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介梅事件文字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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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刘介梅

“刘介梅忘本回头”这件事，许多读者都是知道的。刘介梅现在怎么样了呢？许多读者又是很关心的。
刘介梅现在是湖北黄冈县路口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在这个县的先进单位——祠岗公社新华大队蹲点。今年他种的早稻试验田，亩产一千零七十六斤。这是他搞科学试验的又一个新成就。最近几年，他担任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县农业局股长，一直进行科学试验。一次，他在锥子河下鲇鱼山改良二十亩沙地，辛勤地工作，人也累瘦了，但是产量却提高了，把这块不毛之地变成了亩产六百斤的良田。群众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党确实把刘介梅教育过来了。”

跌倒了，爬起来

一九五七年，党把刘介梅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挽救过来。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是，那时的刘介梅觉悟还不高，他总觉得见不得人。那一年，“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在黄冈县展出，当时的三台河乡有二十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来参观，有人说：“刘介梅呢？叫刘介梅出来讲讲他是怎样忘了本的。”刘介梅听了这话，连忙躲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全国各地寄给刘介梅的信象雪片似的飞来。刘介梅一封封地拆阅着，一封封都充满着鼓励和鞭策：“从报纸上看到你的照片和文章，为你的转变而高兴，党挽救了你，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从电影上，看到你那悲惨的过去和幸福的今天，我感动得流泪不止。党解放了你，现在党又把你教育过来了。”“错了，坚决改正错误，跌倒了，勇敢地爬起来，你仍然是个好同志。”刘介梅含着眼泪，一次又一次地读着。他来回地思量着：“是啊，我应该爬起来。”他渐渐地认识到：忘本能够回头并不丑，丑的是资本主义思想行为。此后，他几次去看电影《刘介梅》，每看一次都淌一次眼泪，每看一次都得到新的提高。

新的得失观

一九五七年底，“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在北京展出了。在这期间，刘介梅见到了一位领导同志，这位领导同志对他说：“你为什么犯错误？就是因为自私自利。干革命就是要大公无私，克服自私自利。”
这几句简短的话对刘介梅的教育很深刻，他认识到了自己用谷子放高利贷，抵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个错误的实质，给自己下了一个结论：“我得到了几担谷子，失掉了共产党员的品质；得到了个人私利，失掉了社会主义方向。”
此后的八年里，刘介梅常常用这新的得失观要求自己，鉴别是非。
一九五九年以后，湖北省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农村生活发生了一些困难。刘介梅在困难面前经受住了考验，他站稳脚根，向一切损害社会主义的不良倾向作斗争，时刻关心阶级兄弟的疾苦。凡是他工作过的地方，都有他帮助贫下中农的动人事迹。
那年冬天冷得特别早，十月刚过，就滴水成冰。刘介梅在总路咀公社光明八大队七楼湾蹲点。他记挂着这里的贫农社员熊叶芝，就去看他，了解到他家生活困难，还缺少冬衣。他把一件新卫生衣送到熊叶芝面前。熊叶芝说：“给我？你家人多，负担也不轻！这衣服我不能收。”刘介梅说：“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哪有我刘介梅？现在我虽然还有些困难，但比你好，你拿去穿吧！”熊叶芝接过刘介梅送的卫生衣，不觉流下了眼泪。
去年秋天，刘介梅到余家庵公社三大队蹲点，听社员说这个大队有一批秋蚕茧没有卖给国家，自己缫丝加工成绸子了。他就找大队干部王义生商量：“老王，国家供给你们秋蚕种，帮助你们养蚕，产的茧子不卖给国家，自己加工绸子，这可不对。”王义生说：“我们大队今年春蚕茧已经卖给国家一千一百多斤了。”刘介梅说：“蚕丝是国家很需要的物资，要想到国家的需要，不应该打这种小算盘啊！”王义生想想自己做的不对头，就把已经织成的绸子卖给了供销社。

新的乐趣

刘介梅觉悟不高的时候，他的乐趣是拿几担谷去放高利贷；当他的觉悟提高了的时候，他的乐趣是夺取农业高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有一年，刘介梅到总路咀公社光明一大队去搞十亩“合式秧田”的试验。这种秧田，可以提早育出早稻秧，能够提前栽插早稻，有利于把单季稻改为双季连作稻。为了保证试验成功，他整天泡在秧田里，自己犁、耙、耖，把秧田收拾得象一面镜子那样平整。随着秧苗的生长，他也更加繁忙。起风下雨，别人往家里跑，他却往秧田跑；夜间别人在休息，他却在秧田看水车水……人累瘦了，眼熬红了，这种新式秧田却试验成功了，并且得到了推广。去年光明大队的双季稻面积已由一九五八年的三百多亩扩大到九百五十五亩，平均亩产量也上升到九百八十七斤，比以往显著提高。
今年，刘介梅一到祠岗公社新华大队，就把行李卷搬到生产比较落后的第三生产队。队长叫刘孝生，这个人绰号“扭颈子”，思想不容易打通。过去，一些技术干部知道刘孝生的脾气，都不愿到他那个队去。刘介梅去之前，有人劝他：“推行新技术总得走在别人的前面，这个队难办，等你把队长思想说通，季节早过去了。”可是，刘介梅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不能留下落后队不管，而且一个人的思想和作风是可以改变的。
刘介梅到第三生产队，轰动了全队的社员。人们早已熟知刘介梅的名字，就是没见过人。晚上，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地来看他，把他的房东家挤得水泄不通。刘介梅想：你们来看我，我就干脆把我的事一盘子端出来，让你们知道个透。于是，他把解放前怎样受苦，解放后怎样翻身忘本，党又怎样教育他回头，讲了一遍。人们一个个静静地听着。当他讲到在旧社会讨米被狗咬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了低低的抽泣声。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社员在哭，她名叫许桂珍，是生产队长刘孝生的妻子。原来她小时候跟着母亲讨米，也被地主家的狗咬过，是刘介梅的话，引起了她的回忆和伤心。
事情真是这样凑巧，刘介梅的痛苦历史触动了许桂珍的阶级感情，而许桂珍竟成了刘介梅帮助刘孝生的得力助手。以后，刘介梅发现刘孝生工作上思想上有什么毛病，一方面自己主动去帮助，另一方面通过许桂珍做工作。刘孝生在旧社会也是缺衣少食的贫农，他们之间有共同的阶级感情，加上刘介梅遇事带头干，不怕苦，也着实感动了刘孝生。
这时，刘介梅又帮助他依靠群众，共同想增产办法。两人还一道跑遍全队六十六个田块，研究土质、水利状况，帮助落实每块田的生产技术措施。这个队肥源不多，刘介梅就到孙镇公社捞回红萍种苗，帮助他们发展红萍；这里没有建圈养猪的习惯，刘介梅就帮助他做猪圈样板，推动社员们盖猪圈积肥。由于推行新的增产办法，这个队生产落后的状况已有改变。今年夏粮亩产四百五十多斤，比全大队平均数高一百多斤，早稻亩产量在全大队也数一数二。

为了下一代

有一次，刘介梅带着儿子金方去看电影《刘介梅》，在新社会长大的孩子对刘介梅悲惨的过去是不理解的。金方看到电影里的父亲一身破布烂巾，提着篮儿，拿着棍子去讨米，便急急地问：“爸爸，你为什么穿得那么破？”这一问，倒勾起刘介梅的一桩心思：我从小就是苦水里泡大的，还忘过本，如今这些孩子是在蜜窝里长大的，不知什么叫苦，不抓紧教育，将来难免不变……。
今年春节，刘介梅一家过得热热闹闹，孩子们个个换上了新衣服。但是，刘介梅发现金方撅着嘴，便把他拉到跟前，问是怎么回事儿。原来金方因为没有大衣不高兴。刘介梅摸着他的衣服说：“你浑身上下不都是新衣服么？你看哥哥、妹妹和弟弟哪一个穿了大衣？”金方说：“我是学生，应该有大衣。我们学校好多同学都有大衣……”
刘金方的话又一次触动了刘介梅的心事。这时，在一旁玩的孩子也停止了逗闹，围坐在父亲跟前。刘介梅趁着这个机会，对金方说：“你看过描写爸爸的电影，不是问爸爸过去为什么穿那么破吗？爸爸在解放前被地主、富农剥削得吃不饱穿不上，就是那一件破得象鱼网的棉袄，还穿了三代人呢！……”
前不久，我们访问刘介梅的时候，看到了刘介梅用新的思想教育出来的幼苗。他的大儿子炳方，一个十四岁的少年，黝黑的脸孔，时时露出憨厚的微笑。他在生产队里喂牛，每天天刚亮，就牵着牛去放牧，吃罢早饭又出去割牛草，一担又一担的，直忙到天黑，他把耕牛喂得膘肥体壮。老二金方在小学读四年级，是少先队员，功课好，生产劳动也好，今年暑假，他除了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以外，还常常在生产队劳动。刘介梅的妻子张雪梅高兴地告诉我们：金方这孩子，以前跟人家比穿衣，现在变成和哥哥比劳动了。
去年《解放军报》讨论出身成分好要不要思想改造的问题，有人提出“家庭成分好，能够自然红”，刘介梅看了以后就说：“这话不对，我过去就是这样想才犯错误的。”他觉得有责任把自己走过的一段弯路告诉年青的一代，马上给《解放军报》写了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当时我也想，象我这样苦大仇深的人，干革命在什么时候也是吃得开的，也不至于犯什么错误，……。可是，一九五七年，社会上右派分子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我也跟着说坏话，党的恩情，我忘得一干二净。
刘介梅感慨万分地说：人是会变的，可以变坏，也可以变好，关键是要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象党苦口婆心地教育我那样教育下一代。

新华社记者　刘凡　郭万里


人民日报 196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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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身在百花园中却闻不到花香”？
资本主义思想使刘介梅迷路忘本

刘介梅出身于极其贫困的家庭，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才翻了身。但是他为了满足个人欲望，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恶意攻击党的政策，还说解放后他家的生活并没有提高……
真情到底如何？黄冈县文化馆以他家几代以来的家用实物举办了一个展览会，有力地驳倒了他的谬论，也教育了广大的干部和群众。
本报讯　黄冈县文化馆配合当前社会主义教育举办了一个“今昔对比”实物展览会。开幕以来，每天都吸引着上千的参观者。参加黄冈县三级干部会的一千多名干部都来参观过，党校、文化班的学员、机关干部、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以及居民都成群成群地赶来参观。一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参观以后，又带着他们的解放后出世的孩子来参观。
展览会的主要展品是黄冈县农村干部刘介梅一家解放前后的衣服、用具和其他陈设。会场一边挂着一床由他的讨过饭的祖母传下来的蚊帐。这床蚊帐经过他的讨饭的父亲传给他，一直用到土地改革时分给他一床好蚊帐时止，计算起来，已经用过八十多年了。上面补补纳纳地订上了五、六层补钉。由于这床蚊帐已经破烂不堪，展出时，只得用麻绳把它系在竹竿上。还有一件穿过四代人的棉袄。这件棉袄的里子和面子都磨得不见了。剩下来的棉絮团子靠着纵横交错的麻绳的系绊，才勉强看得出是一件衣服。陈设中除了一张三只脚的木床以外，还有一个没有了底的木箱，竖了起来，当碗柜用。1934年腊月底，他家被地主高弼生夺了佃，被赶回来时，就是用这个木箱当桌子，摆上讨来的饭过的年。另一面则陈设着他家现在的衣着和陈设。墙壁上挂满了各色衣服。他兄弟二人的棉制服、毛衣和他的羊皮袄也都挂在这里。他家现在九口人，有九床棉絮和一百四十多件衣服，大大小小的皮鞋、回力鞋、胶鞋摆满了一地；代替破木箱的是一口大红漆木柜和两张柏木桌子。墙壁上的图表说明：他家1948年的收入是四十八元六角，1956年是六百五十五元七角；用的粮食，1948年每人平均三百二十一斤，1956年是五百四十七斤。
这些展品吸引了观众，因为很多人不光是熟悉刘介梅的现在，而且也经历过刘介梅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这些展品勾起了每一个人的回忆，同时又引导大家想到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什么力量使农民的生活发生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观众在“观众留言”簿上写道：“想过去，心欲碎；看现在，实开怀。跟着共产党，更美的日子就会来。”
这些无言的展品，引起了许多人内心的谴责。栗树岗乡一社主任舒长春站在展品前面，回想了自己的经历，同时想到过去在统购统销中，多报口粮，少报产量的错误，暗自哭了一场。“身在百花园里却闻不到花香”的人，在展品面前，唤回了嗅觉；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问题上不明是非的人，在这里清醒了。合作乡同力社主任孙炎廷的父亲打了一辈子长工，孙炎廷自己在六岁时就被送出去卖工。土改后才分得了房子和土地，可惜，他的父亲没有看到合作化便死去了。这位老人，明白地看出共产党才是劳动人民的救星。在临死的夜晚，把孙炎廷叫到床前，对他诉说了自己一辈子的苦楚，到天亮时，才对他说：“我打了一生长工，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东西，你现在的生活都是共产党带来的，要听党的话，切莫忘了本。”然后死去了。孙炎廷加入了合作社，生活也更加好起来。但是由于滋长了资本主义思想，他开始觉得合作社“不自由”，统购统销“不自由”了。在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面前，他暗暗地抱同情。这个乡的支部书记带他去参观了这个实物展览，以后，他又独自去参观了两次。
刘介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为什么要用他家的实物在群众中进行展览？为什么这次展览会感动了广大的参观者？刘介梅出身于三代讨饭、三代当雇工的家庭，解放后才翻了身，摆脱了贫困，入了党，当了干部（现任马曹庙乡农业技术指导站站长）。照理说，他应当对旧社会有刻骨的仇恨，对共产党和新社会有无比的热爱。但是，刘介梅却并没有从事实中得到教训，不久以前，他竟然攻击合作化和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还闭着眼睛说什么自己和群众的生活并没有提高。为什么他看不见事实，分不清是非呢？原来他家在翻身以后，家庭生活富裕了，1953年开始放高利贷（放了二百元人民币，六石谷子），三、四年时间他就成为有四百担谷子的“富人”了。但是合作化和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堵塞了他所要走的资本主义道路。事情很明显，已经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的人，怎么能够分清大是大非呢？
在黄冈县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党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以摆事实、说道理的治病救人精神，终于驳倒了刘介梅，使他觉悟过来。这个展览会也是为了帮助刘介梅回忆对比，在取得了他和他家里的人的同意以后举办的。现在刘介梅已经痛哭流涕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痛改前非，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这个展览会同时也教育了广大的干部和群众。
这个展览会还将在全县六个较大的集镇上巡回展出。
人民日报 1957.9.17



让实物来参加大辩论
本报评论员

湖北黄冈县举办的刘介梅家庭生活今昔对比展览会，用一个家庭几代的实物，在人们面前呈现出新旧两个社会中国农民生活的缩影。它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罪恶，也雄辩地说明了新社会的幸福。一些原来对农村工作和农民生活坚持错误见解的人，在事实面前无话可说了。一些原来思想认识模糊的人，也在事实面前辨明了大是大非，提高了觉悟，坚定了社会主义立场。“农民生活苦”，“合作化糟得很”，“统购统销把农民搞苦了”等等诽谤社会主义制度的谰言，在事实面前也都不攻自破了。
这个小小的展览会为什么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因为很多人不光是熟悉刘介梅的今天，而且也同样经历过刘介梅曾经经历过的时代。所以，这些展览品，很容易勾起他们的回忆对比，引起那些迷路忘本的人内心的自我谴责，使那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清醒过来。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过去的经历不同，或者过去还太年轻，不十分了解在过去的年代大多数农民群众究竟是在怎样的苦难中生活的；这样的展览会也可以使他们更多地了解应该怎样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主要的方法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展览会，正是最生动最具体地把事实摆在人们面前。展览会可以说是辩论会的重要的一部分。不会说话的实物，事实上是在作着最有力的发言。再加上解说员的解释，特别是像刘介梅这样已经从歧路上回转的人的现身说法，展览会就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目前，像刘介梅这种翻身忘本、向往资本主义道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只有很少数；可是，这种思想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在一部分农村干部和农民当中有，在一部分职工当中也有。这种现象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尖锐、复杂和深刻的斗争。资本主义思想在利用一些人的不同的弱点侵蚀着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丧失革命朝气，甚至对抗党的政策。应当相信，这些走入歧途的人，正像刘介梅一样，是能够心回意转的。重要的问题在于用正确的方法耐心地教育他们。大鸣大放大辩论就是这样的方法，展览会也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的方法。各地城镇和农村，都可以采用黄冈县的做法，在展开大辩论的同时，就地取材，举办实物展览会。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一点也不需要浮夸和粉饰。最朴素最平常的事实都可以为我们作历史的见证人，有力地证明：必须坚决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别的路都走不得，回头路也走不得。

人民日报 1957.9.30


从资本主义迷梦中醒来！
　 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开幕

本报讯　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已经在6日上午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
观众们在展览会第一部分，看到了刘介梅解放前后两个不同生活时代的衣服、用具等实物，以及反映他从翻身忘本到思想转变的照片和图表。
在展览会第二部分中，观众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北京市郊区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前后出现的新旧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和各个阶级的动态，还看到了那些叫喊缺粮缺布的人的假象和丑恶面目。
接着，观众们在展览会第三部分，看到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在解放以来，特别是合作化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6日上午，刘介梅本人还在展览会的电影馆，和部分观众见了面，当众作了检讨，表示要下定决心，和自己的忘本思想作斗争，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人民日报 1957.12.7


从一个展览会看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农村里的情形究竟怎样？今年夏季以前流行一时的“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搞糟了”的诬蔑是怎样来的？秋季以后社会主义的正气怎样压倒了资本主义的歪风？开展了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以后农村里出现了什么样的景象？大多数的农业合作社究竟办的怎么样？农村人民生活究竟改善了多少？农村再过一些年会变成什么样子？6日在北京开幕的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用大量实物和图片集中地鲜明地形象地具体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如果说今年上半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展览会是农业生产战线上连年增产的大检阅，这个展览会就可以说是农村思想战线上新的胜利的大检阅。这两个展览会都是农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的有力证明。
这个展览会以湖北黄冈刘介梅一家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和刘介梅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变化为主要部分；同时也展出了北京郊区农民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情况，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农村的远景。贯串着整个展览会的一根鲜明的红线，就是农村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1955年下半年在经济上（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57年下半年又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斗争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掌握有利时机乘胜扩大战果。这场斗争也不是在一次运动中就可以取得最终的彻底的胜利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继续进行下去。这个展览会将会有助于动员更多的人更积极地参加和支持这场斗争，并且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武器和方法。
刘介梅是个什么人呢？本报过去曾经作了介绍（见9月30日人民日报）。简单地说，刘介梅一家三代讨饭，做佃户和雇农；他从小讨了多年饭，十四岁就当长工，一直到当地解放。解放以后，他翻身了，发家了，成了富裕中农；他在反封建斗争中站在最前列，当了模范，入了党，后来当了区级干部。今年8月间，在黄冈县三级干部会上，他却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农业合作化，要求取消统购统销政策。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是简单的“忘本”二字能够说明的。刘介梅自己并不是不记得过去的苦日子了，他在辩论会上还说“要说苦我过去比谁都苦”。他也不是不会算今天的生活同解放前的对比账，他甚至“不算账也承认统购统销没有降低我的生活”。那末，他究竟是为什么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呢？为什么“提起统购统销就头疼”，甚至总盼着农业社垮台呢？
这根由，从刘介梅攻击党的政策的谬论中就可以找出来。他曾经说：“县委光在上面喊合作化这优越，那优越，我看就不如土改那两年优越！”他还认为囤粮放债是“凭本事赚钱”。症结就在这里。土地改革以后的两年，那是什么样的两年啊！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把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制度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1952年，全国大丰收；1953年，又是丰收年。富裕中农经济大大活跃起来了。一些富裕农民囤积粮食，经营投机买卖，以至雇工、买地，在“四大自由”之下“飞黄腾达”起来；一些人至今还认为那是“黄金时代”，不胜怀念。刘介梅的经济情况也正是在那时候迅速上升起来的。他家里凭着在土地改革时期分得的比较优厚的斗争果实，加上他自己的工薪收入，又有两年间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就有了余粮余钱；他的妻子已经开始放高利贷，他还日夜打算更多地放高利贷。他的奋斗目标是“赶上曹其斋（当地一个错划为上中农成分的漏网富农）”。就在这些富裕中农迅速上升起来的同时，许多贫农和中农的生活却趋于下降了。在刘介梅家附近的三个村二百二十九户当中，就有五十八户（约占总农户的四分之一）受到富裕农民的剥削变得更加贫困甚至破产。这些富裕农民囤粮不卖，国家收购粮食以供应无粮和缺粮人民的工作也发生了困难。一部分富裕农民，包括刘介梅这样的人在内，已经迈开步子向资本主义的深渊走去。1953年党宣布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路线，并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进一步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刘介梅就是从这时候跟党发生了根本的分歧。党指出了一条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他却迷了心窍一心要走“一家富裕万家穷”的邪门歪道。他并不否认现在的生活比解放前好，也比前几年好；可是，他总认为：如果不实行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他就可以囤粮放账，现在的生活就会更好。其实，他这个发家计划也并不是保险的如意算盘；他家去年五口人生病，要不是社里帮助，如果像他放高利贷那样借高利贷，要不了几年，就又有可能倾家荡产。他却全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财迷转向”了。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拦了我的路。我和党不一条心了。”一些人大叫大嚷“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的真相，原来不过如此——只是对这极少数做着个人发财的糊涂梦的人们来说，似乎是“糟了”。其实，从长远利益说，对他们这些人也并不“糟”；对其中一些人来说，就拿眼前利益来看，也并不比过去“糟”。展览会上展出的大量典型的事例和全面的统计，都证明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实际效果是多么好。绝大多数农民和农村干部，是多么坚定地在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多么热情而又耐心地同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们作斗争。
刘介梅思想只是富裕中农思想的一种典型——极少数原来的贫雇农，在翻身上升以后迷路忘本了。在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可以更多地见到的还有另一种典型——一部分老中农，特别是老上中农，固执地留恋着老路。在这个展览会上，前一种典型，除了刘介梅以外，还可以看到同是黄冈县的、人们称之为“小刘介梅”的夏存汉、北京郊区的张成，等等；后一种典型，有北京郊区的孙全智、李世忠、陆文山、曹庆功，等等。比较起来，后一种人更顽强地坚持着或者向往着资本主义道路，抗拒以至破坏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有的在勉强随大流入社之后在社内从事破坏活动，有的在社外钻空子显示“单干的优越性”。他们散布流言涣散社员的信心，挑拨干部和群众关系，时常不参加集体生产，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以至煽动社员闹退社；要不，就对社干部施加压力和引诱，甚至争夺农业社的领导权。改变农业社的经营方针，使农业社变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组织，囤粮囤布，瞒产私分，不卖余粮，不还农贷，不扩大公共积累，不照顾困难户，实行“包产到户”，变相单干，等等。他们之中一些人失去了多年以来的投机剥削的自由，确实感到“今不如昔”，因之也就力图阻止历史的车轮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对这一部分人能不能说服呢？展览会上的许多材料证明，只要坚持团结—斗争—团结的方针，针对他们的具体思想展开大辩论，用充分的事实和道理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同别人一样稳定地上升，了解社会主义可以使他们将来的生活比富裕中农的生活还要好多少倍，了解囤积、投机、剥削别人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们自己有多大的危害，他们的绝大多数是能够离开资本主义道路转向社会主义道路的。
从民主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机关干部、部队官兵、学校员生、工厂商店职工和其他市民在大鸣大放中发表的言论看来，对农村也有不少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想法和看法。有些是受富裕农民的影响而产生的，有些是从本身的资产阶级观点派生出来的。其中有些错误的以至反动的言论，实际上又对农村发生了不好的影响（从展览会上展出的一些事例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农村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全国全民性的一场斗争。因此，这个展览会不但可以教给我们向农民更普遍更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方法，不但对于教育农民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对于教育城市各界人民也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这个展览会的主要部分是介绍刘介梅这样一个干部的思想变化，它对于所有干部来说也是有极大的教育作用。
这个展览会以揭示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主，又展现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远景。人们从展览会中看到：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在两条道路斗争中的胜利，这样美好的远景就不可能实现。当我们把今昔生活对比起来看的时候，决不应该满足于目前已有的成就，而应该记着过去的苦难，加强现在的斗争，争取将来的幸福。

人民日报 1957.12.7


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深刻地教育了观众

本报讯 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到目前为止，参观人数已达十万以上。其中大部分人看了“刘介梅忘本回头”的电影。观众们参观展览会后，普遍反映：“这是一堂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课”。当他们看到刘介梅一家在解放前遭受剥削、压迫的悲惨生活时，不少人流下了眼泪。
根据展览会“意见簿”上的留言及不少机关参观后座谈的反映，观众们通过参观，在思想上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一、不少观众进一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改造思想比过去任何时期更为重要，而且每个人必须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例如，观众李明成写道：“看了展览后，使我明确了这样一条真理：当一个人被资本主义思想迷了窍的时候，不管你受过什么样的苦，一定会掉进罪恶的资本主义深渊。刘介梅本来是土改中成长起来的一朵鲜花，但他却……。可想而知，像我这样从未经过艰苦的人，以及那些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的人，是多么需要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啊！”二、改变了某些人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和农民生活的不正确认识，了解了农村的真相，进一步认清了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写道：“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真是好得很，而不是‘糟’的很。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武文彬写道：“合作化以后，我对家庭反映的一些错误情况，也十分相信。从今天起，我要检查自己的思想了。”三、通过参观，观众们看到了农业发展的远景，认识到了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并纷纷表示要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燕鸣写道：展览会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更鼓舞了我走向农村的决心，我一定去作个农业社的真正社员。”解放军战士何韦杰写道：“看过展览后，感到更应该紧握手中武器，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保卫幸福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顺利地向前发展。”
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受到教育，展览会决定从现在起每天再适当扩大接纳参观的人数，还准备出一些画册。

（裴国勋）

人民日报 1957.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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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中农和社会主义
——在湖北黄冈县刘介梅所在农业社所作的调查
本报记者　江夏　林晰

富裕中农走哪条路？走资本主义个人发财的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回答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富裕中农这个阶层的人数，占全国农村人口的20％至30％。他们的动向，往往足以影响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最近，我们在湖北省黄冈县群力第三农业社，对七十九户富裕中农几年来经济变化情况作了若干调查。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这个社为数不少的富裕中农，对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事业抱有抵触情绪，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限制和堵死了他们走资本主义个人发财的道路。在这次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暴露和批判了自己有忘本思想、想走资本主义剥削道路的富裕中农刘介梅，就是这个社的典型代表。
富裕中农这个阶层，由于在经济上有着比较优越的条件，在历史上有着程度不同的剥削行为，因此，在今天中国农村生产、生活水平都还很低的情况下，他们具有走向资本主义个人发财道路的欲望。据1952年的调查，土地改革后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在目前群力三社所包括的范围内，依靠剥削（雇工、放高利贷、收典谷、放生谷等）上升的就有十九户富裕中农和一户富农。土地改革虽然使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但也有部分农民，特别是贫农，由于家大口阔底子薄，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上还是经常发生困难，部分人因此出卖了自己的田地房屋，或给别人当雇工。在这个社范围内的二百二十九户农民中，有五十八户遭受剥削，其中二十二户贫农接近了破产的边缘。
限制了富裕中农个人发财

1953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1955年底又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这样，有力地打击和限制了富农和富裕中农对贫农的剥削和商业投机活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制止了阶级分化。曾经向刘介梅借过债的贫农陶仁清，1952年全年农业总收入为一百四十五元，除去还布债、生谷和高利贷等五十元外，全家五口人一年实际收入只有九十五元。1956年，合作化后的第一年，陶仁清全年实际收入达到二百九十四元，比1952年增加了两倍多。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结果，使得大多数农民的口粮有了保证，他们可以不必再向富裕中农借粮借债了。而前面所述靠剥削上升的十九户富裕中农和一户富农，仅在1952年就放出生谷一百七十五石，高利贷一千二百十五元（这一带放谷、放钱的年利为100％或更高），有五户买田十八亩，三户买房屋六间，七户收典谷四十一石，至于富裕中农雇工的剥削收入，还未计算在内。
社会主义对富裕中农是否有利
富裕中农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被堵死了，在合作化高潮的形势下，他们转向了社会主义——参加合作社。让我们从经济上来看，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对他们是不是有利。
下面是几户典型调查。
丁少松，老富裕中农。合作化前有田十点一三亩，1953年他家的农业总收入为三百四十五元七角五分；副业收入一百五十元；剥削收入（放粮放债）共计三百四十四元；商业收入（贩牛）五十五元。以上合计为八百九十四元七角五分。除去缴公粮和生产投资一百零六元，纯收入为七百八十八元七角五分。全家九口人，每人平均年收入八十七元六角四分。
合作化后第一年（即1956年），他家的收入情况如何？丁少松和他二弟全年做五千九百十二个工分（分值六分六厘），收入三百九十元零二角，加上他三弟在外做工除掉自己花费以外的收入一百元，合计四百九十元零二角；副业收入一百五十元。全年共收入为六百四十元零二角，全家十一口人，平均每人收入为五十八元二角。
很明显，参加高级社以后，他家的总收入比1953年减少了一百四十八元五角五分。但是如果除去他家1953年剥削和商业收入部分来看，那末，1956年的农副业总收入比起1953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一百四十四元四角五分。就是说，合作化第一年，在农业生产上已经显示了它的优越性。根据全社调查，1956年农副业收入比1955年初级社时期增加了34．8％。在全社二百二十九户当中，有一百九十三户增加了收入。其中有富裕中农五十一户，比1952年单干时的农副业收入增加了41．7％。其余二十八户富裕中农没有增加收入，或者有所减少。
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使广大农民（包括大部分的富裕中农）增加了农副业收入，只是一些富裕中农的剥削行为受到了限制，他们的总收入因而有所减少，这难道不是十分正常、十分合理的现象吗？
富裕中农的家底虽然比一般农民雄厚一些，但毕竟还是小农经济，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他们也是难以抗拒的。老上中农肖国栋在解放前有田二十二亩，每年收稻谷九十九石，家里雇有长工和临时工，生活相当富裕。不久他老婆死去，第二年他又娶亲，接着父亲也相继死去。在这一连串的婚丧情况下，这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就不得不背上上千元的债务。1947年弟兄三人分家，肖国栋因为家口多（六口），土地相对减少。为了还债，不得不卖掉三亩多田。从此，他就不得不经常靠借贷生活。从1953年开始，这一带闹了三年水灾，肖国栋的土地也被淹，稻谷每年减产一半。这户富裕中农眼看就要破产了。正在这时，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从1953年起，三年中国家每年以七分四厘一斤的价格供应了他家大米七百二十斤。他自己算了个账：如果在统购统销以前的黑市去买米，每斤需要一角一分六厘，国家三年中供应的大米二千一百六十斤，一共使他少支出九十元七角多。这还不算，国家在三年中一共减免他应交公粮一千八百斤，也合九十元。
1955年秋，全乡转入高级社以后，土地统一使用，他不再发愁田地被淹了；1956年由于劳动力（共两个）能够充分发挥，他家共做了四千二百多个工分，合二百七十多元，比土改后合作化前的三年中，每年的农副业平均总收入一百九十元零三角七分增加了八十多元，增长率为43％。今年，社里派他到耕畜交易所工作，加上他儿子的劳动，预计收入比去年还有增加。
另一户新富裕中农刘润生，土改前给地主当过十年长工，土改后生活不断上升，于是开始贩鱼秧、贩牛、贩木材。但是，搞商业投机有时并不能使他增加收入，两年来他甚至还蚀过几次本钱。经过干部的说服教育，他的思想搞通了，表示决心割断自己的资本主义尾巴。
肖国栋和刘润生的情况，生动地说明了富裕中农只有抛弃剥削，抛弃商业投机，积极参加社内劳动，坚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可能真正的富裕起来。不这样，在资本主义的海洋里，他们就会像“大鱼吃小鱼”那样被吃掉。

缺粮的真相

我们在贫农吕先望家里住了八天，和他们一起吃饭。他家一日三餐，除早餐吃粥外，其余两餐都是大米干饭，大家都吃得饱。但是有些富裕中农却叫嚷粮食不够吃。事实究竟怎样呢？这个社每人平均留粮是：1952年四百五十斤；1953年四百七十斤；1954年四百八十五斤；1955年五百二十四斤；1956年五百七十二斤。留粮逐年增长，反而“不够吃”，真相在哪里？富裕中农丁少松过去经常放谷剥削贫农，但在统购统销开始时，他硬说缺口粮，结果被查出十八石余粮。另两户富裕中农朱大庭和曹其斋，一户把余粮藏在棺材里；一户叫嚷家里只剩两升半米，但是他全家靠着这“两升半”米从去年11月起，一直吃到今年接麦还没有吃完哩！

富裕中农在社内的表现

富裕中农彼此之间，在经济上也存在着一些差别，这就决定他们对合作社的态度有所不同。富裕中农何启亮和刘润生，由于对贫农的剥削程度轻微，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又和他们长远的和眼前的经济利益没有矛盾，因而在社内表现就比较积极。何启亮年纪很大，但是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出工，今年还主动超额购买了公债。刘润生对社里的生产也很负责，他去年为社增加了四百元的收入，今年预计有更多的收入。像何启亮，刘润生这样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目前为数还不很多。
过去对农民剥削程度较重，合作化以后收入有显著减少的富裕中农，他们对社的态度就不好，个别的甚至很坏。老富裕中农曹其斋过去大量放谷和放高利贷，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侵犯”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利益，一直对社不满。他拒交入社股金和社里所需用的一些生产资料；去年又多次偷盗社里的粮食、柴草、木材等物，他还散布谣言，妄图破坏生产。由于他对合作社的仇视，劳动很不积极，他家三个主要劳动力去年只做了四千多个工分。像曹其斋这样具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在其本阶层中只占少数。
另一些富裕中农，他们在经济上比入高级社前不增不减，或有减少但不多，过去初级社对他们留有较好的印象，因而他们对待社的态度是“随大流”，但是很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他们对社也有一些意见。例如感到生产过于紧张；社对社员没有一视同仁（指动员他们的生产投资和购买公债要比贫农和下中农多一些，而贷款、解决生活困难轮不到他们）；要求社干部参加生产；要求允许多搞个人的副业生产等。这类户在富裕中农中占着较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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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调查材料说明了党中央决定在农村中开展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是十分及时和必需的。通过对社会主义大是大非的争论，就可以达到团结和改造富裕中农的目的。
富裕中农对合作社的意见，有其不正确的一面。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加以批判和解释；但是他们的意见也还有正确的部分，如对生产提出有益的建议，建议减少脱产干部的人数等。对这些好的意见，合作社的组织应该加以研究和采纳。

人民日报 1957.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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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楚剧“刘介梅”

李啸仓

从题材上说，“刘介梅”是反映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戏；如果从剧本所提出的问题、从刘介梅这个人物形象所体现的思想意义来看，那就不仅仅是农村的事了。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时代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难道不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吗！所以，看过楚剧“刘介梅”以后，我觉得它不仅使我们历历如绘地看到农村中这种斗争、变革的情景；而更令人深思的是，刘介梅的经历告诉了我们什么。显然，这个答案是关系到每个人的。楚剧以戏曲形式，通过刘介梅和他与周围人的关系的描写，在这一点上是表现得相当好的。
为了个人发家致富，本来扛革命大旗的刘介梅，在分得土地当了干部以后，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他挨过地主毒打的周大青，成了他的剥削对象，几乎被弄得家败人亡。图享受、讲排场、热衷于剥削行为，自然就会受到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如曹老七、朱八爹等一类人物的拥护和捧场，就会被这些人利用。其结果，不仅是利己而是大利于资本主义；不仅是损人，而是有损于社会主义。剧本通过刘介梅、张仙梅与社主任、党支部书记刘敏三的关系，与父亲刘朗成的关系，与周大青、曹老七、七娘、朱八爹的关系，形象地揭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这是使观众感受得最强烈的第一个地方。
在刘介梅这个人物的描写上，剧本也有独到之处。虽然他的个性还不够鲜明，然而重要的一个环节却是被作者牢牢地抓住了。那就是一个人当被资本主义思想支持着自己行动的时候，他是看不到任何事物的真象的，他会永远颠倒是非。刘介梅的所谓“好心”“有理”和“保护农民利益”，实际上是与追求个人利益——发财致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后来他甚至于十分怨恨统购统销，说合作化坑了农民。刘介梅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当中总有一个思想支持着他。剧本在这一点上挖到了他的灵魂深处，并且也有力地揭示了它的危害性。我觉得这是使观众感受得最强烈的又一个地方。
楚剧“刘介梅”有不少动人场面。比如描写刘介梅转变，他父亲刘朗成把从前的破烂衣物和解放后所制的新衣等挑上来的一场，就是一例。拿着这些衣物，刘朗成和刘介梅好像短兵相接似的对白；“人忘本、树忘根哟，无舵的小船随水流，资本主义是绝路，茫茫苦海快回头。”一段群众合唱；众人下场后，舞台上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刘介梅，他的一段独唱，和回想旧社会生活的场面；都是很有艺术感染力的。这种感染力是体现着广大农民群众的心声，和他们真实的思想感情的。剧本和演员的表演正是生动地体现了群众的这种心声、这种感情，因而它才取得了震动人心的艺术效果。所以，我认为这里所运用的戏曲传统表现手法的歌唱表演，刘朗成挑衣服的处理方法，群众合唱的采用等等，都是做得相当成功的。无疑地这是一些新鲜的、美好的东西，是在艺术创造上很可喜的收获。
楚剧“刘介梅”也不是没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如：刘介梅的转变主要由于党对他的挽救和教育，这一点还未能鲜明生动地以艺术的力量体现出来；如：刘介梅的个性和他的性格发展还没有写得更突出；如：在编剧方法上还没能很好地运用传统戏曲的编剧手法等等，就都是使人感到有些欠缺的。

人民日报 195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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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上挖掉资本主义根子

刘介梅口述　洁民、聂彬记

我心里很难过。这半个月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也瘦了。
在黄冈县三级扩干会上，我横着心，恶言毒语的攻击党，攻击合作化，攻击统购统销。我为什么要说这些黑良心的话！我是个什么人？
生活在最底层

我的家在黄冈县上巴河乡。解放前，三代人打长工，三代人讨米。祖父和母亲在讨米中饿病死了，叔父打长工死在外乡，两个不满十岁的妹子被迫送给别人当童养媳。我讨米十二年，打长工十年半，也受尽了苦楚，受尽了欺辱，流尽了辛酸的眼泪。我的这只左手被地主狗腿子拖拉断了，现在成了残疾；我的一只腿被地主的狗子咬伤了，现在还有疤子。
讨米越讨越难。1930年大年三十，下三尺深大雪，有钱人家都在放爆竹过年，我一家五口人提着空空的讨米篮子，挟着一床破被絮，流浪到一个破庙里，娘儿父子抱着一床破被絮哭，饿了三天，过了大年初三又出去讨米。全家人讨米分散了。祖父饿死在异乡。
讨米到1943年，人托人，保托保，弄到了地主高弼生的一点佃田种。全家人拼死拼活种一年田，倒负了一石谷的高利贷。高弼生认为我家穷的没有资格种他的田，当年就夺佃“打摊账”。
在旧社会里，我生活在最底层呵！

在民主革命时期

　1949年解放了。7月间，区委书记韩大刚一到上巴河乡就访我的贫，问我的苦，叫我出去搞工作。
韩书记看到我家里生活困难，给了我家里六十斤米，叫他爱人给我做了一床新被子，别的同志又给买了一双套鞋、一把雨伞。
乡里酝酿反霸，几千人选举我当代表。我想，我这个讨米摸不到门的人，一下这样受人看得起了，这不是翻身是什么！？我一股劲的日里夜里，以苦引苦，发动群众，斗争恶霸。
1950年4月，我由乡农会主席提拔为工作组长。11月参加共产党。12月结了婚。
搞减租反霸，搞土地改革，我每次都评上了模范，我一字不识，日记本子奖了一大堆。我心里想呀，这回翻身翻够了：政治上有了地位，工作上有了荣誉；土地改革把我的大“坑”填满了，五大财产都拣好的分给我。这时我的心迷到土改时分的全套的家具、农具、犍牛、六亩三分上等田和新娶的老婆上去了。

思想开了岔

土地改革以后，我的思想就开了岔。心里老想着自己分进的几亩好田，好农具。想到再过几年自己也能过塆里曹其斋过的那日子，心里就发痒。曹其斋那排场，二十多亩好田，十多间瓦屋，请一个长工一个月工，百多元钱放账，再加上发脚力做布生意。土改时差点没有划成富农，日子过得比谁都好。
土改结束得早的地方，党号召大力发展生产，我听着心里就高兴。1952年3月间，我在第三批点枫桥乡帮助土改，有一天，我爱人跑七十多里路来看我，她说：“塆子里的男人，土改后，都在屋里，日子过得乐和的很，就只有你还在外面熬夜；你只要答应回家，我下蛮力干，还怕过得没有那家好。”我们盘算来，盘算去，还是种田有味。自己有六亩三分好田，再开三亩多荒地，我伯父刘吉甫有个榨坊，和他合伙，一个月也可以赚三十多元钱。一年上头，吃不完，用不完。要发家还是回去种田。像曹其斋那样！
那时候，搞土改是个光荣事，我嘱咐她：先莫和别人说，说出来就成了“退坡思想”。
思想问题，不说别人也看得出来。往日在本乡土改就像办喜事一样。枫桥乡分配果实，我乐不起来。心里想：开会，熬夜，还不是帮别人忙了一场。
从这以后，我就没有当上模范了。

滋长资本主义思想以后

曹其斋！我老想着曹其斋。
1953年又丰收了。我回家去，看见父的屋里一大囤子谷。就好像又看见了曹其斋。我看着这谷囤子，对父说：“你看曹其斋那生活，我们不要几年就会赶上他。”这时，我已经有了个小计划：五石谷，再加我当干部一年二百来元的工资，放债。
这一年实行了统购统销。
扩干会上讨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我听不进去；讨论粮食统购统销的重要性，我就想到父屋里的五石谷；别人揭发资本主义的丑，我想：人家还不是凭本事赚钱。大家怎样讨论的，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心里想：说得再好些，也是要我卖谷。这五石谷，我要靠它发家的啊！
果然，讨论了两天以后，就要报余粮。这时，我本来想不报，可是别人都知道我是个党员，不报点不好，就硬起头皮报了一石五斗，瞒下了三石五。心里想，这三石五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统去。
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在乡里展开了。我更加不放心屋里的五石谷。没有等搞完统购统销就借了部脚踏车，往家里赶。到了屋里，坐也不坐，就往父房里钻。一看，谷囤子没有了。我发财的计划打乱了！我车转身来，朝我父吼，我跳出跳进的骂。
我气得饭也不想吃。到自己房里把衣柜的门打得山响。这时，发现柜子角里有两石谷。我一喜，谷子还没有卖完？我爱人说：“刘明海去年生活困难，在我手里借了四元四角钱，作成一石谷（当时的谷价是五元六角），今年连本带利还来的两石。”柜子里还有两匹布，也是人家借去一匹，还来的两匹。
刘明海过去和我们一样，也给人家打了一辈子长工，土改后才翻身。后来，死了个强劳动力，日子又困难了。我当时只想发财，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心里想，都是土改翻的身，一样分田地，好像河里的船一样，扯起篷来一起开头，有上了前的，有落了后的，落了后的怪谁。
1954年上半年，我塆里组织合作社。刘明焱来动员我入社。我在外面工作，还不晓得合作社是么样回事？我家里请人做活，一年收二十五石谷，除了吃喝开消、人工肥料，还要多五、六石谷，这就是我发家的本钱呵！入了社有么事，不做就没有收入。所以我想都不想，就答应他，说：“我不入社。”当时，我还有个想法：粮食统购再严格些，我还是可以有粮食放债。我爱人的两石谷子就没有购去。刘炎生（中农）在1954年也还有二十多石谷子放债。入了社，请人、放债、囤粮的事都搞不成了。所以我坚决不入社。可是等我下半年从堤上防汛回来，家里报名入社了。我气得很：连父都跟我不一条心！
这一年，我父在社里没有劳动几多，我爱人根本没有劳动。往年，不劳动就请工做，现在不劳动就没有收入了。这样一算账，果然少了二十多元的收入。我就认定了合作社没有优越性。其实我说合作社没有优越性，是因为它拦住了我的路。
1956年，转了高级社。我发牢骚，说：“算了，只当是没有实行土改的，只当是土改中没有分田分地的。”
我一直想顺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往上爬。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拦住了我的路。我和党不一条心了。

党挽救了我

在这次扩大干部会上，党和同志们真正地挽救了我。大家帮助我回忆对比今天和过去的生活，帮助我分析认识了错误思想。
这次展览会上，把我家过去和现在用的东西摆在一处：一边是解放前的，一边是解放后的。再一看特别显眼。这真是忘了本。这时，三台河乡有二十多个社主任在这里参观。他们一面看，一面说，刘介梅呢？叫刘介梅来讲讲他是么样忘了本的。我听见这话，吓得连忙钻出去，躲着不敢出来，想着自己对不起党，就大哭了一场。
这天晚上，等电灯熄了，人都睡静了，我点起一支蜡烛，走进展览馆来。我要把它当一面镜子，仔细照一照我的思想。我一件一件地看过去。最先看见了那件穿了几代人的棉袄。我一直到了十二岁才轮着穿这件袄子。现在不要说穿它，闻到那阵气味都作呕。下面是一条夹裤，那一年冷得过不得，父在屋里病着，妈领我在三福塆南头一个姓罗的屋里讨来给父穿。后来，这条裤子补了五、六层，原来的颜色早就看不清了。看到这里我打了一阵冷噤。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了。我一个劲的往下看，看到现在的衣服，忍不住又把它们取下来放在那些烂衣服一起。刘介梅呀，刘介梅！你今天穿的、吃的、用的，那一样不是共产党，不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可是，你攻击了党，攻击了社会主义。你想自己发财，不顾别人死活。我躺在展览会的桌子上。可是，睡不着，脑子里只打转，眼泪只往外流。听到展览馆的钟打了三下，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以后，我每天都到展览会来。桌子上，参观的人写的意见一天比一天多。有的人责备我忘了本，有的人骂我，说我的资本主义思想真是可耻。这些意见写得好。
一天，我又到展览馆去。一个志愿军的军官，看了展览以后，找到我，握紧我的手说：“同志，我看了这两种生活的对比，我的枪杆会握得更紧。”我受了极大的感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暗地里下了决心，赶上去，做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的战士。
这一次党挽救了我，同志们都帮助我，报纸上又把我的思想登出来，请大家讨论，我一定不会忘记党的大恩。我要好好地改造思想，不当社会主义的绊脚石。我还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争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立功。

（原载湖北日报本报有删节）

人民日报 1957.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