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读《延安日记》忆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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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听到萧军这个名字，是我在美国念研究院的时候。

　　 一九六三年秋，我迷迷糊糊地转学到哈佛读东亚研究的硕士班，对于“共产中国”一无所知，第一学期选读业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研究生课──“当代中国”，就讨论中共文艺整风问题，萧军丁玲等人都是被批判的对象之一。史老师说：“萧军原是一位革命作家，又是鲁迅的大弟子，为甚么被整肃呢？”于是我就决定写一篇研究萧军的论文。既然我对他一无所知，干脆把他的作品全部从图书馆借出来一本本读，先读《八月的乡村》，觉得文章生硬，似乎在模仿苏联早期的革命小说，后来发现果然是受到法捷耶夫《毁灭》的影响，人物和情节属于同一个模式。然而，《八月的乡村》的字里行间自有一股强悍霸气。后来看他的《第三代》和其他小说，更觉得这种草莽英雄色彩其来有自，似乎和萧军的东北出身有关，他小说中时常出现“胡子”土匪之类的人物，于是认为他的个性绝对和延安精神不合。没有想到史老师对我的论文颇为欣赏，后来就变成了我的硕士论文，并收入拙着《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最近翻阅刚在香港出版的两巨册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发现果然如此。这股“霸”气的背后，另有一股他对延安文艺界──包括延安作家的水平──的强烈不满，在日记开端就跃然纸上。

　　 我又发现，原来萧军和丁玲在延安时私交甚密，时常一齐散步，讨论文学，也时常吵架。后来丁玲由朋友变成了批斗他的对手。

　　 一九八○年我第一次回大陆访问，公务之一就是希望请到两位作家到美国去参加翌年召开的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学术会议，美国的几位同行想请吴组湘，我想请萧军，结果两位都请到了。记得我第一次由作协安排到萧军家拜访，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位老人个子不高，但精神抖擞，身体更是硕实，平头大脸，完全是一个北方大汉。他告诉我在文革期间饱受磨难的经历：有一次红衞兵把他拖出去打，他背部的血从汗衫渗了出来，汗衫干了，也黏在背上，但他依然不屈服。可见他的“胡子”精神支撑了他一生。当时改革开放初起，我见到的文艺界人士大多小心翼翼，只有少数人如刘宾雁和萧军，愿意畅所欲言，一无所惧。

　　 当我提到邀请他到美国开会的事，他一口答应，只提一个条件：要女儿同行，我也一口答应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在加州举行“鲁迅和他的遗产”学术会议，中国的嘉宾除萧军和吴组湘（其实他当时已是北大的名教授）两位作家外，还有两位鲁迅学者，日本的学者代表是丸山升，美国的现代文学学者则一网打尽。记得有一晚会后闲谈时，研究萧红的学者葛浩文向萧军兴师问罪，说他当年虐待萧红，还打过她！萧军矢口否认，两人也许都饮酒过多，几乎吵了起来，我作为主人只好劝架，但心里着实同情萧红，因为我一向认为萧红作品的艺术价值较萧军为高，但当年萧军的名气却大得多，甚至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出尽风头。毛泽东五月二日第一次演讲后，他第一个发言，他在日记中这样写着：

　　 “我第一个起立发言，约四十分钟，对于每一个问题，我给了自己的说明…我的讲话和平时一般，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欢腾。我的精神和言语始终控制着他们。”甚至丁玲也“为我的话感动地笑着”。（《延安日记》上卷，456－457页）可见当年萧军如何意气风发，目中无人，甚至连毛泽东他也看不在眼里，说毛的文章虽然“有才华见解”，但“缺乏一种沉潜的、深刻的、艺术的力量！他是中国式的、感觉式的。他应该更深沉，锻炼成一种深刻的，悲剧似的力量。”（第453页）

　　 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毛泽东在会前曾约他面谈数次，四月廿七日两人还尽情谈了五六个钟头。临行时，萧军笑着说：“我只是担心死！”毛也笑着说：“放心，你死不了的！”（第453页）萧军一直以为毛泽东很欣赏他，认为他忠诚、坦白、正直，虽然不是党员，但也在革命的大前提之下为党服务。然而，延安作家之间的各种勾心斗角的“宗派主义”也令他烦恼。最后由于王实味的问题一发而不可收拾。《日记》中记载得很详细，萧军确曾为王实味抱不平，因而引起和艾青、胡乔木等人的过节。

　　 而王实味事件则成了文艺整风的第一炮。

　　 六月十一日，萧军收到“中央研究院利用党的群众向我来提抗议，说我诬蔑了他们，抗议书上签名的团体八个，人名一百零八，我真想不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甚么？”（《日记》上卷第499页）。但萧军依然有恃无恐，“不管他们用任何手段，我要一直战斗下去。”（502页）还写了一篇备忘录送交毛泽东办公室。然而，经过数次会议之后，他看到党的领导阶层人物的真面目：“朱德倒是一个诚朴的人”；“林彪是一个近乎阴暗的，胸襟狭小，矜持的人，这不是一个大将的材料，而且不像长寿的样子。”（513页），真可谓未卜先知。六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上赫然有下列字句：“我决不能成为这样“家族”的一员，他们只能留下一些二流货。对于这个党，我一天天将要冷淡了我的热情”。（513页）

　　 读到此处，我不禁为萧军揑一把汗，他作为一个党的“同路人”，迟早会在整风运动中遭殃。大难临头，萧军仍然不知不觉。这倒勾起我的另一段回忆。

　　 在美国的鲁迅会议结束后，艾荷华的聂华苓邀请萧军往访，我带他们父女同行，原来丁玲也适在艾荷华。美国学界──特别是女性学者──对于丁玲十分狂热，视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个女性主义的作家，不少人以她和她的作品为题作学术文章，偏偏我没有兴趣。抵达的当晚，在华苓和安格尔家的阳台上，萧军亲向丁玲兴师问罪。至今我们还记得他说的话：“当年在延安，你们一大队人来找我，一个个轮流批斗我，我就是不怕！你们要来文的武的都行，了不起到山坡打一架，谁会是我的对手？！”听得在场的客人都儍了眼。事隔三十多年，我或许记不清每一句话，但萧军的确如是说。丁玲呢？反而态度大方，只回答说：事隔几十年了，往事不堪回首，就算了罢。萧军悻悻然，并不领情，场面一时很僵。

　　 萧军指的是否就是这份一百零八人抗议书事件？一九四二年后半年的《日记》中处处流露萧军心情烦闷的记载，他不停地看书，又赶写长篇小说《第三代》。十一月八日的《日记》中提到一个“指导员程追──打骂小鬼，我说他他还骂我，于是我揍了他几拳，又赶到山下去揍了他两棍子，我觉得这样干得很对。”（637页）草莽英雄的本色，至此显露无遗。对方告上法院，萧军不服，最后法院判萧军六个月从刑，缓刑二年已经对他很客气了。党方不断派人来说服他，要他收回反党言论和备忘录，他就是不肯，这个水火不相容的脾气，终于导致一九四六年的对他的全面大批判，被定性为“反苏、反党、反人民”。这已是萧军离开延安以后的事了。

　　 翻看延安日记倒是证实了我多年前写论文时对于萧军的臆测：他的“胡子”气和英雄主义所代表的是一种“力”的人生哲学，这似乎和五四文人的温文柔弱的典型正好相反，那么他到底是否适合作一个作家？在九月七日的日记中他承认：“我爱武功，但我的命运却只能使我老死在笔墨上了！我将一生不甘心走尽我这生涯的路，这是一种说不出的悲怆！”（578页）

　　 可惜我当年和他见面时没有抓住机会，和他深谈，当然也不知道他有这本日记。萧军从来没有问我为甚么要研究他；而丁玲却数次问我：“你为甚么不研究我？我可以为你提供一手材料！”其中之一就是她的那篇〈公开的情书〉的对象到底是谁？文中只称他为“同志”（而且用的是俄文），原来就是她暗恋过的冯雪峰。而萧军呢？则绝口不提萧红，甚至在《延安日记》中也语焉不详，只说听到她在香港逝世的消息为之落泪，并参加了在延安的追悼会。只此而已。《日记》中经常提起的“芬”（王德芬）则是他的妻子，她是否最终和萧军厮守一辈子，我竟然也不得而知。真是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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