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立山文革北外记事（1-3）

Gowest · 发表于 2022-2-23 20:38:00

本文作者

向立山，1945年出生，1964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68年~1975年参加援建坦赞铁路，1975年~1979年参加修建大型引进项目湖北省化肥厂，1980年后在湖北省外事办公室工作直至退休。

原题
浩劫岁月
——文革北外记事（01）

作者：向立山

2019年6月，我回到了阔别五十多年的母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现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漫步在熟悉而又略微有点陌生的校园，睹物生情，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爆发前短暂而又快乐的学生生活。那是一段多么值得珍惜的芳华岁月啊！

然而，徜徉在校园中，在更多的时间里，我的思绪都不由自主地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回到对文革的回忆，而且有一种不能自拔的感觉。类似的感觉不是现在才有的，还在几年前的时候我就有了，而且还萌生了把文革中北外发生的一些事情写出来的想法，几年很快就过去了，都因知难而退没有化为行动。

这次回到武汉后，我觉得不能再等了，毕竟岁月不饶人，再等就等于是放弃。这一次，在责任和义务驱使下，我明知力不从心，还是鼓起勇气，竭尽全力写了出来，于是就有了这篇《浩劫岁月：文革北外记事》。在这篇记事文里，有我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更多的是援引了多位亲历者用文字留下的回忆，同时也包含不断披露出来的史料……

第一部分：从“抓游鱼”到工作队撤离学校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记得当时读这篇社论时，有一种感觉，就好像突然间地面狂风大作，席卷落叶，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这种感觉来自该社论对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的预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晚8点，我同平常一样，通过校园里的广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又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一天的头条新闻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的锋芒所向，直指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

一个时期来，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三家村》的围剿，对《燕山夜话》的笔伐，等等，都在不断地为文革升温，终于在这一天达到了燃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被点燃了！熊熊烈火开始燃烧！

播音员的声音刚一落地，北外校园里就开始躁动起来：有的人亢奋不已，热血沸腾；有的人大惑不解，不知所措；有的人惶恐不安，仿佛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夜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亚非语系阿拉伯语专业五年级学生张万安就是其中一人。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本来就不是个安分的人，个性很倔，尤其是认定自己正确，掌握真理时会更加坚持（参见张万安先生和英语系65级田润民先生合著的《我们在北外读大学》，下同，恕不一一注明）。听完广播，他联想到本院领导也有聂元梓等人大字报所列的类似的压制群众的行为，就再也坐不住了，在革命热情的激励下，立刻从宿舍跑到大教室开始起草大字报，题目是《质问我院党委》。那晚，他一直写到深夜。

当晚，北外院党委开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中心意思是贴大字报要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不要暴露在校园里；同时把位于食堂二层的大礼堂开辟成贴小字报的场所。这个精神层层下达，最后由辅导员在第二天早晨传达到团干部和班干部，直至每个同学。

当晚，我一直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我本能地觉察到，一场巨大的政治运动开始了，自己应该坚定地投入到这场关系到国家命运和人民前途的斗争中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与此同时，我也暗暗提醒自己，一定要站稳立场，吸取反右斗争的前车之鉴，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当然，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从这天的“新闻联播”开始，整个学校同全国一样，开始陷入了文革浩劫之中，在这场浩劫中，我如同一粒沙子，被文革洪流裹挟着，一路滚滚向前。

当晚，对于学校里的当权派和学术权威，也肯定是一个不眠之夜。他们一定会结合北京大学这张大字报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进一步研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说，“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要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研究到这里，他们一定会胆战心惊，担心自己会被“对号入座”，当成“牛鬼蛇神”，遭到被铁扫帚“横扫”的命运。

太阳照常升起，第二天照常来临。

一大早，张万安等6人署名的大字报《质问我院党委》贴出，这是北外的第一张大字报，该大字报提出了7个为什么，质问院党委为什么设置重重障碍限制揭批“三家村”，指出这种行为是按照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需要引导运动，号召同学们擦亮眼睛、明辨真相，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字报贴出后，立即在校园内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除了口头议论外，还有人在饭厅上面的礼堂贴出大字报或小字报，表明自己的观点。当然，更多的人同我一样，在进行观望，三缄其口，不置可否。

那些天，也是各个年级政治辅导员最忙的日子，出于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同时也是在按照院党委的部署做工作，他们耐心地告诉同学们，一定要冷静，不要冲动，要按部就班上课和自习，现在情况复杂，不要到北大去看大字报，等等。言外之意很明显：这和当年反右的情况差不多，反右殷鉴不远，同学们一定加强自我保护，不要重蹈覆辙。

那几天，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连二接三传来。接下来是宣布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的消息，撤销了以彭真为首的旧市委，任命了李雪峰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成立新市委。同时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领导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并在北大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那几天，应该是聂元梓最激动的日子。5月25日下午2时左右，当她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在北大大饭厅外把那张后来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张贴出来后，在北大党委的授意下，立即遭到上千张大字报的反击和有组织的围攻，被戴上了“邓拓帮凶”“党的叛徒”“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大坏蛋”“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等顶顶帽子。就在她觉得扛不住的时候，形势突然反转，北大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首都各个学校、机关、工厂、企业单位的成千上万群众涌向北京大学去声援聂元梓。校园里人山人海，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种消息传闻满天飞。

同聂元梓等人最初遭到围攻一样，张万安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两三天后，学院党委也组织了党、团员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了反击，指责他们的大字报是轻率、幼稚的行为，是公然抵抗文化大革命的“三家村”分子，是以给院领导改进工作意见为名掀起的一股黑风，是别有用心地想把学校搞乱，好让自己趁机浑水摸鱼。

不到一个星期，北京的各大专院校彻底乱了，所有的课都停了，校党委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为了稳定局面，6月3日上午，中央在刘少奇家召开会，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不在北京，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据李雪峰的回忆：“大家在会上说，现在搞运动总得有个办法。大家议论了七条，我建议再加一条群众路线。”“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3、游行不要上街；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污蔑人；8、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讨论结束后，因为要传达，中央又没有指示，李雪峰就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据李雪峰回忆，陈毅当时很高兴，对他说：“你再说一遍。他拿出小本子记。当时他也很紧张，外办、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

面对熊熊燃烧起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北京新市委根据中央精神，向北京各院校相继派出工作组。按刘少奇的说法，“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半个月内，北京市、教育系统绝大部分单位都进驻了工作组。工作组基本上都按上述“八条规定”开展工作。

当时，北外属于外交部和北京市高教委双重领导（学生分配等人事问题归外交部管理，教学质量归北京市高教委管理），外交部于6月7日派王越毅（选调到外交部前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雷阳（外交部教育司司长）为正副组长的7人工作组进北外协助领导运动，后增加到14人。工作组成员主要由从全国选调到外交学院进行培训的高干班学员构成，按原来的安排，这些学员在结束培训后，将被派往我驻外使馆担任外交官。

工作组进驻北外后，在党员会议上宣布，北外党委集体班子是正确的，不存在夺权的问题。后来干脆宣布，北外党委是正确的。工作组的这种定调子、画框框的做法激怒了部分激进的师生，校园内出现了激进学生的集会游行。为了避免事态的恶化，工作组采取了种种措施加以制止，致使工作组和部分学生的矛盾愈加激化。

6月9日中午，法语系一帮同学敲锣打鼓，举着“揪出大骗子”的标语围攻工作组，他们对院党委领导运动不力，束缚群众的手脚表示强烈不满，其中有一位女同学当面质问王越毅，“外语学院的党委是哪家的党委”？

到后来，由于对工作组的不满逐渐升级，有的同学提出了“搬开跘脚石，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他们先从身边一直根据党委指示在拼命控制他们的政治辅导员斗起，然后一步步往上。北外各个系的教授和系领导都挨斗了。

大字报很快贴满了校园，在院党委重用和信任的群体内，惶恐不安的情绪迅速蔓延。几天前还是受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年轻辅导员们，一夜之间被打成了修正主义苗子，革命的对象。王立礼老师当时是我们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同时也是我所在班级的授课老师，她回忆说：我们几个辅导员闷坐在小小的办公室，三天三夜，吃不进，睡不香，一直在思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真的错了吗？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几个辅导员冥思苦想期间，校园的革命温度上升得更高了。6月13日下午，工作组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宣布外交部党委几项决定，其中包括：学院运动由院党委领导改由工作组领导，各系、各年级将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这天晚上，由英语系三年级的造反派带头，在学生食堂开会召开北外第一个批斗会。批斗的对象是担任他们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刘秀英。王老师和刘老师都是政治辅导员，又是室友。王老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刘秀英出身革干家庭，父亲是工农干部，承德地委书记。她为人老实正派，没有一点高干子女的架子，关心学生，工作认真负责，处处以身作则。然而，她却成了北外第一个被揪到台上低头弯腰挨批斗的对象。看到刘XX灰头灰脸从批斗会场回到宿舍时，我的心凉飕飕的，觉得任何安慰的话变得苍白无力。”

第二天，一副大对联贴在了她们宿舍的门口两边，上联是“宜将胜勇追穷寇”，下联是“不可沽名学霸王”，横批是“四面楚歌”。对联白纸黑字，一个字有一尺见方，触目惊心。那些天里，她们进出房间都低着头，不敢正眼看那些醒目的大字。

英语系里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王世芬就是给当时的恐怖现象吓得精神错乱的。当时在英语系教英本二学生（64级）的章含之老师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写道：当时，王世芬从本校英语系毕业不久。她来自上海，有着江南姑娘特有的秀丽和十分温和的性格。她平时比较内向，从不多言多语，与大家友好相处。在她发病的当天上午，教学楼里的楼梯拐弯处出现了一张她班上学生贴的大字报,不记得批评她什么，但我记得大字报的末尾一句话是：“不管你是李世芬、王世芬，都要揪出来……”我想是这张大字报把娴静温柔的王世芬吓坏了。

6月中下旬的一天，被惊吓得病的王世芬离校出走。章含之在书中是这样记述的：“当天晚上，首都体育馆的工地打电话到学校说有一个女疯子是外国语学院的，在他们那里，要学校去接。”“当我们赶到首都体育馆工地时见到的王世芬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抓住工地的铁丝网正在对一群旁观者声嘶力竭地演讲。她不知什么时候记住了那么多当时时髦的口号，什么打倒旧市委，揪出‘黑帮’；什么去新市委请愿之类。我们走上前去劝她跟我们回去。她向周围的围观者大声呼救，说我们是‘黑帮’，要迫害她。那时的许多人好像都丧失了理性。明明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讲疯话，却竟然有众多的人响应，要跟着王世芬向‘新市委’进军，并且阻拦我们把她带走。那真是很叫人伤心又令人害怕的一个夜晚。王世芬双手抓住带刺的铁丝网，鲜血直流。回校后，她的宿舍在我隔壁，一整夜都听见她在叫喊。一个文静优雅的女孩子突然之间变成了失去理智的疯子，我无论如何难以面对这个现实。”

五十多年过去了，曾经执教过我们年级的杨立民老师仍然对当年发生的件件往事记忆犹新。他在《钢铁是怎样没有练成的》（未定稿，此后杨老师的回忆均出自该书）一书中写道：“那位外教Margaret Turner 其实并没有直接受到大字报冲击，但学校的恐怖也吓得这位老太太，见人就说自己有罪，最后终于也跳了楼，但保住了命。”“记得我们操场上常常有些莫名其妙妙的人被拉到桌子上批斗。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教工是因为平时不问政治，不参加工会，是个头发油光光，自得其乐的老光棍，居然他也挨了斗，虽然他一再抗议自己是一个普通群众，斗他完全是方向性的错误。四周一群‘革命群众’都围着取笑作乐。”“还有一天，我早上起来，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听见昨夜五层楼上一位教师跳楼落在我宿舍的窗外？我一向睡眠很沉，居然黑夜里窗外痛苦的尖叫声，救护车的喇叭声，人员的嘈杂声都毫无所觉。后来我发现原来那是常和我一起打篮球的法语系年轻教师孟心杰，1957年他因贴了一张暗示学校领导有病需要服药的大字报，就给打成了右派（应该是“右嫌”——作者注），这次看这架势，估计肯定又在劫难逃，准备一死了之，免得受辱，于是就跳了窗，但不想因为天刚下过一场雨，地上潮湿，他又正好落在外面草地上，结果矮矮壮实的他，从五楼纵身跃下，居然没死。”

在乱斗辅导员、老师和无辜群众的同时，作为各系的教授和副教授，都成了在劫难逃的“反动学术权威”。在英语系，知名人物王佐良、许国璋和周珏良被打成了“洋三家村”。名气稍逊他们的刘世沫、刘承沛等一批人被打成“中权威”，一大批年轻的业务尖子和教学骨干如吴千之等人则被打成修正主义的苗子。

杨立民在他的书中回忆了游斗“反动学术权威”的情况：那几天，学校里一片“红色恐怖”。有一天晚上，一股学生每人拿着过去的童子军棍，呼啸着在夜幕中奔向我们的教师宿舍楼，要拖一批“反动学术权威”去游街。我们宿舍在一层，靠冲来的学生队伍最近。这时，我们吓得连灯都不敢开，大家大气不出，在黑暗中恐怖地等着。不一会，游街的队伍来了，我们从窗外隐隐可以看到几个教授，其中有周公周珏良，红卫兵给了他一个脸盆，叫他边敲边喊：我是吸血鬼，我是大坏蛋！记得周公的喊声很大很清脆，而且面不改色，完全没有一点受辱的样子，回想起来，真让人佩服。

杨立民在他的回忆录里还写道：许老（许国璋教授）因为是几本全国统编英语教材的主编，该教材里面的文章一上纲上线，几乎统统被批成是毒草，加上他又是党员，自然挨斗的次数更多。周公（周珏良）的罪行中有一条是使用了英国诗人雪莱的诗《西风颂》，罪名是针对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杨立民还说：他当时最看不下去的是学生拼命让张汉熙教授九十度弯腰，全然不理会背疼无法弯腰的张教授不停的哀告。

当时，校党委已经瘫痪，工作组回天无力，学校一片乱象。几乎与批斗政治辅导员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同时，各系的领导也迅速成了批斗的对象。那些天的北外校园真是热闹非凡，各种消息迅速传播，各种议论在私下或公开表达，各种人物登台表演，真如同万花筒一般，变幻无穷。

6月16日，俄语系同学丁文琪等人到中南海上访，据说得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赵毅敏的接见，讲话中肯定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丁文琪等人回到学校后要向全院传达，遭到工作组和院党委的拒绝。为了“传达中央的声音”，几个激进同学在游泳池旁边架设了临时广播，开始传达“中央首长指示”，并要求和工作组辩论。在激烈对峙的氛围中，有的同学喊出了“工作组滚出外语学院”的口号。为了控制事态的发展，工作组在院党委的支持下，在大操场通过高音喇叭向全院广播，要求学生擦亮眼睛，辨明是非，站稳立场，听从工作组和院党委的领导，不要听信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不要听信谣言。此事件震动了整个校园，其影响波及到其他大专院校，是北外文革初期有名的“六·一六赶工作队事件”，后来被工作队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北外工作组的遭遇在北京乃至全国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针对派工作组后出现的乱局，6月13日，刘少奇在两份文件做出了如下批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于工作组而言，这个批示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同时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重演1957年对“右派”的反击战已经箭上弦、刀出鞘、弹上膛，一场新的“反右斗争”即将打响！今天闹得欢的学生们，你们拿清单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

眼看着工作组进驻北外后，不但没能控制局势，反而激起了越来越多的学生的激烈反抗，甚至发展到轰赶工作组，要自己起来“闹革命”，在这个关键时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同时也是北外名誉院长的陈毅做出决定，于6月17日增派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刘新权去北外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并将原来的工作组更名为工作队，人员扩大到80多人，力图通过刘新权将逐渐走向失控的运动纳入到正轨。

什么是陈毅理解的“正轨”呢？或许可以从此前陈毅在外交部负责人会议上的一些说法看出一些端倪。他说：“这次运动要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细水长流地进行。”“我们是掌权者，动摇害怕就要犯错误，要敢于领导。”“不能由他们(指当时的“革命小将”)乱搞，这对我们是个考验。做外交工作还要靠老老实实的人去做，敢闹敢写大字报的人没什么用处”。在将刘新权派到北外三天后，也许陈毅觉得此前讲得不大明确，于是在看外交部大字报时又补充说道：“不要怕毒草，毒草可以治怪症。这是辨证法。有些怪症要靠毒草治，蜈蚣、最毒的蛇很能治几种绝症。毒草也要加以利用。”时隔一天，陈毅又说: “这个运动揭露得不够，暴露得不够。司长们要顶住，一变、二变、三变、四变，把戏就出来了。现在刚开始，要顶住。”现在来仔细琢磨陈毅说这番话的意思，不难看出，他所理解的文革，同反右斗争没有多大差别，因此，他采取的策略还是“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和秋后算账”那一套老办法。

此时的北京，到处都在“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派”，国务院各部委直属院校的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揪斗本校的“黑帮头子和黑帮爪牙”，而直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主管部委的主要领导和部长，似乎打击对象的职位越高，就越显得自己革命。在北外，有少数同学已对打校内的“死老虎”没有兴趣，也紧跟社会潮流，把目标对准外交部了。6月16日，北外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张万安又起草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做彻底的革命派，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外交部去》，大字报包括10个部分，把北外领导和工作组限制群众、不发动群众参加文革的种种做法与外交部挂钩，质问外交部是否在支持北外党委压制群众。大字报定稿时，为了更引人注目，他考虑再三，最后将标题精炼为《外交部党委有没有鬼？》

在这张冒尖的大字报的鼓动下，紧接着，院内贴出了响应的大字报，有的甚至直接点了陈毅的名字。最吸引眼球的是法语系一年级学生刘令凯贴出的跟进大字报，其标题是《外交部有大鬼！》，这张轰动北外的大字报其实并无什么实质内容，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典型的“标题党”。对此，张万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是划了个问号，他却用了个惊叹号，比我更激进。”

纵观北京的各个大专院校，形势的发展同北外非常相似，在有的学校里，工作组同部分学生的对立更加严重。在6月20日前后几天里，北京市有39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和工作组反击学生的事件。在这个大背景下，北京市委于6月23日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各校反工作组问题。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做报告，认为“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号召对反工作组的师生进行反击，在全市各高校开展“反干扰”、“抓游鱼”和打“右派”的运动。要求共产党员在这紧要关头，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在谈到“抓游鱼”时，李雪峰引用的是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一个游鱼三个浪”的话。我记得刘新权6月24日在大操场上召集北外全体师生员工开展“扫障碍”运动时是这样讲的：“一个游鱼三个浪，三个游鱼九个浪，看起来浪很大，其实游鱼就那么几条。”刘新权讲这番话是想说明，从表面看来，形势十分严重，其实，“闹事”的只是少数人，成不了气候。

“一个游鱼三个浪”是毛泽东在1962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讲的，原话是：“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毛泽东讲这番话意在告诉与会者，国际国内没有什么好大的事，只是几个游鱼在那里兴风作浪而已。到了文革时，据《戚本禹回忆录》所述，“刘少奇又进一步作了发挥，他说，一条游鱼能起三个浪，那是因为渔翁懒，渔翁的职责是抓鱼，把游鱼都抓了，水就清了，浪就没了。各大学校都有游鱼，抓了它们就行了。不去抓游鱼，不去抓捣乱的人，他们就会搞得你翻天覆地。刘少奇说的游鱼，指的就是造反的师生，他认为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由此可见，李雪峰在这里讲“抓游鱼”的这番话，应该是引用刘少奇的讲话，他说工作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抓游鱼”，指的就是定“右派学生”，而且“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

6月24日是刘新权进驻北外一个星期之后的日子，得到了对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反击的尚方宝剑后，他迅速行动，对全院师生员工发出了“排干扰、扫障碍、抓游鱼”的动员令。他指出，“运动中出现了一股逆流，有一小撮人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投机取巧，浑水摸鱼，颠倒是非，制造思想混乱，企图把运动引向歧途”，“反工作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在这个动员大会上，他把6月13日斗争政治辅导员的行为定性为“反革命集会”，把6月16日赶工作队事件打成“小匈牙利事件”；表示一定要揪出6月9日“揪出大骗子”和“六·一六赶工作组事件”的头面人物和幕后黑手。

从这一天开始，刘新权亲自上阵，在北外正式拉开了“反干扰”、“扫障碍”、“抓游鱼”运动的序幕。运动期间校门紧闭，戒备森严，切断师生与外界的联系，各系、级之间不准往来，严格禁止校内校外一切串联，个人未经工作组同意不得外出，颇有“关门打狗、闭笼捉鸡”的氛围，校园内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这时，工作组代替了各级党组织，掌握全校各级大权，他们依靠师生员工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支持院党委和工作队的“左派”；团结院、系两级所有的政工干部包括总支书记、委员、年级政治辅导员（院党委定性的那些黑帮分子和亲信爪牙除外）；教育那些立场不够坚定、在两派之间持观望态度或在几次“事件”中“看热闹”的“中间派”；分化、瓦解和孤立那些积极参与了几次“闹事”的、有突出反对院党委和工作队的一小撮“右派”。具体做法是，在各系、各班寻找一、两个反工作组的所谓“游鱼”当作典型，名曰进行“辩论”，实则进行“围斗”，于是那些冲得最早、跑的最快的学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被枪打的“出头鸟”。对内定的“游鱼”，则采取查家庭出身和平时表现，动员群众、特别是动员知情人揭发，利用大字报围攻和政策攻心等方法，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对那些“大游鱼”，还加上了私拆信件、查抄日记、行动监控、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

这一套“反右”的工作方法工作队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几个回合下来，工作队就掌握领导学校运动的主动权，直至完全控制了北外的局势。

在运动初期带头“闹事”的学生都被定为“右派学生”，写《外交部党委有没有鬼？》大字报的张万安成了全院“大游鱼”，写《外交部有大鬼！》的刘令凯紧随其后，其他“大游鱼”有英语系汉语师资班的赵双之、刘雨来，英语系64级的宋远利，俄语系的丁文琪等十多人，更多的则是“中、小游鱼”、“虾米”以及“教育对象”。

“抓游鱼”的战斗打响后，在工作队的操控下，院内大字报铺天盖地，被冠以“反党干将”“反社会主义分子”“小赫鲁晓夫”等各种罪名“游鱼”们，既无还手之力，也无招架之功，纷纷缴械投降。根据工作队的统一部署，各系、年级对大小“游鱼”，都要召开了一系列的辩论会，对重点人物另设辩论专场对“游鱼”进行揭发、批判和肃清流毒，对于那些没有站稳立场和受蒙蔽的人，辩论会则被认为是反戈一击和与游鱼划清界限的极好机会。

张万安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北外头号“大游鱼”。对张万安的围剿以亚非语系四五年级为主，他在校五年的所有言行都被上纲上线，被戴上了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黑旗手、急先锋、游鱼之王”等帽子。在重重高压下，从7月1日开始，校园内陆续出现“游鱼”们自我检讨的大字报，张万安不堪重压，也写了《鬼究竟在哪里》，承认自己写的大字报《外交部党委有没有鬼》是捕风捉影、造谣生事，所谓的“鬼”就在自己的脑子里。

张万安虽然缴械投降了，但事情并没有完结，等待他的是斗争的进一步升级。系工作组孟组长说：张万安是“游鱼之王”，为了攻克他这个顽固堡垒，“对他必须层层剥皮，最后露出核心来”。

为了攻克张万安这个顽固堡垒，系工作组真是下足了功夫,专门成立了一个由19人组成的专案组，下设分工不同的小组：大字报组负责每次辩论会的会议记录，并向全院公布，让全院随时了解“游鱼之王”的动态；调查组负责在全院范围内调查他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以及与其他“游鱼”之间的关系；日记组负责从他的日记中寻找反党材料；资料组负责对他的一切材料进行分析、归纳，提出揭批方案。各小组各司其职，抢时间查档案、找线索、跑外调，把对敌特斗争的手段全用上了。

对张万安的专场辩论会共开了5次，其间他写了4次检查。对他的每次专场辩论会时间为半天，而且都组织有大字报配合，大字报的标题五花八门，如“揭发张万安”，“和张万安的反动思想决裂”，“绝不让张万安这条游鱼滑过去”，“看张万安何等猖狂”等。在重重高压下，张万安脑子里曾闪现过自杀的念头，好在他向来好强，最终决定要生存下去，要抗争，要做强者。经过轮番大字报轰、辩论会斗，特别是工作队的软硬兼施，他在求生存、求宽大的愿望中，开始逐步退却，先是承认客观上卷入了反党逆流；然后承认主观上也有反党因素和影子；再承认有个人野心，个人英雄主义发展到顶峰；最后承认自己的野心是想当全院革委会主任。张万安这条桀骜不驯的“游鱼之王”终于被工作队驯服了，成为了工作队“扫障碍”的成功典型。

工作队除了对揪出的“一小撮”大小“游鱼”进行揭发批判斗争外，还对“中间派”大多数“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开展帮助教育，换句话说，就是搞“人人过关”。工作队要求每个人都要对照所列的“为什么”进行检查，反省，查思想，查行动，挖根源。如：你为什么跟着去看热闹？为什么跟着喊口号？为什么不和他们做斗争？为什么和那些人思想产生共鸣？。你要是不主动坦白交代那几天参加过什么活动，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就鼓励别人对你进行揭发，对于别人的揭发你如果不承认，或避重就轻，就要打你的态度，对你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逼你就范。如果你承认了，接着就是查找根源。家庭出身不好的，肯定是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家庭出身好的就是忘了本。不能过多地强调客观因素，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内因是决定的因素。于是你就得寻找思想深处的肮脏的东西，如想出风头，想往上爬，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总之，思想怎么丑恶怎么反动就怎么说，说得好像是阶级敌人似的才能让人相信。

田润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有一位平时我们十分尊敬的一位老师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向党交心，随即被作为“鱼”被钓出来的。这位老师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向往腐朽的西方生活方式，有投敌叛国的念头，将来如有出国的机会就不想再回来了。工作队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不就在我们的眼前吗？文化大革命不搞确实不行啊！”田润民接着写道：那位亮出了“灵魂深处最肮脏东西”的老师，自从坦白后，不好意思见我们这些学生了，要么低着头，要么转个脸。文化大革命的罪恶除了对所谓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人格侮辱和身体摧残以外，对普通群众的那个“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实际上是折磨人的灵魂，使人失去了尊严，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很丑恶，人真的成为了《圣经》上所说的“罪人”了。

在“扫障碍”、“抓游鱼”的日子里，许多人的人性被扭曲了，或者说他们的人性的丑恶一面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于是，在不到两个月里就由正常的人变成了魔鬼。

西班牙语系三年级一位漂亮、清高的女生张蓉丽，平时比较注意衣着打扮，加上她有反工作队的言论和行动，在“扫障碍”中被作为“游鱼”批得“一塌糊涂”，有人张贴大字报，用文字或漫画把她丑化成是“化成美女的毒蛇”，是“资产阶级臭小姐”。她不堪侮辱，从宿舍窗户跳楼自杀，幸亏楼下有树丛，而且刚好发生在雨后，地上的土质松软，使得她捡了一条命。她跳楼未死的事情发生后，大字报铺天盖地对她而来，有的讥讽她在表演“空中飞鱼”，有的指责为她继续“负隅顽抗”，“自绝于党和人民绝无好下场”，有的嘲笑她选择雨后和楼下有树丛的地方跳下来是“根本就是不想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个爱美的姑娘，在身心受到残酷摧残之后，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正常的社会里，在善良的人们中，她该是多么值得同情！然而，她在自杀未遂之后，还要受到如此的讥讽和嘲弄，实在不可理喻！唯一的解释是：文革把善良的人变成了鬼，凶残的魔鬼！

其实，张蓉丽这次跳楼虽然捡了一条命，但脊椎受到严重损害，当时没有多大感觉，过后落下了后遗症，患上了骨结核，还动过一次手术，脊椎减少了两节。工作队撤走后，据说陈毅副总理闻讯后专程到医院看望了她。陈老总能想到张蓉丽受到的伤害与他派出的工作队有关，并亲自到医院慰问，在那个人性丧失的疯狂年代能有此举，实在令人感佩！

工作队在实施“反干扰、扫障碍、抓游鱼”的部署中高歌猛进，时间转眼来到7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后，随即于7月18日突然返回北京。在随后几天里，毛泽东多次找中央文革成员谈话，并派江青、陈伯达、康生频频前往北大、清华，对那里的造反派表示慰问和支持，与此同时，还在不同场合对派出工作组提出批评，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统统驱逐之”；“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他还在一次讲话中严厉地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既然毛泽东如此批评工作组，刘少奇立即下令工作组停止“反干扰”，赶快转入“斗黑帮”，极力想通过此举把运动扭转到正确的方向、路线上。

在刘少奇陷入焦头烂额困境时，中央文革成员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连续几天到北大和清华等大学给受压制和受打击的学生撑腰、打气。7月26日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再一次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销工作组。

同一天晚上，陈伯达与江青参加了北大的万人辩论会，陈伯达在会上讲话说：“我们建议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话音落地，全场欢呼，口号四起。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各个大专院校，在工作组压制下变得“冷冷清清”的运动顿时又恢复了“活力”，孕育着一个反工作组高潮的再次兴起。

陈伯达这次到北大是有备而来，他在讲话中传递的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声音，因为就在前一天，李雪峰已经在北京市委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撤工作组的指示。

7月29日，“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就派工作组作了检查。邓小平在讲话中说：“现在市委宣布从大中学校撤销工作组。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之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周恩来在讲话中说：“这是一个新的事物，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特别是我们年老的人更不熟悉，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就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诚心地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的工作人员，也是不知道，主要要靠你们革，要靠各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间来学会革命。”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28日发布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是在幕后旁听。在大会结束时，本来打算走回118厅的毛泽东突然停住，说：“要支持革命群众嘛”。几个随从人员把幕拉开，毛泽东突然现身，从幕后走到台前。全场学生欢腾不已。在“毛主席万岁！”的狂呼声中，毛泽东举手向台下的学生们打招呼，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看刘少奇或邓小平一眼。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他与刘、邓的分歧。

也就是在这一天，北外工作队离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工作队在撤离北外时，全院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阵容夹道欢送，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刘新权和工作队队员同欢送的人群握手告别，有的人甚至热泪盈眶，将刘副部长当作亲人，称呼他为“刘伯伯”。看得出来，时年刚好50岁、1955被授予少将军衔、1962年调到外交部成为最年轻的副部长的刘新权，此时此刻也依依不舍，频频挥手致意。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三个月后，在这些欢送他的人，有一部分被他打成的“游鱼”学生，将他押上了一个多月前做“反干扰、扫障碍、抓游鱼”动员报告的台上，责令他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学生的罪行做深刻检查并低头认罪！

工作队离开校园了，从王越毅6月7日率领工作组进院算起，工作队一共进驻北外52天，在此期间，工作重点是“反干扰、扫障碍、抓游鱼”，共有 1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游鱼”、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大多数人做了书面或口头检查。有的同学经受不住高压写了血书、遗书、甚至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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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2-2-23 20:39:43

批判“资反路线”

与少数派“翻身”

——文革北外记事（02）

作者：向立山

自从工作队进驻北外后，院党委便形同虚设，后来工作队干脆取而代之。工作队撤离后，由工作队一手包办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筹会”）成为了北外新的权力机构，行使着运动的领导权。

在北京的大专院校，情况同北外类似，“文筹会”的成立都没有按照所谓的“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直接的选举制，而更多院校的“文筹会”人选，则是在工作组在撤走前，匆忙指定或内定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运动中坚定的“左派”以及原班子中争议较小的“革命干部”。因此，完全可以说“文筹会”是工作队留下的“遗产”（在北外，反工作队的“少数派”称其为工作队的“私生子”），实行的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播下了在对待工作队问题上“少数派”（即后来的“造反派”）与“多数派”（即后来的“保守派”或“保皇派”）矛盾的种子，埋藏下了日后两派“内斗”和“打派仗”的祸根。

1966年的8月被称为“红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斗争目标直接指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刘少奇被孤立了，他的权力被削弱了，他在中央领导人排名顺序中从第二位跌到了第八位，种种迹象表明，摧毁刘少奇司令部的进军号已经吹响！

在这一关键时刻，是抓住工作组的问题不放，为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少数派彻底平反，并穷追猛打，直捣刘、邓“黑司令部”？还是放过工作组，继续压制被工作组定性的大小“游鱼”，立即转入“斗黑帮”？立即成为了“两条路线斗争”进入新阶段的交锋焦点。这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需要“革命的造反派”（即被工作组打压的“少数派”）冲锋陷阵，再接再厉，直捣黄龙；“革命造反派”更需要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摘掉“反革命”和“右派”帽子，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轻装上阵，再立新功。由于中央文革和“革命造反派”在这个阶段互有所需，互有所求，你支持我，我配合你，所以这个阶段堪称是二者的“蜜月期”。

此时，掌握了文化革命运动领导权的北外“文筹会”极力将斗争的大方向转入“斗、批、改”，并以此来压制少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维护工作组“扫障碍、抓游鱼”的成果。

进入8月后，关于工作组不应该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学生，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种种小道消息不断传来，在这种背景下，北外被工作队打成的大小“游鱼”开始“蠢蠢欲动”了。而广大师生员工则吸取了“抓游鱼”的深刻教训，决心坚定不移地跟党走，而眼下跟党走就是跟“文筹会”走。基于这个认识，学校的大部分人都站到了文筹会一边，包括原来的学生会干部和党团积极分子。这些骨干分子曾以保院党委和保工作队闻名，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派”或“保守派”，现在他们在人数上是“多数派”。

工作队虽然撤离学校了，但是，在如何看待工作队的问题上，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少数派认为，刘新权带领的工作队开展“反干扰、扫障碍、抓游鱼”运动，在学生中划分左中右，搞人人过关，把激进的学生打成“反革命”，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应该回来做深刻检查；而多数派认为，工作队是外交部派出的，陈毅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新权是信得过的老红军，即便工作队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也不应该揪住工作队不放，而应该牢牢掌握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派。两派各执一词，对立情绪严重。最后，双方商定推举出各自的代表，于8月8日在大操场辩论对决。

辩论开始的那天，代表少数派出场的是法语系二年级的学生何世德，代表多数派出场的是西班牙语系五年级的学生杨汉炎。这场辩论会气氛十分热烈，多数派仗着人数的优势和“文筹会”做后盾，频频呼喊口号为杨汉炎加油，在声势上明显压倒了对方；而少数派不甘示弱，针对对手不断为工作队评功摆好，就用工作队整同学的一桩桩血泪实例加以反驳，将辩论会变成了对工作队的控诉会。辩论进行到高潮时，两派学生情绪十分激动，争相跳上讲台抢话筒发言，台下响起阵阵助威的起哄声。

应该说，两人的辩才都发挥到了极致，如同棋逢对手，不分上下。但是，考虑到现场多数派和少数派人数悬殊和两派啦啦队多寡的效应，公允地讲，应该判定少数派获胜。有意思的是，多年以后，这两位在工作队“革”与“保”问题上不分上下的辩手，同样在仕途上不分高低：何世德曾任解放军总参某局局长，杨汉炎曾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副局长。

辩论会后不久，少数派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旗战斗大队”（以下简称“红旗大队”）。“红旗大队”以“大游鱼”为核心，其成员都是在运动前阶段受批挨整的“中、小游鱼和虾米”。他们人数不多，属于少数派，在声称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时，每个人都在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伸冤，为争得平反而斗争，所以能量特别大。“红旗大队”成立后，从各种渠道频频传来的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都是支持曾经受工作组“迫害”的少数派学生的，大形势对他们越来越有利，处于攻势；而多数派尽管有“文筹会”的支持，掌握高音喇叭等舆论工具，却感受到每天《人民日报》的社论都在为少数派撑腰，越来越没有底气，越来越觉得被动挨打，逐渐处于守势。

在此期间，各个大专院校也同北外一样，少数派和多数派互相指责对方“转移斗争大方向”，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对立十分严重，两派斗争激烈发展。

8月10日，北京航空学院400多名同学去中央文革，坚决要求赵如璋回校检查。11日晚工作组回北航时，北航红卫兵挽臂保驾，贴大标语：“工作组是革命的”。并撕毁少数派所贴要求工作组、赵如璋作深刻检查的大标语。14日，执行了五十多天错误路线的赵如璋上台作了12分钟的“检查”，而后，院文革急急忙忙开始“斗黑帮”。

在清华大学，“八·九”派提出，必须坚持斗批改的大方向，呼吁“立即斗黑帮”。8月15日，匆忙开会斗争党委副书记艾知生。此时，蒯大富等少数派依然被“临筹”压在下层。很多被工作组整肃的教师、干部仍然在劳改队没有放出来。

在北师大，8月16日，不顾少数派师生的反对，多数派宣布“筹委会”正式成立，随即提出：“斗黑帮就是对工作组错误路线的有力批判”，“不要因为批判工作组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由于少数派在工作组（队）问题上“揪住不放”，陈毅于8月16日接见了北外等三校代表，他说：“对工作组要一分为二”，“工作组是我派的，……工作组的错误由我来承担。”“我的后台是谁？当然是毛主席了，各人有各人的帐，我有我的帐，不要用大帽子压人，压也是压不住的。说刘新权是黑帮，不对。说工作组是黑帮，不对。工作组有错误，应检讨，工作组没有黑帮也不能那么说。”“我不能损害少数派、损害多数派，也不能损害工作组。”

8月18日是文革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北京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异乎寻常地身着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首都近百万人的游行队伍，还接受了一名女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袖标。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八·一八”之后，“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犹如雨后春笋般地从北京发展到全国，随之神州大地响遍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

而就在“八·一八”这天晚上，北外“文筹会”又一次在大操场上组织了辩论会，辩论的主题是“工作队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张万安在他的回忆中写道：“为了在辩论会上占据主动，会前，筹委会做我的工作，要我在辩论会上发言，反驳造反派关于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主张。他们告诉我，现在的形势还有反复，你认识错误态度比较好，现在是你立功赎罪的时候了。”由于自从“扫障碍”后就受到监控，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张万安对工作队撤离后学院内形势的变化和学院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一无所知，违心地同意了“文筹会”的要求，在辩论会上做了保工作队的发言。这次发言对张万安的精神是莫大的摧残。对于当时的感受，他是这样记述的：“我昏头昏脑地讲完，仓惶地逃回到宿舍，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这次辩论会之后，在“文筹会”的支持下，多数派成立了北外当时最大的组织——北外“红卫兵”。因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在运动初期基本上都是保院党委的，后来又是保工作队的，所以被对立面组织“红旗大队”称之为“保皇派”或“保守派”组织。接下来，北外“红卫兵”就成了“文筹会”的“御用工具”，用来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用来“破四旧”（即“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当然也用来对抗“红旗大队”，防止“右派翻天”。

“文筹会”很清楚，只有保住了工作队，才能保住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为了阻止“红旗大队”将斗争的大方向转移到批判工作队上，“文筹会”支持“红卫兵”开足了火力“斗黑帮”。

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在多数派和少数派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最倒霉的是那些“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和其他“牛鬼蛇神”。田润民在他的回忆中写道：黑帮头子刘柯（曾任北外副院长，1963年离职养病，文革开始前就在北京医院住院）被揪到了批斗台上示众；郝金禄（原北外党委副书记，文革开始前已经调到中国作协任党组副书记）也被揪回来了，在阳光似火的“红八月”里，他被两个女红卫兵押送着在校园里游街。最让人吃惊的是，除了在他的脖子上挂着“打倒黑帮分子郝金禄”的大牌子，还在他身上披了个大棉被。郝金禄低着头，满脸淌着汗，无可奈何地忍受着各种折磨。又有一天，西班牙语系的一位教授被几个红卫兵押送着在校园里游街，老教授脖子上挂着一双皮鞋，脸上被画了几个黑道，一边走一边敲着一面破锣自报家门，自己喊打倒自己的口号。他的罪名除了“反动学术权威”以外，还有一条是解放前曾担任过国民党的外交官。

“红八月”也是“破四旧”的高潮月，校医黄XX夫妇就死于这月，起因是“红卫兵”抄家时在他家里抄出了一身少将军服。原来黄XX在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医，而且由于医术高超被授予少将军衔。老医生保留着军服作为纪念，可“红卫兵”说这是他想要“变天”的物证，是准备有朝一日蒋介石反攻大陆时穿的。“红卫兵”抄家的这个战果公布后，学校医院走廊里马上贴出了“历史反革命黄XX死有余辜”等大字报。老医生心里明白，这身将军服和“变天”、“蒋介石反攻大陆”连在一起对他意味着什么，于是用他那双治疗病人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文筹会”揪斗“黑帮”的时候，“红旗大队”开始走向社会，四处奔波找中央文革首长和陈毅反映北外文革的情况，希望得到支持。对于北外文革中发生的情况，陈毅是清楚的，他不仅听汇报，看材料，而且还多次接见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对于工作队的问题，陈毅的基本态度是：“毛主席说不应该派工作组，不过说实在话，6月初很困难，怎么说党团员都是黑帮？保皇派？没有敢指挥，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的局面所引起的。刘新权最大的错误是造成两派的对立，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工作队是我派的。工作队的错误我负一半责任。工作队的错误是严重的，主要是压制群众，但不是罪恶滔天。”“对工作队也要一分为二，不要揪住工作队不放，外语学院大字报说工作队是老鱼霸，革委会（即“文筹会”）是刘新权的私生子，对这个大字报我看不下去，这样尖锐的语言，对待敌人还差不多。”“有人说我是折中主义、和稀泥，这是有道理的。和稀泥有两种：一种是有利于团结的和稀泥，另一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我不能挑动学生斗学生，我这个人讲话向来就有倾向性，就是倾向于团结。”（以上摘录自陈毅8月14日、16日、30日和9月2日分别接见北外等院校有关各派代表的讲话。）

从上面摘录的讲话可以看出，陈毅认识到自己派工作队犯了错误，也承认北外工作队犯有错误，同时也流露出对“少数派”的某些做法的不满情绪。面对这个现实，他不希望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而是希望通过各打五十大板或各自后退一步的“和稀泥”的办法，化解少数派同工作队的矛盾和冲突。显然，这是陈毅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少数派是不可能同意的，但是，正如周恩来对同学所言：“其实他也是好意，（“和稀泥”是）想让你们团结起来。他说话好走火，我还不了解他，跟他一起工作了十几年。他是个老同志，确实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这就是陈毅，这就是同周恩来长期共事、周恩来最熟知的那个陈毅：“这个同志我了解他。这个人看起来年岁不小了，但还是感情容易流露，这一点我也经常提醒他。”

在“红八月”里，继红卫兵组织成立之后，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联合体也相继成立。继“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相继成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于9月6日成立。“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织组成的，而“三司”是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等17所院校的少数派组成的。刚开始的时候，中央文革似乎想在三个司令部之间搞“一碗水端平”，但是，随着三个司令部在“革”与“保”问题上的争斗不断加剧。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由于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响，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这年的9月和10月，对于少数派来说，是“右派翻天”和“平反恢复名誉”的至关重要的月份：9月25日，周恩来在对“三司”主要负责人讲话中，表示支持少数派。他说，“工作组承认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行了”，所整材料一律作废。第二天，周恩来等人参加“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大会，他在讲话中再次申明，要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黑材料一律烧掉，所加的反革命帽子取消。谈到各红卫兵组织时，他说：无论少数派、多数派都是革命的，应一视同仁。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应当平等。

几天之后，北京举行十七周年国庆庆祝大会，林彪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显而易见，“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这是对造反派指明进攻方向的一个明显的信号。

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一书中写道：在草拟林彪的讲话稿时，陈伯达最初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并在送审时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画圈首肯。陶铸看了这个讲话稿后，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便向毛泽东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新提法”经林彪之口念出后，张春桥当晚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另据关锋对叶永烈说，是他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在这件事情上，到底“功劳”该记在谁的账上，现在没有定论。

又据王力回忆，周恩来当时不在场，不知道。周恩来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提法的，他找了毛泽东，就这一“新提法”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异议。周恩来事后对王力说，他是向毛泽东这样提出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毛泽东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动路线）好。

周恩来知道这是毛泽东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周恩来以后就照着毛泽东的口径讲了，实际上周恩来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

在林彪讲话的第三天——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正式推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为了这个改动，社论推迟到10月3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10月4日见报。这篇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也就是说，对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司令部的清算开始了！

据说，在这篇社论发表之前，当时是“红旗大队”头头之一的宋远利等人已经通过他们的“内线”渠道搞到了社论的清样，一时间，他们欣喜若狂，开始提前庆祝他们斗争的胜利。

10月6日，“三司”抓紧时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全国在北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悉数出席了大会。江青主持大会，并讲了话。周总理说：“过去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对一些革命同学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搜查、压迫，这类的严重事情，宣告一律平反。”大会通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通电，呼吁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二天，北京街头和清华大学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

在此前后，北航“红旗”、北外“红旗大队”、清华“井冈山”、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等少数派组织乘热打铁，一鼓作气夺取了校内的广播台，把舆论工具掌握到了自己的手里。

接下来，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的主攻方向是追缴工作组整学生的“黑材料”和对被整学生公开平反。由于不少工作组将“黑材料”藏匿起来，准备“秋后算账”时用，所以追缴“黑材料”时阻力很大，几乎所有单位都发生抢档案的风潮，造反派与保守派为此发生武斗。为平息这一风潮，中央制定了《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和其它有关问题的规定（草案）》；北京市委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彻底平反。周恩来等人还接见三个司令部负责人和部分院校红卫兵组织的代表，讨论关于处理“黑材料”问题，“要求解决的彻底，干净利落，以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斗争。”

对于北外少数派来说，10月10日是平反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红旗大队”召开了“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连夜组织了一百多人前往外交部追索工作队整学生的“黑材料”。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接待了他们，转达了周恩来如下口头指示：

“宣布刘新权同志停职反省。因为他说在同学中没有进行排队，实际上是进行了排队，他说材料烧毁了，实际上没有完全烧毁。他不但欺骗了同学们，也欺骗了外交部党委、陈副总理和周总理。”

“政治部及其他文件柜，如果同学们认为需要检查的，可以在外交部、总理秘书钱嘉栋同志和一至三位同学共同参加下，打开检查。凡属于与刘新权工作组有关的材料，都可以拿出来。但是希望同学们不应当利用这些材料去斗学生。与工作组无关的材料不能拿走，政治部的档案不准动。”

“将工作组个人笔记本和专案材料封存起来，这些材料要由钱嘉东同志保存。如果同学们想把这些材料拿回去保存也可以，但未经同意不得破封，听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指示。其他材料可以拿走。”

“至于刘新权同志说已经烧毁的材料，是否确实烧了，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将派人彻底查清楚。”

“同学们可以先回学校。如果同学们让工作组同志及昨晚有关同志去作检查、澄清，随传随到。”

消息传回校园，对于多数派“红卫兵”和背后支持的“文筹会”，无异于是致命一击。从此以后，多数派元气大伤，内部开始分崩离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少人在这时候选择到外地串联，留守坚持的是那些“铁杆老保”。

临近11月份，刘新权等工作队的主要成员陆续被“揪”到北外接受批判。几个月前，刘副部长曾在这里发出“抓游鱼”的动员令，曾几何时，在同一个地方，曾被他抓到手的“游鱼”，如今坐在了主席台上对他发号施令，而他却成了批判（批斗）的对象，不断地检讨，低头认罪，并同其他队员一道，在等候批判期间，在学生宿舍里打扫楼道卫生，包括清洗厕所。

12月中旬，“红旗大队”又有了重大“战果”。一些造反派冲进外交部政治部，抄到了8麻袋“黑材料”，这是外交部派出的工作队对北外所谓有问题的干部与群众所整理的定性定案材料；接着，外交部造反派也相继查封了机要局、政治部等各部门的“黑材料”，由此掀起了一个外事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至此，北外“红卫兵”组织基本上是名存实亡，“文筹会”虽然还把持着象征着权力的“印把子”，但大势已去，回天无力。

自从文革运动开始以来，我一直是跟着保守派活动，开始是保院党委，后来保工作队。我关心国家大事，认真分析“两报一刊”社论的“提法”，密切地关注着形势的变化，尽管我觉得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倾向支持少数派，但还是一直告诫自己一定要同多数派站在一起，宁可同大多数人一起犯错误，也不能冒险去当正确的“一小撮”。

我同意多数派的这个观点：外交部是陈毅领导的，同彭真领导的旧北京市委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北外属于外交部领导的，同北大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再说，自己乃一介学生，上层的情况一无所知，不能无中生有，胡编滥造，更不能哗众取宠，危言耸听。

因此，我在运动初期，出格的话没有说，出格的事没有做；大字报没有写一张，大标语没有刷一条。但是，我也不是保院党委和保工作队的积极分子，更不是“铁杆”，干什么事基本上都是在随大流。为此，后来有人对我透露，我被工作队评为“中间靠右”，虽然当时心里对这个“排队”感到不舒服，但细想一下，也符合实际情况。

大概在10月中旬，正是造反的少数派得势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和同年级的一位同学在英语系学生宿舍楼（五号楼）多数派占用的一个房间里翻看陈列在那里的“文筹会”编印的“大字报选编”，看着以前油印的这些材料，想到当前的处境，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气之下，划着一根火柴，把“大字报选编”点燃烧起来。那时正是造反派搜查“黑材料”的高峰日子，他们发现这个房间里有烟冒出来，推开门一看，不由分说，就给我扣上了烧黑材料的帽子。我辩解说：你们可以看，这全是发下来的公开材料，不是黑材料，这时候谁还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公开烧黑材料！

听我这么一说，他们仔细看了一下，认为确实不是黑材料，恐吓了我一阵子就离开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我在五号楼的门口看到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是“警告向立山”，内容说我昨天晚上烧黑材料。这是我第一次上大字报，尽管我问心无愧，心里坦然，但还是害怕被揪斗，有理说不清。情急之下，赶紧和要好的同学商量，决定不能继续留在学校里了，最好的办法是马上出去串联，走为上计。

这次串联出去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回来一看，原来是少数派的“红旗大队”，现在如日中天，气势如虹。除了“红旗大队”，还出现了多个少数派成立的造反组织，有的几人、十几人，都是“红旗大队”的同盟组织或外围组织。曾经是多数派的“红卫兵”组织，此时则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看来就要“变天”了。以前多数派一直在说，“不准右派翻天”，现在看来，“右派翻天”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照理说，现在除了极少数顽固的“铁杆老保”外，北外已经是“红旗大队”的“一统天下”，既然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时候就该听从毛主席的号召，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将大方向转移到“斗、批、改”上来。但是好景不长，在少数派彻底“翻身”不久，“红旗大队”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继而由刘雨来、宋远利和张子勤等人（即“刘宋张”）另拉起了一支队伍，取名为《红旗革命造反团》（以下简称“造反团”），与“红旗大队”分道扬镳。据说“造反团”成立之初，只有一百多人，相对于“红旗大队”，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派。对于出现的这种局面，不少同学在心中默念着毛泽东的诗词《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

说心里话，对于工作队在学生中大“抓游鱼”（即“抓右派”和“反革命”）我内心是持不满态度的，只是在那种恐怖形势下，不敢流露出来而已。在“红旗大队”批斗工作队时，听到大喇叭传来的他们对工作队整学生的血泪控诉，我是同情被整学生的。我一边听他们的控诉一边想：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革而犯错误的，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敢保证，他们个个都是好学生，所有在校的学生这时一定都在课堂里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已经毕业了的，一定会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工作，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而现在他们却因为一时的过激行为被打成了“右派”，组织上就不能原谅和宽恕他们吗？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如果现在不给他们平反，他们将从此戴着“右派”的帽子，加入到“地富反坏右”行列，度过他们被监督改造的余生，这对他们公平吗？

我的心理活动也是矛盾的。看着“游鱼”们的“黑材料”被销毁了，“右派”真的“翻天”了，而且正在由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了；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反动学生”、“右派”、“反革命”摇身一变，成为了“革命造反派”，而我们却坐实了是“保守派”。想到这里，我真的有些羡慕、甚至“嫉妒”他们“福气”好，因为按照以前“运动”的做法，就凭他们斗政治辅导员、反院党委、赶工作队和咒骂陈毅是“大鬼”的那些言论，打成十次、一百次右派分子也不为过！1957年的时候，仅仅给基层单位的党员或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被打成右派的例子还少吗？

对于被打成右派的恐惧，杨立民老师在回忆中袒露出了自己的后怕。他在回忆中写道：“工作组抓游鱼，我虽然没有给抓，但被认为站队站错，站到了反党的少数派是肯定的。根据反右的经验，到运动后期算总账的时候，绝对没有好下场，所以压力之大，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是可想而知的。”他想起了文革开始时一位老师对他交心时说的一番话：“说真的，你心里一定要清醒，像你这样出身的人，是没有资格在大学当教师的，尤其是北外这样专门为外交部培养干部的特殊的学校。”他进而写道：“到现在这个时候，我心里已经清醒了，知道这一下我真的已经离被开除出外语学院的日子不远了。我要失业，我老婆怎么办？我那刚生两个多月的儿子怎么活？……”

在回到学校的那几天，整天都看着“红旗大队”队员得意的样子，耳朵里整天装着的又是他们对我们这一派的“劝降”广播，我在心理上实在接受不了。于是，回学校停留几天后，又打着串联的旗号出去了。这次的目的地是武汉，住在高中同学就读的大学，并顺路到离武汉几十里的家里看望了年迈的父母亲。

我再次回到学校是在1967年春节之后，那时北外已经是“红旗大队”的天下了。昔日的“红卫兵”组织已经被摧垮，我们这些曾经在少数派面前昂首挺胸的多数派，现在知道该如何夹着尾巴做人了；在多数派掌权的时候，我们这些基本群众没有体会到“有权的幸福”的滋味，等到现在“红旗大队”掌权了，才尝到了什么叫做“无权的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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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2-2-23 20:46:09

原题

文革北外记事（三）

批“十一月黑风”

和“二月逆流”中的陈毅

作者：向立山

从同学那里得知，“红旗大队”是1967年1月19日夺权的。在此之前，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相继夺了《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权，1月8日又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领导权，刮起了“一月风暴”。对于上海造反派组织的夺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贺电支持，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1月18日中午，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负责人到外交部机关，将副部长们都集中到会议室，宣布：“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决定向部党委夺权。当晚，周恩来和陈毅都表示支持这次夺权行动。对于夺权方式，周恩来明确规定：外交大权在中央，不能夺。外交部夺权应是领导运动，监督业务，成立部、司两级业务监督小组。

在这样的背景下，“红旗大队”迫不及待，联合了两个观点相近的造反派组织于1月19日晚发表声明，一举夺了北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从而在成为多数派不久，又成了掌权派。

“红旗大队”等组织在发表的夺权《联合声明》写道：从1967年1月19日晚十时起，由红旗战斗大队、北京公社和“二七”战斗大队接管北京外国语学院一切党、政、财、武装等部门的权力，实行一切权利归左派。学校当权派移交给广大群众，按照不同情节进行处理和安排

同一天，由“红旗大队”、外国专家局造反派、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造反派组成革命造反大军，一举夺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权，声称他们的夺权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新生”了！

“红旗大队”撇开院内第二大造反派组织“造反团”夺权，夺权后又大权独揽，没有与“造反团”共同分享“胜利的成果”，致使两派矛盾进一步加深。

文革中少数派“翻身”成为多数派后，随即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当少数派受到工作组迫害和多数派压制的时候，他们的凝聚力最强，战斗力最强，也最团结，但是一旦成为多数派，特别是“掌权”之后，就开始分裂了，展开了争权夺利斗争。

我再次回到学校时，正赶上“造反团”扩充队伍的时机，他们对打垮了的原“红卫兵”组织的“老保”们宽大为怀，既往不咎，能本着“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晚”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些“受蒙蔽的群众”，提出了“上揪下帮”这个很得“老保”人心的口号，于是，被打垮的“红卫兵”们纷纷“反戈一击”加入“造反团”，“造反团”的队伍迅速壮大。

此时“红旗大队”不但不反思自己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反而不断地在广播中攻击“造反团”搞招降纳叛，并提出了“上揪黑帮，下扫老保”的“上揪下扫”口号，并扬言要“一直扫到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造反团”也是革命造反派组织，很多人都来自原来的保守派，大家都相互熟悉，彼此了解，共同的语言多，加上受不了“红旗大队”歧视保守派的那种语气，我没有多想，就加入了“造反团”。

加入“造反团”后，才知道它和“红旗大队”的分歧集中在对北外“黑帮”如何划分的问题上（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造反团”主张揪斗的“黑帮”主要是旧北京市委领导时期派往北外的院领导“刘、郝、石”，他们中刘柯已离职养病，郝金禄和石春来已分别调往中国作协和外交部任职；而“红旗大队”则将“斗黑帮”的矛头主要指向近年来外交部调来领导北外的干部“崔、杨”（崔定远和杨岗）。

对于我来说，别说是多年前的北外的院领导，就说是现任领导，我进校似乎还没有见到过，所以在院内“黑帮”问题上很超脱，也没有兴趣，开打倒“黑帮”的大会，只是跟着举手和喊口号，最多也只是把别人写好大字报，帮着贴一下而已，我的字写得不好，所以连刷大标语也轮不上我。可怜的是那些以前的和现任的院领导，因为两派的分歧，把他们前来的和后到的全都“一锅端”了，被斗得死去活来。受牵连的还有教师中的骨干，被打成“黑帮爪牙”和“修正主义苗子”，有的还遭到无情陪斗。这真是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最好的诠释。

过了一些时候，两派的分歧又扩大到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学校教育路线：“红旗大队”下面的由教师组成的“四·二六”组织认为，对学校17年教育路线，应该进行具体分析，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要捍卫17年高等教育取得的不可磨灭的成就；“造反团”则认为，既然毛主席说了，“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那就是说，教育和文艺战线一样，执行的都是资产阶级的路线，必须全盘否定。

在两派内斗正酣的时候，由于所谓的“二月逆流”的出现，两派在如何对待陈毅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继而发展到对立，直到最后对立情绪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都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中央高层出现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很快就由中央文革传到社会上。从3月上旬开始，北京就出现了“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标语。到3月14日，北京五十多个院校十万人游行示威，反击“二月逆流”，游行队伍高呼“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

看到学生们走上街头，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三老四帅”，中央文革江青一伙喜不自禁，很少写诗的姚文元竟然按捺不住兴奋，一时诗兴大发，在3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群众起来了，很高兴。感而赋诗一首。

贺反“二月逆流”胜利

画皮恶魔现原形，

红日喷薄夜气沉。

敢横冷眼驱白虎，

岂畏热血洒黄尘！

雄文四卷擎天柱，

人民七亿镇地金。

大海自有飞龙起，

跳梁小丑岂足论。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以下简称“联络站”，是外交部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造反组织，成立于1966年12月20日）获悉陈毅参与了“大闹怀仁堂事件”后，迅速投入到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于3月31日和4月1日在外交部连续召开了反击“二月逆流”大会。

北外“造反团”是北京高校中反击“二月逆流”速度最快的造反派组织之一，于4月初就和北京外交学院等单位编印了《陈毅黑话集》《陈毅黑话选》《批陈专辑》等材料；呼喊的口号也随着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日渐白热化快速改变，从最初的“批判陈毅”、“火烧陈毅”、“炮打陈毅”很快升级到“打倒陈毅”。

对于“造反团”提出“打到陈毅”，从内心讲，我认为像陈毅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打到的。我不是说自己有“先见之明”，我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一年多以前陈毅的一次答记者问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另外，在文革初期，他在北外的一次讲话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那是1965年9月29日，在记者会上，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记者就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使用香港作为据点的问题提问，陈毅回答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在北外的讲话是在1966年7、8月间。那一天，陈毅来北外看大字报，应广大师生员工的要求，他在大操场的讲台上做了即席讲话，使我有幸近距离见到了这位一直崇敬的在答记者问时大义凛然、讲话掷地有声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并聆听了他对多数派和少数派劝导和期待。记得他结合工作队、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对我们说：（大意）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了。不要揪住犯了错误的人不放，要允许犯了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整错人的要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以取得被整的人的原谅；挨整的人翻身了，不要对整你的人进行报复；如果这样做，你就犯了同样的错误。

他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打游击时的一个故事。他绘声绘色地说，有一次，他化装到某游击队去传达中央的指示，这支队伍因为与外界隔绝太久，信息不通，对他有怀疑，他再三解释，对方还是不信，竟把他吊起来，要枪毙他。陈毅说，当年的这个游击队长还在，现在是一位领导同志，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

陈毅讲完这段亲身经历后结合少数派对多数派的仇恨心态对我们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比上战场还危险！事后我不但没有怪罪谭余保，反而表扬他警惕性高，斗争坚决，是个好同志。我以后一直高度信任他，从未对他打击报复。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有宽大的胸怀，不应该揪住别人的错误不放，不应该计较个人之间的私仇怨恨。

陈毅在讲话中还告诫我们说：造反不能够乱来，干什么事都要有个限度，有个框框，不能超过这个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大的框框，造反不能超过这个框框。搞文化大革命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敢想不是胡思乱想，敢说不是胡说八道，敢为不是胡作非为。

在“造反团”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两件事，暗暗问自己：难道像陈毅这样的人还会是坏人？应该被打倒吗？不过转念一想，打倒谁，不打倒谁，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喊几句口号或不喊几句口号根本起不了作用。对于陈毅，即便在口号上过火一点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性格豪爽，心直口快，对照毛泽东思想，的确讲了不少“黑话”（我并不认为编进“黑话集”里的所有“黑话”都是反动的，有时倒觉得有些“黑话”讲得有道理，不过不敢公开讲他的“黑话不黑”），对他进行“炮轰”、“火烧”、“油炸”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应该说，在“造反团”的“团丁”中（“红旗大队”把我们这些普通成员称为“团丁”），持我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至于“造反团”的头头们是如何想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就在我对打倒陈毅的口号还不能完全接受的时候，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声浪已经一天一个变化，一浪高过一浪”。4 月13日，外交部“联络站”和北外“造反团”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外事口和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简称“批陈联络站”）。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以下简称“六?一六”）由于观点极左，经常公开发表攻击周总理的言论，“批陈联络站”没有吸收它，但在对待陈毅的问题上观点相近，“批陈联络站”同它采取一致行动。

没过多久，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同外交部“联络站”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和北外“红旗大队”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简称“外事联委”）。

接下来，“批陈联络站”和“外事联委”开始围绕批斗陈毅还是批判陈毅、打倒陈毅还是对陈毅“一批二保”展开了明争暗斗，互相争抢批判/批斗陈毅“领导权”。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这已经是外事口第二次掀起批陈/倒陈的高潮。第一次批陈/倒陈高潮发生在1966年年底，那时中央文革诬陷陈毅的“罪名”是刮起了“十一月黑风”。

所谓十一月黑风，实际上是陈毅、叶剑英等老帅对当时中央文革的一些“左”倾的错误做法所提出的尖锐批评，同时也包含了对与会年轻人进行了语重心长的教诲。

19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十万来京人员大会上，陈毅说：“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好听哟，但还是要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说‘工作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革命’是错误的。”“作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好大错误，作好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叶剑英说：“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我们军队内，有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作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1月14日，在外交部解散红卫兵组织大会上，陈毅说：“自5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现在我还坚持这些看法讲下去。我已经做好准备，因为讲话多而受到批判、犯错误或惨遭不幸，被打成黑帮坐班房，被罢官撤职，这都不要紧哟！但是我不愿做和事佬，不表态，躲在角落里。我要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可能是好的作用，也可能是坏的作用，但是我还是要讲，而且讲就必长，一讲起来就有批评。讲话以后总有很多大字报，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有时你还没有讲完，大字报就已送上来了。有人劝我陈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还是要讲，有啥子办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是个‘落后分子’，你们写了几百张，是‘先进分子’哟！现在外交部里大字报的名堂可多哟，什么‘罪魁祸首’呀，什么‘刽子手’呀，什么‘滔天罪行’，……哈哈，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这不是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他继续说：“有人在大字报中说我陈老总的讲话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他说他的，但我不改变我的看法。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

11月29日，陈毅、叶剑英再次接见军事学院学员。会场上张贴大标语，声言批判陈毅、叶剑英在13日的讲话。陈毅在会上重申：“搞路线斗争不能简单化、扩大化。”“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他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这说明陈老总不老实，见到问题不讲，看到有同志犯错误也不帮助，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搞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你们做法不纠正，我交班也不交给你们。”叶剑英说：“如果你们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

陈毅等老帅的如此言论，在那个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入鼎盛时期和中央文革一手遮天的背景下，无异于是自投罗网和飞蛾扑火！很快，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北外等大专院校和外事口的造反派组织立即在社会上掀起了反击陈毅等人“十一月黑风”的恶浪，“揪出陈毅！”、“陈毅必须检讨！”和“陈毅必须低头认罪！”的口号和大标语瞬间出现在北京街头。

为了使陈毅早日摆脱被造反派组织穷追猛打的被动局面，尽快把他“解放”出来，经周恩来多方协调，特别是做陈毅的说服工作，终于促成了“陈毅检查大会”的召开。

1967年1月24日下午4时，人民大会堂里坐满了外事口各单位、各学校的万余名代表。“陈毅检查大会”是以国务院的名义召开的，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出席大会。

周恩来宣布大会开始后，首先对陈毅“检查”事一拖再拖的情况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着，陈毅作关于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查。

这篇3000字左右的“检查”，是经周恩来再三修改、推敲后定稿的，“检查”内容包括：1、不理解。由于我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2、说错话。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纠正错误很不彻底，继续发生了一些错误，说了很多错话。特别是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两次大会上的讲话,错误很严重。3、挖根源。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集中表现在群众观点上。还集中暴露了思想，作风上的很多问题。4、表决心。同志们希望我改正错误,我也有决心，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

对于刘新权工作队的错误，陈毅在“检查”中说：工作队“采用逼供信，整理黑材料等等办法，在外语学院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其他的一些工作队或工作组，也都程度不同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工作队和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我应负很大的责任。”

“外事口各机关、各学校普遍地程度不同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有些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有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赔礼道歉”。（陈毅向群众鞠躬。）

陈毅的“检查”念完后，陈伯达和周恩来在讲话中都肯定了陈毅所作的检查。陈伯达说“我觉得陈毅同志的讲话很好。”周恩来说：“这样一个老同志，奋斗了四十多年，战斗了四十多年，为党作过不少工作，也犯过不少错误，现在在晚年还在努力工作，努力改造，努力紧跟主席走，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帮助他。……我希望大家以同志的态度，兄弟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帮助他。……现在他作的检讨我想基本上是好的。”

“陈毅检查大会”仅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陈毅闯过这一“检查”关后，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1月31日，在外交部“联络站”主持下，外交部召开了揭发批判陈毅执行资反路线的大会。在陈毅的“检查”获得通过后，外交部的造反派宣布：“欢迎陈毅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陈毅是我们的红司令。”

如何看待陈毅的“检查”呢？我认为其中既有真心的认错，如向运动中所有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鞠躬赔礼道歉”；也有违心的检查，如对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两次大会上的讲话的认错。总体说来，他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是很不理解的和抵触的，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批干部的极左做法是坚决反对的，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纵容、支持造反派的所谓“革命造反”是极为不满的，对造反派的暴力、破坏和不断升级的揪斗行为是深感愤怒的。他没有怀疑毛泽东思想，他认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永远跟不上的，但我们要尽量地跟。”接着他又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是很不自觉的，很不理解。要看大字报，要勇敢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了还要坚持，错了就改。”

在这次“检查”过关之后，如果陈毅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今后在一些场合讲话只要不锋芒毕露，他是不会受到大的冲击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毅就是陈毅，对于文革的不满，他强忍了一时，但几天过后，他再也忍不住了，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在2月9日、12日和14 日，他又在不同场合发声了：

“去年七、八月份，我讲了许多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讲话可能说成新反扑，我不怕，还是要讲。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全国大乱，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出来讲话，更待何时？”

“逼着我作检查，我还不认为我全错了，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

“我讲这些话可能触犯一些人，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不怕”。

“你们都是造反派，造我的反，我是什么，是反革命？请示？不敢当。当面请示，背后还不是骂我的祖宗，定性的两面派！”

“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就是要我低头认罪，我们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不要太狂了，没有好下场！”

陈毅在机场对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一名成员“大发雷霆”四天后，便发生了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陈毅是同中央文革“抗争”的主角之一，特别是他翻延安整风历史旧账的一番慷慨陈词，该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和敢于承担被批判、被揪斗、甚至被打倒的后果的勇气！更需要一提的是，在“大闹怀仁堂”的当天，陈毅驱车到机场送走外宾，立即赶往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对归国留学生代表作了长达7个小时的讲话。他不愿意改期接见，是急着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讲给留学生听，“不愿意看着娃娃们犯错误”。陈毅在讲话中说：

“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到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德）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现在一斗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打倒、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前几天,先念同志召开财经口的会，部长、司局长都来了，一问都戴过高帽子，大家相视而笑。这不是瞎胡闹吗？”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

　　“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从“十一月黑风”到陈毅被“解放”，从“三老四帅”的抗争到反击“二月逆流”，陈毅的政治命运就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如同这几个月的文革风云变幻一样，让人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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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立山 文革北外记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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