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 覃正彦：一个30年坚持搞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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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正彦：一个30年坚持搞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

作者：阎长贵      时间：2022-01-12   来源：《党史博览》
       

　　公开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在农村长期推行极左政策，大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导致严重的“五风”错误（即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造成农业和畜牧业大减产，再加上粮食高征购，造成城乡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特别是农民更苦，吃不饱饭，许多地方农民吃野菜，吃树皮，饿死了不少人。



覃正彦

　　1961年，覃正彦带领石门有关部门的同志在农村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在雁池公社马家大队，他们发现一个生产队在少量的自留地和新开垦的荒地上种玉米、红薯、黄豆等，结果以不足生产队总耕地面积的10%，却收获了占全队30%以上的粮食，群众就靠这些粮食渡过了难关。

　　在城关公社红土坡大队的一个生产队调查，晚上开座谈会时，有个叫王传江的社员站起来说：“你们都怕说，我来说，说错了我坐牢，坐牢还有饭吃。农业生产这样搞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按我们社员要求就是要搞包产到户。”他一下说出包产到户有十大好处。王传江发言后，其他人都抢着发言，都要求搞包产到户，七嘴八舌又补充了五大好处，这样包产到户就有了十五大好处。

　　当时，覃正彦内心是主张搞包产到户的，但又害怕，因为这是个禁区，搞不好要受批评，甚至受处分。1962年3月，他在全县三级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公社干部、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到农业生产时，原原本本地讲了包产到户的十五大好处，但同时也讲了包产到户有七大坏处（主要是怕产生资本主义），并提出西北山区可以搞包产到户或包产到组。这样，全县有不少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有的变相搞了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等多种形式。凡是搞了责任制的都增产增收，干部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国家征购任务也完成了。但他却为此挨了不少批，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这当成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罪状。

　　1966年11月，当时地委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跟覃正彦谈话，说：“老覃，你确实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县委书记在三级干部大会上鼓吹包产到户有十五大好处，全省没有，全国也可能没有。”

　　1967年10月，由军代表支持的造反组织印发了覃正彦的“罪状布告”，布告上“覃正彦”三个字还用红笔打了“×”。布告上罗列的十大“罪状”之一就是说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大肆鼓吹包产到户有十五大好处，致使全县许多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和包产到组，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加上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他在“文革”中遭受了六七年的残酷斗争和折磨。

　　一不怕戴帽子，二不怕打棍子

　　恢复工作后的1973年1月，覃正彦被贬到国营西洞庭农场，任中共国营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场长。西洞庭农场属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当时，他认为自己主政一个县的工作都搞得好，对办好这个小小农场充满自信。随后，他和办公室的冉祖武，到三分场三队进行调查研究，走遍全场，发现亏损的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除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外，主要是农场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1.4万名男女劳力，100多个独立生产单位，由总场统一核算，按等级发工资，职工平均工资不到20元，男女同工不同酬，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多劳不能多得。通过全面调查，他下决心要改革农场经营管理体制，改总场一级核算为三级核算(总场、分场、生产队)四级管理(加上作业组)，超产奖励到职工个人；超产部分总场得小头，分场、生产队和职工个人得大头，一般是二八开的比例。他在一分场八队，办经营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制定农场体制改革八条，印发到全场基层单位，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宣讲农场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用通俗形象的语言说：“小小农场，看起来好似一叶轻舟，划起来犹如万吨巨轮，为什么划不动呢？正如干部和职工反映的，主要是‘坐大船划懒桨’，责任不在干部职工，而是农场管理体制造成的，所以要改革管理体制，大家齐心协力划快桨，使农场经济腾飞。”在经营方针上，他提出：“农场本姓农，屁股坐在农业上，两眼盯在工业上。”他之所以说“屁股坐在农业上”，是因为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农场每年要上缴征购粮1200万斤，统购皮棉1800担，出口肥猪4000头，还有外销内销鱼80多万斤。为什么说要“两眼盯在工业上”呢？他认为农场只有大力发展工业，才能做到以工补农，农、工、商一体化，才能扭亏为盈，使农场的经济快速发展。

　　1973年，农场工农业都有很大发展，实现了扭亏为盈。1974年，“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批资本主义复辟。在造反派气焰嚣张的情况下，一名农场党委常委提出，农场制定的管理八条是否暂停执行？覃正彦召开农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理直气壮地表明态度：“农场制定的管理八条，不是‘黑八条’是红八条，我也不是‘黑后台’，是‘红’是‘黑’要由广大职工评说。”并坚定地说：“我是洞庭湖的麻雀，经过大风大浪，吓大了胆，我‘贼心不死’，管理八条要全面执行。”这次会议后，统一了思想，顶住了“批林批孔”的歪风邪气，农场制定的管理八条不但顺利执行，还更加完善。

　　1975年，覃正彦在四分场十队推行油菜包产到户超产归己的责任制；1976年，他在三分场八队办试点，搞了包产到作业组、分解到劳、超产全奖的责任制，效果都很好。农场连年增产增收，到1979年农场五级以及工副业单位，共计赢利1000多万元，上缴税金800万元，奖给职工奖金200万元。

　　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一次大变革，当时中央是不允许的，还有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特别是来自省、地农垦部门的压力。1976年，湖南省农垦局局长陪同湖北省农垦局局长到西洞庭农场参观，覃正彦和农场党委常委、副场长王和安向客人汇报。当汇报到有的生产队包产到组联产到劳时，湖南省农垦局局长当即批评说：“老覃，国营农场不能这样搞，不是公社，这是搞资本主义。”湖北省那名局长接着说：“我们省两个农场想搞联产承包，是我一棒子打回去了。”覃正彦和王和安当即申明：“我们一不怕戴帽子，二不怕打棍子，我们不是搞资本主义，是克服平均主义，维护社会主义。”结果，这次汇报不欢而散。

　　农民的呼声、农民的要求我是了解的，农民的疾苦我是同情的

　　1980年12月，湖南常德地委通知覃正彦调桃源县任县委书记。1981年1月，他带着农场联产承包到户的一本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材料到桃源上任。到桃源不久，覃正彦参加了县委召开的区乡党委书记会议。在会议上，由于地委强调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包工到组，统一分配的生产责任制，县长在作报告时，同意生产队核算和包产到户两种责任制形式都可以搞。最后，覃正彦作了简短的表态。他说：“县长的报告，我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搞包产到户。”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批评覃正彦只听中日农业试验站某些人的话，跟着他们走，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意见。地委常委、常务副专员找他谈话，要他对包产到户只搞试点，不要全县推开。他说，现在已是春耕大忙，改不过来了，再翻盘会影响生产，请地委放心，不会出大问题的。

　　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和省农办史主任到桃源检查工作，他和县委副书记方平向省领导汇报包产到户的情况。湖南省农办史主任当即批评这样搞会造成两极分化，他们争论起来。毛致用说：“已经搞了就试试看吧！”覃正彦深知省委和地委领导的苦衷，因为1980年《中共中央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即“新六十条”)中有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单干。同时也有来自基层干部和社会上少数人的指责，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耕牛农具都没得，大田就要分几节”等。

　　覃正彦在解释几十年坚持不懈地搞包产到户的动力时说：并不是我有什么高明之处，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一个贫苦农民成长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长期主管农业，农民的呼声、农民的要求我是了解的，农民的疾苦我是同情的。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吃大锅饭，使农民吃尽了苦头，包产到户使农民尝到了甜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清醒了，今后再也不能干那种违反群众意愿和实际的蠢事了。

　　后来，中央连发文件，各级报刊也不断发社论和文章，高度评价农业包产到户是农村的一次革命，对改革开放起到了带头作用。中央一再申明全国实行包产到户30年不变，农民有了自主权，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理论到实践都表明，覃正彦几十年走的路是对的。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覃正彦的正气、勇气、睿智和坚强，令人敬佩。

　　（来源《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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