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尘埃落定说《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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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纵横千百国，有哪一个国家像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又有哪一个年代像中国1966至1976那一疯狂的年代?自有人类以来，自有戏剧以来，不论关汉卿的剧，还是莎土比亚的剧，又有哪一出剧能像20世纪中国的那一疯狂年代的那一个红得发紫、红得发烧、红得发烫、红得发疯的京剧，能家喻户晓，能名满神州，能传遍天南地北，能传唱亿人之口? 曾几何时啊，几乎无一人不熟悉它的唱词，几乎无一人没听过它的唱腔；大街小巷“提篮小卖”，男女老少“谢谢妈”，举国上下“听奶奶讲革命”，神州大地“狱警传似狼嚎”……这样的全民普及，这样的深人人心，非亲身感受、亲身经历者，难以思议；证之于中国及世界艺术史，史无前例。

　　这出声名显赫的京剧，便是＜红灯记＞! 真是没有哪出戏能有＜红灯记＞这样的殊荣：伟大领袖亲临观赏，第一夫人亲自督导，尊之为样板，奉之若神明，发社论一再宣扬，要国人百看不厌，说它是思想改造的武器，称它为政治革命的动力。在那红潮滔天的年代，一切都被打倒，一切都被毁灭，几乎所有的书籍都被焚烧，惟独四本书必须人人诵读，这便是雄文四卷；几乎所有的艺术都被禁绝，惟独几出戏必须个个观看，这便是八出样板戏。雄文四卷，被副统帅赞颂为人类思想的顶峰；八个样板，被旗手钦定为文艺革命的峰顶。而＜红灯记》则是样板中的样板，是第一样板，其地位之崇隆早已超出文艺范畴，成了传世的法典，不行的圣经!

　　又有哪个剧本和它的演出，能像＜红灯记＞那样的神圣不可侵犯：唱错一句台词，便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念错一句道白，便是对革命样板的歪曲。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因“提起敌寇心肺炸”一句唱腔不是高八度，便被江青认为是“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问题”，是对抗江青，罪莫大矣。＜红灯记＞的原编导阿甲，因在剧本的修改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便被江青认为是抵制和反对革命现代戏，在文革中关进牛棚，打成反革命。文化革命中更有一些中小城市以及区县的剧团在排演和改编《红灯记》时，因条件所限，在艺术上没有达到某些要求，便被目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渎神，是辱圣，是蓄意篡改和破坏革命样板戏，以致被捕下狱，甚至惨遭枪决。

　　又有哪出戏和它的音乐能像＜红灯记＞那样不但红得发紫，而且红到令人发颤。当时在牛棚和私设的公堂里，在用各种酷刑来摧残善良的人们时，常常播放《红灯记》，既能让“提起敌寇心肺炸”这样的革命唱段激起打手们的“无产阶级”斗志，又能用这种高亢激越的唱腔淹没受刑者撕心裂肺的叫喊。于是《红灯记》在某些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魔掌上，蜕变成了造反者鞭打“午鬼蛇神”时的背景音乐，变成了革命派对无辜者施虐的伴奏，变成了掩盖专政者的罪行和被专政者的痛苦的黑色音幕。《红灯记》对这样一大批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特殊的听众来说，是上刑前的警号，是临终时的丧钟。以致至今还有一些幸存者，一听见《红灯记》的旋律，仍会毛骨悚然，心有余悸。这就如在牛棚里硬逼着“牛鬼蛇神’’强行背诵《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一文一样，即便这些无辜受害者如今已平反，已昭雪，已事隔多年，可一见到这篇文章的标题仍然会像当年在牛棚、在监狱中一样，会恐怖，会发颤。艺术竟成了帮凶，美妙的京剧音乐竞成了霍霍的磨刀声，这倒是＜红灯记＞的创作和演出者甚至它的旗手江青都始料所不及的，这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特例。

　　1965年3月，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来上海献演，我去看了，地点是在上海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我坐在楼下第一排的边座。大幕在开场锣鼓声中升起，第一场是粥棚，李玉和在和交通员接关系，矛盾突出，冲突激烈，极为简练地就将全场观众立即带入戏剧的规定情景之中，令人不得不看下去。随着剧情的发展，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我热血沸腾，情绪高涨，鼓掌拍红了双手，眼泪模糊的双眼：那样的激赏，那样的亢奋，那样的感动，那样的赞叹，直至剧终都觉得自己的情感在燃烧，从面颊到周身血液都是火辣辣的。这样的观赏经验，令人久久难忘，如今已事过三十多年，和当年一同看过此剧的朋友谈起那一次的观剧感受，还是那么的激动不已。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看此剧是在1965年，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虽然政治台风已起于青苹之末，但整个社会还没经过文革那样政治狂暴的大冲洗，当时的气氛还不像一年之后那样的紧张和肃杀，文艺欣赏活动也还没有完全被宗教化、政治化。那时对我以及绝大部分的观众来说，看戏还仅仅是看戏，是欣赏，是玩乐，是嗜好，是享受；并非朝圣，并非拜佛，不是上课，不是受教。那时艺术欣赏中的观演之间的关系还属正常；虽然政治第一仍被视为金科玉律，但也还没有绝对化到以后那样吓人的程度。鉴赏心态还是自然的、真实的。所以我和我的同时代人那时在观赏＜红灯记＞时所获得的强烈的情绪感染应该是种美学感受，当年那样一种空前的激动也纯因＜红灯记＞的艺术魅力所致，眼泪绝不是硬挤的，掌声更不是夸张的。这和以后在文革中再度观看此剧时的心态有所不同。

　　我之所以说出当年我观看＜红灯记＞的经历和感受，是想说明＜红灯记＞尽管在文革中被神化，被罩上一层灵光，被异化成一种政治权势，被供奉为一种文化宗教，但它在此之前，你不得不承认它本身自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它确实是好，确实是美，确实是精彩，确实是令人激动。虽然它也有时代局限，但不论从剧本本身还是从演出的表演导演、音乐创作以及舞台美术的水准来说，都代表了那个时代京剧艺术的最高水平，尤其在用古老的京剧艺术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它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正因为如此，它才能被那个时代的观众普遍接受，才能感动当年整个一代人，以致对它如痴如狂，就像当年我看此戏时所表现出的那样。我本来就是一个京剧迷，小时候也学过一些京剧唱段，看了＜红灯记＞之后我又成了现代京剧迷，迷上了样板戏。我女儿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我给她取了个样板名字，叫“沙智红”，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当时全国一共只有八出样板戏，我让我女儿一人就占了三出，可见我对以《红灯记》为代表的样板戏的痴迷。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戏剧，有什么样的戏剧就有什么样的观众。当年像我的这样痴迷于样板戏特别是痴迷于《红灯记》的观众为数并不少。

　　＜红灯记＞之所以能达到当年京剧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几代京剧艺术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江青贪天之功，攫为已有，自有其政治目的。1980年11月20日在审判江青时，《红灯记》的原编导阿甲出庭作证，他怒斥江青说：“江青，你看看我是谁? 我是没被你整死的阿甲! 你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迫害文艺界人士，我本身就是见证。你……你算个什么东西! ”阿甲又手指江青质问道：“＜红灯记＞是你搞的吗?呸，无耻之尤!”阿甲说的基本上是实情。但江青并非白痴，并非外行，她毕竟还是上过舞台、拍过电影、演过京剧的演员，还算是懂行的。刘长瑜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说句公道话，江青还是挺有艺术品味的，毕竟她搞过艺术，所以我认为她的有些建议还是可取的。”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我认为刘长瑜的这番话不失公正。

　　当年的风云都已消散。江青被判死缓，自杀身亡；阿甲历尽磨难，得享天年；李铁梅看破红尘，皈依佛门；李玉和息影舞台，蛰居一隅；余者也大都垂垂老矣，也难于再“痛说革命家史”了……《红灯记》虽风光不再，但舞台上偶尔一唱的

　　“我家的表叔”，仍然能激起雷鸣般的掌声，因为那一代观众还在，最年轻的也要40岁了吧?


　　1999.7.14上海善作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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