暗藏的敌人伪装得多么巧妙，采取了多么阴险狡诈的两面派手法，都很难混进我们内部；即使混进来了，也会很快被清查出来。
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所揭出的材料来看，我们的人事组织工作的水平仍然很落后。不少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还混进了我们的机关、企业和其他革命组织，甚至混进了我们的党内。反革命流氓骗子李万铭混入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共产党内达四年之久才被发现，就突出地暴露了许多人事组织工作人员和一些地方和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十分缺乏敌情观念，他们政治上的漫不经心已经达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这也突出地暴露了我们某些组织环节上的人事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不能容忍的。
用人必须经过一定组织的介绍，这是我们的人事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新来人员必须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和其他证明文件，经过人事部门审查合格以后，才能接收和任用他们。我们所以要坚持这个原则，是因为只有经过正式的组织介绍，确实知道新来人员的来历，才能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用隐姓埋名和伪造文件的方法混进我们内部。不少国家机关、企业部门粗暴地违反了这个原则，往往通过私人介绍大量地接收和任用人员。只要说是某某干部、特别是某某负责干部介绍的，纵使这个人没有任何证明文件，也没有人确实证明他过去的经历，人事部门也可以把他接收为工作人员，甚至把他摆在重要的和要害的工作岗位上。李万铭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不就是利用人事工作上的这个重大漏洞而混进来的吗？

人民日报 195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