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历史图景的过程事件分析

reading · 发表于 2022-2-21 22:08:32

2021年10月28日 13:36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4期　作者：严飞

　　内容提要：历史社会学有两种研究取向，分别是强调社会结构性条件的结构分析和强调历史关键时期行动者能动性的过程事件分析。两种方法各有侧重点，其解释效力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情境。本文重点考察过程事件分析，以厘清这一研究方法的要素和内核。本文指出，过程事件分析重在关注事件的时间性、事件的濡染和扩散效应、历史情境的风险和模糊性，以及行动者的回应性选择和互动。要深刻理解历史迭变的动力机制，就需甄别关键事件的转捩点，并将深嵌历史风暴眼中的行动者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在复杂变动的历史情境下，大众行动者倾向于通过不同方式策略性地回应外部信号的不确定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事件节奏。选择引向行动，行动又塑造出新的身份认同，并外溢出历史发展的非期然性后果。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社会结构；动态过程；行动者；政治选择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与创新研究”（19YJA840019）。

　　作者简介：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

　　一、导言

　　社会学要有历史关切，要深具历史的想象力。在“历史转向”的思潮中，国内社会学界开始重新拥抱历史视野，并获得方法的延展、概念的拓深，其中在历史社会学框架之下，有关时间与空间、革命与权力、文化与惯习、政府与治理的讨论在最近几年也愈发热烈（成伯清，2015；郭台辉，2019；李里峰，2018，2019；郦菁，2016；林盼，2020；孟庆延，2018；钱力成，2019；渠敬东，2015；谢雯，2019；肖瑛，2016；徐晓宏，2017；严飞，2017，2019；严飞、曾丰又，2018；张杨，2017；周飞舟，2019；周雪光，2019；朱宇晶，2020）。诚如应星（2018）所指出的，“历史社会学并不是一门边缘性的、交叉性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总体性、本源性的研究趋向”。

　　与重于描述和呈现历史图景全过程的历史学相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更加看重个别历史事件背后所抽离出的一般性规律和社会机制，这些机制可以推而广之地放置在其他的社会情境和制度环境之下加以验证（Calhoun，1996，1998；Sewell，2005；Skocpol，1984；Tilly，2002）。同时，针对同一幅历史卷轴，历史社会学更加倾向于检验两三个不同的理论范式，并揭示出，为什么一起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只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之上而非别时他处（Clemens，2007；Lachmann，2013；Mahoney & Thelen，2015；Sewell，1996b；Tilly，2001；Zweynert，2018）。

　　这其中，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路径又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的叙事框架。一类是结构/机制叙事，强调社会结构性条件；另一类则是时间序列叙事，强调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事件、决策者以及种种偶发性（赵鼎新，2019，2020）。譬如在研究工人罢工运动时，结构主义者会通过寻找一组静态的结构型自变量来解释罢工的原因，如工资的高低、工时的长短、工会组织权的强弱、工作条件的好坏等（Kerr & Siegel，1954；Rees，1952）。而事件过程的研究，则会关注历史情境下的关系型变量和行动者的主观选择，如工人如何相互模仿和学习，从而导致罢工运动呈现出延绵传递的扩散效果（Conell & Cohn，1995）。当然，这两类叙事并不必然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分析，而是往往可以统合在一起，所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有机结合”（赵鼎新，2019）。

　　伴随着“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及其所带动的文化转向（Adams，Clemens & Orloff，2005），结构分析弱化，事件-过程-历史或然性分析转盛，微观情境式的解释框架成为主流。但尽管如此，这一新的趋势并未取得足够的共识，各种新作似乎仍在各自探索替代性的时间假设、历史叙述和话语策略。譬如，在理论层面上，将文化和意义放置在历史图景中以探讨“文化作为变量”和“文化作为构成”其各自不同的历史解释张力以及可能的演变组合（钱力成，2020）；在方法论层面上，就历史比较中如何运用反事实推理和比较研究方法来分析历史变迁的因果性和偶合性（张杨，2020）；在经验层面上，以知识生产作为案例对象，从知识-权力装置的建构、多元行动者和行动场域、知识生产时刻这三个维度解构知识研究的历史图景变迁（郦菁，2020）。

　　对此，本文将历史社会学中的过程事件分析范式作为讨论重点，以厘清这一分析路径的要素和内核。本文指出，要深刻理解历史迭变的动力机制，就需要洞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转折与机遇，并将嵌入历史漩涡中的行动者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行动者的判断和选择不仅塑造了历史转型过程中的诸种可能性，同时也内生性地改变了行动者的主观意愿和身份认同，继而外溢出历史发展的非期然性后果。

　　二、结构分析路径

　　作为“当前社会科学词汇中最重要和最难以捉摸的术语之一”（Sewell，1992：1），结构分析视角实际上是一种以变量为基础的研究取向（variablebased approach），将历史情境简约化为不同的变量，并寻求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种结构性的分析思路，首要关注变量的稳定性和长期的时间性。历史事件的产生和发展是由各种预先给定和确定的因素所塑造，这些决定性因素被嵌入在大众行动者预先面对的结构性条件中，并限定了行动者的行为选择。

　　首先，在宏观层面，结构分析视角在探寻现代性（modernity）的比较历史分析中，譬如在解释革命的爆发、国家的兴起、资本主义的诞生这些议题时，往往以机械的功能主义和历史目的论为分析导向，流于静态、恒定和持续。譬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其经典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关系的分析中，就采用了结构性视角，指出革命不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而“制造”出来的，而是在各种结构性力量之下自然“发生”的（Skocpol，1979）。斯考切波认为，参与革命的群体复杂多元，驱动力量也各有不同，并非一些革命精英对群众灌输就能迸发出革命的火花。相反，革命是在特定历史、社会等结构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自然产生的。具体而言，解释革命之所以会爆发的主要自变量，是各个国家的农业经济、阶级结构、外来压力大小以及农村社会政治结构，因果机制则是由这几个主要自变量相互结合从而导致国家陷入政治危机之中，“而这些政治危机又位于旧制度国家的结构和形势的中心”，并最终推动了革命的产生（Skocpol，1979：47）。

　　事实上，通过社会结构框架解释革命运动，是早期社会学的主流范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就率先采用了国家-社会的分析思路，将法国的社会结构划分为国家、贵族、个人三个社会层级，并明确指出贵族有权管理地方事务，其特权在传统法国社会中是被认可和接受的。但是，由于国王路易十四的集权改革，贵族的特权被大范围地收回，逐渐导致社会出现空心化状态，并催生了大量反特权的革命情绪（Tocqueville，1856）。

　　但是，在实证研究上，学者们在原始档案资料和回忆录的基础上，对法国19世纪的革命运动进行了新的社会学解释。以1848年法国六月革命为例，特劳戈特（Traugott，1980）根据1851年巴黎工商会（Chambre de commerce de Paris）的档案数据，发现六月革命时“国家工场”和别动队在人员的职业构成和阶级起源上均十分相近，其中在传统被认为是站在起义运动最前列的棉纺织业中，有7.2%的工人加入了代表政府的别动队，只有4.7%的工人加入了“国家工场”。而之所以来自同一阶层的群体会加入到不同的政治派别中，则是因为从1848年2月至6月这短短4个月时间里，临时政府与“国家工场”之间出现一系列的偶发性互动，同时“国家工场”与别动队内部组织结构发生变动，最终导致“国家工场”转变成了对抗别动队和临时政府的核心力量。在另一项针对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的研究中，吉尔德（Gould，1993，1995）根据2 200份起义运动中被捕人员的庭审文件和秘密警察报告，揭示出巴黎公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并不是来自紧密相连拥有共同阶级情感的技术工人，而是基于社区中的非正式网络而团结在一起的不同行业群体。换句话说，以社区纽带为基础的团结感，成为跨行业的行动者新的动员力量，并最终促进了巴黎公社的诞生。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阶级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固然对法国19世纪的革命爆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结构只是为革命创造了条件，如果革命者只是一群很平庸的人，革命照样不会成功（赵鼎新，2005）。而异质化的意识形态在革命运动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休厄尔（Sewell，1985）在批判斯考切波的研究时，就指出在任何重大的革命之后，总会有一套新的文化体系取代旧的，因此分析者应该深入到复杂的叙事中，凸现各种文化互动的过程性关系。正如应星（2017）所言，“如果说阶级分析的功能类似于望远镜，事件分析、组织分析和派系分析的功能类似于显微镜，那么，对事件社会学来说，望远镜和显微镜都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在微观层面，结构分析视角在挖掘行动者的行为动机时，会根据“地位、阶级、性别或职业等类别，或按照亲属关系、权威、社会网络、社区或小团体互动”这些结构性要素进行分类（Walder，2009：400），而归类后的大众行动者则被假定具有相似的集体特征和共同的利益，历史在推进中的种种演化和迭变，以及一系列外生事件对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冲击和影响则被忽视。因为行动者往往受到其社会地位所要求的内在利益影响，被他们社会联系、正式组织中的成员身份所左右，因此在不同时间点上，行动者的选择都是稳定的、静态的。

　　结构意义上的相似性指的是“行动者与同类型其他行动者之间具有同类型联系的程度”（Michaelson & Contractor，1992：300）。斯诺和麦克亚当（Snow & McAdam，2000：44）则用“结构上的接近”（structural proximity）来描述“具有相同或类似角色的现任者或来自相同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的成员，在相同的社区生活，在类似的企业中工作”是如何在本质上同构的。这种同构的性质造就了结构上的相似性。结构相似性意味着，当大众行动者被嵌入在相似社会结构中时，他们将拥有共生的利益，获得相似的社会资源，扮演相似的社会角色，并在其群体边界内做出相似的选择。

　　结构上的相似性导致了行动者的身份固化。身份固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根本相似性”（fundamental sameness），且随着时间推移，它可将群体成员与非群体成员、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区分开来（Brubaker & Cooper，2000）。因为参与者在结构上拥有相似的群体成员身份，处于相似的地位从属关系或网络连结中，所以他们的核心身份将趋近于相同或相似（Jenkins，2008；McAdam & Paulsen，1993）。也就是说，固定的、稳定的、不变的群体性认同是存在的，它将群体特定的认同与既存的社会分隔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利益集团的政治形式。一旦团体形成，其成员就保持固定不变，且因集体认同而拥有一致的政治目标。而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地位群体，必然会强化“我们-他们”的身份边界。二元对立的身份边界一旦被激活，就极易制造出冲突性的派系争斗，甚至点燃集体性暴力（Collins，2013；Sen，2007；Tilly，2003）。譬如格罗斯（Gross，2001）在研究“二战”时期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Jedwabne）的犹太人大屠杀时，发现小镇中1 600名犹太人仅有7人幸存，而杀害他们的并不是纳粹，而是小镇上曾和犹太人比邻相居的波兰人。在极度动荡的局势下，无论这些波兰人过去和邻人之间的关系多么和睦，他们在波兰人的共同体中强化了“我们波兰人”的身份认同，原本长期潜伏的民族情绪被激化，并最终转化成了种族屠杀的身份工具。

　　再次，在时间维度上，结构分析视角强调政治或经济环境的长时段变化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动员，短期内的快速波动则不然。具体而言，城市化、工业化、犯罪率和人口变动会导致社会变迁，进而引起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作为结构性紧张的根源，政治机会的扩大一方面增强了历史演变的活力，另一方面，受此影响的行动者在社会变革的压力下更有可能加入到激进的历史运动中（McAdam & Sewell，2001）。例如，佩吉（Paige，1975）在研究1948年至1970年发展中国家的土地革命时指出，经济转型的不断扩大是农村农民起义的根源之一，当之前封闭的市场被纳入全球经济时尤其如此。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学术起点，也可以被界定为“将社会过程化约为初始性的结构性因素和静态化的社会变迁后果之间对应的结构还原论”（李钧鹏，2014）。在他早期对法国工人罢工的研究中，蒂利选择了1830年和1960两个时间点，通过比较罢工的周期、罢工的频次、罢工的规模这三大变量在两个固定时间点的差异，呈现出长时段的社会变迁对工人阶层的影响（Shorter & Tilly，1971）。在另一项对19世纪中叶法国犯罪率的研究中，蒂利发现1830年到1860年法国侵犯人身罪（crimes against the person）和侵犯财产罪（crimes against property）的增加成因于社会环境的长期结构性变迁，而非人们对社会秩序的失望和不满（Lodhi & Tilly，1973）。

　　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结构分析路径倾向于将不相交的历史事件统合在“现代性”的长时段发展之下，用政治-经济框架来解释宏观现象的发生。而个人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和拥有的行动空间是具有稳定性的，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剧烈变化。在这一意义上，强烈的系统功能主义色彩弱化了行动者的重要性，行动者的个体选择被作为结果嵌入在了历史进程中，而其选择的过程则湮没在了故事背景里。

　　三、过程事件分析路径

　　过程事件的分析路径强调叙事的动态性、流动性，以及事件过程中参与者的关系与互动。结构虽然会影响人们的行动，却不能决定每个人的行动，个体的行为选择，必然是在一个特定的复杂环境之下面对诸种偶发事件和外生冲击的一系列回应。所谓“事件”，根据休厄尔（Sewell，1996a：262）的定义，是指“那些显著改变结构的历史发生（happenings）”。整体而言，本文接受这一定义，但同时强调，这一定义有可能将“事件”简约化为重大的“政治事件”从而转向政治史分析，而忽略历史一般性事件推动历史的发酵与聚集效应。事实上，一般性事件甚至日常事件因为其本身固有的文化开放性和政治符号性，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李里峰，2003）。柯林斯（Collins，1988）就指出，那些平庸而重复（banal and repetitive）的日常实践，是微观情境下的生活动力，同时也在时间和空间上组成了宏观的图景，并在宏观层面上受到制度、组织等要素的限制。孙立平（2000）曾用过程事件的分析路径，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一个微不足道事件的个案分析，来揭示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结构的不可见性”，并就如何开展日常生活的研究，掀起了一场有关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的范式讨论（谢立中，2010）。对此，本文所定义的“事件”，在微观层面上更加强调大众行动者是否有参与其间，以及在这些事件中又是否面临一个需要做出选择的历史时刻，而最终这些选择又如何在宏观层面上推进了历史图景的新一轮演化。

　　在历史社会学领域，伴随着近年来文化转向的趋势，学者们的分析思路亦不再将结构性要素作为解释历史的唯一原因，而是将解释的焦点，从社会结构转变为结构中的主体行动者，以达到重塑现代性（reshape modernity）的目的。这一研究进路，更加集中于历史情境中的个人，即行动者的动机和权宜性选择，强调涌现性、偶变性、互动性，并通过对于历史事件的过程性追踪，辨别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从而展现出历史延续与迭变的动态图景。

　　总体而言，学者们利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框架解剖历史图景，体现出了如下四大特点。

　　第一，强调“事件的时间性”（eventful temporality）。

　　“事件的时间性”是由休厄尔（Sewell，1996a）在《三种时间性》（Three temporalities）一文中所提出，特指以时间为切口，把关键的重大突变事件（momentous events）放入因果解释的核心，考察这些重大事件如何改变了社会关系，重塑了文化图示。在研究方法上，为了追踪事件展开的全过程，就需要采用序列研究法（sequential method）（Collins，2012；Demetriou，2012；Falleti & Mahoney，2015；Onaka，2013），在事件裂变的每一个关键时间点上，追踪行动者不尽相同的策略选择、互动回应等行为，并展现这些行为如何产生出一系列“非预期性和非预见性的后果”（Zwart，2015）。

　　首先，“事件的时间性”分析需要留意历史事件的复杂延续性。一起事件，从开始到高潮再到衰落，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是只有单向度的前向性，而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多维面向上如同缠绕的藤蔓一般交错复杂，并可以引发出一连串的后续事件（a cascade of further events）。以休厄尔（Sewell，1996b）对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的研究为例，这一起事件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被标志为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来自攻占巴士底狱所引发的一系列后续进展。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之后，一场激烈辩论旋即在巴黎展开：民众的行为到底是一场非法的暴力骚乱，还是一场正当的革命运动？激辩背后的潜台词是，代表国民的到底应该是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还是国王？7月16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下令撤走了包围巴黎的军队，并且再次启用赞同改革的财政大臣内克（Necker）。7月17日，《巴黎革命周报》（Les Rvolutions de Paris）在一篇报道中将攻城民众描绘为“国民的士兵”（soldiers of the nation），“（他们）高举祖国神圣的旗帜，赢得了无数人的掌声和欢呼”。同一天，路易十六亲临巴黎，新任巴黎市长在城门口的欢迎仪式上对国王说，“我为陛下带来了巴黎的钥匙，这些钥匙与当年献给亨利八世的一模一样。他当初征服了他的人民；现在是人民征服了他们的国王”。7月20日，在国民议会的讨论中，保守派大力谴责巴士底狱事件中的暴力与骚乱，而进步的一方则赞誉巴黎的民众暴力是一种必要的暴力，是迫使国王向议会屈服、推动自由战胜专制的重要一环。7月23日，巴黎市区再次发生街头暴力事件，国民议会一方面竭力谴责是次暴力滥杀的非法性（unjustified violence），另一方面正当化、神圣化14日民众对巴士底狱的冲击，以将革命与叛乱进行区分，并认定攻占巴士底狱中民众的流血与暴力是“一场反对专制的全国起义”，具有“超越了法律力量”的革命性。从对上述历史事件的时间性追踪，休厄尔指出，攻占巴士底狱这一起历史事件，实际上并不是结构性的力量一手完成，一开始就吹响革命的号角，以革命的姿态爆发，以革命的胜利结尾，而是在多元行动者们的妥协、竞合的互动中被逐步塑造（inventing），并最终被标记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运动。

　　其次，“事件的时间性”分析还需关注历史偶变性（contingency）带来的非期然性影响。在休厄尔（Sewell，1996a）看来，“偶然的、未曾预料的和根本就无法预测的事件，能够破坏或改变历史的最为明显的持久趋势”。换言之，历史的诸多或然性，就如同韦伯笔下的“历史扳道工”（switchman）（Weber，1946：280），它决定了火车是按照原本的轨道继续前进，还是会突然改变方向，转入进另一个轨道中。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其小说《在西方的目光下》（Under Western Eyes）中就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沙俄末期，圣彼得堡大学学生哈丁在暗杀政府官员后向他的同学拉祖莫夫寻求帮助。拉祖莫夫试图帮助哈丁逃跑，于是和车夫联系，谁知车夫醉酒无法驾车。拉祖莫夫在和哈丁的争吵中，想到哈丁言辞中的种有令他不愉快之处，转而选择去向一个旧识的贵族告密。这一偶发事件使他成为秘密警察局的关系者、沙俄政治集团的一分子，听从政府官僚的指示渗入革命团体内部（Conrad，1911）。拉祖莫夫所遭遇的变故和他所做出的选择，深刻体现了历史偶发性要素对行动者个体选择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上，蒂利在对西欧国家如何诞生的历史分析中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大量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不是人们为了改变历史进程所做出的一种有明确目的导向的意识行动，而是来自不同利益代表的行动者在追求自我利益的互动中所产生出的非期然性后果，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外溢性（Tilly，1975）。叶尔玛科夫（Ermakoff，2008，2015）则选取了三个历史上的“神奇一夜”—1789年8月4日法国国民议会投票废除旧制度，1933年3月23日魏玛共和国国会授予希特勒独裁权，1940年7月10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会授权元帅贝当制定新宪法，进行了事件社会学的分析。这三起历史事件有一个共通性，即原本按照普遍性的历史发展逻辑，1789年的法国贵族应当极力捍卫等级特权，1933年的希特勒和1940年的贝当都只在国会中占有少数票权，但最后历史的走向都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贵族们自愿放弃自己的特权以废除封建权益，国会代表们改变立场、集体做出出让权力的决定，投票支持独裁政府和新宪法。对此，叶尔玛科夫分析指出，在戏剧性突变的重大历史时刻，由于行动者彼此处于一种相互不确定（mutual uncertainty）下，人们会比常规时期更加关注同侪的抉择，通过对他人选择/投票的判断来定位自己的选择/投票。此时，一部分关键行动者的立场转变乃至偶发性误判，都会迅速对群体内其他成员施加影响，这种微妙的互动产生出群体性共振，并最终导致极其意外的历史结果的出现。

　　第二，强调濡染和扩散效应（diffusion）。

　　所谓濡染效应，指的是在特点时间、特定地点发生的事件，会诱导其他时间、其他地点爆发类似的事件，形成传播扩散。扩散的核心机制，是一起触发性事件（stimuli event）对其他事件所带来的自我强化的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当一场革命运动成功爆发之后，就会激发其相邻地区发生类似的运动；当大众行动者都纷纷选择加入某一特定社团组织的时候，就会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同一个组织。换言之，濡染扩散反映的是在t时间点的增量，会导致在t+l时间点上产生出类似的增量。例如，康奈尔和科恩（Conell & Cohn，1995）在对1890年到1935年法国煤矿工人罢工运动的研究中发现，一场成功的工人罢工，会带动起相邻地区的工人们通过模仿学习开始新一轮的罢工行动。再例如，比格斯（Biggs，2002，2005）在研究1886年芝加哥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罢工运动时发现，芝加哥的罢工游行并非建立在工人阶级团结的基础上，也与工人阶级原有的职业、行业、位置或种族等结构性影响无关。相反，抗议规模的突然激增来自两大工会组织在工人动员上的竞争关系。罢工运动一开始只集中在少数工人积极分子身上，但是当普通工人参与运动的热情不断高涨时，芝加哥两大工会组织“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和“中央工会”（Central Labor Union）为了保持自己在工会组织的地位以及工人成员数量上的优势，也各自组织起激进的抗议活动：当“劳工骑士团”打出激进的口号标语时，“中央工会”则采取更为激进的动员策略，以吸纳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在锦标赛式的竞争性动员激励之下，芝加哥的工人罢工就如同燎原之火（forest fires），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濡染效应的方向一定是正向的吗？是否只有卷入事件中的行动者，才可以通过网络或者情感动员激励起更多的旁观者参与其中，而非旁观者反向引导参与者从事件中退出？答案倒未必，濡染效应也会有负向的扩散。譬如，有学者（Tolnay，Deane & Beck，1996）在研究1890年到1919年美国南方的“林奇私刑”（lynching）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所谓“林奇”，是指以私刑处死，即未经国家法律程序，直接依个人或私人团体的判断对他人判以死刑，特别是通过绞首处以死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南方，白人对黑人的“林奇私刑”依旧随处可见，但不同地区的分布也截然不同。传统观点认为，一个地区如果发生多起“林奇私刑”，就必然会导致临近地区也相应爆发私刑处死事件。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发生“林奇私刑”地区的周遭，私刑频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其原因，就是扩散的负向效应，导致周围地区的黑人因为受到“林奇私刑”的震慑而处处避免与白人发生冲突，而白人群体也因为黑人主动的行为收敛而选择不再过度使用私刑。这一项研究启发我们，在事件的扩散态势下，实际上存在着差异性的可选方案，个体行动者因此具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项中做出较为自由的选择的能力，并根据情境的变化做出不同的选择。

　　第三，强调历史情境的风险和模糊性（ambiguity）。

　　所谓模糊性，是指没有被明确验证的经验和历史，缺少确定的政治意涵和可管理的风险控制。由于大众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是深深嵌入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情境（historical context）之中，因此“关于政治选择的理论都必须言明作出选择的情境”（Walder，2006：710）。历史情境一般可分为平衡时期和波动时期，其中在平衡时期，政治信号是稳定而清晰的，并且在相对较长的一个时间周期内不会发生更迭，因此行动者可以根据个体结构性的地位，对于未来做出可预测性的判断，并巩固内在的身份利益。而在波动时期，政治信号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在短期内不断变动，制造出新的、复杂的场景，从而给行动者的行为模式施加了一系列的环境限制，迫使行动者在微观情境的各个“互动关系转折点”（interactional-relational turn）迅速做出判断、采取行动（Klusemann，2010）。这种短期效应的积累重新界定了行动者与他们在先前政治选择中所处结构位置的联系，并最终影响到整个局势的走向。与此同时，由于政治信号的高度不确定性，在A行动者看来是政治机会的讯号，就有可能被B行动者解读为潜在风险，并且A、B行动者都坚持自己的“感知概况”是正确的，而对方的感知是错误的，从而产生出冲突性回应和身份分歧。

　　历史社会学的过程事件分析，会更加青睐历史的波动时期，而非常规平衡状态下的日常实践。理查德·莱赫曼（Richard Lachmann）认为，历史社会学应该要“区分出人们日常的不重要的行动和改变社会结构的稀有的行动；要解释为什么变革性事件发生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而不是其他时间和地点；要展示出一些事件如何使之后的事件成为可能”（Lachmann，2013：10）。行动者因为路径依赖的惯性使然，其政治选择的不确定性必然是在关键的事件转折点（turning points）才会发生，而非随机偶变。攻占巴士底狱、国会立宪投票、流行疾病的爆发以及随之出台的类似封城闭关这样的重大政策，这些都是辨识度较高的关键历史事件。而更多的历史时刻，身处其境的行动者并没有如此紧迫即时的认识，但他们回应性的行动策略和选择，却深刻改变了历史进程。因此，在实证的层面，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甄别何为波动时期，何为关键历史时刻？诚如赵鼎新（2020）所指出的，“我们应该采用什么准则来判断什么是普通时期，什么是特殊时期？是否仅仅因为我们喜欢的某些人物或者某类事件成功了，我们就把那个时期定义成特殊时期？”

　　对于这一设问，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者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事实上，由于行动者面对着历史情境中的多重面向，这些复杂的方方面面也使他们的选择复杂化，而历史的冲突又是行动和反向行动的动态流动，是“因为冲突本身的时间动态”而产生的（Collins，2012：17）。那么，对于这种时间动态的辨认，一个可能的途径，就是通过数据的实证手段来找出绝大多数的大众行动者都参与其间并都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刻，这个时刻即是历史关键时刻。（Walder，2014；Yan，2015，2018）

　　第四，强调行动者的回应性选择（adaptive choices）。

　　所谓选择，即个体在政治行为上做出的行为取向的决定，譬如是否参与一场运动、加入某个组织等。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试图对任何一场历史事件做出可信的解释时，阐释行动者选择的发生路径就不可避免。正如华尔德（Walder，2006：712）所说：“每一套政治运动理论的核心都是政治选择问题。”在高度不确定和模糊的历史情境下，以往社会制度所形成的相似的结构性利益必然会因为偶变事件而迅速改变，并强迫个体随之做出选择。此时，大众行动者倾向于通过不同方式策略性地回应外部信号的不确定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事件节奏。个体的选择多种多样，而且往往并不遵循一致的模式。选择引向行动，行动又塑造出新的身份认同，从而导致行动者跨越他们所属群体的边界，步入小径分叉的花园。这些身份不再是结构式的静态稳定。相反，它们是流动的、可转化的。

　　经验研究层面，我们可以从蒂利第一部著作《旺代》（The Vendée）中看到这样的重大选择及其影响。旺代位于法国西部，1789年，巴黎革命的影响扩大到了这一地区，当地的每一位牧师都被要求向新革命政府和新宪法宣誓，以示忠诚。快速的局势转变成功改变了当地的政治平衡，迫使该地区每一个主要的职业群体都必须做出非常困难的选择：是宣誓，并承受因背叛社群成员而带来的耻辱，还是拒绝宣誓，并接受新建立的地方政权的惩罚？模糊不清的政治形势迫使处在同一群体中的成员因为难以预测选择的后果而做出不同的选择，在这个动态过程中，稳定的结构性因素被削弱。当地所有的牧师，包括天主教牧师，甚至那些曾经公开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城市商人，都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内部纷争，并最终分裂为不同的政治派别（Tilly，1964：227-304）。

　　再比如，在一项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华尔德（Walder，2002，2006）虽然部分认同人们的选择会受制于当事人的社会利益，包括“与权力结构中的关系”，“更好的生活水准与前景预期”以及“那些旨在掩盖自我利益的隐形的群体利益”等。但同时，他也强调，政治选择和派系身份只能在追溯事件顺序的过程中得到理解。在内部组织斗争和外部环境波动的双重影响下，个体的结构性选择被打断，只能被迫在模糊混乱的政治情境下做出迥异的选择，从而导致派系的产生。派系的产生引起政治格局的变动，而情势的新一轮转变又会产生新的身份和行动群体，这是一个动态的、需要不断做出选择和行动的过程。派系之间的差异性是在派系形成对立之后被建构并逐步扩大的，这一方面是行动者为了捍卫早期的选择造成，另一方面是行动者为了在运动浪潮中比竞争者率先占得先机所致。另一项研究（Yan，2015，2018）通过重构地方派系同盟的产生和演化过程，发现在高度不确定的政治环境下，所谓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并非在社会结构上对立的利益集团，而是在摇摆不定的政治信号影响下，大众行动者都宣称自己是忠诚的革命者，并根据自己对当下政治形势的理解，对政治风向的变动做出了不同的诠释，并因此产生出不同的派系联合和分裂。换言之，群体动力替代了社会的结构性力量，派系选择受到微观认知机制的影响，共同体中的利益共享者做出了不同的回应性选择。

　　必须指出的是，大众行动者做出选择时的理性程度和情感因素会影响最终的选择结果。赵鼎新（2006）认为，“如果把‘情感假设’同‘非理性假设’一并扔掉的话，那就不妥，因为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情感性行为在集体行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比在社会运动中起的作用更为关键”。在一场激烈的运动浪潮中，情感要素往往会催化行动者的非理性选择，特别是当政治形势出现剧烈变动之后，个体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回应性选择，但如若做出选择后的发展路径未及时被制度化，结果就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期。正如王绍光（2009：3）所指出，“行为者通常会像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所称的那样，是‘容易满足者’，而非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并且“行为者的偏好排序不止一种……他们的理性也不能阻止他们做出无理性和非理性的举动”。因此，情感因素固然会受制于社会结构性要素，但是对于个人选择的影响却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以结构性变量为分析对象的社会结构路径，二是以强调行动者能动性的过程事件路径。必须指出的是，两种分析路径各有关注点，并非彼此隔绝或完全对立，其解释力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情境。宏观的结构性因素要依托行动者在微观层次上的互动和选择为中介才能决定历史进程；反之，行动者的微观互动和选择也会局部性地改变结构性因素从而促发历史事件。

　　结构性分析，偏重于将环境的变化压缩为一个常量，在截取的不同历史时间点上，根据政治环境的切面对个体的政治选择进行分析。这其中，行动者在事件发生之前的结构性地位是一个单一静态的指标，基于此产生的个体选择也是静态和稳定的，因此结构性框架更适用于对较长历史阶段的分析。

　　而在波动振荡的历史时期，社会结构模型的解释力度就会减弱，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过程事件路径。过程事件分析，以时间序列上的关键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对事件扩散和迭变的过程追踪，描绘出行动者如何在历史关键性时刻做出回应性选择。政治选择不是既定场景下的一问一答，要厘清选择的机理，就需要将其放入具体的历史片段中。特别是在危机动荡时期，政治信号如此模糊而多变，以至于大众行动者难以准确区分何为正确的选择，何为错误的选择，但又被要求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这就必然导致个体的选择和结构性的身份地位产生脱离，呈现出流动性、可变性的特征。

　　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新的政治身份形成，新的政治利益被不断地重新定义，新身份随后又可作为政治结盟的基础。一言以蔽之，即“在关键时刻中，行动者的选择如何在初始条件的限制下，创造出制度或产生制度的变迁，而这些制度如何反过来塑造后来的行为者的行为，透过不断的再制过程，这些行动者如何发展出新的制度模式来作为回应”（Mahoney，2001：115）。进而，当竞争群体像一种“文化学习形式”（Goodwin & Jasper，2004：28）那样相互观察，并彼此指责对方的选择是“错误”的，捍卫本方的选择是“正确”的时，激烈的派别冲突便会出现，并常常将历史的发展牵引至更加复杂混乱的小径中。这一过程充满了戏剧的张力和互动的魅力，在历史的河流中不断涌出，周而复始。拨开历史的纵深处，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永恒的秩序，只有永远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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