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定学：我向毛泽东上书批评“反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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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困难时期，我还是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那时我曾给毛泽东上过一封反映农村真实情况、批评“五八年大跃进”、主张“包产到户”的万言书（见2006年第6期《炎黄春秋》《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在万言书中，我不仅对“五八年大跃进”提出了批评，而且对“五七年反右斗争”也提出了直率的批评。那时右派已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反右斗争”也被称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可是我为什么还要冒极大的风险去批评“反右斗争”，并为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鸣冤叫屈呢？

　　三年困难与“反右斗争”

　　为了撰写万言书，我曾多次到农村进行调查，我在调查中发现，造成三年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浮夸风”。在“浮夸风”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农村都在大放“亩产万斤粮”之类的“大卫星”，中国的粮食产量突然在一夜之间“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公报），粮食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既然粮食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那么在上缴公粮时就必须按照“大丰收”的产量来上缴，但由于实际产量很低，于是许多农村干部就把农民们的口粮也作为公粮上缴了。由于口粮严重不足，于是在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里就出现了无米下锅的局面，而农民们则不得不靠大锅清水汤和野菜艰难度日。由于长期吃不饱肚子，营养严重缺乏，结果就造成了三年大饥荒和饿死人的悲惨局面。这种现象引起了我的深思，像“亩产万斤粮”这样的“卫星”，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虚假的骗局，可是为什么在诺大的中国，竟然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揭穿这些骗局呢？

　　我发现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与“五七年反右斗争”有很大关系，在1957年4月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广大知识分子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和建议，开展“大鸣大放”。但是仅仅两个月后就风云突变，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反右斗争”，一场大规模的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迅速在全国展开。许多在整风运动中“向党交心”“大鸣大放”的人，许多提了批评意见和建议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时间，右派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和斗争，并在一夜之间跌入了万丈深渊。这些知识分子因为“向党交心”、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了右派，于是很多人都从中汲取了“祸从口出”“说真话倒霉”的教训，变得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三缄其口，不敢提意见，不敢讲真话；还有一些人则变成了言不由衷的“两面人”，他们人前说假话和套话，人后方敢吐真言；而真正敢于公开讲真话、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却变得越来越少，几乎形成了一种“知不敢言、言不敢尽、言者获罪、闻者报复”的政治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一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之徒受到了提拔和重用，这些人巧舌如簧、阿谀奉承、大说假话、大唱赞歌，导致假话、大话、空话四处泛滥、甚嚣尘上。正是由于假话、大话、空话四处泛滥、甚嚣尘上，正是由于人们不敢讲真话，所以当“浮夸风”“放卫星”泛滥成灾的时候，当“亩产万斤粮”这样的牛皮堂而皇之地登上党报的时候，尽管有许多人心知肚明，但却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揭穿这些牛皮和假“卫星”。正是由于反右斗争所造成的这种恶劣的政治局面，正是由于极左之风横行无忌，所以在短短的两年后就酿成了三年困难这样的大灾难！

　　既然“反右斗争”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可是为什么经过了这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之后，举国上下竟然假话、大话、空话泛滥成灾？为什么歌功颂德、阿谀奉承成风？为什么很少有人敢于讲真话？为什么巨大的灾难会接踵而至？这时我开始认识到，“反右斗争”极可能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冤枉的右派

　　假若“反右斗争”真的存在着严重问题，那么那些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的“右派”们，会不会受到错误地打击呢？他们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吗？这时我想起了我所熟悉的一些右派老师们，我曾在县城的东关小学读书，那时赵智海老师还不到20岁，红红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经常穿一身学生装，围一条深红色的围巾，他朝气蓬勃、聪明能干、能歌善舞，深受学生们的爱戴。赵老师是那么年轻，在他不到20年的人生道路上除了上学就是教学，可是这样一个年仅20岁的青年竟然也被打成了右派！一个年仅20岁的青年为什么会突然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呢？更让我吃惊的右派是傅中南老师，傅老师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班主任，那时她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对我们也像母亲一样和蔼可亲。她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她是南方人，讲一口南方普通话，惟恐我们听不懂，在课堂上总是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讲解课文。那时我们经常参加劳动，她是老师，原本可以不用亲自参加劳动，但每次劳动时她总是身先士卒，抢着累活脏活干。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到火车站去运砖，她的手指被粗糙的砖头磨得鲜血直流，虽然砖上留下了斑斑血迹，但她仍然坚持到最后。傅老师确实是一位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忠于职守的好老师，可是这样一位好老师为什么也被打成了右派呢？后来我在一张大字报上找到了答案，原来我们班上有一个年龄较大的插班生，在农村劳动时入了团，由于她学习不努力，傅老师曾批评过她。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成了傅老师的一大罪状，理由是她批评了共青团员，而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所以批评团员就是攻击党，于是傅老师就被打成了右派！一个共青团员不努力学习，老师好心教育她，老师反而被打成右派，我觉得傅老师实在是太冤枉了！

　　傅老师是冤枉的，那么其他的右派又是什么情况呢？1959年，我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县一中，也接触到了更多的右派，并对教育界右派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了解到的情况更让我吃惊，原来在全县教育界，像傅中南老师和赵智海老师这样的情况还大有人在！许多老师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大都是因为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向党交心”，真诚地对学校的工作和个别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或建议。例如某学校的一位领导常常不备课就去给学生上课，一位老师在整风中提意见说，学校领导应该先备课然后再去上课，不备课就去给学生上课是不负责任的，结果这位老师就以“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被打成了右派！一中有一个历史有问题的老师自杀了，有一位老师写大字报说，假如学校领导能够及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那么他极可能不会走上自杀的道路，结果这位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理由是他“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最令人可笑的是，一位老师在右派作检讨时打瞌睡，人们让他发言，迷迷糊糊的他说：“他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结果这位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有一些老师性格比较耿直，喜欢提意见、喜欢仗义执言，有一些老师在工作中与领导有不同意见，还有一些老师与领导有矛盾或个人恩怨，在反右斗争中这些老师大都被打成了右派。例如一中的教导主任丁岳，由于与校长在教学工作上有一些不同意见，于是丁岳就被打成了一中“反党集团的总后台”，成为一个闻名全县的大右派！一直到1965年，这样的事情依然在重演，渑池高中的翟树翰老师，本来已经摘去了右派帽子，但由于他与校长发生了一次口角，这个校长就立即召开大会把翟老师重新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在了解中我还发现，这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大都是各个学校的业务骨干，有些甚至是很有才华的人。例如翟树翰老师就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语文教师，他在讲古文“飞将军李广”的时候，声情并茂、动人心弦，许多学生都被感动得泣不成声，课堂上哭声一片！刘成钧老师书法、绘画俱精，县城里许多单位和店铺的招牌都是他书写的，后来他的书法作品曾被送到日本展出。记得那时许多学生都盼望刘老师上课，因为他的板书就是很好的字帖，在刘老师的影响和指导下，我的同学中出现了不少字写得很漂亮的小书法家。于惠臣老师原是某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由于在大学时就被打成了右派，后来被分配到我们学校教俄语，但多才多艺的他不仅俄语教得好，而且能拉会唱，在音乐方面也很有造诣……

　　通过了解我发现，在“反右斗争”中有不少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其实是冤枉的，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而是一些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好教师，甚至是一些优秀的人才！

　　可怜的右派

　　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几乎连小孩都知道阶级敌人就是“地富反坏右”，由于右派已经被列入阶级敌人的行列，所以这些右派的命运就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他们原本都是受人尊敬的教师或知识分子，但是一夜之间却跌入了万丈深渊，这巨大的打击对于他们无疑是灭顶之灾！由于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不少右派万念俱灰、精神崩溃，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而更多的右派则不得不走进那长达二十多年的噩梦岁月！由于他们已经成了“专政对象”，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他们几乎成了最低等的“贱民”，这些“贱民”们不仅在政治上屡受折磨与打击，而且在精神和人格方面也倍受屈辱。那时的右派几乎成了人人唾骂、个个鄙夷的阶级敌人，他们就像瘟疫一样无人敢于接近，甚至连一些亲戚朋友也与他们划清界限、断绝来往！那时对“地富反坏右”的政策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由于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任意斥责、谩骂、侮辱、欺凌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们只能像木头一样默默忍受，不敢表现出丝毫的不满，否则就会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与打击。在接踵而至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这些右派分子们又被当作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活教材”，受到了不断升级的批斗、折磨与打击。有些右派实在不堪屈辱，就忍痛撇下妻儿老小，背井离乡，铤而走险，闯关东、跑新疆，或者到偏僻荒凉的边塞农村去当农民，或者到深山老林里去做苦工，他们在那里隐姓埋名、提心吊胆，过着像逃犯一样的流亡生活。

　　这些人被打成右派后，不仅本人成了专政对象和“贱民”，而且家属、子女及亲戚也受到了株连。不少右派的妻子失去了工作，不得不随丈夫到农村劳动，而右派的子女们则被列入“黑五类”，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许多天资聪明的右派子女无法进入高中甚至是初中学习，他们在升学、参军、就业、入党、入团、提拔等方面都受到了许多不公平的对待，致使许多优秀人才被压抑、被埋没，令人惋惜！为了免受株连，有不少右派的妻子与丈夫离婚，有不少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断绝关系，致使许多右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那时绝大多数右派都被开除了公职，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改造，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们不得不去干那些笨重的体力劳动。由于他们是专政对象，所以他们干的往往是最脏、最累和最危险的活，许多右派被派去打扫厕所、挑大粪，还有许多右派被派去修水库。有一年夏天暴雨成灾，渑池的一个水库大坝决口，负责抢险的领导就逼着右派们跳到汹涌的洪水中去堵决口，结果这些右派被汹涌的洪水夺去了生命！虽然右派们干着最脏、最累和最危险的活，但他们的报酬却是最低的，所以这些右派们穷困潦倒、生活窘迫、度日艰难！傅中南老师后来被送到一个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有一次我在放学的路上看见了她，那时她骨瘦如柴、面色蜡黄，蓬乱的头发上粘满了黄土与草屑，已经褴褛得千疮百孔的黑棉袄上露出了许多花絮，脚上趿拉着一双破破烂烂的布鞋，肩上挑着一担破破烂烂的粪筐，步履艰难地走着，不知道的人一定会认为这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就是一个乞丐！傅老师原本是一个颇有风度的职业女性，可是那时的傅老师却几乎变成了一个乞丐！看着如同乞丐一样的傅老师，我不禁热泪盈眶！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每当我回忆起这令人心酸的一幕，都忍不住流下泪水！看到这些昔日受人尊敬的教师和知识分子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的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觉得这些右派们实在是太冤枉、太可怜了！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这些可怜的右派们说句公道话！

　　向毛泽东上书批评“反右斗争”

　　通过了解我发现，这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大都是常年工作、生活在基层的中小学教师，他们所谓的“反党言论”其实不过是对学校的工作、学校个别领导人的工作作风所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或建议。平心而论，这些批评、意见或建议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中肯的和实事求是的，有些甚至是切中时弊的，而真正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极少。通过了解我还发现，他们之所以要提出这些批评、意见或建议，完全是因为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向党交心”，真心帮助党整风，并非是企图“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这些老师热爱教育事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事实证明，这些老师大都是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好教师，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通过了解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反右斗争”中，有许多老师和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完全是错误的，他们是冤枉的。那时我想，渑池只是河南的一个小县，一个小县的教育界就错打了这么多右派，那么在全国教育界，在全国那么多行业里又会错打多少右派呢？

　　这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和知识分子大都是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好同志，由于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对他们“一棍子打死”，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把他们置于“九死一生”的悲惨境地，让他们受尽屈辱、折磨与打击，我认为这是极不公正的，也严重违背了当初“言者无罪”的承诺。这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和知识分子大都是各个学校或单位的业务骨干，其中还不乏优秀人才，把这么多业务骨干和优秀人才开除公职，强迫他们到农村去进行劳动改造，让他们白白浪费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这不仅是对人才的摧残，而且也使我国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这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

　　通过了解事实的真相，通过对“反右斗争”的认真反思，我深深认识到“反右斗争”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确实把许多真正向党提意见的好人打成了右派，确实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为了把“反右斗争”的真实情况反映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帮助这些处境悲惨的右派，我决定把这些也写入万言书，1961年的夏天，我在万言书中写道：

　　“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国性的反右斗争……，由于基层干部错误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混淆了主次和是非，错误地打击了一些真正向党提意见的好人，结果导致人们明哲保身、不敢讲真话。”（引自“万言书”第3页）

　　当时右派已经被定性为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反动派”，反右斗争也被定性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我在万言书中却对“反右斗争”提出了批评，批评反右斗争“混淆了主次和是非”、“错误地打击了一些真正向党提意见的好人”，在那个把反右斗争看作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我的这些批评确实是直率而又大胆的。但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我把“反右斗争”的主要错误归结到基层干部身上，这是不全面的。

　　1961年的暑假期间，我把这封万言书寄给了毛泽东。由于给毛泽东上万言书，结果我也像那些右派们一样被打入了万丈深渊，我被打成了“小彭德怀”“小反革命”，被开除学籍、团籍，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和那些可怜的右派们一样，我也度过了14年噩梦一样的岁月，直到1979年，我的冤案才得到平反。作为一个小小的中学生，我深知自己的地位极其卑微，个人的声音也十分微弱，但在那个严峻的岁月里，我对“反右斗争”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为可怜的右派们说了一句公道话，并喊出了压在人们心底的正义之声，我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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